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小名阿張，原名周樟壽，初字豫山，后字豫才，改名周樹人。1918年（民國七年）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時候開始使用“魯迅”作為筆名。1881年9月25日（光緒七年八月初三），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祖籍河南省。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戰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赴日本學醫，后棄醫從文并參加光復會。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等職。五四運動前后，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參加《新青年》編輯部工作。1920年（民國九年），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等校兼課。此后相繼出版了《吶喊》、《彷徨》、《阿Q正傳》等。1926年（民國十五年）后，曾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校任教。1927年（民國十六年）10月之后，定居上海市，研究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1930年（民國十九年）起，先后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組織，成為左翼文學的領袖人物。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并在著文翻譯、輯校文獻、文稿校改、日記書信、詩稿題贈、設計裝幀等方面留下了非常豐富的墨跡。他對于五四運動以后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
人物生平
少年時期
魯迅，1881年9月25日（光緒七年八月初三），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一個傳統士大夫家庭，祖父周福清在京中做官，父親周伯宜是秀才。魯迅七歲進本宅私塾就讀，十二歲轉入紹興市全城最嚴格的書塾“三味書屋”。少年魯迅在接受嚴格的傳統文化教育的同時，還喜歡涉獵野史、筆記、神話小說之類的書籍。1893年（光緒十九年），魯迅十三歲時，其祖父因科場作弊案入獄。此后官府借機勒索，加之父親身患重病，魯迅家道由小康逐漸陷入困頓。為其父親診治的中醫所開藥方中包含“原配蟋蟀”“經霜三年的甘蔗”“敗鼓皮丸”等特殊藥引，治療過程繁瑣且花費較高，最終未能治愈。在家庭破落的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使少年魯迅開始體會到上層社會的虛偽和腐敗。在此期間，魯迅一度寄居在城郊的外婆家。在那里，他結識了很多農民朋友。這一段經歷為他日后創作以農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奠定了生活基礎。
求學之路
1898年5月（光緒二十四年），魯迅到南京去投考無需學費的學校，進入江南水師學堂，被編入管輪班。11月，魯迅離開水師學堂，回鄉省親。年底參加會稽縣試。但魯迅對“博取功名”不感興趣，沒有參加府試。次年1月重返南京，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1902年1月（光緒二十八年），以一等第三名優異成績畢業。在南京求學時期，魯迅接觸了西方近代思潮。他鐘愛《時務報》《譯學匯編》，讓-雅克·盧梭、孟德斯鳩、斯賓塞的著作，林紓翻譯的外國小說。《天演論》中“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等關于發展變化的觀點，初步形成了他早期進化論的社會發展觀。
在礦務鐵路學堂畢業后，魯迅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留學。1902年4月（光緒二十八年），魯迅抵達日本東京，進入弘文學院普通科江南班學習。在此期間，他與許壽裳結識，并在此后建立了深厚友誼。關于青年時期魯迅的外貌特征，許壽裳曾描述為“額角開展，顴骨微高，雙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帶著幽郁”，體現出悲憫善感的氣質；周建人則回憶其留學日本期間的形象：短頭發、著旅行裝束、腳蹬高幫皮靴，整體呈現精神飽滿、生機勃勃的狀態。作為當時反清陣營的堅定支持者，魯迅帶頭剪了辮子，經常參加反清革命民主派的各種集會。這期間他編譯了歷史小說《斯巴達之魂》，編寫了論述中國地質和礦產分布情況的專著《中國礦產志》，發表了科學論文《中國地質略論》《說鈿》，翻譯出版了科學幻想小說《月界旅行》、《地心游記》。1904年4月（光緒三十年），魯迅從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畢業，同年9月入東北大學。后因在課堂上觀看日俄戰爭影片，感受到了身為弱國國民的悲憤，從此改變了醫學救國的思想，轉而志向于文學，以拯救中華民族的靈魂為急務。于1906年3月（光緒三十二年），重返東京，學籍列在東京德語學校，從事文學事業。
1906年6月（光緒三十二年），魯迅結束了在仙臺醫專的學業，自日本回紹興市，奉母命與朱安女士結婚。在紹興住了幾天之后回到東京，一面繼續學習外文，一面從事文學活動。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與許壽裳計劃籌辦文藝雜志《新生》，沒有成功。隨后，他在劉師培等人主編的《河南》雜志上發表了《人間之歷史》《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論文，標志他獨立思想的逐步形成。1909年（宣統元年），魯迅和周作人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一些短篇小說，是他譯介外國進步文學作品的開端。這期間，魯迅同革命黨人陶成章等人時有過從，參加光復會為會員，后師從章太炎學文字學。
四處任教
1909年8月（宣統元年），魯迅因家境困難，回國謀職。先在杭州市的杭州師范大學任生理學和化學教員，1910年7月又到紹興市府中學堂任生物學教員并兼任監學，課余輯錄類書中唐以前的小說，后定名為《古小說鉤沉》。辛亥革命爆發時，他曾積極組織聲援活動和宣傳活動。1911年10月，任紹興山會初級師范學堂校長。這年冬天，他以辛亥革命為背景創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說《懷舊》。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后，1912年2月（民國元年），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不久隨部遷至北京，擔任教育部事、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第一科科長等職，主管文化及社會文化設施等工作。公余時間，魯迅還輯錄唐宋短篇小說，后輯成《唐宋傳奇集》。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的社會狀況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袁世凱稱帝、丁巳復辟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國舊文化的頑固性，魯迅一時找不到攻擊舊文化的機會和戰友，常常感到極度的苦悶和絕望，一度傾心于輯錄、校勘古籍，搜集金石碑帖，研究佛經。在擔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兼教育部僉事期間，魯迅在提倡美育、制定注音字母方案、開展通俗教育、籌創京師圖書館和歷史博物館等方面，都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1918年（民國六年）初，魯迅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和胡適等人，投身于五四新文化運動。
文壇先聲
1918年（民國六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揭開了中國小說史上新的一頁。五四期間，魯迅又陸續發表了《孔乙己》《藥》《明天》等多篇小說。1922年（民國十一年）初，持文化保守立場的“學衡派”，從學理上反對新文化運動，發表對“新文化”走向的不同見地，引發了圍繞中國新文化問題的論爭。魯迅撰寫《估<學衡>》等雜文，回應“學衡派”眾人，駁斥《學衡》的理論主張。這些雜文大都收在雜文集《熱風》和《墳》里。
從1920年（民國九年）秋季開始，魯迅在北京大學、兼任北京女子師范學校、世界語學校教師，講授中國小說史等課程。后來他把講義整理《中國小說史略》于公開出版，這是第一部比較系統地論述我國小說發展歷史的專著。1923年（民國十二年），魯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吶喊》出版。1924年（民國十三年），魯迅還應邀到陜西西安大學講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從1920年至1926年（民國九年至民國十五年），魯迅先后在北京八所大中學校兼課。
為了培育文藝新苗，廣泛制造“批評社會，批評文明”的進步輿論。1924年（民國十二年）底，魯迅參與了《語絲》周刊的創辦，并參加了語絲社。1925年（民國十四年）又先后組織和領導了莽原社和未名社，幫助支持了《晨報副刊》《民眾文藝周刊》的運作。這些社團在新文化的建設和當時的政治斗爭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以“五”反帝愛國運動為標志，革命運動在1925年（民國十四年）至1926年（民國十五年）迅猛發展。魯迅三次為“五卅運動”慘案捐款，參加了北京女師大學生運動和“三·一八慘案”愛國運動。
民主戰士
三·一八慘案之后，魯迅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緝。為了避開迫害，也出于對南方革命斗爭的向往以及個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魯迅于1926年（民國十五年）8月南下任廈門大學文科國文系教授、國學研究院研究教授，開設“小說選及小說史”、“文學史綱要”等課程。文學史講稿后來整理成《漢文學史綱要》公開出版。在廈門大學期間，他繼續寫了五篇《舊事重提》，兩篇《故事新編》，一本《兩地書》以及《華蓋集續編的續編》等，共十七萬余字。此外，還鼓勵和指導廈門大學學生組織文學團體和出版刊物。同年底，魯迅辭去廈門大學的職務。
1927年（民國十六年）1月18日，魯迅抵達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市，就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開設文藝論、中國小說史、中國文學史等課程，后又被特聘為中山大學組織委員會委員。同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叛變革命，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4月15日，廣州市的國民黨反動派也開始了反革命的大殺戮。魯迅召集中山大學各主任開緊急會議，跟學校當局展開斗爭，力主營救被捕學生，但遭到拒絕。不久，魯迅憤然辭去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繼續在廣州從事創作和翻譯工作。10月，魯迅離開廣州市赴上海市，與許廣平一起定居，結為終身伴侶。
魯迅到上海定居不久就參加了中國革命互濟會，跟中國共產黨取得了聯系。1928年（民國十七年），創造社和太陽社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認為“五四”以來那些重在描寫與揭示生活現實的作品都已經落伍過，要徹底拋棄，新文學隊伍也要按階級屬性重新劃線站隊。由此，他們便向“五四”時期已成名的作家開刀，全盤否定“五四”新文學的傳統，認為魯迅寫作的那個“阿Q時代早已死去”，魯迅的創作大都沒有現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新政及庚子義和團時代的思想，甚至判定魯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人物”。由此魯迅跟太陽社、創造社展開了一場關于“革命文學”問題的論爭。魯迅并非反對“革命文學”，他對革命文學其實沒有明確的設想，他只是懷疑和反感革命文學家的“突變”及唯我獨革。魯迅從現實的角度肯定了“革命文學”作為一種反抗性思潮的存在理由，認為這是“勢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力禁，兩皆無用”，同時也批評了創造社、太陽社不敢正視殘酷的現實，光憑紙上寫下的“打打”“殺殺”，只不過是“空嚷”而已。魯迅對創造社諸人片面宣揚文學工具論表示反感，特別不贊同所謂“組織生活論”“工具論”，認為文藝“不過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時代人生的記錄”，“現在的文藝，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如果將文藝等同于政治，那就“踏著‘文學是宣傳'的梯子而爬進蔣夢麟的城堡里去了”。在論爭的過程中，魯迅翻譯并鉆研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1929年（民國十八年），魯迅主編《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先后翻譯出版了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等論著。
1929（民國十八年）年9月，兒子周海嬰在上海出生。
左聯領袖
革命文學的論證經歷了近兩年時間，引起了國共兩黨的注意。1929年9月，中國國民黨召開“全國宣傳會議”，提出以“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來清理統一文壇，扼殺“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共產黨則指示創造社、太陽社停止攻擊魯迅，他們與魯迅以及其他革命的“同路人”聯合起來，建立統一的革命文學組織，對抗國民黨的文化圍剿。這樣，歷時近兩年的論爭便停止了。參與論爭的各方冷靜下來，尋求共識，組成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0年（民國十九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成立，會上選舉了包括魯迅在內的7人為常務委員。鑒于魯迅當時在文學界的影響作用，曾被攻擊為落后的“人道主義者”的魯迅，此時被左聯尊為左派文學的“領袖”。魯迅雖然被內定為左聯的“盟主”，但在加入左聯以后，魯迅并沒有按例參與左聯的常規性的政治活動(如開會、上街游行、飛行集會等)，他首先做的是清理與創造社、太陽社論戰的“舊戰場”，這項工作的中心任務是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聯文藝政策的相關著述。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魯迅做了題為《對于左冀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清醒地總結了革命文學倡導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他針對某些革命作家盲目樂觀的心態，批評那種“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不明白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的'浪漫'"，要正視現實，摒棄浪漫蒂克的幻想。
除了“左聯”之外，魯迅還投入各種社會活動，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革命互濟會、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戰同盟；對中國國民黨的壓迫，帝國主義的暴行，多次和進步文化界一起發表宣言，提出抗議。1931年（民國二十年）2月，柔石、殷夫等五位青年作家被秘密殺害，傳聞將搜捕魯迅。魯迅被迫離開寓所去別處暫避。不久，他沖破國民黨當局的嚴密封鎖，在“左聯”的秘密刊物上發表文章紀念戰死者，并撰文在國外報刊上揭露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這年9月，發生九一八事變，中華民族處于危亡時刻。魯迅撰寫了一系列犀利的雜文，這兩年間的三十七篇雜文和一篇譯文，收集在《二心集》中。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初，上海市爆發了一二八淞滬抗戰。魯迅和茅盾等四十余人聯名發表《上海文藝界告世界書》，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1931年至1933年（民國二十年至民國二十三年）期間，魯迅與瞿秋白從通信、見面到結為知己。瞿曾三次在魯迅家暫住，以避敵人的追蹤。得到魯迅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的許多關照。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1月，魯迅擔任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的執行委員。與宋慶齡等人赴德國駐上海領事館，遞交反對希特勒法西斯暴行的抗議書。9月，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在上海秘密召開遠東反戰會議，魯迅被推為名譽主席團成員。同年，魯迅會見了英國著名作家蕭伯納和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同形形色色的敵人和思潮作斗爭的過程中，魯迅用各種筆名寫作了大量戰斗的雜文。這期間，魯迅著重批判了主張“文藝自由”論的“自由人”胡秋原和自稱“第三種人”的蘇汶（杜衡）。
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魯迅堅持中國語文的改革和文藝大眾化的方向，作《門外文談》。同時，魯迅作《答國際文學社問》，先后發表于國際革命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國際文學》和蘇聯《真理報》，他把這一年寫下的雜文，編為《花邊文學》和《且介亭雜文》。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魯迅密切關注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動向，積極培養左派青年作家，為葉紫、蕭軍、蕭紅的作品寫序，這一年的雜文結成《且介亭雜文二集》。在這一年里，魯迅還寫了《理水》《采薇》《出關》《生死》，與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寫的《非攻》和1927年（民國十六年）以前寫的《補天》《奔月》《鑄劍》一起結集為《魯迅·故事新編》，于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出版。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魯迅原有的肺病日漸嚴重，但他不愿離開戰斗崗位移地療養。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他雖在病中，依然勤奮工作，寫了不少文章。當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急需建立時，魯迅發表了《答徐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等文章，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與周揚等人捍衛的“國防文學"口號，展開了“兩個口號”之爭。
人物逝世
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10月19日，魯迅與世長辭。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毛澤東、內山完造、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三組成治喪委員會。上海市各界人民紛紛赴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遺容。22日，二萬余人送殯。魯迅遺體安葬于虹橋萬國公墓。1956年，魯迅墓遷移重建于上海魯迅公園。
家庭成員
參考資料：
作品與成就
文學作品
雜文
魯迅雜文合集
參考資料：
自1881年（光緒七年）起直到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逝世，魯迅一生寫下了大量的雜文，并且以雜文作為戰斗的主要武器。雜文在魯迅整個創作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魯迅的雜文始終為一切關心與思考社會、歷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等問題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所鐘愛，任何時候都是中國現實中活生生的存在，對正在進行、發展的中國思想、文化、文學發生作用，對現實的中國人心產生影響。魯迅通過雜文的形式，自由地伸入現代生活的各個領域，迅速地接納、反映瞬息萬變的時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會歷史的、家庭倫理道德的、審美的評價與判斷，并及時地得到生活的回響與社會的反饋。隨著現代傳播對人的現代生活日益深刻的影響，魯迅的雜文真正深入到現代生活中，并成為其中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正因為雜文與正在進行時的生活有著如此密切的互動關系，它也就能夠成為一個時代的忠實記錄。在一定的意義上，魯迅的雜文不僅是現代中國社會、政治、歷史、法律、宗教、哲學、道德、文學、藝術，乃至經濟、軍事等等的百科全書，而且以其對中國現代國民的文化心理、行為準則、價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實、生動而深刻的描繪，成為一部活的現代中國人的“人史”。魯迅說，雜文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順次翻開魯迅14本雜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論戰，反擊等等的思想文化斗爭的編年史。魯迅雜文批判性、否定性特色，在反常規的多疑思維下犀利，“個”與“類”類型形象的統一刻畫，自由創造的雜文語言，顯示出“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不屈不撓的批判精神，從根本上有違于中國文化與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恕道、中庸傳統，集中地體現了魯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異質性。
魯迅的創新精神并非憑空而來，而是博采眾長、厚積薄發的結果，是繼承轉化、融合創造的結晶。魯迅提出了如何對待外國文藝和思潮，以及如何繼承和改造中國文藝傳統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在新文學革故鼎新的歷史大潮中，魯迅以理性清醒的頭腦、海納百川的胸懷，既從古典文學中汲取養分，又從外國文學中獲得啟迪，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形成了屬于自己的風格，并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學的發展道路。
魯迅更是一個文體家，創造出雜文文體，以此做匕首投槍；寫出了《野草》，深化了中國散文詩的藝術、意境和思想，研究者們發現，《朝花夕拾》不是純自傳，里面還有很多虛構，這些虛構又不是無所依憑的，因此它的文體很類似我們今天說的非虛構。
散文
參考資料：
魯迅的散文創作主要集中在《野草》《朝花夕拾》兩部作品中。《野草》《朝花夕拾》一方面是魯迅的著作中最個人化的，另一方面又為現代散文的創作提供了兩種體式，開創了現代散文的兩個創作潮流與傳統，即“閑話風”的散文與“獨語體”的散文。《朝花夕拾》最初在《莽原》上發表時，總題是“阿長與《山海經》”，是對童年的追憶與模擬。這樣的回憶童年生活的散文，充滿了個體生命的童年時代與人類文化發展的童年(原始)時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氣。展現了一個“人間至愛者”對于人類生存的基本命題“愛”與“死”的童年體驗的追記與成年的思考《朝花夕拾》是作者與讀者的精神對話：作者掏出心來真誠地祖露自己生活與內心的秘密、真實的歡樂與痛苦，希望引起讀者的共鳴、聯想議論與詰難，達到精神的互補，別具平等、開放的品格，又充溢一股真率之氣。在語言上，《朝花夕拾》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生活語言的豐富性、生動性與復雜性，是“聽閑談而去散漫”的語言主張的成功實踐。與《朝花夕拾》的自然、平易相反，《野草》充滿了奇峻的變異，明顯地表現出散文的詩化、小說化、戲劇化的傾向。它所表露的是靈魂的“真”與“深”，是對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覺體驗與突圍。魯迅在這里借鑒吸收并成功地運用了象征主義手法，取得了藝術表現手法探索上的極大成功。魯迅曾對人說，《野草》里有他的哲學。魯迅還談到他的所想與所寫有“為別人”和“為自己”的區分，魯迅的小說與雜文是偏于“為別人”寫的，他的散文則是偏于“為自己”寫的，是更多地展現自己的內心世界的。也就是說，魯迅要借散文這樣一種更具個人性的文體，來相對真實與深入地展現其個人存在——個體生命的存在與文學個人話語的存在。《野草》以表現主題的不確定性，幾乎包含了魯迅情緒、性格甚至整個內心世界的各個側面，它更是啟蒙時期的文化批判者魯迅向啟蒙時期后的戰斗者轉折過渡階段的心靈史。
小說
參考資料：
魯迅第一篇文言小說《懷舊》發表于1913年（民國二年）。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發表于1918年（民國七年）5月，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開篇之作。此后到1926年（民國十五年）陸續發表了20多篇小說，先后集結為《吶喊》、《彷徨》兩個小說集出版，其中1921年（民國十年）發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代表了魯迅小說的最高成就。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魯迅同時是杰出的小說史家和小說翻譯家，1910年（宣統二年）上半年開始進行《古小說鉤沉》的輯錄工作，1926年（民國十五年）12月出版了其所搜集的小說史料的結集《小說舊聞鈔》，1927年（民國十六年）8月編就《唐宋傳奇集》，1920年（民國九年）他開始在大學主講中國小說史課程，1923年（民國十二年）12月由新湖出版社出版了我國第一部中國小說史專著《中國小說史略》(上)，1924年（民國十三年）6月出版《中國小說史略》(下)，1925年（民國十四年）3月西北大學出版部出版講演稿《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在魯迅小說的創作中，《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用現代體式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偉大開端，《吶喊》和《彷徨》是中國現代小說的成熟之作。“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又在魯迅手中成熟。”
魯迅是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開拓者，中國現代小說之父，也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最有影響、最有成就的作家。魯迅是清醒而深刻的現實主義者，他大膽地正視現實的各種矛盾，他的小說反映了極其深廣的真實歷史內容，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知識分子的性格、特質、生活道路、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壓迫農民的精神枷鎖、階級利益、抗爭及抗爭的軟弱性等等，在他的小說中都有著深刻的表現。他的小說多取材于病態的社會現實，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成為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魯迅善于“雜取種種人”來塑造典型形象，并運用“畫眼睛”和白描的手法來刻劃，他的描寫不借助曲折離奇的情節，而是以普通日常的生活場面來展現人物的性格和矛盾糾葛，顯示出真實、樸素、冷雋而深切的藝術風格。魯迅在借鑒外國優秀短篇小說作家的長處的同時也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優良傳統，經過自己的創造，為中國現代小說開辟了一條寬廣的現實主義道路，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典范。
學術
參考資料：
魯迅的學術著作主要有《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殘本《漢文學史綱要》、長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等。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魯迅不僅是小說家、散文家、詩人，而且是一位頗有成就的學者，他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不但在學術界產生了久遠的影響，也是其現代學術文化思想的集中顯現。魯迅現代學術研究的范式可以歸納為，繼承中國傳統學術中的校勘考證的學術方法，并用這種方法去“整理國故”，摸清家底，此所謂“弗失固有之血脈”；在此基礎上借用西方科學的學術觀念對古代小說進行了“透視”。他厘定了小說的概念，確定了小說史研究的對象和范圍；對小說進行了科學地分類，注重小說的內部規律；較為科學地劃分了中國古典小說發展的不同階段，從而為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建立了比較科學的學科體系。可以這樣說，人們對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能夠有明確的概念、科學的體系、系統的知識、整體的觀念是從魯迅的研究開始的。鄭振鐸評價：“魯迅是最精密的考據家、校訂家。他的校訂工夫是不下于顧千里、黃堯圃他們的；而較他們更進步的是，他不只是限于考據、校訂。他是在根本上做工夫的。他打定了基礎，搜齊了材料，然后經過尖銳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而以公平的態度下判斷，不麻胡，不茍且，從根本上做工夫，這便是他治學的精神。”
此外，魯迅在漢文學史研究、漢畫石像研究、連環畫研究、金石考證、民俗研究等都有涉獵，注重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魯迅的學術研究，繼承漢學家校勘考證的學術方法，運用西方學科的理念，形成了科學的體系，使其研究成為中國學術傳統和西方科學理念完美結合的典范，他的這種研究范式，為后世提供了“文化現代化的模型”，當下的文化建設既應“弗失固有之血脈”，又要“不后于世界之思潮”，才能“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為今天的現代文化建設提供了借鑒。
翻譯
魯迅翻譯作品單行本
參考資料：
魯迅翻譯理論邏輯思路，早期跟隨晚清風尚以意譯為主，到后期堅定了直譯為主。對于深切感受到中國的黑暗、敢于直面現實的魯迅來說，介紹外國進步文藝為我所用，來改造國民性、改造社會，是其翻譯、創作、編輯、出版的初衷和基本思想。他希望可以求新聲于異邦，介紹國外的新思想，以此來挽救民族危亡。為此，他追求直譯，反對歸化，“寧愿信而不順”，反對照顧國人的陳舊思維方式，主張國人要張開眼睛看世界。魯迅主張的“寧信而不順”，“重譯”“復譯”，“翻譯與創作并重”的翻譯思想和翻譯理論，力挽晚清的意譯風潮，以直譯的方式輸入原質的外國文化，開啟了中國近代翻譯史上的翻譯方法上的革命。同時，魯迅引入戰斗文學翻譯，開辟了一個新的翻譯領域。
序跋
參考資料：
美術
他的美術思想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其基本綱領是：第一，以思想啟蒙為宗旨。他提倡個性自由，批判封建文化，反復強調進步的思想應是現代美術的靈魂。“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張畫或一個雕像，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令我們看了，不但歡喜賞玩，尤能發生感動，造成精神上的影響。”第二，以現實主義為根本，他希望青年美術工作者，要大膽突破傳統繪畫的題材和創作方法，不要局限于山水、花鳥，要在作品中揭示社會和人生的真相，反映現實生活和時代精神。第三，以戰斗的“力之美”為主調。魯迅堅決反對文學和美術上的“小擺設”，反復強調“戰斗”之重要，大力介紹和提倡木刻，以“力之美”的藝術對抗當時流行的病態藝術。第四，提倡藝術多樣化，他開放包容，對各種題材、創作方法和風格流派兼收并蓄，為我所用。第五，在繼承借鑒中求創新，“采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第六，提出既不同于傳統、也不同于西方的中國現代美術的開放性批評標準。評價作品，既不能用中國的傳統標準，也不能用西方的標準，“必須用存在于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心里的尺來量。”魯迅的美術思想來自現實，指導現實，又超越了現實，指向一個更高的藝術境界，對當今的美術乃至整個文學藝術創作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魯迅對中國現代美術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親自編輯出版美術文獻，翻譯美術著作，舉辦和參與美術展覽，設計書刊封面；以當面教育和書信相結合的方式，對青年美術創作者給予培養和扶持；發表美術評論即肯定成績又真切批評；對中外美術作品理解深刻，主張剔除糟粕，汲取精華，促進中國美術的繼承和傳播；在美術活動上推動了文化事業的公益性。尤其在木刻版畫藝術中，魯迅創建了版畫的基石，開拓了版畫藝術的發展路徑。“中國現代新興木刻運動，是魯迅先生所手植，又在他的指導下成長和發展，因而能與中國勞苦大眾的血脈相溝通，十數年間，狂濤般彌漫于全國各個角落。’’
平面設計（選錄）
木刻版畫
魯迅是中國新興木刻的創始人和導師，他編印翻刻了《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等傳統木刻，收集研究漢朝石刻畫像等古代美術遺存，同時引進外國作品，供青年美術工作者參考，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魯迅親手編輯印行的中外美術家的作品集，如《近代木刻選集》《比亞茲萊畫選》《新俄畫選》《引玉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及《死魂靈百圖》等。除了編印翻刻木刻作品，魯迅還積極致力于倡導培育青年版畫家，組織學生參加木刻版畫培訓，利用自己豐富的國外優秀版畫畫冊、版畫原拓收藏，提供展品參展，并單獨舉辦展覽，先后在上海單獨舉辦過三次外國版畫展覽，一次提供版畫參展。
其它作品
參考資料：
思想主張
國民性思想
魯迅一生都在關注著民族的命運和國人的良知，痛心于國人的愚昧、麻木和冷漠，他期盼著中國人能夠最終覺醒，直面人生，根除奴性，使自己的人格得以健康、健全的發展，并將此作為了自己畢生的追求。作為文學家，魯迅對于國民性弱點的剖析沒有系統地總結過，他的國民性批判思想散見于他的文學創作，主要集中于小說和雜文中。
前期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是魯迅國民性改造思想的早期。魯迅的“國民性”改造思想，是以留學日本時期的“立人”思想為其邏輯起點的，“立人”是魯迅早期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核心，反映魯迅這個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的作品主要有《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據許壽裳回憶，早在日本東京弘文學院時期，魯迅最關注三個問題：“1、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他的病根何在？”魯迅對改造“國民性”的大命題的構想正是從這三個方面展開的。在這一時期，魯迅受進化論思想影響，主張“立人”，宣揚個性主義，重視“摩羅詩人式”的“精神界之戰士”的作用，提倡尚武、復仇的精神，大力宣揚“培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個性主義主張。
中期
1918年（民國七年）新文化運動時期是魯迅國民性改造思想發展的中期。以批判現實主義為指導，魯迅這一時期的國民性改造思想重點在揭露和批判國民劣性形成的病根，重視清除傳統思想的影響，注重對國民劣根性及其產生原因的“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反映這一時期改造國民性思想的，主要有《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等。
這一時期，在挖掘國民性病根這一問題上，魯迅集中攻打了“國民性的怯懦、懶惰、而又巧猾”的弱點。他常用文學形象的描寫，漫畫式概括畫下的許多臉譜，如“媚態的貓”、“叭兒狗”、“商定文豪”等，將批判深入到文化心理和社會行為模式，概括了一種“社會相”。與此同時，魯迅的改造國民性還把“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緊密結合起來，并向縱深發展，不僅對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奴隸規則”與意識形態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而且對形成這種精神文明的封建專制制度、封建思想給予了深刻的揭露。魯迅用“遺傳的定理”來分析傳統思想對國民性的影響，“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開了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沉悶的苦重”想對中國人民性格的扭曲和殘害，以致形成“非人”的病態民族性的形象；對于傳統文化的消極面，魯迅進行了多方面持久的批判。他把老子稱之為“無為無不為的一事不做的空談家”，批評孔子的“中庸之道”，批評莊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無是非觀的虛偽。此外，他還批評了道教起源、佛教的消極影響。他認為，所有這一切文化傳統的消極面，把中國變成一個“黑色的染缸”，“此弊不去，中國是無藥可救的。”
后期
1927年（民國十六年）春以后的上海十年，是魯迅國民性改造思想的后期。這個時期，也是魯迅批判國民性中諸如奴性、墮落、中庸、善變等弱點最為集中的一個時期，他把針砭國民性弱點與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相結合，把抨擊愚弱的國民性與頌揚民族的光明面相結合，把國民性的改造和民族魂的鑄造相結合，形成了魯迅國民性改造思想的高峰。反應魯迅這一階段思想的代表作品主要有《答有恒先生》《略論中國人的臉》《革命文學》《無聲的中國》《習慣與改革》《拿來主義》《說“面子”》等。
這一時期魯迅國民性改造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注意把民族心理與階級心理結合起來研究。除了繼續針砭國民的劣根性外，魯迅這一時期的雜文和小說更多的體現了肯定國民性優質的內容，把對民族精神中優秀傳統的弘揚和歌頌現實斗爭中的戰士結合起來。《學界三魂》中，魯迅肯定“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指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他堅信這種真正的“民魂”和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創造才能將愛國主義精神永遠流傳下去，“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
結合魯迅國民性思想不同階段的發展，魯迅在其作品中所著重提到并加以批判的國民劣根性有：退守、惰性、卑怯、奴性、自欺欺人、麻木、健忘、巧滑、無特操等。展開來講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其一是“瞞和騙”。魯迅痛感中國人的不敢正視人生，“萬事閉眼睛”。其二是做戲。裝模做樣，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其三是“看客”式的無聊。魯迅最先感到中國國民精神的厚重麻木，他深感中國人不僅把萬事當作一出戲，而自己又“永遠是戲劇的看客”。他們不能感到別人精神上的痛苦，甚至也忘記了自己的痛苦，而對人生抱著“袖手旁觀”的態度，精神上表現出極度的空虛和無聊。其四是奴才心態的卑怯與勢利。中國人由于“受強者的蹂躪”，蘊蓄著許多“怨憤”，“但他們卻不很向強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發泄”，這便是“卑怯”。他曾經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揭露國民性的這種卑怯的特點，“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則顯羊相”。卑怯事實上常常是同勢利緊密相聯的，“遇見強者，不敢反抗”，并且趨炎附勢，現出奴顏脾膝的丑態而對于弱者，則“多是兇殘橫態，宛然一個暴君”。其五是自利而不惜破毀公物。魯迅把中國人的這一毛病，沉痛地稱為“奴才式的破壞”。“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其六是“精神勝利法”般的自我安慰，安于命運的奴才心理。在這種病狀之下的許多中國人，雖然事實上落后、失敗了，卻能從過去、從精神上求得慰安與解嘲，因而對于現狀，對于奴隸生活，總是表現出一種奴才式的滿足并安于命運。
語言文字主張
漢字落后論
魯迅在《門外文談》中論述了漢字發展史，批評“漢字落后”。他肯定了“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只好躊躇一下了”。還指出：“文字難，文章難，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么辦得到。”“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于并沒有文字”。漢字難認、難讀、難寫，勞苦大眾無法掌握，所以造成中國落后，這基本是五四運動領袖的共識。
廢除漢字
在五四運動時期，魯迅關于廢除漢字的主張沒有錢玄同、瞿秋白等激進，但由于其在文化戰線的重要地位，所以他的“廢除漢字論”的理論也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魯迅把廢除漢字看作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在《中國語文的新生》文中對“廢除漢字論”的理論闡述非常明確而系統。文中指出：“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作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他在《關于新文字答問》中重復這一觀點：“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大力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五四以前的書面語以文言為主，它和口語是分離的，這就使以文字為主的書籍文章難以為普羅大眾所接受。魯迅在《門外文談》第六章“于是文章成為奇貨了”中，無情批評了這種言文脫離的現象：“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后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收攬。”“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并且有了神秘性。”“文字既然含著尊嚴性，那么，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在《二十四孝圖》開篇語中，魯迅講到：“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悔改，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只要對于白話來加以謀害者，都應該滅亡！”認為中國封建主義衛道士們死抱文言不放，因為他們看中了文言非一般民眾可懂，易用于欺騙和愚弄百姓的“好處”，把文言當作他們階級固化的工具。此外，魯迅還認為“文言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梁，因為人類還在進化。”魯迅不僅宣告了古文的死亡，還指出白話文并非中國語言發展的極致，它也同樣會被其它更新、更好、更有生命力的語言取代。
拼音拉丁取代漢字
魯迅對“真正通俗化、勞動大眾化的文字”——中國拉丁化新文字，是以極大的熱情來關注它，提倡它的。在分析大眾語文缺點的原因時，魯迅指出：“是一向受著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于并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于中國大眾的存亡的。”“這回的新文字卻簡易得遠了，又是根據于實生活的，容易學，有用，可以用這對大家說話，聽大家的話，明白道理，學得技藝，這才是勞苦大眾自己的東西，首先的惟一的活路。”
兒童教育
魯迅關于兒童教育的一貫思想是“以孩子為本位”，致力于兒童的個性發展。魯迅認為中國封建教育重視倫理壓制個性，在極大程度上漠視了作為個體人的存在。中國教育尤其是兒童教育的一個很大的偏失，就在于個人永不被發現。魯迅明確地提出教育要張揚人的“個性”，具體表現在兒童教育上，應該“教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就是把兒童培養成“獨立的人”。魯迅也指出發展兒童個性的具體方法，開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導”，“第三便是解放”，“便是父母對于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決不能用同一模型，無理嵌定”。對于培養怎樣的“新人”，魯迅也有個總的要求：“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具體而言，魯迅培養的目標是要有健碩的體魄；要具有獨立自主、敢于創新的精神；要有善于反思、主動學習的精神。
魯迅還主張對兒童進行愛和美的教育，引導兒童向真、向善、向美。愛的教育表現在兒童教育中是父母及師長應該關愛兒童，作為幼者、弱勢群體的兒童，理應得到父母等長輩的關愛。兒童在充滿愛的環境中長大，潛移默化地，他們也學會了愛，成為有愛心的人，被愛的同時也會把愛心給予他人、給予社會。美的教育表現在，“美育是種感性教育和趣味教育，美感的培養能滋潤人的性情，增添靈秀之氣和生活雅趣，使人不至于太沉悶。對由幾千年封建載道教育出來的務實的中國人而言，超功利的‘美’的熏陶在兒童的成長階段也將起著改造性格的作用。”因此，魯迅主張為兒童舉辦美術展覽等活動，提倡美術工作者做出好的圖畫，給予兒童以愉悅的審美體驗，引導兒童養成良好的道德和情操，幫助兒童養成正向的審美傾向和審美追求。
此外，魯迅特別重視兒童讀物，強調用優秀的兒童讀物促進兒童的發展。在《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中，魯迅重點批評了舊時兒童讀物的陳舊性。正是由于兒童讀物的貧乏落后，魯迅號召教育家、文學家和科學家為兒童寫作和翻譯喜聞樂見的新作品。他認為兒童讀物要符合兒童身心發展的特點。指出：我們要理解兒童，決不能將孩子“看作一個蠢材，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而必須細心體察兒童的心理特征，進行合理的教育，給予兒童所喜歡的讀物，促進兒童身心的健康發展。
人物影響
精神
魯迅逝世后，上海市民眾代表在他的靈樞上覆蓋了書有“民族魂”三個大字的旗幟。這三個字是沈鈞儒先生所書，是中國人民對自己杰出而偉大的代表中懇、貼切的評價，也是對魯迅精神的高度概括。魯迅以現代人的清醒，以思想家的理智，以革命家的敏銳，以文學家的激情，系統地、縝密地、持續地“研究”中國人，進行空前地徹底地民族反省，終生為民族及其子民們的自我更新而奮斗，并獲得了卓越的成就，產生了廣泛而深刻影響。他始終不屈不撓、以筆為投槍匕首揭示“吃人”真相的戰斗精神；維護自由思想、探索光明道路的獨立自主精神；無畏威脅利誘、毫不妥協的犧牲精神等形成了偉大的魯迅精神，被廣大人民群眾視為“中華民族魂”，給予后世無數志士文人精神力量。
政治
魯迅逝世以后，毛澤東曾對其做出高度評價：“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是新中國的圣人。”毛澤東以政治領袖的地位，從政治上為魯迅定性定位。自此以后，魯迅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逐漸被“神化”，被抬高到了一個政治偶像的地位。在文革時期，魯迅被視為“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被異化為打人的棍子，夸大其思想和作品的革命性和與共產黨的親密關系，并由此而夸大魯迅對中國歷史、社會和人物評論的準確性與正確性，被賦予了和政治領袖一樣高的位置，使人對之只能頂禮膜拜，不敢有絲毫的質疑和反抗。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隨著對“兩個凡是”口號的批評修正和思想上撥亂反正的進行，魯迅的“神化”形象遭到了“反神化”一派的反撥，對魯迅的定位漸漸“去神化”而回到“人”本身。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還原魯迅”的口號下，“魯迅是人不是神”的命題很快得到了絕大多數魯迅研究者的認同，學界通過實證和邏輯方法盡量去“還原魯迅”“走近魯迅”，立足于魯迅的作品，研究重點轉向關注魯迅的文學地位、思想價值等，盡力還原出作為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魯迅，對魯迅形象的研究及政治定位更加多元而真實。
人物評價
毛澤東：“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亞歷山大·法捷耶夫：“魯迅是真正的中國作家，正因為如此，他才給全世界文學貢獻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語言是民間形式的。他的諷刺和幽默雖然具有人類共同的性格，但也帶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點。”
竹內好：“魯迅是現代中國國民文化之母。”
郭沫若：“魯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劃時代的文藝作家，是實事求是的歷史學家，是以身作則的教育家，是渴望人類解放的國際主義者。”傅安輝.試論郭沫若對魯迅評價的改變[J].郭沫若學刊,1999(02):94-98.
胡適：“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馮雪峰：“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家及社會批評家的地位，在中國，在魯迅自己，都比藝術家的地位偉大得多。”
王蒙：“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
夏志清：“魯迅特別注意顯而易見的傳統惡習,但卻縱容、甚而后來主動地鼓勵粗暴和非理性勢力的猖獗。大體上來說，魯迅為其時代所擺布，而不能算是他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
蔣夢麟：“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只為了好玩，舞文弄墨，對舊禮教和社會現狀挖苦諷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
王朔：“我從來沒有覺得魯迅的小說寫的好，他的小說寫的過于沉悶。魯迅那種二三十年代正處于發軔期尚未完全脫離文言文影響的白話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讀起來總有些含混。”
影視形象
（不完全收錄，僅羅列主要圍繞魯迅展開的影視作品）
后世紀念
紀念場所
截至到2013年，我國目前有7個城市建有上海魯迅紀念館(博物館):他們分別是北京市的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魯迅故居;上海的上海魯迅紀念館、上海市魯迅故居;廈門市的廈門魯迅紀念館;廣州市的廣州魯迅紀念館;南京的南京魯迅紀念館;紹興的紹興魯迅紀念館、紹興市魯迅故居以及浙江臨海縣的臨海魯迅展覽館。其中除了浙江省臨海魯迅展覽館屬于個人主辦的民間魯迅紀念館外，其他均屬于官方主辦。
北京魯迅博物館
北京魯迅博物館，又名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位于北京市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宮門口二條19號，內有魯迅舊居及魯迅陳列展覽。魯迅舊居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魯迅于1924年春天購入后自己設計改建成，也是迄今在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處魯迅的居所。魯迅在此生活了兩年多，在這里寫下了《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野草》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墳》中的部分篇章。1949年10月19日，時值魯迅逝世13周年之際，舊居正式對外開放。1954年初，在舊居旁建立了陳列廳，于195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20周年正式建館并對外開放。
上海魯迅紀念館
上海魯迅紀念館位于虹口區甜愛路200號魯迅公園內，同時負責管理魯迅墓、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上海魯迅故居。1950年由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籌建，1951年1月正式向公眾開放，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座人物類紀念館。1994年上海市政府命名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1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2008年國家文物局評魯迅紀念館為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1998年，館舍在原址改擴建,1999年9月25日竣工重新開放。
紹興魯迅故里
魯迅故里是魯迅先生誕生和青少年時期生活過的故土，現為全國百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國家AAAAA級景區、首批20家“全國研學旅游示范基地”之一。是紹興市區保存最完好的歷史街區之一，擁有魯迅故居、中南百草園、三味書屋、魯迅祖居、土谷祠、長慶寺、魯迅筆下風情園、魯迅生平事跡陳列廳等一大批與魯迅有關的人文古跡。2008年6月，根據中宣部等文件精神，魯迅故里景區實行整體免費開放。
廈門大學魯迅紀念館
廈門大學上海魯迅紀念館是目前國內唯一設在高校的魯迅紀念館，初設于廈門大學集美樓二樓，原魯迅先生任教時居住的房間。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魯迅在廈門大學任國文系與國學研究院教授，撰寫了17萬多字的著作，其中有《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藤野先生》等。紀念館現有5個展室，第一室簡要回顧魯迅的人生軌跡及思想歷程；第二室陳列魯迅在廈門市時的歷史文物資料；第三室是“魯迅與許廣平”專題展覽；第四室為各界人士參觀紀念室；第五室為上海魯迅故居，室內擺設按魯迅當年居住時的原貌布置。
廣州魯迅紀念館
廣州魯迅紀念館位于廣州市文明路215號，該館館址鐘樓，建在廣東省博物館內，是魯迅在廣州時住過的地方，1957年建，1959年10月開館，占地面積4375平方米。1927年1月，魯迅從廈門大學到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先在鐘樓居住，后遷至白云路白云樓。紀念館復原了魯迅當年的居住環境、臥室兼工作室和中山大學校務會議室。設有魯迅生平事跡陳列室，展示魯迅在廣州生活用品原件及魯迅手稿、文物、照片、資料近萬件。現在是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及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南京魯迅紀念館
南京魯迅紀念館坐落于南京察哈爾路南京師范大學附中校園內，于2006年4月27日正式開館，原是魯迅在寧就讀的南京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的舊址。紀念館面積約600平方米，包括展廳和研究室。展廳主要突出魯迅在南京的特點，展示魯迅在寧的學習和工作情況；介紹魯迅作品尤以收入中學教材的為主，研究室則作為中學師生學習和研究魯迅的平臺、中學課本中的魯迅作品的研究中心。
魯迅文學獎
魯迅文學獎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是中國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之一，該獎項每四年評選一次。旨在獎勵優秀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評論的創作，獎勵中外文學作品的翻譯，推動中國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該獎1997年啟動首屆評獎，1998年首次頒獎。至此，“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曹禺戲劇獎”鼎足而立的文學獎勵的形式格局基本形成。
參考資料 >
魯迅，和他的紹興.紹興市旅游資訊網.2025-06-08
魯迅知識.上海魯迅紀念館.2023-10-23
宣統皇帝(1909—1911年).故宮博物院.2025-09-12
發揚博采眾長勇于創新的精神.中國作家網.2025-08-18
“140歲”魯迅，何以越活越“年輕”.中國作家網.2025-08-04
魯迅 (2005).豆瓣電影.2023-02-15
先生魯迅 (2011).豆瓣電影.2023-02-15
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簡介.北京魯迅博物館.2023-02-15
魯迅紀念館簡介.上海魯迅紀念館.2023-02-15
紹興魯迅故里景區.紹興魯迅故里·沈園景區.2023-02-15
魯迅紀念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2023-02-15
魯迅文學獎評獎條例(2014年2月27日修訂).中國作家網.2023-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