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南語文的新生》是魯迅所著的，最初發(fā)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市《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的文章。
瞿秋白貢獻
他不僅創(chuàng)立了漢語的拼音文字，而且實地推廣。瞿秋白不僅是中國拼音文字第一人，如今的漢語拼音方案主要大部分來自瞿秋白的羅馬化新文字。
“中國現(xiàn)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jīng)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shù)的人的，但到現(xiàn)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為文明國者，文字已為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卻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guān)系么？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著中國文化，代表著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并不對。這樣的少數(shù)，并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吃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吃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2〕，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yīng)該以最大多數(shù)為根據(jù)，說中國現(xiàn)在等于并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地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糊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粵語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為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于并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復(fù)興文言文，也為此，他明知道現(xiàn)在的機關(guān)槍是利器，卻因歷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僥幸，就只好夢想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jīng)顯然，只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3〕。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它還有壽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眾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于并沒有文字。待到羅馬化的提議出現(xiàn)，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guān)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guī)，動他不得。格理萊〔4〕倡地動說，查爾斯·達爾文〔5〕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chǔ)，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6〕發(fā)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huán)流，這和一切社會制度有什么關(guān)系呢，卻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jié)果怎樣？結(jié)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huán)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jīng)》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并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jié)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羅馬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guān)于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較詳?shù)囊庖姡沂谴篌w和《自由談》連載的華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里不多說。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鄭孝胥
〔2〕鄭孝胥(1860-1938）蘇,閩侯縣人。清末曾任廣東省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遺老"自居。一九三兒年三月偽滿洲國成立后，他任國務(wù)總理兼文教部總長等偽職，鼓吹“王道政治”，充當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
哈飛
哈飛（ＷＨａｒｖｅｙ，１５７８—１６５７）通譯哈維，英國醫(yī)學家。他根據(jù)實驗研究證實了血液循環(huán)現(xiàn)象，為動物生理學和胚胎學的發(fā)展奠定了科學的基礎(chǔ)。
漢語拼音運動
漢語拼音的淵源 1.中國歷史上早期的漢字注音。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古代人們?yōu)榱藢W習漢字，曾創(chuàng)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給漢字注音。直音法盛行于漢代，是指用一個比較容易認識的字來標注跟它同音的字的方法，如“盅，音古”“畢，音必”“畔，音叛”。這種方法簡單明了，直到現(xiàn)在，人們還常常利用它。但直音法有較大的局限性：有的字找不到同音字，則此法不能用；有的字雖然有同音字，但都比較生僻，注了等于沒有注。例如，“蹭（cèng）、糗（qiǔ）”等就沒有同音字，無法用直音法注音；“然”的同音字只有“燃、蚺、”三個字，它們都比“然”字生僻，用其中的任何一個為“然”字注音，都難以幫助認讀。后來創(chuàng)造了反切法，彌補了直音法的不足。反切法流行于東漢末年，盛行于唐宋各代，是指用兩個字來注另一個字的音的注音方法。反切上字與所切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切字的韻母和聲調(diào)相同，如“紅，胡籠切”，即取“胡”字的聲母“h”，取“籠”字的韻母和聲調(diào)“óng”，拼成“紅”字的音“hóng”。反切法的發(fā)明，是我國漢字注音方法的一大進步。從東漢末年到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之前，反切法一直被作為漢字注音的主要方法普遍使用。然而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反切法是用聲韻相拼的方法為漢字注音，但是卻沒有一套表示聲韻的注音符號，而是用兩個漢字來構(gòu)成另一個字的音，上字只取其聲，下字只取其韻，這樣上字的韻和下字的聲便屬多余，有時聲韻相拼還會受到干擾，使拼音不準。而且反切用字多而雜，有些又是生僻字，因此就削弱了反切的效能。總之，中國歷史上的直音、反切注音法，都是以整個漢字的音節(jié)來注音的，沒有突破漢字形體的限制，局限性很大。
淵源
2.外國人擬制的漢語拼音。
（1）明朝末年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漢語拼音方案。中國歷史上的漢字注音，除了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造的直音、反切法外，還有西洋人擬制的漢語拼音方案。隨著中國和西方國家交往的發(fā)展，西洋人為了學習漢語漢字，在中國傳教，音譯中國的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稱，曾制定過多種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第一個創(chuàng)制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讀音的方案的西洋人是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Ricci），他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1583年來到中國，1605年（明朝萬歷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一書。內(nèi)有《信而步海，疑而即沉》等四篇文章。羅常培根據(jù)文章的漢字與拉丁文對照的譯文，整理出一個包括26個聲母和44個韻母的漢語拼音方案。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Trigault，1610年來華），在杭州市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chǔ)上修改成的，人稱“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現(xiàn)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fā)。明末學者方以智開始思考中國的拼音文字問題：“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字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學者楊選杞看了《西儒耳目資》大受啟發(fā)：“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進了中國傳統(tǒng)的音韻學研究方法的革新，為反切法開辟了一條“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寫的，適合于拼寫北京音。它“引起了漢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漸演進，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2）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的教會羅馬字和西洋人的漢語譯音。“利、金方案”產(chǎn)生后的二百年間，由于清朝政府奉行閉關(guān)自守政策，外國人的漢語拼音也因此沉寂。鴉片戰(zhàn)爭后，“海禁大開”，西洋傳教士和商人紛紛涌入中國，于是西洋人的教會羅馬字和漢語譯音也迅速發(fā)展起來。
A.方言教會羅馬字。
最早到中國來的基督教傳教士是英國人馬禮遜父子（RobertMorrison，1782至1834年），他于1807年到廣州市傳教。1815年至1823年出版了一部中英對照的《中文字典》，用他自己設(shè)計的官話拼音方案拼寫漢語。他在字典中還附錄一種廣州方言的拉丁字母音節(jié)表。這是方言教會羅馬字的萌芽。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以東南沿海各通商口岸為傳教中心。這些通商口岸（上海市、寧波市、福州市、廈門市、廣州等）都是東南各方言地區(qū)的代表城市，這樣就促使了各種方言羅馬字的產(chǎn)生。傳播得較早較廣的是廈門的“話音字”，大約開始于1850年，據(jù)說僅僅在1921年就印售讀物五萬冊，直到新中國成立后，估計住在本地和旅居海外的還有十萬人左右應(yīng)用這種方言羅馬字。教會羅馬字對中國漢字改革運動有較大的影響，起到了宣傳漢字可以走拉丁化拼音方向的作用，并在拉丁字母拼寫漢語的技術(shù)上提供了有價值的經(jīng)驗。
B.威妥瑪式和郵政式。威妥瑪（又譯偉德，ThomasF.Wade）是英國駐中國使館的中文秘書，1867年，出版一部京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起初是作為使館人員學習漢語的注音工具，后來由于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擴大了用途，成為音譯中國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稱的通用標準，不但外國人用它，中國對外出版物上的漢語譯音也用它。直到1977年聯(lián)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通過了采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中國地名羅馬字拼法的國際標準時，威妥瑪式才停止使用。西洋人漢語譯音方案中，還有一個被稱為郵政式的方案。清光緒年間，中國開始辦理郵政和電報，實權(quán)都掌握在英國人手中，他們把英文里的中國地名譯音作為郵政和電報的書寫標準。這些郵電地名，除個別方言拼音（如“廈門市”寫成Amoy）和習慣寫法(如“廣州市”寫成Canton)以外，一般都是官話拼音。郵政式跟威妥瑪式相近。
C.方言際辣體漢字。1931至1932年，法國和加拿大的兩位天主教傳教士合作制定了“辣體漢字”方案。這是根據(jù)漢字古代讀音《廣韻》設(shè)計的拉丁字母漢語注音方案。它試圖利用古代漢語的聲韻比現(xiàn)代漢語多得多的條件，使一個方案在不改變字母的情況下可以讀各地方言的方音，以此解決方言的分歧問題，成為一種“方言際”的漢字拼寫方案；同時，它又試圖對同音漢字采用不同的拼音法式，解決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詞問題。設(shè)想似乎周到，可是拼寫法和讀音法很復(fù)雜，實用價值不大。方言際辣體漢字方案的嘗試是失敗的。
清代末年的切音字運動 1.切音字運動概況。切音字運動是指1892至1911年的拼音字母運動。這正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和戊戌變法運動的時期。當時，中國面臨著被世界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在這國事動蕩、人心思變的年代，愛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力主變法圖強。于是，維新運動就成為群眾性的愛國主義運動。一些愛國的知識分子考慮到要救國圖強就要普及教育、培養(yǎng)人才，就要克服繁難的漢字所造成的障礙。這樣，切音字運動就在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1891年宋恕在《六齋卑議》中首先提出“須造切音文字”的主張。1892年盧戇章發(fā)表“中國切音新字”廈腔讀本《一目了然初階》，宣布了切音字運動的揭幕。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運動的領(lǐng)袖人物發(fā)表過贊成推行拼音文字的意見。康有為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變也必簡”的觀點和“以字母取音，以簡易之新文”來書寫“中國名物”的設(shè)想，并親自擬制過拼音方案。梁啟超為沈?qū)W的《盛世元音》寫序，介紹切音字運動，贊成創(chuàng)制拼音文字，主張漢字和切音字并存。譚嗣同也在他的《仁學》中積極提倡拼音文字，提出“盡改象形為諧聲”(即拼音)的主張。據(jù)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所載，1892年到1910年，全國各地提出的切音字個人方案有28種。從字母形式看，有以下幾種類型：漢字筆畫式14種，速記符號式5種，拉丁字母式5種，數(shù)碼式2種，自造符號式1種，還有一個康有為的方案(未見原稿)；從音節(jié)的拼音方式看，有17個是聲韻雙拼制，4個音素制，1個三拼制，6個拼法不詳；從拼寫的語音看，有10個是拼寫官話音的，9個是拼寫方言的，9個拼音不詳。從總體上看，切音字運動的主流是拼寫官話音的雙拼制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
切音字運動
2.切音字運動中的主要人物及其方案。
(1)切音字運動的揭幕人盧戇章和他的切音字方案。盧戇章（1854―1928年），字雪樵，福建省同安區(qū)古莊鄉(xiāng)人。他21歲到新加坡半工半讀，專攻英語。25歲回廈門市教中國人學英語，教外國人學廈門話。他對流行于廈門的教會羅馬字接觸很多，教會羅馬字啟發(fā)了他創(chuàng)制拼音文字的思想。從28歲開始，他“屏棄外務(wù)，朝夕于斯，晝夜于斯”。經(jīng)過10年努力，終于在1892年寫成了第一個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制的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并手抄全文，自費刻印出版。盧戇章認為：“竊謂國之富強，基于格致；格致之興，基于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基于切音為字。”切音為字，就可以做到“字話一律”，“字畫簡易”。從而，人們可以“省費十余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他把推行切音字看作是國家“振興之本”，這種觀點雖有片面性，然而，這也反映了他畢生致力于切音字的研究與推廣完全是出于愛國思想的指導(dǎo)。盧戇章認為：“中國字或者是當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難者。”但他并不主張廢除漢字，而是主張“切音字與漢字并列”，通過切音字“可無師自識漢文”。他的這種“切音字與漢字并行”的觀點是切音字運動的一個普遍觀點。盧戇章的方案采用的字母是拉丁字母的變體，他取拉丁字母“l(fā)、c、?”三種筆畫，加以變化，編制出一套55個字母的拼寫方言(廈門市、漳州市、泉州市等)的切音字方案。他的方案雖然是拼寫方言的，但他主張語文統(tǒng)一，“以一腔為主腦”。認為：“以南京話為通行之正字，為各省之正音，則十九省語言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而中國之大，猶如一家，非如向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無言也。”1893年，盧戇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階》的節(jié)本《新字初階》，滿腔熱情地向群眾推廣，“有從而問字者，不惜焦唇敝舌以誘之。”1898年，光緒帝實行變法維新，宣布“廣開言路”，“獎勵新著作、新發(fā)明”等。京官林輅存呈《上都察院書》，推薦盧戇章等的切音字方案。呈文得到各堂官會銜代奏。但是新政很快失敗，“百日維新”結(jié)束，奏請用切音字的事也就無下文了。維新運動失敗后，盧戇章應(yīng)日本的臺灣總督兒玉邀請，去臺灣主持總督府學務(wù)科。在臺灣三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影響，放棄了變體拉丁字母的方案，設(shè)計了漢字筆畫式的方案《中國切音字母》。這個方案有聲母25個，韻母102個，主要用來拼寫北京音，也可以拼寫泉州市、廈門市、福州市等方言。1905年，盧戇章到北京，向清朝政府學部呈繳《中國切音字母》。被駁回后回廈門，在民間推行他的方案。途經(jīng)上海市時，把《中國切音字母》修改、補充，改名為《北京切音教科書》。此外，還出版了包括北京、福州、泉州、漳州、廈門、廣東省等六種切音字方案《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1913年，盧戇章代表福建省參加在北京召開的“讀音統(tǒng)一會”，對會議通過的注音字母采用三拼制持不同意見，回廈門繼續(xù)推行他的方案。1915年，他出版了第三個漢語拼音方案《中國新字》，也是漢字筆畫式的。1920年，他應(yīng)陳炯明的聘請，到漳州去教注音字母。這時，他不再反對注音字母，還設(shè)計了一套用于拼寫廈門市、漳州、泉州市方言用的注音字母。盧戇章是漢字改革運動的揭幕人，在漢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2）切音字運動的主將王照和他的《官話合聲字母》。王照（1859―1933年），字小航，號蘆中窮士，又號水東，河北省寧河區(qū)人，1891年中舉人，1894年中進士，入翰林院供職。他是個愛國知識分子，贊成變法維新。變法維新失敗后，王照作為“戊戌黨人”被通緝追捕，逃亡日本避難兩年。在日本期間，王照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啟發(fā)，制定了一個假名式漢語拼音方案。1900年，他秘密回國，遷居天津市。這年冬天，他用“蘆中窮士”的筆名發(fā)表了雙拼制假名式方案《官話合聲字母》。王照創(chuàng)制官話字母的目的是想通過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喚起民眾，救國圖強。他認為“歐美各國，教育大盛，政藝日興，以及日本號令之一，改變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為一，容易普及，實至要之原”。然而，由于漢字繁難，“吾國通曉文義之人，百中無一”。因此他決心創(chuàng)制容易學習的拼音文字，立志從事普及教育工作。他的《官話合聲字母》，就是“純?yōu)槎鄶?shù)愚稚便利之計”，“全是為不識字的人興出來的”。《官話合聲字母》是最早的漢字筆畫式方案。這個方案，初稿有49個字母(聲母)，15個喉音(韻母)；后來改為50個字母(聲母)，12喉音(韻母)。王照把漢語語音的i、u、ü三個介母，合在聲母當中，這是為了便于雙拼。王照在《官話合聲字母》一書的“新增例言”中，表達了他對切音字的幾點設(shè)想：第一，采用官話。“語言必歸劃一，宜取官話。因為北至黑龍江省，西逾太行宛洛，南距長江，東溥于海，縱橫數(shù)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話。……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宜擇其占幅員人數(shù)多者。”第二，拼寫粵語。他聲明：“此字母專拼白話”。“專拼北人俗話，肖之即不誤矣。……若以拼文話則讀音有混淆誤解之弊，是必不可”。明確地提出拼音文字只適用于拼寫白話，不適用于拼寫文言文的觀點。第三，拼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他說，“此字母雖為貧人及婦女不能讀書者而設(shè)”，“然若讀書人習之以備教人，且與下等人通書信亦甚便也”。第四，漢文和官話字母互為補充。“漢文及俗話互有長短，不特吾國舊書終古不廢，以后翻譯西書用漢文俗話并行，互為補助，為益更多”。他認為拼音文字并不排斥漢文，更不能代替漢文，主張“勿因有捷法而輕視漢文”，而應(yīng)并行并用，互為補充。王照的方案是中國最早的漢字筆畫式的官話音拼音方案。在切音字運動中，他的官話字母推行得最有成績。據(jù)說是“各地私相傳習，一人旬日而通，一家兼旬而遍，用以讀書閱報，抒寫議論，莫不歡欣鼓舞，頂禮禱祝”。《官話合聲字母》的推行，得到社會上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在天津市名流、翰林院編修嚴范孫的保護下，于1900年正式出版；第二年，又在東京出版，在中國留日學生及家屬中傳授。1902年，吳汝綸訪問日本回國后，即大力提倡推行官話字母。他親自派人去天津?qū)W習，然后在安徽推廣。1903年，王照以“奉旨嚴拿”的政治犯身份，冒險在北京設(shè)立“官話字母義塾”，由他的學生王璞當教員，他在屏風后面傾聽。同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定“學堂章程”，把“官話”列入師范和高等小學的課程。與此同時，直隸京師大學堂學生何鳳華等六人，聯(lián)合上書袁世凱，要求“奏明頒行官話字母，設(shè)普通越南語科，以開民智而救大局”。袁世凱為發(fā)展其勢力，也贊成官話字母，批示“可以酌情試辦”。并于1904年，命保定市蒙養(yǎng)學堂、半日學堂、駐保定各軍營試教官話字母。1904年，王照為了能以公開身份推廣官話字母，決定自首入獄。三個月后被釋放，去保定辦“拼音官話書報社”，并在保定出版《對兵說話》官話字母書。1905年，王照回北京，開辦“官話字母第一號義塾”。從此，推廣官話字母的義塾就發(fā)展起來，達24處之多，識官話字母的人達數(shù)萬人。大名縣知事嚴以盛創(chuàng)辦“官話拼音學堂”，并上書袁世凱，要求廣為設(shè)立拼音學堂。袁世凱表示同意。官話字母從1900年到1910年，推行了10年，遍及13個省，編印書籍達六萬余部，成立推行官話字母的團體達數(shù)十個。王照是切音字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
（3）勞乃宣和他的《增訂合聲簡字譜》。勞乃宣（1843―1921年），字季，號玉初，自號施閏章，晚年又號韌叟，浙江省桐鄉(xiāng)縣人，生于河北省廣平縣外祖家。他中過舉人、進士，當過五任縣知事。1900年，他南歸浙江，棄官從事教育，主持南洋公學和浙江大學堂。他贊成王照的官話字母，在南方推行王照的切音字。1905年，他征得王照同意，修改補充《官話合聲字母》，增加南京、蘇州市、福州市、廣州市等地方言字母，制定《增訂合聲簡字譜》。同年，他呈文請“設(shè)簡字學堂于江寧省城，以方音為階梯，以官音為歸宿，奏明立案”。得到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安徽巡撫的支持，在南京成立了“簡字半日學堂”。勞乃宣主張先學方言拼音，然后統(tǒng)一越南語。他認為：“中國之用舊字數(shù)千年，用方言亦數(shù)千年，今欲數(shù)千年之方言，一旦變?yōu)楣僖簦務(wù)呦炭嗥潆y，望而卻步。……故莫若即其本音而遷就之，俾人人知簡字之易學，知簡字之誠可代語言，然后率而導(dǎo)之于國語之前途，則從之如流水，趨之如大道矣。”他的這一主張，引起一場爭論。1906年，上海市《中外日報》發(fā)表文章，說勞乃宣把官話字母增加方言，推行方言拼音，“是深慮語文之不分裂，而竭力制造之，俾愈遠同文之治也”。認為“唯有強南以就北，正毋庸紛紛變更為也”。勞乃宣寫信給《中外日報》，他說“文字簡易和語言統(tǒng)一”要分階段進行，先學方言拼音字，再學官話拼音字，會加倍地快速，南方人學會方言拼音，就很容易學會官話拼音了。因此，“則不必強南以就北，自然引南以歸北矣”。勞乃宣推行“簡字”，成績也很顯著，與王照南北呼應(yīng)，形成了“南勞北王”的局面，成為清末切音字運動的高潮。
（4）章太炎和他的《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章炳麟（1869―1936年），號太炎，浙江省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音韻學家、文字學家。他參加過維新運動，后來又起來反對康有為的保皇派。1903年被捕入獄，1904年和蔡元培等聯(lián)系，發(fā)起組織光復(fù)會。1906年出獄，參加孫中山的同盟會，主編同盟會的機關(guān)報《民報》，與改良派展開論戰(zhàn)。他本來對文字改革并不熱心，但是1908年的一場論戰(zhàn)，使他成為切音字運動的支持者。當時巴黎中國留學生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發(fā)表吳稚暉的《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一文。認為漢字遲早必廢，應(yīng)采用世界語(即世界語)，鼓吹廢除漢語、文言文。章太炎在《國粹學報》第41、42期上發(fā)表《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的長文，與吳稚暉等展開論戰(zhàn)。他并不贊成拼音文字，但是，他承認漢字“太深密”，需要有“使易能易知”的辦法，于是他“取古文篆徑省之形”而制定了“紐文(聲母)36、韻文(韻母)22”的方案。這個方案有15個字母為后來的《注音字母》所采用。
（5）朱文熊、劉孟揚等的拉丁字母式方案。清末切音字運動的拉丁字母式方案是第一批由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造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在理論上和技術(shù)上為“五四”以后的拉丁化拼音運動提供了經(jīng)驗。第一個音素制的羅馬化拼音方案是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它只用26個拉丁字母和5個倒放的字母、一個橫放的字母，不用其它自創(chuàng)的字母。朱文熊提出“與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的觀點，成為后來拉丁化拼音運動的一個重要原則。他最早提出“新文字”和“中國文字之改革”的概念，也是最早提出“普通話”（“各省通行之話”）的人。1908年劉孟揚出版的《中國音標字書》，大膽地沖破西洋字母的使用習慣，用b、d、g這三個濁音字母來表示北方官話中的清音聲母ㄅ、ㄉ、ㄍ。后來的《越南語羅馬字》《羅馬化新文字》以及現(xiàn)在的《漢語拼音方案》，都繼承了這一用法。《中國音標字書》是切音字運動中第一個拼寫官話的拉丁字母式方案。
（6）蔡錫勇等的速記式切音字方案。蔡錫勇、沈?qū)W、力捷三、王炳耀等都創(chuàng)制過速記式漢語拼音方案。蔡錫勇仿照英文的速記，于1896年創(chuàng)造了以官話音為標準音的最早的漢語速記方案《傳音快字》。他最早提出“一筆連書，可代數(shù)字”的“詞兒連寫”概念。他認為拼音方案只適用于拼寫粵語，主張把文言文翻譯成白話，再去拼寫。沈?qū)W于1896年創(chuàng)造了速記式方案《盛世元音》。他認為“漢文處今日有不得不變之勢，又有不能變之情”。從此他放棄優(yōu)裕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全心全意去推行他的方案。他每星期天到上海市“一林春”茶樓向群眾傳授拼音方法，直到財產(chǎn)用盡，窮餓而死。王炳耀于1897年創(chuàng)制了《拼音字譜》。他的方案雖然用速記符號，但是有拉丁字母對音，這等于還有一套拉丁字母方案，而且是一套相當系統(tǒng)化的拉丁字母方案。他提倡電報和旗語采用拼音，擴大拼音方案的用途。蔡錫勇等人由于對速記符號和拼音文字之間的區(qū)別分不清，因此便企圖把簡單的速記符號作為普及群眾教育的拼音文字。
注音字母運動
注意字母運動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 民國初年的注音字母運動是清末切音字運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xù)。1910年，清政府查禁了官話字母，封閉了“拼音官話書報社”，堵塞了切音字運動的主流。同年年底，王照邀合同志，紛紛上書請愿于資政院，得到切音字運動支持者的響應(yīng)，當時籌備立憲的資政院接連收到六個抗議說帖，一致要求“頒行”官話簡字。資政院的議員江謙以及保定市、江寧、四川省各地學界和京官等三百余人也向資政院請愿推行官話簡字。資政院的專門小組研究以后認為：“簡字足以補漢字之缺，為范正音讀、拼合越南語之用，亦復(fù)無疑。”并決定：（1）簡字改名“音標”；（2）規(guī)定試用時期；（3）由學部審議修訂一種方案，奏請欽定頒行；（4）規(guī)定用法：反正文言文讀音，拼合國語。這個決議通過了，但只是一紙空文，不能實施。辛亥革命以后，民國的教育部決定召開“讀音統(tǒng)一會”，才把切音字運動的原班人馬召集在一起，實現(xiàn)了清末資政院的“決議”精神，制定出一個注音字母方案。注音字母運動是切音字運動的繼續(xù)。所不同的是，注音字母已經(jīng)不是個人方案，而是在政府領(lǐng)導(dǎo)下制定的集體方案；雖然也是漢字筆畫式的，但已經(jīng)不是雙拼制而是三拼制了。
歷史背景
注音字母產(chǎn)生的經(jīng)過（1）讀音統(tǒng)一會的召開。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在北京召開中央臨時教育會議。8月7日，通過“采用注音字母案”。12月，教育部依此決議案，制定“讀音統(tǒng)一會章程”，聘吳稚暉為主任。章程規(guī)定的會議任務(wù)是（1）“審定一切字音為法定國音”；（2）“將所有國音均析為至單至純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總數(shù)”；（3）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1913年2月15日，“讀音統(tǒng)一會”在北京召開。會員代表80人，到會者44人。選吳敬恒為議長，王照為副議長。會議的第一步是審定國音。為了進行審音工作，會議決定把章太炎的紐韻文加以修改，作為會上的記音字母，審音的辦法是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韻闡微》中的常用同音字作為“備審字類”，印發(fā)給會員，由會員審定讀音，用會上規(guī)定的記音字母注音。開審音會時，每省為一表決權(quán)，各省交注音單，由記音員逐一比較，以最多數(shù)為會上審定的讀音。經(jīng)過一個多月，共審定了6500多字。審音之后，就是核定音素，采定字母，制定方案。提出的字母方案各種各樣，主要有三派：（1）偏旁派。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漢字，取其偏旁筆畫為字母。如王照、汪榮寶、汪怡安、喜友名嗣正等的方案。（2）符號派。自定符號為字母。如盧戇章、馬體干、李良材、吳稚暉、邢島、王崔、胡雨人、楊麴、高鯤南、陳遂意、鄭藻裳等的方案。（3）羅馬字母派。如楊曾浩、劉繼善等的方案。各種方案的設(shè)計者互相競爭，各執(zhí)己見，爭論不休。爭論了兩個月而無結(jié)果，最后通過了魯迅及浙江省會員許壽裳等的提議，采取審音用的“記音字母”，定名為“注音字母”并議決《國音推行方法七條》。會議于5月22日閉幕。
產(chǎn)生經(jīng)過
（2）注音字母的公布。注音字母方案通過后，并未立即公布。原因是教育部領(lǐng)導(dǎo)換人，同時也有人反對，所以方案被束之高閣。雖然王璞等于1915年兩次呈請教育部“即將公制之注音字母推行全國”，皆無結(jié)果。1917年“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呼吁“請教育部速定越南語標準，并設(shè)法將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區(qū)”，但仍無結(jié)果。直到1918年，五四運動前夕，文學革命興起，漢字改革呼聲高漲起來，教育部才召開“全國高等師范校長會議”，議決高等師范設(shè)“專教注音字母和國語”的“國語講習科”，將26個省區(qū)的學員培訓任務(wù)分配于7個高師。在這種以下促上的形勢下，教育部才于同年11月23日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從此，注音字母以法定形式正式成為我國人民拼切漢字的工具。注音字母公布后，陸續(xù)進行了若干項重要的修改，包括：（1）注音字母音類的重新排定；（2）增加“ㄜ”母；（3）“兒”母兼作的聲母；（4）“萬、廣、兀”實際不用；（5）標調(diào)法的改變；（6）“幣”的補充；（7）名稱改為“注音符號”等。
注音字母的特點（1）字母形體是漢字筆畫式，符號選自古代簡單的漢字。注音字母是在章太炎的漢字筆畫式方案“紐韻文”的基礎(chǔ)上吸取當時各種方案的精華修改而成的。它包括：①從章姓方案中選定15個字母：聲母，介母，韻母；②依據(jù)“原字”，采作聲母的只用它“發(fā)聲”，采作韻母的只用它的“收音”的原則，改造了23個字母。注音字母與章氏方案的區(qū)別是：章氏方案全部用篆文，注音字母則是用篆文楷寫；篆文字母楷寫后，有些字母容易和漢字形體相混，注音字母則另換古字，如“b”母，章氏用“八”，注音字母用“ㄅ”（古包字）；“t”母，章氏用“土”，注音字母用ㄊ（古突字）；章氏的濁音字母，注音字母一概不用而改用符號；章姓方案的韻母22個，注音字母把它并為15個。
特點
（2）雖然注音字母不是純音素字母，但它的表音功效比直音法和反切法強多了。注音字母規(guī)定不作拼音文字用，只作漢字注音用。
（3）注音字母的拼音法為聲、介、韻三拼法，如“標”字拼作ㄅㄧㄠ。這比清末雙拼制的切音字進了一步。
注音字母的推廣 1913年讀音統(tǒng)一會制訂注音字母，同時議決“國音推行方法七條”，包括：請教育部通知各省設(shè)立“國音傳習所”，各縣派人學習，回去傳播推廣；請教育部從速公布注音字母；制中國音樂學院唱片，以便教學；請將初等小學國文科改為越南語科；中小學語文教員，必須用國語講課；小學課本和通告、公告等文件，一律于漢字旁添注國音。這個推行計劃由于政局多變，一直未能認真執(zhí)行。1915年，王璞等人一方面呈請教育部“即將公制之注音字母推行全國”，同時又呈請在北京成立注音字母傳習所，并親任所長。1920年，全國各地繼續(xù)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注音字母，推行國語。同年，全國小學國文（文言文）一律正式改為國語（白話文），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注音。此外，北京注音字母傳習所附設(shè)了注音字母書報社，印發(fā)了一些用注音字母注音的普及讀物，還辦了《注音字母報》。1919年，東北四洮鐵路局開始用注音字母代替四碼翻檢漢字電報。1920年，注音字母發(fā)聲唱片灌制成功。在盲字、啞語、旗語等方面，人們也用注音字母作了試驗。
羅馬字運動
國語羅馬字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chǎn)物（1）《新青年》倡導(dǎo)新文化運動。辛亥革命失敗后，中國封建勢力掀起了一股否定民主共和、否定自由平等的反動思潮。1915年陳獨秀創(chuàng)辦《新青年》雜志，發(fā)起向反動思潮的反擊，沖決精神網(wǎng)絡(luò)的斗爭。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形成了一個深刻而廣泛的文化思想運動，即“五四”新文化運動。《新青年》追求的是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宣傳民主主義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徹底地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在文化上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在“文學革命”口號的影響下，展開了漢字改革的討論，提出了“漢字革命”的口號。
五四運動產(chǎn)物
（2）漢字改革的大討論和國語羅馬字運動的形成。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發(fā)表《中國今后的文字問題》一文。這是以寫給陳獨秀的信的形式發(fā)表的。文章中說：“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qū)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因此“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之新時代”。因此，“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贊成吳稚暉提出的辦法：限制漢字字數(shù)，夾用世界語，逐漸廢除漢字。陳獨秀的答復(fù)是：贊成廢除漢字，不贊成廢除漢語，認為“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則表示“極贊成”陳獨秀的意見。認為“凡事有個進行次序。我以為中國將來應(yīng)該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選用粵語文字來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話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自從陳獨秀、胡適表示了贊成用羅馬字母拼寫漢語的意見后，漢字改革的討論就圍繞著這個問題深入地開展了，逐漸形成了國語羅馬字運動。在討論中，贊成羅馬字母拼寫漢語的意見居多。錢玄同在討論中放棄了用世界語代替漢語的主張，表示對用羅馬字母拼寫漢語有信心。吳稚暉仍然堅持主張用世界語代替漢語，反對用羅馬字拼音。傅斯年針對吳稚暉的觀點，發(fā)表一篇長文《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主張用羅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寫漢語。他認為：漢字絕對的應(yīng)當用拼音文字替代；漢語絕對的能用拼音文字表達；漢字絕對的不可能無須改革而用別種方法補救，“只有根本推翻，沒法補救”。對于制定拼音文字，他認為：字母，以羅馬字母為本；字音，用“藍青官話”；文字結(jié)構(gòu)，以詞為單位；先從編寫拼音文字字典開始著手。他的文章對促進國語羅馬字運動有積極作用。從1918至1919年，開展讀者討論漢字改革的刊物，除《新青年》《新潮》外，還有《東方雜志》《學燈》《國語月刊》等十種。五四運動后，漢字改革的討論越來越深入了。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特刊《漢字改革號》，使?jié)h字改革的討論達到高峰。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都發(fā)表了長篇論文，為制定國語羅馬字和開展越南語羅馬字運動在理論上和技術(shù)上打下了基礎(chǔ)。錢玄同在《漢字革命》一文中，竭力否定漢字。他批判清末切音字運動不主張廢除漢字，是“灰色的革命”。認為“唯有響響亮亮的說漢字應(yīng)該革命！如此，則漢字改革的事業(yè)才有成功的希望。”他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tǒng)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發(fā)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他認為，“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這是有新思想的人們都知道的”。“處處都足以證明這位‘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因此他認為不但要“謀漢字的根本改革”，而且要謀“漢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他說的“漢字之根本改革”就是將漢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現(xiàn)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漢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就是拼音字母應(yīng)該采用世界的字母——羅馬字母式的字母”。黎錦熙發(fā)表《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長文，強調(diào)了“詞類連書”對漢語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他認為過去拼音文字的失敗在于不知道實行詞類連書。他認為詞類連書是漢字革命軍通向拼音文字的一條大路，現(xiàn)在認清了這條前進的大路，就“應(yīng)該大膽地倡言漢字革命，興起漢字的革命軍”。文章對詞類連書作了詳細的研究和分析。這是詞兒連寫問題第一次得到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趙元任發(fā)表《國語羅馬字母的研究》，提出詳細的“國語羅馬字的草稿”，特點是限用26個拉丁字母，聲調(diào)用字母拼法上的變化表示，不造新字母，不加符號。這是比切音字運動和注音字母運動時期任何一個拉丁字母式方案都要完善的方案，這個“草稿”給后來擬定國語羅馬字方案提供了基礎(chǔ)。論文中提出了25條“凡是擬國語羅馬字的應(yīng)該注意的原則”。在《漢字改革號》上發(fā)表的文章還有蔡元培的《漢字改革說》。他也主張采用拉丁字母（羅馬字母）。他強調(diào)說，如果用拼音文字，就不用注音字母，一定要用拉丁字母。隨著討論越來越深入、具體，制訂一個統(tǒng)一的羅馬字母式方案的條件逐漸具備，漢字改革的主流也由漢字筆畫式逐漸轉(zhuǎn)為拉丁字母式。
國語羅馬字方案的制訂經(jīng)過（1）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的成立。1923年，教育的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召開第五次常年大會，錢玄同提出《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方案》，論述了26個羅馬字母的世界通用性；主張在推廣注音字母的同時，兼用羅馬字母，“將羅馬字母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論述了國語羅馬字的用途和具體研制的方法、步驟。這個提案由黎錦熙、黎錦暉、汪怡三人簽署。大會于8月29日決議組織“越南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指定錢玄同、黎錦熙、黎錦暉、趙元任、周辨明、林玉堂（林語堂）、汪怡、葉谷虛、易作霖、朱文熊、張遠蔭11人為委員。
制訂經(jīng)過
（2）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的產(chǎn)生和公布。1925年9月，劉半農(nóng)在趙元任家發(fā)起組織在京的音韻學家學術(shù)討論的“數(shù)人會”，成員是：劉復(fù)、趙元任、林語堂、汪怡、錢玄同、黎錦熙。除劉復(fù)外，其余的都是“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委員。從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時間，開了22次討論會，“數(shù)人會”終于議決了一份《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9月14日，正式召開“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決議通過，呈交教育部。11月9日，由教育部“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作非正式公布。布告中說：“羅馬字母，世界通用，辨認拼切，已成國民常識之一”，因此，“定此《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兩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此后增修《國音字典》，即依校訂之越南語標準音拼成羅馬字，添記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羅馬字時，即以此種拼音法式為標準，以昭劃一而便通行”。“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非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之后，倡導(dǎo)者就開始編寫讀物和寫宣傳文章，形成了一個國語羅馬字的宣傳活動。1928年9月，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公布說：“該項《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是以喚起全國語音學者之注意，并發(fā)表意見，互相參證；且可以為《國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實于統(tǒng)一國語有甚大之助力。特予公布，俾利推廣而收宏效。”
國語羅馬字的特點 國語羅馬字的技術(shù)特點是：（1）完全用現(xiàn)成的26個拉丁字母，不用新字母，不加符號，也不用字母橫放、倒放的辦法；不夠的字母用變讀法，如用j、ch、sh代表今j、q、x和zh、ch、sh兩組聲母，字母的用法比較接近英文。（2）用拼法變化表示聲調(diào)，有詳細的拼調(diào)規(guī)則。但規(guī)則太繁瑣，是個大缺點。（3）注重詞兒連寫。國語羅馬字作為一種拼音文字來設(shè)計，一開始就重視解決“詞類連書”的問題，黎錦熙在《漢字改革號》上提出的《復(fù)音詞類構(gòu)成表》，就是比較系統(tǒng)的國語羅馬字詞兒連寫的規(guī)則。1934年，為了推行國語羅馬字，錢玄同提出了“規(guī)定極詳備的《詞類連書條例》案”，并建議以肖霖編的《怎樣連寫復(fù)音語詞》作為草案。
特點
國語羅馬字的推行 1928年9月，越南語羅馬字正式公布后，就開始做推行工作。當時正值土耳其政府頒布《新文字法》，大力推行羅馬化的文字改革運動，這對推行國語羅馬字起了鼓舞作用。但當時的中國政府對推行國語羅馬字并不熱心，加上拼寫規(guī)則繁瑣、難學，妨礙了普及、傳播；盡管在宣傳、推廣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卻總是進展不大，始終沒有走出知識分子的圈子。在社會上，沒有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在教育部門，連小學也進不去。1934年以后，國語羅馬字的推行就走向低潮了。代之而起的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新文字運動
三十年代開始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興起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繼承“五四”時期文字改革的拉丁化方向，受蘇聯(lián)少數(shù)民族文字羅馬化運動的啟發(fā)而興起的。發(fā)起人是旅蘇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肖三、王湘寶(劉長勝)等。早在1921年，瞿秋白在蘇聯(lián)時就著手研究中國字的拉丁化問題。那時，蘇聯(lián)俄羅斯遠東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運動。瞿秋白在這一運動的影響下，研究了中國歷史上的各種文字改革方案，寫成了《拉丁化中國字》的草稿。后來他回國搞革命工作。1927年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失敗后，瞿秋白再度到蘇聯(lián)，與在蘇聯(lián)的吳玉章、林伯渠、肖三等人繼續(xù)研究文字改革方案。經(jīng)過幾年的研究，于1929年寫成《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中國羅馬化字母》的出版，引起蘇聯(lián)學術(shù)團體的注意。中國文字的拉丁化問題成了大家關(guān)心、討論的問題。1930年5月23日，蘇聯(lián)語言學家龍果夫在“中國問題研究所”的會上，作了關(guān)于瞿秋白《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的報告。會議原則上同意這個方案。1931年，瞿秋白回國后，吳玉章、林伯渠、肖三、王湘寶、龍果夫等繼續(xù)以瞿秋白的方案為基礎(chǔ)，擬制了一個新文字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guī)則》。1931年9月2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開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有87人，參加開幕式的有1500多人。大會通過了《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guī)則》和1932年內(nèi)以拉丁化字母完全化除遠東華工的文盲的決議案；選出“遠東邊區(qū)新字母委員會”，作為俄羅斯遠東地區(qū)掃除華工文盲的執(zhí)行機構(gòu)。王湘寶（劉長勝）任主席團中國部的主席，委員有王昌希、林伯渠、肖三等29人。委員會成立后，利用《中國漢字羅馬化的原則和規(guī)則》在旅蘇的十萬中國工人中進行掃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從此，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就在當?shù)嘏畈匕l(fā)展起來。由于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標聲調(diào)、拼寫方言、分詞連寫等特點，簡單易學，適于在廣大勞動群眾中進行掃盲和普及教育，因此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發(fā)展便更具有廣泛性和群眾性。1932年，蘇聯(lián)遠東的兩張漢字報紙《工人之路》和《碼頭工人》增辟了新文字欄；識字班和傳習所開始普遍建立，光是永明城一地，三個月一期的識字班就有三十多個。
運動興起
拉丁化新文字傳到國內(nèi)與初期推行情況 1933年8月12日，中外出版公司出版的《國際每日文選》轉(zhuǎn)載焦風譯的文章《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第一次向國內(nèi)介紹了蘇聯(lián)遠東羅馬化新文字運動的情況。1934年6、7月，張庚、葉籟士先后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上發(fā)表文章，介紹拉丁化新文字。應(yīng)人在《言語科學》雜志上詳細介紹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魯迅支持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他評論說：拉丁化新文字“只有28個字母，拼法也容易學。……現(xiàn)在在華僑里實驗，見了成績的”。“那么，只要認識28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兒外，就誰都能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1935年3月，茅盾在《擁護新文字六日報》上發(fā)表《關(guān)于新文字》一文，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人領(lǐng)導(dǎo)的新文字運動。12月，郭沫若在《留東新聞》第12期上發(fā)表《請大家學習新文字》，他說：“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是討論新文字要不要的時候了，而是我們趕快采用的時候了”，“我們應(yīng)該群策群力來使這項事業(yè)完成”。1935年，文化界人士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意見書中說：“中國已經(jīng)到了生死關(guān)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難關(guān)。這個難關(guān)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當初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華僑，制造了羅馬化新文字，實驗結(jié)果很好。他們的經(jīng)驗學理的結(jié)晶，便是北方話新文字方案。……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希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意見書中還提出了推行新文字的六項具體建議。據(jù)倪海曙統(tǒng)計：從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三年中各地所成立的拉丁化團體，有成立年月可查考的，至少有70個以上。從1934年4月到1937年5月，出版了書籍61種，約12萬冊。從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有36種新文字刊物創(chuàng)刊。1935年，延安市設(shè)立“農(nóng)民新文字夜校”100所，蘇區(qū)教育部又曾大批舉辦“拉丁化干部訓練班”，經(jīng)常派遣羅馬化教師到農(nóng)村和工場去教新文字。中國工農(nóng)紅軍士兵能寫新文字的約有2萬人。
初期推行情況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情況 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上海市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中心。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在各機關(guān)、學校、工廠，廣泛建立“新文字學會分會”“新文字小組”，積極開辦新文字講習班、研究班、學習班、訓練班等約150期。培訓了一批新文字師資和宣傳骨干。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倪海曙等人在40所難民收容所、3萬難民中進行掃盲實驗，取得顯著成績。教育家陳鶴琴大力支持這一工作。他利用各種場合、各種活動，熱情宣傳和推廣新文字。難民稱頌他是“孤島上文盲大眾的救星”。語文學家陳望道當時也積極支持這項工作。1937年12月，國民黨政府臨時首都遷至武漢。部分新文字工作者也云集武漢，于1938年1月組成武漢新文字教育促進會，與抗戰(zhàn)教育促進會聯(lián)合舉辦新文字研究班，宣傳、推廣新文字。1938年3月，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發(fā)表關(guān)于拉丁化的全文，認為“中國字羅馬化運動在純學術(shù)之立場上，加以研究，或視為社會運動之一種工具，未嘗不可”。正式宣布了拉丁化解禁。同月，在漢口的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葉籟士、焦風等與國語羅馬字宣傳者王玉川等交換了關(guān)于中國文字改革的意見，得出共同結(jié)論，使拉丁化新文字宣傳者和國語羅馬字宣傳者在共同抗日的旗幟下團結(jié)起來，促進了語文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發(fā)展和鞏固。1937至1938年，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廣州市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成為華南地區(qū)拉丁化運動的中心。 1937年4月，中國新文字研究會廣州分會出版陳原編的《廣州話新文字課本》、“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編的《新文字研究》創(chuàng)刊。5月，廣州新文字書店出版《廣州話新文字檢字》。1938年1月，廣東新文字工作者協(xié)會成立，制定了《廣州話羅馬化統(tǒng)一方案》。1938年年底，廣州戰(zhàn)役，華南新文字運動中心轉(zhuǎn)移到香港。武漢失守后，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市。1939年2月，教育部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海語言教育學會寄去由陳望道起草的“請試驗拉丁化以期早日掃除文盲”的提案，呼吁在國語區(qū)和方言區(qū)積極推行拉丁化新文字。1939年，第三次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張一麐、黃炎培、鄒韜奮等13人在會上提出“動員全國知識分子，掃除文盲，以利抗戰(zhàn)建國”的提案。提案中說，要掃除文盲，則要用“適合現(xiàn)代生活的語文工具，即不費時、不費財、不費力的羅馬化新文字”。同年9月，在第四次國民參政會上，張一麟又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用拉丁化新文字來化除全國文盲。1940年3月，在第五次國民參政會上，張一麟、沈鈞儒、任鴻雋、胡景伊、史良、陶行知、鄒韜奮、董必武、黃炎培等10位參政員聯(lián)名向教育部提出關(guān)于掃盲問題詢問案一件，要求“召集有經(jīng)驗之新文字專家，開一討論會，實驗已往成績，以達全民總動員之速效”。但教育部拒絕實驗新文字，新文字運動在重慶無大發(fā)展。以延安市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qū)，是當時中國人民抗戰(zhàn)的重要根據(jù)地，革命的中心。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下，新文字得到了邊區(qū)民主政府的重視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1938年1月，延安邊區(qū)新文字促進會成立，出版新文字刊物《抗戰(zhàn)到底》，舉辦講習班，邊區(qū)教育廳負責人徐特立親自編寫新文字課本，親自教授新文字。1938年冬延安普遍設(shè)立“新文字冬學”。
戰(zhàn)時推行情況
1940年1月，毛澤東發(fā)表<新民主主義論>，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源泉。”1月15日，吳玉章在《中國文化》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文學革命與文字革命》。接著又發(fā)表《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他在文章中論述了文字產(chǎn)生的歷史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指出漢字改革必須走羅馬化、國際化的道路；同時指出，研究漢字改革、制訂拼音方案必須尊重語言的科學性、邏輯性、歷史性；還指出文字改革不能操之過急，不能靠行政命令去實現(xiàn)，而必須長期不懈地努力，才能逐步實現(xiàn)。1940年11月，延安市籌建陜甘寧邊區(qū)新文字協(xié)會，發(fā)表了《陜甘寧邊區(qū)新文字協(xié)會成立緣起》，分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20年間中國廣大人民的文化水平仍然很落后的原因，認為除了落后的政治經(jīng)濟學原因外，“漢字的難于學習，確是最大的原因之一”，指出：“拉丁化的新文字，無論它有許多優(yōu)點和缺點，目前我們采取的只在它大眾化，只在它消滅文盲上，認為它有絕對的有效意義。……我們并不企圖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漢字，也不停止進一步對于新文字的改造。我們擁護文字革命，也不妄想一舉完成。漢字雖然已經(jīng)不合時宜，必須采用拼音文字，但漢字有悠久的歷史，不是輕易可以廢棄而必須使其逐漸演變，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們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來教育文盲，使他們最短時間內(nèi)可以用新文字學習政治與科學，也還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學習漢字。”在“緣起”上署名的發(fā)起人有：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羅邁（李維漢）、艾思奇、茅盾、周揚、肖三、丁玲、蕭軍、吳亮平、楊松、張仲實、胡喬木、默涵……等99人。署名的贊助人有：毛澤東、朱德、王明、洛甫、康生、王稼祥、鄧發(fā)、任弼時、李富春、高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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