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夢簪，字孟真，別名“傅大炮”。祖籍江西吉安，中國近代歷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
傅斯年出生于聊城市仕宦之家，從小接受儒學教育。1916年，傅斯年從北京大學預科升入北大本科國文門，期間受新文化影響，他漸漸脫離儒學，轉而與胡適交往密切，并創辦“新潮社”以支持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1919年，傅斯年領導北大學子游行示威，但隨著運動的愈加激進，他逐漸喪失政治熱情，于次年赴歐洲留學。傅斯年學成回國后，出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又與等人創設了語言歷史學研究所。1928年11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專任所長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主編，主張運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歷史和語言學的研究。次年，傅斯年隨史語所回到北平市，兼任北大教授，同時負責指導安陽市殷墟的發掘工作，又撰寫了《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和《性命古訓辯證》兩部著作。九一八事變后，傅斯年與蕭一山、方壯猷等人合著《東北史綱》一書，借以證明東北自古屬于中國領土。
1932年，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社發文，擁護蔣介石，贊成抗日，又在西安事變發生時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1937年4月，傅斯年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后又兼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任參政員期間，傅斯年接連炮轟孔祥熙和宋子文，致使二人被迫下臺。1945年，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次年卸任，繼續主持史語所工作。1947年，傅斯年與妻子前往美國治病。在美期間，受美親蔣“反共”輿論的影響，傅斯年在當地進行“反共”游說。次年回國，傅斯年上書蔣介石力主黨內改革，但未被采納，后出任中研院院士、“立法院立法委員”。1949年1月，傅斯年隨中國國民黨飛赴臺灣，出任臺灣大學校長一職。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臺灣省參議會，會議途中因突發腦出血病逝，終年54歲。
學者馬亮寬認為，傅斯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位健將，也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學者和卓有成就的歷史學家、教育家，對中國現代學術體制的創立與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中國現代思想家胡適評價他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中國歷史學家何茲全認為傅斯年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大師級人物。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傅斯年于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聊城市書香仕宦之家。父親傅旭安于1894年中順天府舉人，后任山東東平龍山書院山長。傅斯年三四歲，祖父便開始教授他讀《》《百家姓》等蒙童讀物及二十四史。六歲時入私塾，九歲失，曾隨母姓，改名為李永，1905年春入東昌府區立小學堂讀書。
1905年春，傅斯年結束了塾學生活，進入了東昌府立小學堂讀書。傅斯年天資聰穎、博聞強識，十一歲時便已讀完了十三經，并且大部分能夠背誦。
北大歲月
1908年，傅斯年隨同鄉進士、父親傅旭安的學生侯延離開家鄉，去到天津市。在侯延塽的幫助下，傅斯年于次年春考入了天津府立中學堂，開始接受新式中等教育。在天津四年半的時間里，傅斯年系統地學習了數學、物理、化學、英語等知識，大大拓寬了知識領域和社會視野。1913年，傅斯年從中學堂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乙部，三年后，又順利升入了北京大學文科國學門。
在北大學習的六年里，正值中國社會的迅速轉型時期，也是北京大學從傳統學術中心迅速向新學中心轉變的時期。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采用“兼容并包”的民主辦學理念，一時間北大人才濟濟，一躍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1917年1月，正在美國留學的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議》一文，傅斯年讀后十分欽慕，即撰寫也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新申義》以響應。同年7月，胡適回國受聘為北大教授，傳播美國約翰·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傅斯年對之心折，因受到胡適思想的影響，他與胡適的關系也日趨密切。
之后，傅斯年又先后在北京大學創辦了“文學會”“雄辯會”，擔任國文部副部長兼編輯長。1918年12月3日，受新文化運動影響，傅斯年和羅家倫、康白情、徐彥之等人創辦的新潮社正式成立，傅斯年任新潮社的主任編輯。他在該刊上連續發表了《新潮發刊趣旨書》《人生問題發端》《去兵》《萬惡之源》《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以及《怎樣做白話文》等文章，同時也在《新青年》發表了反對傳統的舊思想、舊學術，贊揚西方學術思想的文章，聲稱愿引中國學術“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以“去遺傳的科舉思想，進于現世的科學思想”；甚至一度認為“將來無窮的希望”都要靠“俄羅斯式的革命”“做引子”，“社會革命——要到處散布了”。
1919年，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賣國行徑激起了北大學子們的憤怒。5月4日，北京各校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北大學生會領袖之一的傅斯年任學生大會主席團成員及游行總指揮，他帶領學生們前往東交民巷各國使館遞交了聲明書。群眾們激情高漲，又欲前往外交部和趙家樓，傅斯年認為群眾行動“過急”，出面進行勸阻。但群眾不顧他的阻攔，直奔外交部，火燒趙家樓。傅斯年感覺到游行示威已經無法控制了，愈加怏怏不樂。之后，他又不斷受到激進同學的反對，還曾與同學發生互毆，因之傅斯年不再加入北大學生會了。5月底，從上海市回到北京的胡適對傅斯年及羅家倫表示，認為“用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他希望傅斯年等人在同學中發生影響，勸導學生復課。傅斯年與羅家倫等遂在北大學生中發起簽名運動，主張將北大遷往上海，以制止北大學生的愛國活動，但結果無效。從此，傅斯年政治熱情冷卻，回到書齋，一心用功讀書，準備畢業考試了。
留學海外
1919年秋，北京大學畢業的傅斯年隨即考取了山東省官費留學生。出國留學的前夕，傅斯年又在《新潮》發表了《新潮的回顧與前瞻》一文，贊同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觀點，勸新潮社員應專心讀書,不要再參加政治活動。
去到國外的傅斯年先是在倫敦大學研究院，師從史培曼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同時選修物理學、化學和數學等自然科學課程。1923年9月，傅斯年又去到德國柏林大學繼續學習，選學了“相對論”“比較語言學”課程，又利用余暇研究恩斯特·馬赫的《感覺的分析》和《力學》等現代物理學理論著作，還深入研讀了利奧波德·馮·蘭克學派的歷史語言考據學。
在德國的時候，傅斯年還和同在柏林洪堡大學學習的陳寅恪、俞大維、何思源、毛子水、羅家倫等結成了好友，他們互相砥礪、互相啟發。
投身教育
1926年，傅斯年學成歸國，應聘出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歷史兩系主任，他在中山大學開設了《古代文學史》《尚書》《陶淵明詩》《心理學》等四、五門課程，還自己編寫講義。
1927年，傅斯年聯合顧頡剛等人，創立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他親自擔任主任，并開始招收研究生，又相繼創辦、出版了《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圖書館周刊》《歌謠周刊》等刊物，傅斯年在《周刊》上發表了《評秦漢統一之由來和戰國人對于世界之想象》《評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等文章。
為完整學科建設，傅斯年及研究所同事還積極進行考古調查、采集方音方言的工作。他們走訪民間，采集民族風俗，考察古物，費巨資購入各種圖書12萬余冊，其中包括叢書150余種，地方志600種，科舉書600余種，家譜50種，考古學書約250種，近代史料書給800種，民間文藝約500種，民間信仰方面書籍約400種，碑帖約3萬張。在傅斯年的努力下，中山大學文史科的語言學、歷史學、民俗學、教育學及心理學的學科建設，走在當時中國其他大學的前列。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后，傅斯年與朱家驊曾聯名寫信給李石曾、吳稚暉，贊揚他們“清黨”“反共”的行為。
創史語所
1928年春，蔡元培受國民政府指派，籌辦中研院，邀傅斯年協助籌辦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11月，史語所在廣州市成立，傅斯年辭去了中山大學的職務，任史語所所長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主編。他聘請陳寅恪為歷史組主任，趙元任為語言組主任，李濟為考古組主任，又延攬了一批國內一流人才。
傅斯年將史語所的研究人員分別定級為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學侶和研究生等四個職級。其中，研究員又有專任、兼任和特約之分，專任研究員每月薪資從二百四十元到四百元不等，兼任研究員每月薪資從一百元到一百五十元不等，特約研究員每月薪資為五十元。除優厚的薪資外，傅斯年還制定了科研獎勵辦法，規定凡是發表文章的研究人員，按千字三元進行獎勵。
傅斯年將史語所的工作目標確定為“助成從事純粹客觀歷史學及語言之企業”，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一分材料一分貨”等口號，主張運用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進行歷史和語言學的研究。傅斯年認為“歷史學就是史料處置學”，治史者應專注史料的發現與考訂。傅斯年反對“國故＂，反對疏證，主張只要把材料整頓好就行了。這一年，他發表了《與顧頡剛論古史書》《周頌說》等研究古代史的論文。
1928年，傅斯年首次主持了對殷墟進行的試掘，歷時18天。殷墟先后開展了十五次大規模發掘，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及商代歷史研究的深入。1929年春，史語所遷至北平市。同年秋，傅斯年兼任北大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史學方法論”等課程；期間，他相繼完成了《民族與古代中國史》和《性命古訓辯證》兩部著作。
抗戰期間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傅斯年在“國事討論會”上，主張借編著史書喚起國際對東北地區的重視。為駁斥日本所謂中國東北地區歷史上不是中國領土的謬論，傅斯年聯絡歷史學者蔣廷黻、蕭一山、方壯猷、徐中舒等人，共同編寫了《東北史綱》，用史料證明東北自古屬于中國領土。李頓調查團到達中國后，傅斯年又讓李濟節將此書的主要部分翻譯成英文，送交國聯調查團。這一年，他又同錢穆等編寫了《中國通史》。
1932年，傅斯年、蔣廷應胡適邀，參加獨立評論社。在《獨立評論》周刊出版時，傅斯年發表政論文章贊成抗日、擁護蔣介石。次年六月，因不滿胡適發表的《保全華北的重要》一文，傅斯年聲言要退出獨立評論社。1935年冬，民國政客蕭振瀛在北平市教育界人士的會議上，公開兜售對日妥協的主張，傅斯年當場斥責是間接替日本招降，并嚴正表示反對“華北特殊化”。1934年3月至1935年12月期間，傅斯年先后發表了《溥逆竊號與外部態度》《睡覺與外交》《中日親善？》《一夕雜談》《中華民族是整個的》等文章，揭露了日本策動的“華北自治運動”真相，批評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政策，要求南京當局“應當嚴定不可再讓的界線以對國家”，還指出汪精衛所實行的“對日經濟提攜”，“乃是中國滅亡的速路”，要求認清“日本的廣田外交，不要再上大當”。
1933年，史語所南遷時，傅斯年仍留在北平市；直到1936年春，他辭北京大學職務，舉家移居南京，全力主持史語所的工作。同年，傅斯年在《中央日報》上發表對西安事變看法的文章，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
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研院總干事。盧溝橋抗戰爆發，傅斯年應蔣介石電召參加談話會和國防參議會，談到和戰問題時，傅斯年以《關于九國公約會議之意見書》，堅決主張抗戰。
1938年4月，國民參政會在武漢成立，傅斯年以無黨派代表被聘任為參政員。之后，他隨史所至遷昆明市，兼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并完成了《中華民族革命史稿》一書。次年5月，傅斯年為了史語所與北京大學合作進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與等人商議后，決定恢復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同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兼任所長，并于當年開始招收研究生。
1938年至1940年間，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屢次要求嚴懲貪官污吏，又多次上書蔣介石，抨擊財政部長孔祥熙孔祥熙等人非法聚斂錢財，任人唯親，培植個人勢力，要求蔣介石整刷政風、撤換孔祥熙。在傅斯年接二連三地抗爭下，孔祥熙等人被免職。
復教議政
早在抗日戰爭前，傅斯年便時常患病。后隨著工作壓力的增大，他的健康情況每況愈下。1941年3月，傅斯年因高血壓入院治療了三個月。出院不久，傅斯年的母親突然病逝，傅斯年以自己久臥病榻、未能盡心看視母親而負疚痛心，導致舊病復發。但他僅僅休息了兩周，又投入工作。
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秘密協定了嚴重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協定》，傅斯年聯絡任鴻雋、、王云五、、等五人在《》發表文章《我們對于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對蘇美英的行為表示抗議。
1945年5月，國民政府想請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以健康為由拒絕了，轉而推薦胡適。但此時胡適正在美國，因此傅斯年被暫時任命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同時兼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傅斯年擔任北大代理學長期間，將北大原有的文、理、法三院擴大成文、理、法、農、工、醫六院。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出了團結各黨派和民主黨派的主張，傅斯年等人于6月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身份，提出訪問延安市，促成國共和談、團結抗日的主張，受到共產黨的積極回應和熱烈歡迎。之后，他提出了和平建國的指導思想與原則，并積極參與了后續憲法草案的修改工作。
1946年2月，傅斯年再度撰寫長文《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捍衛中國的主權完整，支持中國國民黨的反蘇運動。3月，蔣介石邀請傅斯年出任“國民政府委員”一職，傅斯年表示愿以“在野之身,為國努力”，予以謝辭。同年9月，胡適回國后，傅斯年于當月20日正式辭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一職，前往南京主持史語所的復員工作。
最終抉擇
1947年6月，傅斯年與妻子俞大前往美國治療高血壓。在美國受親蔣“反共”輿論的影響，傅斯年在美國進行“反共”游說，同時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到“非將共產黨打不可”。1948年8月，傅斯年回國，定居于南京，繼續擔任史語所所長一職。眼見蔣介石在軍事上接連慘敗，社會經濟全面崩潰，中國國民黨反動統治搖搖欲墜，傅斯年上書蔣介石，提出了國民黨政權政治軍事方面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建議。但均未被采納。同年11月，摯友陳布雷、段錫朋相繼服毒自殺，悲觀絕望中，傅斯年也萌生了自殺的念頭，時常準備著安眠藥，準備一死。這一年，傅斯年出任中研院院士、“立法院立法委員”。
1948年11月，國民黨政府在大陸敗局已定，開始重點經營臺灣。12月15日，國民黨行政院正式決議，由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在傅斯年的主持之下，大陸的重要文物典籍與史語所，再度整體遷移到臺灣。
病逝臺灣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及家人飛赴臺灣，于次日在臺灣大學就職。傅斯年任臺大校長期間，日夜謀劃，銳意改革，同時還要處理各項繁雜事務。他本就有高血壓，時間一長，身體更加不好。親朋好友都勸他靜養，但傅斯年置若罔聞。
1950年上半年，臺灣社會大動蕩，許多人紛紛離開臺灣。傅斯年卻表示“臺灣是我們復興的基地”，要“歸骨于田橫之島”，決心與海島共存亡。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出席了由蔣夢麟主持召集的農復會會議，在會議上，他頻頻發言，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下午5時許，在回答參議員郭寶基提出的相關問題時，傅斯年一時情緒激動，引發了突發性腦溢血，倒在議會大廳，經搶救無效，于當晚11點左右去世，終年54歲。
傅斯年去世的第二天，臺灣大學停課一天，由各院系學生代表聯合會組織學生前往殯儀去年平臺向傅斯年遺體告別，學生們高舉“痛失良師”“國失干”白幅，佩黑紗，痛哭失聲。12月22日，傅斯年遺體大殮，一大早，人們便陸續涌入殯儀館。去往火葬場的路上，上千人冒雨為傅斯年送行。12月30日，蔣介石發明令褒揚傅斯年，稱他“性秉剛正，學造淵微”。次日，傅斯年追悼會在臺灣大學法學院舉行，蔣介石親臨主祭，參加追悼會的共有5000多人，致送挽聯270余幅，挽詩60余首，挽詞20余首，祭文6篇，中西文悼唁函電90余封，專刊登載紀念文章110余篇。
主要思想
史學思想
傅斯年的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史學就是史料學。他認為史學對象是史料，史學的進步也要歸功于史料；二是倡導絕對客觀的歷史學，否認史學應該為現實服務；三是堅持保證在歷史學的科學性，需要借鑒自然科學的方法，實現方法工具的擴充。
傅斯年反對疑古派將史料“虛妄化”，主張重史料，即“史學便是史料學”的觀點。傅斯年認為從史料中可以獲得大量的“客觀知識”，而堅實的事實只能得之于最下層的史料之中；而是歷史學的起點在于保存材料，收集材料，史學的革新在于擴充材料和工具，尤其是尋找新材料，利用新工具；當擁有了更多的新工具，得到更多的新材料后，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明顯。傅斯年肯定了史學的對象是史料，提倡“純就史料探史實”。傅斯年倡導絕對客觀的歷史學，否認史學應該為現實服務，主張為歷史而研究歷史，搞史學的人應完全消滅主觀、消滅自我。關于史學科學化，傅斯年認為一方面應秉承自然科學的理念和精神，保證歷史學的“客觀性；另一方面要具體地借鑒自然科學的方法，實現方法工具的擴充。
教育思想
傅斯年認為高等教育應以崇尚和發展學術為使命。傅斯年認為學術研究是大學最終的目標追求和精神引領，大學教育應以學術為立足點，同時也要注重學生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為此，他在大學實行講座制，并在“教與學的自由”的前理下給予最大空間的發揮。
傅斯年還認為大學應以相對獨立為原則。無論是從外在還是內在，大學都應該保持相當的獨立，包括人事任免和經濟上的獨立。他以普魯士王國為例，雖然大學教授講座的選補權掌握在“教育部”手中，一切教育行政皆由部或地方官廳下令并實行，但其教育界實際上保有很大的自治權，行政官員無法以個人好惡而更改學校的決定，相對保證了學校的純潔性。
傅斯年還提出大學應以師資質量為根本。針對當時大學教員聘請與去留的混亂狀況，傅斯年指出，對大學教授的任職資格以及權益保障應該有明確的規定，教育當局及學校方面也要嚴格執行。對此，他提出的具體解決方案是：由“教育部”會同有成績的學術機關組織一個大學教授學績審查會；凡一學者有一種著作，且能代表示該學者能力，或學人有重要著作，且有不可忽略的貢獻，即可審定其有大學教授資格；一旦成為大學教師或教授資格者，受大學教員保障條例保護，不能隨意免其職；教授三年內沒有新貢獻，則失去被保障權利；如凡無上列資格，又不得不試用的人，試用期不得超過二年。
針對基礎教育，傅斯年也有自己的構想：基礎教育要以職業訓練為中心，課程少而精，有實際價值，使受教育者走出校門，便能利用所學的知識為社會服務，擴大自己的生活范圍和就業門路。基礎教育還要注重機會均等，學校應對貧民子弟予以更多的照顧，使貧民子弟與富人子弟同樣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主要成就
政治
1933年，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就任財政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在位期間不出政績無有，劣跡昭著。1938年1月，改組后，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長和總裁，更是劣跡斑斑。傅斯年擔任參政員后，上書蔣介石，強言用人要“盡職奉公”“其直如矢”，要求罷免孔祥熙。但蔣介石沒有理睬。傅斯年又在參政會上質詢孔祥熙，并督請政府“整飭政風”。蔣介石和參政會的不作為激怒了傅斯年，他殫精竭慮搜集孔祥熙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材料，并十幾次上書蔣介石、二十多次在國民參政會提案和質詢，同時用各種方法揭露和抨擊孔祥熙以權謀私、任人唯親、禍國殃民的行為。傅斯年對孔祥熙的窮追猛打，不僅使孔祥熙狼狽不堪，也使蔣介石深感不安，為了息事寧人，蔣介石親自設宴款待傅斯年，為孔祥熙說情，傅斯年寸步不讓。最后，在傅斯年接二連三地抗爭及輿論的壓力下，1945年，被免職。
1945年，蔣介石的妻舅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長。宋子文上臺后，打著抗日救國的幌子，借外匯市場開放之機，大肆進行非法進口倒賣活動，又打著穩定市場與法幣的旗號，大量拋售國家銀行儲備美元和黃金，致使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金融乃至國民經濟陷入一片混亂。1947年，傅斯年在《世紀評論》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公開討伐宋子文。在文章發表的第二天，監察院便舉行了全體監察緊急會議，對宋子文進行質詢。傅斯年又接連寫了兩篇抨擊的文章，一時間舉國共鳴。在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之下，宋子文被迫辭職。
學術
文學
胡適是的首倡者和中心人物，受胡適思想的影響，傅斯年撰文《文學革新申義》，倡導以西方文學為模本，進行文學的革新；又以《白話文學與心理改革》一文，響應胡適等人的白話文運動，倡導文言文合一，注重白話文學；傅斯年還以《中國文藝界之病根》指出中國舊文學脫離百姓、脫離社會，缺少人性，應與人生接軌的理念，這一觀點仍是胡適文學革命的觀點之一。除對胡適思想的繼承外，傅斯年也有對文學革命的發揚，他提倡改革舊文學的文體，既不能學習“桐城派”毫無用處的文體，也不能學習“選學派”所推崇的華而不實的駢體文。
在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上，傅斯年在戲劇改良、跨學科研究兩方面也有著較大的貢獻。傅斯年是舊戲堅決的反對者，他認為舊戲違背美學上的均比律，聲色一類刺激性過強，形式太嫌固定，意態動作粗鄙，音樂輕躁。在《戲劇改良各面觀》中，傅斯年提出了他的戲劇改良觀點：真正的戲劇純是人生動作和精神的表象。他認為可以將西方戲劇作為材料，改編得與中原地區社會人情相合。傅斯年同樣推崇跨學科研究，也運用跨學科研究的方法開展自己的學術研究：他從現代史學的角度研究《詩經》，將考古學、統計學與文學研究相結合；又運用歷史學和地理學來考證《詩經》中南國的地域；他還運用統計學圖表分析《小雅》的詞類；在《性命古訓辨證》一書中，傅斯年將現代語言學引入中國文學史研究，首開“以語言學的觀點解釋思想史”的實例。
歷史學
《東北史綱》
爆發后，侵占了東北地區，為駁斥日本所謂中國東北地區歷史上不是中國領土的謬論，傅斯年于1931年10月動筆，1932年1月完稿，寫成了《》。《東北史綱》全書約10萬字，內容從遠古到隋，運用、、和的理論方法，采用各種史志典籍，論證了的民族、地理等方面的演變，證明東北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
《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其內容幾乎涉及到全部中國古代的歷史，但在傅斯年生前并未能最終完成。該書所收錄的《夷夏東西說》《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后乃東遷》論文體現了傅斯年古代中國史的主要觀點。
《周東封與殷遺民》主要說明了周室東征到山西省北部，又征服整個東部以后，對原來的商朝遺民實行懷柔政策，在東部原地封國建邦。魯、衛、齊都是殷遺民之國。在這些小國中，統治者是周族，而老百姓都是殷遺民。所以，上層統治階級均用周禮，而一般百姓仍用殷禮。又因魯宋之儒墨，燕齊之神仙、惟孝之論、五行之說，又主宰中原地區思想界二千余年，所以殷商文化為中國文化之正統，殷遺民為中國文化之重心。傅斯年此觀點在當時確屬重大發現，極富學術價值。也正是在傅斯年這一觀點的啟發之下，胡適才寫作了哲學史上著名的論文《說儒》。
《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后乃東遷》一文中，傅斯年詳細考證了周初方域之跡，又分別考證了魯、燕、齊各國地理的發展，指出大東在泰山山脈至南各地，今山東境，濟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東部；小東在今山東縣河北濮陽大名一帶。同時還得出結論，魯、燕、齊最初被封于成周東南，至于魯到曲阜、燕到丘、齊到辛店，是后來的事了。此文不僅論證了大東、小東的地理位置，而且考證了魯、燕、齊各國地理沿革發展的過程，至今仍成一家之言。
《夷夏東西說》是傅斯年研究古史的代表作，根據先秦時，東西兩大族群、兩大文化系統對峙的形勢下，利用《左傳》《》《史記》《詩》等文獻資料，結合新出土的考古資料，針對從東漢以來的中國史，無論是政治的分裂還是北方民族的入侵，都是南北之爭的現象，他認為在夏、商、周三代及其前，中國上古歷史的演進只有東西之分并無南北之限，夷與商屬于東系，夏與周屬于西系，遂提出了“夷夏東西說”。此文在當時引起中外學者如徐炳叔、王獻唐等人的贊賞并認為已成定論，時至今日，中國古史學界仍大多沿用此說。
語言學
傅斯年認為歷史學與語言學有著密切關系，要研究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思想，運用語言學的方法是一條根本路徑。因此，語言學研究是史學研究的前提或基礎。1928年10月，傅斯年在《本所對于語言學工作之范圍及旨趣》一文中列舉了漢語方言、西南語和中央亞細亞語研究的重要性。談到西南語時，他認為“西南各民族的問題實在是中國史上一個再重要沒有的問題，固不限于語言，而西南民族語言之研究卻是認識他們的物事的第一步”；談到蒙古滿洲語時，傅斯年認為“中國人對于蒙古滿洲史乃至契丹女真史的興味向來很大，獨不先以認識這些語言為研究之初步，所以結果有限”。因此，史語所根據保持亭林、百詩的遺訓、擴張研究的材料、擴張研究的工具三條宗旨，提出了客觀地處理歷史學或語言學題目的精神，這也是現代史學和語言學研究的科學精神。
傅斯年十分重視語言學的研究，除在史語所設立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言學等研究機構和組織學者開展相關研究外，他還借鑒阮元以語言學解決思想史問題的方法，著成了《性命古訓辨證》一書。該書既是傅斯年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學、歷史及思想的學術結晶，也是代表傅斯年哲學思想水平的重要著作，展現了傅斯年重要思想之一“哲學乃語言之副產品”。在書的上卷，傅斯年用語言學與歷史學的方法系統梳理和闡釋了中國思想史的基本范疇性與命，以及和兩者關系密切的生、令的演變關系，進而解釋了中國思想史的核心思想范疇與命題及其時代演變。傅斯年的研究從字形、字音和字義三個方面展開，研究內容包括對生與性、令與命四個概念的生成及內涵演變的闡釋，又包括對與之相應的范疇和命題，如性惡論、性善論、天命論、天人論、天道觀等在先秦生成和演變的辨析。
史料學
1929年5月，史語所合并調整為歷史、語言、考古三組后，傅斯年在很短時間內就“為第一組找到了內閣大庫的檔案，指定了漢簡與敦煌市材料的范圍；為第三組劃定了安陽與洛陽市的調查”。除搜集梳理文獻資料之外，史語所學者們到“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案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盡量擴充材料范圍，搶救了大批瀕危歷史文獻資料，發掘了眾多珍貴的地下歷史資料。
1929年，由中央研究院出面，買下了包括明末至清代的詔令、奏章、則例、移會、、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冊簿在內的明清大內檔案，交由史言所整理。傅斯年與籌劃成立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編刊會，聘請大家、及為編刊委員，按照陳垣先生提出的《整理檔案八法》，即分類、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編目進行詳細分類，最后再捆扎上架。為使整理工作順利進行，傅斯年制度了十二條嚴格的工作規則，包抱午息時間，考勤制度等。1930年9月30日，明清史料部分整理完成，傅斯年提出邊整理邊刊發的建議，率先將一些重要的、比較完整的刊發，取名為《明清史料》，首次印刷稱為“甲編”，共十冊。傅斯年在世時，共整理出版了四編。
除此之外，史語所收集了大量殷墟甲骨檔案、漢晉簡、敦煌遺書以及清代內閣大庫明清檔案，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檔案種類與數量，也豐富了中國近代檔案學的研究內容。此外，在傅斯年主導的明清檔案整理中，涌現出一大批近代檔案學者，如羅振玉、沈兼士、陳垣等大家，極大推動了中國近代檔案事業的發展，為中國檔案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考古學
在史言所成立之前，中國的考古發掘大多都是由外國人主持，中國極少有掌握科學考古理論和技能的學者，更沒有從事科學考古的學術機構。傅斯年留學時，接受了西方現代考古理論和方法，決心建立一個中國人自己的科學考古組織，發展中國的考古事業。
1928年至1937年之間，在傅斯年的領導下，史語所對進行了共計十五次的發掘，共發掘遺址11處，獲得大量龜甲、獸骨和銅器，器物共計169萬件，帶字獸骨2.5萬件，是20世紀世界田野考古工作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有力地證實了甲骨文字的存在，提高了甲骨文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充實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內容，中國的信史，也因此向前推演了數百年。
1930年，在傅斯年的領導下，山東濟南城子崖遺址進行首次發掘，發現了具有特征的黑陶和灰陶器具，而最具特征的蛋殼陶被作為黑陶文化的文化標志。的發掘誕生了新的文化——龍山文化。次年，城子崖進行第二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片，考古人員還發現了長約450米、寬約390米的版筑城墻，是中國考古史首次發現的史前古城祉。
在傅斯年的帶領下，考古學走向了聚眾式的研究模式，既針對同一個問題，在自身擅長的領域針對同一個研究對象給予自身方向性的解釋，更大程度上發掘同一個研究對象的歷史信息。同時，考古學實現了與多學科的交叉研究，既能提供更加豐富的材料，又能為古史重建提供多角度的視野。此外，考古學實現了對金石學的注重彝器的突破，學以發掘的科學性取代了金石學者“挖寶式”的發掘，考古學更加重視發掘過程中地層學和遺物從出土到研究過程中更加詳細地記錄。
在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中，傅斯年對近現代科學考古學的建構也起了重要作用。他所領導的史語所考古組是國家學術機構，有強有力的資金和行政力量支持，也有利于后續考古人才的培養。其次，國家支持下的考古發掘更能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體現了傅斯年“將科學正統的東方學建設在中國”的目標，促進了科學考古學在中國的建構取得實質性的進步。
辦學
早年治學
在教學方法上，傅斯年摒棄了中原地區傳統的陳腐說教，把教育的重點放在培養學生獲取新知的方法和運用資料的能力上。他要求學生閱讀原始資料，同時也要學會思考問題。他對各門專業課做到了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相結合，基本內容和研究狀況相結合，既注重傳播系統的知識，又注重學生掌握知識、運用知識的能力。授課中，傅斯年因材施教，根據學生年級不同而講授的內容深淺不同。與此同時，傅斯年還注重將研究的最新成果向學生介紹，幫助學生了解當時的最新的學術研究動態。
在師資的利用上，傅斯年遵循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原則，既聘請有現代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的“新派學者”，也聘請對于國學有深厚造詣的“耆舊宿儒”，積極動用其一切人脈關系，以充實學校的師資力量。同時，他對曾經服務過偽政權的學者卻是不屑一顧。在北大任代理校長期間，他公開拒絕“偽北大”教職人員任教，也不怕與之公開交惡。
除了對教學的負責，傅斯年還注重對學生的愛護，時常幫助學生解決生活和學業上的問題，還經常資助家境貧寒的學子。
臺灣大學
傅斯年是光復臺灣大學的第四任校長，也是真正實現學校從工具性大學向學術型大學轉變的關鍵人物。傅斯年在就任之初就提出，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因此，臺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標，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目標。
在“以學術為本位”的前提下，傅斯年廢止了以前的固定講座制度，實施自由選課制。六個學院皆按學科性質自由發展，各學院大一、大二修讀必修課程，大三、大四時，文、法兩院采用選課制度，理、農、工、醫等學院則依學科特征和需要，酌情進行必修和選修的課程調整。
要達到“以學術為本位”，首先要保證“教與學的自由”。傅斯年不允許教員兼職，做官與教學必須分開。同時，他對真才實學的人也是不拘一格。所進教員，皆以學問為先，只要有真才實學，且為臺大所需，定寤寐求之。
為保障純正的校風，傅斯年更是努力對外爭取養成大學精神的環境和空間，拒絕政治干預大學，杜絕在學校內實行聯保制度。
為使學生在學習時無后顧之憂，傅斯年主動解決學生的生活問題，包括食、住、衣、書、病；在課業之余，他提倡各種課外活動，使學生能夠全面發展。為使貧寒學子有書讀，傅斯年在力所能及范圍內設置多種獎學金、助學金、救濟金等。
在學生管理工作方面，傅斯年提出了機會均等的教育理想，并建立了嚴格的招生錄取制度。所有想就讀于臺大的學生必須參加考試，一律按成績由高到低錄取。堅決杜絕請托、說情等不正之風。為保證考證的公平性，傅斯年采取多人各出套題，最后決定采用哪套題的作法，而試題，從出題到發放試卷，嚴格保密，不能有絲毫的泄露。
傅斯年執掌臺大的時間不長，但他對臺灣大學的學術及大學精神的建設方面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不僅提出了“大學獨立，學術自由”的教育理念和“敦品、力學、愛國、愛人”的校訓，而且努力加以落實和維護，使戰后的臺大成了教育典范。
人物著作
人物評價
中國現代思想家、哲學家胡適評價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夠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
中國近代教育家羅家倫以“縱橫天岸馬，俊逸人中龍”兩句話來形容傅斯年，第一句形容他的才氣，第二句形容他的風格。
中國歷史學家歐陽哲生評價傅斯年作為學術界、教育界的一個重量級的歷史人物，傅斯年在他曾經生活、學習、工作過的地方，刻上了深深的痕跡，以至于我們無法輕視他作為歷史的存在。
原臺灣新聞評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程滄波評價傅斯年的人格學問，及對國家社會的按摩煩惱，以至于成為一個時代的驕子。
中國歷史學家、傅斯年的學生程槃感慨傅斯年之所以有此成就，在于他有學問、有才識、能治劇，才力充沛而勇于負責。一個人能有一項上述品質都已難得，而傅斯年全部具有，更難得的是他對國家忠誠，嚴于律己，剛毅為忍，自強不息。
中國歷史學家劉澤華評價傅斯年的歷史意義在于：作為一個樣本、一個范例，揭示了一個類型的有理想、肯擔承的知識分子在現實與歷史的多重制約下是如何自我定位、自我期許、自我成就的。
中國近代史學家袁偉時評價傅斯年，研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學術史、史學史、教育史、學生運動史和政治史，他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人物。
中國歷史學家何茲全認為傅斯年是20世界中國史學界、國學界大師級人物。
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楊向奎評價傅斯年是有才華的學者，才氣縱橫，也是一位淵博而有開創性的學者。
中國元史研究專家楊志玖評價傅斯年對史籍的熟悉，旁征博引，融合中西的學識以及滔滔不絕的口才，（楊志玖）深感新奇和欽佩。他（傅斯年）時而背一段《左傳》，時而翻一篇英文文獻，中西互證，左右逢源，宛如一個表演藝術家，聽他（傅斯年）的課也是一種藝術享受。
中國宋史專家鄧廣銘評價傅斯年關于中國古代史的文章，幾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貢獻，都具有開創性的意見和里程碑性的意義。
學術爭議
“歷史學便是史料學”是傅斯年史學思想的核心，也是史學界歷來爭議的焦點。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對他的觀點是這樣表述的：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歷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查爾斯·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它們聯系起來的一切設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可能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材料之內使他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
社科院史學理論研究室主任蔣大椿認為傅斯年把歷史學的功能歸結為只是純學術研究，而不具備一般的用處，讓史學脫離了社會，對史學發展不利。歷史文化學學者江心力認為傅斯年撇開史論、歷史哲學、著史，僅從史料的角度談論史學，這種認識存在明顯的失誤，從而導致他的史學思想與史學實踐之間的矛盾。學者徐曉旭、朱丹彤認為傅斯年強調史料的重要性，是他對科學的堅定信念，但仍有其消極的一面，造成了史學某些社會功能的喪失，無助于人們正確認識歷史、正視現實和預知未來，而且讓史學研究者在歷史認識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限制。學者桑兵更是反映出傅斯年在“歷史學便是史料學”的宣言之下，一些相關主張多少有些口號式的意味，有時甚至故作驚人語。
歷史學專家趙世瑜認為傅斯年強調的主要觀點是通過嚴格地對待史料，使歷史研究成為科學的做法，排斥史觀，強調純粹的客觀公正。歷史學教授王連升認為傅斯年的觀點是在強調史料對史學研究的極端重要性，反對脫離史料的胡思亂想，絕非主張歷史學研究者只在史料堆里翻來翻去，而是主張從史料里找出自己的觀點來。學者晁中辰的觀點與王連升一致，認為這是傅斯年對史料的強調，晁中辰還認為“歷史學就是史料學”最大價值在于體現了史學研究本質的回歸，這種回歸正是史學獲得生命力的真正來源。
人物關系
個人軼事
老鼠與貓
史語所避徙四川李莊的時候，傅斯年每次回到史語所，所里的青年學者對他都“敬而遠之”；而傅斯年不在李莊的時候，青年學者們卻和代理主持事務的董作賓打得火熱，這使得傅斯年大惑不解，便向董作賓打聽個中原由，董作賓嘆了一口氣，答道：“這是我無威可畏，不如老兄你之處。”傅斯年聽罷，長吁了一口氣。時任研究院社會所所長的陶孟和也曾對董作賓說笑過：“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家鼠，這幾天斂跡了。”陶孟和將身材肥胖的傅斯年比喻為“胖貓”，又把史語所的青年學者們視為避“胖貓”唯恐不及的“小耗子”，這一說法一時間流傳開來。后來臺大歷史系畢業的中韓關系史專家張存武回憶道，系里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揚名的教授方豪，總是“笑嘻嘻地說”，出身史語所的秦漢史專家勞干，每次看到傅斯年，“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
誓不妥協
在代理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傅斯年曾發表聲明，堅決不錄用偽北京大學的教職員。1945年11月，傅斯年抵達北平市，剛一下飛機，他第一句話就是問陳雪屏與偽北大的教員有無交往。陳回答說，僅限一些必要場合。傅斯年很不滿，認為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傅斯年不但不錄用偽教員任教，還常請司法部門將罪大惡極的儒林敗類捉拿歸案，嚴加懲處。北平的偽教員們私下聯合起來以罷課相要挾，并集體向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請愿，強烈要求北大錄用，為此，偽北大教授容庚還發表了致傅斯年的“萬言書”，以示抗議。對此，傅斯年毫不妥協。容庚見傅斯年毫無通融的余地，尾隨傅斯年從北平市到重慶市，繼續理論。當容庚來到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找傅時，傅斯年拍案而起，指著容庚大罵他是民族敗類、無恥漢奸，還當場命人將容庚架出辦事處，扔到馬路上。
“傅大炮”
傅斯年生性豪爽直率，鋒芒畢露，愛憎分明，遇不平之事仗義執言，無所顧忌。為將趕下臺，他曾十幾次上書蔣介石，二十幾次在國民參政會提案和質詢；之后，又對侵吞國家資財、貪污中飽、倒行逆施的繼任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窮追猛打，迫使宋子文也隨即下臺。傅斯年連續炮轟國民黨政府兩任行政院長，一時震驚朝野、轟動一時，使得他獲得了“傅大炮”之稱。
重要發現
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特別重視史料的發掘。為此，他曾費巨資主持購買了清代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在對這批檔案資料的整理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李濟感嘆道：“這批資料竟然沒有什么重要的發現。”李濟笑了笑，反問他：“什么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滿族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斯年聽了大笑不止。
不修邊幅
傅斯年是一個有名的大胖子，光從外表看，他又完全是一副紳士風度。馬來西亞華文作家溫梓川回憶第一次見到傅斯年時的情形：“記得那年秋季開學時，中山大學請來了一個肥頭胖耳的大塊頭，他有一頭蓬松的亂發，一副玳瑁的羅克式的大眼鏡，他經常穿著那時最流行的大翻領的ABC襯衫，沒有打領帶，外面罩上一套白嗶嘰西裝，那副形容，說起來就是那類不修邊幅的典型，但卻顯出了與眾不同的風度。他似乎永遠是那么滿頭大汗，跟你說不上三兩句話，便要掏出一方潔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
傅孔決斗
有一次，傅斯年因為中醫問題反對孔庚的議案，兩人激烈地辯論了一場。但孔庚不是傅斯年的對手，辯論輸了，孔庚氣得在座位上直罵傅，還罵了許多粗話。聽得傅斯年火冒三丈，當即指著孔庚說道：“你侮辱我！散會之我和你決斗！”散會之后，傅斯年果然在會場門口攔著孔庚，要和他決斗，但看到70多歲的孔庚身體瘦弱不堪時，他的怒氣一下子消散了，立刻垂下雙手，但嘴上仍不示弱：“你這樣老、這樣瘦，我不和你決斗了，讓你罵了罷。”
后世紀念
傅園
傅斯年逝世周年忌的當天，由臺灣大學新任校長錢思亮主持，將傅斯年的骨灰安放在臺灣大學的紀念亭內的大理石墓中，自那以后，人們稱傅斯年墓所在的植物園為“傅園”。傅園是一個仿希臘帕德嫩神廟的羅馬式紀念亭，堂前有方尖碑、噴水池等建筑物。臺灣大學行政大樓前還鑄造有紀念鐘，被稱為“傅鐘”，傅斯年校長安葬時，傅鐘曾鳴響五十五次，向這位55歲時為臺大鞠躬盡的校長致敬。
傅斯年陳列館
傅斯年陳列館位于聊城市仁義胡同，于1993年興建。1994年，程思遠副委員長為傅斯年陳列館題詞：“傅公高風亮節，足為后世楷模”。季羨林先生也曾為傅斯年陳列館題寫了匾額。傅斯年陳列館面積不大，除展出傅斯年的相關資料外，還收藏了近60塊木質匾額，館內還立有《留別李莊碑》《八項命令碑》《東昌府東關敕封土地神祠記碑》等歷史碑刻。
傅斯年研討會
2004年8月，在山東聊城召開了“傅斯年與中國文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活動由北京大學、中國歷史學會、中國現代文化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歷史研究》編輯部、山東大學、山東歷史學會等多家單位聯合發起，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浦項理工大學、臺灣中研院、臺灣大學、臺灣故宮博物院、香港理工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等多家單位、近八十名學者參加，會議主要討論了傅斯年的史學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學術思想、社會活動和人際關系等主題，展示了近年來傅斯年研究的最新成果。
2014年8月，在聊城市舉行了“傅斯年與新文化運動”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由聊城大學與聊城傅斯年研究會共同發起，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等單位專家學者參與大會，與會學者共同探討傅斯年的學術成果，挖掘傅斯年的教育思想。
文藝影視
文學作品
影視作品
2021年上映的電視劇《覺醒年代》中，由演員張藝文飾演傅斯年。
參考資料 >
殷墟的自白：我從來就不是“墟”.河南省文物局.2025-10-15
楊寬：殷墟發掘的歷史意義.河南省文物局.2025-10-15
18.傅 園.國立臺灣大學官網.2023-11-21
傅斯年陳列館.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2023-11-21
“傅斯年與新文化運動”研討會舉辦.齊魯晚報.2023-11-21
歷史的復盤.豆瓣讀書.2023-11-21
陳寅恪與傅斯年(修訂版).豆瓣讀書.2023-11-21
治學的霸主——傅斯年.豆瓣讀書.2023-11-21
南渡北歸.豆瓣讀書.2023-11-21
那時的先生.豆瓣讀書.2023-11-21
歸去來兮.豆瓣讀書.2023-11-21
風雨琳瑯.豆瓣讀書.2023-11-21
書中自有山河.豆瓣讀書.2023-11-21
覺醒時代.豆瓣.2023-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