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驊（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字先，浙江省湖州府吳興縣（今吳興區）人，中國近代教育家、科學家、政治家，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中國現代化的先驅。中國國民黨內親德國派人士。
朱家驊年少時先后就讀于正蒙學堂、南潯公學，1908年秋考入上海同濟德文醫學校（同濟大學前身）。1922年，朱家驊獲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26年，朱家驊任廣東中山大學代理校務委員長。1927年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歷任中央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交通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職。抗戰爆發后，歷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三青團代中央團部書記長、中央調查統計暨普查局局長、中央組織部長等職。因其長期主管中國國民黨黨務，形成了自己的派系力量，被稱為“新CC系”。1948年冬，朱家驊曾派人將故宮、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大量文物書籍運往臺灣。1948年，新華社發布了43名中國國民黨戰犯的名單，朱家驊位列其中。1949年，朱家驊前往臺灣在臺灣，朱家驊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臺灣地區貨幣政策主管機關理事等職。1963年1月2日，朱家驊因心臟病在臺北市逝世，終年71歲。
朱家驊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德合作中的重要人物。1953年，通過朱家驊的努力，“中研院”在臺北近郊南港建造了新院舍。隨后，動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化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才相繼恢復。朱家驊還創辦了《大陸雜志》。
人物生平
求學與早期革命活動
1893年5月30日，朱家驊出生于浙江吳興商人兼地主家庭，父母早亡，由胞兄朱祥生撫養。6歲入塾，13歲入南潯正蒙學堂，15歲進南潯公學。青少年時因兄長在張靜江創設的“兩浙鹽務公司”當帳房而結識張靜江。1908年，考入同濟德文學校，受革命思潮影響，不滿清朝暴政，于辛亥年春天發起組織“中國敢死團”，并任中國敢死團駐漢口代表。
1914年初，朱家驊自費留學德國柏林洪堡大學，1917年，朱家驊回國。次年，朱家驊考上教育部公費留學生赴瑞士，不久轉往德國，攻讀地質學。1922年，朱家驊獲德國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24年初，朱家驊再次回國，任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并兼德文系主任。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朱家驊與學生參加北京地區反對段祺瑞執政府的游行示威，支援上海人民斗爭，遭北洋政府通緝，潛出北京暫回原籍。
投身政治與教育工作
1926年，朱家驊返回浙江省，后應戴季陶之邀去廣東，因與國民黨中央政會秘書長周覺有誼，先在石井兵工廠當秘書，后因自恃才高言語不遜，被蔣介石撤職扣押，經周覺挽戴季陶援釋。同年夏，朱家驊轉任廣東大學地質學教授兼系主任。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迅猛發展，朱家驊投靠張靜江和戴季陶，思想急劇右轉，反對學生參加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左派組織的革命活動，污蔑“校內中國共產黨分子勢力膨脹，隨時搗亂”，策劃“清理校政”。10月，廣東國民政府為紀念孫中山，改組廣東大學為中山大學，任命戴季陶為學校委員長，顧孟余為副委員長，徐謙、丁惟汾、朱家驊等為委員。當時其他四人不在校管事，朱家驊代理校務委員長，實權在握。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4月15日，廣州市方面，朱家驊與李濟深、錢大鈞等人組織“清黨”，制造了廣東省地區的“四?一五”反共事件，封閉搗毀工會、學校等團體200余個，逮捕殺害共產黨員和工人積極分子2100余人。“清黨”后，廣東省政府改組，朱家驊因戴季陶推薦，登上政治舞臺，升任代理省黨部常務主席、省府委員，兼民政廳長、廣州政治分會委員；8月，廣東省政府再度改組，朱家驊任省教育廳長，兼中山大學副校長。之后，朱家驊回到浙江省，利用手中權力推行“新政”，整飭吏治，培植親信，欲控制全省政治、黨務和警察大權，擴大勢力范圍，積蓄政治資本。朱家驊還組織了“北京大學同學會”，聯誼北大校友，標新立異，在1928-1930年間舉辦三次縣長考試選拔人才，還開辦浙江省警官學校等，培訓人才。
1929年3月，朱家驊參加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從此參與國民黨統治的中樞活動。1930年，朱家驊因操縱親信占據浙江省黨部候選人名額與C.C系引起權力之爭，結果遭到失敗，在選舉中終歸失敗，張靜江也因此遷怒于朱，兩人關系破裂。
1930年11月，朱家驊得戴季陶提攜，調任中央大學校長。他積極貫徹國民黨的思想控制政策，限制進步師生言行，并在題為“中國大學教育的現狀及應行注意各點”的報告中，指摘大學之弊端，闡明本人對改革大學教育的觀點，頗得各方贊譽，蔣介石也因此加深了對他的印象。
1931年，九一八事變激起全國范圍的抗日反蔣運動，學潮迭起，朱家驊抵制學生運動“憤而辭職，不再到校”。12月底，朱家驊被提升為教育部長，次年2月正式接事。
主政教育與其他職務經歷
作為“留學生官吏”，朱家驊留心西學，呼吁教育改革，認為高等教育應充實、務實，注重培養實用人才，提倡學術自由，提拔年輕后進，主持制定中學法、小學法以及職業教育、師范教育等法規，訂定中小學課程標準，為掃除文盲，發動識字運動，對十歲到十六歲失學兒童進行短期義務教育，主持編寫掃盲教科書和教授法，限定認識1500字，限期一年。他還創辦了中央圖書館、博物院、編譯館等。
1931年春，朱家驊兼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1943年改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董事長；1932年11月，朱家驊兼職交通部長，在部分經濟發達地區整頓了混亂不堪的郵政和交通系統，又撥中英庚款資助鐵道、電訊部門，接通了粵漢鐵路株韶段，建成了九省長途電話網和西北西南無線電話網。1935年12月，行政院改組，朱家驊任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秘書長；1936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聘請朱家驊兼任該院總干事，1938年，在南京成立后，朱家驊為它撥過一些庚子賠款，作為財政資助。
1936年冬，蔣介石調朱家驊為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民政廳長。當時浙江省財政困難，債務近九千萬，朱家驊抵浙后召回從前的老班底，整頓財政，改革積弊，終使財政情況好轉。1937年抗戰爆發，同年11月5日，日寇在錢塘江杭州灣的金山區登陸，上海市已苦戰三個月，中國國民黨軍隊面臨腹背受敵、前后夾擊的處境，全線退卻。那時，防御嘉興市、金山一線的是第10集團軍的劉建緒第63師，他們抗擊日軍進攻無功，竟不顧千百萬人民群眾的死活，準備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挖開沿海海堤，用海潮阻擋日軍。朱家驊反對這一政策，曾不止一次對屬下說“外邊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市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遂于別動隊劃定區域，貼好標記，備足煤油、木材，欲采取放火行動時，以省主席和保安司令的名義出面嚴加制止，使該計劃未得實施。其時，朱家驊仍兼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當得知存放于南京朝天宮的一萬多箱故宮文物因經費艱窘而無法遷移時，他電呈蔣介石，責其責成侍從室和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無論如何要保住這批國寶珍品，火速搶運西撤。運費由中英庚子賠款董事會緊急墊付。蔣介石按朱電報后，即令侍從室調集了卡車幫同搬運，并令交通部次長俞飛鵬預備了輪船，發動文教人員搶運，把這批文物運到了大后方貴州省。
抗戰初期，朱家驊卻無“主持省政，守土有責”的觀念，日軍飛機常至杭、嘉、湖一帶騷擾，朱每為此而惶恐不安，他不厭其煩，每日于黎明驅車逃離杭州市去富陽區躲避空襲，傍晚始歸。省政府的一應日常事務，統統交由秘書長應付。有關前方戰況，均指示僚屬早晚兩次以電話報告。那時佐理浙江省軍務的部下，曾一再請朱去戰地附近視察一下，以鼓舞士氣，但他始終不敢去。淞滬戰事失利，嘉興市、湖州市隨告淪陷，朱家驊更加驚惶失措，束手乏術，他親自下令控制了運輸工具，在全市撒崗，準備遷省府于金華。不久，就離開杭州溜之大吉。1937年12月，朱家驊卸職。此后，朱家驊在中國國民黨內任職，曾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并代理三青團書記長等職，在國民黨黨務、特工系統等方面發揮作用，還卷入國民黨內部權力斗爭。
后期活動與離世
抗戰勝利后，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家驊繼四、五屆又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8月16日，即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第三天，就從重慶市向廣大收復區教育界發表廣播講話，要求維持現狀，聽候接收；9月20日到26日，教育部在重慶中央圖書館召開“全國教育善后復員會議”，由朱家驊主持戰時教育復員工作，隨后，國民政府對教育發表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宣言與法令，包括收復區各省市國民學校教員登記甄審訓練辦法、全國實施國民教育第二次五年計劃等。
1949年6月，閻錫山出組內閣，朱家驊在廣州市當了半年之久的行政院副院長，不久即隨同國民黨政府逃往臺灣。在臺灣，朱家驊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臺灣地區貨幣政策主管機關理事、中德文化協會會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留德奧瑞同學會會長、中韓文化協會理事長等職，但他最重視的工作是重建中央研究院。1963年1月2日，朱家驊因心臟病在臺北市逝世，終年71歲。
社會任職
個人生活
家庭狀況
成長背景
朱家驊自幼父母早逝，由兄嫂撫養長大。兄弟姐妹八人中僅四人存活。1928年其嫂嫂陳氏去世，1929年兄長朱祥生相繼去世后，他肩負起撫養和教育侄兒侄女的責任，于1948年4月15日，在自己生日這天為侄兒朱國勛和鐘萃蘭主持了婚事。
婚姻情況
朱家驊先后兩次結婚。元配夫人程亦容系吳興人，小他6歲，是其大哥同事周黨的外甥女。兩人于1913年相識，次年1月訂婚，兩個月后朱家驊赴歐洲留學，1917年初回國當年8月與程亦容在北京結婚。婚后第二年朱家驊再度出國留學，程亦容一同前往歐洲。在歐洲期間，程亦容因個性活潑、耐不住寂寞，與朱家驊性格多不合，回國后兩人漸生齟齬，最終在抗戰期間離婚。到臺灣后，朱家驊與王文淵女士結婚，王氏未曾生育，朱家驊一生膝下無子，去世時由侄兒朱國勛為繼嗣。
經濟狀況
為官清廉，一生無積蓄，赴臺后生活非常窘迫。1953年他染病住院需開刀手術，卻因付不出醫療費，不得不請求親友幫助，最后多半醫療費由友好舊屬捐獻。1958年他再次吐血病倒，也是得到舊屬好友的捐助才得以渡過難關。有舊屬送他一輛舊車，他十分感動，認為自己年老無力買車，朋友卻在未接受他好處的情況下贈車，令人感念。
健康狀況
朱家驊體質原本不錯，但因工作太忙，應酬多，生活無規律，導致后來健康出現問題。他酒量很大，年輕時一餐一瓶白蘭地不成問題，這導致1937年他任浙江省省主席時曾胃潰瘍和上消化道出血。1953年2月，朱家驊又患十二指腸炎。1955年朱家驊應邀赴韓國訪問，回程經過日本時，在東京忽感嘴巴不靈活，說話不利索，診斷結果為輕微腦出血。自此以后，他成了醫院的常客。1962年，他又出現心臟擴大和血管硬化等癥狀，行動變得遲緩起來。1963年1月3日下午，他做例行按摩，按摩半小時后感覺身體不適，停止按摩上床休息，一小時后感到胸悶氣短，下床走了一小段路就喘證不止，最終于當日下午4時50分離世，終年70歲。
思想觀念
教育方針觀
抗戰勝利前
教育宗旨
以三民主義為根本宗旨，具體為發揚民族精神，提倡國民道德，鍛煉國民體格，培養服從法律習慣、團體協作與使用政權能力，提倡勞動、運用科學方法、增進生產技能、采取藝術陶冶、豐富生活意義，以實現民族自由平等、圖民生實現。
教育目的
根本目的是復興民族，提高國民知識程度是民族復興關鍵。認為應培養國民民族觀念、恢復民族自信，中國社會缺乏組織紀律和團體觀念，西方文化輸入導致民族自信缺失，需從教育著手改變。
教育本質
朱家驊認為教育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的活動，不同教育本質看法分社會主義、兒童本位、人格教育三大學派，雖觀點不同，但都承認教育是人與人之間的“活動”，且上一代人活動對下一代人影響重要。
抗戰勝利后
教育目的
分為最高目的和直接目的。最高目的是創造文化、提高文化程度、提升人生價值；直接目的是傳授與實際生活有關知識技能，改變或修正個人“個性”，使其為人類生活團體做貢獻。
教育本質
朱家驊提出“教育本身就是文化”思想，認為教育活動可改變人類“個性”，使其成為“人格”，“個性”與生俱來，“人格”含社會或道德意義、價值高低意味，進入“文化”領域，教育活動傾向于人格培養，所以教育本身是文化，且在一般文化類型中有特殊形態。
教育意義
針對教育界“教育即生長”觀點，朱家驊認為“生長”有“任其生長”“助其生長”“導其生長”三種含義，只有“導其生長”，即先確定目的，再創造條件使生長傾向此目的，才是純粹教育意義。
青年修養觀
精神修養
朱家驊認為近代中國因盲目追隨外國致民族自信力喪失，青年正處三觀形成期，培養其民族自信力和愛國精神至關重要。以戰爭中飛機和潛水艇的使用為例，強調使用者若無自信力和愛國精神，先進武器也無濟于事。主張青年不能拋棄中國固有文明和精神，應在學習固有文化基礎上學習國外東西。
知識修養
朱家驊指出民族因知識技術落后遭受苦難，國家繁榮、人民生活幸福很大程度取決于人民知識水平，在當時人民知識水平普遍低下情況下，加強青年知識修養尤為迫切。認為青年是國家生力軍，要自立須強學，立志、忠黨、愛國、負責、任重，更須強學。知識浩如煙海，強學要講究讀書方法，國家既需要通才也需要專家，青年應博學專攻，在博覽群書基礎上，依興趣選擇一門科學專攻，還提倡以一種科學為中心、相關科學為輔佐的學習方法，且學習要有“有恒”精神，將選定科學研究成習慣。
品行修養
中國古代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青年無論是為政還是治學，都要先學會做人，才能肩負國家富強重任。青年要立志，從修養到常識豐富、學有專長、氣度恢弘、操守廉貞，才能肩艱負鉅、任重致遠。品行修養要從氣度和操守做起，養成大丈夫氣度和貞廉操守，具備“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氣，堅定信念、擇善固執、砥礪廉隅、言行忠信，以“誠篤力行”為方法，從小處、卑處、近處著手，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嚴以律己、恕以待人。
身心健全
個人需有健全身心才能辦事治學、有所成就，青年只有身體健康、心理健全，才有體力和腦力完成學業、做出貢獻。身心不健全對民族有不良影響，優秀學生應意志堅強、遇事耐煩。念書要有節制，避免從早念到晚致思想不靈活；要勞逸結合，多參加體育運動以強身健體、增強意志；要有適當文娛活動，組織美術會、音樂會等活動團體，以正當娛樂謀精神安慰。
法律教育觀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朱家驊認為“法律”和“道德”原本是維持國家社會秩序的兩個方面，中間還有“禮”。近代變法后，舊有禮和道德被沖擊，僅靠道德教條難以維持秩序，需依靠法律，通過培養法律觀念開展法律教育來維持社會秩序。同時，他不將法律與道德對立，一國法制包含創制的法典和傳統的道德，二者相互貫通激蕩，法律規范本質上就是道德規范，法治最高目標是求合道德，但法律和道德上的“仁義”有細微差別，需加以區分。
中國法律教育進程的特點
朱家驊總結過去五十年中國法律教育情況，清末學習法律者多留學日本且速成科畢業，國內法政學校起步晚，師資設備缺乏，學法律人數少且有用之才不多；民國因政權不統一，法典未制定，整頓計劃難實施，理論與實際進步不顯著；南京國民政府后注重實科限制文法科，法律人才在質和量方面進步有限；民國二十七年，法律教育雖有新機會，但法學人才在質與量上仍不盡人意，得出中國五十年來法律教育進程“開始雖早，而進展則較遲緩”的特點。
法律人才培養的籌劃
朱家驊指出今后法律教育開展要把握時代適應和社會需要兩個前提，在法學人才標準、數量和分布方面需通盤籌劃。認為以往人們對法律認知存在誤區，導致法律學者水平有限。鑒于法學人才服務于司法、立法等多領域且推動法學學術進步，提出要在理論和應用兩方面建立培養標準，法律人才既需具備基本法學知識，又要具備特種法學知識，還需了解多種學科和豐富社會常識。統計法律人才數量后發現人才匱乏，提出擴充法律系學生名額、在無法律系大學增設法律系、根據各地情況增設法律學校等解決辦法，還提出糾正法律教育機構分布畸形，使其均衡分布的建議。
學校法律教育的建議
中學
朱家驊根據高中生和初中生實際情況不同設置公民科。高中公民科設置法律專章，將憲法、民法等納入教材，使高中生系統掌握法律知識，樹立法制觀念；初中公民科將法律知識合理摻和于其他門類學科，達到潛移默化目的。
大學
朱家驊為培養專業法律人才，大力主張大學必有法學院，法學院以法律系為骨干。同時將法學院分為專研法學不分系和在法律系外設置政治經濟系兩種，認為法學院設于大學內可開闊學生視野、激發研究興趣、增厚學術氛圍，獨立設置則可能導致師生視野局限、影響學習成果，故認為獨立法學院只是過渡辦法。
社會法律教育的建議
朱家驊認識到歐美社會法律氣息濃厚，人們法律意識強，而中國將法律當作專門應用科學，社會缺乏濃厚法律氣息。為推動社會法律教育，采取一系列措施，如1948年教育部聘請法律專家編撰《國民法律手冊》，舉辦“法律教育廣播”，還命國立編譯館征集法律教育相關劇本及民間藝術（雖因國共內戰等原因部分計劃未實施）。
邊疆教育觀
邊疆教育的重要性
蒙古、新疆、西藏自治區、青海省等地是我國邊陲和國防要地，但因距離遠、民族矛盾等致社會動蕩，易遭他國覬覦。加強民族團結、穩定邊疆社會秩序意義重大。他強調內地與邊疆并非對立，隨著交通發展交往會更頻繁，邊疆繁榮穩定與內地發展息息相關。辦好邊疆教育是建設邊疆前提和培養健全干部重要方法，朱家驊重視邊疆教育，指出邊疆教育不普遍、人民知識水平低，若教育辦不好建設無從談起。
補充邊疆師資
師資力量關乎教育成敗。邊疆地區因地方偏遠、生活習慣差異等，存在師資短缺、教師不愿前往任教等問題。朱家驊主張從三方面解決師資問題，一是教育部直接創辦師范學校；二是補助各省創設邊地師范學校；三是委托高等院校培養邊疆師資。抗戰勝利后，教育部在其領導下，于南京舉辦邊疆教育師資講習班，招收多學科專科以上畢業生，學習期滿分配到邊疆學校工作。同時，為保障邊疆教師安心服務，提高其俸給標準，實行年功加俸，服務滿4年者享受公費進修等優待措施。
培養邊疆人才
根據邊疆地理特征，朱家驊主張邊疆同胞多學習實用科學。1942年，朱家驊在招待邊疆人士茶話會上指出，邊疆同胞到內地受教育可學文學、法律等，但建設邊疆應多學實用科學，因邊疆資源豐富，建設需培養大批學農、學工等人才。針對邊疆學生到內地求學因生活習慣、語言文化差異產生溝通困難影響人才培養的問題，朱家驊令中央大學開設補習班幫助其適應和認識內地文化，后又改進措施，特設學生補習專校，讓邊疆學生就近補習，成績達標后再到內地深造。在邊疆學校文科設置上，主張“應以當地的文字為主，而以國文輔之”，讓邊疆同胞感到所學能在當地致用，同時也能通過知曉國文了解國內外事情、獲得現代知識、到內地任職等。
選拔邊疆人才
早年，朱家驊在廣東、浙江任職時就主張啟用當地人才，對于邊疆人才選拔更是如此，認為行政官吏若只靠親友同鄉做事，會導致本地人才閑置生反感，邊務工作應就地取材，多用本地人，以發揮邊疆人才維護邊疆穩定、促進發展的作用。為提高邊疆同胞整體綜合素質，朱家驊主張將邊疆青年分到不同學校學習，在不同部門任職，指導其進入各種學校并統籌辦理出路，避免呆板安排，使其能擔當各種國家大事。
相關事件
與錢鍾書的交往
朱家驊賞識錢鍾書的學問，常邀請錢鍾書到家中便飯。曾許給錢鍾書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的職位，被錢鍾書辭謝。1948年，朱家驊再次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當時錢鍾書在南京中央圖書館掛職，隸屬于教育部。錢鍾書從上海市前往南京匯報工作時，因未見到朱家驊留下一封信，信中提到因中暑未能留京聆聽教誨、接受宴請，還表示會著手收集朱家驊出訪所需的各國與中國文教關系資料，并參與起草演講稿。朱家驊批示“酌復”。
飽受爭議的院士
1948年，朱家驊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然而他的當選飽受爭議。他以主持學術機關的身份當選，僅有兩篇博士畢業時代的論文。時任北京大學教授、西北大學校長楊鐘健認為，在地質學當選的6名院士中，朱家驊對地質方面的工作較少，因其他原因當選，引發許多人不滿。時任清華大學農學院院長的湯佩松也對其當選存疑。
后世紀念
1963年1月2日，朱家驊在臺北市病逝，蔣介石親臨吊唁，特贈“愴懷勛碩”挽額，遺體則安葬于陽明山公墓。為紀念朱家驊，中國臺灣當局專門出版了《朱家驊先生逝世紀念冊》，設立朱家驊先生壽辰獎學金。“中研院"自1972年起每年于朱家驊誕辰前以其名舉辦“朱家驊院長講座”，以紀念朱家驊對“中研院”做出的貢獻。
人物評價
朱家驊作為中國教育界、學術界泰斗，外交界者宿，中國近代地質學奠基人，中國現代化先驅，以其特殊的聰明才智和過人的精力，擔當過教育學術、政府、政黨等多項重要職務，與中國政局的演變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影響現代中國甚巨。（楊帆《《國民黨去臺高官 大結局》 評）
他早年留學德國，專攻地質學。獲中國地質學會最高獎章——“葛氏獎章”；他是北大年輕教授，與丁文江、翁文灝同為中國早期地質學的奠基人。他一生爭斗于亂世，對中國的教育和文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就是朱家驊。（張前方《中國院士與湖州》 評）
國民黨高官里還有一個以“生活簡樸”著稱的是朱家驊。他雖然出任過很多“肥差”，但在任上均能做到“常在河邊走，就是沒濕鞋”。（《人民政協報》 評）
參考資料 >
朱家驊.東南大學120周年校慶.2023-11-09
朱家驊.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2023-11-09
朱家驊.浙江檔案網.2023-11-09
朱家驊.湖州市人民政府.2024-03-29
朱家驊給私立之江大學校長李培恩的信（1937.1.30 ）.浙江檔案網.2024-03-29
1948年新華社發布的43名國民黨戰犯的最后結局.鳳凰網.2025-02-04
科學網—《科學新聞》:中研院，那一年的選舉.科學網.2025-02-04
陳誠怒批“朱”門.中華網.2025-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