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英文：Oracle Bone Script），又稱契文、甲骨卜辭、殷墟文字，是商朝晚期王室用于占卜記事而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的文字，是目前東亞已知時代最早的成熟的文字體系。甲骨文與古埃及象形文字、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美洲的瑪雅文字作為世界四大古文字，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一般認為，晚清金石學家王懿榮在河南省安陽的甲骨上發現了甲骨文。安陽城西北的小屯村，是商晚期國都遺址“殷墟”的所在地。目前研究甲骨文的時代主要為從盤庚遷殷至紂辛亡國八世十二王273年間的商朝晚期和西周前期。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其發明者可能為殷商時期負責占卜的貞人。董作賓以十項標準把273年的殷商甲骨文劃分為五期，每一期都有其獨特的書體風格。甲骨文的刻寫材料主要有龜腹甲、龜背甲和牛的肩骨，書寫內容主要為占卜的卜辭，也有少部分的記事刻辭和表譜刻辭。后世著作以拓本、照片和摹本等方式對甲骨文的內容進行記錄。甲骨文具有濃厚的象形性，且字體書寫方式不定，具有極大的變通性。
面對甲骨文出土后被私掘私售而導致其大量流失的現象，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織殷墟發掘。百余年來，殷墟通過考古發掘及其他途徑出土的甲骨已超過十萬塊。此外，在河南、陜西省其他地區也有甲骨文出現。據統計，截至2019年，中國和世界各國收藏的甲骨文材料，總共約有16萬片左右。經過以“甲骨四堂”為代表的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以甲骨文為研究對象的甲骨學已經成為一門具有嚴密規律的世界性的成熟學科，在資料匯集、文字學研究、商史研究、考古研究及文字考釋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以單字而論總共4000余字，已經考釋過的甲骨文字在2000字左右，在所有已釋的文字中，目前真正能確定的不到1000字。甲骨文的發現使中國的信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對中國古文字學的研究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漢字成型和形體演變過程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2017年11月24日，甲骨文順利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咨詢委員會的評審，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
發現與命名
發現過程
關于甲骨文最初的發現者，學界尚存爭議，目前最普遍的說法是王懿榮最先發現了甲骨文。范毓周指出：“甲骨文的最初發現年代和最早的鑒定與購藏，本來是并無疑義的，但在最近，學者間產生過一些不同意見。甲骨文的最早發現者，應當說是清末河南安陽市西北郊小屯村的村民。”“最早對甲骨文作出鑒定和購藏的，仍應依照劉鶚、羅振玉等人的說法，是山東省福山人王懿榮。”
據說，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秋，55歲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得了瘧疾（一說傷寒），一位友人替他尋來一個治療瘧疾的藥方。王懿榮略通醫道，卻發現藥方中有一味名叫“彩云閣”的藥自己從沒聽過。當時北京城中出售龍骨的藥鋪不多，據說只有宣武門外菜市口附近的一家藥鋪有售。待家人將未經加工的“天然龍骨”買回，王懿榮仔細辨認發現，這些龍骨其實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碎骨片，而其中一些骨片上有一些富有規律的刻劃符號。王懿榮精通金石，意識到龍骨上的刻畫符號可能是一種古代文字，但這種文字卻非、非篆，因此很可能是一種全新的古代文字。經過細心考證，他確信這些骨頭乃是商代占卜時所用的骨頭，就此發現了甲骨文。
此外還有一種說法是：王懿榮最初發現的甲骨文不是購自菜市口中藥鋪，而是直接取自山東濰縣范姓古董商人之手。據傳，范姓古董商與王懿榮因均為山東同鄉，系舊相識。其于清光緒二十五年到王府上，當范維卿拿著從安陽買到的12塊“龍骨”找到王懿榮后，王以其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鑒賞眼光，對這些骨片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觀察。他拿自己過去曾看過的彝器銘文，反復與“龍骨”上的刻劃對比，在經過認真比對和研究后，王懿榮最終確定這些骨頭乃是商人占卜時所用的卜骨，其上刻劃乃是文字，“則確在篆籀之間。”
王懿榮發現甲骨文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發現，而是學術意義上的發現，即王懿榮認識到了甲骨文的性質、判斷出了它的時代，并把它作為有價值的文物而有目的地去收藏。而在此之前，千百年來人們對這種商代卜骨從不知曉它的用途，更不知骨上的刻劃是上古文字。
名稱由來
甲骨文，過去學者對它的名稱不統一。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陽小屯一帶，因為這里曾是商代后期商王盤庚至帝辛的首都，史稱為“殷”。商滅國，遂成為了廢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被稱為“殷墟文字”；甲骨文是鐫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王懿榮首先認出甲骨文，即“名之曰龜版”，后又稱作為“龜版文、龜甲文、龜甲文字、龜甲獸骨文”；這種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稱“契文、殷契、龜刻文、甲骨刻文、甲骨刻辭”；其內容絕大多數是王室占卜之辭，故又稱“卜辭、甲骨卜辭、殷卜辭、殷墟卜辭”或“貞卜文、貞卜文字”，實際上甲骨文除卜辭外，也有一些記事文字，所以又稱“殷墟書契、殷墟遺文”，此外還有稱為“商簡”的。直到史學家陸懋德在《晨報副刊》上發表論文首次提出“甲骨文”一詞，此后被郭沫若、王國維、董作賓等人陸續使用，才逐漸被學界接受成為通用的名稱。
歷史演變
起源
文字來源
甲骨文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成熟的文字體系，關于甲骨文字來源的推斷，學術界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其中一種認為，甲骨文作為一種成熟的文字必定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而其源頭就是各地的陶符。早期的甲骨文大師們如郭沫若、陳夢家等人都持這一觀點。其中影響比較大被認為有可能是甲骨文前身的有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文和良渚文化時期的刻符。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莒縣陵陽河、大朱村和諸城前寨遺址發現了一些屬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 在陶尊上有一些刻畫的符號。這些象形符號仍是單獨使用， 看不出是表達語言的符號， 但是它們與甲骨文甚為接近， 為大多數學者所公認。如裘錫圭在《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認為， 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跟古漢字的相似程度是非常高的， 它們之間似乎存在著一脈相承的關系， 它們應該已經不是非文字的圖形， 而是原始文字。此外， 于省吾、唐蘭、高明、詹鄞鑫等學者的論著中， 也都支持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畫符號是漢字的雛形， 是甲骨文的前身。亦有學者對此持反對意見， 如汪寧生認為它們還不是文字， 而仍然是屬于“圖畫記事性質”的東西。
2013年7月，在距今約5000年的良渚文化平湖莊橋墳遺址出土的一件石上，發現了6個連續的符號，據考古學者稱，“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單體刻畫符號那樣孤立地出現，而是可以成組連字成句”，因而這是“迄今為止在中國發現的最早的原始文字”，比甲骨文早約1500-1700年。同時，多位專家也謹慎地強調，“這些原始文字是否為甲骨文的前身還有待商。對于結果的定性，仍需要論證。”
關于甲骨文起源的另一種觀點是“突變論”。這一觀點認為文字并非由古代廣大勞動人民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步發明出來而是由古代的祭司，即甲骨文中負責占卜的“貞人”在短時間內發明的。這一觀點得到了考古的支持。考古表明，到目前為止，最早也是最多的甲骨文都出自安陽殷墟，而且是在商王武丁時期，主要用途是占卜。大部分甲骨文都刻有貞人的名字，通過對這些貞人的分組研究發現最早的貞人是武丁時期的一組貞人。唯一可能的“例外”是一塊上世紀年代在鄭州二里崗文化發現的牛肋骨上的文字，被很多人視為是武丁之前的甲骨文。但這塊甲骨的釋文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它并非真正出土于商文化的土層，所以這塊甲骨的來歷是極為可疑的。
就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甲骨文字是目前所見最早的古漢字系統，考古發現的前此時期和史前時期的刻文刻畫符號，還缺乏足夠的與甲骨文字相聯系的證據，故這些刻文或符號目前只能認定其可能是古漢字的萌芽或前身。截至今日，證據確鑿的系統文字應用最早仍只能追溯到武丁時代，甲骨文的發明者也可能就是商朝時代的貞人。
社會根源
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甲骨文出現在從盤庚遷殷至帝辛辛亡國八世十二王273年間的殷商晚期，主要是用來占卜的。殷周時代，正當原始社會解體、階級社會發生發展之時。這時期的社會，繼承了原始期的宗教傳統，仍保留著豐富多彩的自然崇拜、圖騰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禮記·表記》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殷商時期是一個宗教意識極為濃厚的時代，原始的神學觀念占絕對統治的地位。殷人的宗教信仰具有多神崇拜的特點，自然神、祖先神、雅威都是他們崇拜的對象。商朝卜辭記錄的史實充分證明了殷人對神靈信仰的癡迷，幾乎所有的行事都要向神靈請示。
甲骨，即是殷人用來占卜的工具。上古的先民，因為龜的長壽而將其視為靈物，稱為“神龜”。龜可以通人神之交，這大概是用龜甲作占卜工具的原因。每遇大事，為了預知吉兇成敗，即需占卜。商代卜用骨的發現地域極廣，除當時的中心河南省以外，還有山東省、河北省、吉林省、內蒙古自治區、陜西省、四川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蘇省等省，而且除當時商都以外，許多地方都有龜甲出土，其中包括遠離中原地區的四川成都和沙市區等地區，并且在形制、燒灼上表現出許多與商都相似的特點，可以證明當時的龜卜是由商的統治中心傳向四周地區的。從安陽商城遺址出土的王室卜辭來看，從天時、年成、祭祀、征伐到商王個人獵、疾病以及做夢和生育，等等，都要通過占卜求問上帝。殷人對占卜行為的重視程度、甲骨占卜程序之嚴密、卜法之講究，其他任何時代都不能與之相比，這也是商代能夠涌現出像巫咸、箕子等占卜經驗豐富且精通百科知識和治世之道的巫史的原因，今所見大量的甲骨遺物即出自這些巫史即甲骨卜辭中所謂的“貞人”之手。
在商代，巫政是密切結合的。凡重要宗教儀式都由殷王主持，卜辭中頻繁出現“王占曰”的習用語，說明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統治者，又是神學上的最高祭司。占卜本身就是一種巫術，以獸胛骨和龜甲為媒介，求得“神明”對于人們所詢問的問題的回答。這種巫術的存在，表明當時的人相信有特殊的“神明”能力之存在，足以影響人們的生活，決定人們行止的吉兇。古代的人們，在行動上是凡事占卜，以祭祀、求告、崇拜的方式來求助于祖先、神明。對于祖先、神明的崇拜及其崇拜的儀式，使得甲骨卜辭得以大量產生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甲骨文的發展。
發展
商代晚期
關于殷墟甲骨文的時代，最初羅振玉定“夏殷之龜”，劉鶚定“殷人之物”。到羅振玉作《商朝貞卜文字考》，認為其物當屬殷商時期，再作《殷虛書契考釋》，定甲骨文所包涵的時代，為商代武乙、文丁、帝乙三王，這三王均以殷墟建都。到了王國維作《古史新證》，稱：“盤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虛。”于是甲骨文所包涵之時代，才由武乙上溯至盤庚時期。但它的下限，郭沫若以為迄于帝乙而止。參加殷墟發掘的董作賓，前曾采羅振玉之意，后又從王國維之說，直到后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時，才認為甲骨文所包涵之時代，由盤庚到帝辛，并認為：“甲骨文是商代后半期，也就是盤庚遷殷至紂辛亡國八世十二王273年間這后半期，即所謂殷商時代的遺物。”董作賓還運用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十項標準把273年的殷商甲骨文劃分為五期，第一期包括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庚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但五期分法有其缺點，重要的一點是把甲骨本身的分組和王世的推定混在一起了。單純以王世來分期，實際是認為一個王世只能有一種類型的卜辭。一旦發現同一王世有不同種類的卜辭時，便很難納入五期的框架。其后， 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中把甲骨文按貞人組進行分類，提出了賓組、子組、午組、出組、何組等概念。李學勤在《小屯南地甲骨與甲骨分期》中將全部殷墟卜辭分為九組，又提出了歷組、無名組、黃組等概念。
?以時代為依據的分類，時人多采用董作賓的五期分類說。董作賓根據甲骨文中的稱呼關系進行年代順序的判定，并編成一篇“貞人”名冊，其功用可相當于當今的書法家名錄。董作賓指出舉出甲骨文的書體每期有每期的風格，如第一期的雄偉，第二期的謹飭，第三期的頹靡，第四期的勁峭，第五期的嚴整，各期風格均有所不同，所以不難確定每一片甲骨上的卜辭的年代。
盤庚至武丁時期（約公元前1334一公元前1275年)
這一時期大字氣勢雄偉、磅礴，小字端莊、秀麗，疏密有致，以武丁時代為主，社會安定，政治穩定，是武丁以德治國的策略在社會政治、經濟特別是文化領城中的反映。主要貞人有寬、爭、豆、永、夢、韋等100多位。
祖庚、祖甲時期（約公元前12世紀上半葉）
這一時期，祖甲、祖庚作為繼承武丁守成的賢君，治理社會穩定，天下太平，在卜辭貞文中亦折射出這種謹飭、工整、循規蹈矩的風格。字形結體大小適中，行款也相對工穩，具有濃重的裝飾意味。主要貞人有大、旅、行、喜、大、荷、逐、尹、出等。
廩辛、康丁時期（約公元前12世紀下半葉，一世二王）
這一時期，由于社會動蕩不安定，征戰不斷，政治、經濟、文化亦籠罩上一層躁動的陰影。其卜醉相糙、幼稚、草率，總體風格趨向頹靡。主要貞人有彭、狄、寧、荷、蓬、顯、教、旅等。
武乙、文丁時期（約公元前13世紀下半葉至公元前11世紀上半葉，二世二王)
武乙時期的書風奇峭險峻，氣勢挺拔。文丁時期的書風刀筆疲勁，蒼勁灑落。這可能與武乙好武（狩獵）、文丁崇尚復古的個性有著密切的關聯。主要貞人有鹵、取、我、史、東、中等人。
帝乙、帝辛時期（約公元11世紀中葉，二世二王）
這一時期因大興復古之風，故其風格宇體工整、嚴密秀麗、端莊謹嚴，一絲不茍。主要貞人有黃、泳、立等。
西周前期
根據現有材料，最早發現的一片西周卜骨，是1951年在陜西彬縣獲得的，是胛骨的骨臼部分，存鉆灼十三處，陳夢家認為是“殷末周初之物”。這塊卜骨沒有文字。1954年，洪洞縣坊堆村南發現兩版卜骨，較完整的一塊系左胛骨，刻有八個字，李學勤等曾據其字體判斷為西周卜辭。這是第一次發現西周的甲骨文。迄今為止，西周甲骨文已陸續在四個地點發現，除洪洞坊堆外，有陜西長安豐鎬遺址、北京昌平白浮和陜西岐山、扶風縣間的周原遺址遺址。其中周原發現的甲骨最多，卜辭內容豐富，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重視。
現已發現的西周有字甲骨，有些時代不難確定，如白浮龜甲出于西周前期墓葬，齊家村甲骨出于西周中期地層。龐統甲骨原存于窖穴，片多而零碎，需要仔細加以分析。1979年，李學勤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年會上提出：“有些周原卜辭中的‘王’不是周王，而是商王帝辛。同辭的‘周方伯’指后來被稱為周文王的周文王。這些卜辭，從其辭主而言，是確實的帝辛卜辭。”美國吉德祎(David N.Keightley)教授也主張同片卜甲的制作者不是周君，而是他的敵人。這一類卜甲在鳳雛H11有好幾片，文字細小而規整，與其他有別。卜辭多為祭祀商先王，且多在文武丁或文武帝乙宗廟占卜，文例比較接近殷墟最晚的卜辭。李學勤認為：“這些是周人替商王占卜的龜甲，其年代可定為周文王時，是這坑卜辭里面最早的。由殷墟有類似周人的卜骨發現看，這些片龜甲有可能是從商朝都邑帶回的。鳳雛卜辭史事和人物，大抵屬于西周前期。鳳雛甲骨的年代上起周文王，下及康、昭，包括了整個的西周前期。”
演變
西周滅商之后，全面承續了商代的甲骨文。因當時周王為天下之共主，周代需對大小宗主國分封、管理，故而促使了漢字向整齊規范的方向發展，故刻鑄在青銅禮器上的金文逐漸成為了西周時期的代表文字，其外形相較于甲骨契刻文也更顯得筆畫豐滿圓潤，線條方正勻稱；構形上金文的部分構件趨于統一，相對于甲骨文減少了異體字。伴隨分封制的擴大，漢字也遠播四方，在考古發掘上陜西省、河南省地區是重點，山西省、河北省、遼寧省、北京、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省、四川省、湖北、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甚至福建省等地都發現了西周公國文字。在西周中晚期“姬靜中興”時，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被后世稱為“太史籀”，這些文字整理成果一度為秦所繼承。東周時周代衰微，諸侯爭霸，各國文字呈現各具特色的狀態，主要分晉系文字、燕系文字、齊系文字、吳越系文字、楚系文字、巴蜀文字以及秦文字等七大系統，但它們基本上都屬于漢字的古文字系統，大致上都可以進行辨識，只是字體的字形、偏旁、筆畫增減之類存在著變化，增加了辨識的困難而已。六國文字宗周是顯著特點，王國維認為，無論是六國文言文還是秦籀文，雖前后有遠近，但“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漢字從商朝的甲骨文發展演變為西周金文、六國古文、秦篆到隸楷的過程中其文字特點是一脈相承的，甲骨文在其中無疑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
書寫載體
刻寫材料
所謂甲骨文，甲是龜甲，有龜腹甲、龜背甲，腹甲較多，背甲較少。骨是獸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馬骨、豬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胛骨，間有肋骨和距骨。也有少量的牛頭骨、鹿頭骨和人頭骨刻辭。《禮記·表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殷人尚鬼，商朝的王室遇事好占卜，經常利用龜甲和牛骨這兩種材料來占卜吉兇，占卜后便記錄下來。記錄有寫有刻，于甲骨之上或用朱書，亦有墨書；有的先寫后刻，有的不寫而直接刻寫；還有的將文字涂以朱砂或涂墨；也有的鑲嵌綠松石。這就是卜辭。甲骨文絕大多數皆為卜辭，間或也有與占卜有關的一些記事文字。
商代北方多牛，牛用來祭祖，其肩胛骨則用來占卜。龜則是南方所產而向商朝進貢者。關于殷商時代占卜所用的龜甲和牛骨究竟有多少，胡厚宣早年統計：“已出土的十萬片甲骨文，其甲與骨之百分比約為七三與二七，即甲約73000片，骨約27000片。其無字之卜用甲骨，約與此數相等。是卜甲約為146000片，卜骨約為54000片，以平均每五片合一全版之甲骨計，則甲約29200版，骨約10800版。即龜約9730，牛約5400。與前所言殺牛貢龜之數相去不遠。故殷代卜用之龜，約在萬數；卜用之牛，約有五六千頭。或至少當在此數以上也。”
刻寫工具
殷商時代有毛筆和朱墨，有刀和削。墨書的祀字，見于一塊白陶片上。朱書的文字，見于卜骨的背面。甲骨中還有一些寫而未刻或寫后刻了一半的卜辭。商代契刻卜辭，有單刀，有雙刀，有復刀。刻劃內大字涂朱，小字涂墨，有的一片甲骨上，有的涂墨，有的涂朱。記事文字有的還鑲有綠松石，像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宰豐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收藏的“虎骨刻辭”，原來都填有綠松石，現在已經殘去大部分，但是著錄在《殷契佚存》黃濬舊藏“壬午獲白”的殘片，其鑲嵌的綠松石，就還清楚可見。這些文字，涂朱、涂墨、鑲嵌綠松石，琳瑯絢麗，殊為美觀，也是一種精妙的藝術作品。
后世記載方法
拓本、照片和摹本是記載甲骨文圖像的三種辦法，它們有優勢也有短處。其中拓本是歷史上記載銘刻的一種辦法，優勢是清晰、形象逼真，且黑白分明，它的弊處是刻得較淺的筆畫無法拓出。而且拓印需把紙從字口打入，因此拓后的筆法要肥于原來的。
摹本是參照甲骨摹寫的，它的優勢是筆畫非常清楚，但是摹寫者如若沒有辨識清或者摹寫不正確，就會形成錯誤的材料。不過一些甲骨原片在今天已經消失，只能依靠摹本流傳，僅有借用摹本，一些拓本不清的，也借用摹本做輔助，但在應用摹本時要特別注意。
外國的學者在早期的時候習慣應用照相這一途徑，盡管照片不會失真，但一些時候會看不清，而且不在一個平面上的文字，照出來不是原有的物體。很多早期發掘的甲骨文由外國人收錄，僅僅由照片面世。一些學者認為三種本子應該一起呈列，相輔相成，不過因為篇幅過長，通常無法實現。
記載內容
卜辭
商朝時代用的甲骨大多是用來占卜的，占卜龜甲的種類有三種：龜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腹甲用完整的一塊，背甲由中間一分為二使用。占卜時通常先在準備用來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鉆出一些小坑，這種小坑甲骨學家稱之為“鉆鑿”。占卜的時候就在這些小坑上加熱是甲骨表面產生裂痕。這種裂痕叫作“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樣子。從事占卜的人就根據卜兆的各種形狀來判斷吉兇，并刻下占卜記錄文字。甲骨文的篇幅非常簡約，在一版龜骨上往往占卜多次，最多的在半塊龜背甲上可以卜163次。原則上每個卜兆各為一條卜辭或一組兆刻一辭。有的卜辭省到只一二字。盡管如此，仍有長文卜辭，可達五六十字，甚至九十多字，記事卜辭中更有一百多字的長文。
甲骨文中一條完整的卜辭有四部分，即前辭、命辭、占辭、驗辭。“前辭”也稱“敘辭”，主要是記占卜時間、執行占卜的人名，前辭格式最常見的是“天干地支卜，某人貞”；“命辭”說的是希望通過占卜解決的事項，命辭常常是兩面貞問，有否定詞的稱為反面貞問，與之相對的是正面貞問，合稱為“正反對貞”；根據龜甲上產生的裂紋即所謂卜兆作出判斷，判斷的內容就是“占辭”；“驗辭”是檢驗、驗證后追記的內容。
關于甲骨文內容的分類，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中把卜辭的占卜事項綜分為六項：祭祀，對祖先與自然神祇的祭祀與求告等；天時，包括風、雨、水及天變等；年成，年成與農事等；征伐，與方國的戰爭、交涉等；王事，包括田獵、游止、疾病、生子等；旬夕，是對于今夕來旬的卜問。如《甲骨文合集》14138是比較完整的卜雨卜辭。卜辭說，戊子這天占卜四月的雨情。商王根據卜兆判斷說，四月的丁日（天干為丁的日子）一定下雨，辛日不一定。戊子日后第十天丁酉日，真的下雨了。
記事刻辭
甲骨文中除大量卜辭之外，還有少量其他的記事刻辭。就所記內容而言，記事刻辭又可分為兩類：其一，是與占卜有關的記事刻辭，內容涉及甲骨的來源及整治、檢視者、田獵所獲、征伐結果等。其二，與占卜無關的記事刻辭。就其所刻位置而言，記事卜辭多刻在甲橋、甲尾、背甲、骨臼、骨面這些地方，包括刻在龜腹甲的甲橋反面的甲橋刻辭，刻在龜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辭，刻在龜腹甲右尾部的甲尾刻辭，刻在胛骨骨骨臼處的骨臼刻辭和刻在胛骨骨面寬薄一端下的骨面刻辭，它們用于記錄甲骨的來源、數量及祭祀等事項。還有一些刻辭除用龜甲之外，也有刻于鹿角、鹿頭、兕牛頭、虎骨及人頭骨上的，它們多半是記載戰功和狩獵擒獲之辭。如著名的“小臣墻刻辭”，為殷墟出土的骨面刻辭，屬帝乙、帝辛時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刻辭5行，殘存55字，直書左行。該辭記錄了墻隨商王征伐危方，俘獲危方首領、戰俘及車馬兵器數量，并用人牲物品獻祭祖先，以旌功慶典，并感謝祖先神對戰爭獲勝的庇佑。
表譜刻辭
除卜辭和記事刻辭外，甲骨中還有相當多的表譜刻辭，主要有“天干地支表”和“家譜刻辭”，大多刻在牛肩胛骨上，也有少數刻在龜甲上的。
干支表
天干地支和地支是商城遺址甲骨文中出現頻率極高的詞語。由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構成的干支紀日法，是殷商時期主要的紀日方法。甲骨卜辭中，頻繁出現的“甲子卜”“癸酉貞”便是例證。如《合集》37986，是一篇完整的干支表。此表契刻在牛胛骨上，自上而下、自右至左縱向排列，每一列十日，共六列，計六十日。除此之外，甲骨文里更多的是一些紀日不完整的干支表。
家譜刻辭
比較完整的家譜刻辭在甲骨文中并不多見，殷墟出土的最為著名的一版就是“兒氏家譜刻辭”，是一篇關于商代兒氏家族世系的記錄，（選自《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506，又見錄于《英國所藏甲骨集》2674），該辭刻在牛肩胛骨上，今已殘缺。原由美國傳教士方法斂收藏，后轉賣給大英博物館，現藏于大英博物館。此骨得名的原因是上面記載了兒氏家族自先祖及以下11代13人的名字。
文字特點
形體特征
因為甲骨卜辭絕大部分是用刀契刻的，筆畫受刀勢操作的影響，圓形的筆畫往往被契刻成四角或多角的形狀，而且甲骨文文字書寫多為單刀直進。下刀較輕，中間較重，起刀輕快，筆畫細瘦而尾端帶鋒，轉折處用方筆，從而顯得細勁有力。所以在形體表現上，甲骨文筆畫多細勁方折，這是甲骨文的書寫特點決定的。
象形與圖畫寫實性
商代時期的甲骨文，文字的形體結構尚未定型，字形的結構著重于意義的表達，并不拘泥于圖畫的繁簡、筆畫的多寡或文字部件的安置等細節，于是同一個字的筆畫部件在契刻時即存在筆畫多少、位置朝向等諸方面的差異。于是字形的異體很多。甲骨文存在異體繁多的原因是由造字之初象形字的本質特征決定的。象形文字以形表意，只要大體相像即可，細節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沒有固定的筆畫、筆順、部件、朝向等，典型的如“車”字。再如“勿”字，其甲骨文字形由“刀”與若干小點構成，小點象征刀切割的對象，本義為“切割、割斷”，是“刎”的初文。這種文字與圖像的結合，生動地詮釋了“書畫同源”，也揭示了甲骨文字象形性的特點。
同時，象形的特點也體現了古人造字時所遵循的“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原則。甲骨文作為文字的早期形式，因而極具象形性，多和現實事物相似，故而這些文字也是一幅幅簡單的圖畫，使實物與文字的吻合度很高，文字常如簡筆畫一般抓住了物象的基本特征，使人見而可識，印象深刻。
變通性與謹嚴性并存
變通性是指一個字有多種寫法，也就是異體字多。殷墟文字在二百余年之間，形體前后發展演進的變化很大。當然，構形不同的字有些是同期存在的，有些則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產生異形的，如“犬”字的甲骨文字形，字與字之間筆畫曲直、多少以及如何運筆均有不同。這種左右不拘、繁簡各別的例子在甲骨文中很多，可以說是一種變通性。
甲骨文還具有謹嚴性。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人們為了更好地進行交際，更精密、準確地表達思想與進行交流，必然要求書寫符號盡可能地和語言的音讀及意義相統一，這樣就要求文字在演變的過程中保持其謹嚴性。甲骨文的謹嚴性表現在某些字的結構雖然十分相似，但在某些部件處卻不能有分毫之差，否則就會變成另一個字，這一點與上面所談到的變通性正好相反。如下面一些例子變通性和謹嚴性看似矛盾，但它們在甲骨文中的客觀存在，說明甲骨文在發展過程中正逐步趨向規范化。甲骨文是晚商200多年的歷史階段的產物，這200余年中，文字一直處在不斷的發展演變中。
異字同形
異字同形即是一個字形可以代表兩個乃至三個音義全然不同的字。遇到這種情況我們要從全辭的文意貫通上來進行區別。例如，甲骨文征伐之“征”和正月之“正”字形相同，然這個字形有時也讀為“足”（從口止），作豐足之意。這樣“征、正、足”三字同形，這就需要從文義上加以分辨。但這種現象在甲骨文中不是多數，因為這對文字的使用帶來諸多不便，它是文字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小支流，也是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
合文與倒書
在甲骨文中，經常有一些名詞、成語、數量詞合寫在一起的情況，這一點我們稱為合書，合書后的兩字或三字，稱為合文，如一些表示先王先公名稱的字形往往作為合文。甲骨卜辭的辭例大多是反復出現的，有時兩字刻得很近，但在沒有任何其他辭例可以佐證的情況下，均不宜任意作為合文對待，也不能任意把兩字組合起來識為某一個字。
關于倒書的情況，甲骨文中并不太多，典型文字如“至”，正書為箭頭向下，但卜辭也多見“至”寫作箭頭向上，與正書呈上下顛倒方向的字形，這即是倒書。
文字書寫筆畫細勁方折
嚴格說來，這一點并不是甲骨文構形的特點，但在形體表現上，筆畫的細勁方折也是甲骨文的形體特點。從字形產生的角度來看，文字源于對現實的描摹，象形字往往像某種實物，許慎對于象形字的定義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但文字本身是一種符號，無論如何象形也是一種近似于對象的素描。加之在堅硬的龜甲和獸骨上契刻的不便，也造成了契刻中對于字形的改易，所以“甲骨文多是細線條的、方的、不實體的”，但金文在毛筆書寫線條的圓轉、粗細等方面都被忠實地描繪下來。”
結構類型
中國的文字發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經是一種相當進步的文字了。從文字結構來看，甲骨文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象形。甲骨文字的基本構形多取象于與人們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事物。這些文字所表現出來的，正是當時的社會實際存在。造字者往往根據自身對生活的實際體驗進行描摹，或注重形狀輪廓，或注重姿態特征，抓住對象的基本特征隨物賦形。人身的肢體器官、草木的枝芽果實、動物的鱗毛爪牙、器具的方圓曲折等都可以通過寫意的手法裁寫出來。這樣的字是以形表意的，它不是繪畫的寫實，但是我們觀之即可明了其所要表達的意思。正是從這些象形表意的基本字體出發，甲骨文奠定了文字發展的最初基礎。據統計，商代文字的以形表意字達到了65.5%，另外32%左右是形聲字。
但這種象形已經定型化，如馬、牛、羊等許多字已和今天的寫法差不多了。又已行款化，在直書上具有一定格式。而且文字象形，非常藝術化。又出現有大量合體形聲字，如鳳，從凡聲；酒，從酉聲；水名如，亦從亙聲。假借字亦普遍出現，如數字百、千、萬、十干、十二支、方位字東南西北，都是假借。“又”字本象手形，借為又、有、、。可以看出甲骨文已經使用了后人所謂的“六書”的原則，但更多的還是象形、會意、形聲、假借四種造字方法。雖然甲骨文基本上還是象形文字，但已不再是圖畫，而是將事物簡化成一種固定的文字了。到目前為止，甲骨文中共發現單字約4000多個，其中能認識且能厘定的只有不到1000字。
保藏出土與考古發掘
保藏和出土
據羅振玉調查，甲骨埋藏之地是河南安陽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中，即殷墟以及附近地區。“殷墟”是指現在河南省安陽縣城西北五里小屯村北洹河以南及其附近的地方。這里是商朝后半期從盤庚遷殷到帝辛亡國，八世十二王273年間的舊都。這些寫刻著卜辭的千千萬萬片甲骨，在當時用過以后，有的被有意的保藏起來，有的無用的被丟在垃圾堆里。殷紂亡國，都城成了廢墟，它就完全被埋在所謂殷墟的地下。
商末洹水帝都歷經武王伐紂一戰，遂成廢墟，以后又經歷代破壞。《呂氏春秋》說：自古無不亡之國，即無不掘之墓。秦漢之際殷墟便有古器物出土，《說文解字序》說“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所謂“鼎彝”，就是古墓殉葬的青銅器。《緯書》上也有丹甲骨文的記載。宋代隨古物出土而有了金石學，古墓的發現就愈多了，如《考古圖》載有大量殷代的青銅器。殷墟的墓葬既然曾經漢宋兩朝大規模地盜掘，古墓里殉葬的青銅器曾經大批地出土，甲骨文在殷墟，尤其在小屯村和小屯村北，幾乎遍地都是，那么一同被發現的，就應當很多。
幾千年來，所謂“甲骨文”一詞，從沒有見于任何古書的記載。舊醫處方，則有“龍骨”一藥，最初見于《本草》，《本草》一書，“著者之年代，不出東漢末訖宋齊之間”。梁陶弘景注《本草》和《名醫別録》，宋沈括作《夢溪筆談》，對“龍骨”都曾作過解說。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對“龍骨”在中醫里的用途說得更為詳細，說它主治小兒婦科和男子虛弱各癥。所謂“龍骨”者，據近代記載，一種是古脊椎動物骨胳化石，貨分南北兩路，北路貨出于河北省山西省，銷在華北上海市；南路貨出于川、黔、湘、桂、滇、粵的山洞，銷在廣州市、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南洋。另一種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除在本地零售以外，主要銷路在河北的安國和北京。
在甲骨文的發現史中，安陽市小屯村的剃頭匠李成被認為是最早在安陽地區使用甲骨治病，并因此盜挖甲骨的人。據說，李成貧苦，染周身膿瘡無錢就醫，就撿拾河邊的甲骨，將甲骨研磨成粉敷于患處，創面處的膿水被甲骨粉末吸干，膿瘡自愈。清時男人蓄發，前額的頭發卻要剃光。剃頭時，剃刀難免刮破前額。李成由此推斷甲骨既能拔毒，必能吸血止血。經試驗，果然驗證了甲骨粉具有止血的藥效。從此，李成收集村中河邊的甲骨，并將甲骨送去藥鋪，當場試驗止血藥效。藥鋪以六文錢一斤的價格收購李成的“刀創藥”，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陽的龍骨產業鏈由此形成。
王懿榮是第一個認識甲骨、搜集甲骨的人，王懿榮發現甲骨后，不惜重金搜求、購買。此后，古董商紛至沓來。很快，王懿榮便收購了甲骨1500余片。與他同時搜集的還有天津市的王襄和孟廣慧，其后劉鶚、羅振玉等人亦竭力收購。甲骨文被辨認出之始，山東濰縣古董商范氏謊稱出自河南湯陰，眾人都曾受其欺騙。后來羅振玉由文物販來自中州，再親往調查，終于知道甲骨出土之地，實際上是河南安陽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中。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陽市殷墟以及附近地區，其中以小屯村出土為最多。于是麇集在小屯村的商人一天多似一天。
眾多學者的收購使“龍骨”價格暴漲，很大程度上刺激當地村民亂掘甲骨。從1899到1928年這三十年間，甲骨被私掘出土經歷年調查已確定的就有九起，數量多達10萬片左右。不僅如此，甲骨發現也驚動了西方傳教士，在甲骨文被發現的第四年的1903年，就有傳教士在中國境內，通過各種手段對甲骨片大肆搜劫，如當時美國駐山東濰縣傳教士方法斂和英國浸禮會駐青州傳教士庫壽齡等。據估計，早期歐美人搜劫的甲骨片至少在5000片以上。加拿大長老會的明義士搜劫的最多，到1926年已達25000片左右；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衛門等人也大肆搜劫，據不完全統計，散失在日本的甲骨片，已達10000多片。當時外國人共劫掠甲骨片總計約50000片左右，這些甲骨片大部分運往國外，有一部分被毀壞。
考古發掘
面對古物的大量流失，眾多學者深感憂慮。傅斯年向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長提議設置歷史語言研究所，而該所成立后第一項工作即是派人去安陽調查甲骨文。這一調查開啟了歷時10年的殷墟發掘。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說，是殷墟甲骨文的發現直接影響到對安陽的殷墟發掘。殷墟的發掘工作始于1928年，考古界將殷墟的發掘工作大致分為兩大時期：1928年至1937年，為殷墟考古開創時期，這一時期的發掘工作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織進行。1950年以后，為殷墟考古的恢復和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發掘工作由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進行。
開創時期（1928—1937年）
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組織殷墟發掘團，此后九年，甲骨文出土進入了機關發掘時期。歷史語言研究所共對殷墟進行了十五次科學考古發掘，其中十二次在小屯村，它不僅確定了這一帶乃是商代后半期的首都，同時出土大量甲骨，共計24918片。
1928年10月13日，受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委派，董作賓與工作人員開始對殷墟進行試掘。在18天的發掘中，共出土有字甲骨800余片及銅、陶、骨、蚌等若干。在殷墟發掘的初期，主要是尋找甲骨文，通過多次發掘，在小屯村、侯家莊等地共發掘到甲骨文24900多片，其中包括著名的“大龜四版”、“大龜七版”。這些通過科學發掘的甲骨文都有明確的出土地點，有較清楚的地層關系和共存關系。
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發掘，考古隊員在一處編號為YH127的窖穴中發現了17096片甲骨，震驚世界。YH127坑整坑甲骨起運裝箱，從小屯運往南京，經過整理粘對后，合成整版的共有320多版，半完整和接近完整的有520版。這些甲骨記錄了武丁時期許多重大的活動，是武丁王室的珍貴檔案。YH127坑發現一版大龜（《乙編》4330），這是1899年甲骨文發現以來，迄今所見最大龜版。此次發掘也是殷墟歷次科學發掘以來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絕大多數是卜甲，卜辭內容豐富，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材料。?
解放前的15次殷墟發掘工作，不僅獲得了大量殷商遺址。遺跡和遺物，而且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為研究古代歷史提供了可考證的殷墟考古資料。尤其值得稱頌的是殷墟的發掘工作完全由中國學者自己主持進行，因而是中國近代考古學誕生的標志。此外河南博物院發掘了兩次，出土甲骨3656片。合共出土了28574片。這批甲骨多已著錄在《殷虛文字甲編》（董作賓，1948年）、《殷虛文字乙編》（董作賓，1948年）、《殷虛文字丙編》（張秉權，1957年）、《殷虛文字存真》（關百益，1931年）及《甲骨文錄》（孫海波，1937年）中。其他著錄還有《殷虛書契續編》（羅振玉，1933年）、《殷契佚存》（商承祚，1933年）、《殷契卜辭》（容庚，1933年）、《卜辭通纂》（郭沫若，1933年）、《庫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辭》（方法斂，1935年）、《殷契粹編》（郭沫若，1937年）等書中。
發掘工作由于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于1937年停止。1937年6月史語所考古組撤離安陽市后不久，日軍侵占洹上。淪陷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在安陽進行盜掘和搜購文物。由于戰亂原因，十一年來甲骨的出土又恢復到私挖私售時期。在抗戰期間以及戰后的數年，安陽殷墟先后出土了不少甲骨，一部分出自小屯村及村南。這批甲骨，有些流散到國外，在國內則有萬余片。胡厚宣編《戰后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后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后京津新獲甲骨集》時曾有著錄。
此外，早期大量的搜集活動使北京、上海市、山東濰縣、河南彰德府的古玩市場上出現了瘋狂的搶購行為，因為大部分交易具有秘而不宣的性質，且又都是在一些不懂甲骨文的商人和富人手中進行的，結果使許多贗品進入市場。這種偽造甲骨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擾亂了古玩市場，對甲骨文的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如流傳到英國的“兒氏家譜刻辭”（《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506）就曾引起學界對其真偽辨別的反復爭議。一方面，由于保守派學者虔誠地尊崇許慎《說文解字》的一千多年的權威，于是以這些偽造品為確鑿的證據說明所有甲骨文都是偽造的古文字，是一批冒牌學者為欺騙大眾而造出來的；另一方面，幾個有遠見卓識并研究過真的而非偽造的甲骨文的學者也更重視甲骨的真偽問題，因此甲骨辨偽的工作也一直伴隨著甲骨文的研究。
恢復和發展時期（1950年以后）
殷墟甲骨的發掘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甲骨文出土又進入了科學考古、科學發掘的新時期。1950年中國科學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同年發掘團前往安陽，重新進行中斷13年之久的殷墟發掘。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安陽小屯設立了工作站。在小屯鎮村西選址長駐，長期負責殷墟發掘工作。到1966年前，安陽工作站在包括苗圃北地、大司空村、孝民屯等在內的多處地點進行發掘，清理出大量商代遺跡和遺物。
考古所1950年在四盤磨發掘發現甲骨1片；1958年在小屯西地發現1片；1959年在大司空村發現2片，在鐵路苗圃北地發現1片。1961年在鐵路苗圃北地發現1片；1962—1964年在鐵路苗圃北地發現2片；1967—1977年在小屯村一帶采集14片；1971年在后岡發現1片；1971年在小屯西地發現21片，有卜辭的10片；1972年在小屯西地發現4片。此外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1955年在小屯東南地、1957年在薛家莊南地發現甲骨各1片。
1973年在小屯南地又有了重大的發現，發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經過拼合整理，發表時共4589片，是新中國成立后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1973年發掘的小屯村南地58個窖藏坑出土甲骨，少者每坑一兩片，多者數百片乃至上千片，如H24坑，坑口近橢圓形，南北徑長約2.7米、東西徑長1.8—2.1米、深0.7—0.8米，卜骨層厚0.3—0.5米，全坑出刻辭卜骨共1365片。與這批甲骨同時出土的還有陶器制品，這種甲骨與陶器共存的現象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資料。
此后1985年在鐵路苗圃北地發現1片；1985年在小屯西北地發現2片；1986年在小屯村發現8片。到了1991年10月，在花園莊東地發掘出一個僅兩平方米的甲骨坑（編號為花東H3），但其疊壓厚度卻達0.8米。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其中龜甲1558片，有卜辭的574片；卜骨25片，有卜辭的5片。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為主，其中完整的刻辭卜甲達300多版。卜辭少的一二字，一般數十字，多的達200字，有的涂朱。字體細小、工整、秀麗。刻辭內容較為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獵、天氣、疾病等方面。劉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學者根據甲骨出土的地層關系、共存陶器及卜辭內容判斷，此坑甲骨屬武丁前期。其甲骨卜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卜辭的主人不是王而是“子”，說明這個時期，占卜活動已不限于最高統治者國王，王室貴胄都可以利用占卜來預測吉兇了，因而對商代家族形態的研究以及甲骨學中“非王卜辭”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2002年，在安陽殷墟宮殿遺址內清理出兩個新的甲骨坑，此次發現的兩個甲骨坑位于殷墟宮殿宗廟區西南部，兩坑相距不到10米。經初步整理，從兩個甲骨坑內出土牛肩胛骨、龜板70多片，其中最大的牛肩胛骨長41厘米，在龜板和牛肩胛骨背面，均有用于占卜的鉆、鑿、灼等印記，部分甲骨上的甲骨文清晰可辨。據悉，這是繼1991年花園莊東地發現甲骨坑之后的一次比較集中的發現。之后，在小屯村南發掘整理甲骨坑，經初步清理，共出土甲骨600余片，其中無字甲骨近400片，刻辭甲骨228片，時間為武丁時期。
西周甲骨的發掘
在考古學上，對西周甲骨的認識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才開始的。根據現有的考古材料，最早發現的西周甲骨，是1951年在彬州市獲得的，為牛肩胛骨的骨臼部分。1954年山西洪洞坊堆村出土了兩片卜骨，其中較完整的一塊系牛左肩胛骨，刻有八個字，筆畫很細，開始被認為“可能屬于周代春秋或較晚期的東西”，后來李學勤通過對其同出器物及字形的分析判斷為西周之物，是首次發現的西周甲骨文。195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長安西張家坡西周居住遺址時出土了一片有字卜骨；之后又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里發現了數量較多的甲骨，其中個別卜甲上也有刻辭。
周原遺址地區出土最早的一片西周卜骨，是在1957年由當時陜西省歷史博物館的李長慶在齊家村調查時采集到的，系牛肩胛骨，殘存不完整的兩鉆孔，有鑿有灼痕，鉆底圓而不平。第二片是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于1960年在齊家村東壕內發現的，為牛肩胛骨的骨柄部分，殘存圓鉆孔3個，鑿、灼痕都很清楚。1972年至1976年，扶風縣文化館先后在齊家村采集了五六片甲骨。1976年周原考古隊在周原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和發掘，取得了重大成績，于1977年7、8月和1979年5月在清理鳳雛遺址時發掘了兩個窖藏，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其中有刻辭的292片。但是這批甲骨都已碎成小片，很難綴合復原。
繼岐山縣鳳雛村出土甲骨之后，周原扶風地區從1979年以來也先后在齊家、云塘、強家、齊鎮、召陳等村發掘、征集到西周甲骨六十二片。其中卜骨四十六片，有刻辭的六片；卜甲十六片，有刻辭的一片。強家、齊鎮、云塘、召陳、李家村各出一片，余者多是齊家村出土的。齊家村出土甲骨的地點有兩個：一處是村北，另一處是村東土壕。這批甲骨大部分出土于灰坑，少部分出自墓葬，多無刻辭。
甲骨學研究
甲骨文發現100余年來，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甲骨學已經成為一門具有嚴密規律的世界性的成熟學科。在資料匯集、文字學研究、商史研究、考古研究及文字考釋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根據《百年甲骨學論著目》的統計，自1899年至1999年6月，100年來正式發表的有關甲骨文與商代史的論文專書計10946種，作者隊伍總計3833人，分布在中國及世界上其他14個國家。其中關于甲骨文字及文字考釋的專著有276種左右，論文有2019余篇。近十幾年來，每年新發表的有關論著有200種左右。
甲骨文以單字而論總共4000余字，經過歷代學者的努力，已經考釋過的甲骨文字在2000字左右，其中可以與《說文解字》收錄的小篆對應的將近1000字。但已經有釋的甲骨文字只占到全部甲骨文字數的二分之一左右；在已經有釋的甲骨文字中，也還存在著見仁見智的歧異。在所有已釋的文字中，目前真正能確定的不到1000字。甲骨文字的考釋工作依然是任重而道遠。
1899—1909年
王懿榮于1899年最先認識了甲骨文字并開始搜購。王懿榮去世后所藏甲骨一部分轉至劉鶚手中，劉鶚繼續搜集，并于1903年選拓了其所藏的1058片編成《鐵云藏龜》出版，這是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專書，它為甲骨學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次年，孫詒讓依據《鐵云藏龜》的材料寫成《契文舉例》，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書中雖然也有謬誤，但他的確起到了開山的作用。這十年可以說是研究的開始階段。
1910—1919年
這十年期間有羅振玉和王國維兩人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礎。羅振玉于1906年開始搜集甲骨并親往安陽調查，又將其搜集之甲骨相繼印出，像他的《殷虛書契前編》（1913年）、《殷虛書契菁華》（1914年）、《殷虛書契后編》（1916年）等書，對于研究甲骨文是非常必要的典籍。他在致力于資料的搜集和流傳的同時也致力于文字的考釋，先后著有《殷商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虛書契考釋》（1914年）、《殷虛書契待問編》等書。
與羅振玉同時的還有王國維，他首先把甲骨文的研究與歷史學研究結合起來，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1917年）、《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1917年）《古史新證》等，證實了古代文獻的可靠，并訂正了古代文獻中某些地方的錯誤。王國維還發現甲骨可以綴合，其原則為“文字體勢，大小全同，只二片斷痕，合之若符節，蓋一片折而為二也”，從此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為舉世所重視。所以羅振玉、王國維在甲骨文研究領域開拓時期起到了奠定基礎的作用。其后郭沫若研究甲骨文卜辭考證著《卜辭通纂》，董作賓明確了甲骨文的具體斷代，都對甲骨文研究作出巨大貢獻，又因這四位學者的名號或字中都有“堂”字（羅振玉號羅振玉，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字鼎堂），因此被合稱為“甲骨四堂”。
1920—1949年
這三十年可以說是第三階段。隨著甲骨文資料的陸續發表，其著錄書已達四十余種之多，甲骨文的研究遂得到了進一步的展開。各項研究的成果也相繼刊行。總計1949年前甲骨文發現50年來的甲骨文研究，共有論著876種，其中專書148種，論文728篇。研究者達289人，可稱極一時之盛。
首先是編了甲骨文的字典，如《室殷契類纂》（王襄，1920年）、《殷虛文字類編》（商承祚，1923年）、《甲骨文編》（孫海波，1934年）等書。
考釋的著作有《甲骨學文字編》（朱芳圃，1933年）、《甲骨學商史編》（朱芳圃，1935年）、《殷虛書契前編集釋》（葉玉森，1933年）、《殷虛書契解》（吳其昌，1934年）等書。
研究文法與文例的著作有《甲骨文中之先置賓辭》（楊樹達，1945年）、《甲骨文例》（胡光煒，1928年）、《甲骨文斷代研究例》（董作賓，1936年）、《卜辭同文例》（胡厚宣，1947年）等。
研究宗教與祭典的著作有《商代的神話與巫術》（陳夢家，1936年）、《甲骨文所見殷代之天神》（胡厚宣，1941年）等。研究卜龜來源的著作有《河南安陽遺龜》（卞美年，1937年）、《“武丁大龜之腹甲”提要》（伍獻文，1943年）、《殷代卜龜之來源》（胡厚宣，1944年）。
研究甲骨的涂飾的有《中國卜骨涂色之顯微分析》（皮其來，1937年）、《卜骨中之顏料》（白瑞華，1937年），等等。
這一時期重點研究的問題及主要的研究者有：斷代學，主要研究者有董作賓、郭沫若等。年歷學，主要研究者有董作賓、劉朝陽、魯實先等。文字學，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唐蘭、于省吾、楊樹達、商承祚、葉玉森、孫海波、陳夢家等。歷史學，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徐中舒、丁山、吳其昌、朱芳圃、束世、陳夢家、胡厚宣等。綴合學，主要研究者有董作賓、郭沫若、吳其昌、曾毅公等。
1949年以后
1949年以后甲骨文的研究更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首先進行的工作就是將資料集中整理，疏散在私人手中的甲骨先后集中到各級研究單位。如早先羅振玉、劉體智等所藏的甲骨分別歸于吉林大學、吉林省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旅順博物館、山東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圖書館及南京博物院。
對有關資料加以整理，包括拼合斷片等工作，主要著作有：《甲骨綴合編》（曾毅公，1950年），綴合甲骨396版。《殷虛文字綴合》（郭若愚、曾毅公、李學勤，1955年），綴合482版。《殷虛文字丙編》（張秉權，1957—1972年），綴合632版。《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屈萬里，1961年），綴合223版。《甲骨綴合新編》（嚴一萍，1975年）及《甲骨綴合新編補》（嚴一萍，1976年），共綴合708版。《甲骨文合集》在這方面也做了相當多的細致的工作，總計拼合不下兩千余版。
整理資料的同時還編寫出版大型的資料匯編，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1979—1983年）、《殷虛卜辭綜類》（島邦男，1967年）、《甲骨文字集釋》（李孝定，1965年）等。還有一些總結性的著述出版，如《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胡厚宣，1951年）、《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胡厚宣，1952年）、《甲骨學五十年》（董作賓，1955年）、《甲骨學六十年》（董作賓，1965年）、《殷虛卜辭綜述》（陳夢家，1956年）、《甲骨學》（嚴一萍，1978年）、《八十五年來甲骨文材料之再統計》（胡厚宣，1984年）。
此外對過去一些重點問題則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像斷代、歷法、文字、歷史、地理、宗教、祭祀、文化、交通、文法等，都發表有多篇論著。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運用了新的觀點、方法從事研究工作，對商代的生產發展、生產技術，包括農業、墾田、肥料、谷類、水利、工業、蠶桑、紡織和冶煉，對生產者的身份，對商代的奴隸制度、土地制度、社會性質、社會形態、國家起源、圖騰遺跡、刑罰人祭、階級斗爭等課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收藏保護
據孫亞冰2006年發表《百年來甲骨文材料統計》，經葛亮修訂，截至2019年，全國收藏甲骨的，有25個省市自治區，40個城市，95個機關單位和信息明確的37個收藏家，共藏甲骨10萬多片。中國國家圖書館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單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贈和從私人、市肆收購而來。其中以劉體智的收藏數量最多，裝在150個盒內，共28000余片。
總計世界各國收藏的甲骨，截至2019年，日本8636片，加拿大7707片，英國2735片，美國1655片，德國851片，俄羅斯201片，瑞典111片，瑞士69片，法國57片，新加坡24片，比利時7片，韓國8片。十二國合共收藏甲骨約22061片，加上中國大陸及香港電臺收藏甲骨共約139649片，共收藏甲骨161710片左右。舉成數而言，可以認為，甲骨文發現一百二十周年之際，已知出土商周刻辭甲骨的總數約為16萬片。
歷史價值與文化傳承
歷史價值
甲骨文的發現對中國的歷史學和文字學研究有重要的意義：第一，科學的發掘證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實性。因為在殷墟發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實性是假定的。即使沒有章太炎等學者的質疑，科學的歷史學家也不能把它當成可信的材料看待。有了殷墟的發掘，這批材料的真實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價值程度也大加提高；第二，甲骨文雖是真實的文字，但傳世的甲骨文卻是真假難分。在殷墟發掘以前，最有經驗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騙的。有了發掘的資料，才得到辨別真假的標準；第三，與甲骨文同時，無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實了歷史學家對于商朝文化知識的內容，同時也為史學及古器物學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由此可以把那些豐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遺存推進一個有時間先后的秩序行列。
葉公超認為：“安陽市殷虛遺址的發現，其重要性可與赫爾曼的特洛伊遺址的發現，互相爭輝，互相媲美，現在看來，實非過譽之辭。安陽發掘的成就使中國信而有征的歷史拓展了一千多年，并且把歷史期間的史料和先史時代的地下材料作了強有力的鏈環。在科學發掘的指引下，使前此一向對中國古代文化抱懷疑態度的西方學者，啞然無語。大批有字甲骨的發現使得中國文字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時代，有了確實可靠的證據。”
甲骨文是中國已發現的時代最早的成文資料，數量龐大、內容豐富，反映了商代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涵蓋國家制度、社會結構、軍事、農業、手工業、商業、交通等領域，為研究商代歷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從古史學來看，甲骨文發現之前，有關商代的記載只有《尚書·商書》五篇和《詩經·商頌》五首，就連兩千年前的孔子都嘆商代文獻不足。甲骨文材料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還有流傳到今天的古典文獻，像《尚書》《詩經》《楚辭》《山海經》和《史記·殷本紀》等，其內容真假也須靠甲骨文才能得到印證。把甲骨學結合古典文獻、考古學、民族學等，經過詳細地占有資料，加以科學分析，可以用以窺探3000多年前殷商社會生活場景，增強歷史記載的可信度，豐富歷史內涵，延伸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恢復商代的社會面貌，研究商代的歷史。從文字學來看，甲骨文比許慎的《說文解字》早了一千五百多年，很多字形的本義可以從甲骨文中得到更加充分的解釋，甲骨文在漢字形體演變為金文、小篆、隸書等的過程中無疑起著基礎性的作用。
文化傳承
2017年12月26日，中國申報的甲骨文順利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咨詢委員會的評審，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中國教育部、國家語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檔案局、北京故宮博物院等相關部門26日聯合舉行新聞發布會，正式對外宣布這一消息。漢字對世界尤其周邊國家產生過長遠的影響，為世界文明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教育部官員表示，作為漢字源頭的甲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正是其價值得到世界公認的體現。中國將建立甲骨文信息數據庫，助力甲骨文研究邁向新階段，讓“絕學”不絕，冷門不冷。
中提到，“殷墟甲骨文的重大發現在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甲骨文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是漢字的源頭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脈，值得倍加珍視、更好傳承發展。”由此可見，研究甲骨文、學習甲骨文，不僅僅只是少數專家學者的一項工作，更是讓社會公眾了解中華文明之源的珍貴體驗。如何解讀好、傳播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者而言，是機遇更是挑戰。
相關爭議
甲骨文驚現于世，在20世紀初的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梁啟超稱甲骨文的發現使“中國考古學被這令人吃驚的革命動搖了”。在大規模的考古發掘之前，甲骨文的真偽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一直到去世之前，著名學者章太炎都對此持否定態度。
章太炎早年在《國故論衡》中便認為，即便古代人骨都會朽壞，龜甲如何能長久遺留至今？言下之意，這龜甲本身都不是古物，乃是偽造者的“新材料”。1935年，上海《唯美》雜志第9、10期連載了章太炎致青年學者金祖同的信札影印件。時年66歲的章太炎長篇大論地痛斥“甲骨文”純系偽造，羅振玉等“偽造欺人”，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慨與鄙視。他還認為，最初藥鋪作偽（以普通甲骨偽充藥材“龍骨”販售牟利），之后羅振玉附會（以古書穿鑿附會“殷墟”為河南安陽），最后當地村民作偽（因“殷墟”之說流行而以普通甲骨偽造刻制“甲骨文”牟利）的一系列連環偽造，即是當時“甲骨文”之所以突然出現并不斷被發現的主要原因。甚至就連1928年中研院董作賓等在安陽洹上村的首次官方考古發掘工作，章太炎也予以否定，認為乃是當地村民自己事先偽造甲骨，之后又在自家屋檐下預埋了甲骨，然后再通知考古隊發掘出的。
不難想象，如章太炎這樣的國學大家，都始終質疑“甲骨文”的真實性，且對參與其中的“甲骨學”開拓者們抱有極不信任的態度，那么，對此有所認同與默契者，應當不在少數。即便章太炎逝世之后，這種質疑仍在繼續。章氏門下徒孫輩、黃侃弟子徐澄宇就曾著有《甲骨文字理惑》一書，承續章氏觀點，繼續闡揚師說。書中附有一條關于“甲骨文”確系偽造的“新證”，稱“西人考古學者謂殷世在石器時代，世人不知用銅鐵，而所謂甲骨刻畫宛然，刀鋼之痕此亦偽，彌之彰彰者”。關于這一“新證”，后來為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刻制“甲骨文”工具——幾十件和田玉刻刀，不言自明地推翻了。且后來在安陽大司空村出土的數件青銅刻刀，也證實了商代早已能制造出鋒利的工具，并非徐氏所采信的“西人考古學者謂殷世在石器時代，世人不知用銅鐵”之說。
直到殷墟的考古發掘以實地出土甲骨的方式確證了“甲骨文”的真實性，為當時正在勃興的“甲骨學”奠立了無可辯駁的考古學基礎，才逐漸消除了這種質疑。傅斯年曾擲地有聲地宣稱：“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
參考資料 >
甲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國家文物局.2023-09-09
浙江發現中國最早原始文字 比甲骨文早千余年-中新網.中國新聞網.2023-09-12
浙江現中國最早原始文字 暫難確定為甲骨文前身 -中新網.中國新聞網.2023-09-12
甲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中國將建甲骨文信息數據庫.國際在線新聞.2023-09-09
甲骨文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文摘報-光明網.光明網.2023-09-09
甲骨文的真偽曾存質疑，章太炎堅持是偽造，他“一錘定音”證明了.今日頭條.2023-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