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zhǔ]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前后環錢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1936年施昕更于今浙江省余杭市首先發現這一文化遺存。1936年12月-1937年3月，施昕更主持了三次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玉器。其后具有同類文化內涵的遺址陸續被發現，1959年夏鼐[xià nài]將其命名為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分布廣泛，主要分布于環太湖約3.65萬平方千米的廣袤地區，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考古挖掘共發現600余處良渚遺址。良渚遺址群北靠浙江天目山余脈，南臨大雄山、大觀山丘陵，略呈簸箕狀向東敞開，形成相對獨立的地理空間。良渚遺址實際上是浙江余杭區的良渚、瓶窯、安溪三鎮之間許多遺址的總稱，總面積約34平方千米。遺址區內分布著以莫角山遺址為核心的約135處良渚文化遺址點，包括古城、墓葬、祭壇、村落、防御工程、禮制性建筑基址、水利設施、制玉作坊等類型。2007年良渚古城的發現，成為了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實證。 良渚古城分為三重，中心是面積約30萬平方米的莫角山宮殿區；其外是由約6千米長的城墻圍繞而成的內城，面積約300萬平方米；最外側為以卞家山等臺地圍起的外城，面積約630萬平方米。古城西北部分布著規模龐大的水利系統，東北部分布著或許與天文觀象有關的瑤山祭壇，同時古城外圍還存在著廣闊的郊區。良渚遺址、水利系統和外圍近郊的總面積達100平方千米。
良渚文化遺址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琮、璧、鉞[yuè]、冠形器、玉鐲、柱形玉器等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當精致，主要為紅褐和黑褐色。另外，還出土了石器以及木制漆器。良渚文化手工業也有很高的成就，良渚文化的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都達到較高水平。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地兼祭壇也是良渚文化的主要特色。種種跡象表明，良渚文化已經形成了復雜的等級社會，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已相當進步，稻谷有秈、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鐮。良渚文化呈現出鳥類圖騰，在良渚的玉壁上也發現“鳥立高臺”的平面雕刻圖符，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玉鳥與太陽結合出飛鳥載日的意象。存在以溝通天地為重要內容的宗教，在社會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軍政與宗教權力合一。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發生變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為核心的禮制的產生。貴族墓之間、貴族墓與平民墓之間隨葬玉器的種類、組合差異，以及平民墓中有無玉器隨葬的差異，構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級差別。良渚文化中期，良渚遺址群是整個良渚文化的都邑性中心。學術界部分觀點認為良渚文化可能對應虞代文明，是探索夏文化源頭的重要研究對象。
良渚古城遺址是人類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將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提名項目“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名稱由來
1936年5月，杭州西湖博物館年輕學者施昕更參加了杭州杭縣古蕩遺址的考古挖掘，之后前往家鄉良渚鎮調查采集石器。6月18日，《東南日報》發表了題為《杭縣第二區發現先史時代文化層》的報道，提出“先史時代文化層”的概念。12月23日，《東南日報》又發表題為《西湖博物館在杭縣發現黑陶文化遺址》的文章，對施昕更在良渚的考古調查發掘作了報道。1937年5月6日、8日，《東南日報》刊登施昕更撰寫的《浙江新石器時代之黑陶文化》的文章，明確指出“杭縣發現黑陶文化，確是浙江史前考古的發軔”。1939年底，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學家梁思永在《第六屆太平洋學術會志》上發文，把良渚黑陶歸入山東龍山文化黑陶系統。
1955年冬天，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長墳的水塘中發掘了數量驚人的陶器，發掘者汪濟英指出良渚黑陶文化不能歸為山東龍山文化的分支。1957年，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夏鼐為《浙江新石器時代文物圖錄》作序，總結了浙江地區出土的石器和黑陶的特征，指出已發掘的吳興錢山漾、杭縣良渚、杭州老和山、淳安進賢的下層文化，似乎是屬于同一種文化。1959年8月，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在《中國考古學》教材初稿中，鑒于良渚遺物與龍山文化存在明顯的特征差異，地域上又相距較遠，于是把環太湖流域出土的上述文化內涵單獨命名為“良渚文化”。
1959年年12月，在南京召開的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文物考古隊長會議上，夏鼐作了《長江流域考古問題》的發言，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考古學命名。夏認為太湖沿岸和杭州灣的良渚文化，是受了龍山文化（原稱黑陶文化）影響的一個獨自存在和發展的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單獨命名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以它的最早發現地—良渚遺址而命名的考古學文化，這一名稱得到了考古學界的公認并沿用至今。
歷史沿革
考古資料表明，良渚遺址群在良渚文化時期持續強盛了數百年，長時間成為良渚古國的權力中心。良渚遺址群的發端和強盛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良渚遺址群的分布范圍也呈現出動態的變化過程。良渚地區從馬家濱時期開始就有先民足跡，崧澤時期因環境惡化，先民退守南部丘陵，良渚文化時期逐漸返回平原并發展成政治中心，而在這過程中，良渚地區各階段的文化傳承及與周邊鄰近地區的互動從未中斷。
馬家濱文化時期（距今7000-6000年）
距今6000多年前，馬家濱文化的先民就已在良渚地區留下足跡。馬家濱文化堆積在良渚時期遭到破壞，僅在個別地方的良渚文化堆積下留存馬家濱文化的地層及少量遺跡。6000年前良渚地區的生存條件惡劣，經常遭受洪水或海潮的侵襲，只有在相對高處，才可以避免水患的侵擾。自然環境的不穩定，使馬家濱文化在這一地區始終形成不了一定的規模。在吳家埠遺址中馬家濱文化的延續時間相當長，顯示出古代先民踏入良渚的足跡。
崧澤文化時期（距今6000-5300年）
在吳家埠遺址和廟前遺址中都發現崧澤文化遺存，如鑿形足鼎、花瓣形器底等，石馬遺址更發現了龐大的崧澤文化墓地，挖掘崧澤時期墓葬80座。王靖泰的《全新世長江三角洲的發育》和陳杰的《文明化進程中的環境作用—以長江三角洲為例》等文章指出，崧澤文化時期良渚地區的生存環境較馬家濱文化時期更惡劣，廣大的沖積土壤并不適合人類生存。10000年來中國東部沿地平線變化的曲線圖顯示，崧澤時期的海平面要比馬家濱和良渚時期高好幾米，遺址群低地居民難以生存，只好棲息于地勢更高的丘陵。大約在崧澤文化末期，良渚地區的自然環境開始好轉，困居于丘陵上的先民逐漸遷移至平地。考古發現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互相共存又此消彼長，在整個良渚文化早期經歷了一個緩慢又持久的過程，直到廟前一期晚段和二期，這里才實現了由崧澤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轉型。
良渚文化時期（距今5300-4300年）
良渚先民在良渚文化全面轉型后迅速崛起，瑤山、反山等權貴陵地相繼出現，瑤山、匯觀山祭壇遙相呼應，莫角山遺址成為政治權力中心。隨著貴族集團的膨脹，社會財富的劇增，禮儀規范的推行，良渚地區迎來了文化發展的全盛時期，良渚遺址群成為良渚社會的統治中心。
關于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有北遷說、社會矛盾說、戰爭說、海侵說和洪災說等。20世紀30年代，慎微之、衛聚賢等根據錢山漾遺址的發掘，提出中國文明發源于東南或夏族，崛起于江浙，爾后北遷的觀點。20世紀后半葉這一觀點日益盛行，認為特大洪水等不可抗因素導致良渚先民由太湖地區北遷。陳淳和許倬云等持社會矛盾說的學者認為良渚文化晚期熱衷宗教活動并追求享樂，最終使社會運行偏離正常發展軌道。持戰爭說的學者如葉文憲、紀仲慶、谷建祥、賀云翱等把良渚文化的衰落歸因為掠奪性戰爭帶來的大毀滅。蘇文等學者所主張的海侵說和俞偉超、張明華等學者所持的洪災說，則與全球600多個神話記載的大洪水相參證。
自然地理
地理位置
良渚遺址群距離東南部的杭州市中心約18公里，北靠浙江天目山余脈—高亢綿延的大遮山丘陵，南臨斷續散布的大雄山、大觀山丘陵。兩組丘陵依托西部山地，以夾抱之勢分列遺址群的北側和南緣，使之略呈簸箕狀向東敞開，形成相對獨立的地理空間。這一地理空間的東西跨度約9公里，南北6公里。
地質演變
良渚遺址群的地理架構形成于第三世紀末以來的新地殼運動，低洼的谷地和盆地堆積著大量的第四紀沉積物。距今7000年時卷轉蟲海侵達到全盛，良渚一帶淪為一片淺海。卷轉蟲海侵持續了上千年，造成海面下降，丘陵范圍不斷擴大，新的孤丘陸續涌現，東部平原相繼成陸，河湖沼澤遍布。隨著海岸線的后退，河流的沖積，地面增高，水質淡化，沼澤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開始增加，自然環境漸趨好轉。大約距今5000年時，地平線基本達到了現在的高程，此時良渚先民在良渚一帶已形成大型的聚落。
氣候條件
良渚遺址群北側的大遮山丘陵海拔都在百米以上，起到天然中式屏風的作用，阻擋北方寒流的侵襲。南側丘陵山脈低矮，基本不影響陽光的照耀和季風的吹入。此地冬夏長、春秋短，日照充足，雨量充沛，為溫暖濕潤的亞熱帶季風氣侯。
地理環境
良渚遺址群所處的山地與平原過渡地帶，大致以東苕溪為界，西部為山地丘陵區，東部為沖積平原區，以高丘、低丘、孤丘、河谷平原和水網平原為地貌特征。遺址區水網密布。這樣的地理環境必然會產生氣侯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良渚遺址群周邊山地的林木、石材、野生動物、天然瓜果等為良渚先民提供了豐富的物資來源。西部山地的雨水挾裹泥沙在遺址區形成沖積平原，肥沃的土壤和便利的排水條件使這里成為水稻耕作區。區域內零星分布的孤丘成為良渚先民的生存基地。
就交通而言，良渚遺址群的東部是一望無垠的沖積平原，南部鄰近錢塘江，陸路水路均暢通無阻。一般的水患對遺址區構不成威脅，而周邊的山地可以讓古代先民躲避大洪水。在戰略上良渚同樣具備優勢，它隱藏在山巒之中，相對封閉，只要鎮守制高點，就能發現和抵御外敵。而密布的水網也是難以輕易突破的障礙。
階段劃分
1986年，在杭州市舉行的“紀念良渚遺址發掘五十周年”的學術會議上，張之恒主張把良渚文化分為早、中、晚期。上世紀90年代以來，比較有代表性的良渚文化分期研究除了張恒之的三期說，還有林華東的三期六段說、朔知的三期七段說、芮國耀的四期說、黃宣佩的五期說等。近年來一系列考古新發現，顯示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前后延續一千年左右。
三期說
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張之恒認為，良渚文化分三期，早期的年代大約距今5000—4500年，以蘇州越城中文化層為代表，同期遺址有張陵山第二層及其墓葬、湖州邱城上文化層、舟山岱山縣大島孫家山遺址等；中期大約距今4500—4000年，以上海馬橋第五層和武進寺墩為代表，同類遺址有松江區廣富林、福泉山遺址、昆山綽墩、吳江梅堰上文化層、湖州錢山漾、杭州水田、良渚荀山、海寧千金角等；晚期距今4000—3700年，以嘉興雀墓橋、吳縣草鞋山的第二層為代表，同期遺址有湖州花城木構窖穴，嘉善新港、金山區亭林、常熟市三條橋、黃土山和嘉菱蕩等。張之恒對良渚文化分期和年代的認定，是依據對各期的文化特征的剖析以及結合碳十四測定年代研究而推斷的，這一研究相比起以前比較粗略的早、晚兩期分期更進了一步。
三期分段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林華東將良渚文化劃分為三期六段，早期大約距今5300多年至4900年左右，中期的年代范圍為距今4900年至4400年左右，晚期的年代范圍大會大致在距今4400年之4000年或稍后。林華東認為，目前學術界對各類器物的早晚期特征看法基本一致，這為分期工作奠定了基礎。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朔知則對良渚文化的主要陶器進行了類型學分析，將57個主要單位的陶器組合根據器物組合和共存關系劃分為八組，并依陶器將良渚文化劃分為三期七段，第一組屬過渡期，第二、三組為第一期，第四、五組為第二期，第六、七、八組為第三期，各組分別為一段，其中第八組由于材料不足因此不宜單列為一期。結合自然科學的測年數據，朔知認為良渚文化第一期約當公元前3300—前2800年，第二期約當公元前2800—前2600年，第三期約當公元前2600—前2100年。
四期說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芮國耀提出良渚文化分四期的學說，指出第一期的良渚文化早期，保留了一些崧澤文化因素；第二期約當于良渚文化中期，時間跨度大，今后還可以進一步細分。而第一期與二期之間可能存在某種缺環，第三、四期同屬良渚文化晚期，可稱為晚期的前段和后段。這一劃分是根據其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從1978年至1986年在海寧千金角、徐步橋、盛家、平湖平邱墩以及嘉興雀墓橋、德清輝山等地發掘清理的50座良渚文化小墓的隨葬品的整理和分析而推論的。依據葬品組合關系和單個器物的年代序列，他將良渚文化小墓劃分為四期，并認為這個序列在年代上似乎已經包括良渚文化的全過程。
五期說
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黃宣佩主張把良渚文化分為五期，并確定一期年代可定為距今5100年—4900年，二期的年代可定在距今4900—4700年，三期的年代為距今4700—4500年，四期的年代約為距今4500—4300年，五期的年代距今4300—4100年。黃宣佩依據在福泉山遺址發現的良渚文化早晚地層疊壓與打破關系，將31座良渚文化墓葬劃分為五期，并就鼎、豆、雙鼻壺、、寬把壺、杯、等重要器物的演變特點進行剖析，進而對照江浙各地墓葬中所出土的大批玉器、石器，從而得出了良渚文化分為五期比較合理的結論。
考古發掘
良渚文化的發現
西湖博物館年輕學者于1936年5月參與杭州杭縣古蕩遺址挖掘，同年11月在良渚鎮棋盤墳的干涸池塘底發現了作為良渚文化重要內容的黑陶，12月開始對棋盤墳的挖掘，發現了紅燒土及一些殘石器、殘陶豆把、圈足器以及百余片陶片，為良渚遺址考古史上的首次挖掘。后又在棋盤墳和周邊地區進行了兩次挖掘，并撰寫了五萬余字的考古發掘報告，第一次準確無誤地展示了長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在同一時期，另一個年輕人何天行也開始尋找良渚石器和黑陶并發布研究成果。
考古發掘和研究
文化譜系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先后發掘了浙江嘉興馬家濱、余杭安溪蘇家村、江蘇蘇州越城、吳江梅堰、上海青浦崧澤、馬橋、松江廣富林等一系列遺址，為研究環太湖地區古文化的發展和演變奠定了基礎。1972年，南京博物院發掘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發現了建構太湖流域史前文化序列的地層疊壓關系，發掘了多座崧澤文化和馬家濱文化墓葬。1973年，浙江省博物館對河姆渡遺址的考古發掘，揭開了以發達的稻作農業為特征的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更早期文化的神秘面紗。
草鞋山、河姆渡遺址等考古新發現和碳14年代數據的公布促進了上世紀70年代對于長江下游地區尤其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譜系和年代的研究。1977年確立了“馬家濱文化”命名，而對于介于馬家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間的崧澤中層遺存也有了共識，馬家濱—崧澤—良渚的太湖流域新石器時代譜系基本確立。
玉器文物
1977年吳縣張陵山遺址的發掘和1978年-1982年武進寺墩遺址的發掘，發現了隨葬大量玉器的良渚文化顯貴者墓葬，尤其是寺墩3號墓出土大量玉器，提升了學術界對良渚玉器的認知水平。根據發掘時多數玉器均已破碎，許多玉器及墓主人肢骨均有明顯的火燒痕跡這一觀察，主持寺墩發掘的汪遵國提出良渚文化有“玉斂葬”的習俗。
墓地和祭壇
1982年、1986年和1987年，上海連續三次發掘青浦福泉山遺址，發現了32座良渚文化墓葬，揭秘了高土臺墓地。
1986年，浙江省發掘余杭瓶窯鎮反山遺址，共清理出11座兩處文化大墓，出土隨葬品多達1200余(組)，其中90%以上為玉器。反山墓地因隨葬品豐厚、等級規格高而被稱為“良渚王陵”。1987年，浙江省又對余杭安溪瑤山遺址實施發掘，發現了祭壇遺跡和12座顯貴者墓葬，收獲大量精美玉器，并揭示了良渚文化墓葬與祭祀址以及玉器與神崇拜間的關系。
1987年發掘了余杭區瑤山遺址，這是一處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壇，在該遺址清理了12座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
1999年11月至2000年6月，南京博物館、無錫市博物館、江陰博物館合作發掘了江蘇江陰高城墩遺址，為良渚文化時期一處規模較大、有嚴謹布局規劃和嚴格建筑方法的高臺墓地，發掘面積1157平方米，發現良渚文化大、中型墓葬14座，出土文物232件（組）。該考古發現由于其重要性被評為一九九九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2003—2004年和2006年，考古工作者對平湖市莊橋墳遺址進行了兩期發掘，總面積2600平方米，發現良渚文化時期的271座墓葬，出土文物3000余件（組），其中包括石犁，并發現200余件陶器或石器上刻有符號，其中兩件石鉞上的刻畫符號似乎具有文字功能。
2004—2005年，聯合考古隊對浙江桐鄉姚家山遺址進行發掘，總面積1300平方米，發現這是一處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高臺墓地，清理良渚文化貴族墓葬7座，祭祀坑21個，出土陶、玉、石、牙骨器等珍貴文物260多件（組），是杭嘉湖平原地區發現的高級別良渚文化墓地。
良渚遺址群
隨著反山與瑤山遺址的發掘，在余杭良渚、瓶窯鎮、安溪縣、長命四個鄉鎮30多平方公里范圍內，發現了四五十處良渚遺址點，產生了“良渚遺址群”的概念，并促成了匯觀山、姚家墩、塘山、卞家山等一系列重要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到了上世紀90年代，太湖流域已發現各類良渚遺址約500余處，良渚文化社會組織結構、等級分化、宗教祭祀、禮儀制度和文明化進程等課題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
大型夯筑基址
1992—1993年發掘的莫角山遺址，對評估良渚文化的發展高度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在莫角山遺址的中心部位，發現了良渚文化時期的大片夯層與夯窩等建筑基址遺跡，基址總面積不小于3萬平米，在中國的其他地區，相當于良渚文化時期或更晚的龍山文化時期，還沒有發現可以在規模和技術上比肩的建筑基址。
良渚古城
2006—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良渚古城遺址進行了發掘，并將以往所知的莫角山遺址及反山貴族墓地，乃至良渚遺址群內的許多遺址組合為一個整體。2010-2011年，確定良渚古城北面的扁擔山遺址、東面的里山、鄭村遺址和南面的卞家山遺址等高地構成了良渚古城外郭城的形態，其控制面積約八平方公里。
水利工程
郭城之外，考古學家發現在良渚遺址西北部山系附近可能存在一個龐大、復雜的水利系統，由建于山體之間溝谷地帶的近十個大小不一的大壩組成，根據壩體位置和海拔的不同，構成高低兩組水壩群。其最東側的壩體為塘山（土垣），長達五公里，結構復雜。
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學者經過多年努力，較為完整地發掘和展示了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該水利系統遺址被評為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它由11條水壩遺址組成，主要修筑于兩山之間的谷口位置，分為南部的低水壩群和北部的高水壩群。其中，塘山是長堤，鯉魚山、老虎嶺等其余的則是較短的水壩。它們能攔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總庫容量約4600萬立方米，分別約為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防洪、灌溉、運輸等多種功能。1996年，它的塘山遺址被列入全國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10月，它的鯉魚山—老虎嶺水壩遺址被列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聚落遺址
廟前遺址位于杭州市良渚鎮荀山南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8—2001年間共進行了六次發掘，發現了馬家濱文化至良渚文化晚期的房址、河溝、水井、灰坑、墓地等大量遺存，出土了大量文物。
玉架山遺址地處余杭區東部，遺址總面積約15萬平方米，自2008年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全面的鉆探發掘，不僅發現了大量遺跡與遺物，還發現了六個相鄰的環壕圍溝組成的完整的良渚文化聚落，首次揭示了良渚文化社會的基本單元，可供研究良渚文化的基本社會組織。
茅山遺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區臨平鎮，2009年至2011年進行的三次總計2.1萬平方米的發掘中，清楚揭示了整個聚落的布局，并從稻田耕作區發現有良渚文化中期、晚期和廣富林文化的稻田，三期稻田遺址地層關系清晰，稻田形態各異。該次發掘對研究良渚文化聚落與稻作農業有重大意義。
2011—2015年，南京博物院對江蘇興化、東臺市交界的蔣莊遺址進行了考古挖掘，發現良渚文化聚落并清理了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蔣莊遺址是長江以北地區首次發現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遺址，填補了該地區良渚文化考古的空白，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入選2015年度全國考古新發現。
手工業作坊
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博物館，對位于該縣的中初鳴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作坊遺址群進行勘探和挖掘，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標本共2000余件，其中玉料、玉器半成品1500余件。中初鳴制玉作坊遺址群年代明確為良渚文化晚期，面積約7.5萬平方米，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大型玉器加工作坊遺址群。
重要遺址
1979年成立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將良渚考古作為一個重點，至2019年，已經在當地100平方公里內發現各類遺址270余處，7次獲評“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良渚遺址包括禮制性建筑、祭壇、墓地、居址、作坊、土垣等各類遺址。
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遺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瓶窯鎮，在良渚遺址群西側，東南距杭州市區約20公里。2006-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良渚古城遺址進行了鉆探與發掘，發現了良渚古城內城的城垣與城壕，并將以往所知的莫角山遺址和反山貴族墓地，乃至良渚遺址群內的許多遺址組合為一個整體，成為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實證。
良渚古城早期考古初步判斷其范圍為南北長約1500-1900米，東西寬約1500-1700米，總面積額約290余萬平方米，布局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的中心是宮殿區，臺基有十幾米高，面積約3萬平方千米，相當于四個北京故宮；外城面積約6萬平方千米，有八個故宮那么大。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建有龐大的水利系統。良渚遺址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多為天目山脈支脈，東苕溪和良渚港流經古城，鳳山和稚山被利用作為城墻西南角和東北角的制高點，因此選址顯然是經過精心勘察和規劃的。城內有莫角山大型宮殿基址、反山貴族墓地等重要遺址，城外有瑤山、匯觀山祭壇和貴族墓地等。
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在2007年實地考察后指出，這是長江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中國境內新石器時代大型城址，可稱為“中華第一城”，其意義不亞于殷墟的發現。良渚遺址當選200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莫角山遺址
莫角山坐落于良渚遺址西側，東南距杭州市市區約20公里。遺址東西長670米，南北寬450米，總面積30余萬平方米，相對高度約8米，為大型宮殿區，被稱為“四五千年前的紫禁城”。1996年2月，莫角山遺址與匯觀山遺址一起被評為“八五”期間的全國考古十大新發現。
莫角山是截至2023年已知的規模最大的良渚文化遺址，無論是占地面積還是人工營造的土方量，都是其他良渚文化遺址無法比擬的。莫角山遺址形態規整，巨大臺基上三座土臺呈“品”字形分布，規模宏大，氣勢恢宏，從設計、營建、組織指揮、勞動力投入、禮儀活動等諸方面都顯示了良渚文明的成就。其周邊的馬金口遺址、鐘家村遺址、桑樹頭遺址、反山墓地等，對莫角山遺址形成了眾星拱月的大格局，反映了大規模、高等級的良渚文化發展水平。
反山遺址
反山遺址為貴族墓葬遺址，位于良渚遺址的偏西部的中心地區，其東南面為莫角山超巨型中心基址。反山的海拔高度約10米，東西長90米，南北寬30米，總面積額約3000平方米。高出地表約4米。反山遺址是一處良渚文化貴族墓葬，出土隨葬品數量之多、等級和地位之高都優于同類遺址，充分顯示了良渚文化中期偏早這一繁榮發達時期在土臺營建、棺槨木作、琢玉工藝、漆器制品等方面的高度發展水平，反映了良渚文化的祭祀、禮儀、等級制度，被稱為“反山王陵”。反山王陵是個人工堆筑而成的巨大高土臺，像“土筑金字塔”，王陵里共發現9座良渚文化早期高等級墓葬，其中反山第12號墓（M12）為墓葬規模宏大、出土玉器種類和數量多、品質和雕刻精美的一座。1989年，反山遺址與瑤山遺址一起被評為“七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瑤山遺址
瑤山遺址位于良渚遺址的西北角。1987年到1998年的考古發掘表明，瑤山遺址面積近萬平方米，中心區域約400平方米，最里面是一座“紅土臺”，外面一重為灰色土，圍繞在“紅土臺”四周，在灰土圍溝的西、北、南三面，是黃褐色斑土筑成的“土臺”，灰土圍溝東面圍自然山土。整個遺址在堆筑過程中，還用礫石疊砌了多條斜坡狀的石坎，突出了中心區域的恢弘氣勢。高臺頂部是三重“回”字形方框。三重土色分明，轉角方正，布局規整，為先民祭祀專用的“祭壇”，同時也是一個史前的觀象臺。祭壇上發現了13座大墓，墓葬都排列在地勢高且十分規整的中心區域內，在該遺址建成后或埋墓前后可能存在祭祀活動。所以瑤山遺址實際上是良渚時期祭壇與墓葬復合的遺址。
匯觀山遺址
匯觀山位于良渚遺址的西北部。考古表明匯觀山應是與瑤山相類似的一處良渚文化祭壇，祭壇主體為三層臺面，呈階梯狀，第三級臺面低于祭壇頂部約2.2米。其中，東西兩側均利用原來基巖的緩坡，或將凹凸不平的基巖鑿削憑證；南北兩側用土筑層堆筑、夯實而成。南側為開闊的活動場地。匯觀山和瑤山的祭壇形制相似，整體都為長方形覆斗狀，壇頂主體平面呈“回”字形三重土色。遺址土臺長約45米，寬約33米，總面積近1500平方米，遠超瑤山祭壇的面積。祭壇西南部發現四座良渚墓葬，殘留隨葬品包括鉞、璧、三叉形器等禮儀用器。從隨葬品看，匯觀山墓葬與瑤山墓葬年代相近，相距僅7千米。另外，匯觀山出土了多件玉璧，表明瑤山大墓未發現玉璧的現象，可能與祭壇無關。
塘山遺址
塘山是20世紀末發現的重要遺址，為東西走向、長約6.5公里的土垣，寬度約50-70米，高約3-5米。遺址依托幾處自然低丘，經從近旁取土，由人工連接營筑而成，有分層夯筑，也有以砂礫土堆積，其外側有多段長溝。唐山遺址位于良渚遺址西北部，外側與天目山余脈大遮山南麓的坡地并行，相距200米；其西端向南轉折，自然山丘延伸700米，以紅壤為主。遺址未發現文化遺存，因為這是良渚先民有意利用自然山岡地形造就的曲尺形長堤，構筑起阻擋來自西部山地和北部山谷洪水的屏障。遺址內側與北面自然山體之間的空間應為疏通洪水的通道。塘山遺址應為良渚文化時期先民所修筑的早期大型水利工程，在良渚遺址內可以說是早期的“西險大塘”。但塘山也發現了墓葬、灰坑、五花夯土、積石等遺跡，說明其具有多重功能。
廟前遺址
廟前遺址是良渚文化規模宏大、保存良好的村落遺址之一，位于良渚遺址的東南角，良渚鎮西北側荀山南部余脈饅頭山東南側。荀山南坡相傳為荀子講學處，現建有荀山廟，廟以南的大片區域當地稱之為“廟前”，遺址因而得名。相比莫角山等大型建筑基址，廟前遺址發現的房屋居址更接近良渚時期一般民眾的實際生活狀況。先民修筑房屋，臨水而居，房屋挖坑立柱，有的在柱下鋪墊實木板，有的以紅燒土作為墊土。遺址居址大面積用燒土坯壘砌并有考究的木構水井。在遺址西南部和東北部建有墓地，有的就建在房屋周圍。1號房址是良渚遺址內保存良好的居址，呈長方形，面積約80平方米，四周有26個柱坑，柱坑底部鋪設規整的墊板，少數柱坑中殘留方形的立柱。廟前遺址的年代跨度從良渚文化早期一直貫穿到晚期，這對其他遺址相對年代的確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卞家山遺址
卞家山遺址位于良渚遺址南側，北距莫角山遺址1.5公里，主體為一個東西向長條形的土丘，長約1000米、寬30-50米、共處水田1-2米。2002年在遺址發現樁木遺存，并出土大量遺物。2003年3-6月考古發現遺址總面積為855平方米，北部為良渚中期墓地，南部為良渚晚期的居址及大型木構遺存，由北向南發展，延續時間較長。沿岸的木樁可能為水邊埠頭，外伸的木樁為當時的碼頭。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木構碼頭”，對了解臨水而居的良渚先民的居住和交通具有重大意義，而遺址發掘所獲的遺物種類和數量，為歷年來該地區所處良渚晚期遺物中較多的，有數以萬計的陶器殘片，以及陶、石、玉、木、骨、漆、竹制品等各類器物近500件，反映了當時制陶業和木作業的成就。
出土文物
玉器
良渚古玉種類繁復，雕琢精美，代表了玉禮器文化，并寓含豐富的內涵，在中國玉文化發展史上成就很高。浙江省博物館周新華教授在2022年8月出版的《良渚夢尋》一書中提到，全世界目前發現并收藏在官方機構或是公立博物館的良渚文化玉器有18000件左右，加上民間收藏，應該超過2萬件。這些玉器大多數都是歷史上出土并傳世至今的，真正通過考古學家科學發掘的只有幾千件，其中1986年和1987年對反山王陵和瑤山大墓進行挖掘，反山出土1100余件(組)，瑤山出土700余件(組)，不僅數量超過以往玉器發掘品總和，而且帶來了品種和紋飾方面的重大突破。在今故宮博物院收藏良渚玉器60件，其中玉琮16件。清代冶金石學學者吳大澂[chéng]在《古玉圖考》中收錄了良渚玉琮、玉璧等重器，但卻將它們定為“周漢之器”。
原料與制琢
礦物學鑒定顯示處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玉器，以透閃石—陽起石系列的軟玉為主要的原料，另外，也有少量蛇紋石、葉蠟石、熒石、綠松石、瑪瑙等似玉美石。具有斑雜構造的透閃石—陽起石系列軟玉石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的特征玉材，絕大部分軟玉制成的玉器都色彩豐富，器物表面常有不均勻的網狀筋斑脈絡與濃淡不一的色斑等多種次生變化現象，與現代玉器質感截然不同。20世紀80年代末溧陽市小梅嶺類型透閃石軟玉礦石等的發現，為良渚玉料產地提供了線索。環太湖地區的浙江天目山、宜溧山地、寧鎮山脈和茅山山脈中，都有類似小梅嶺的花崗石與鎂質大理石接觸帶分布的地質條件，因而地質學界普遍認定良渚玉料主要產自本地區。山海經中稱天目山為“浮玉之山”，佐證了天目山出產玉料的猜測。
良渚玉器制琢工藝高超，玉器上的紋飾獨具特色，以或簡或繁的神人獸面符合圖像及其附屬于神人獸面圖像的鳥紋、卷云紋（云雷紋）為主，其他還有龍獸紋、絞絲紋、目紋、載體主要為晚期璧與琮的“鳥立壇柱”類圖案紋飾等，其琢刻方式大致有淺浮雕、透雕與陰線刻紋三種。匯觀山2號墓出土的琮式鐲，在寬僅3.5毫米的凸棱上竟然鐫刻了12條細密的凹弦紋。反山12號墓幾件玉器上琢刻的完整神人獸面復合圖像，即“神徽”，高約3厘米，寬約4厘米，紋飾繁，線條纖細如毫。神人獸面圖像及其簡化與抽象的圖案，已成為良渚文化極具典型特征的文化符號，具有宗教意義，在商周的青銅器上，也可見其影響。
器形與分類
良渚玉器目前已知的種類有琮、壁、鉞、、環、鐲、梳背、帶鉤、鐮、匕、勺、鎮、紡輪、三叉形器、錐形器、柱形器、半圓形器、月牙形器、圓牌、牌飾、鉞端飾、鉞尾飾、"耘田器"、杖端飾、端飾、器座、器紐、柄形器、彈形飾、條形飾、半瓣形飾、管、珠、墜、串飾、人、蛙、鳥、魚、龜、蟬、鑲嵌片等40余種。良渚玉器可以區分為單體件與復合件兩類。單體件指器型完整、使用時不需要跟其他器件復合就具有獨立功能的玉器，而復合件專指那些與其他器件復合后才具有完整功能的玉部件。除琮、璧、、鐲、勺、匕等極少數玉器器種，絕大多數良渚玉器都是組合型玉器。以琮、璧、鉞為代表的良渚玉器不僅是神靈崇拜的主要載體，而且還極有可能是巫覡[wū xí]通天禮神的法器或媒介。
玉琮
良渚玉器中極具形體創意和體量較大的代表性器類，由圓筒形的鐲演化而來。良渚玉琮的早期形制，呈圓筒形，外壁四塊長方形凸面上琢刻相同的獸面紋飾。隨后，琮由圓筒形向方柱體演變，并開始出現紋飾分節的現象。高節琮為良渚晚期玉琮的主要形態，吳家埠玉琮及橫山2號墓編號14、21玉琮都為高節琮，其中橫山的兩件玉琮系由同一玉琮裁割而成。玉琮首創于良渚文化，其特點是外方內圓，中部貫穿，四角施刻繁復的神人獸面紋。玉琮體量大，幾乎每個玉琮上都刻有獸面紋，只在高等墓葬中出土，擁有者全為男性。玉琮作為跟神人獸面紋飾關系密切的器型，其內圓外方的造型反映著“天圓地方”的原始宇宙觀。
浙江杭州反山遺址12號墓出土的玉琮重達6.5公斤，高8.8厘米、直徑17.1至17.6厘米，孔徑僅4.9厘米，出土于墓主頭端，被稱為“琮王”。其器型外方內圓，上大下小，中間對鉆圓孔。琮體四面直槽內上下各琢刻一個具象的神人獸面圖像，神人頭戴羽冠，騎跨在一神獸上，圖案采用淺浮雕和線刻技法雕琢而成。在角尺形的長方形凸面上，每兩節琢刻一組抽象的神人獸面圖案，以轉角的棱線為中軸向兩側展開，這種角部的人獸組合結構，是良渚玉琮紋飾的基本特征，“神人獸面紋”則是良渚文化的標志性紋樣。
收藏于大英博物館的高節玉琮高49.5厘米，呈深綠色，器身內部為圓柱形中空，外部作粗細遞減的方柱形，橫向分割為19節，是截至2023年已知的最高的玉琮之一。在器物的方角處刻有小圓圈象征眼睛，而每對圓圈的下方都有一段短橫杠表現鼻子，從而形成了一幅簡化了的面孔。
玉璧
良渚玉器中單位面積較大的器種，由寬扁形玉環或玉鐲沿著外徑變大、孔徑變小的趨勢演變而來，至良渚中期形成成熟的器型。與琮追求高度、忽略趨勢的演變趨勢不同，璧則向著遠大和精致的方向嬗[shàn]變。良渚玉壁的出土數量遠多于玉琮，而且墓葬內出土的璧常有精致與粗糙之分。反山出土的玉璧數量較多，共125件，其中23號墓出土54件，20號墓出土42件，14號墓出土26件。少數玉璧上出現了刻紋，美國弗利爾藝術館藏4件，臺北故宮博物院1件，余杭安溪百畝山出土1件是唯一有具體出土地點的刻紋玉璧，刻有“鳥立壇柱”圖案及璋形圖案。類似的刻紋圖案還見于首都博物館藏琮和法國吉美博物館的藏琮上。
玉鉞
鉞是較早利用考古跡象復原的復合件。在1986年反山墓挖掘時在14號墓發現呈條帶狀分布的96顆鑲嵌玉粒將玉鉞與上下兩件帶卯眼結構的玉器連接為一體，從而復原了由鉞身、冠飾、尾飾三部件玉器和連接它們的有機質柄具組成的完備玉鉞組合。反山12號墓“玉鉞王”就是一套由鉞身、冠飾和尾飾構成的完整組合，近刃部上角兩面淺浮雕人神像、獸面紋，下角兩面均有淺浮雕鳥紋。
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館的良渚文化神人獸面紋玉鉞，通長17.9，上端寬14.4，刃部寬16.8，最厚0.9，孔徑0.55，整體呈"風"字形，兩側略向內凹弧，左右不對稱。鉆孔上方較為粗糙，隱約可見捆扎痕跡或刻劃痕跡。鉆孔較小。在刃角上各雕刻圖像，兩面對稱。上角為正面的淺浮雕神人獸面紋，下角為淺浮雕的鳥形象。 另有鉞瑁[yuè mào]、鉞鐓[dūn]、以及鉞柲[bì]上鑲嵌的玉粒合為一套。
陶器
良渚文化時期，陶器早已不再僅僅滿足于實用功能，而是與美學與精神追求相結合。良渚黑陶以黑、光、亮著稱，其鉛亮的金屬光澤為龍山黑陶所不見。黑陶上有精美的圖案和彩繪、漆繪紋。良渚黑陶的主要器形有豆、壺、罐、盤、杯、簋、等，造型上規整柔美，顯示了江南水鄉的靈秀之氣。很多器物使用了突棱、弦紋、鏤孔等裝飾技法，有的加設了寬流、闊把、細、提梁、豎向小耳等附件。圈足盛行，圓底、三足多見，龍山文化常見的平底器很少。鼎、雙鼻壺、罐、寬把杯、簋等器類帶蓋的比例較高。
黑陶在良渚文化中期之后開始盛行，器物種類越來越多，數量極大。許多地層中挖出的灰陶，原本都涂飾了黑衣，因為埋藏環境不佳都剝落了。除了黑陶，夾砂的炊器和泥質紅陶大多也都涂飾了紅衣或黑衣。尤其是泥質紅陶的高領罐，口沿唇面幾乎全都裝點了戳印紋，并且紋樣無一雷同。良渚黑陶上的刻畫紋飾極富特色，其中隆重的是全器布滿紋飾，以鳥首蛇身紋為主題，輔以變形鳥紋、云紋、疊線曲折紋、弦紋等底紋，對稱鉤連，形成繁縛華麗的圖幅，極具裝飾效果。余杭卞家山遺址發現的一塊黑衣雙鼻壺殘片上，以極小的變形鳥首蛇身紋均勻布滿全片，整體圖案近乎微雕，乍看起來像涂了一層灰釉，2厘米見方的范圍里容納了13個變形鳥首蛇身紋單體，花紋極為細密。陶器上一般的刻紋手法是，成組的裝飾性圖案如弦紋、曲折紋、網格紋、之字紋、波浪紋、圓窩紋等，整圈施刻于陶器的局部，如壺的腹部、罐的肩部、豆的把部等處，這也不同程度提升了器物檔次。良渚文化的陶器可分為炊器、盛器、食器和水器四大類。
現藏于良渚博物院的一件夾砂黑皮陶，因出土于河沙中，故器表面多呈銹紅色。平唇，口沿微侈，短頸，廣肩，鼓腹，圜底，圈足外撇。燒制成后，在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圖亦文的12個符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學勤研究員稱其為“前所未見的珍品”。
石器
良渚文化時期石器的種類繁多，有斧、、鉞、鑿、刀（）、鐮、、耘田器、破土器、犁、鏃[zú]等10多種，大部分都是生產工具或者農具。從農業生產的角度，它們基本涵蓋了各個環節：犁或破土器用來翻土，耜用來中耕，鐮用來收割，铚用來脫粒。唯有鉞和鏃可以看作是武器，同時也可能用來狩獵。良渚石器除了斧、犁、耜等少數器種不需磨光，其他大多經過了打磨，因此大部分石器看起來都較規整端莊，刃部鋒利，鉆孔圓潤。另有相當數量的打磨石器經過了拋光處理，保存好的光可鑒人。材質上一般根據具體用途分別選用不同硬度和特性的石料，如石鏃多用灰色的凝灰巖和黑色的角頁巖，石鉞一般用角頁巖或熔結凝灰巖，石錛的材質以流紋巖較常見，石刀以流紋巖和角巖居多。良渚先民利用不同的石器開展稻作農耕，采集食物資源，獲取手工業原材料。
漆木制品
1956年發掘的吳興錢山漾遺址首先確認了良渚文化木質遺存，潛水面以下的第四層灰黑色軟土中包含著大量有機質遺存，其中有槳、千、杵等木器。兩年后，杭州水田畈遺址再次發現良渚文化木槳和木杵，并獲得一個由完整塊木制成的木盆。曰此后在浙江嘉興雀幕橋、湖州花城、嘉善新港，江蘇昆山太史淀、江陰璜塘、吳縣澄湖、吳江龍南等地陸續有所發現，但以井壁構件居多。1959年在杭州水田畈遺址中發現了由整段大木挖琢而成的弧形棺板，棺板的表面還殘留著紅色漆皮。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浙江余杭良渚遺址群內的廟前、茅庵里、石前圩[wéi]、嚴家橋、卞家山、橫圩里等遺址又不斷有木質遺存發現，木器器種進一步增加，木構窖藏、與建筑相關的排樁屢有發現。近年發掘的余杭卞家山遺址，木質遺存占有相當的比重，不但發現了大批排列有序的木樁，還出土了屐、錘、、槳、柄、器蓋、球、陀螺等許多木器，甚至出現了、豆、杯等精湛的木質漆器。
生產與生活
飲食
太湖流域已知的水稻種植歷史可上溯到七千年前的馬家濱文化。考古發掘的良渚諸多遺址中發現稻米遺存，如湖州錢山漾、塔地、杭州水田畈、良渚廟前、卞家山、桐鄉姚家山等，其中梗米所占比例較大。與此同時，三角形石犁、“斜把破土器”、石鐮等石制稻作農具也相繼出土。考古推測良渚時期可能已經出現了較大面積、形制規整的水田，稻作農業也達相當規模，稻米成為良渚先民的主糧。此外，考古發掘還發現可以食用的植物果實與種子，包括菱角、芡實、蓮子、葫蘆、甜瓜、桃子、梅子、李子、葡萄、橡子和南酸棗等，而竹筍、板栗、葛等也可能為良渚人的食物。
而良渚社會的肉類食物，可能來源于家畜飼養、漁業捕撈以及狩獵，良渚文化遺址中已發現的動物殘骸包括豬、鹿、狗、牛、獐、麋鹿、虎、象、兔等蘆笙動物，以及魚、鱉、龜、蛤、螺等水生動物和多種鳥鳥綱。良渚人的飲食還包括酒類。良渚人用陶器在火上烹飪，食用炊熟的稻米和肉食。
穿著
中國諸多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已普遍出現紡輪。中國所見較早的紡織品實物，出土于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第十文化層，屬馬家濱文化。良渚人晚于馬家濱人1000多年，紡紗織布技術又了長足發展。良渚文化時期紡輪的厚度普遍比前期崧澤文化和馬家濱文化的紡輪制作得薄。為了紡織更精細的紗線，良渚先民不斷對紡輪作出改良。1958年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麻布織物，經鑒定為苧麻[zhù má]織物，平紋組織，經緯線粗細大致相仿，每根麻線直徑不足半毫米。
反山23號墓出土三組六件套玉質鑲嵌部件，被確認為良渚文化時期原始踞織腰機的紡織部件，但這套腰機織具的部件應為卷經軸、卷布軸和機刀，而沒有分經桿裝置，這反映了良渚人使用的織具和采用的織造方法都相當原始，這從錢山漾出土的平紋組織的苧麻布片和絹片也可以得到印證。而良渚文化時期，尚屬初創階段的絲織很可能是女巫男覡們壟斷的一項專門的高科技工藝，絲織品于玉禮器一起成為通天禮神宗教儀式中的專門器具和供奉。
建筑
與人類生存與生產活動密切相關的各種房屋建筑遺址，是良渚文化村落遺址中引人注目的要素，但迄今沒有發現保存完整的良渚時期的房屋建筑，考古學家對發掘的房屋居址加以研究，推測良渚人的房屋建筑形式有淺穴式（半地穴式）、干欄式和地面起建式等多種。淺穴式房屋指由地面垂直下挖成豎向土坑，利用坑壁作為房屋的一部分或四周墻壁，坑口利用樹干、樹枝、樹葉、茅草等搭成屋頂蓋。這是良渚文化早期良渚人居住的房屋的主要形式。干欄式建筑的特點是整座房屋以木樁為基礎，在樁上鋪橫木或板，形成居住面，再在橫木上立柱蓋頂。看起來整個建筑除幾根柱子著地以外，其他都離開地面，猶如“空中樓閣”。而地面起建式建筑即從地面上筑基、立柱、砌墻、蓋頂的一種土木結合的建筑形式，具備臺基、柱梁與屋頂三大部分。已發現的良渚文化地面起建式建筑，以余杭莫角山遺址規模較大。
良渚時期的太湖流域，河網湖泊眾多，良渚人的村落表現出明顯的“緣水擇高而居”的特點。余杭廟前遺址是良渚文化的一處典型村落遺址，在已發掘的大約3500平米的面積上，已發現良渚時期的房址、墓葬、水井、窖穴、路面、河道等重要遺跡，還有各種輔助類型的設施，包括水井和儲存物品的窖穴等。
出行
太湖流域水網密布，河道、湖泊眾多，在此生活的良渚先民很早就使用舟作為出行的交通工具。到了良渚時期，雖然尚未發現確切的舟船實物，但從良渚文化精湛的木作工藝分析，良渚人制造舟船的技術應有長足進步。早在上世紀50年代，湖州錢山漾遺址和杭州水田畈遺址都出土了良渚時期的木槳，推斷當時的舟船體量不會太小。近年來，吳江龍南遺址、寧波慈湖遺址遺跡余杭卞家山遺址都出土了良渚時期的木槳。
良渚遺址還發現類似河埠碼頭的遺跡。余杭卞家山遺址南側水濱，140多根木樁分三排沿岸邊布列，構成了河埠頭及碼頭的樁基。而在陸行方面，在寧波慈湖、良渚廟前河吳江龍南遺址中都發現了用陶片鋪筑加固的路面。桐鄉新地里遺址也有用紅燒土鋪就的路面。除了村落內部的道路系統，良渚時期村落與村落外的農田之間，村落與村落之間，也都應該有貫穿相連的道路環繞。
喪葬
良渚時期，先民們往往將死去的親人聚族而葬，集中安葬在與村落相對應的某一區域，墓地一般選擇建在高地上面，有些轉為建造墓地而人工堆筑的高土墩。卞家山遺址共發現墓葬60余座，大部分埋葬在一高臺墓地上。以遺址中部的大型灰溝為界，北部為大型墓地，南部為河埠頭、碼頭，并有殘存的建筑遺跡。良渚文化中也有專門為顯貴者營建的高土臺墓地，如反山、瑤山與匯觀山。
良渚墓葬一般都有墓坑，絕大多數為長方形豎穴土坑，由地面垂直下挖形成，四壁陡直，底部平整。良渚時期，盛行厚葬，陶器、石器、玉器、漆木器、骨角牙器等都是墓葬中常見的隨葬品，其中玉器隨葬品多大40余種。
文明成就與影響
在良渚文化時期，諸文明因素已相當完備，擁有金字塔式的社會等級結構以及巫、政合一的強制性權力機構的良渚文化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貢獻。
稻作農業及經濟
良渚文化的經濟基礎是稻作農業。良渚文化的稻作生產水平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乃至世界范圍的同時期文化中，都具有先進性和代表性。長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屬于全新世大暖期，氣侯溫暖濕潤，非常適合稻作農業發展。良渚文化時期，稻谷的遺存已普遍發現，莫角山宮殿區出土的數以萬斤計的炭化米，是稻作農業發達的見證。考古也發現浙江臨平茅山遺址中的水稻田遺跡。從農作物的品種看，良渚文化不僅廣泛種植粳稻[jīng dào]與秈稻[xiān dào]，在錢山漾遺址與水田畈遺址還發現了蠶豆、芝麻、花生、西瓜子、酸棗核、毛桃核、葫蘆等植物遺存，說明其農業經濟的多樣性。
從農業生產工具看，良渚文化出土的石犁及相關石器表明，其農業已經達到了先進的犁耕農業階段。石犁、“斜把破土器”、石鐮等組裝石制稻作農具的配套使用，是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組合農業工具中較為復雜的，足以表明良渚文化對以稻作農業為核心的物質資料生產的重視，絕不亞于同時期的任何其他考古學文化。而良渚中晚期的稻作農業已發展到大型溝渠—田稻作系統階段，不僅極大地提高了耕作效率，還預示著長期而穩定的社會預期，為早期國家的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
水利及土筑
良渚遺址地處濕地環境，雖然擁有依山傍水的半封閉地理格局，但水患較為嚴重。良渚先民利用自然山體，人工加筑土壩而形成上下兩重壩體，通過人工干預和控制治水。這是人類改造自然的一個壯舉。根據測年計算，良渚古城外的水利系統出現于距今5000年前后，是中國早期的大型水利設施，也是世界較早的防洪水壩遺址，其規模領先于同時期同類設施。這一水利設施在規劃選址、工程技術、防洪導航、交通運輸等方面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良渚也是土筑的文明。在濕地環境下要形成大規模的人居環境，建造臺地是非常有效的途徑。良渚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規劃并重塑了地形，深挖河道，堆高濕地，修建土筑臺地。水壩、城墻、祭壇、王陵和貴族墓地等構成大小高低各異的高丘和臺地。相比于西方的石質建筑，良渚無疑是東方土筑文明的一個典范。良渚遺址是土筑文明結出的碩果，也是中國古代都城建筑的早期案例，顯示了早期國家形態的都城氣象。
政治及城市
在良渚文化的各項文明成就中，良渚遺址遺址無疑是杰出的代表。良渚古城遺址已經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五千年明的歷史見證，足以說明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已經得到世界上的廣泛認可。
由于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聚落的特殊性，良渚古城是迄今所發現的唯一一座帶有城垣建筑的大型古城。良渚文化時期，聚落的等級分化已非常突出，以中心聚落為主體，其下還有二級、三級甚至更多等級的小聚落，從而構成一個個聚落群，形成“都、邑、聚“的埃及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展現出文明社會特有的社會分層模式。良渚文化除良渚古城以外的中心聚落盡管沒有防御性的城垣建筑，還不能夠稱為城址，但已初步具備了早期城市的性質。
良渚文化的聚落群主要有莫角山、福泉山、趙陵山、寺墩等。每個聚落群中都有一個作為政治中心的中心聚落。良渚文化時期，財富和人口已經向中心聚落集中，城鄉對立，城市對鄉村、中心聚落對一般聚落的統轄已出現，以中心聚落的統治集團為代表的政治中心以及政教合一的王權已經出現。良渚古城是良渚文化中心的國之都邑。
宗教信仰及社會分層
良渚文化的文明形態，在貴族墓地與祭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大規模貴族高臺墓地與祭壇的營建，反映了當時強制性的公共權力，這種權力能調動大量的人力物力從事這種非生產性的公共工程。大墓中出土的數量眾多的玉禮器上雕刻的神人獸面紋，再加上祭壇的營建，反映了良渚社會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墓葬等級的懸殊差異以及墓葬中人殉的出現，則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分層。
高臺墓地是良渚文化獨特之處，幾乎所有的大墓都葬在由人工堆筑的高土臺上，墓主人為那些握有宗教與世俗權力的貴族。余杭反山、青浦福泉山、昆山趙陵山、武進寺墩、吳縣張陵山、蘇州草鞋山等良渚文化大墓都是如此。良渚文化的貴族墓地中，等級較高的首推反山墓地。反山墓地在莫角山宮殿區西北，為較高等級的王陵。在相當空曠的平地中，良渚先民在此堆砌成一座高于周圍平地五、六米的大土臺，形成壯觀神圣的場所。無論是設計布局，勞力的組織和指揮，還是祭壇與墓地的興建，都充分顯示了良渚文化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社會組織結構的復雜程度。
禮儀制度
良渚文化是國內史前禮儀制度較為發達和完備的地區，玉器系統已經脫離“以玉事神”的“禮”的原初狀態，而賦予了區別身份、地位、權力、性別等的社會人倫的含義。良渚文化的玉禮器比紅山文化的玉禮器更為發達，可以說達到了史前玉禮器制作的高峰，以琮、璧、鉞為核心的禮器系統已經成熟，此外還有三叉形器、冠狀器、錐形器、半圓形飾，形成了中國史前完備的玉禮器系統，這對以后的中華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良渚文化的玉禮器集中出土于貴族墓葬中，厚葬顯然已成為一種習俗，尤其盛行用大量精美的玉禮器隨葬。早期的張陵山、中期的反山、瑤山、晚期的寺墩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禮器。良渚玉器中重要的器物—玉琮的傳播與影響范圍，北上陜晉，南下廣東省，西到川蜀，其輻射范圍之寬廣勝于同時期任何史前文化。由良渚文化原創的琮、璧等玉器形制是商周玉禮器系統中的重要構成。除了玉器，陶器以及漆器中酒器的發達程度也為同時期其他考古學文化所未有。
從良渚文化的玉禮器可以推測出當時社會的權力體系的重大變化。早期紅山文化的巫一統發展為良渚文化的巫政合一，世俗權力崛起。良渚文化時期，雖然宗教巫術仍然盛行，但神權一統的體系正在發生變化。在禮器系統中，琮、璧是神權的象征，而鉞代表兵權或王權。在良渚文化的大墓中，琮、璧、鉞共出反映了墓主人既擁有宗教權力，也擁有世俗權力。反山墓地M12出土的玉鉞上刻有完整的神人獸面紋，正是神權與世俗權力結合的象征。軍（王）權與神權并重，是良渚文化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正是因為世俗權力的崛起，良渚文化中的良渚遺址，已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歷史見證。
刻畫符號
良渚文化的刻畫符號系統非常復雜，一些明顯具有簡單記事的連“字”成句功能。良渚時期的刻畫符號，總體來說可分為抽象與形象兩大類，絕大部分抽象的刻畫符號見于陶器，在陶器燒制之前刻畫，絕大多數為單個符號。在吳縣澄湖、良渚廟前、桐鄉新地里、上海馬橋等遺址中也發現刻畫2-4個橫向排列抽象符號的陶器。在陶器、玉器以及個別石器也可見象形符號，刻畫于器物成形后，其代表為余杭南胡出土的夾沙紅褐陶圈足罐，罐肩部和上腹部刻有象形的虎符等8個連續性圖符。玉器則以“鳥立壇柱”類圖案為代表，這類圖案由鳥等四個相互關聯又可單獨存在、各具內涵的象形圖符上下疊加組合而成，僅發現于璧、琮等具有禮器形制的玉器，讓人聯想到后世道教中的“符咒”。
近年來隨著卞家山、廟前和莊橋墳遺址等遺址的大量出土，發現了更多刻畫符號的材料。2003年-2006年，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出土了200余件陶器或石器上保留著刻畫符號，其中兩件石鉞上的刻畫符號成組出現，似乎具有原始文字的表意功能。這一發現推動了學術界對于良渚文化文字源起的研究。莊橋墳遺址共有240余件器物發現了刻畫符號，大部分見于陶器，也有少數見于石器。大多數的刻畫符號為單個，也有少部分器物上出現2個或以上的刻畫符號。多數符號較為簡單，筆畫較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新民等學者認為這應該是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
開發與保護
新中國成立后，良渚遺址保護始終是浙江省文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1956年，浙江省人民委員會下發《浙文辦字4053號通知》，公布良渚遺址為第一批一等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公布良渚遺址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此公布良渚遺址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以反山遺址發掘為契機，隨著良渚遺址重大發現的不斷出現，浙江省進一步加強了遺址保護工作。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良渚遺址群保護規劃》，劃定良渚遺址重點保護區、一般保護區、建設控制地帶，面積共33.8平方公里，要求對遺址區內各類建設行為進行嚴格控制。同年5月3日，浙江省良渚遺址群保護領導小組成立，由省政府分管副省長為組長，省文化、建設、財政等有關部門及良渚遺址所在地市、縣政府分管領導為專員，對遺址群的規劃、保護、管理、發掘、研究和利用等重大問題進行指導和協調。
1992年，中國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在視察良渚遺址后，指示”良渚遺址按國保單位對待”。同年1月，良渚文化博物館破土動工。1993年，江澤民同志為建設中的良渚文化博物館題寫了館名，朱基、李瑞環、李鐵映、姜春云等領導先后視察良渚文化博物館，聽取地方關于遺址保護和利用工作的匯報。1994年1月，國家文物局將良渚遺址列入中國申報《世界遺產名錄》預備清單，并向國務院推薦將《良渚遺址群保護、開發的交流研究》列入《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2月6日，國務委員李鐵映在中央政策研究室664號簡報《良渚文化遺址遭到嚴重破壞》上批示，要求國家文物局會同浙江省進行調查，具體解決保護問題。同年5月28日，良渚文化博物館落成開放，占地26畝，主樓面積1600平方米，總投資550萬元，對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史中的地位、良渚文化時期的生產與生活作全面展示，并展出部分文物精品。
1996年，中國國務院公布良渚遺址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年，國家文物局就良渚遺址保護工作專門致函浙江省人民政府，指出良渚遺址群是中國和人類的罕見的珍貴歷史遺產，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并就加強保護工作提出了擴大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建立考古遺址景觀及生態保護區或國家遺址公園等建議。
2001年，國家文物局在《中共“十五”期間大遺址保護展示專項計劃》中，將良渚遺址列為全國大遺址保護展示第一類第一號項目。同年，浙江省政府批準設立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范圍為良渚、瓶窯鎮兩鎮，區域面積242平方公里。2002年起，杭州市及浙江省及余杭區三級財政每年共安排1300萬元專項資金，用于支持良渚遺址保護與利用工作。2006年開始，中國設立大遺址保護專項，并將良渚遺址列入第一批大遺址專項資金項目庫。
2011年3月8日，作為浙江省內首個同時也是中國首批國家遺址公園，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揭牌成立。2019年7月6日，在巴庫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通過決議，根據世界遺產第3、4條標準，將中國世界文化遺產提名項目“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遺址場館
良渚博物院
良渚博物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良渚街道美麗洲公園內，2005年3月破土動工，2008年10月對外開放，是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和宣傳良渚文化的考古遺址博物館，建筑面積約1萬平方米。2017年8月，良渚博物院基本陳列改造升級，于2018年6月重新對外開放。
博物院總占地面積4萬余平方米，建筑面積1萬平方米，由英國建筑設計師戴衛﹒奇普菲爾德設計，因其簡潔的建筑以及藝術與自然的和諧融合而榮獲由《商業周刊》和《建筑實錄》評審的“最佳公共建筑獎”。
博物院常規展覽面積4000余平方米，分為3個展廳，圍繞“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的主題，分為“水鄉澤國”“文明圣地”“玉魂國魄”三個單元，展示良渚遺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遺產價值，體現了良渚文明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貢獻。院內共展出良渚文化時期玉器、石器、陶器和漆木器等各類珍貴文物600多件（組）。展覽將博物館傳統展示與數字化展示等手段相結合，豐富觀眾的觀感體驗。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于2011年3月8日正式揭牌，總面積25平方公里，包括了距今4300年至5300年歷史的新石器時代的良渚遺址，還有陳列各類良渚文化相關文物的良渚博物院，良渚文化的祭壇遺址——瑤山遺址、匯觀山遺址等。公園的功能集遺產保護、文物展示、文化交流、生態旅游為一體。
良渚古城遺址公園規劃總面積14.33平方公里，分城址區、瑤山遺址區、平原低壩—山前長堤區和谷口高壩區4個片區。城址區的核心部分面積3.66平方公里，主要設置了城門與城墻、考古體驗區、河道與作坊、雉山觀景臺、莫角山宮殿、反山王陵、西城墻遺址、鳳山研學基地、大觀山休憩區和鹿苑等十大片區，集考古發掘研究、公眾考古展示、互動考古體驗于一體。
莫角山宮廟展示區建有面積近30萬平方米的人工營建的土臺，土臺上陳列三座宮廟臺基，周圍圍繞大面積沙土廣場，還原良渚王族和貴族舉行重要儀式的場所的原貌。反山王陵展示區以一比一的比例還原了墓葬的出土情況以及陶、石、玉、象牙、涂朱嵌玉器等文物仿制品。此外，遺址公園還展示了碳化稻谷堆積等稻作農業情況，并復原展示了良渚遺址工匠加工石器、制作玉器的場景，以及水鄉澤國的良渚文化舊時風貌。
相關評價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嚴文明教授寫過長詩《良渚頌》，贊頌良渚文化“精神融入大華夏，世胄[zhòu]延綿萬年長”。他曾評價說，良渚遺址的文化發展水平在全國同時期的考古學文化中最高，對于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最有希望。
著名考古學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在20世紀90年代就論證了良渚文化所屬的社會發展程度已經進入文明階段，良渚文明應該是神權軍權并重的神王之國的國家形態。對于良渚遺址，他曾評價說，它在國內獨一無二，其意義與價值可與殷墟媲美，更是中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市，可稱為“中華第一城”。
國際考古學權威、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表示，中國新石器時代是被遠遠低估的時代。良渚遺址的復雜程度和階級制度，已經達到了“國家”的標準，這就是中國文明的起源。如果放在世界的框架上來看，良渚把中國國家社會的起源，推到了跟古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印度文明同樣的程度，四者幾乎同時。
201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正式刊發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倫敦大學等機構的學者共同寫作的論文《5100年前中國最早的水利系統》。良渚考古成果登上了國際一流權威學術期刊。
中國建筑設計規劃研究院總規劃師、良渚申遺顧問陳同濱評價說，良渚所處的時代，是人類早期文明紛紛出現的時代。當時在尼羅河、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出現了古埃及、蘇美爾文明和哈拉帕文明。而它是早期文明里，唯一以稻作農業和玉器為代表的。
在2019年世界遺產大會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良渚古城遺址印證了中國以及該地區在新石器晚期到青銅時代早期的文化認同、社會政治組織以及社會文化的發展，揭示了考古學文化從小規模新石器時代社會向具有等級制度、禮儀制度和玉器制作工藝的大型綜合政治單元的進化過程，展現了一個存在于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并以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為特征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良渚古城城址的格局與功能性分區，以及良渚文化和外城臺地上的居住遺址分布特征，都高度體現了該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它還代表了中國在5000多年前的偉大的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符合世界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要求。
相關研究
良渚文化的消亡
學者對良渚文化衰落原因的研究，歸納起來主要有海侵、洪災、北遷、戰爭、中原文化沖擊等外因，以及良渚文化社會隱藏的內因等說法。
海侵說
根據嚴欽尚、邵虛生的《杭州灣北岸全新世海侵后期的岸線變化》等文章，海侵說的推斷時間為全新世中期初（距今6000-7000年）。而另一種推斷是韓有松在《太湖平原第四紀古地理環境演變若干問題的討論》中提出的距今5000-8000年，整個太湖平原除少數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淪入海洋。蘇文、谷建祥、賀云翱、吳建民、林志方等認為海侵造成了長江三角洲地區文化發展的中斷。浙江省博物館裘樟松則認為，這兩種海侵時間都與良渚文化迅速衰落的時間不相符。良渚文化可能從寺墩之后就進入了迅速衰落的過程，因此與海侵無關。如果說在后一種界定的海侵時間的下限確實發生過大規模海侵，那么良渚文化在早期就已消亡。而從孢粉組合分析的資料看，氣候從崧澤文化時期的濕熱已轉入干涼，湖沼水域收縮，已基本接近目前面貌。上海奉賢江海遺址，沒有海相堆積現象。在其他良渚文化的發掘中，也未見大規模海侵留下的海相淤泥土層和動植物遺存等。可以說在良渚文化的1000多年歷史中并無毀滅性海侵的痕跡。景存義在《太湖地區全新世以來古地理環境演變》中也指出，距今7000至4000年期間，未出現過海水淹沒整個太湖地區的高海面過程。
洪災說
王德慶通過對長江下游古環境的研究，斷定在良渚文化晚期由于溫暖多雨，造成特大洪災，良渚文化因此消失。葉文憲、俞偉超、張明華、程鵬、朱誠等認為良渚文化的消失是由于距今4000年前的大洪水造成的。而黃宣佩在《良渚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則指出，“即使遭遇洪水，水退之后馬橋文化可以進來，良渚文化作為故土，更應該回來。”浙江省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吳汝祚[zuò]也認為，盡管洪水中所含的泥沙在上海奉賢區江海遺址中沉積達10—15厘米的厚度，可見洪水之大，但水患比較短暫，洪水退去后，良渚人仍可重返家園進行重建救災。裘樟松則指出，良渚文化聚落中的莫角山、趙陵山、寺墩等中心聚落和瑤山祭壇、匯觀山祭壇和反山大墓等均未受過洪水的沖擊，從孢粉組合分析資料來看，那時的氣候已轉入干涼，良渚文化考古尚未發現大規模的沖淤現象，顯示在良渚文化晚期未發生過特大洪災。因而洪災說缺乏依據。
北遷說
北遷說包含兩種學術觀點。其一，是葉文憲在《舉族遷徙，融入華夏—良渚文化失蹤之謎》中指出的，由于長期遭到水淹等原因導致良渚人從太湖地區北遷，其主體渡江北上到達了中原，與中原的陶寺類型和河南龍山文化先民爭奪生存空間而落敗，繼而被同化和融合。葉文憲認為良渚文化與后來出現在太湖地區的馬橋文化的文化斷層，印證了良渚文化遷徙的推斷；其二，欒豐實在《良渚文化的北漸》一文中提出太湖和海岱地區的史前文化有親緣關系。在良渚文化二期時，良渚文化北漸已達高峰，伴隨著一定規模的人口遷徙。而后李文化后期，部分先民受到來自豫中地區裴李崗文化東遷的壓力，與其融合為新的北辛文化，一部分南遷至長江下游和太湖一帶，與當地原有文化融合成新的馬家濱文化。裘樟松則認為，良渚文化與陶寺遺址類型和龍山文化沒有同化和融合的基本特征，而馬家濱文化是太湖流域母系氏族公社繁榮鼎盛時期的新時期時代文化，與南遷的文化融合可能性很小。在海岱地區發現的后李文化的陶釜與馬家濱文化的陶釜區別明顯，似無傳承關系。因而，北遷說缺乏事實支撐。
戰爭說
戰爭說也有不同的學術觀點。葉文憲、紀仲慶、谷建祥、賀云翱等學者認為，蚩尤是東南地區部落的頭領，良渚文化先民在它率領下百戰百勝，后來兵力衰弱，國力不支，終至失敗。良渚文化應是蚩尤部族所創，并認為良渚文化的北遷與古史中黃帝與蚩尤之戰的傳說互相印證。裘樟松則認為良渚文化晚期已接近夏文化時期，這一時期不可能發生黃帝與蚩尤戰爭，因此此說與良渚文化快速衰落的時間不合。林華東在《良渚文化研究》中則指出“良渚文化衰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對外征戰和內部矛盾積重難返所致。”具體來說，良渚文化衰亡與同海岱地區大汶口—龍山文化社會發生頻繁而持久的戰爭有重大關系，其次也有來自中原地區、江淮平原和浙西地區的武力沖擊。上海博物館孫維昌則指出，浙江遂昌好川、上海松江廣富林、浙江桐鄉新地里等遺址的發掘，獲得了良渚文化晚期的大量新資料，為探索良渚文化的去向問題提供了重要信息。林華東認為，良渚文化衰落時期，有外來文化進入環太湖地區的跡象，其中以廣富林遺存較為典型，可能還有龍山文化。由于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環太湖地區經歷了激烈的社會動蕩。但裘樟松指出，從良渚遺址出土的實用性武器少、地位不突出這一考古觀察，可以推斷出良渚文化不是崇尚武略的部落。在良渚文化社會中，大量非生產性勞動力支出削弱了建立強大軍隊的基礎，因此出征的可能性較小。
中原文化沖擊說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吳汝祚認為，以中原為中心的中華古代文明的形成，對良渚文明產生巨大的沖擊力。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向河南周口等地的遷徙，始于距今5500年左右，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第三四期的文化層內，有較多屈家嶺文化遺存，其絕對年代為距今約5100年上下。這時期，由于生產的發展，生活條件的改善，中原文化與周邊文化交流密切，從中吸取其他考古學文化的精華并為其所用，形成了社會生產的迅速發展和財富的不斷積累。在此基礎上，出現了鄭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址，距今5300—4800年之間，其考古發現的社會現象，反映了當時社會發生的大變革。中華大地上，在距今5000年左右，各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先后進入文明社會，出現了早期國家，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實力雄厚、文化積淀深厚地區的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逐漸成為中華古代文明的中心，對周圍地區的古代文明社會產生沖擊。在西山仰韶文化古城址基礎上出現的280萬平方米的山西襄汾縣陶寺古城址，顯露出中華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良渚文化考古發現其先民很少吸收外來文化因素，比如良渚文化與大汶口文化交流頻密，良渚遺址中卻少見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遺存，反映了良渚文化統治者自高自大的排外性導致其逐漸喪失優勢而終至衰落。
內因說
吳汝祚、裘樟松等認為，良渚文化快速衰落的原因除了戰爭等外因外，更重要的是內因。各方面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可能是良渚文化消亡的重要原因。
第一，集權強制大量非生產性社會勞動支出而造成的社會矛盾是良渚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陳淳和許倬云認為良渚社會為維持其神權政體而過度消耗資源，把大量的社會能量與資源不斷投入到毫無經濟效益可言的祭祀活動中去，終于拖垮了其社會體系。陳杰也贊同他們的觀點，并進一步指出，“良渚文化的最后消失可能就是生態系統各方面的因素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地步的結果。”吳汝祚和裘樟松也都持類似觀點，認為良渚社會的各階層構成了一種金字塔式的結構，貴族階層統治平民，財富和人口向中心聚落集中。在集權強制下，良渚人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來建造大規模工程的墓地和制造玉器禮器，這必然抑制農業生產的發展，耗空國庫，導致社會的崩潰。
第二，不重視軍隊建設和缺乏戰備觀念是良渚文化突然衰落的重要原因。裘樟松指出，制造大量玉制武器和石制武器作為隨葬品，必然會減少使用武器的生產量，削弱良渚文化的軍隊建設。考古發掘幾乎找不出戰爭需要的武器，顯示良渚文化是一個缺乏戰備觀念的部落。林華東指出，“一旦外來勢力入侵，便一觸即潰，演繹出史前社會的歷史悲劇。”
第三，保守也是良渚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裘樟松分析，良渚文化并不善于從其他文化中吸取所長。在良渚文化發展玉文化時，與之相對應的中原文化已相繼出現銅器工具，隨著青銅業的發展，必然促進社會發展，帶來生產力進步。裘樟松和吳汝祚都認為，良渚文化過于追求玉文化的發展而導致生產力的衰落。良渚文化集團對于被宗教思想統一的井然有序的社會現象和擁有大型建筑和精美玉器而感到滿足，不再進取而導致衰落。
第四，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吳汝分析，莫角山遺址及其附屬設施的用土量達300萬立方米，不僅周圍的農田遭到破壞，而且會殃及更遠地段的農田和自然環境。而大量的砍伐樹木和竹林也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不僅水土流失，而且對水旱災也會產生嚴重影響。
良渚文化社會形態
70年代，隨著考古資料的迅速增加，尤其是偃師二里頭宮殿遺址發掘簡報的發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及國家起源問題引起了學者們越來越多的關注。80年代以后，中國國家形成及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空前高漲，各種觀點紛紛提出。學術界對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的研究，始于上世紀70年代后期，先后出現過"父系氏族"、"軍事民主制"、"部落王國"、"酋邦"、"邦國"、"古國"、"方國"等名稱。與其相應的文明化程度，也出現過"門檻外"、"門檻中"、"門檻內"的爭論。應該說，這一過程體現了認識上的一步步深化，也反映了學術界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總體社會面貌的認識軌跡和理論更新。
目前針對良渚文化社會形態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塞維斯"游團﹣部落一首邦一國家"理論中的酋邦說，一種是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國一方國一帝國"三階段論中的方國說。總體上，前者代表了文化人類學或史學界的判斷，后者代表了考古學界的觀點。陳淳先生是用酋邦理論解釋良渚社會的積極倡導者。他認為，早期國家是一種獨特的社會政治現象，是在超越血緣關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政權。它們的起源雖因地而異，但有共同的特點，即擁有大量人口、具有一定疆域、形成一個集權統治的政府。早期國家不是獨立形成的，它往往伴隨著一個區域內多元原始政體的接觸、對峙、沖突與兼并的過程，因而它的起源有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或者說有一個準國家的過渡階段或形式，那就是酋邦。他認為良渚文化大致相當于復雜或發達的酋邦。而蘇秉琦先生則提出“古國—方國—帝國”的國家演進模式，指出古國指高于部落、穩定而獨立的政治實體，方國則指比較成熟、發達、高級的古國。江南地區的良渚文化是較早實現的方國實例之一。
華夏文明中的良渚文化因素
根據中國考古學會會員陳聲波所著《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一書，良渚文化對于中原文化而言，雖然無論是空間還是時間上來說都有距離，但是良渚的很多文化因素在中原華夏文明中被保存下來并發揚光大。學者關于良渚文化對中原華夏文明的影響因素的研究，揭示了兩者的可能關聯。
陶寺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
陳聲波根據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關于陶寺文化的考古報告，以及韓建業《良渚、陶寺與二里頭——早期中國文明的演進之路》、何努《陶寺文化譜系研究綜論》等學者文章，總結出在中原的核心地區，華夏文明的早期代表當屬陶寺文化。在陶寺文化諸多外來因素中，良渚文化的因素比較突出。陶寺中期的大城與良渚遺址的規模相近，面積都在300萬平方米左右，這在龍山時代眾多城址中尤為突出。而城內的布局與內涵極為相似，由宮殿區構成的宮城以及高等級的貴族墓地，彰顯了國家與文明的形成。陶寺遺址文化的厚葬傳統似乎是承繼良渚傳統，陶寺大墓中的隨葬品中有以玉琮為代表的玉禮器，是良渚文化因素的典型代表。陶寺出土的石器、陶器也帶有良渚文化的特征。陶寺也發現了與良渚文化相似的觀象臺，都是通過觀測太陽的運行軌跡來測年。
二里頭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
根據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以及山東工作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洛陽博物館等的多份考古報告，以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反山》、顧萬發所著的《試論新砦陶器蓋上的饕餮紋》等多篇學者論著，陳聲波總結道，二里頭文化吸收了大量的良渚文化而得以更加強大，而良渚文化的許多優秀文化傳統借助于以二里頭為代表的夏朝王朝文明而融入中華文明體系中并得以延續和發揚光大。二里頭文化里的饕餮紋其實就是獸面紋，而獸面紋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早已盛行，為良渚文化的“神徽”。二里頭遺址出土文物不僅傳承了良渚獸面紋紋飾，連器物本身也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夏代以鉞作為王權及軍事指揮的象征的禮制也是從良渚文化中繼承而來。在二里頭遺址，也有良渚風格的玉琮等玉器以及陶器等出土，而從良渚文化到二里頭文化，從琮、鉞并重到抑琮揚鉞，反映了從宗教到王權的歷史變遷。
商代文明中的良渚文化因素
陳聲波根據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趙輝《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張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處社會階段》、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等多篇學者論著，指出商代文明與良渚文化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良渚文化因素在商代文明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體現在巫覡與政治、饕餮紋與禮器、尚玉傳統等方面。商代文明的宗教巫術色彩遠比夏朝濃厚，也更加不同于講究禮制的周代，而這種巫覡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特征，承繼了良渚文化的傳統。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本源自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獸面紋，而且，從禮器盛行的角度來看，商代青銅禮器和良渚玉禮器的本質及社會功用是相同的。商代玉器與良渚玉器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商代玉器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已不像良渚文化時期那樣舉足輕重，禮器已由青銅器主導。與良渚文化玉器造型的尚方傳統一樣，商代青銅禮器也大量盛行方形器。商代早期的青銅方鼎無論是從造型、主體紋飾還是紋飾的布列方式均源于良渚文化的方形玉器。
參考資料 >
“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2023-08-17
專家談世界遺產被過度開發 杭州良渚遺址保護先行.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國際自然與文化遺產空間技術中心.2025-03-11
良渚考古:從手鏟到衛星.南京大學.2025-03-11
良渚文化.博物館文化傳播導覽平臺.2025-03-11
長江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中國甘肅網.2025-03-12
浙江省委省政府電賀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浙江新聞頻道.2025-03-11
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遺址全部躋身“國保”.中國政府網.2023-08-28
美麗之洲閃耀五千年文明之光——寫在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之際.新華網.2023-08-16
浙江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成立.中國政府網.2023-08-16
浙江省博物館-館藏精品.浙江省博物館.2023-08-29
玉琮.大英博物館.2023-08-29
刻符陶罐.良渚博物院.2023-08-29
博物館簡介.良渚博物院.2023-08-29
良渚古城遺址公園7日有限開園.新華網.2023-08-29
良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中國網.2023-08-29
首批預約進入良渚古城遺址公園的游客看到了什么?.央視網.2023-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