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系新石器時代西遼河流域一支重要的考古學文化，也是迄今所見東北地區乃至東北亞地區最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與中原仰韶文化同時期分布在西遼河流域的發達文明。紅山文化年代經碳14測定約為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主體為5500年前。通常可分早晚兩期或早中晚三期，遺存廣布在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的null流域和null、冀null，是中國古人類文化的重要直系源頭之一。
紅山文化一方面承繼了本地區的興隆洼、趙寶溝文化中的優勢因素，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中原仰韶文化和東北地區諸多原始文化因素而發展起來，從而創造了中國東北地區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最高峰。紅山文化遺存最早發現于1921年。1935年，考古人員對赤峰東郊紅山后遺址進行了發掘。1954年，考古學家尹達著《關于赤峰紅山后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文，把紅山后遺址命名為紅山文化。70年代起，在遼西北昭烏達盟（今赤峰市）及朝陽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考古調查，發現了近千處遺址。現代學者嚴文明、王巍、郭大順、劉國祥等研究指出，紅山文化作為一支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代表性文化，無論是其農業文化的發展水平，還是建筑、冶陶、玉雕等的手工業技術，抑或是原始宗教信仰的發達與社會復雜化的程度都是同時期中國東北地區首屈一指的；紅山文化的社會形態初期處于母系氏族社會的全盛時期，主要社會結構是以女性血緣群體為紐帶的部落集團，晚期逐漸向父系氏族過渡。
2008年，中國國家文物局和遼寧省人民政府以牛河梁遺址群8平方千米保護核心區為依托，啟動了牛河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同時啟動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申遺并于2011年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13年，牛河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入選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2014年，赤峰市與朝陽市共同簽署《紅山文化遺址聯合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備忘錄》，宣布聯合對紅山文化進行申遺。2023年8月，在赤峰市松山區彩陶坡遺址出土了一件龍形蚌飾，是目前紅山文化考古發現中出土的唯一一件舒展開的龍的形象。
名稱由來
1895年，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受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研室派遣，赴中國做人類學和考古學調查，在熱河省境內發現了一些史前文化遺跡；1907年，鳥居龍藏第二次來到今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地區，詳細考察了喀喇沁旗、赤峰和林西縣等地，共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60余處，并在今赤峰市紅山區東北部的紅山主峰北部發現大片史前文化遺存，采集到大批陶器、大型石器與細石器等遺物。1914年，鳥居氏歸國后，即用法文撰寫了前后兩次調查內蒙古東部地區的考察報告，題名為《考古學民族學研究·東蒙古の原居民》，發表在當年東京帝國大學的《科學》。
鳥居氏考察報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20世紀20年代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法國神甫桑志華與古生物學家德先后紅山前遺址進行調查。1935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的濱田耕作和水野清一在赤峰紅山后遺址的第一、第二住地進行發掘，于19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紅山后》一書，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以紅地黑彩陶器與壓印之字紋陶器共存，以及大型打制和磨制的石制農具與用作切割刮削的細石器工具共存為主要特征。
1954年，中國考古學家尹達在梁思永的建議下，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中，特加著一篇論述紅山文化的文章，認為這是長城南北接觸產生的一種新文化，提出從1935年內蒙古自治區赤峰紅山后遺址的發掘角度定名為“紅山文化”；1956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考古系副系主任呂遵諤率隊發掘赤峰市紅山后遺址，在有關簡報上第一次用了“紅山文化”的定名；60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內蒙工作隊對遼河流域古文化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在紅山文化基礎上區分出四種考古學文化，即紅山、富河兩種新石器時期的文化和夏家店文化上、下層兩種青銅器時期的文化，極大地豐富了紅山文化的具體內涵。
歷史沿革
“紅山諸文化”是由著名學者蘇秉琦先生提出的一個考古學文化概念，主要包括已發現的分布于燕北暨西遼河與大小凌河流域的興隆洼、趙寶溝、富河、紅山和小河沿等新石器考古學文化，加上夏家店下層文化，歷時約五千年（距今8200年-3500年)，屬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和銅石并用及早期青銅時代，經歷了從采集漁獵為主農業為輔，到二者并重再逐漸過渡到紅山文化晚期和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的農業為主采獵為輔的經濟形態演變過程。其中，興隆洼文化距今7200年前，是西遼河流域乃至整個東北地區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處于新石器時代中期，歷經興隆洼文化一期、二期、三期，對本地區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紅山諸文化有發展傳承的作用；趙寶溝文化距今7200至6500年，是主要承繼興隆洼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晚期考古學文化，歷經趙寶溝文化一期、二期。
紅山文化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除受到來自東北平原諸多原始文化及中原仰韶文化的強烈影響以外，主要是直接吸收了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的某些因素；20世紀60年代發現的富河文化尚存在爭議，一種看法，因富河文化楊家營遺址的遺存堆積覆蓋了紅山文化房址，從而認為紅山文化早于富河文化，另外一種看法則認為富河文化與紅山文化有較多的共同點，屬于發展水平相近且分布相鄰的新石器文化的兩個分支；小河沿文化遺存的發現最早可追溯到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遼西地區地區對錦西沙鍋屯遺址的發掘。一般認為小河沿文化承繼紅山文化而來，但二者是文化面貌不同的兩支考古學文化，還有學者認為認為小河沿遺存缺少主要文化因素的完整發展序列，可以作為紅山文化的延續階段而納入紅山文化體系中，并稱之為“后紅山文化”。
起源
距今約7200年的興隆洼文化，從環壕聚落的演變過程等方面來看，與紅山文化具有一定的繼承與發展關系，而距今7200至6500年的趙寶溝文化，部分學者認為與紅山文化之間存在著直接的繼承關系。興隆洼文化距今7200年前，分布范圍：東起，西逾大興安嶺，北過，東北至通榆，向南波及附近的冀東南一帶。考古系教授張星德將興隆洼文化分為三期，陶器方面：第一期在早期表現為皆夾砂紅褐陶，陶質疏松，火候偏低，器形單一，皆為深腹筒形罐類；二期仍為夾砂陶，陶色不純正。器表紋飾明顯增多，但施紋不甚規整；三期復合紋裝飾仍流行，施紋規整，幾何紋更加多樣化。石器方面，石器制作方法有打制、磨制、琢制、壓削四類，以打制石器為主。典型器類有斧形器、、亞腰形或長方形石鏟、石磨盤和石磨棒，鑿、刀、球、餅形器和石葉等。經濟形態以采集－漁獵為主原始農業為輔的混合型經濟。
趙寶溝文化年代約從距今7200至6500年，分布范圍：北起流域南部地區，南越燕山到達流域，西起上源，向東抵達和西岸，經歷了趙寶溝文化的第一、二期。石器依制作方法分打制、磨制、琢制、壓削四類，其中以磨制石器為主，較之興隆洼文化有明顯進步，主要有斧、錛、、磨盤、磨棒、鑿、餅形器、球和石葉等器型；陶器均為手制夾砂陶，制陶工藝技術較興隆洼文化有明顯提高，不僅陶器群種類豐富，而且陶器施紋風格發生顯著變化，紋樣種類有之字紋、幾何形紋、動物形紋三大類；經濟形態方面，狩獵經濟居于主導地位，農業經濟還處于相當原始的階段。
其中，興隆洼文化和紅山文化之間存在一定的傳承關系。首先，興隆洼文化與紅山文化分布地域大體相同，且在興隆洼遺址中發現紅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相較于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房址雖為半地穴式建筑，但采用的建造技術及材料均具有很明顯的進步，且縱觀遼西地區史前時期環壕聚落的演變，兩者的環壕發展應該是一脈相承的關系。其次，興隆洼文化陶器大多陶質粗疏，火候較低，器類和紋飾種類較少，代表性紋飾是壓印“之”字形線紋和網格狀劃紋等，這種特征為紅山文化早期陶器所承襲；兩種文化在石器方面的差異則是明顯。興隆洼文化以打制鋤形石器、大型磨刃石刀等為特征，紅山文化的代表性石器則以磨制為主，有耜形器、形雙孔刀以及三角凹底石鏃等；第三，紅山文化晚期已經形成了較完備的玉禮制系統，可以從興隆洼文化居室墓葬中的用玉制度看到雛形。
而趙寶溝文化與紅山文化之間則可能有直接的繼承關系，趙寶溝文化中的小山類型可能是紅山文化的前身。第一，陶器方面。趙寶溝文化晚期和紅山文化早期的陶器均以夾砂陶為主，共見陶器有飾“之”字紋的筒形罐、斜口器、盆、碗、缽等。這些陶器均有著承繼關系可循；第二，兩者的房址均為長方形或方形土坑式半地穴式建筑，都發現有狀似簸箕形的房址，灶址為圓形坑灶和瓢形坑灶，門道平面有臺階、平地、斜坡外傾三種結構，形狀為長方形或梯形；第三，紅山文化時期在經濟形態中農業的比重增大，生產工具在數量、形制和種類逐漸增加，出現了扇面刃石耜、石鏟、石斧、石錛等工具，這些工具大部分與趙寶溝文化有著淵源，所不同的是趙寶溝文化石器打琢痕跡較多；第四，紅山文化非常崇尚玉器，這一時期已是玉器的鼎盛時期，而趙寶溝文化所發現的玉器比較罕見，表明了趙寶溝文化還是使用玉器的的同時，也說明了此為紅山文化玉器的淵源之一。
發展
關于紅山文化的經濟形態，內蒙古自治區紅山文化學會副理事長于建設認為，在紅山文化早中期，農業與采獵經濟并重，而到了紅山文化晚期，農業比重較漁獵經濟有顯著增長。農業方面：一是已發現的紅山文化石器中，與農業有關的石器占比很大，且種類齊全，實用性強。其中，較為重要的農業工具，如石耜和石刀及石鐮數量最多；其次相較于興隆洼文化時期，紅山文化時期的粟黍作物的栽培技術更為成熟，種植面積會更大，產量及其在先民食物結構中所占的比重也更高。這也影響了畜牧業的發展。受原始農業的影響，剩余作物有限，所以野外放養成為了興隆洼文化主要的畜牧方式，但隨著農業的發展和剩余作物的增多，紅山文化的畜牧業得到很大發展，實證是此時的家豬很少野豬特征，此外，還馴養狗牛羊等動物。
目前學術界對紅山文化的發展分期以及諸遺存的期別歸屬尚存在一定分歧，對于紅山文化的分期有兩期說、三期說、四期說等不同看法。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趙賓福將紅山文化的發展分為“西水泉期”和“東山嘴期”兩個階段；曾任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郭大順將紅山文化分成三個階段，大體可以同中原的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三階段對應起來；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薛振華以地層學為基礎，將紅山文化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對應仰韶時代早期、中期、晚期；吉林大學考古學系教授陳國慶認為大體可將紅山文化分為四期，即以白音長汗遺址一至三組代表紅山文化一至三期，牛河梁第五地點中、上層遺存代表紅山文化第四期等。
縱觀紅山文化的發展，紅山文化晚期的西遼河地區已經進入銅石并用時代，直接反應在了石器、陶器、玉器制作技術以及建筑等方面。石器制作：相較于以打制石器為主要標志的舊石器時代，處于新石器時期中晚期的紅山文化則以磨制石器為主，還有琢制、壓削以及打制石器，制作技術進步明顯，一是對于石材的認識和選擇，其次是制作工藝的改進，三是對石器性能的提高，尤其是鉆孔技術和切割技術的大量應用，才能制作出紅山文化時期復雜的石雕和玉器。陶器制作：興隆洼文化的陶器絕大多數為夾砂陶，器類單調，形制單一，以筒形罐為主要器類，有的唇厚。紅山文化時期的制陶技術則有了重大進步，不僅有夾砂陶還有泥質陶，且后者數量遠大于前者；陶器成型在手制的基礎上，進一步使用輪盤修整器形，生產出的陶制器皿更加規范適用；連室窯的出現提高了生產效率，也提高陶器燒制溫度，這樣燒制出來的陶器質地堅硬且外表光潤細致。玉器制作：興隆洼文化時期的西遼河原始居民就已經掌握了玉器制作的技術，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高的玉文化；到紅山文化時期，該地區的玉器制作技術臻于成熟，在當時的東亞居領先地位，幾乎在玉器制作工藝的每一個程序和方法，紅山文化都有重大進步。首先普遍使用了切割技術。一種看法認為使用了沙鋸，另外一種則認為旋轉性工具－砣機；其次使用了鉆孔和鏤空技術；第三紅山文化玉器均經過了拋光處理，顯得溫潤而富有光澤。
諸多跡象表明，農業經濟繁榮的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經濟發達，不僅進人了銅石并用時代，而且有了很細的社會分工。一方面建筑業得到很大的發展，有了十分專業化的建筑隊伍，在建筑技術上有了重大進步，能夠完成工程規模巨大的東山嘴祭壇和牛河梁壇廟冢群，且建筑理念也有很大的創新，如牛河梁遺址區的整體布局，以女神廟為中心，金字塔建筑為前沿，積石冢為環衛，有主軸有雙翼，集中體現了紅山文化先民們的建筑布局設計能力。另一方面農業經濟的發達以及多種經濟形態并存使得剩余糧食增多，一部分人能夠從食物生產中獨立出來，專門從事某種手工業產品的生產和制作，由此出現了敖漢旗四棱山的陶窯，董家營子的制玉等專門的手工業制作場所。紅山文化的居民主要從事農業，還飼養豬、牛、羊等家畜，兼事漁獵，細石器工具發達。
衰落
紅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前后逐漸衰落，一種看法認為相對于與紅山文化同時期的中原文化區，東北地區夏季風并不強盛，降水并不豐富，這可能使得紅山文化的影響范圍小于仰韶文化，5.5kaB.P.前后發生的干冷事件以及紅山文化粗放式的農業，可能導致紅山文化的逐漸衰落；另外一種看法則側重認為紅山文化晚期所達到的較高的人口密度，使得區脆弱的生態環境難以負荷，導致了紅山文化的衰落。
自然地理
地理區位
紅山文化的分布范圍，東至遼河干流（沈陽市）地區法庫縣秀水河子鎮流域，南界東段達渤海沿岸，西段越過燕山山脈到達華北平原北部，在河北省省張家口市地區的桑干河上游發現了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相遇的現象，這里可視為紅山文化分布的西界，唯向北分布甚廣，不僅越過西拉木倫河，而且有繼續向蒙古草原深入的趨勢。從分布密度和文化面貌的典型程度看，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間最為集中，這兩河流域應是紅山文化分布的中心區。
地形地貌
紅山諸文化分布區域位于中高緯度地區，瀕臨北太平洋，其西北部為蒙古高原，東南部為渤海海灣，地處中國二三級階地的過渡區，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造就了地區地貌形態多樣。其中核心分布區域位于蒙古高原、東北平原和華北平原的夾角地帶，西遼河及其支流自西向東沖積形成了西遼河平原，即所謂的科爾沁沙地，其地表沉積物疏松，植被、水系和沙丘變幅較大。西遼河平原南、西、北三面分布著海拔800~300米的黃土丘陵和黃土臺地，為典型的草原植被，西北部則是大興安嶺南段山地。
氣候與植被
距今8000-6000年前,紅山諸文化分布區域的氣候為最宜人期，年降水量有400~500毫米，地表覆蓋有大面積的胡桃、小葉白蠟樹、松樹混合地表覆蓋有大面積暖溫帶夏綠闊葉林和針葉混交林，其下分布著杜鵑等組成的灌木以及禾本科的蒿、蓼組成的草原；距今5000到4700年左右，紅山諸文化分布區域經歷了一次較強的降溫，氣候由暖濕轉向溫干，并持續到距今4000年左右，落葉闊葉樹種逐漸減少，代之以適應性較強的樺木和性喜溫干的松樹，中溫性草原占據了低洼丘陵區域；盡管距今4000年左右氣溫有所回升，但距今3500-3300年左右氣候進一步變得干冷。
考古發掘
1935年，東亞會的和水野清一在紅山后遺址進行發掘后，于1938年整理出版了《赤峰后》一書，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以紅地黑軟陶泥器與壓印之字紋陶器共存，以及大型打制和磨制的石制農具與用作切割刮削的細石器工具共存為主要特征；1954年，中國家在的建議下，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中，第一次正式將在赤峰后發現的以和細石器伴生為特點的新石器文化遺存命名為“紅山文化”；60年代，紅山文化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發展。考古所對流域古進行了系統發掘。在紅山文化基礎上區分出四種文化，即紅山、富河兩種新石器時期的文化和上、下層兩種青銅器時期的文化；70年代，紅山文化的探索有了重大突破，陸續發現了紅山文化玉龍、各地紅山文化玉器群以及喀左東山嘴紅山文化大型祭祀遺址的，更加豐富了紅山文化的研究內涵；80年代，遼寧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遼寧省建平、交界處發現了紅山文化晚期大型禮儀性建筑—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群址，并在發現了。由此說明了紅山文化具有中華5000年文明發源的性質，正式確立了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中的地位。截止到二十一世紀初，發現了屬于紅山文化系統的遺址約500多處，其中進行科學發掘的有十余處。
相關遺址
代表性遺址群
牛河梁遺址群
1981年，文物部門組織實施文物普查時在建平縣首次發現的群，遺存分布面積達50平方公里左右，發掘出了迄今所知規模最大紅山文化晚期埋葬與祭祀中心，共清理出屬于紅山文化的墓葬85座。遺址群內分布有大型、三環石壇、女神廟、巨型石砌高臺和大型祭祀平臺等遺跡，被認為是中國同期罕見的祭祀遺跡。其中女神廟遺址是整個紅山文化遺址的中心；牛河梁積石冢群規模宏大，以女神廟建筑為中心，分布范圍達1.2平方公里；關于祭壇，一種看法認為是母系氏族的生育崇拜，另外一種看法則認為長方形的祭壇，應是祭祀地母的場所。再次，內埋葬有石棺墓，大型石棺墓隨葬玉器的種類和數量較多，被認為在紅山文化晚期可能為神權與王權合二為一的管理模式。此外，在牛河梁遺址積石家石棺墓內發掘出土一批具有典型時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玉器，其種類和數量的多寡及組合關系的變化明顯反映出墓葬的等級差別，證實紅山文化晚期出現了比較完備的玉禮制系統。
赤峰紅山遺址群
赤峰紅山遺址群位于赤峰市城東北地區三公里的紅山北麓。1935年，日本東亞考古學家對赤峰紅山后遺址的第一、二地點進行發掘，并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考古學文化命名；解放后，中國考古學家梁思永與尹達提出，紅山文化屬于長城南北接觸產生的一種新文化現象，并由尹達先生提出“紅山文化”的概念。近年考古工作者對紅山遺址群進行了更為深人的調查，取得了很多重要發現，其中2009年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組成聯合考古隊對位于內蒙古自治區的魏家窩鋪進行了發掘。發掘資料顯示，魏家窩鋪紅山文化遺址不僅保留著以筒形罐為代表的傳統，還接受了來自燕山以南的考古學文化影響，體現出了南北交融的文化特征。
代表性聚落遺址
魏家窩鋪類型主要分布在上游及其支流、蚌河流域，以及上游地區，包括了魏家窩鋪、紅山后、哈喇海溝、羊圈子梁底等18處遺址。其中發掘最早的是1935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水野清一主持發掘的紅山區后遺址，而位于赤峰市魏家窩鋪村東北則是目前發現的規模較大、保存最完整、發掘面積最大一處紅山文化聚落遺址，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組成的聯合考古隊于2009年開始進行考古發掘。面積約為5000平方米，共發現房址36座、灰坑62個，灰溝2條，灶4座。房址皆為圓角長方形半地穴式，平面形狀呈圓角方形、梯形和平行四邊形等，面積8-60平方米不等，門道在南側，大部分為生土居住面，瓢形灶多位于房址中部。圓形、橢圓形、圓角方形和不規則形等，坑體結構有直壁筒形、倒梯形、袋狀、鍋底形等，坑底形態有平底和二層臺等樣式。出土陶器有筒形罐、紅陶缽、幾何紋軟陶泥缽等，石器有耜、鋤、斧、磨盤、磨棒等。
其他重要遺址
參考資料：
出土文物
玉器
紅山文化與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并稱為中國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其出土和采集的玉器數量達280余件，主要分布于遼寧省老哈河、大凌河流域，此外在內蒙東南部、河北北部也有發現，分布范圍與紅山文化的分布區域大體吻合。紅山文化玉器大體可分為十大類，其中最為典型的四類，動物形玉器、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和玉璧；造型上最突出的特點是注重整體的形似和關鍵部位的神似，以熟練的線條勾勒和精湛的碾磨技藝，多通體光素無紋，不摻雜額外裝飾。
玉器材質
紅山文化玉器的玉材主要來自的巖軟玉，根據地質情況的不同，分為原生礦和兩大類，后者又可分為坡積礦和沖積礦，生產的地質情況不同，導致玉石的質量和特點也不同，故此將岫巖軟玉分為山料玉、河料玉和山流水玉三個品種。山料玉被稱為“老玉”，指從當地細玉溝山頂上原生礦挖掘出來的玉料，大小不一，形態各異，多為棱角形狀；山流水玉是分布于靠近原生礦附近的山腳或山溝谷兩側凹地中的玉石塊，呈次棱角狀；河料玉是產于細玉溝東側的白沙河河谷底部及兩岸一級階地的泥沙礫石層中的岫巖軟玉，被稱為“”，是由于原生老玉風化后被洪水沖至河谷中經滾磨沉積而成的，形狀不一，一般為次圓狀或次棱角狀。主要有黃白色、淺綠色、青色和黑色四種。
代表器型
C形玉龍
紅山C形整個身體蜷曲如C字，龍體橫截面為橢圓形，直徑2.3～2.9厘米，是中器型最大的一類。典型代表為三星他拉采集的大玉龍，材質為有雜質的玉，細卷身素面磨光，頭較小，長嘴吻部前伸，略向上翹，上下唇以一條陰刻線隔開，前面有兩個圓洞為鼻孔，雙眼突出于額頂，頭頂至頸背有一條長 21 厘米的長，玉龍背部有對穿的單孔，現藏于國家博物館。
玉豬龍
頭部較大，刻畫逼真，肥頭大耳，吻部平齊，三角形切口不切透內圓，身體首尾相連，成團狀卷曲；背部對鉆圓孔，可供穿系；面部以陰刻線表現眼圈、皺紋和獠牙，以粗陰線刻劃、細陰線刻劃加工。整器似豬的胚胎。
玉璧
紅山文化出土的玉璧大致可分成單孔玉璧、雙聯璧和三聯璧。單孔玉璧大部分都有小孔，雙聯璧或者三聯璧雖然沒有小孔， 但璧的上部均有系溝，對穿的小孔和系溝可能用于穿繩固定玉璧。器面光素無紋，呈薄片狀，外輪廓有方圓形、方形、長方形不同形制，未見正圓形玉璧。
玉箍
玉在東北地區早于紅山文化、與紅山文化同期的文化中均未發現，目前是紅山文化的獨有器型。造型為下小上大的扁圓筒狀敞口無底器，有的小平底邊緣兩側各有一小孔 。上口外敞，正面背面低，開口邊緣琢磨呈薄刃狀 。器表整體光素無紋，有的玉箍內部可見明顯的弧形加工痕跡。多出土于墓主人地位非常高的中心大墓，很可能是神職人員，據此學者推斷玉箍可能是禮天祀地的重要祭器。
玉龍
2024年9月22日，中華文明的璀璨星辰——“紅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討會在赤峰市召開。內蒙古自治區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黨郁在研討會上發布：在內蒙古赤峰敖漢旗下洼鎮八旗村北1.5公里處新發現的敖漢旗元寶山積石冢遺址，出土一件長15.8cm、寬9.5cm、厚3cm的玉龍，是紅山文化百年考古發現的體量最大的玉龍。
陶器
紅山文化陶器數量多、種類豐富，主要有泥質紅陶和夾砂灰陶兩大類，也有少量的泥質黑陶和泥質灰陶。紅山文化的彩陶以紅陶黑彩見常，花紋十分豐富，造型生動樸實。彩陶多飾渦紋、三角紋、鱗形紋和平行線紋。紅山文化晚期的工藝技術水平相較于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等null更早的null考古學文化有明顯的提高，制陶工藝的飛躍體現在泥質紅陶的產生和流行，而施紋工藝的革新則是彩陶的出現和本土化發展。已出現結構進步的雙火膛連室陶窯。紋飾方面，壓印之字紋仍具代表性，平行條線為新特點；彩陶出現新的紋樣和組合，器形方面，出現了一批新器類及新形制，如彩陶雙腹蓋盆、敞口盆、造型奇特的塔式鏤孔瓶形器等。根據出土位置，紅山文化陶器的使用功能可以明確分為兩類：一類為日常生活用器，多出土于房址、灰坑及null內，如筒形罐、缽、碗、斜口器、甕、豆、帶蓋罐、壺、盆、盤、杯、盅等，主要用于炊煮、飲食、盛儲之用：另一類為祭祀用器，多出土于null、祭壇或祭祀坑內，以null最具代表性，主要器類有、無底筒形器、無底缽形器、塔形器等。
石器
一般認為，興隆洼文化處于中期，而紅山文化已經進入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在中，石器的數量較多，較其他新石器諸文化遺址明顯要多，并且特征十分鮮明，如使用量大、數量超過陶器；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和細石器三者并存。其中，打制石器最多，磨制石器次之，細石器較少。大型石器較多見，如石斧、石錛、石磨盤、石磨棒、石耜等。其中，石耜是紅山文化最有意義和最值得注意的石器，分為兩種形式：一種個體較長、后端甚窄、中脊明顯、左右對稱，形似煙葉；另一種則是后端較窄，狀似草履，使用打、磨共用的方法。
經濟形態
學者將美國民族學家所著《古代社會》一書中所涉及的五種生存技術歸納成經濟形態，即采集經濟、漁獵經濟、原始農業和畜牧業，在此基礎上，學界開始對紅山文化經濟形態進行了探討。總體而言，目前學界側重于對于紅山文化晚期經濟形態的研究，對于紅山文化早中期經濟形態探討的不多。主流看法有二：一種認為認為紅山文化晚期的農業比重并沒有上升到經濟的主導地位，其經濟應該屬于農業和漁獵并重類型；另外一種則認為紅山文化晚期農業經濟徹底取代采獵經濟居于主導地位。內蒙古自治區紅山文化學會副理事長于建設綜合了兩種看法，認為在紅山文化早中期，農業與采獵經濟并重，而到了紅山文化晚期，農業比重較漁獵經濟有顯著增長。
首先，已發現的紅山文化石器中，與農業有關的石器占很大比重，用于農業的石器種類齊全，實用性強。石耜和石刀及石鐮數量最多，且質地堅硬、形制規范、刃部鋒利；用于整地、翻土、收割和加工的農具，如石斧、石錛、石鏟和石鋤經常配套出土；出土數量較多的石耜則適合于紅山文化所在的西遼河地區的開墾；石磨盤、石磨棒、石杵臼是加工野生及人工栽培的果實和谷物的主要工具。其次，粟、黍等耐旱抗寒作物成為了紅山先民主要糧食之一。理由有三：一，興隆洼文化先民已經學會了粟、黍等作物的栽培，而繼承興隆洼文化的紅山文化先民理應也掌握了粟、黍等作物栽培技術且更為成熟；二，處于同一時代，且是近鄰的仰韶文化擁有發達農業文明，而紅山文化受過仰韶文化中廟底溝類型和后崗類型的影響，紅山文化作物栽培技術勢必也受到了影響；三，紅山文化所在的北方旱作農業文化區非常適合粟、黍等作物生長，且該區域廣泛分布了粟、黍的野生祖本植物狗尾草、野生黍。
紅山文化時期農業的發展和剩余產品的增多，導致了畜牧業逐漸由興隆洼文化時期野外放養過渡到了圈養，實證是興隆洼文化的農業屬于原始農業早期階段，剩余作物有限，加之動物野性未得到完全馴化，這一時期豬動物的骨骼既帶有家豬特征又處于野豬狀態，而紅山文化時期的家豬卻很少具有野豬的特征。另外，紅山文化中采獵經濟也占有相當的比重。一是紅山文化所在的西遼河流域動植物資源的數量和種類極其豐富，可以從紅山文化中豐富的骨制品和眾多的野生動物造型中反映出來；二是紅山文化遺址發現了馬鹿、斑鹿、狍、熊、野兔、歐洲狗獾等大量野生動物骨骼；三是紅山文化發現的細石器數量較多，其中以等腰三角形鏃最有特色，數量頗多。
所以，紅山文化時期農業經濟的發達和多種經濟形態并存的情況下，以至于剩余糧食逐漸增多，使得一部分人能夠從食物生產中獨立出來，專門從事某種手工業產品的生產和制作，從而促進了手工業的專業進程。1974年，赤峰文物站清理、發掘了四楞山。在僅300平方米的范圍內就發現了6座不同形式的陶窯。陶窯由窯室、火道、火膛三部分組成，分單室窯和連室窯兩種。其中的雙火膛連室窯為土石結構，火膛左右并列，經斜坡狀火道與一橫長方形的窯室相通。其窯室結構合理，便于火焰充分燃燒，是一種結構較復雜、形制較進步的陶窯形制。為紅山文化手工業中的制陶業出現較細的專業分工現象提供了可靠的證據。
社會生活
社會結構
首先，紅山文化時代社會分工復雜而精細，這是在西遼河流域農業經濟經歷了3000多年的發展之后，物質生活資料生產進步明顯，所以手工業水平達到新的高度；紅山文化時代社會結構日益復雜，社會成員成分開始復雜化并且多層次存在。牛河梁積石冢群埋葬的是處于社會上層的成員，附近的神廟遺址更表明這些人的身份不同于普通社會成員；神權在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牛河梁遺址積石冢出現了大量玉器，而玉器的主人被認為可能是當時擁有權力的集團權貴代表，玉器是這些人掌握一定宗教神權的標志，抑或是幫助其完成宗教活動的工具。表明了社會的分化，金字塔般的社會分層和貧富分化漸趨加強，統一的權力體系逐漸形成，地區進入古國階段。
聚落與房屋
紅山文化的聚落形態包括了單聚落形態、雙聚落形態、多聚落形態，分別對應著單部落紅山文化小型聚落、由兩個具有通婚關系的部落構建起的紅山文化中型聚落以及由三個以上的部落構建起的紅山文化大型聚落和特大型聚落。以西遼河流域為例，興隆洼文化時期聚落分布稀疏，未形成聚落群的分布態勢；至趙寶溝文化時期，雖然具有中心性質的聚落已經產生，但還缺乏可靠的聚落群體的考古發現。隨著進入紅山文化中晚期，聚落遺址驟然增多，出現了具有成批規模的聚落群體，中心聚落已經出現，同時產生了如牛河梁遺址中祭祀區脫離居住區獨立存在的情況。
紅山文化的先民以農耕經濟為主，生活穩定，固定的半地穴式長方形或方形房屋。房屋分大小兩種類型，一種大型房屋平面近長方形，可能分住幾個小家庭；另一種是供一個小家庭單獨居住的小型房屋。房屋大多建筑在山的緩坡或臺地上。除直壁長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外，一般用四根斜柱在地穴墻壁外兩兩相支，或四柱斜交于居室上方中心，構成房屋的骨架。房屋的居住面都經過夯實、捶打，房屋中央有瓢形或圓形灶址，并設筑有火道，西水泉遺址的火道長達1.65米，頗象現在北方居民習用的“地火龍”。房屋的墻壁上涂抹草拌泥，既能擋風避寒，又使房屋內墻平整美觀。此外，在房屋的遺址中發掘出有成套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表明了在當時已經出現較為穩定和獨立的社會單元。
服飾
紅山文化先民除用植物纖維連綴植物葉子用以遮身外，還用骨針縫綴獸皮為衣。用紡輪把牛、羊毛紡織成線，編織成衣物不僅遮身御寒并美化自己。紅山文化晚期大南溝墓群中發現用植物纖維織成的粗麻布，縫綴為衣，比獸皮為衣又向前跨進了一步。腰部有帶狀皮索束腰裝飾。足下穿靴，半高勒，平底。從人塑像和墓葬中隨葬品出土位置看，紅山文化先民頭發挽成發髻，女性頭部有頭箍飾和飾帶等，大南溝墓葬中凡女性的頭部多配戴蚌珠和發夾，這種發夾，系用白色蚌制；男性頭戴冠，頭部裝飾還有三層相輪、凸脊和雙乳凸等形裝飾。耳垂下戴耳飾，玉飾在耳上，玉珠穿繩墜于耳下。脖頸部飾項飾，有連珠式和圓圈形裝飾，還有穿繩的玉墜飾或綠松石墜飾。男女手腕上套有玉鐲，有的為單鐲，多戴在右腕上，戴在左腕上數量較少。有的為雙鐲，左右腕部各戴1件。
飲食
考古學者通過選取紅山文化較為典型的幾個遺址，將飲食及與之有密切關系的器物、炊煮方式相聯系后，認為文化飲食生活既有本土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的繼承、變化、發展，又有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因素的吸收。肉食主要來源為鹿、豬、狍，較少獲獵獐、熊、狼、雉、牛、兔、鳥、蛙類，作為蛋白質的來源；所食谷物以粟、黍主；以筒形罐、缽為主要炊具，器型豐富多樣，吸收中原仰韶文化時期彩陶因素，紅、黑色彩陶一般飾于碗、缽、甕的腹、口、肩部；煮制、烤制為主要烹方式。
墓葬
通過對牛河梁墓地、胡頭溝墓地、城子山墓地、東山嘴墓地、四家子墓地等幾座紅山文化典型墓葬的考察，文化墓葬具有以下特點：大多坐落在山崗或山丘之上；以石壘基壁，石筑墓基，石封墓頂；修筑方法大都挖土或鑿為穴，在穴內再砌筑石棺；葬式可分為一次仰身直肢葬和二次揀骨葬兩種且大都遵循一定的方向和頭向；墓葬內往往只隨葬多種類型的玉器，各種陶制禮器則大多葬在墓室之外，基本不隨葬生產工具和生活器皿；紅山文化基葬為一冢多墓，每冢都有中心大墓。的中心部位往往有考究氣派、隨葬品豐富的大型石棺墓和石墓，而中心大墓的四周則通常分布著數量不等的小型石棺墓；紅山文化墓葬大多是積石冢和祭壇相結合；墓地往往遺留有與祭祀活動有關的附屬建筑與遺物。
相關研究
社會形態研究
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中國國家的起源和發展經歷了古國一方國一帝國，具有三種模式，即原生型、次生型和續生型。而紅山文化晚期的社會組織是原生型的古國形態，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原生型的方國形態，這種原生形態的早期國家，對于后來的“三代”國家具有重要的影響。學者田廣林在綜合學界多種意見的基礎上，從文化的傳承與變異角度，將紅山諸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期間五千多年歷史劃分為兩大發展階段：即從興隆洼至紅山文化為一階段，此間歷史發展的主流是文化的承傳；從小河沿到夏家店下層文化為一階段，此間歷史發展的顯著特點是文化的變異。
諸文化類型研究
以生產工具的質料和制作技術的演變為依據，可把史前文化劃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據此，學者劉國祥將小河西、興隆洼、富河與趙寶溝文化劃入新石器考古學文化；紅山與小河沿文化屬銅石并用時代，屬于考古學文化；而夏家店下層文化已進入早期青銅文化時期。學者楊虎劃分更為具體，認為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分別屬新石器時代中期和晚期，紅山文化的早中晚期分別與銅石并用時代的早中晚期相對應，小河沿文化屬銅石并用時代晚期。學者田廣林則認為，興隆洼文化處于新石器時代中期，趙寶溝和紅山文化前期處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紅山文化中晚期進入銅石并用階段，小河沿文化也屬該時段的考古學文化；夏家店下層社會進入青銅時代。
興隆洼與查海類型
兩處遺址都以大型厚胎厚唇夾砂直筒罐為主要器類，飾壓印“之”字紋和其他壓印紋，其文化性質與紅山文化前身有關，可稱為“前紅山文化”。興隆洼類型的陶器廣泛分布于北至西喇沐淪河以北的，南至郊區召蘇河左岸；東至左岸，哲理木盟奈曼旗；以采集－漁獵為主原始農業為輔的混合型經濟，主要依據是存在系列農業生產工具。
趙寶溝類型
已發掘的重要遺址有敖漢旗趙寶溝和小山兩處。最顯著的特點是在磨光黑陶器上飾有各式雷紋和云紋，而豬頭龍、鹿頭鱗、鳥首等靈物形象的出現，不僅有相當高超的藝術水平，也蘊藏了深的意識形態，同類遺址除上游有較多的發現外，北到西喇沐淪河、西至河北省遷安下游亦有分布。據C14測定年代，距今6200-6800年左右；關于經濟形態，一種看法認為趙寶溝文化已經進入了發達的耜耕農業階段，依據是發現了與農業有關的石器和部分陶器；另外一種看法則認為狩獵經濟在趙寶溝文化中居于主導地位，狩獵是趙寶溝文化先民獲取食物的主要途徑，農業經濟還處于相當原始的階段。
紅山后類型
紅山后類型的年代，一般推定距今約五千年至六千五百年左右，處于紅山文化中期階段，以赤峰的紅山后遺址為代表。磨制石器與細石器共存，彩陶與夾砂“之”字紋陶共存是紅山后類型的特點之一。陶器中泥質與夾砂褐陶并重，泥質陶質地細膩，堅硬，多罐、缽、甕等盛器，夾砂褐陶質地粗糙，結構松散，器形主要是罐類，器底有編織物痕，大多為炊器，泥質陶和夾砂褐陶器各有自身的裝飾紋樣。夾砂褐陶多為刻劃的“之”字紋，橫“之”字紋和直線紋是富有特征性的紋飾。泥質紅陶中除部分細膩，平滑面有光澤的素面陶器外，彩繪是它最有代表性的器皿。石器中具有代表性的工具是煙葉形、鞋底形石耜、形穿孔石刀等。玉器除墜，鐲，佩飾外，以豬首龍形玉雕、大型龍形玉雕最具代表性，工藝精湛。“馬架式”半地穴房屋是這一地區獨具一格的建筑。
富河類型
富河文化年代據C14測定距今6500-6000年，集中分布于烏爾吉木倫河兩岸，以相當成熟的細石器，打制石器和“之”字紋直筒罐、圓足缽為主要特征，也存在一定數量的斜口器、泥質紅陶缽和幾何紋圈足缽，其物質文化表現出更多的畜牧經濟的特點；主要淵源是興隆洼文化，與同時段的趙寶溝文化亦有交流。遺址中發現的動物骨骸較多，經鑒定其種類有野豬、鹿類（麝、狍、糜）、黃羊、松鼠、以及洞角類、、鳥類動物等。
東山嘴類型
在流域，除東山嘴外，還有牛河梁遺址、、胡頭溝等祭祀遺址和。此外，在西臺，興隆洼文化中也有這類遺存。學術界有人稱其為“類型”。泥質紅陶有增多的趨勢，還有少量磨光泥質黑，灰陶。彩陶出現了新的紋樣和新的組合。東山嘴類型的年代經C14測定距今約5000年左右，是紅山文化發展的后期，也是紅山文化發展的高峰。
出土文物研究
玉器研究
研究階段
紅山文化玉器研究階段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初至70年代中期。由于缺少考古依據，這一階段研究玉器的學者對于紅山文化玉器尚缺乏正確的認識與評價；第二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這一階段考證與比較研究多了一些，紅山文化玉器尚處于起步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后。這一階段既有綜合論述，又有對單一器種的研究，并且運用考古學方法對某一器種進行系統研究。
玉器分類
紅山文化玉器按照使用功能分為五大類：裝飾類玉器常見的裝飾類玉器有玉環、玉玦、玉珠、玉鐲等；仿工具類玉器常見器形有斧、、棒形器、鉤形器、紡瓜等；特殊類玉器主要包括玉箍形器、璧、雙聯璧、三聯璧、箍形器、勾云形器等。此類玉器造型特殊，是為適應各種宗教典禮的需要制作的；動物類玉器較多，除正式考古發掘品以外，還有大量的采集品和傳世品。常見的動物類玉器有豬龍、雙豬首環形器、雙豬首、獸面形器、玉鳥、玉、玉龜、玉魚、玉蠶等；人物類玉器數量較少，造型不同、大小不一、用途迥異，主要有石雕人像和玉人面飾。
玉器功用
已發現的紅山文化玉器絕大多數出自紅山文化晚期遺址，即屬紅山文化第四期。據此，學者劉國祥認為紅山文化玉器的使用功能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玉器的裝飾功能明顯淡化，作為神器或法器使用的特殊功能顯著增強。紅山文化晚期，農業經濟占據主導地位，受所處特定的地理位置影響，干旱成為困擾農業生產的主要因素，由此祈雨及農業豐收成為祭祀的主要內容，而玉器可能作為祭司主持各種祭祀活動中用于溝通天地的神器或法器。一般來說，用以祭神的玉器稱之為禮器，而用以通神或降神的玉器則稱之為神器或法器；二是祭司死后，玉器成為主要隨葬品，具有標志墓主人等級、地位、身份等特殊功能，并由此成為紅山文化晚期社會內部分化、等級制度出現的真實物證。
加工方法
臺北故宮博物院著名的古玉器研究專家鄧淑蘋在其《中國史前玉雕工藝解析》一文中，對新石器時期的玉器加工制作工藝進行了論證，其中紅山文化玉器加工方法涉及片切割方法、線切割法、砣具、鉆孔、陰刻線紋、瓦溝紋、凸弦紋等七種。
陶器研究
紅山文化陶器制作一方面繼承了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的制陶技術，另一方面吸收了南方仰韶文化的彩陶技術，制陶的技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紅山先民能夠選配不同質地的陶土燒制不同用途的器皿，主要有泥質紅陶和夾砂灰質陶。其中燒制泥質陶器的陶土必須經過仔細篩選，除掉其中的大小沙粒和其他雜物，而燒制夾砂陶器則需在陶土里加入適當比例的沙粒；制作手法：一種為泥圈接套法，另一種為手捏成器法；器皿表面主要施以壓印紋、壓劃紋、戳印紋、附加堆紋、鏤孔、彩陶六種紋飾，學者劉國祥認為一則為了美觀，其次為了增加摩擦力，起到防滑的作用。紅山文化晚期，還產生了祭祀類專用紋飾，如大三角折窄帶紋，僅見于無底筒形器和塔形器上。
石器研究
學者于建設認為與興隆洼文化相比，紅山文化的石器制作技術有了明顯的進步，表現在對石材的認識和選擇、石器制作技術和工藝的改進、石器性能的提高等方面。選料方面，紅山文化先民將質地堅硬而又便于加工的、礫石等石材作為制作成石器的首選。細石器則多以燧石、水晶和瑪瑙為原料；從制作工藝來看，紅山文化先民熟練不僅掌握了打制、磨制、琢制、壓削四種加工方法，可以根據具體器型采用其中的若干種進行加工，而且還使用了鉆孔技術和切割技術，其中紅山文化的石器鉆孔普遍采用兩面對鉆的方法，比興隆洼和趙寶溝文化流行的單面鉆孔技術明顯進步。在紅山文化西水泉遺址發現的一件管狀鉆孔石珠很有代表性，石珠長2.1厘米、外徑寬0.8厘米，所鉆孔徑約0.3厘米，鉆孔長度即石珠的長度，為2.1厘米。
崇拜研究
學者于明認為紅山文化的原始宗教信仰是多元化的，自然崇拜、動植物崇拜、土地崇拜、生殖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等都在紅山文化遺存中找到相應的痕跡。
自然崇拜
考古學家張光直認為，在紅山先民對自然界認識尚未達到一定水平之前，對于日月星辰、風雨雷電、山崩海嘯、洪水地震等自然現象和自然變化不可捉摸和難以抵制。為了趨吉避兇，只能臣服于自然，而對自然界頂禮膜拜，于是自然崇拜便產生了。
生殖崇拜
生殖崇拜起源于人類的本能需要與生存需要。首先，人的生物機體中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沖動。其次，生存需要是原始人進行生殖崇拜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因為在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史前時期，生殖繁衍在一定程度上遠比死亡更加重要，它關系到原始群落的生存發展以及社會組成，這也體現在了紅山文化制作的器物上。云南中華文明研究會會長黃懿陸認為東山嘴遺址出土的“塔型器”，實際上是形狀夸張的男性生殖器。
圖騰崇拜
圖騰崇拜是對自然界中真實存在的動物或人們臆造出來的動物形象的崇拜，表明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已經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先民以動物為崇拜對象，以期望自身能獲得動物身上某些強大的力量，并用該種動植物的名字和形象作為本氏族的徽號和標志，這種崇拜顯示了當時紅山文化先民深沉的精神訴求。
祖先崇拜
在原始宗教宗教觀念中，人死后，人的靈魂并沒有就此消亡，而是以另外一種狀態繼續存在，這是祖先崇拜產生的前提和基礎。隨著氏族部落的不斷發展，先民希望獲得祖先的庇佑，將祖先作為主要的偶像加以崇拜，并在紅山文化時期將本族祖先神化，從而真正形成了祖先崇拜。
文字萌芽研究
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的陶器符號不同于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馬家窯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孤立的刻劃符號，甚至比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圖畫符號更先進，是原始的文字符號。大南溝52號墓出土了一件直筒罐，周身刻有七個符號。如果說單個圖畫符號或以紋飾出現的符號，還不足以將其與語言為基礎的文字相聯系，那么52號墓的七個符號則不能等閑視之。因為在同一陶器上刻劃的符號應是有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表達了一個完整的意義，具備了表述語言的功能。據此赤峰市紅山區地方志辦公室的學者認為，紅山文化晚期，先民們已經使用了圖像文字。
文化影響研究
徐子峰在《紅山文化積石冢與遼東半島石墓文化》一文中指出，降溫事件后紅山文化先民在遼西地區大地突然消逝后其具體流向是，有一支越過醫巫閭山脈東進遼東半島；另一支順大興安嶺余脈越過蒙古草原進入現俄國貝加爾湖以東地區及遠東南部；其主體人群則沿渤海岸逐漸南徙，在駐足漳河流域之前，在冀北燕山南部京津塘一帶留下了歷史足跡。
紅山文化與先商文明
考古資料表明，雪山類型二期遺存的房址（半地穴式），石器如石磨盤、磨棒、石斧、雙孔石刀、石錛、石鏟及發現的大量骨器如骨刀、鉤、鏃、鏢等，確實與紅山文化的器物非常相似，作為一條線索可見其淵源關系之一斑。此外雪山類型二期遺存與紅山文化的器物非常相似，存有明顯的淵源關系。后與當地其他文化匯聚、交流，形成先商文化，又經過相當長時間與中原諸文化的碰撞、交融，最后成為先商文明的重要構成部分。從先商文明中也能找到諸多紅山文化的因子：商代玉器上的龍紋主要由遼河流域原龍紋發展而來，龍紋的載體亦多為玦、璧等環形器物，少數還保留著較為形象的“豬頭”。到商中期玉器上的龍形仍保持紅山文化玉龍原形傳統；紅山文化先民的鳥崇拜時間持續長，且牢牢植根于信仰之中，這與商族的鳥圖騰又有著驚人的相似，呈現出明顯的淵源關系；紅山文化積石冢、石棺墓這種以石為載體的埋葬習俗在商族南徙途中及先商文化的腹地亦有發現。
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
蘇秉琦先生在《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一書認為，源于關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個支系，即以成熟形玫瑰花圖案彩陶盆為主要特征的廟底溝類型，與源于遼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一個支系，即以龍形（包括鱗紋）圖案彩陶和刻畫紋陶的甕罐為主要特征的紅山后類型，這兩個出自母體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強生命力的優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廣、更遠的擴散面，于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遼西地區大凌河上游重合，產生了以龍紋與花結合的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群體，紅山文化壇、廟、冢便是兩個支系相遇后的文化融合發展的現象，也造就了該區域的原始經濟繁榮、巫術文化昌盛。
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
學者于建設認為在中華文明的源頭上，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都以先導的地位先后向中原滲透，對中原地區的文化及中國文明的起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夏商周文明奠定了基礎。盡管兩者都有各自的發展軌跡，但也有相似之處，兩者是中國史前玉文化情節最濃的。良渚文化的獸面紋與紅山文化的玉雕龍基本思想因素是相似的，在發展階段上兩種文化還有互為階梯的相續脈絡。
紅山文化與小河沿文化
繼紅山文化之后興起的小河沿文化，已處于遼西區以筒形罐為代表的文化系統的衰落階段。通過對赤峰西部的區域性調查發現，小河沿文化的遺址數量較之紅山文化時期明顯減少，僅發現36處，與趙寶溝文化遺址的數量比較接近。遺址在分布上比較疏散，部分遺址有三五成群的現象，但已不見集結為更高層次的遺址組群的現象。對此，學術界有三種觀點：一種認為小河沿文化主要承襲了紅山文化兼受其他文化因素影響，對此學者張永江在《論紅山文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認為，小河沿文化明顯是紅山文化晚期的繼承和發展，另一位學者楊虎則在《遼西地區新石器－ 銅石并用時代考古文化序列與分期》認為，小河沿文化的多種因素是繼紅山文化晚期發展而來的；第二種觀點認為，小河沿文化的主源應是趙寶溝文化；第三種意見則認為小河沿文化是深受大汶口文化影響的一種文化。學者朱延平在《遼西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縱橫》一文中認為，小河沿文化曾接受過南面大汶口文化的影響，其來源很復雜，與紅山文化在譜系上較疏遠。
相關爭議
階段分期
兩期說
高美漩先生和李恭篤先生在《遼寧凌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紅山文化遺存分期探索》一文中，以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紅山文化遺址的地層為依據，結合東山嘴、胡頭溝等地點的材料，進行一次分期探索，將赤峰地區以紅山后、西水泉、四稜山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遺存統稱為 “紅山后類型”，而把朝陽地區以東山嘴、城子山、胡頭溝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遺存統稱為“城子山類型”，認為這兩個類型在文化內容上呈現明顯不同的特點，是紅山文化發展的早晚兩個時期。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趙賓福先生將紅山文化分為早晚兩個階段，較早階段為 “西水泉期”，年代跨度比較長，大致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左右；較晚階段為“東山嘴期”，年代跨度較小，大致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
三期說
曾任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大順在《以遼河流域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一文認為，由于遼河流域處在華北平原到東北地區之間交通樞紐的重要位置，有海岸線和西南至東北走向的河川為天然通道，使這一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具有吸收周圍地區、主要是黃河流域先進文化的優越條件。而中原地區每一次重要文化關系的變動，也都或多或少地波及到這里。這就使得這一地區在創造和發展具有自身特征的地方文化過程中，形成了與中原相近的階段性變化，即以遼河流域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也基本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大體可以同中原的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三階段對應起來。
遼寧大學考古系教授張星德在《紅山文化分期初探》一文中，根據紅山文化陶器的類型學研究，將紅山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絕對年代的上限距今6000年，下限不晚于5000年。紅山文化的早期主要接受來自后岡一期文化的影響，隨著廟底溝文化勢力的強大，紅山文化開始與廟底溝文化接觸，受廟底溝文化影響，這時紅山文化進人了它的中期階段。廟底溝文化勢力消退后，又憑著其優越的地理環境與這樣諸多的文化發生聯系，受黃河流域地區多種新興文化影響而逐漸發展，所以在紅山文化晚期遺存中，除了該文化自身的因素外，還可以看到來自海生不浪文化、大司空村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等方面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院楊虎先生將紅山文化分為3種類型，一是興隆洼F133遺存、二是西水泉類型、三是東山嘴類型，認為這三種類型分別屬于紅山文化早中晚三個發展階段，并在《遼西地區新石器——銅石并用時代考古學文化序列與分期》一文中認為這三個發展階段分別屬于遼西地區銅石并用時代的早期、中期以及晚期前段。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薛振華以地層學為基礎，通過陶器之間的共存關系和形態比較分析，將目前發表的紅山文化材料自早至晚劃分為3個大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處于仰韶時代早期，年代與中原地區半坡文化晚期和后岡一期文化相當，約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第二階段處于仰韶時代中期，年代與中原地區的廟底溝遺址文化相當，約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第三階段處于仰韶時代晚期，年代與河套平原地區的廟子溝文化相當，約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
四期說
內蒙古自治區考古所索秀芬先生和李少兵先生在《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遺存分期初探》一文中，綜合目前有關紅山文化分期研究成果，認為可將紅山文化分為四期：第一期以興隆洼遺址F133為代表，年代距今6700年至6500年，相當于后岡一期文化第一期階段；第二期一段以白音長汗遺址紅山文化遺存第一期為代表，距今6500年至6000年，相當于后岡一期文化第二期、第三期階段；第三期以三道灣遺址為代表，距今6000年至5500年，相當于廟底溝文化階段；第四期以胡頭溝墓地、東山嘴遺址為代表，距今5500年至5000年，相當于半坡四期文化階段。指出牛河梁遺址遺址早期相當于紅山文化第三期，牛河梁遺址晚期相當于紅山文化第四期，紅山文化第四期分為前后兩段，牛河梁遺址第二期相當于紅山文化第四期前段，牛河梁遺址遺址第三期相當于紅山文化第四期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先生在《遼西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縱橫》一文中，把遼西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分為4個階段，認為紅山文化第一、二期屬于該區新石器考古學文化發展的第二階段，紅山文化第三、四期分別屬于該區新石器考古學文化發展的第三和第四階段。此后又進一步指出：紅山文化一期以興隆洼遺址F133為代表，二期以興隆洼遺址F106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和蜘蛛山等遺址為代表，四期以牛河梁和東山嘴等遺址為代表。
吉林大學考古學系教授陳國慶結合有著較好層位關系在牛河梁遺址第五地點和白音長汗遺址，大體可將紅山文化分為四期，即以白音長汗遺址一至三組代表紅山文化一至三期，牛河梁第五地點中、上層遺存代表紅山文化第四期。以此為基礎，將其他遺存與之進行橫向或縱向類比，并納入已分期遺存的框架之內，進而對整個紅山文化進行分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國祥先生在《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至早期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概論》一文中，將紅山文化分為4期：一期以興隆洼F133為代表；二期以興隆洼F106為代表；三期以西水泉、蜘蛛山、紅山后、二道梁等遺址為代表；四期以東山嘴、牛河梁、四家子等遺址為代表。
消亡原因
關于紅山文化的衰落原因，學者眾說紛紜，存在氣候說、內因說等說法。
氣候說
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楊小平研究團隊在對中國渾善達克沙地的荒漠化過程及其機制的考察研究后認為，從4200年前開始氣候變得寒冷干旱，造成了渾善達克沙地大規模沙丘的出現，同時發生了重要的地貌和水文事件。位于沙地東部的西沙地內部溯源侵蝕加劇，地下河流的“襲奪”使得沙地本已匱乏的地表水通過地下河流匯入西拉木倫河，使沙地地下水位下降達30米左右，水系改變造成了該區域湖泊快速消退，從而加速了該地區的荒漠化，最終造成了紅山文化的消失；
內因說
學者王立新通過對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進行研究后，認為自興隆洼文化至紅山文化時期，一方面社會組織結構隨著不斷發展而變得復雜化，由村落發展成復雜的酋邦，另一方面粗放的旱作農業類型和脆弱的生態環境，以及氣候環境的惡化，不足以持續支撐起紅山文化晚期高密度人口的需求，兩方面因素交互作用，最終導致紅山文化的消亡。
其他
學者馬兆鋒認為紅山文化的衰落原因有二：一是在紅山文化晚期發生的崇拜危機，導致了紅山文化的衰落；二是如果將紅山文化晚期的國家形態看成是由許多部落組成松散的部落聯盟，而部落之間為了財產和利益，就有發生戰爭的可能，從而導致了紅山文化衰落。
開發與保護
2008年，國家文物局和遼寧省人民政府以牛河梁遺址群8平方千米保護核心區為依托，正式啟動了牛河梁國家遺址公園的建設。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公園或主題公園，考古遺址公園是基于考古遺址本體及其環境的保護與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覽、休閑等多項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是一種更為積極的保護方式。為整體保護遺址，恰如其分地展示與闡釋遺址，發揮遺址的社會效益提供了有效的嘗試與探索。同時正式啟動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的申遺并于2011年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牛河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成開放后，又陸續完成原有展館的陳列布展提升改造工程，第二地點鐵路涵橋、紅山文化研究中心、游客服務中心等建設工程，新修建景區觀光路、停車場、排水系統、景區綠化、供水工程等，以及完成牛河梁遺址安防（二期）工程建設，實現遺址區48處紅山文化遺址24小時全天候監控，確保遺址的本體安全。
作為牛河梁遺址所在的建平縣也充分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寶貴資源和十分難得的發展契機，在牛河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東側（臨近遺址保護范圍），規劃建設集參觀旅游、尋根祭祖、休閑娛樂等功能于一體的牛河梁紅山文化產業園區；同時圍繞該產業園區開發建設紅山新城，從而形成依托國家遺址公園建設文化產業園區，通過文化產業園區帶動新城區建設的三位一體發展新格局。
2013年，牛河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式入選第二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2014年正式向社會開放，成為遼寧省唯一一座國家考古遺址公園。2014年9月10日，牛河梁紅山文化產業開發區正式掛牌運行。據開發區建設開發總體目標，由同濟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編制的初步概念性規劃已經完成，以主題朝圣區為“一心”，以紅山大道和女神大道為“兩軸”，以養生度假區、文化娛樂區、民俗體驗區、文化創意區為“四區”的園區空間結構布局已經確定，一個集圣地探索、旅游觀光、休閑度假為一體的文化旅游產業園區正式進入建設開發的新里程。
相關評價
中國考古學家郭大順：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史上都不是配角，也不是一般的角色，而是都處于“先走一步”的前導地位，并先后人主中原，對中華大地在四五千年間大致同時跨進文明時代起到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還為夏商文明的形成和繼續發展奠定了基石。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在中國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過程中，紅山文化所起的作用不限于本區域，也不限于當時，而是牽動全局的。”紅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的中華大地上“先走一步”，發出照亮中華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的直系源頭之一；就是這樣一個地域廣闊而又在發生劇烈社會變革的歷史大背景下，紅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國階段。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質禮器為標志。而與此同時代的中原地區，至今還沒有發現能與紅山文化壇、廟、冢和成批成套玉禮器（玉龍、玉龜、玉獸形器）相匹敵的文明遺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李新偉：紅山文化對于中國文明形成的貢獻，首先在于把其所在的遼西地區帶入了中國相互作用圈中，納人到了這一“天下”之中，使之成為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核心地區之一。其次，紅山文化也為“最初的中國”貢獻了源出自己的文化基因：這可能包括天文知識、天文觀測方法、通過與天地溝通的儀式顯示威望的領導策略等。這些基因可能通過凌家灘遺址影響到良渚文化的發展，也可以從陶寺遺址的觀象臺看出傳承。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王巍評價指出：紅山文化是迄今所見東北地區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最為發達的新石器時代，代表了該地區史前文化的最高水準。縱觀中國東北地區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史前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可以發現，紅山文化無論是農業發展的水平，還是制陶、琢玉等手工業技術，抑或是原始宗教信仰的發達以及社會復雜化的程度都高居榜首，無人可及，并對其周圍地區以及其后來的考古學文化都給予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因此，可以說，紅山文化是中國東北地區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最高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晉祥亦稱譽：紅山文化是中華遠古‘文化的脊梁’。
赤峰學院歷史研究院院長孫永剛：紅山文化推動了中國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展，對中國古代文化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并最終融入了中華民族的體系之中，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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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民忙哈遺址.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11-11
最大！首次！填補空白！紅山文化最新考古成果公布.牙克石融媒-今日頭條.2024-09-23
國寶中的國寶：紅山文化最大整身陶塑人像現身.內蒙古新聞網.2025-07-2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現存的彩陶文物.河北新聞網.2025-07-27
赤峰人必須知道的紅山文化.微信公眾平臺.2025-07-27
《紅山文化: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重要源頭》.中國網.2023-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