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努，筆名何駑。男。1963年9月出生。籍貫湖北通城。職稱研究員。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在北京大學考古系本科學習，獲學士。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北京大學考古系碩士研究生學習，獲碩士學位。專業：商周考古。導師：鄒衡，李伯謙。1999年9月至2001年7月，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博士研究生學習，提前一年畢業，獲博士學位。專業：考古學及博物館學，方向是商周考古。導師：李伯謙。
人物經歷
工作經歷
1988年7月至1999年8月在湖北荊州市荊州博物館考古部工作，任考古部主任。
1995年9月至1996年7月獲美國“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資助，在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人類學系任客座教授。
2001年7月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02年擔任考古所山西第二工作隊隊長——陶寺城址發掘領隊。
行政職務
現任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夏商周研究室黨支部書記。
個人生活
治學之路與心得:
我自幼喜愛歷史、文學、地理，高中二年級參加高考前，立志學習考古專業。有幸考入北京大學，學了7年的考古。出于對考古的狂熱與摯愛，碩士畢業到湖北荊州市博物館工作，對我學術的成長極為重要。期間去了美國學習考古學理論10個月，思維大開。工作11年后，回北大回爐。兩年博士畢業到考古所工作，一直做襄汾縣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工作。
我是一位在中國考古界內頗具爭議的考古學家，主要因為我的創新。但是我的恩師李伯謙先生和考古所的領導始終給我以理解與支持。
我主要創新點如下：
提出長江中游地區史前城址防洪功能說。
從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闡述長江中游文明起源進程的興衰。
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內部功能區劃，使陶寺遺址都邑性質與國家社會性質初步顯現。
提出都邑聚落9項考古指標。
發現迄今為止考古發掘的世界最早的陶寺觀象臺。
提出陶寺朱書“文堯”解釋，為“堯都平陽”的考古證明提供重要證據。
分析得出25厘米為1陶寺尺長度基元。
破解陶寺圭尺功能，確定最初“中國”為“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的概念。
提出了“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
關于創新，我的心得有四點，一是結合使人廣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學假設或想象使人創新，三是寬容與包容有助于學術進步，四是勇于自我否定有助于個人進步。
結合是新石器與夏商周考古相結合，地方工作與中央工作經歷相結合，南方與北方考古研究積淀相結合，田野實踐與考古學理論相結合，中西考古學理論相結合，考古學與多學科相結合，考古與文獻相結合。
有前提的科學假設是科學探索獎和創新的原動力與敲門磚。我信奉“沒有想象比想錯了更可怕”的信條，因為想象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沒有想象絕無可能有科學探索的進步。我崇尚“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謹慎發表”座右銘。我認為“材料牽著鼻子走”與“理論指導實踐”是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已，不存在誰對誰錯，采取哪種適宜的方法只取決于研究什么問題。
我秉承對我觀點的反對、批評、圍觀包容態度，積極汲取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正確看待學術爭鳴，理解對我的誤解。這一切總能化作推動我前進的積極動力。我不與人論戰，僅以表達我的觀點為目的。我相信時間能夠證明觀點的對錯，學界自有學術公論。
勇于根據最新的考古資料否定自己錯誤的觀點，拋開所謂的“面子問題”，實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斷進步。
個人作品
獲得榮譽
主要成就
研究方向
夏商周考古，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考古研究，考古學理論，精神文化考古理論。
主持項目
2002至今，主持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遺址專項”。
2008至2011年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重點課題“2002至2007年襄汾縣陶寺遺址聚落考古資料研究”。
2010至2012年，主持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精神文化的發展研究（2010BAK67B06）”課題。
2011年至今，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課題。
獲得獎勵1997年獲“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榮譽稱號。
1997年獲“荊州市職業道德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2001年獲“2000年度中流文教基金獎助金”。
2012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創先爭優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考古成果
2015年6月21日，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首都。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陵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遺址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何駑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懸案：堯舜禹時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個傳說時代，是不是信史？這在中國人的心中是揮之不去的。說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首都到底有哪些證據？
何駑列出了幾大證據。
首先，陶寺遺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證。陶寺遺址出土的一把朱書扁壺上有“文堯”二字，是陶寺城址為堯都平陽的文字自證。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資料可與文獻中關于堯陵和帝堯的史跡系統對應。
還有《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于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陶寺遺址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恰似相關傳說的生動寫照。
“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首都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盡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參考資料 >
陶寺.豆瓣讀書.2024-03-15
教育經歷.中國社會科學網.2024-03-15
何努.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2024-03-15
何努.中國考古網.2024-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