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又作“楚詞”，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種新的詩歌體裁。屈原的抒情長詩《離騷》，具有浪漫主義風格，是楚辭的代表作，楚辭因此又稱為“騷體”。
“楚辭”之名，始見于西漢武帝之時。這時“楚辭”已經成為一種文學體裁。楚辭體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后才成為專稱，是一種帶有濃厚荊楚地方色彩的文學形式，其成因學界歷來認為是來自戰國時產生于楚地的民歌，由屈原開創，并創作了《離騷》《九章》《九歌》等一系列文學作品。楚辭源于春秋戰國時期南方文化，在戰國末期達到發展巔峰，以屈原為代表，其作品具有浪漫、濃郁的文采風格；在戰國之后，楚辭的發展逐漸走向衰微；到西漢時，楚辭對漢賦產生重要影響，眾多詩人受其影響，創作出獨具特色的“楚辭體”；但這種新詩體都與當時占據了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存在著諸多的不協調，后續逐漸走向衰落。后世學者對楚辭多有研究，尤以明代和清朝的研究內容最為豐富，歷經兩千多年流傳至今。
楚辭具有浪漫、濃郁的文采風格，詩句聯想豐富，描寫鋪陳、規模宏大，其主要內容是反映楚地的歷史、文化、宗教、習俗等，以及楚地人民的思想感情，它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獨有的“兮”字句是楚辭體的本質特征；在結構上，突破了《詩經》多為四字定型句式和章節的重疊，運用重章疊復的結構形式使得作品內容豐富、情感豐沛，創作出新的藝術形式；在語言上，運用楚地的方言聲韻，具有獨特的楚地地方特色，語氣詞的運用使得作品兼具音樂性；在句式上，突破了傳統《詩經》體的四言句式，典型句式包括六字句和五字句；在風格上，開創了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感情激蕩，想象奇特；濃烈的抒情色彩是楚辭這一文體內在特質最為突出的特征。
楚辭創作出新的詩歌樣式，它的出現標志著我國詩歌由群眾集體創作進入到了詩人個體創作的新階段，在體裁、創作手法、風格等方面對后世文學產生重要影響。楚辭是我國古代浪漫主義詩歌文學的源頭，其中內容不僅反映了春秋戰國的民生民情，還表現出了當時的科學思想成就。南梁時期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評價：“固已軒翥[zhù]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豈去圣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作為新的文學體裁，在創作手法和風格方面都對后世文學產生諸多影響；許多詩人也創作楚辭作品，如屈原的《離騷》《九歌》、宋玉的《九辯》《風賦》《高唐賦》《神女賦》，劉向的《楚辭》和王逸的《楚辭章句》，后世學者對楚辭的研究頗多。
名稱
“楚辭”一詞，最早見于司馬遷的《全本史記》。《史記·醅吏列傳》中記載：“嚴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楚辭》有時也被稱為“楚辭體”或“騷體”。“騷”，因屈原的作品《離騷》而得名，故“后人或謂之騷”，與因十五《國風》而稱為“風”的《詩經》相對，分別為中國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風騷”代指詩歌，或以“騷人”稱呼詩人。而關于“楚辭”的具體含義，歷代有不同的說法：
楚辭在漢代曾被稱作"賦"，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及屈原"乃作《懷沙》之賦"。
《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
《隋書·經籍志序》云：“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
宋代黃伯思云：“楚辭雖肇于楚，而其日蓋始于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后世依仿者，通有此目。陳說之以為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后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摘華竟秀，而識其體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
楚辭除了指后人輯選屈原、宋玉等人作品而成的一部書，也代指后來戰國時代一些楚人以及后來一些文人的仿騷作品，更用來代指出現在戰國時期楚國地區的一種新詩體。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楚辭并非全是楚人的作品，而是以楚國地區特有的音律、動植物、詞匯等為創作符號，借以抒發詩人情感的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
發展歷史
起源
社會背景
中國先秦時期存在的南、北兩個文化系統中，楚辭作品浪漫、濃郁的文采風格，和南方楚國獨特的社會形態以及巫風盛行的社會現實息息相關。楚國羋姓貴族源于中原的祝融部落，在社會制度和社會主義方面，和中原有很大的一致性，中原禮樂文化在楚國具有相當高的地位。在習俗文化和審美趣味上，楚國“信巫鬼，重淫祀”，藝術多與祭神有關，充滿了奇異的浪漫色彩。西楚在戰國后期由盛而衰，內部政治黑暗，貴族之間互相傾軋，奸專權，排斥賢能。
地理因素
南方楚國地域特色民風民俗和地域文化在屈原開創的楚辭體詩歌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先秦時期，由于周天子的宗法社會制度和禮樂文化沒有普及到楚地，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楚國被北方儒者視作“南蠻”之地，直到春秋中期，它的疆域擴大，實力變強，楚文化也開始不斷進步，發展出了富有南方楚國地域特色的民風民俗和地域文化，南方楚歌不斷吸收民間豐富的文學和文化滋養，直接孕育了中國先秦詩歌的第二個黃金時代———楚辭的時代。同時，由于荊楚特殊的地理環境和發展歷史，形成了楚人易怒、好辭、偏執、重情的群體性格和深宏闊大、驚彩絕艷、浪漫詭奇的審美理想。
文化因素
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在語言、文學、哲學、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不同。語言方面，南方語言與北方語言存在明顯的差異，南方語言被稱為“楚聲”或“南蠻缺舌”，北方語言被稱為“夏聲”或“雅言”。文學方面，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的風格和主題有所不同，南方文學多尚虛無，富于幻想，具有更豐富的想象力和更為強烈的浪漫主義情調；北方文學多尚實際，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的品格。哲學方面，南方哲人老子、莊子等人強調“道”，追求一種不受時空限制的超然物外的絕對的精神自由；北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則強調實際和實用。宗教信仰方面，南方楚國到戰國時代還保留著相當濃厚的巫風，而北方則逐漸擺脫巫術宗教的束縛。南方楚國獨特的社會形態以及巫風盛行的社會現實，與楚辭作品浪漫、濃郁的文采風格息息相關。
具有鮮明地域色彩的南方荊楚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背景，為楚辭體的誕生提供了豐富的養料，是楚辭體的真正淵源。屈原正是在荊楚文化的大背景下，吸取中原文化的精華，在本地巫風和民俗音樂的肥沃土壤中，將抑郁、激蕩于心的不平之情傾泄于筆端，創作了《離騷》《九章》《九歌》等一系列曠世杰作，不但達到了楚辭創作的最高峰，也標志著楚辭體作為一種文學體式的成立與定型。
楚辭的產生與楚聲、楚歌有直接關系。南方楚歌不斷吸收民間豐富的文學和文化滋養：南方楚歌直接孕育了中國先秦詩歌的第二個黃金時代——楚辭的時代。春秋時期，楚國地方音樂已聞名，楚國民歌如散見于古文獻的《孺子歌》《越人歌》等，它們的歌詞，一般是在單句末尾（或句中）加一“兮”字，句式靈活多樣，自如流暢。這種句式結構，成為楚辭的主要句法形式。楚辭的產生與楚國民間“巫歌”關系緊密。楚地一向巫風盛行，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這種宗教的歌舞對楚辭有很多影響，如屈原創作的《九歌》就是在民間祭神樂歌的基礎上加工而成；《招魂》也是根據民間招魂詞的寫法而創作。楚辭充滿楚地風物的描寫，使用地道的楚地方言，自不待言。
發展
鼎盛
楚辭鼎盛時期出現在戰國時期，以屈原為代表，其作品具有浪漫、濃郁的文采風格。楚辭作品反映了楚國上層貴族集團的封閉腐朽與楚民族精神性格的矛盾，以及楚國由盛到衰的轉折點和楚國內部矛盾的空前激化。楚辭體詩歌的創作數量相對較少，流傳至今的主要作品有屈原的《離騷》《九歌》《天問》等，以及宋玉的《九辯》等。劉向輯錄的《楚辭》中收錄了一些楚辭體作品：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后，中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劉向所作《九嘆》，共為《楚辭》16卷。
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起初并沒有文體名稱，到西漢時，才有了“楚辭”之名。屈原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在大一統的時代的漢朝，楚辭被吸納進了華夏文化的大框架中，逐步完成了由個人別集向地域流派總集的轉變。《漢書·朱買臣傳》中說：“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劉徹的推崇，開啟了楚辭經典化的歷史進程，促進了楚辭體詩歌集《楚辭》的成書。
后續衰落
但盡管楚辭受到了一時的推崇，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這種新詩體都與當時占據了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存在著諸多的不協調。楚辭的直抒胸臆的表達方式、富于想象的恢弘氣質、詞采瑰麗的寫作風格都與儒家的美學觀與思想理論不盡一致，這令楚辭的發展日漸式微。隨后的魏末政治壞境嚴酷，晉代玄風大暢、融入佛學，都不適宜楚辭的發展。后世學者對楚辭多有研究，尤以明代和清代的研究內容最為豐富，歷經兩千多年流傳至今。西漢劉向編輯成《楚辭》集，東漢王逸又有所增益，分章加注成《楚辭章句》。
隋唐以來，由于科舉制的影響，楚辭體的創作仍舊未見起色。唐朝科舉科目頗多，而最著名的是明經、進士兩科，其中“進士尤為貴”。進士科考詩賦、策論、帖經等，而“主司褒貶，實在詩賦”。但唐代科考的詩是五言六韻十二句、對仗嚴格的長律體：所試賦是規定聲律、對偶，并限以八韻的律賦。詩壇為五、七言各體所主宰，文士們的興趣盡傾注于此，作騷體的只是極少數。宋初承唐制，無論考經義還是考詩賦，從內容到形式，均作了進一步的規定限制，嚴重地束縛著讀書人的思想。楚辭的發展被持續抑制。到明清時期，以更加程式化的八股文取士，楚辭體這樣專主抒情的體裁便更少有人問津。
文體特征
題材內容
楚辭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發展起來的，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楚辭的主要內容是反映楚地的歷史、文化、宗教、習俗等，以及楚地人民的思想感情。楚辭中有許多關于楚地的傳說、神話、傳說故事，通過對楚地傳說、神話故事的描繪，表達了作者對楚地深深地依戀和熱愛之情；通過對楚地人民的生活、社會、政治等方面的描述，作品反映了戰國時期楚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現實情況；楚辭中還有許多關于楚地的自然風光、自然環境、自然災害等的描寫，通過對自然景觀的描繪，表達了作者對于自然的熱愛以及要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楚辭作品還存在充滿憂愁幽思或懷才不遇的發憤之作，此類作品往往抒發作者的個人情感，表達了作者對國家的熱愛和忠誠，以及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和擔憂。
楚辭是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作的一種詩歌體裁，楚辭作品包括《離騷》《九歌》《天問》等，其中《九歌》是在民間祭歌基礎上改寫而成，反映了楚國上層貴族集團的封閉腐朽與楚民族精神性格的矛盾，以及楚國由盛到衰的轉折點和楚國內部矛盾的空前激化。楚辭作品還記載了上古歷史傳說，如夏史、殷周二代等，有些評價與周史相左，如對鯀[gǔn]持肯定的、贊頌的態度。楚辭的產生與流行于南方楚國的獨特的民族和民間藝術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楚國先王之廟和公卿祠堂的圖畫、楚國帛畫等。楚辭作品還廣泛涉及神話與歷史傳說，如《楚辭》保留了大量色彩斑斕、形象鮮明、情節生動的神話故事，這些神話傳說雖然北方中原地區也存在，但如《楚辭》這樣大量的、集中的保留并加以具有民族特色的再創造，卻是僅見的。
藝術特點
結構
楚辭無論在句式還是篇章上都突破了《詩經》多為四字定型句式和章節的重疊，從而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如《離騷》及《九章》中的《惜誦》《涉江》等作品，如果去掉虛詞“兮”后基本上是六言詩；《招魂》中巫辭的招辭去掉助詞“些”后幾乎可算是首七言詩。?在篇章結構上，用重章疊復的結構形式，使左右的內容容量擴大了，更便于表達豐富的思想情感，且讀起來頓挫昂揚，富有音樂性，到達了“變化多端，文采絢爛”的藝術效果。
語言
楚辭作品中大量運用語氣詞，如“兮”“思”“只”“也”“哉”“乎”“而”等，這些語氣詞在詩句中所處的位置及出現頻率的高低，制約著楚辭體的散文化和詩化走向；楚辭體既有隔句末尾綴以語氣詞的句式，也有句子中間使用語氣詞的處理方式，句式的變化使得楚辭體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楚辭體與音樂有著密切的關系，其句式的變化和語氣詞的運用都是為了適應演唱的需要，因此楚辭體具有較強的音樂性。
楚辭的聲調較為復雜，既有平聲、仄聲，也有入聲。韻腳方面，楚辭采用了較為自由的韻腳，既有句尾韻，也有句中韻。音節方面，楚辭的音節較為短促，節奏感強。
楚辭中的方言詞主要來源于楚地，包括楚語、吳語、越南語等。這些方言詞在楚辭中的使用，既豐富了楚辭的語言表達，也體現了楚辭的地域特色。運用楚地的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感情奔放，想象奇特；帶有想象豐富、文辭華美、風格絢麗的浪漫主義色彩；宋代學者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學》評價楚辭這類文學作品都是用楚地的方言，用楚地的音樂，描寫楚國的地理，稱說楚地的風物，體現了楚辭本身濃郁的地方色彩。
句式
楚辭在句式方面突破了傳統《詩經》體的四言句式。楚辭的典型句式有六字句和五字句兩種（不包括“兮”字），句中分別是“三三”和“三二”節奏。前者主要見于《離騷》《九章》，后者主要見于《九歌》。例如：“茍余心其端直兮，深林杳以冥冥兮。”“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句式的延長使容量倍增，更適于表達深厚復雜的思想感情。當然，除了典型句式也穿插了一些長短不齊的句子，從而使句式更加靈活。楚辭中除了典型句式，也還有以傳統句式為主的創作，如《天問》《橘頌》《招魂》中大量的四字句，另外，亂辭也是四字句。
風格
楚辭體開創了詩歌的浪漫主義傳統，具有浪漫主義風格，感情激越奔放，想象奇特，較多地運用修辭手法來表現這一風格和情感，感情熱烈卻不亂章法，呈現出鋪張渲染、恢弘奇麗、激奮沉郁的修辭特點。楚辭體的風格主要包括奇美想象和險怪想象兩種。奇美想象主要表現為屈原在《離騷》中塑造自己美好人格，以及用香花蕙草點綴男神、女神的衣冠服飾和帷幕旌旗等。險怪想象主要表現為《招魂》中描繪的險怪景象，如“遇者死，當者壞”等。
“兮”字句
“兮”字句是楚辭體的本質特征，是區別于其他韻文體式的標尺。其他的韻文主要以句式字數的多寡、對偶與否來作為判斷文體的標準，而楚辭體卻是以旬中虛詞作為判斷的標準。其句式可分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橘頌》型，上下兩句各為四字，“兮”字用在偶句末，如“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招魂》也歸入此類。《涉江》《抽思》《懷沙》中的亂辭都屬于這種類型；第二種《離騷》《九章》型，上下兩句字數增多，“兮”字用在奇句末。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第三種是《九歌》型，“兮”字用在各句之中，如“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兮”字在楚辭體作品中作為使用頻率最高的虛詞，不僅具有特別強烈的詠嘆抒情色彩和構成詩歌節奏的能力，更兼具多種虛詞的文法功能和衍生其它句式的造句功能。“兮”字句起著表情的作用，如《離騷》中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等，這些句子通過“兮”字的使用，表達了作者對國家、人民和自己的深切關懷和憂慮，具有強烈的抒情性。“兮”字句在屈宋作品中的創造性運用，為后世文學帶來重要影響。
抒情性
濃烈的抒情色彩是楚辭這一文體內在特質中最為突出的特征。作為楚辭體的開創者屈原的《離騷》情緒激昂，一唱三嘆，反復致意；以其深厚寬廣的情感意蘊，鮮明突出的個性表現和豐富生動的意象，創造了我國古典詩歌抒情的典范。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中指出：“夫情致異區，問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因此，“因情立體，即體成勢”就成了楚辭體的總體特點。
代表人物及作品
楚辭文體的創作始于戰國后期楚國詩人屈原、宋玉等人，代表作品有《離騷》《九章》《九歌》《天問》等。楊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今存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中收錄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向所作《九嘆》，共為《楚辭》十六篇。
屈原
屈原（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戰國時期楚國政治家、詩人，出生于楚國丹陽（今湖北省宜昌市境內），是熊通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是楚辭的開創者，創作了《離騷》《九章》《九歌》等一系列曠世杰作，達到了楚辭創作的最高峰。其作品具有濃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塑造峻潔純美、獨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結構上，圍繞中心謀篇布局，前實后虛，使藝術境界層進層新，思想感情得到盡情揮灑；句式長短不拘，韻句散語相間，開始長篇巨制。
宋玉
宋玉（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22年），詩人，楚國人。系屈原弟子，是有名的楚辭賦家。一生著有《九辯》《召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等。其楚辭體作品創作特點：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氣息；篇幅、字句較長，形式也較自由，并多用“兮”字以助語勢。
劉向
劉向（公元前77年~前6年），中國漢代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字子政，本名更生。劉向校書秘閣近二十年，整理了大量的先秦古籍，今所傳秦以前舊書，大多經過他的校正。他對楚辭集《楚辭》的編撰做出了巨大貢獻，《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楚辭》的成書總結到：裒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
王逸
王逸（89?年~158年），中國東漢學者、文學家。字叔師。他所作的《楚辭章句》是現今所存最早的以“楚辭”為名之集。其美學思想屬儒家正統觀念，從“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詩教出發，強調“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其辭溫而雅”，認為“《離騷》之文，依托五經以立義焉”，堅持文質統一、美善統一的審美觀。
影響
體裁影響
楚辭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一種獨特體裁，它以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為代表，具有濃厚的楚地特色和浪漫主義色彩。楚辭的出現，標志著我國詩歌由群眾集體創作進入到了詩人個體創作的新階段。楚辭創造了一種新的詩歌樣式，這種詩歌形式無論是在句式還是在結構上，都較《詩經》更為自由且富于變化，因此能夠有效地塑造更加復雜的藝術形象和抒發細膩或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辭以雜言為主，大量采用楚地方言，依“兮”而詠，詞語繁富，很重視外在形式的美感，這為漢代賦體文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楚辭體裁對后世文學形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句法和章法上，如漢代新興的“賦”、魏晉以后的“駢文”等，都繼承了《楚辭》的基本句式和句法。
創作手法影響
楚辭的象征手法對后世的文學創作有直接影響。楚辭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為香草美人，它是對《詩經》比興手法的繼承和發展，且內涵更加豐富，“香草美人”影響了后世以“男女愛情”比喻“君臣關系”的托喻傳統，形成了一個源遠流長的香草美人的文學傳統。如張衡《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喻君子，曹植《美女篇》中借美女難嫁喻自身的懷才不遇的詩人都曾感慨“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又如李賀凄婉哀絕的《蘇小小墓》等。這是由于屈原卓越的創造能力，使香草美人意象結合著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經歷，從而使得楚辭中的意象更富有現實感，也更加充實，贏得了后世文人的認同。
風格影響
楚辭的浪漫主義風格和獨特的藝術手法，突出地表現了浪漫的精神氣質，對后世詩歌產生深遠影響。和西方浪漫主義思潮重視個體感受和個人內心的傾向相比，這種浪漫精神主要表現為感情的熱烈奔放，對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現、想象的奇幻等。楚辭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現在它通過幻想、神話等創造了一幅幅雄偉壯麗的圖景。《離騷》中屈原上下求索的天界之游，想象極為大膽奇特，使得屈原的自我形象顯得高大明潔。《九歌》《招魂》中不少奇幻迷離的神話或神話形象更是對李白、李賀等后世詩人有巨大的影響。
楚辭充分體現了屈原砥礪不懈、特立獨行的節操，以及在逆境中敢于堅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統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國封建時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經歷過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夠得到廣泛的認同。如西漢賈誼因為才高受嫉，遷長沙市，作《吊屈原賦》，以屈原自擬，可以這么說，屈原精神成了安頓歷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靈的家園。屈原為了理想而頑強不屈地對現實進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溫柔敦厚等處事原則，為中國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剛烈之氣，這是屈原及其辭賦對民族精神的重大貢獻。
相關研究
楚辭自開創至今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國內對楚辭的研究也從漢代開始綿延至今不曾中斷，學界把研究楚辭及其研究史的學科稱為楚辭學，其研究內容涵蓋了楚辭與楚風俗文化、楚辭產生的歷史背景、楚辭與天文歷法、屈原及作品等相關學術研究。在學術界，楚辭學早已成為顯學。
自西漢至五四運動以前，楚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音韻和訓等方面，同時也涉及屈原的身世、人格和某些辭章義理的闡釋，為后來的楚辭研究奠定了基礎。楚辭學史從東漢王逸開始，經過六朝、北宋、南宋等時期的學者不斷研究論述，到清代編《四庫全書》時，已經收錄了多種楚辭學著作。這些著作按照時代先后編次，形成了實體性楚辭研究史。
楚辭研究包括三方面內容：其一，《楚辭》文本及相關作者；其二，“楚辭”這種詩體的發生與發展；其三，《楚辭》所產生的文學效應。
元代
元朝楚辭研究雖然創新之處不多，但其延續之功不可抹殺。在精神層面上，鄭思肖是元代屈原式的代表人物；在辭章分析方面，祝堯是元代探討《楚辭》藝術性的集大成者；以著述寄寓自己難以名狀的情感，謝翱是這種風尚的推進者。
明代
據《楚辭書目五種》及《楚辭書目五種續編》所著錄，晚明七十年間的《楚辭》刻本約有110種，明代楚辭研究專著約40余種，遠比漢朝至明初1700多年間的《楚辭》著作總數要多。
明清之際
明末清代之際，黨爭熾烈，時局混亂；學術交融、政治動蕩、民族矛盾等，導致楚辭研究也因社會背景的動蕩而有所變化，具有上承東林、下啟清代的特點。
清代
清初遺民身上多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理學家則多以忠正與廉潔來教化世人；乾嘉學者以樸直而縝密的態度治學；晚清學者在學術則求新求變。
近代
五四運動以后，一些學者在楚辭研究上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中國屈原學會成立后，楚辭研究多種研究方法并用，產生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成果，使楚辭研究進入了歷史上的繁榮時期。近代較早涉足楚辭歷史學研究的學者是梁啟超，他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楚辭》中對王逸等各家注本均作了述評。
現代
現代較早從事楚辭學史研究的現代學者是丁冰，他于在1985年、1988年先后發表的《宋代楚辭學概觀》《明代楚辭學概觀》等文章中對楚辭學史進行了概要式的研究。現代學者黃中模的《屈原問題論爭史稿》是楚辭學上第一部史學式著作，自此正式拉開了新時代楚辭歷史學研究的帷幕。
評價
正面評價
南梁時期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評價：“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豈去圣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
劉安劉安評價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西漢學者劉向在《楚辭序》中評價道：“寄詩陳辭皆有辭章，人或山海之喻，或天地之應，皆有可觀也。”
東漢學者、文學家王逸評價到：“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
近現代文學家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評價：“戰國之世，言道術既有莊子之蔑詩禮，貴虛無，尤以文辭，陵諸子。在韻言則有屈原起于楚，被讒放逐，乃作《離騷》。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后人驚其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故稱‘楚辭’。”
現代文學家鄭振鐸在《屈原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一文中給予《楚辭》極高的評價：“像水銀瀉地，像麗日當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無星之夜，永遠在啟發著、激動著無數的后代的作家們。”
近現代文學家聞家驊評價到：“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
負面評價
宋朝思想家、哲學家朱熹評價：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于繾綣惻、不能自已之至意。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認為：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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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宜城市人民政府.2023-12-09
《邊疆文學》2022年第1期｜張執浩：在黃鶴樓下，不如讀詩.中國作家網.2025-04-14
朱熹評價屈原的三個維度.央廣網.2023-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