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游行、請愿、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又稱“五四風雷”。1919年5月4日，在反對中國政府與帝國主義簽訂不平等條約、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目的下，中國學生在北京進行了游行示威，隨后引發了一系列的罷課、罷市、罷工及其他事件，引起巨大的思想變革和社會革命。這次運動被學生們命名為“五四運動”。
引起五四運動的原因主要是日本于1915年提出的二十一條和1919年凡爾賽和會就解決山東問題的決議案，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引起了中國民眾的愛國熱情和反抗情緒，從而導致了五四運動的爆發。1919年5月4日展開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最初以學生運動為主，此后北京、天津市、上海市、廣州市等地的新興商人、工業家和城市工人都紛紛加入到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開展罷工、罷市運動企圖給政府施加壓力；京、津、寧、滬及留日學生代表商議合并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并繼續組織學生運動。
在五四運動中，中國學生、工人以及新興知識分子以及思想界領袖們在民族情緒的推動下，發起一連串的反抗運動，從而使得政府最終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名損害國家利益的人，并且同意中國民眾的訴求，拒絕在合約上簽字。五四運動開啟民智，進一步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推動了思想解放的進程，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同時，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中國共產黨成立，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此外，五四運動繼承并發展了新文化運動的理念，延續了新文化運動中所倡導的西方的民主科學觀念，猛烈抨擊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習俗、歷史哲學、宗教信仰以及社會和政治制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企圖借助思想、社會改革來改變當下中國社會的面貌。
事件背景
國家內外動蕩
進入二十世紀后，中國社會陷入危機與動蕩，處在歷史的轉折點。1911年10月爆發的由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辛亥革命，雖然結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但是革命并未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此后，中國社會繼續陷入混亂與動蕩。
內部方面，袁世凱擔任大總統后采取措施大肆鎮壓人民革命運動，建立專制獨裁統治，一方面鎮壓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另一方面與帝國主義相勾結，承認并嚴格遵守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認可帝國主義在中國享有的侵略特權，與帝國主義共同壓迫人民群眾。1914年，日本帝國主義派兵在山東半島登陸，袁世凱宣布“局外中立”，允許日軍進行劃區作戰。袁世凱又緊接著發起“洪憲帝制”。而袁世凱死后，逐漸形成了軍閥割據局面，軍閥與帝國主義相勾結并出賣國家主權。此外，軍閥之間割據混戰，擁兵自重，無限制擴充軍隊，因此軍費支出日益增加。而軍閥自身難以負擔龐大的軍費開支，便剝削百姓，掠奪人民。在這之下，內債數目逐年增加。而軍閥燒殺搶掠，奸淫婦女，強拉壯丁，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
外部方面，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擴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政府有意收回青島，以防止青島成為日本的政治目標。德國也曾與中國公使討論過這個問題，意圖將膠州直接交還給中國，中國迫于日本的壓力，不敢直接接受。然而在此階段，日、美帝國主義向中國大肆擴張勢力范圍，力求在中國實現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日本為攫取在華權益，提出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又以日德和談的要求要挾英美等國，英美與日本沆瀣一氣進行交易，并利用中國政府的軟弱無能取得了多種特權，使得中國逐漸淪為了帝國主義國家的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料產地。而美國作為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1899年提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從而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獲得了同等的侵略權益。此后，美帝國主義繼續加緊對中國的經濟滲透，借助振興實業、修筑鐵路等名目剝削中國。自1914到1916年6月袁世凱死亡前，中美共簽訂五項借款合同。借此獲得了眾多特權，例如修筑鐵路。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之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由此可見，五四運動爆發前的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之中，激烈的社會矛盾難以調和，處于嚴重的社會動蕩之中，而這種社會動蕩的社會環境往往會引發反抗運動。
新興社會力量的出現和發展
動蕩的社會局勢促使新的社會力量出現。辛亥革命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進一步壯大，發展實業受到重視。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帝國主義國家忙于戰爭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促使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進入繁榮時期。1915年，中國爆發了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的運動。北洋政府頒布多項獎勵規則和章程，極大地促進了民族工業的發展，還成立了一些新的工業公司，重工業如采鋼、煉鋼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長，進出口情況也有所改，因此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壯大，并且逐漸覺醒，要求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束縛。
無產階級的隊伍也進一步壯大。19世紀40、50年代，在外國資本主義新式企業中產生了最早的一批中國工人，此后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1913年到五四運動之前的發展，工人階級人數增加了三倍以上。處于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受到剝削和壓迫，因此具有較大的革命潛力和堅定的革命意志。此外，戰爭使許多農民失去了土地，只得加入工人階級，更進一步加強了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的聯系。工人階級斗爭規模日益擴大，且逐漸擺脫傳統觀念，加強內部聯合，團結起來進行斗爭；其反帝反封建性質也越來越明顯，政治罷工的事件增多，甚至出現了直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其的罷工事件。但是此時的中國工人階級仍然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沒有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并未意識到本階級的歷史使命。
19世紀以來，中國大量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們紛紛回歸祖國，挽救局勢。其受到國外先進思想以及新思潮的影響，逐漸演變為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此時的知識分子主要包括多個群體，政治上同樣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因此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五四”前夕不斷向反動派開展斗爭，并形成了三大高潮。
新興的社會力量為社會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們往往努力傳播新思想，企圖開啟民智，無論在動蕩的社會背景下還是反抗運動中，都能夠發揮引領作用。
新文化運動推動思想解放
首先是發生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之前發生了全面反傳統、反儒家禮教的“新文化運動”，當時的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展開了激烈的批判。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后改名為《新青年》。1917年1月，《新青年》編輯部由上海市轉移到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陳獨秀個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并且聘請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等人作為《新青年》雜志的主要撰稿人，并且成立編輯委員會。因此，形成了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陣營。胡適、陳獨秀等學者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談論對于中國政治的看法，并且在學術、教育和文學等方面進行改革。
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認為要維護民主則必須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當時的學者大多倡導人權說，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陳獨秀認為個人的自由權利應當載諸于憲法之上，不能夠被輕易剝奪，是為人權。當時的知識分子倡導以人權為武器，效仿法、美等國開展資產階級革命，因而猛烈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借此將人權思想廣泛傳播。
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尤其是鬼神之說。封建迷信與鬼神之說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統治階級為了鞏固封建政權，往往對鬼神之說予以支持。《新青年》創辦后，便展開了與鬼神的斗爭。陳獨秀、劉半農等學者先后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以駁斥鬼神之說。經過進步學者的啟發，社會上的迷信鬼神之說逐漸消失，而魯迅也在《新青年》上提到科學能夠為人們指引正確的方向，帶給人們清晰的思路。在這一階段，先進知識分子推崇自然科學，在破除封建迷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新文化運動反映了在社會變革之際，傳統思想與現代思想之間的沖突與碰撞。對舊文化的徹底批判實際上是對于封建專制制度與傳統封建禮教的批判，是對舊制度與舊思想的批判。先進知識分子所宣傳的民主科學思想在當時的社會上形成了新的文化思潮，在學術、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改革也進一步解放了群眾思想，為此后的革命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
教育體制改革改革
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時期，中國開始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發展近代教育，成立了京師同文館和廣方言館等新式教育機構。隨著這些變革的實施，清末教育體制開始由傳統向現代逐漸轉型，先后頒布了《奏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等條例，頒布實施癸卯學制，使得高等教育體制逐漸由傳統的國子書院教育向現代專門化高等學校轉變。
1901年1月29日開始實施新政，在這期間改革科舉制度、建新式學堂、派出留學生與考察隊，并且重開京師大學堂，進行了成效顯著的教育改革。改革初期，張百熙主持召開京師大學堂與全國教育改革，頒布《奏辦京師大學堂疏》，并提出5條興學大綱。
此外，同樣致力于教育改革的張之洞還以“中體西用”為指導思想，總結出許多新的辦學原則。還在參考壬寅學制的基礎上提出了癸卯學制，并于1904年1月開始正式實施，包括《學務綱要》《大學堂章程》《通儒院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等章程。新學制將高等教育分為三級，即高等學堂或大學預科、大學堂、通儒院。而在當時，普通中學堂畢業生有深造的想法，便可以報名進入高等學堂學習。報名后要經過一定的選拔，選擇品行優良且經史文學基礎扎實者，并幫助學生補習歷史、地理、算學等科目，后才正式進入高等學校學習。高等學堂內學科豐富，按學科類型總共分為三類，即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商科，格致科、工科、農科以及醫科，同樣也是效仿了西方的辦學體制，在當時具有進步性，有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
這一時期的高等教育改革融合了西式的學科設置，改革傳統的學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現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還聘請了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方向）、劉師培、魯迅（講授中國小說史）、錢玄同（講授音韻學）、吳梅（講授戲曲史）、劉半農（講授新文學）等學者前來任教。提高了學生的個人素質，開闊了他們的眼界，從而使得學生的思想得到解放，逐漸有了發動反抗運動的自主意識。
事件原因
第一，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學生認識到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是賣國賊與日本帝國主義勾結的結果，因此將斗爭矛頭指向了曹、陸、章三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1919年1月，帝國主義戰勝國家召開巴黎和會，討論如何處理戰后的問題。巴黎和會召開前，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作為會議的主旨，大肆宣揚自己的和平主張，中國政界和知識界的一些人受到迷惑，認為在“十四點原則”的指導下，中國能夠收回失去的主權與領土，認為此次和會必將得出充滿公平與正義的結果。而在巴黎和會上，中國政府代表團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將帝國主義在山東省的權益收歸中國。然而由于和會被帝國主義國家操控，他們對中國的合理要求嚴詞拒絕。而中國人民對巴黎和會上對于山東問題的討論情況十分關注。
1919年2月，北京大學學生致電巴黎專使，要求力爭山東主權。然而，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簽訂了《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將德國原先在中國山東所獲得的特權轉送日本，無視中國要求收回在山東半島權益的合理要求，這一事實揭露了帝國主義列強所宣揚的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國際公平正義的巴黎和會，僅僅是戰勝國宰割戰敗國的一次分贓會議。巴黎和會關于山東省問題的條款是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侵害，然而北洋政府卻選擇接受，這之后中國人民認識到了政府的軟弱與腐朽。因此，一場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的愛國運動爆發了。
第二，民間外交的推動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初始原因。1918年12月，梁啟超、蔣百里等七人作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到達巴黎，積極結交各國政要人物，開展民間外交，為巴黎和會上的官方外交做好充足準備；國內在1919年2月也分別成立了“國際聯盟同志會”和“國民外交協會”，以此作為外交信息交流的基地。
運動過程
第一階段
5月1日，政府接到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提到向日本要求收回膠州租借地的外交已經失敗。各個學生組織緊急召開會議，決定于5月7日舉行群眾示威大游行。5月3日，北京市民各個階層紛紛舉行集會，討論抗議山東省問題的辦法。然而，學生受到愛國熱情的驅使，已經開始計劃籌備五月四日的游行示威運動。北京大學的學生們一方面聯絡其他學校，另一方面也進行各種宣傳活動的準備。5月3日晚，北京各大學校學生都在積極籌備罷課示威運動。5月4日上午10時，十三所學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專門學校開會，討論致電國內外，以激發愛國熱情，召開七天的國民大會，組建北京學生的對外永久機構、發起當天下午的游行示威等具體事宜。會議決定發布“北京學生全體宣言”，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政治口號。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等十幾所學校共兩三千名學生因青島問題在天安門廣場集和，結隊前往各國史館議事。北京大學的學生首先發起示威運動，他們大多身著旗袍或黑色制服，手持各色旗幟，上面寫著“還我青島市”“取消二十一條”“保我主權”“誓死力爭”等口號，有些標語甚至用外文寫成。
學生們在天安門集會主要目的是對“總統府”及帝國主義使館進行抗議，以表達中國人民對于維護國家主權，收回國家權益的強烈愿望。他們在天安門向群眾解釋了游行示威的意義，并激發了群眾參與的熱情，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游行隊伍中來。
學生的游行示威活動受到來自各方的阻礙，教育部嚴格禁止學生參與示威活動，提出要嚴格約束學生在校期間的言行舉止。學生的游行示威活動使得社會秩序陷入混亂，教育部應當嚴整學風并且對于學生嚴加管理。可見五四運動中，學生的游行示威活動受到外部阻礙之大。
學生隊伍集結后，又向曹汝霖的宅院趙家樓進發，并且在沿途中發放傳單，宣傳維護國家主權，打倒賣國賊曹陸章的理念。學生的愛國熱情鼓舞了街邊民眾，使得一時間人心振奮，民族情緒高漲。下午三時左右曹、章回到曹宅，但是他們認為學生無法發動較大規模的運動，因此對五四運動的爆發選擇漠視。下午四時左右，學生們到達趙家樓胡同前，然而趙家樓前戒備森嚴，學生們的行動受到了警衛的阻攔，雙方產生了爭執。在爭吵中，一些學生順勢進入曹宅，從里面將門打開，學生們紛紛涌入趙家樓。曹汝霖和章宗祥出于害怕迅速逃走，憤怒的學生們因為尋不到曹汝霖的蹤跡，因而放火焚燒了趙家樓，以此來泄憤。起火后軍警趕到，學生們大多已經四散逃跑，軍警只得當場逮捕了三十二位學生。學生的行動給予了反動派一記重擊，他們設法打擊學生的游行隊伍，阻礙學生的愛國運動。
5月4日晚，各校學生討論營救被捕同學及繼續斗爭的問題。盡管遭到恢復上課的勸說，學生們仍然繼續罷課，罷課規模逐漸擴大。并且提出用集體“自首”的辦法營救被捕同學。5月5日上午，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代表召開會議，發起罷課，并致電各方，請求支援。同日下午，各校學生在北大法科召開全體聯合大會，就救出被捕同學提出建議，并堅持要求罷免曹、章、陸等賣國賊。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組織集會，以援救學生和提倡愛國運動。在蔡元培的勸說下，學生們于五月七日正式復課，被捕的學生也得以回校。
5月19日，北京學校的二萬五千多名學生發起總罷課，提出了六點要求包括懲辦國賊和收回警備命令等。雖然學生的活動受到中外反動派的聯合破壞和干擾，如日本公使要求北京政府禁止學生的“排日”活動、在華日本浪人不斷進行破壞干擾活動，但學生們仍然開展了組織演講團、抵制日貨等活動。6月3日，北京二十余校的數百名學生在各自的預定地點集合，挑起演講團的大旗，但警察驅散聽眾，偵緝隊、保安隊則紛紛逮捕學生。盡管學生被逮捕，但他們仍然堅持斗爭，上臺演講，并贏得了社會人士的廣泛同情和支持。
第二階段
五四愛國運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而第二階段被稱為"六三"運動。"六三"運動是因北京學生被逮捕而引起全國響應、支持、參與的運動，標志是上海三罷斗爭于六月五日實現。這時，運動中心已經從北京轉移到上海市，而運動的主力也已經由學生變成了工人。
5月31日，上海學生在追悼郭欽光的大會上發表演說。這次大會動員了上海學生參加六三運動。接下來的幾天，京、津、寧、滬及留日學生代表商議合并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并繼續組織學生運動。在這期間天津市人民表現出了極大的愛國熱忱，積極支持學生運動，成為了各地愛國運動的聯絡樞紐，先后有北京、天津、山東省等地的學生在此登車。先后成立學生聯合會與講演隊。而五月中旬后，天津學聯又多次派出代表和北京學聯代表南下南京、上海市等地，并同上海代表一起到北京聯合進行請愿運動。而天津本地的運動普及范圍也較為深入，很早就開始響應學生運動。5月31日下午，各校學生代表召開會議，決定于六月一日起進行罷課，并且在各地進行演講宣傳，學生們被埋伏的軍警襲擊，大多被捕、被槍傷、被刀傷，造成了“六一”大慘案。
1919年6月5日，天津市學生聯合會集結學生一千多人，在南開中學廣場舉行第一次愛國運動大會，分發二次罷課宣言，群眾從四面八方涌向會場，學生們自發進行演講，在場內帶領群眾進行宣誓，高呼誓死保衛國土、洗雪國恥、除掉國賊、共同進退。而后開展游行運動，向中心街挺進。而工人階級也表現出了對斗爭運動的支持。天津當地還成立了眾多愛國組織，選舉了天津學生臨時聯合會的職員，該組織在推動全國各地各界聯合會的成立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19年6月9日，天津市市公民大會在河北公園召開，組織者馬駿登臺演講，提出商界罷市，致電政府嚴懲賣國賊以及保護各省愛國學生。大會還推選出馬駿等七人到商界交涉罷市，為政府施加壓力。
除去天津，五四運動期間，武漢也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武漢地區的五四愛國運動隨著北京愛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游行示威開始。5月6日，《漢口新聞報》報道了北京愛國學生舉行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次日，武昌各學校學生代表聚集私立武昌中華大學，商討聲援北京學生事宜，擬成立學生團，決定與北京學生共同采取行動。5月17日，武漢又成立學生聯合會，決議提倡國貨，鼓勵愛國思想，力爭青島市，組織游行、露天演講等活動。5月31日，武漢學聯會公布罷課宣言，決定于6月1日起開始舉行罷課，以爭回青島、懲辦國賊、恢復學生自由。學生運動遭到政府的鎮壓。6月3日，學生不顧禁令，再次上街進行愛國宣傳教育。在運動期間，武漢各界人士對學生運動表示了支持，包括記者、編輯以及教育界各方，均以自己的方式支援學生的愛國運動。
6月3日，上海學聯代表和北京學生代表聯合到上海市縣商會動員罷市，并在大碼頭和重要市區演講和分發傳單，控告政府違法行為。為了鎮壓學生運動，政府恢復采取嚴厲政策。增加城中的巡警數量，他們最初對學生進行驅散，許多學生被馬踏傷或被巡警打傷。見學生并未因此停止演講活動，他們開始大肆逮捕學生。為了給政府施加壓力，營救被捕學生，從六月四日開始，學生們紛紛到上海市街頭、公園、菜場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聚集宣傳以動員群眾，此外還動員各大商戶進行罷市。
政府大肆逮捕學生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憤慨，商人、工業家等群體開始與新興知識分子聯合起來，將五四運動推動到一個新的方向。6月5日大規模罷市正式開始，學生繼續在街頭發表演說，沿街店鋪大多閉市，上海市的景象一片蕭條；下午，兩百多個來自不同的社會及政治團體的代表舉行集會，討論罷工罷市的形勢現狀。會議代表們一致同意繼續罷市以支持學生的斗爭運動，同時決定成立一個永久性機構，包括工、商、報界及學生聯合會，即名為全國各界聯合會或“工商學報聯合會”。在此次大罷工中，學生通過宣傳、演講等活動進一步激發了大眾對當下政府公然出賣國家主權行為的憤慨，推動了罷市活動的進行。而罷市活動的順利進行也證明學生實際上得到了商人的擁護，形成了共同的斗爭聯盟，在攻守方面與商人群體達成了一致。
而不止商人和店員支持學生的斗爭，出于對學生的同情和對政府賣國行為的憤慨，上海市工人紛紛發起罷工以支援學生。首先是紡織工人和印刷業工人，后來又擴展到金屬業工人及其他工人群中。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挽救民族危亡而發起的愛國罷工運動，工人并非為了改變自身的處境，而是向中國及日本政府提出抗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事件結果
在學生和政府之間的沖突升級后，政府逮捕了大量學生，但這引發了更強烈的反抗浪潮。最終，政府被迫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學生問題，采用勸說策略，并提出解決學生糾紛的辦法：要求軍警機關盡量將軍警從大學周圍撤離，由教育部與學校當局共同勸說學生回校上課。此后有關學生的問題，由教育部和學生直接商談，不經過軍警。此外，各界代表在上海縣商會會館舉行了全國各界聯合會的集會，要求政府嚴懲賣國賊，并發表了兩項宣言。六月七日，北京總商會在給北京政府的呈文中，提到北京地區的罷課罷市運動逐漸得到了各省的響應，規模較大，京師內部局勢動蕩。六月十日，北京學生團體前往公府請愿，要求懲辦賣國賊，拒絕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并且拒絕承認胡仁源為大學校長。在全國“三罷”斗爭開展后，北京政府已有妥協之意。在學生的步步緊逼下，政府最終罷免曹、陸、章三位賣國賊的職務。但是此事件中，關鍵的山東省問題還未得到妥善解決，斗爭仍在繼續。
在此事件中，學生和政府之間的爭議主要在于圍繞著中國是否應該在和約上簽字展開。北京政府認為，拒絕在合約上簽字是對各國辛苦調停的辜負，聲稱過于強硬的態度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地位。而此時，山東人民為了維護領土完整，積極參與拒簽合約運動。六月十八日，山東各界聯合會派出請愿團進京；六月二十日正式向總統府發出請愿，要求拒簽合約，廢除已經簽訂的鐵路草約。除去山東愛國民眾，北京愛國團體也緊跟著發表請愿運動，要求面見政府，施加壓力。六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和上海市各界人士召開萬人大會，表達拒簽合約的愿望。在中國的主權受到威脅時，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工人和華僑也積極行動起來，不斷要求代表團明確保證不會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六月二十八日，即巴黎和約的正式簽字日期，斗爭群體將中國代表團包圍，使其無法前往會場簽字，這也標志著群眾抗議最終獲得最終勝利。7月22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宣布所有學潮停止，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重新任職。
參與群體
第一，青年學生知識群體。早在20世紀初年，中國學生就逐漸有了更活躍的政治和社會意識，樂于參加公共事務和政治改革。此外，中國學生對于參加社會和政治活動已經有了心理上的準備，且長期的集體生活使得學生更加團結。因此五四運動時，進步學生是主力部隊，他們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由積極參與社會變革到產生了主導社會變革的意識，并在運動中開始構建學生群體的話語權與社會認同感。此外，社團中的知識分子群體也對五四運動的發生與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第二，政黨派系中的政界群體。政府的一系列賣國行為引發了中國民眾的不滿，而正是這一系列不滿以及群眾的愛國熱情使得五四運動最終爆發。五四運動爆發前夕，各種政治利益的糾結、博弈以及各種派系的介入為五四運動的發生提供了最終推動力。
第三，工商團體中的商人群體。商會是主要的商業團體，為五四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五四運動最初由學生發起，學生演講、游行等一系列活動激起了商人群體的反抗熱情。北京總商會首先表示支持學生運動，并從1919年5月7日起在全城發起抵制日貨運動，呼吁商會共同采取措施，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拒簽和約，向巴黎和會提出改變對中國山東問題的決議，力爭收回山東主權，全國各地商會迅速形成全國性的反帝愛國高潮。
第四，社會一般民眾。工人和農民長期受到壓迫，具有鮮明的革命性，為五四運動做出了重大貢獻。例如：一些地區的農民也積極參加了反帝愛國運動，他們的斗爭進一步配合了學生的罷課和工人的罷工運動，壯大了斗爭群眾的力量；而具有愛國救亡意識的上海青紅幫指使扒手、乞丐也支持罷課、罷市、罷工，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發展。
第五，海外華僑、留學生、旅歐華工群體。1918年5月，歸國的留日學生們發起反對《中日軍事協定》的斗爭，掀起全國性反帝愛國熱潮，又組織了留日學生救國會，召開上海各界聯合會。各省的留日學生先后組織本省或市的留日學生救國團，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初步基礎。
學生代表
北京
方豪（1894-1955年），又名方新，男，浙江省金華縣人，早年求學于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發起人之一，運動期間任北京學生聯合會首任主席，推選為全權代表。
羅家倫（1897-1969年），字志希，紹興人，1914年就讀于上海復旦公學，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
段錫朋（1896-1948年），字書治，江西永新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法科，參加和組織了北京地區的五四運動。
王自治（1889-1965年），正寧縣宮河南鎮南莊村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本科，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
張國燾（1897-1979年），江西萍鄉人，字愷萌，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后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
鄧中夏（1894-1933年），宜章縣人，中國共產黨黨員，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組織部部長等。
羅章龍（1896-1995年），河南瀏陽人，杰出的政治活動家，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
王造時（1903-1971年），原名雄生，江西省安福縣人，1917年就讀于清華大學中等科，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祖籍江西永豐，生于聊城市，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在五四游行示威中擔任總指揮，對五四運動的發動有所貢獻。
聞一多（1899-1946年），現代詩人、學者，原名家驊，以字行，，湖北水人，早年就讀于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參加過五四運動，后留學美國，學習西方文學、美學。
瞿秋白（1899-1935年），江蘇常州人，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后來曾兩度臨時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參加領導北京的學生愛國運動。
鄭振鐸（1898-1958年），我國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學者、翻譯家。1917年進入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鐵道管理學校（今北京交通大學前身）學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并開始發表作品。
許德珩（1890-1990年），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學學生，政治活動家。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后進入北京大學學習，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曾起草《五四宣言》，后創立九三學社任主席。
天津
黃愛（1897-1922年），字正品，號建中，湖南常德人，1913年考入湖南甲種工業學校，1919年春考入天津高等工業學校，五四運動時積極從事學生運動，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編輯。
張太雷（1898-1927年），原名張曾讓，學名張復，積極參加五四愛國運動，成為愛國運動的骨干。
于方舟（1900-1928年），原名蘭渚，生于直隸省寧河區（今天津市寧河區），天津各界聯合會學生代表，中共天津市委創始人之一。
馬駿（1895-1928年），吉林寧安人，曾用名馬天安，字泉，號淮臺，回族人。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馬駿以南開學校學生代表身份，參加“天津市學聯”活動，后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副主席，后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周恩來（1898-1976年），南開大學學生，覺悟社領導人，提出將五四運動以后在全國各地產生的大小進步團體聯合起來，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動，才能挽救中國的危亡。
孫越崎（1893-1995年），曾于上海市復旦大學讀書，畢業后考入北洋大學采礦系，1919年參與五四運動，擔任天津大學學生會會長。
上海
何葆仁（1895-1978年），曾于復旦大學附屬中學讀書，畢業后升入復旦大學文學系，在五四運動期間組織游行活動。
湖南
彭璜（1896-？），字殷柏，湖南湘鄉人，早年就讀于長沙湖南商業專門學校，五四運動中與毛澤東等積極發動和領導湖南學生的愛國斗爭，被選為湖南學生聯合會副會長、會長。
南京
張聞天（1900-1976年），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早年投身于五四運動。
阮樂真（1896-1972年），又名阮樂真，紹興市上虞人，畢業于東南大學，著名教育家,是19世紀30年代中學語文教育研究成果最為豐碩、最具批判精神和科學態度的一位杰出的語文教育家，也是我國現代寫作教育研究的開創者。
武漢
陳潭秋（1896-1943年），原名陳澄，字譚秋，湖北黃岡人，參加武漢共產主義小組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事件影響
五四運動對近代中國發展影響巨大而又深遠。
思想解放
首先，五四運動促進了近代中國的思想解放，在五四運動前，先進知識分子便已經發起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但此時的新文化運動并未廣泛動員起人民群眾，而經過五四運動這個全民革命，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思想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傳播，白話文開始被廣泛采用，文學革命也得到廣泛的推廣。除此之外，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熱衷于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并以此為指導，探索救亡圖存的新道路。而五四運動作為一場全民參與的革命運動，進一步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民眾開始產生主導社會變革的意識。
推動社會組織成立
五四運動推動新的社會組織出現，推動商人和城市工人的組織和活動得到進一步發展。五四運動中，商人群體逐漸組織起來，開始成立聯合會共同活動。各個城市商人紛紛成立各種同業工會共同活動。此后現代工會也有所發展。在五四運動期間，經過各種罷市運動后，各種勞工組織逐漸由松散到緊湊，開始組織起來共同發起反抗運動。
推動民眾覺醒
五四運動促使先進青年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使得中國人民開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從而進一步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并在各種革命斗爭中發揮作用。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思想得以進一步解放，開始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中國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開始認識到本階級的歷史使命，具有了一定的階級的覺悟，在各種革命斗爭中發揮領導作用。五四運動標志著無產階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社會主義開始受到普遍關注，形成了探索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熱潮。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先進知識分子的組織下誕生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此后，中國共產黨承擔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重任，領導華族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走向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進而實現國強民富，逐漸復興。
人民群眾斗爭發展
五四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延續和發展，將中國人民反封建的斗爭推向了新的階段。自1840年開始，救亡圖存開始成為中國人民的重要使命，中國人民為了反抗外來侵略者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然而五四運動之前，這些斗爭運動雖然對于打擊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推動社會進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大多存在著局限性，例如對帝國主義抱有過多的幻想，并未徹底反帝；并未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沒有明確的反帝目標，盲目排外等。而五四運動后，中國先進分子開始認識到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將斗爭目標指向封建勢力總代表，即北洋政府。中國人民猛烈抨擊封建主義，追求民主和科學精神，開始找到民族復興的正確方向，以及找到能夠領導革命的階級力量，這使得中國人民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可見，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帝愛國斗爭的重要轉折點，為華族實現民族獨立奠定基礎。
正面反抗不平等條約
近代以來，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多次與列強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削弱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使中國逐漸淪為洋人的朝廷。這些政府往往選擇屈從于外國列強的無理要求，而不敢直接反抗。但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拒絕簽署帝國主義列制定的條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面反抗這種強加于中國的條約，這一事件也是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勝利，繼罷免曹、陸、章三位賣國賊之后。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是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為中國革命斗爭指明了方向。
推動婦女解放
五四運動促進婦女解放，將婦女從傳統的社會束縛中逐漸解放出來。在五四運動之前，婦女往往處于從屬地位，并且經常受到不公的對待，甚至在法律上也無法享受完整的公民權，婦女在家中被當做賢妻良母，在社會上也被歧視和苛責。五四運動促使婦女逐漸走出家庭，走入社會，她們開始積極參加學生運動，甚至進入學校享受教育。此時開始男女合校，并且有眾多高等院校開始招收女子。除此之外，婦女甚至開始涉足政治，婦女參政運動也得到進一步發展。
事件評價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羅家倫提出，五四運動中，青年參加國事運動，喚起了全國青年對于國家問題的意識，將青年運動擴大為民眾運動，形成了諸多民眾組織，進一步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勢力，將其影響力擴大到青年及一般民眾身上。
此外，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胡適在《紀念“五四”》中提到，五四運動是中國學生的創舉，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其中體現出的學生犧牲精神、社會裁制精神和民族自決精神，關系到華族的存亡。
學者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中談到五四運動既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也是社會政治改革運動，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助于實現民族獨立和個人解放。但是他認為五四運動的本質實際上仍是一場思想革命，從思想上的變革進一步過渡到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發展。
學者林賢治在著作《五四之魂 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中，又提出了一種新的視角，提到五四運動實際上是一場知識分子的“創世紀”，在這期間憑借知識分子的努力積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
而關于五四運動的不足之處，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中也有提及，認為五四運動時期的改革者們為了革除社會弊病，對于過去對民眾思想其支配作用的舊傳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們認為傳統文化阻礙了社會進步，大力提倡外國新思想。他們的批判存在全盤否定的問題，而且對于傳統文化的批判也過于重視理論而忽視了在實踐中的應用。
參考資料 >
在深沉愛國中賡續五四精神.人民網.2025-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