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約公元前86年），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人，另說龍門（今山西省河津）人，中國古代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撰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
受父親司馬談教導，司馬遷十歲便可學習并誦讀文言文。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司馬遷分別拜師于董仲舒、孔安國，學習《公羊春秋》與《尚書》，為《史記》撰寫奠定基礎。司馬遷二十歲時在父親的鼓勵下，開始漫游江淮、黃河、泗河等地，訪問名勝古跡，"網羅天下放失舊事"。約公元前122-116年，司馬遷被封為郎中，在皇帝左右侍從，開始仕途生涯。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司馬遷受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南（今四川省、云南省）籌劃新郡的建設。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馬遷繼承父職，任太史令，不僅得以廣泛閱讀國家藏書，還經常陪劉徹四處巡視，更利于他搜集歷史資料。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司馬遷與唐都、落下閎等共同制訂以正月為立春的《太初歷》，并于同年開始撰寫《史記》。公元前98年（天漢三年），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得罪下獄，受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司馬遷出獄，任中書令，繼續撰寫《史記》。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司馬遷完成《史記》的撰寫，時年約53歲。約公元前86年（武帝末年）司馬遷逝世。
司馬遷繼父遺志，用盡畢生完成代表作《史記》，被魯迅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全本史記》有"本紀、世家、列傳、表、書"這五種不同體例，其中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以人事為中心記載了上起五帝下迄劉徹太初年間三千多年的歷史，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不僅為中國歷史學奠定了獨立的地位，還開創了散文敘事的傳記文學，對后世的史學、文學等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人物生平
早年時期
西漢景、武年間司馬遷出生于左馮夏陽（今陜西韓城，另說龍門今山西河津），司馬遷家族的祖先曾是周代的史官。八世祖司馬錯在戰國秦惠文王時是武將，因主張伐蜀有功而留守于蜀；六世祖司馬靳在秦昭襄王時是白起白起得力武將；高祖司馬昌是秦始皇時的鐵官；曾祖父司馬無澤在漢初是長安四市的市長；祖父司馬喜也是五大夫；到其父司馬談時，雖耕牧為生，但仍保持家族好學求知的傳統，并先后師從天文學家唐都、易學家楊何、哲學家黃生等求學，成為有名的學者，后在劉徹建元年時成為太史令。
司馬遷童年時期，受父親影響，很早便開始學習文言文，并在十歲時能夠誦讀古文。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朔二年)，司馬遷約19歲時，漢武帝在修建茂陵，司馬談舉家遷至茂陵，時年司馬遷分別拜師于董仲舒、孔安國，學習《公羊春秋》與《尚書》，并為后來的《史記》的誕生奠定了一定基礎。
巡游與出使
巡游天下
公元前140~135年間（漢武帝建元年間），司馬談做了太史令，司馬遷隨父來到長安。司馬遷的的父親為將司馬遷培養成史學家，開始漫游江淮、黃河、泗水縣等地，訪問名勝古跡，"網羅天下放失舊事"。司馬遷二十歲開始從長安出發，經過南陽市，至南郡渡江，再到汨羅江畔憑吊屈原；順湘江往上至零陵郡的九疑山，考察舜的葬地和事跡；又從湘南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順沅江而下東孚大江，又登廬山，了解大禹疏九江的傳說；隨后順江而下，向東南上會稽山，探究大禹曾去過的山穴，此外，還在吳縣攀爬了姑蘇山、眺望了五湖、參觀了黃歇的故城宮室；此后，渡江北上，到淮安市了解韓信生平，走訪淮陰父老；緊接著，渡過淮河，沿泗河北上，到達曲阜市、臨淄區，了解了齊、魯國的文化，向儒者學習，講習學業，并觀賞了孔子的遺風；隨后一路向西，雖在薛城與徐州市時已經很窮困，但依然沒有停止漫游計劃，并歷經沛縣、沛豐邑、碭縣到睢陽區，一路訪問秦漢之際重要人物（如田文、曹參、蕭何、劉邦等人）的故鄉；最后由睢陽向西至楚漢戰爭的大梁觀"夷門"，最后又回到長安。
出使西南
約公元前122~116年，司馬遷被封為郎中，在皇帝左右侍從，開始仕途生涯。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劉徹為鞏固中央政權，命馳義侯遺平定西南夷，其部下中郎將郭昌、衛廣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定南夷為牂柯郡。夜郎震恐，自動入朝。漢朝的西路軍，誅邛君，殺笮侯，冉震恐，請臣置吏。于是漢武帝"以邛都為越巂郡，笮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郡西邊的白馬為武都郡"。此時正值漢武帝東巡，約35歲的司馬遷在仕途已表現很出色并受到漢武帝的信任，遂授命隨從司馬遷以監軍身份征略西南夷，設郡置吏，安撫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司馬遷奉命首先置南夷柯郡，隨后至西夷境，經巴郡、蜀郡到沈犁郡，再到越郡。這次西南出使，不僅完成使命，更豐富了司馬遷對西南的地理、物產、風俗、民情的認知。
史官生涯
繼父遺命
公元前110年(劉徹元封元年)，司馬遷36歲。漢王朝進入鼎盛時期，漢武帝在前往泰山準備舉行"封禪"大典的途中，隨從的司馬談因病重留在洛陽市，此時正趕上司馬遷從西南出使歸來，司馬遷便先去探望父親，訣別之時，司馬談將自己畢生未完成的論述歷史的遺愿傳命給兒子司馬遷，他說"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他教導兒子，修史的重要意義，不亞于太王、王季、周文王、秦武王、周公、姬奭等偉大歷史人物的創業。鑄造偉大人物品格盡孝、盡忠、立身缺一不可，而完成一代大典不僅可以光宗耀祖、垂名萬世，而且也是完成歌頌大一統的漢家業績的忠臣，更是可以與孔子修《春秋》相媲美的立身之事業。隨后他又強調"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他希望司馬遷能繼承他太史令的位置，如孔子一般自覺肩負使命，牢記心中，將"太史公書"完成。司馬遷含淚接受遺命并答應父親自己一定完成整理歷史舊聞的論述。司馬談去世后，司馬遷趕去泰山參加封禪，隨后跟隨劉徹沿海北上，至碣石(海畔山，在今河北昌黎縣北)，巡遼西地區(治所陽樂，今義縣西)，歷北邊，至九原(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任太史令
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元封三年)，司馬遷約38歲正式被任命太史令，開始史官生涯。他經常陪漢武帝四處巡視，這種機會有很利于他撰整理史料。司馬遷上任太史令后，發現一直沿襲秦的《歷》不精確，導致"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便上書漢武帝建議改歷法。公元104年（太初元年），劉徹授命司馬遷主持改歷工作，他與鄧平、唐都等人完成新歷法《太初歷》。完成《太初歷》后，司馬遷更加感到修史責任之重大，并將自己繼承父親遺愿的思想告訴了一同制定歷法的好友壺遂，這時漢興百年，封建國家出現統一局面，司馬遷認為繼承孔子論述歷史的時機到來，便于同年以論述歷史人物為中心開始創作繼孔子《春秋》之后的《史記》。
遭受腐刑
司馬遷撰寫《史記》5年后，李陵之禍從天而降。公元前99年(漢武帝天漢二年)，漢武帝攻打匈奴，李陵率兵五千吸引匈奴主力，最終因寡不敵眾，不僅全軍潰敗，還投降于匈奴，漢武帝收到消息情緒很差，王侯公卿在大堂之上也附和譴責李陵的背叛，當漢武帝向司馬遷問他對李陵的看法時，司馬遷想到他雖然和李陵沒有交際，但據他平日對李陵操行修養的觀察，他認為李陵有"國士之風"，便直言不諱的稱贊李陵，不料劉徹大怒，認為司馬遷不僅為李陵開脫，還貶損李廣利。便得了一個誣罔主上的罪名，被判死刑。據當時的法律，犯死罪的人有兩種方法可以免死，一是用錢贖罪，二是受"腐刑"。但司馬遷入獄后，親朋好友都離他遠去，他自己也沒有錢，他感受到世態炎涼，一度心灰意冷，他便在生與死的斗爭中掙扎，他在《報任安書》中說到，在監獄他感悟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是古今成大事者的所經歷的磨難讓他備受鼓舞，更有父親的遺愿《史記》的著述還未完成，讓他轉變思想，忍辱負重活下去。
完成使命
公元前96年(劉徹太始元年)，漢武帝改元大赦。約50歲的司馬遷出獄后任中書令，以宦者身份在內廷侍候。他內心忍著煎熬與憤恨，除繼續著述《史記》外，對朝廷內外再無興趣。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司馬遷完成《史記》的撰寫，時年約53歲。此后，關于司馬遷的經歷無從記錄，據《太史公年考表》約公元前86年（約漢武帝末年至劉弗陵初年）司馬遷逝世。
主要著述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錄賦八篇，但都無從考究，只有《悲士不遇賦》的片段和《報任安書》（即《報任少卿書》）。
《史記》
《史記》原稱《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唐修的《隋書》正式著錄為《史記》。《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被魯迅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創作理念，所謂"究天人之際"，即研究天與人的關系。因此，司馬遷不僅僅是史學家還是天文星象學家，其結論表述在《天官書》中，即春秋242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等星象，聯系"國家興衰"、諸侯力政、五伯代興及至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動蕩，可以得出，天體運行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三大變為一紀，在整個星學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史記》通過"本紀、世家、列傳、表、書"這五種不同體例，其中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轉以傳人，以人事為中心記載了上起五帝下迄劉徹太初年間三千多年的歷史，構成了完整的歷史體系，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并被稱之為"紀傳體"。《史記》不僅為中國歷史學奠定了獨立的地位，還開創了散文敘事的傳記文學，對后世的史學、文學等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史記》中，十二《本紀》含五帝、夏、殷、周、秦、始皇、項羽、高祖、呂雉、文、景和今上，《本紀》編年，具有統領其他四體的功能，除記天子之言之事外，還有"綱紀庶品，網羅萬物"的作用。《表》分為世表、年表、月表，包括《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把三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作了綱目式的表述，簡要明晰地展現了歷史的演變，使紛繁的史實厘然有序，從而構建了大一統歷史觀，使之綱舉而目張，以簡御繁。《書》有《禮書》《樂書》《歷書》《律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和《平準書》。其中《禮書》和《樂書》排在最前，即用禮儀道德來替代嚴刑苛法的主張，《天官書》和《封禪書》則借助天象、人事來抒發他的政治主張。《世家》內容三十篇記諸侯、封國的歷史及其與王朝或皇朝的關系，其中孔子、陳勝作為特例列入其中。《列傳》為古往今來能夠"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階層人物立傳。
《報任安書》
《報任安書》是司馬遷出獄后寫給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的回信。任安曾寫信給他，勸他"推賢進士"，向劉徹推薦賢人。此書載于《漢書·司馬遷傳》。王國維的《太史公行年考》認為，此文作于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清代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認為作于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回信中表達了自己受宮刑之辱后，沒有"引決自裁"，而是發憤著書，無心仕途，不能推賢進士的心境。并強調，著述《史記》完成父親的遺愿，不得不"隱忍茍活"，痛苦異常。"行莫丑于辱先，而詬莫大于官刑"的榮辱觀，使他此信成為"舒憤懣"之作。司馬遷在信中反復申論，遭受腐刑(宮刑)是人間最大的恥辱，"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
《悲士不遇賦》
《悲士不遇賦》作于司馬遷受刑以后約公元前98年，這是一篇抒情小賦，全篇二百字，主要感嘆自己"士生之不辰""沒世無聞"，雖然抱怨自己生不逢時、懷才不遇，但又自勉"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越是這樣，越應該有所作為。
思想主張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學之父，作品《史記》在中國古代史學史、文學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同時，司馬遷還是一位知識淵博的思想家，在《史記》這部巨著中，涉及政治、經濟、法律、哲學、美學、倫理道德、天文、地理等各個領域的內容，包羅萬象，幾乎是一部呈現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百科全書"。
文學觀
司馬遷在著述《史記》時，很重視其藝術性，并表現出一定的文學主張：一：建立史學的獨立地位，并在《史記》中加入大量的文學作品。司馬遷為屈原、司馬相如等人立傳，將斯《諫逐客書》《論督責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魯仲連的《遺燕將書》，鄒陽的《獄中上梁王書》等作品收錄傳中。他認為作品可以反映作者的心志，可以立名、可以傳后世。二：主張文學反映現實生活，并刺譏時事。雖然《史記》貫通近三千年的史事，但近百年的漢代史占全書一半以上，秦漢之際及作者生活的當代人物。司馬遷體察下層百姓的窮苦，同時受到天人感應的影響，他的筆下多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此外，他更強調歷史人物不認命的特性與直面人生而抗爭命運的信念，對于文學的社會作用，既有懲惡勸善的教化作用，又有諷諫刺譏的政治作用。三：司馬遷對于戰爭的客觀性，注重細節描繪。對于軍事文學也做出了積極的影響。筆下大小戰役多如星辰，而列入史傳的戰事更是繁多。對戰事進行具體化描繪，盡可能的向多方面思考，探索某方勝利的本質并謳歌正義一方。在戰事場面描寫上，并非是一筆帶過而是涵蓋軍事路線、軍事方法。對于失敗戰役，將領從中汲取經驗以防止自己覆車繼軌。
美學觀
司馬遷尚奇的美學思想，繼承了《離騷》浪漫主義的精神。司馬遷以尚奇為審美觀的主旨。據文史學者、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張大可分析，首先，司馬遷好奇的審美觀是從"發憤"精神引申出來的，并繼承了屈原《離騷》的浪漫主義精神。其次，司馬遷好奇的內容又是現實的，司馬遷好奇人奇事，并在忠于史實的基礎上，描寫"奇偉倜儻"之人的奇行、奇言、奇策、奇計、奇偉功業或奇偉德行。其三，司馬遷好奇，充滿悲劇色彩。司馬遷通過時運不濟、功臣遭忌、賢才遭妒、獻身于義、人性異化、理性被感情或個性所淹沒釀成的悲劇六種類型來描寫人物悲劇。司馬遷飽受人間疾苦，感嘆命運的捉弄，運用悲劇的畫面展示人間苦難，引發人們的同情和沉痛。寫悲劇的用意是揭露社會矛盾，通過不同悲劇類型來展現不同的人生信念和追求，而不是強調命運的作用。
天人觀
司馬遷"究天人之際"是對西漢初年哲學思想提出的命題。從殷商時期到西漢，"天、人"關系代表各朝代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同時形成了"天人合一"（無人感應）與"無人相爭"（天人相感）的兩種解釋。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理論很大程度滿足統治階級的需求，所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唯心主義主義成為官方哲學，又因為司馬遷師從董仲舒，所以他也認同"天人合一"，如在《六國年表·序》中，司馬遷說:"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可以看出，他相信"天人合一"的觀點，即便如此，司馬遷還是更傾向唯物主義的"無人相爭"，原因有二，一是司馬遷把自然現象與陰陽五行的迷信說法區別開來。如《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批評了"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但又受父親的影響認可陰陽家在五行學說中對自然規律的解釋。二是司馬遷通過對實錄史事的具體論述，對天道提出了質疑。如在《伯夷列傳》中，暗示七十列傳是講人事活動的、支配歷史發展的是人而不是天。
所以司馬遷在天人關系上，他繼承了先秦以來的所謂"天人相分"的唯物主義傳統，首先認可"天"的存在，但他主要思想傾向，是"無人相爭"，他認為社會現象是由人的活動構成，對天命鬼神提出否定，他將董仲舒"天人相與之際"這句話中"相與"二字刪除，更體現無人相爭的唯物主義思想。司馬遷通過對天象的實際觀測和對人事的實際考察中來"究天人之際"。如司馬遷在《天官書》中記載了五殘星、枉矢、司危、大賊星、蚩尤之旗等等天象，只是記錄數據不講人事；有如劉恒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哈雷彗星周期性回歸，司馬遷只字未提。由此可見，司馬遷借"無人感應資料表達自己的政治看法。
政治觀
司馬遷的政治思想，是以儒家的"仁政"為本，以道家的"無為"為輔，同時對于陰陽、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長，揚棄其短。據《論六家要旨》講述，司馬遷的政治思想的形成，是融合儒、道及諸子百家的思想資料，然后總結歷史經驗自成一家。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崇尚德治
司馬遷批判的繼承了先秦諸子與漢初思想家的進步觀點，他重視德政思想，并強調仁義的重要性。如在《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與《惠景間侯者年表》中他分別說"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后世得覽。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為本。""咸表終始，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這里他告誡諸侯不能犯上作亂，要"以仁義為本"。此外，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德治"與"暴政"相對立，如《太史公自序》對古圣先賢禹、湯、文、武稱頌為德治之君。其中在《陳杞世家》中頌揚舜："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歷三代。"在《史記·夏本紀》中，頌揚禹的德政:"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于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同時，司馬遷認為夏桀、殷紂、姬宮湦、周厲王，以及秦始皇、胡亥等國的滅亡，均是由于他們的暴政。如在《夏本紀》中他說:"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叛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紀》中說:帝辛"好酒淫樂，于婦人……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于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司馬遷雖崇尚儒家思想的德治，認為"德治"可使天下太平，但他也不反對"法治"，他認為"刑罰"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治政的目的。司馬遷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一民本思想貫穿《史記》全書。他贊美人民有道伐無道的反暴斗爭、革命行動。如秦暴政，項羽滅秦，司馬遷為頌揚項羽為其立《本紀》;將陳涉與湯武并論，為其作世家；再如《刺客列傳》和《游俠列傳》，大旨都是頌揚反暴的精神。
順民之俗
在司馬遷《史記》一書，所歌頌的圣君賢相，皆"因循為用"而使國家興盛；所抨擊的暴君污吏皆"多欲滋事"而國破家亡。司馬遷主張自然無為的治國策略，即"因循為用"。他認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所以在《貨殖列傳》中批判了老子的小國寡民主張。他采自道家的思想資料，但卻與老莊之道有本質的區別。"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奉職循理"可以說是司馬遷對"循吏"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司馬遷心目中的"循吏"是奉行無為治民策略的官吏，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觀點:"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而在《秦淮書》也隱喻了劉徹從"無為"轉"多欲"使西漢從盛轉衰。
大一統思想
司馬遷認為黃帝乃中華之始祖、匈奴、東越、閩越、西南夷等少數民族均發源于此，從種族根源上予以了肯定，解決了中華民族的起源問題，所謂天下之大均同根而生。這也為天下之大一統解決了歷史根源上的困惑，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也是春秋戰國以來大一統要求的反映。春秋戰國時期，雖然紛爭不斷，戰火連天，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中華各民族之間的融合，為秦秦滅六國之戰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礎。一直到秦漢時期，這種民族融合的趨勢日益增強，并最終形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并一直延續到今天。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中原地區的民族與邊疆少數民族之間不斷進行交流，這種交流不僅僅是在經濟層面，更多的是在思想文化層面。在七十列傳中，司馬遷將周邊少數民族視為漢王朝的一個組成部分，等列為漢之臣屬。這正好是民族大一統思想的重要體現。
經濟觀
并重農工商虞
司馬遷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首位系統地考察商品經濟的特征、經濟與政治、經濟與道德民俗關系的人，并提出了一套發展生產，擴大交換、富國富家的經濟理論。他認為經濟的發展是社會進步、國家安定的重要條件。工商業的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物質財富的多少決定著人的政治地位。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主要集中在《平準書》與《貨殖列傳》，《平準書》講述漢初到劉徹元封元年近一個世紀的經濟發展和財政，以劉徹的平準、均輸政策為主。《貨殖列傳》主要記載使成功商人的言行，鼓勵發家致富。司馬遷對于老子主張的閉塞的經濟活動和僵化的財富思想的反對，從而彰顯了自己所主張的財富觀，即一種開放的財富觀。司馬遷還把財富的多少和仁義的輕重掛鉤，提出?人富而仁義附焉?。提出天下熙熙攘攘，都是受利益和利潤的驅使。司馬遷認為當時主要有農、虞、工、商四個主要行業。司馬遷主張農商并重，不可偏廢，并堅決反對?重農抑商?的理論和政策。農、商本來就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
自由經濟思想
司馬遷認為人們的社會經濟活動是一種客觀過程，既是客觀的，就有其規律可循。國家對經濟活動不應采取過多的干預政策，而應該營造一種自由放任的寬松環境，使其按照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來調節其變化。司馬遷對漢初"開關梁，馳自然之禁"政策以及"劉盈、呂雉時，為天下定，復弛商賈之律"，政治經濟放任政策所造成的文、景年間"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市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的繁榮景象十分贊賞。國家對于社會經濟活動的最好策略是聽其自然發展，不加干涉，即所謂的"善者因之"。并間接批判了漢劉徹"最下者與之爭"的政策，與"善因之"成鮮明對比。
司馬遷積極倡導"善者因之"而堅決反對"與之爭"，"利導之"、"教誨之"、"整齊之"的方法依次居于中間，可以視條件使用。司馬遷對上述各種經濟政策等次排列和優劣區分的標準是以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程度，認為干預越少越好，干預越多越差。這是他吸收"自然無為"的道家思想并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對于社會經濟規律的總結結果。
總結治生之術
歷史上商人雖然不從事直接生產，但通過各地物產交流，推動了生產的發展。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不僅肯定了商人對于國富民強的意義，更為巨商大賈范蠡、端木賜、白圭、猗頓、烏氏倮、巴寡婦清、卓氏、程鄭、孔姓、氏、刁間、師史、任姓、橋姚等古今三十個商人立傳。司馬遷認為商人作為社會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對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通過貿易和商業活動，促進了商品流通，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帶動了就業和經濟增長。此外，司馬遷的著述體現了商人的歷史作用，商人在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如春秋戰國時期的管仲、范蠡等商人出身的政治家，都曾在政治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司馬遷對商品流通的考察，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1.商品流通的規律。司馬遷認為商品的價格波動巨大，最昂貴的，可能變成最不值錢的；最不值錢的，也可能變成最值錢的。能把握住這個規律，看準商機，其實也是一種智慧和決斷力。2.商品流通的作用。司馬遷認為發展商品流通，可以擴大交易，互通有無，使商品流通促進經濟發展。3.商品流通對國家的重要性。司馬遷認為發展商品流通，可以使國家富強，君民共富。
司馬遷對自然地理經濟和民俗的考察，總結了商業活動生產發展的作用，并把全國分為四大經濟區。長江以南謂之江南；長江以北分為山東省、山西兩區，中以華山為界；龍門、碣石一線以北為北方區。在每一個大區下面又分為若干小的經濟區。山西區分為關中區、巴蜀區和隴西區。山東區分為三河區、燕趙區、齊魯區、梁宋區。江南區分為東楚區、西楚區、南楚區、嶺南區。北方區基本上是以牧畜業為主的經濟區，比較單一。各區之下的經濟中心是都市。
歷史觀
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觀，主體內容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大一統歷史觀
中華民族歷經夏商周到秦漢已基本形成大一統局面。司馬遷在董仲舒等前一代的基礎上又系統的完善這一理論。《史記》的五體結構，形象的反應了封建等級秩序，全書從皇帝的統一到漢武帝的大一統，不僅是歷史發展方向、帝王德業的象征，也是中華民族不斷壯大、各民族相互融合、殊俗逐漸統一的象征。《史記》奠基了中華民族皆華夏子孫的民族統一觀念。此外，司馬遷將周邊的匈奴、西域等民族納入炎黃子孫的范圍，更表現了他民族統一的思想。
發展的歷史觀
第一，司馬遷對董仲舒的"三統循環論"做了揚棄和改造，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第二，司馬遷"通古今之變"，從人事和歷史思考中，突破了循環論的框架，認為歷史發展的本質就是"變"，而且是不斷進化的。"通古今之變"這一命題就是與董仲舒宣揚的"天不變，道亦不變"針鋒相對的。"變"是司馬遷樸素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核心。他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在"變"，只有用"變"的觀點才能探究事物的規律。而《史記》具有正確評價歷史功過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司馬遷在《史記》中對于對國家統一興盛有過功績的歷代最高統治者、多功臣、愛國主義者以及社會底層進步文人之士給予了肯定。
唯物歷史觀
二元論是指司馬遷在《史記》中以"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為基礎，形成的一種關于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對立以及人類社會內部兩種相互矛盾力量的運動的理論。司馬遷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是對立的，人類社會是由陰陽、剛柔、動靜等對立的力量構成的。同時，人類社會內部也存在著君臣、父子、夫妻等對立的關系。這些對立的關系在自然界中都有相應的對立物，形成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對立。
《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主體是帝王將相。司馬遷不遺余力地歌頌"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強調英雄的創世作用。但司馬遷在英雄史觀的內核中有兩個顯著進步的歷史觀點：其一，司馬遷認為任何一個成功的統治者都不能自以為是，而是必須廣泛集中百官群臣的智慧。其二，司馬遷認為，民心向背對一個國家的興亡起最后的決定作用。而司馬遷的貢獻，是生動地描繪了人民群眾的創造力量。秦朝之亡，是由于陳勝發難，"風起云蒸，卒亡秦族"；"子羽暴虐，漢行功德"，這是楚亡漢興的根本原因。
戰爭觀
《史記》是古代最完備的一部戰爭史。司馬遷的戰爭觀有以下三個方面：
1.戰爭是誅暴救危的自強工具，它既可以興邦，也可以喪邦，應當慎重使用。司馬遷認為給戰爭是誅暴救危的工具，它是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的。接著司馬遷更進一步用昆蟲鳥獸的毒針爪牙來比喻戰爭，視為自衛的工具。司馬遷戰爭觀的理論核心是"非兵不強，非德不昌"。他認為國家缺少戰爭手段就不能自強，但注重戰爭而缺少禮、義之德，國家也不會昌盛。
2.認為戰爭"行之有逆順"，頌揚順天而行的正義戰爭，反對逆理而動的非正義戰爭。司馬遷將戰爭分為正義與非正義兩類，他認為要支持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如在《周本紀》和《陳涉世家》頌揚了有道伐無道的革命戰爭。在《匈奴列傳》以實錄史事的手法譴責匈奴侵擾中國。此外，司馬遷將這兩種戰爭分為三個類型：一是頌揚平亂世的統一戰爭，反對分裂割據的戰爭；二是頌揚有道伐無道的革命戰爭，反對暴虐人民的昏亂之君；三是頌揚誅暴戰爭，反對窮兵武的戰爭。其中頌揚統一戰爭，在《史記》載述戰爭中占比很大。
3.認為戰爭"用之有巧拙"，要興建功業，必須詳參彼己，慎擇將相，認真研究用兵作戰的方略。司馬遷的戰爭方略有二，其一是詳參彼己。司馬遷認為詳參彼己是取勝之道，這是司馬遷在孫子的"知彼知己"的戰術思想基礎上，綜合了詳參交戰雙方的社會總力量的對比，如雙方的強弱形式，財力大小，人力寡眾，政治舉措，人民習性，兵卒素質等。這一點在《淮候陰列傳》與《張儀列傳》中重點體現。其二是擇任將相。司馬遷認為戰爭想要以"巧"取勝，必須選擇智勇雙全的良將。如《田單列傳》中田以五千之人破燕十萬大軍，司馬遷評價："兵以正合，以奇勝。善戰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他認為兵銳將勇，是戰爭取勝最基本的要素；兵略權謀，則是決定因素，二者相輔為用，而百戰百勝的將軍是智勇兼備，用兵置陳，正奇相依，變化無窮的。
民族觀
首創民族史傳
《史記》十分重視周邊民族活動的記載，以具體的史實證明周邊民族與中原民族關系的緊密，開創了中國史學重視周邊民族歷史記載的傳統，對于促進全國各民族的統一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司馬遷撰寫了《匈奴列傳》《南越列傳》《東越列傳》《朝鮮列傳》《西南夷列傳》《大宛列傳》，如白壽彝先生所說，"把環繞中原的各民族，盡可能地展開一幅極為廣闊而又井然有序的圖畫"。其中《匈奴列傳》主要記載匈奴民族生活的地域、經濟、文化及風俗習慣。他們都長期過著"逐水草遷徙"的游牧生活。匈奴人民食畜肉，飲重酪，衣皮革，被氈裘，住穹廬，其畜產多馬、牛、羊、駱駝、驢羸、??、、彈等。而《大宛列傳》以國際交流視角，"漢既通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主要記述外國史事遠至中亞。再如《西南夷列傳》"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主要講述兩越、西南夷周邊的民族都愿加入中原版圖，成為天子之民。司馬遷以其進步的觀點和確鑿的史實證明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不斷加強，表達了民族的共同心理，自然會對推進國家的統一產生深遠的影響。
民族一統思想
司馬遷的民族觀可分為民族等列思想、中國境內各民族皆黃帝子孫、承認周邊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權利三種。其中民族等列思想指司馬遷打破儒家傳統的"種別域殊"的內外之別，把民族區域納入統一的封建帝國版圖之內來敘述，視各民族皆為天子臣民，從而承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并非今日的民族平等觀念。而中國境內各民族皆黃帝子孫是司馬遷從傳說和歷史中提煉出的民族一統理論。最后，承認周邊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權利是至革故鼎新，變革天命。具體說，就是參與中原事務，在改朝換代中支持得天命者即位。
道德觀
禮儀道德的起源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司馬遷認為禮儀道德的產生是因整齊人們社會行為的需要。其次，司馬遷認為禮儀道德為滿足、養人之欲而起。司馬遷在《》里說:"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這里從人情角度解釋禮的起源。另外，他從人欲角度解釋，:"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意為人生來就有欲望，欲望泛濫則為惡，應節制所以產生禮。同時司馬遷也強調了禮儀道德的制定原則是"緣人情"和"依人性"，即根據人們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長期形成的共同心理特征、風俗習慣、價值觀念、是非標準等要素而制定。司馬遷且還進一步朦朧地觸及了道德的階級性，提出了"侯門"道德與"鄙人"道德的區別與對立。侯門"道德，指統治階級的仁義道德。在上位的統治者滿口仁義道德，卻言行不一，并不遵行。"鄙人"道德，即鄉野下民或在下位的人奉行的道德準則。
禮儀道德的作用
司馬遷非常重視學校教育對禮儀道德的培養，因為他認識到了禮儀道德的重要作用。首先，司馬遷認為道德是治國的根本，他反復指出:"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有兵有德則興盛，有兵無德則滅亡。究其原因:"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為本。因此主張:"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正下無下，"即以德治國。
其次，司馬遷認為德也是個人立身之本。《》中有這樣一段論述:"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司馬遷從"樂"的角度討論何為"君子"，強調德在才之上，人無德不立。他在《史記》中記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等各種人際關系，榮辱、生死、愛國、禮讓、忠義、孝悌、誠信等各種人生觀念，并寫出各種代表人物，在行文敘事中凸顯人的珍貴品質，提醒后世人們應以此為榜樣，以鮮明的筆觸，歌頌美德，批判惡德。
主張刑德兼用
儒家崇尚仁義，法家主張刑罰。司馬談論述先秦諸子，認為儒家"以《六藝》為法"，"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法家"一斷于法"，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司馬遷接受其父觀點，揚長避短，提出刑德兼用。既克服了儒家"為政以德"的"迂遠而罔于事情"，又避免了法家"一斷于法"的"嚴而少恩"。道德引人向善，法令制止邪惡，二者結合就能全面而完整地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道德與經濟的辯證關系
經濟條件決定道德。司馬遷辯證汲取先秦儒家義利論思想，形成獨具特色的"義從利出"即"、"義利論思想，該思想集中于《》。司馬遷肯定追求物質財富的本性與權力，認為仁義道德是財富的派生物，即義從利出，利是義的基礎條件，即仁義道德的建立要以一定的經濟條件為基礎。司馬遷提倡以利養義，他深刻認識到，物質基礎必須優先得到保障，關乎上層意識形態的禮節榮辱才具備踐行的必要條件。
道德又是規范市場，促進經濟良好發展的重要手段。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總結了道德對市場的規范作用，其核心思想是"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換言之，用道德來引導、整齊市場走向秩序化，規范化，因而日益繁盛，人人皆可"歸于富厚也"。
人才觀
江蘇省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朱枝富認為"司馬遷撰史，其宗旨是探求治國之道。"司馬遷在3000多年的歷史中總結出人才是治國之本；任用賢才則興盛治強，任用奸則衰弱敗亡；治理國家，要起用"眾智"，組建文武兼備的人才智庫。而關于人才，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系統理論的人才學論者。
人才素質構成要素
司馬遷總結歷史經驗，認為人才的基本素質應包括三個方面。德才兼備。司馬遷在《史記》中，司馬遷對才德兼備的人十分稱道贊賞。如屈原，司馬遷極寫其治國才能，"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司馬遷贊其德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對于那些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無德無才的人，司馬遷是不認同的。寫丞相石慶，"事不關決于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其治理國家的結果是"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隱忍"的品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質。司馬遷認為，人生難免遭遇災難禍患等考驗。"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人才多能在苦難中"隱忍"，變消極磨難為積極鍛煉，最終克服困難，增長才干，建功立業。他對伍子胥的論贊最能說明這一點。長存的理想和信念。司馬遷寫道:"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非常非常之人"、"奇士"也就是心存遠大理想而有堅定信念的人。他們往往表現出超人的言論和行動。韓信受"胯下之辱"，雖超俗得讓人恥笑，但其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支撐著他，終歸建功立業。
成才的思想
司馬遷在描述歷史人物的奮斗過程，直接或間接地闡發了成才的思想。"勢"對成才的影響。成才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司馬遷特別提到了"勢"的作用。"勢"諸如時勢、國勢、財勢、人勢等，它能減少成才過程的復雜性和曲折性。司馬遷分析了范雎、蔡澤成功的原因，"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故強弱之勢異也。"是國家勢力強弱不同的原因。成才需要自我"發憤"。時勢造英雄"，但成就英雄事業也離不開自身努力。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立名者，行之極也。"司馬遷認為修身立名是人生道德的最高表現，并強調成才的根本條件自奮圖強。成才離不開后天的實踐。對于《史記》中所寫的漢開國功臣，司馬遷感嘆道:"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這些小人物在動蕩的時代跟隨梟雄起事，在鞍馬輾轉中得到鍛煉，終成為風云人物。
選擇人才的思想
識才
識才是重才和用才的一個先決條件，司馬遷認為:首先，人才存在于民眾之中。司馬遷十分注意那些市井黎庶中的人才，并在《史記》中用了很大的篇幅為他們作傳。其次，選才要深入下層。既然治國之才存在于民眾之中，選才者就要眼睛向下，深入下層，從民間卒伍中鑒選人才。如殷帝五丁，"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舉以為相，殷國大治"。
用才
司馬遷認為用才要做到三個方面：其一，要知人善任。"知"，除了具有識別人才之意，還包括了解人才的具體特點。唯有知人善任，才能人盡其才。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感嘆:"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士為知己者用"。其二，要寬容不苛。賢才難免會有一些過失和缺點，甚用才者需以大義為重，做到寬容不苛。如陳平，雖曾有盜嫂受金之過，司馬遷仍寫他"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是"賢相。其三，要用而不疑。重視人才就要有用而不疑的精神，否則讒邪便會乘隙而入，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所以失天下也"。
影響
司馬遷集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于一身，在中國古代史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一位文化巨人，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張大可認為：司馬遷在世界古代史上也是罕見的天才，他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稱為中國繼孔子之后，兩千多年以來歷史文化界的偉大巨人。
歷史
作為歷歷史學家，司馬遷是中原地區史學獨立的奠基人，他的《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史記》記載了中國上起傳說中的黃帝，下至劉徹太初年間，共3000年的歷史。司馬遷作為中國歷史學之父，他所創立包含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結構的紀傳體，被傳統史學家奉為作史"極則"，對兩千年來"正史"的編寫有直接影響。歷代史學家踵其遺軌修成的列朝正史從《史記》至《清史稿》積數有二十六種之多，四千零四十二卷，近五千萬言，按各史的朝代序列完整保存下來。如《史記》所創"八書"，《漢書》擴充為"十志"，為正史系列所繼承。唐以后別支分出，發展成為各種典制體專史系列，貫通的有《通典》《文獻通考》等所謂十通系列，斷代的有歷代《會典》《會要》系列。此外，經濟史、學術史、地方史、少數民族史等專史領域，追本溯源，都由《史記》發其端。因此，《史記》在學術界有中華民族全史之稱。除正史外，司馬遷還開創了"通史家風"，如司馬光、鄭樵分布著述的《資治通鑒》《通志》。
文學
作為文學家，司馬遷開創了散文序事的傳記文學，《史記》成為歷代文學大家和千萬計的讀者學習、借鑒的典范，并對后世傳記文學、散文、小說、戲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史記》對后世文學的影響，最直接的是散文。司馬遷的散文成就，不僅代表了漢代文學的高峰，而且在散文發展史上，也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是唐宋八大家倡導的古文旗幟。如從寫人文學角度看，司馬遷創造了史學與文學高度統一的傳記文學，因此，《史記》不僅影響了后世史傳、雜傳的寫作，也深深地影響后世小說和戲劇的創作，司馬遷是人物形象創作典型化的奠基人。司馬遷塑造歷史人物時不受傳統觀念束縛，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具有獨特的見解。例如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通過對項羽的描寫，展現了項羽的英雄氣概和悲劇命運，同時也表達了對項羽的同情和贊揚。此外，司馬遷在人物傳記中好寫戲劇情節和戲劇化的場面，為后世戲曲創作提供了大量歷史題材。從元代開始，《史記》成了歷代戲曲取材創作的昆山鄧林。在現存的一百三十二種雜劇中，取材于《史記》的劇目就有十六種。現存的明清雜劇取材于《史記》的有十九種，清傳奇二種。據不完全統計，京劇有一百幾十個，川劇、滇劇有上百個，秦腔有近八十個，其他晉劇、豫劇、漢劇、河北梆子等等，少則幾個、十幾個，多則幾十個。
司馬遷文學思想中一個重要的內容是"發憤著書"說，受到屈原"發憤以抒情"的影響。在《報任安書》和《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論述了古代圣賢著書的本質特點，明確地提出"發憤者書"說。屈原的"發憤以抒情"和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揭示了文學藝術創造中帶有普遍性的規律，成為中國古典文學創作與理論的一個優良傳統。他的"發憤著書"說明了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的許多優秀著作，其中總是體現作者的進步思想，而這些思想在當時的黑暗現實中遭受到壓抑，無法實現，只能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現出來。這一見解，對于封建社會中的進步作家是一個重要的啟示和鼓舞，并在理論上對后世的詩、文甚至是小說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思想
司馬遷發憤著書，創造了百科全書式的"紀傳體通史"，實現了"成一家之言"的理想。這不僅是歷史學發展史上的一次劃時代的創新，而且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也都樹立了一座里程碑。從司馬遷立言角度來看，五體結構的紀傳體是"一家之言"的表述形式；而貫通百家學說以建立統一的新思想體系，是"一家之言"的內容，其核心思想是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以志古自鏡。因此，司馬遷的思想體系不是思辨哲學，而是經世致用的總結歷史經驗，在述往事、思來者中形成"一家之言"，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春秋左傳》中記載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精神，一直是中國古代士人孜孜不倦的價值追求，也是古代詩歌常見的精神范式。司馬遷通過《史記》的寫作，在講述眾多歷史人生的過程中詮釋了"不朽"的內涵，從而加深了士人對不朽精神的體認與實踐。與《春秋左傳》等編年體史書因事記人的方式不同，《史記》是以紀傳體形式展現了眾多歷史人物波瀾起伏的一生。司馬遷熱情歌頌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哪怕是以失敗告終的悲劇英雄；而對"碌碌未有奇節"之輩，始終頗有微辭。可見，在選擇《史記》傳主時，司馬遷偏重積極有為的歷史人物，并通過對這些有為人生的敘述，塑造了一個又一個立德建功、澤被后代的人物范本，召喚著后代士人仿而效之，秉持積極有為的人生態度，堅持對不朽精神的追求。并且《史記》所載人、事，略于盛世而詳于亂世，因此戎馬倥傯、建立事功的飛揚人生也就頻頻出現于史遷筆端。《史記》描述的沙場英雄，往往成為后世之人崇拜的對象，激發了他們內心的英雄夢。除了立德、立功的不朽思想之外，司馬遷"著書"精神也體現為對立言不朽的重視。在司馬遷看來，著書立說既是通郁結之道，又有著"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文化追求，并且他還明確表露了"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真實心聲，從而旗幟鮮明地宣布了立言不朽的人文理想。司馬遷的立言不朽精神激發后世文人從事著述事業的夢想，促成了文學創作的繁榮和理論探討的深入。
人物評價
漢代
揚雄在《法言·潛夫論》一書中寫道："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是贊揚司馬遷實錄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實錄與愛奇，為歷人者所贊同，直到現在。
班固是漢代系統評論司馬遷的第一人，《漢書》中有《司馬遷傳》。班固在贊語中說："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唐代
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的文學才華，他說："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
柳宗元認為《史記》文章寫得樸素凝煉、簡潔利落，無枝蔓之疾；渾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詞造句，煞費苦心，減一字不能。
宋元
馬存認為司馬遷平生喜游，足跡不肯一日休。司馬遷壯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所以他的文章或為狂瀾驚濤，奔放浩蕩；或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妝如濃，靡蔓綽約；或龍騰虎躍，千軍萬馬。司馬遷世家龍門，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彷徨齊魯，睹天子之遺風。所以，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為文章，因而子長的文章變化無窮。
南宋歷史學家鄭樵認為：諸子百家，空言著書，歷代實跡，無所紀系。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書。
明清
金圣嘆把《史記》作為"六才子書"之一，評論《史記》序贊九十多篇。他在評《水滸傳》《西廂記》中多次贊揚司馬遷，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他說："隱忍以就功名，為史公一生之心。"在評《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司馬遷"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淚。"
錢謙益在《物齋有學集》中說："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他認為司馬遷創立的五體結構，成為歷代史學家編史的樣本，發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學誠在史學理論名著《文史通義》中說："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后一人而已。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系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專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現代
魯迅在《漢文學史納要》評價司馬遷:"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不拘于史法，不于字句，發于情，肆于心而為文"，"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并成為《史記》評論中的不朽名言。
毛澤東評價司馬遷"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卻"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所不辭"，是因為他內心的積郁還沒有來得及宣泄，苦衷還沒有昭之于世人，滿腹文采還沒有來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寫著的著作能"藏之名山，傳之后人，通邑大都"。誠如是，則雖九死而心不悔，這愿望確實是達到了。可以說，真正的信史自司馬遷始，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有著廣博學識、深刻目光、豐富體驗和雄偉氣魄的史詩！"史學之父"，他是當之無愧的。（1949）
郭沫若評價司馬遷:"司馬遷這位史學大師實在值得我們夸耀，他的一部《史記》不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古代的史詩，或者說它是一部歷史小說集也可以。"并于1958年在司馬遷的碑文中寫有"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贊語。
翦伯贊評價司馬遷:"中國的歷史學之成為一種獨立的學問，是從西漢起，這種學問之開山祖師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史記》是中國歷史學出發點上一座不朽的紀念碑。""《史記》雖系紀傳體，卻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生動的描寫。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鄭振鐸認為：自司馬遷以來，便視歷史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所以司馬遷取的材料，范圍極廣，自政治以至經濟，自戰爭以至學術，無不包括在內，其所網絡的范圍是極其廣大的。所謂"文學史"也常常被網絡在這個無所不包的"時代的百科全書"之中。
師哲對司馬遷的評價是：司馬遷也確實稱得上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潛心著書，寫出了'無韻之離騷，千古之絕唱'的《史記》。
杜鵬程在《韓城市志》序中說:"韓城素稱文史之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歷史文化名人司馬遷的故里，一向文化較為發達。……歷朝各代，名人輩出，其中以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遷最為著名，其宏偉巨著《全本史記》聞名中外，影響深遠。"
人物關系
后世紀念
司馬遷祠
司馬遷祠位于陜西省韓城市南10公里芝川鎮東南的山崗上，東臨黃河，西偎梁山，南瞰古魏長城，北望芝水長流，建于晉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據說共用了526500塊磚，與《史記》的52萬字相對應。祠內有神道、牌坊、祠院、祠墓等，神道有九十九級臺階，九為數之尊，九九有著至高無上的象征意義，表明后人對司馬遷的敬仰。神道盡頭矗立著一座石牌坊，上刻"高山仰止"四字，比喻司馬遷德高如山。祠院在山頂，司馬遷墓在祠院后邊，墓碑上有清乾隆陜西巡撫畢沅題的"漢太史司馬公墓"七個字。
祭祀活動
相關傳說
傳說司馬遷在撰寫《全本史記》時，因怕被統治者摧毀便讓外孫楊惲抄副本，正本由妻子柳倩娘藏在韓城芝秀庵。后來，司馬遷因李陵事件判刑入獄。司馬家族聽說后怕因暗藏"謗書"而被誅滅九族，便決定改姓、埋名、遷居。長門在"馬"字前加兩點，改姓為"馮"，二門在"司"字前加一豎，改姓為"同"。后舉家搬遷至巍山東麓野牛坡下，村名定為"續村"，意為馬家族之"續"。后又取同音字"徐"。"徐村"的含義為"雙人余村"，意為"司馬遷兩個兒子在徐村"。此后，徐村便有"馮同一家，馮同不分，馮同不婚"，且在一個祠堂祭祀祖宗的習俗。
司馬遷死后，后裔為避過官府，每年清明節午夜時分在徐村西北的法王廟前，以敬神的名義祭祖。"據說，漢宣帝時期，有一年清明節黎明時分，司馬遷后裔正在祭祖，突然傳來京城的欽差來徐村的消息，后裔為掩人耳目，匆忙讓戲班子和祭祖人群狂奔到村東九郎廟前，繼續搭臺演戲、焚香敬神。后來發現是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奉母親司馬英之命為外祖父掃墓，并回舅家報喜，說漢宣帝已為司馬遷平反昭雪，《史記》從此以后可以公諸于世。徐村人轉驚為喜，喜出望外，敲鑼打鼓，演戲慶賀。后人為了紀念這一轉悲為喜的故事，每年清明節都要唱"跑臺子戲"，以此來紀念司馬遷與《史記》。
祭祀形式
司馬遷祭祀活動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演變，如今已發展為韓城市全市性的祭祀活動，并有以下六種活動形式：
一：改地名為司馬遷鳴不平。根據"老牛力盡刀尖死，自古忠臣無下場"的民諺，將徐村西邊的"野牛坡"改為"老牛坡"。
二：建造"司馬雙峰"祠堂紀念司馬遷。因為司馬遷與其父司馬談都曾任"漢太史"之職，司馬遷遭遇不幸后，徐村人為了紀念司馬與其父司馬談遷建造了門匾題額為"漢太史遺祠"的祠堂，但名為紀念司馬談。
三：建廟修墓，明敬法王，暗祭司馬遷。徐村人在村西北修建了一座"法王廟"，廟后埋葬著司馬遷的忠骨，并修了一座墓冢，人稱"真骨墳"。
四：唱"跑臺子戲"。每年清明節前一天在司馬遷真骨墳前法王廟前搭好戲臺，午夜時分馮、同族人由長老帶領，著禮服、抬香案、帶供品在法王廟戲臺祭祖唱戲。黎明時分突然全場燈火熄滅，鼓樂驟停，演員不得卸妝，樂人攜帶樂器，馬上從臺上跳下向九郎廟跑。村民們則立即拆掉戲臺，抬上香案隨演員一起奔跑至九郎廟。接著九郎廟戲臺鼓樂響起，大戲又唱了起來。
五：司馬遷祠的祭祀活動。每年清明節，徐村、華池、高門及十村八社的人們都要敲鑼打鼓吹鎖吶，成群結隊登山入祠祭奠司馬遷。
六：舉行大型祭祀活動。改革開放后，在韓城市司馬遷學會的帶領下，民間祭祀司馬遷活動規模越來越大，清明節祭祀活動不斷規范化與制度化。從2006年清明節至2008年，大規模的清明節民間祭祀司馬遷活動己連續舉辦了三屆。渭南市人大、中共韓城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協的領導和中國史記研究會、陜西省司馬遷研究會、陜西省弘揚漢文化研究中心的領導及各屆群眾2000余人參加了2008年清明節的民間祭祀活動。
相關爭議
生年爭議
司馬遷在《史記》中并沒有記錄自己的出生時間，后世研究他時對于他的出生有十年之差的爭議，一種是司馬遷生于公元前145年（劉啟中元五年），另一種是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4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義》，唐代張守節注。《正義》注稱："太初元年，遷年四十二歲。"公元前104年是太初元年，往上推41年正是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王國維、梁啟超等認為這種是正確的。公元前13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隱》，根據晉代張華的《博物志》稱"大夫司馬遷，二十八歲古六月乙歲卯，石也"。則是公元前108年是劉徹元封三年，此時的司馬遷28歲同年升為太史令，由此上推27年，正是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郭沫若等認為這種說法正確。后世多采用第一種說法。由于司馬遷生年十年之差百年來兩種爭論不斷，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張大可于2019年發行《司馬遷生年研究》一書，并在第三講與第七講將司馬遷生于公元前145年證實為定論。
出生地爭議
《太史公自序》中云："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文言文。"這是對司馬遷少年時代生活的記述。因此，有說生于龍門寨，有說生于夏陽城內，有說生于華池，有說生于芝川，有說生于山西河津。傳統觀點認為司馬遷出生于龍門。而龍門處于今山西省河津縣和陜西省韓城市之間，跨黃河兩岸，漢時屬夏陽縣。史料證明司馬遷的出生地就在今龍門山南七十里韓城市芝川鎮，陜西韓城芝川鎮的司馬遷廟也可以作為佐證。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張大可在《司馬遷大傳》一書中也提及，關于司馬遷自詡"遷生龍門"，后世有陜西夏陽與山西河津兩種說法，前者更具可考性。
影視形象
延申閱讀
傳世名言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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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司馬遷出生時間的爭議.歷史資料網.2023-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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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天子2第1集.愛奇藝.2023-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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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追司馬 (2012).豆瓣電影.2023-09-16
《典籍里的中國》 《史記》20210321.央視網.2023-09-16
精言妙語.史記研究網.2023-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