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又名《呂覽》，是秦國國相呂不韋組織門客集體編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大約成書于公元前239年前后。《呂氏春秋》條分理順，篇章劃分十分整齊：分十二紀，每紀5篇；八覽，每覽8篇；六論，每論6篇。再加上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呂氏春秋》兼收儒、道、墨、名、法、兵、農、陰陽各家學說之所長，展現了先秦時期哲學、政治、法律、軍事、教育、養生等多個方面的學術思想，后人認為《呂氏春秋》為“雜家”之始。其編撰結構與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呂氏春秋》是我國先秦時期的重要文獻。在文學方面，它的文章短小，質實平暢，創作了大量生動有趣的寓言故事，記錄了許多上古時期中國神話。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它保存了大量先秦諸子百家的遺佚文獻，為先秦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后人評價為“先哲之話言，千古之佚事，賴此以傳于后世”。
書名由來
《呂氏春秋》的命名言簡意，“呂氏”指此書是由呂不韋組織編寫的。呂不韋（?-前235），衛國陽（今濮陽市西南）人。原為陽翟大商人，在趙都邯鄲市遇見入質于趙的秦公子秦莊襄王（即莊襄王），認為他奇貨可居，于是西入咸陽市，游說華陽夫人（孝惠文王夫人），立子楚為太子。孝惠文王死，子楚即位，呂不韋受任為相，食邑十萬戶，封文信侯。不韋之姬有娠，獻之莊襄王，生子政（即秦始皇），始皇尊呂不韋為仲父。通于太后，門下有賓客三干，家僮萬人。贏政親政后，他發動政變失敗，被免去相職，出居河南省，再徙蜀郡，途中憂懼自殺。
“春秋”之意則有不同的說法。“春秋”取自“春秋代序為一年”之義，是先秦時期常見的史書名稱。孔穎達《春秋正義序》中說:“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及《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均以此命名。第一種說法認為，《呂氏春秋》以十二月令為《十二紀》卷首，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十二個月之順序而寫，正是“春秋代序為一年”的本義，所以以“春秋”命名。這種說法出現較早，漢代的鄭玄、唐朝的孔穎達、宋代的王應麟、清代的耿文光及現代的朱守亮、趙逵夫、李家驤等都支持這種說法。第二種說法認為，《呂氏春秋》是呂不韋效法孔子作《春秋》，以寓褒貶、勸戒之意，是用來教導秦始皇的一部治國大綱。這種說法主要出現在清代及之后，章學誠、劉咸炘、孫志、田鳳臺等及日本學者松皋圓均支持這種說法。
《史記》中記載，《呂氏春秋》又稱為《呂覽》。學者們對“覽”字的解釋有三種：第一種，古人習慣以篇之前兩字稱呼篇名和以書之首篇名字稱呼書名。《呂氏春秋》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呂不韋傳》中的篇目順序是《八覽》《六論》《十二紀》（與現在的一般順序《十二紀》《八覽》《六論》不同），“覽”指書之首篇的《八覽》。梁玉繩、周中乎、張心、呂思勉、郭沫若等人支持這個觀點。第二種，“八覽”篇在《呂氏春秋》流傳的某些時期非常受看重，且其中包含了眾多寶貴史料和呂不韋的政治思想，所以以“覽”命名。第三種，《呂氏春秋》和《呂覽》兩種名字分別來自《十二紀》和《八覽》，需要正式著錄的時候就用《呂氏春秋》這個名字，而在行文議論中為求簡便就用《呂覽》這個名字。《呂覽》之名只不過是行文時不拘小節，沒有什么深層含義。章學誠、畢沅、梁玉繩等人支持這一觀點。
成書
成書背景
社會背景
戰國時期，士人階級憑借各國謀求富國強兵、相互斗爭的需要趁機崛起，進而著書立說、聚徒講學，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戰國末期，秦國推行商鞅變法，政治、經濟、軍事等實力顯著增強，兼并戰爭接近尾聲，大一統的局面即將形成。大量士人不斷涌入秦國，秦都咸陽成為當時的學術中心。呂不韋作為秦國的相國，招攬了三千門客，他們來自不同學派，這為《呂氏春秋》這一部集合百家思想的百科全書創造了社會基礎。
個人背景
《史記·呂不韋列傳》中記載，秦莊襄王嬴子楚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秦始皇被立為秦王，尊奉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呂不韋以扶立異人這一次投機的成功，位居如此高位，在秦國這樣尚首功、重實利的極權主義國家是遠遠不夠的，他不得不多方面鞏固自己的地位。這一時期，呂不韋對外繼續進行兼并六國的戰爭，取得了不少三晉土地，建立了三川郡、太原郡和東郡，造成包圍三晉，便于各個擊破的有利形勢；對內結好太后，廣植黨羽，招攬賓客三千人作為智囊團。同時，他積極制造社會輿論聲勢，使三千賓客“人人著所聞”，海納百家之言，加以采擇和綜合，編成《呂氏春秋》這一部“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的奇書。在《呂氏春秋》編成后，呂不韋進一步對其進行輿論宣傳。他把《呂氏春秋》放在咸陽市門，其上懸掛千金，聲稱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就以千金作為報酬。這樣一來，《呂氏春秋》就成為了呂不韋宣揚治國思想、鞏固地位、招攬人才的法寶。
成書時間
《十二紀》成書時間爭論
《呂氏春秋》中《十二記》末尾《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問《十二紀》。”“歲在涒灘”指歲星運行到申的位置，“涒灘”即申年的別稱。但是，秦始皇即位的第八年是戍年，申年有兩年之差，這引起了學者們的爭論。
1.成書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清學者孫星衍認為，莊襄王滅周之后二年，癸丑歲，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陳奇猷認為《呂氏春秋》的《十二紀》部分，成于秦莊襄滅周后八年，即秦始皇六年。
2.成書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呂氏春秋》最早的注者漢代高誘，及宋代呂祖謙、清代周中孚、近代的胡適都主張直接按照“維秦八年”去計算成書時間。錢大聽、錢溉亭、畢沅等學者對于“差兩年”的解釋是，周代至漢代其間每一百四十四年超一辰（超辰之法東漢時停用），而秦始皇在漢太初前一百三十余年，以今法上推，故有兩年之差。
3.成書于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成書于秦王政十一年呂不韋遷蜀之后（公元前236年）、成書于秦王政秦滅六國之戰之后（公元前221年后）。這三種說法有的認為是傳抄過程中出現錯誤，有的認為《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提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就是指成書于呂不韋遷蜀之后，有的認為《呂氏春秋》提到了“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的大一統景象。但是這三種說法漏洞頗多，故支持的人較少。
雖然《呂氏春秋》的成書時間有若干種說法，但是根據其“一字千金”的典故，可以證明《呂氏春秋》作于呂不韋仍在咸陽市身居高位的時期。東漢桓譚記載，呂不韋將《呂氏春秋》“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后，沒有人來領賞修改，東漢高誘認為這是當時的人畏懼呂相國的權勢，不敢觸其鋒芒，所以《呂氏春秋》作于呂不韋氣焰極盛的公元前246年到公元前238年間。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與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兩種說法中，秦王政八年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因為公元前241年的秋天并沒有“甲子朔”（即這個月的第一天按照天干地支紀日法為“甲子”），且按照秦國使用的歷和歲星紀年法的“超辰”現象推算，“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理應為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
《八覽》《六論》成書時間爭論
關于是否一次成書的問題，陳奇猷、劉慕方及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町田三郎主張《呂氏春秋》曾成書兩次，《十二紀》成于秦始皇六年或八年（公元前241年或公元前239年），而《八覽》《六論》則成于遷蜀之后，即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另一派學者認為，《呂氏春秋》在成書之前曾有系統之構思、規劃，呂不韋賓客人手又眾多，遷蜀后呂不韋失去了權力與門客，完成后兩部分的可能性不大，而門客們失去了呂不韋的組織與金錢支持，也不太可能自發組織儒、道、法等各家學派進行續作。司馬遷《史記·呂不韋列傳》也明言“號為《呂氏春秋》”的包括三部分。至于書中紀、覽、論三部分，在不同版本中的順序不同，由于其定稿時被刻在竹簡上很可能是相對獨立的，所以其順序很容易被翻亂，后人也可以根據需要和興趣置放，但今本篇目與古籍篇目大致相同，所以方孝孺、牟鐘鑒等學者支持只存在一次成書。
撰寫主體
《呂氏春秋》的編著作者主要是秦相呂不韋所養的食客。呂不韋眾多門客以文吏群體和學術文士為主。文吏群體中姓名可考者僅有李斯、司空馬、甘羅等幾人。李斯，楚國人，從學荀子，是法家著名代表人物，王范之在其著《呂氏春秋研究》中提出《呂氏春秋·察今篇》極有可能就是李斯所作，因為《察今》文中“不法先王之法”“因時變法”的主張與李斯的言論及語氣相似度極高。司馬空，為秦尚書職，習秦事。甘羅，是前秦相甘茂之孫，因其辨才出眾立下大功被拜為“上卿”。由上可見，“文吏”群體是《呂氏春秋》編撰團體中的重要力量。
呂不韋的門客舍人多為秦晉之人。史料記載：“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從秦始皇對這些人不同程度的“奪爵”、發配的舉措可以看出，這一部分秦晉之人多是擁有爵位和俸祿的“文吏”群體。學術文士多為齊魯之人，他們中多數是稷下學者的后學之士，一百六十篇文章中至少三分之一篇與稷下學有關。戰國時期齊國稷下學宮為學術中心，眾多流派學者云集于此，在齊亡國后稷下學者流散各地，其中相當一部分學術文士便來到強秦以期施展自身抱負，這批學士文士“不治而議論”，儒、墨、道、法、陰陽、縱橫等諸家思想盡在其中。
呂不韋多元的門客群體帶來了《呂氏春秋》的兼容理念。此書整合了熟知法令吏道的文吏和倡言學術的文士身上所具有的不同文化思想特色及價值理念，最終形成了合百家學說、包羅萬象、法天象地的恢弘氣勢和包容風格。故而《漢書?藝文志》將《呂氏春秋》列為雜家之首，所謂“雜家”，有聚集、匯集之意：“雜聚天下之物，撰眾人之德，辨定是之與非”。
版本流變
《呂氏春秋》在其流傳過程中經歷了傳抄和翻刻的過程，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版本系統。按其成書年代最早應是書于簡之上，司馬遷《史記》首次記載了是書的基本情況：“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余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但并未提及卷數。《漢書?藝文志》首錄了是書卷數：“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此處“篇”即“卷”之意。是書現存最早的版本為東漢高誘的《呂氏春秋注》。唐朝《呂氏春秋》未得到廣泛流傳，只有兩種節錄本流傳于世：一是《呂氏春秋治要》，該版本節錄《呂氏春秋》四十三節，收錄在魏徵等人編著的《群書治要》中；二是《呂氏春秋要語》，該版本節錄《呂氏春秋》要語四十五條，收錄在唐馬總所編《意林》中。
宋代開始出現《呂氏春秋》的刻本，當時至少有5種版本流傳：（1）余杭刻本（鏤本），亡佚30篇，脫句漏字合3萬余言；（2）東牟王氏本，本于余杭刻本；（3）大清樓藏本，改為內府藏本；（4）資善堂本，參校于大清樓藏本；（5）賀鑄手校本，乃賀鑄于元祐七年（1092）得資善堂本《呂氏春秋》后所校。賀鑄手校《呂氏春秋》26卷，是宋朝之后通行的版本，也是元刻本編撰的依據。到了元代，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版本——至正嘉興路儒學刊本，是書共二十六卷，百六十篇。每頁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小黑口雙欄。版心注字數，且刻“青”“射”字樣，前有遂昌鄭元祐序，此本為劉克誠手校本，此版本既繼承了宋本《呂氏春秋》之長，又補宋本《呂氏春秋》之缺，是目前所見最早刻本（即畢沅所說的《元人大字本》），成為后世許多版本的祖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明代工商業空前發達，刻書事業也更加普及繁興，《呂氏春秋》的出版刻印也達到了一個高峰，許多重要的版本都出于這一時期，《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收錄《呂氏春秋》明代版本18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收《呂氏春秋》明刻本（明修本）37種，依照版本特點及內容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1）白文本，即只有原文沒有注釋的版本，有四種：明萬歷新安吳勉學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歷新安吳中珩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歷丙申劉如寵刻本（現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萬歷新安黃之刻本（現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2）注本，即只帶有注釋部分的版本，有七種比較有代表性的版本：（1）弘治十一年河南開封府許州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嘉靖七年關中許宗魯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藏），萬歷己卯張登云本（現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萬歷己卯虞德燁等維揚重刊本（現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歷云間宋邦乂等刊本（現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萬歷云間宋啟明本（現存殘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萬歷乙巳汪一鑾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3）批點本，即有眉批和圈點的版本，有三種：萬歷庚申凌稚隆朱墨套印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丁卯南亭李氏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錢塘朱夢龍本（現北京大學圖書館藏）；（4）節錄本，即摘要抄錄的版本，主要有8種：《呂氏春秋類纂》（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刊本，現分別藏于日本內閣文庫、蓬作文庫和陽明文庫中），《呂子玄言評苑》（明光裕堂刊本，現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呂覽品節》（明萬歷十九年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呂氏春秋品匯釋評》（明萬歷四十四年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呂子評點》（收于《諸子匯函》中，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呂氏春秋奇賞》（明天啟六年蔣氏三徑齋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呂子拔萃》（明天啟七年朱墨套印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呂氏春秋類語》（收于《新刊王太史匯選諸子類語》中，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雖然明代是《呂氏春秋》出版的高峰時期，但明人喜好思辨而少務實考究，故《呂氏春秋》真正精善之作還是在清代出版。清代《呂氏春秋》的版本相對穩定，依照版本特點及內容可分為兩大類：（1）校注本，即精校精注的版本，最具代表的版本是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經訓堂叢書靈巖山館畢校本（簡稱畢本），該版本取元刊大字高誘注本為底本，采李翰、許宗魯、劉如寵等諸本加以校勘，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2）節錄本，即摘要抄錄的版本，主要有四種：《呂不韋著書》（收于馬骕《繹史》中，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影印《四庫全書》本），《呂氏春秋選》（清嘉慶十六年人境軒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呂氏春秋從錄》（清道光二年富文齋刊本和光緒吳氏醉六堂重刊本，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呂氏春秋文萃》（收于李寶《諸子文萃》中，民國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排印本）。
近代以來《呂氏春秋》逐漸被重視，有更多學者開始致力于此書研究，伴隨古籍今注今譯熱潮的興起，產生了一批便于讀者閱讀和了解《呂氏春秋》的注釋本和譯注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許維遹的《呂氏春秋集釋》，是書26卷，以畢沅校勘靈巖山館本為底本，參校眾本，引眾家專著筆記而成，有民國二十四年排印本、1955年北平文學古籍刊行出版社影印本及臺灣世界書局影印本；（2）陳奇猷的《呂氏春秋校釋》，是書也是以畢沅校勘靈巖山館本為底本，廣搜元、明及日本刻本數十種，參校以唐宋以來類書文獻以查漏補缺，是書凡所錄前人校說均加按語對不同說法加以說明，為后人注釋此書提供了新思路，現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裝本；（3）王利器的《呂氏春秋注疏》，是書對舊注有詳考詳釋，并對舊注中錯誤之處加以訂正，在校勘注釋方面有著重要價值和影響。
簡言之，我們今日所見《呂氏春秋》雖然存在一些文字的脫衍竄偽及篇章的殘缺竄亂問題，但整體上看版本是相對穩定的，文字也基本可信可靠。從時代與版本的關系上來看，《呂氏春秋》在中唐以前較受學人重視，故在先秦諸子著作紛紛失傳的漢魏南北朝時代，此書能基本不失原樣地流傳下來。不過其時書籍傳寫不便，容易因抄寫致誤。宋代雖然印刷術大行于世，但卻是《呂氏春秋》最受輕視的時期，《呂氏春秋》讀者較少，民間流傳本缺誤甚多。元時《呂氏春秋》稍行于世。明代文人對《呂氏春秋》比較重視，但于考證、校勘之道并不熟練，且常有改字過勇的毛病，因此雖取得了一定成績，也增加了一些混亂。直到清代，畢沅校正本才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大致恢復了高誘注本的原貌。此后，許維遹、蔣維喬、陳奇猷等又續有改進，《呂氏春秋》的版本逐步完善起來。
內容概要
《呂氏春秋》內容以儒家、道家思想為主，雜糅名家、法家、墨家、農家等各派思想學說，《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雜家。它并不是盲目地抄錄它書，而是本著“紀治亂存亡”（《序意》）的目的去整合匯編先秦諸子思想等諸多思想，為秦統一天下、治理國家提供思想理論武器。其結構嚴謹、語言樸素、表達簡練，多用寓言、故事說理，常有生動的人物形象。如“刻舟求劍”“黎丘丈人”等故事至今為人所稱引。注本有東都高誘《呂氏春秋注》（《四庫備要》本）是必讀版本，近人徐維《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資料豐富，考證詳實，便于讀者閱讀。
是書有成熟的體例結構，由十二紀、八覽、六論三部分構成。十二紀，為全書主體，綱領全書；以四季為序，每紀5篇文章，其中首篇為月令，十二紀后另附《序意》一篇，現存共計61篇文章。八覽，為擴展深入，具言闡釋；每覽下掣八篇文章，其中《有始覽》散佚一篇，現存共計63篇文章。六論，為余篇整理，補充闡發；每論六篇，現存共計36篇文章。具體內容詳見下表：
思想
雜家思想
《呂氏春秋》一般被認為是雜家的代表著作，蔣伯潛《諸子學纂要》認為，雜家“兼儒墨，合名法”，其長在博，其短在雜。周秦間雜家之書，著名而存於今者，當推《呂氏春秋》。”學術界對于“雜家”的認識和理解有較大分歧，有認為本書是拼盤式的雜，而《呂氏春秋》則為雜家正名。
《呂氏春秋》提出了一個雜家基本理論：一個東西的成長和發育，是許多積極的因素積聚在一起的結果，要想統一天下，必須取眾家之長。并且它用“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夫取于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的比喻證明：取眾家之長，以補自己之短，這還不是雜家。但如果沒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和立場，而企圖只靠采集眾家之說以構成一個體系，就像拼綴成的純白的皮衣一樣，這就是雜家。
《呂氏春秋》的“雜”，并不是雜糅或雜湊，而可以概括為三點：雜存、雜選、雜通。“雜存”指呂不韋并舉諸家之說，沒有用一家一派把其他各家吃掉和融化。“雜選”指呂不韋對各家各派有所選擇，而棄其中走向極端的內容。如選取儒家君臣父子倫理道德之論，擯棄其中迂腐之論和繁之禮；選取墨家節葬、尚儉思想，擯棄其明鬼、非樂等。“雜通”指呂不韋試圖以王者之需，博通百家，但凡有利于君主統治者的內容概予吸收。《呂氏春秋》展現雜家了特色，為后世對雜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哲學思想
在宇宙觀方面，《有始覽》認為，宇宙的本源是一種極其精微的物質，《十二紀》中《大樂》《圓道》把它歸結為“道”“太一”“一”。這種精微物質的運動、變化和結合產生萬事萬物。萬物自身處于不斷循環往復的運動中。在天人關系問題上，《呂氏春秋》從唯物主義的宇宙生成觀出發，否定神秘之天的存在，否定天對人的主宰，但又主張應效法自然。《序意》說：“古之清世，是法大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天吉兇也。”法天地就應按客觀規律辦事，不違反事物各自的本性。
在認識論方面，《呂氏春秋》緊扣“聽言”與“知人”兩個主題，反對不學而知，認為圣人不過是先知先覺而已。在認識的方法上，認為要想獲得對事物的正確認識，必須去掉主觀偏見。它還強調，對事物的認識必須隨著客觀情況的變化而改變，不可刻舟求劍。
政治法律思想
在君主論方面，《呂氏春秋》認為君主必先明君臣之分。君主秉要執本，以虛靜無為處之，不能矜尚其能，代百官而行事。同時，君主要深藏自己的思想，不能被臣子所窺察，同時使用高超的手法去駕馭群臣。君主要知人善任，對已經任命的臣子也不能松懈，需要“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在君民關系方面，《呂氏春秋》主張順從民意，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反復論述得民心而得天下，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思想。
在法律方面，《呂氏春秋》主張必須運用法律這一“規矩”“準繩”處理天下事務，方能治理好國家。它支持法家的變法思想，認為歷朝歷代沒有一貫不變之法；同時又認為“人之紀”是與天地長存而不可變的，夾雜了儒家的倫理綱常思想。在實施刑法的方面，《呂氏春秋》反對法家的嚴刑峻法，提倡以德治為主，以賞罰為輔；賞罰公平，不分親疏。
農業思想
《呂氏春秋》認為農業非常重要，“古先圣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其中的月令和《士容論》中的四篇農家著作涉及了大量農業經濟理論。十二紀月令依據天文現象、節候確定政令、人事，部署農業生產及其他活動，并指出錯行時令會造成的不良后果，是農事活動的法典。例如孟春之月的天象是“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氣候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物候是“蟄蟲始振”“候雁北”；農業方面需要“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導）民，必躬親之”。同時，《呂氏春秋》提倡要保護生物資源，提倡可持續發展，反對捕殺幼崽、竭澤而漁，反對在孟夏萬物生長的時節大興砍伐和田獵；提倡考察土壤質地、結構、含水量等，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進行種植。
教育與音樂思想
《呂氏春秋》有關教育方面的論述相當豐富，教育理論有《勸學》《尊師》《誣徒》《善學》四篇；音樂教育有《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音初》《制樂》七篇。《呂氏春秋》重視文化教育的作用，提倡“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學。”在師生關系方面，《呂氏春秋》要求學生要敬學尊師，老師要視徒如己，言傳身教，以達到師徒同心的效果。《呂氏春秋》認為善學的關鍵是“用眾”，博采眾長，兼容并包，故《呂氏春秋》的《善學》篇又名《用眾》篇。關于道德教育思想。《呂氏春秋》提出了“尚德”“高義”“至忠”“孝廉”“貴公”“貴直”“去私”“務大”“博志”等品德，還提出了具體要求。
《呂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樂教”理論，對于音樂十分重視。書中提出，萬物由于陰陽化育而形有孔竅，故有聲發出，先王對這種自然和諧音聲的模仿就成為了“樂”。音樂具有著影響政治、反應民間風俗的重要作用，《適音》篇提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同時，音樂也具有修養身心的重要作用。《呂氏春秋》主張人要要以舒適的心情、適當的行為來聽適當的音樂，不能縱欲無度，追求奢侈、淫靡的音樂。
養生思想
《呂氏春秋》提倡“貴生重己”的生命觀，在多方面提出了保養“精氣”觀念。在飲食方面，書中反對“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強調“食勿強厚味，無以烈味重酒”，告誡人們要注重飲食調理，“食能以時，身必無疾”。在運動方面，《呂氏春秋》認為形體不動，則精氣就不會流通，從而導致氣機郁結，產生多種疾病，于是經常進行鍛煉，不能貪圖安逸、缺乏運動。在物欲方面，書中提到人們對物欲的追求擾亂了人類長壽的天性，不能貪戀美色和淫靡之音，要節制自己的情欲。
文學特色
寫作手法
從寫作手法上來看，《呂氏春秋》擅長用譬喻和寓言故事形象化地進行說理論述。例如《察微》篇連用“辭金受牛”“桑女敗國”“羊斟御車”“斗雞之仇”這四個寓言故事從正反兩個角度形象化地闡述了察微的重要性：以“辭金受牛”的寓言贊揚了孔子見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的能力，從正面闡述了察微的重要性；以“桑女敗國”“羊斟御車”“斗雞之仇”三則寓言從反面闡述了微小之處不察必定釀成大禍，形象生動并具有極強的說服力。“據初步統計，《呂氏春秋》中的寓言故事有兩百多則，它們大都生動有趣，意味雋永，故事完整，具有著戰國末年寓言文學的很多特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呂書在寓言的運用上，往往采取先提出論點或命題，然后依次引述一至數則故事加以論證，這正顯示了寓言文學發展的獨立趨勢。就其形式而言，它上承《莊子》，下開韓非子《內外儲說》，可謂是從莊子的語言組形式向韓非子的寓言分類匯編形式過渡的中轉環節。”
語言風格
從語言風格上來看，《呂氏春秋》是書語言平實樸素、暢達簡勁。如《圜道》篇：“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此處語言平實簡勁，精煉地寫出了萬物生長收藏的圓道之循壞變化、無窮無盡。再如《尊師》篇開始用“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等22位古今圣人賢士闡述尊師的必要性，每一例都被精煉為短短一句話，這種例證群舉的形式，化冗繁為簡勁。這樣創作的原因是：呂不韋的著述目的與期許決定了這部著作不可能像此前的諸子那樣，通過縱橫捭闔的文筆而自成一家之言。通鑒以資治是其著作的基本出發點；穩當曉暢，使道理深入人心是其下筆為文的主要目標。
《呂氏春秋》的語言不僅有先秦諸子散文說理清晰、邏輯嚴密、質樸簡潔的特點，也帶有一定的辭賦化特征。《呂氏春秋》使用對偶、排比、頂真等修辭手法，使文章奇偶相間、整散有致。如《先己》篇“勿身督聽，利身平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業進樂鄉，督聽則奸塞不皇”就同時使用了排比與頂針兩種手法，展現出富于變化的辭令之美。
編撰結構
從內容結構上來看，《呂氏春秋》是書結構嚴謹整齊，其中每篇文章篇幅短小卻不失精悍。《十二紀》的文章大約五百字，《八覽》的平均字數保持在七百至八百之間，《六論》則在五百五十字左右。三大部分主旨鮮明，紀體內容為記載帝王之事，表現手法以敘事為主。論體以題概篇，論證方法多樣，結構井然有序，引用內容博采眾家、兼收并蓄，有很強的邏輯性和說服力。序體交待著書時間，說明編撰意圖，是考訂和研究《呂氏春秋》的重要材料。
在關聯性方面，各部分文章在內容上做到了篇意相承，篇旨統一。紀之脈絡最為嚴密，各紀首篇順次分布十二個月的天地之象、政事活動，每紀后四篇文字則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象征意義論說養生與公道、教學與樂事、兵戰與用人、死事與士節。覽中的篇意也大多相承，或是承接而來，或是正反相成。論中也不乏相乘之篇聯袂而起，如《察賢》后繼之以《期賢》，《貴直》后緊接《直諫》，《上農》等末四篇從方針、政策、技術等方面合論農事，旨意連貫。論文之法漸成模式，除個別篇目純為議論或全由故事組成外，大部分文章以議論加事例的方式組織行文，或是議論開篇中列故事議論作結，或是羅列數則再歸于議論，論法有則，既是對《韓非子》內、外《儲說》說理方法的繼承，又不拘格套，自生變化，形成了一套新鮮而成熟的論文之法。
后世影響
《呂氏春秋》在體裁演進和撰述方法上對后世影響深遠。《呂氏春秋》其精妙嚴密的篇章組織結構在先秦說理散文中獨樹一幟，并為后世的集體著述活動提供了優秀的范本和示例，西漢的《淮南子》、三國時期魏國的《皇覽》再到清代的《四庫全書》，這些各個時代誕生的類書、叢書之中都能窺見《呂氏春秋》的匯編撰述之法。以《淮南子》為例，是書雖然在組織結構上不如《呂氏春秋》一般結構分明嚴密，但也是按照天、地、人的順序貫穿始終，各自圍繞一個主題進行闡述討論，篇幅大致相當；也有像《呂氏春秋》之《序言》一般的《要略》，對《淮南子》此書的內容進行了概括總結，這些細節都可以看出《淮南子》對《呂氏春秋》編撰體例方法的承繼和發展。
《呂氏春秋》對“紀”體的開創也有重要貢獻。劉勰《文心雕龍》認為，《呂氏春秋》第一次將記載天子居處、政令的文章名之曰“紀”，后《史記》仿之作“本紀”以記帝王之事。“紀”在司馬遷手中恢復天子為確指，去除了其中理想的成分，還之以史家實錄的面目。到《漢書》《后漢書》亦是如此，再往后荀悅的《漢紀》《通鑒》中的《漢紀》《唐紀》等又演變為記一代大事。“紀”成為史書的一種重要體裁被傳承下來，《呂氏春秋·十二紀》功不可沒。可以說，“自呂氏而后，漢朝人著文，乃造系統，于是篇的觀念進而為書的觀念，淮南之書，子長之史，皆從此一線之體裁。”
文獻價值
《呂氏春秋》在史料留存和輯佚文獻上具有重要價值。《呂氏春秋》吸收了戰國時期各家思想，廣泛地反映了戰國時期思想領域的各個方面，保存了比較豐富的先秦學術數據。許多在歷史上已經泯沒的思想家的著作在《呂氏春秋》中得以保存下來，為先秦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例如《呂氏春秋》中記載的有關墨家“謝子”“孟勝”等人物事跡，對我們考察墨家學派流傳情況等有一定的文獻幫助。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言：“《呂氏春秋》包含大量的古代史料，便值得與同一史料，但分見于先后或同時的各種典籍的，作一番比較性的研究。”
在文學方面，《呂氏春秋》是我國保存上古神話傳說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記載了《山海經》中異域奇國怪人神物，除盤古、伏羲、女媧外的幾乎全部上古帝王事跡，以及“熒惑徙舍”“次非刺蛟”等英雄神話傳奇。這些內容對中國遠古神譜譜系的建構具有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遠古先民的生活狀態和發展歷程，同時也為后世文藝發展提供了瑰麗壯偉的素材寶庫。
《呂氏春秋》中也保存了一定的科學文化史料，如《有始覽》第一次完整地記述了二十八星宿的名字，《古樂》可以說是現存最早的音樂簡史，《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農學著作展現了戰國末期就已經存在較為先進的農業生態觀念等等。總體來看，《呂氏春秋》是研究先秦哲學、政治、科技、文化的重要參考貴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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