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是一門以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屬于“公共選擇”的范疇，可以定義為政治決策，或“非市場”決策的經濟分析。政治經濟學一詞源自希臘語polis（意為“城市”或“國家”）以及oikonomos（意為“管理家庭或莊園的人”）。政治經濟學具有實踐性、建設性、人文性、階級性等性質，主要學派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等。
政治經濟學一詞最早由法國人安·德·蒙克萊田（Antoyne Montchretien）在其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次提出。1776年，亞當·斯密推出《國富論》，標志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面世。19世紀20年代，古典政治經濟學逐漸衰落，經濟學開始歷史性分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逐漸形成。1871年，標志政治經濟學演進中的邊際革命開始，發展到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時期，后形成政治經濟學中的“新古典學派”。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寧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20世紀初，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相互競爭的政治經濟學流派中已占據主導地位。新古典經濟學之后，政治經濟學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20世紀60年代起，“政治經濟學”又逐漸復興于西方。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政治經濟學（又稱為西方政治經濟學）逐漸形成。截至2010年，新政治經濟學尚處于形成過程中，其體系結構并沒有完全統一定論。
政治經濟學以物質資料的生產作為研究出發點，以生產關系、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等為研究對象，是研究人類社會中產生經濟活動的現象的科學，其根本任務是揭示經濟運動過程中存在的經濟規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包括科學抽象法、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等。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包括公共選擇、市場失靈、剩余價值等。部分學者對政治經濟學的名稱、定義、階級性質等內容存在不同爭議。
基本概念
定義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是一門以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屬于“公共選擇”的范疇，可以定義為政治決策，或“非市場”決策的經濟分析。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的規律。學者一般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學科，亦或定義為研究政府、利益集團與市場關系的學科。
狹義廣義
20世紀30年代初，建立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得到廣泛支持。人們認為，研究所有一切經濟形態的根本特點，它們的發展、滅亡和由一種經濟形態向另一種經濟形態過渡的規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叫廣義政治經濟學。狹義政治經濟學則是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組成部分，它的任務是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
各方觀點
法國重商主義者安·德·蒙克萊田在《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中指出，政治是指國家范圍或社會范圍的意思，而政治經濟學則是指研究國家范圍和社會范圍的經濟問題。該概念突破了原來只局限于研究家庭經濟或莊園經濟的概念。
建立公共選擇理論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為了設計合適的法律和立憲約束而構造相互作用模式的科學。
奧特（Alt）與謝普斯勒（Shepsle）將政治經濟學定義為有關政治與經濟制度的理性決策的研究，強調以理性參與者為基礎的可觀察的微觀基礎。
卡爾·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中認為，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學說，它的目的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
詞源
“經濟學”一詞源于希臘語“oikos”（意為“家庭”）和“nonos”（意為“原則或法”）。作為家庭管理的原則，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以可用的資源實現個人目標。在此基礎上，經濟學有時被定義為有關理性選擇的科學或有關以稀缺資源實現既定目標的科學。而“政治學”一詞源于希臘語“polis”，意為“共同體或社會”。
政治經濟學一詞源自希臘語polis，意思是“城市”或“國家”，以及oikonomos，意思是“管理家庭或莊園的人”。因此，政治經濟學可以被理解為在考慮政治和經濟因素的同時，研究如何管理或治理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學”一詞最早出現于17世紀，是由法國人安·德·蒙克萊田（Antoyne Montchretien）在其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次提出的。
性質
實踐性
實踐的觀點，即認為理論依賴于實踐，理論來源于實踐，反過來為實踐服務，又由實踐檢驗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建立在這種認識論的基礎上。實踐性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性。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也可說是一門實踐的科學。一切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而不是從已有的結論、觀點或意愿出發，占有浩瀚的文獻資料，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英國，作為解剖和闡述的例證，這就是卡爾·馬克思所創立的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客觀基礎。
建設性
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性既決定了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性，也決定了它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設性。政治經濟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競技運動的規律及其必然走向滅亡的發展趨勢。因此，它必定有助于指導革命群眾在實踐中制定正確的戰略、策略和政策，批判和推翻資本主義剝削經濟制度，顯示出它的批判性。政治經濟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運動的一般規律、商品生產社會的一般規律，尤其是它的科學方法可以指導人們進一步認識新社會的經濟運動和發展規定。因此，它必定有助于指導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制定經濟建設的戰略、策略和政策，顯示出它的建設性。
人文性
政治經濟學的人文性，除了表現為某種階級性之外，也可以表現為一定的國度性。理論經濟學人文性的另一種內涵，便是以人為本，表現為對人類的終極關懷。借用學術界公認的“高雅文藝”與“通俗文藝”的說法，理論經濟學屬于經濟科學中的“高雅學科”。其人文性應大大高于一般的應用經濟學，才能代表著一個國家經濟思維的成就。同時，強調政治經學的人文性、反異化和人本主義，同強調其強國富民的功利性是可以統一的。
階級性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經濟科學，是一門具有強烈階級性的科學。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是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反映一定階級的意志和要求，為一定階級的利益服務。政治經濟學之所有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是由它的研究對象決定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生產關系，而社會生產關系歸根結底是人們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研究生產關系必然直接觸及各個階級的切身經濟利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觸及了各個階級的根本利害關系，從來就是具有強烈階級性的。
歷史沿革
誕生萌芽
政治經濟學的萌芽在中國古籍文獻里的“經濟”一詞是指“經邦濟世” “經國濟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意。在現代日常用語中，“經濟”常有“合算”“實惠”“節省”“便宜”之意。而在學科含義中，“經濟”已演變成通常所指的人類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活動和過程，經濟學則是指研究人類社會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活動和過程的經濟關系及運行規律的學科。
從現有的文字記載看，西方最早出現的經濟思想產生于古希臘。歷史上最早提出“經濟”一詞的是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公元前430—公元前355年）。色諾芬在他的著作《經濟論》中，闡述了從耕種到收割、從家務到田間勞動，以及奴隸主是如何管理組織莊園經濟生產的問題的。該書最早使用的“經濟”一詞是指奴隸主的“家庭管理”。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年）進一步發展了色諾芬的家庭管理思想，并在其所著的《政治論》一書中，說明“家庭管理”與“貨殖”這兩種生財方式的區別；他在《倫理學》著作中，還對商品價值形式和等價交換等問題發表了深刻的見解。在中世紀的歐洲，被譽為“神學泰斗”的阿奎納在《神學大全》一書中分析了公平價格、貨幣、商業、利息等問題。
但受封建統治和經院哲學的束縛，中世紀歐洲的經濟思想并未得到實質性的發展。
正式提出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經濟學”術語的是法國的重商主義者安·德·蒙克萊田（又譯為孟克列欽）（1575—1622年），他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第一次公開使用這個概念。當時使用這一名稱是為了說明他所論述的問題已經不是家庭管理問題，而是涉及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的問題。同時也包含了他向國王和王太后的建議和獻策的內容，既包括經濟問題，也包括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但重商主義者最先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時，政治經濟學還只限于研究流通領域的個別經濟現象，并沒有成為獨立的經濟學科，伴隨著西方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一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各個學派對政治經濟學都賦予不同的研究內涵，形成了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不同認識。
1755年，政治經濟學第二次出現于讓-雅克·盧梭的一篇論文《政治經濟學》中，該論文刊登于《大百科全書》。但盧梭只把經濟看作理政術的一部分。政治經濟學的英文用法最初見于詹姆斯·斯圖亞特（James Steuart）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探究》一書。在該著作中，經濟擺脫了政治，出現了獨立的經濟科學，但斯圖亞特沒有明確說明政治經濟學這一術語。
發展演變
古典政治經濟學
古典政治經濟學，又稱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產生于17世紀中葉，完成于19世紀初。它是代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理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標志著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逐漸形成，并發展成為專門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理論學科。因此，卡爾·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英國古典經濟學由威廉·配第創始，亞當·斯密是集大成者，到大衛·李嘉圖時代結束。在法國，古典經濟學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在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得到了最充分的發展。
亞當·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簡稱《國富論》）。該書把一國經濟視為一個統一體，強調在國民財富增長中工業的主導作用，揭示了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內在運行機理，提出了“市場力量是一只看不見的手”等著名理論。《國富論》是人類第一部系統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劃時代的著作，先后被譯成幾十種文字并廣泛流傳至今，它標志著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面世。
古典經濟學反對封建制度，對當時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了較為客觀的探討，為以后經濟理論的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古典經濟學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和建立了勞動價值學說，為后人研究“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基礎；研究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和規律，探討了發展市場經濟、增加國民財富的富國裕民之道；不同程度地研究了剩余價值的具體形態（利潤、利息、地租）問題；對社會再生產和流通進行了初步分析，也對分工、貨幣、經濟危機、國際貿易等理論作了重要論述。這些內容在政治經濟學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古典經濟學有許多重大的關鍵性理論沒有得到解決（如等價交換與價值增殖的矛盾等），同時由于存在階級的局限性，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是永恒的社會制度，因而他們的理論有時帶有辯護性因素，從而不能徹底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
19世紀20年代，古典政治經濟學逐漸衰落，經濟學開始了歷史性的分野。由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具有科學和庸俗的兩種成分，在它以后沿著這兩種成分逐漸形成了兩個發展方向，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二者都把古典政治經濟學作為自己的來源，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評價和汲取各有不同。西方經濟學自身也經歷了不斷的演變過程，產生了各種不同的流派。
新古典政治經濟學
1871年，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C. Menger）和英國的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分別出版了《國民經濟學原理》和《政治經濟學原理》。1873年，法國的里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s）出版了《純粹經濟學要義》。這三本書被公認為邊際主義的開山之作。他們在事先沒有聯系的情況下幾乎同時提出了效用價值論，提出商品的價值不是取決于勞動的消耗量，而是取決于主觀評價，這就是效用價值論或基數效用價值論。由于效用價值論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勞動價值論不同，西方學者也因此把1871年稱為“邊際革命年”。通過邊際革命，發展到馬歇爾時期，最后形成了政治經濟學中的“新古典學派”。
新古典經濟學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論加以修改和否定，利用邊際效用和邊際生產力的概念去分析經濟問題，提出在存在競爭的市場上的各種生產要素價格，都是取決于邊際供求關系；強調產品和生產要素在市場上的定價與資源的稀缺性相關。為此，他們建立了一種從各個市場來進行供求關系分析的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新古典經濟學家以供求決定價格的基數效用價值理論來代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和諧的經濟體系的情景代替階級沖突（或矛盾）的理論，從而美化了資本主義。他們認為，只要采取完全競爭，通過市場力量，資本主義經濟自然會達到充分就業均衡，不至于發生生產過剩，不會出現經濟危機和大量失業等情況。
新古典經濟學在馬歇爾之后，經威克塞爾（K. Wicksell）、阿瑟·庇古（A. C. Pigou）、繆爾達爾（G. Myrdal）、哈耶克（F. A. V. Hayek）、約翰·凱恩斯（J. M. Keynes）、保羅·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格里高利·曼昆等一批經濟學家的努力，構建了一個體系完備的西方經濟學（微觀和宏觀）理論框架。20世紀初，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相互競爭的政治經濟學流派中已占據了主導地位。由于奧地利和英國經濟學家的分歧，新古典經濟學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傳統：奧地利經濟學派和劍橋大學經濟學派。新古典經濟學之后，政治經濟學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包括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經濟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經濟思想和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對M理論的新貢獻。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在深入調查研究，認真總結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批判地繼承當時人類已有的相關的科學成果的基礎上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對古典哲學的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創立的科學世界觀，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繼承了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合理內核，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提供了理論來源。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科學因素，搜集和研究了資本主義發展歷史的大量材料，詳細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空想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亦產生著重大影響。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是亨利·德·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空想社會主義批判、抨擊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弊端、禍害，揭示資本主義的矛盾，并提出一系列未來社會的美好設想。但由于他們不能闡明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不能發現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他們寄希望于資產階級中的明智之士接受他們的方案，以期實現社會制度的變革，這是不現實的。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的科學成份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并以此為基礎，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政治經濟學第一次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指明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最根本、最本質的關系；第一次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所要研究的不是物，而是物掩蓋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全面系統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支配物質資料生產、交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產品分配的經濟規律。馬克思主義使政治經濟學發生了劃時代的變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點和客觀要求，它深深地植根于現實經濟運行的土壤之中。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封閉的、靜止的、凝固的學說，也不是某種教條。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實踐的、發展的、具有與時俱進理論品質的科學。
卡爾·馬克思、恩格斯批判繼承歷史上經濟學特別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成果，通過對人類經濟活動的深入研究，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了人類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成為為廣大無產階級服務的學說。
蘇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20世紀以來，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得到了補充、豐富和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寧對俄羅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特征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針和政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約瑟夫·斯大林根據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也闡述了一系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經濟規律。毛澤東在分析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形態后，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后，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一些東歐國家則先后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試圖尋找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新路子。
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時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進行深刻剖析，科學分析了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對近百年來的社會主義實踐進行了認真的總結，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理論、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戰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和分配制度理論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的重要發展。在進入21世紀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中國共產黨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新的理論高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一個科學理論體系，涵蓋了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多個學科的內容。它在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方面，創造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發展問題不只是生產力問題，離不開對生產關系的分析，兩者結合在一起分析產生的理論才能準確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研究生產關系又研究生產力，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優勢所在。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中國各族人民，全面審視國際國內新的形勢，總結實踐、展望未來，成功駕馭中國經濟發展大局，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原地區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中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堅持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立足大局，把握規律；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堅持適應中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相機抉擇，開準藥方，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產生深遠影響；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行動指南，對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以新時代重大發展問題為導向，意味著基于新時代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不是過去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翻版，而是對它的繼承、創新和發展。
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創造性繼承、創新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實踐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統籌把握華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重大貢獻，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譜寫了新篇章、開辟了新境界，是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新政治經濟學
盡管從19世紀末以來，隨著邊際革命以及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家們更重視對經濟現象的實證分析，不再側重對國家政策的分析，政治經濟學的數理化、計量化、均衡化、邊際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有必要將政治經濟學改稱經濟學。但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政治經濟學”又逐漸復興于西方。20世紀60年代，芝加哥和弗吉尼亞的一些經濟學家用“政治經濟學”這一術語來表示以公共選擇理論為核心的一些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政治經濟學（又稱為西方政治經濟學）逐漸形成，是運用經濟學理論研究政治問題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它既不同于古典政治經濟學，也不同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是屬于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
1992年，諾貝爾獎得主加里·斯坦利.貝克爾（Gary S. Becker）利用經濟學分析方法對家庭、教育、歧視、犯罪等社會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在西方被稱為將新古典經濟學用于非經濟分析的第一人。加里·斯坦利.貝克爾把經濟學分析方法應用于其他社會科學的做法代表了相當一批大師級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傾向。例如，建立公共選擇理論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新制度經濟學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奧利佛·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他們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廣泛運用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甚至有人提出用經濟學的方法統一整個社會科學。這些自稱或被稱為政治經濟學家的學者們將注意力集中于政治與經濟的互動研究，并且延展到分析社會、文化及其他各種因素（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等）與經濟的相互影響。因此，人們將這部分學者的理論稱之為“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經濟學）。
截至2010年，新政治經濟學尚處于形成過程中，其體系結構并沒有完全統一定論。不同學者對于它研究的對象、范圍、主題的界定也不一致。一般認為新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三個方面的關系，即：社會和個人、政治和經濟、國家和市場，并再次基礎上研究政策選擇、發展、環境、經濟轉軌、國際組織、經濟一體化和國際關系等問題。政治經濟學已發展成為最活躍的學術領域之一。它以早期的公共選擇學派、理性預期宏觀經濟學和博弈論等研究為基礎，通過納入理性投票者、派性與政客等范疇，使研究進一步發展。政治經濟學中的理性人生活在市場經濟當中，并參與了政治活動。
研究內容
出發點
物質資料生產的基本要素人類的生存、享受、發展這三大基本需要，以及人類從事的政治、軍事、宗教、藝術、教育等活動，都必須以經濟活動為基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從物質資料的生產開始的。政治經濟學正是以物質資料的生產作為研究出發點的。人類進行物資生活資料的生產必須具有一定的條件。從人類社會生產發展的全部歷史來看，人的勞動、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產要素。
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過程物質資料生產活動，是與分配、交換、消費活動分不開的。所以，廣義的生產是生產（即直接生產過程）、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的統一體。其中，生產起決定作用；而分配、交換、消費則反作用于生產。
對象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人們所從事的物質資料的生產，從來都不是任何個人的獨立行為，而是以團體的、互相協作的形式進行的。這就是說，人們在進行物質資料生產的時候，必然要結成一定的人與人的社會生產關系。
社會生產關系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生產關系，就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社會生產關系也是社會經濟關系，它決定著社會面貌、社會性質、社會上層建筑，是一切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關系。在階級社會，社會生產關系表現為物質利益關系。生產關系有狹義生產關系和廣義生產關系之分。狹義生產關系是直接的生產關系，如企業里的生產工人、中間層管理人員、技術人員、經理、廠長、董事長等之間的關系。廣義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形成的諸方面的關系，包括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在內的生產關系體系。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廣義生產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和核心。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著人們在社會生產中不同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和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又決定著勞動產品的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因此，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樣的人們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中的關系；生產資料所有制發生變化，將決定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關系的發展變化。分析任何社會生產關系都不能離開所有制關系，而要真正弄清楚所有制關系，又只能是全面分析社會生產關系后的結果。
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
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包括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兩個層面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生產關系、解釋生產關系的發展規律，就不僅要研究社會生產的各個方面的內容，而且要研究社會生產關系體系中各個方面之間的相互關系，才能揭示其本質。經濟制度是指一定社會中居于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中，通常都存在一種以上的生產關系，其中居于統治地位的那種生產關系構成該社會的經濟制度，它決定該社會的經濟性質，支配和影響著其他生產關系的發展。當今各國的社會經濟制度，從本質上可劃分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經濟管理制度，即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組織、安排、管理經濟活動的具體形式，如經營管理體制、生產過程中人員組織與管理體制、市場流通體制、國民經濟調控體制等。經濟體制所要解決的是如何占有、如何運作的問題，經濟體制的狀況如何，對于社會經濟的運行與發展，具有直接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影響。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
研究生產關系
研究生產關系必須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這兩對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推動了社會形態的更替。因此，研究社會生產關系不能孤立地去研究，需要聯系生產力和上層建筑。
范圍
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是不同的，它們之間的惟一聯系是政治經濟學把自然規律中的一部分作為前提或資料，使之成為推理的基礎，由此尋找出這些活動引起和協調人類經濟活動的影響。所以，兩者之間的關系就在于，政治經濟學把自然科學作為既定的前提，但不是作為結論。經濟學家之所以要研究自然規律，主要是因為自然科學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社會經濟現象與經濟科學本身。
政治經濟學也不同于心理學。政治經濟學也在一個更加廣泛的領域里研究人的感覺、思想和愿望，但它是從人作為社會成員的角度來研究的，而不像心理學那樣是研究個人的心理行為。政治經濟學研究人的心理是為了發現隱藏的經濟規模本身。但由于政治經濟學涉及到人的感覺、思想等因素。所以，它與心理學的關系與自然科學密切。
政治經濟學也不同于政治學。人的社會經濟關系不等于政治關系。政治經濟學只有在論述某些問題時才作為某種政治因素下的特殊成員加以考慮。
經濟活動是指導人類進行生產和分配，以滿足人的需求，并能進行交換的人類活動。因此，政治經濟學可以定義為研究人類社會中產生經濟活動的現象的科學。
任務
政治經濟學以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但絕對不是研究它的表面現象。政治經濟學的根本任務是揭示經濟運動過程中存在的經濟規律。生產關系發展的規律，就是經濟規律。經濟規律是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不管人們主觀上是否認識經濟規律，它總是客觀存在并發揮作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們可以通過實踐，發現、認識和利用經濟規律來指導開展經濟活動，但不能創造、改造和消滅經濟規律。
研究方法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和最根本的方法論。運用它們來研究和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其具體方法主要體現為科學抽象法、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方法、矛盾分析法、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等。此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體系還包括歸納和演繹法、分析和綜合法及系統論的方法等。
科學抽象法
科學抽象法是從復雜的經濟現象中揭示本質的重要方法。科學抽象法就是人們通過系統而周密的調查研究，通過抽象思維的能力，對大量復雜活躍的經濟現象進行思維加工，舍去外部的、偶然的、非本質的聯系，揭示其內在的、必然的、本質的聯系。首先，要形成經濟范疇。經濟范疇是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所作的本質概括，它包括對經濟事物所規定的名稱術語，以及對這些名稱、術語所闡發的基本定義或解釋。在科學概括經濟范疇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形成反映經濟范疇之間內在聯系的基本原理及理論體系，揭示出生產關系和競技運動的規律。
科學抽象法一般包括相互聯系著的兩個方面，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它的敘述方法。研究方法是從具體到抽象、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它要求從具體的經濟事物入手，詳細地占有素材，通過思考分析，上升對其本質的抽象理性認識。表述研究成果時的敘述方法恰好相反，是由理論的抽象外化到經濟生活的具體形式，把本質還原為現象的方法。這種敘述方法是從經濟事物的最普遍的共同本質出發，一層層地分析闡論，逐步向經濟生活的現實擴展和推導，來說明社會經濟中各種主要關系及規律，于理性概括中再現歷史的真實。
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方法
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中，思維的邏輯進程再現了歷史的發展進程，是邏輯的方法與歷史的方法的統一。邏輯的方法，指政治經濟學在構筑其理論體系時，是將經濟范疇及有關的理論觀點合規律地按照從簡單到復雜、由抽象到具體的邏輯進行揭示。歷史的方法則是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和發展的真實進程，來研究和表述經濟過程和經濟現象的發生、發展和演化。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其研究方法上體現了邏輯與歷史的統一。
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就是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研究和分析社會經濟現象的方法。對立統一規律是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規律，把它運用于分析社會經濟現象時，要求深入了解各種經濟現象內部和它們之間所包含的矛盾，矛盾雙方的狀況和變動的趨勢，矛盾解決的條件和途徑，以及矛盾的轉化問題。既要分析各個社會形態普遍存在的社會基本矛盾，又要研究每一社會形態生產關系的特殊性質和特有矛盾的運動規律，還要研究某些社會形態共有的矛盾和一般規律。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
為了充分揭示社會生產關系的內在本質和運動規律，必須從質與量兩方面進行考察，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結合起來。不但要運用唯物辯證法，從社會經濟生活和經濟關系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運動中揭示生產關系的基本性質及歷史趨勢，即進行定性分析；而且要運用必要的統計和數學方法，來揭示經濟關系及其發展變化中具有規律性的量的規定和界限，即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結合起來。這尤其是深刻認識和有效利用數量關系日趨復雜的社會化大生產和商品經濟運行規律的重要前提。
主要流派
亞當·斯密
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亞當·斯密（1723—1790年）出身于一個海關職員家庭。他曾任格拉斯哥大學教授、校長和海關專員，是古典經濟學最主要的代表。其代表作是他傾注了十年心血于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簡稱《國富論》）。該書把一國經濟視為一個統一體，強調在國民財富增長中工業的主導作用，揭示了自由競爭市場經濟的內在運行機理，提出了“市場力量是一只看不見的手”等著名理論。《國富論》是人類第一部系統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劃時代的著作，先后被譯成幾十種文字并廣泛流傳至今，它標志著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式面世。
亞當·斯密繼承和發展了以前許多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創立了比較完備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這一體系的基本內容包括：分工理論；交換理論；貨幣理論；價值理論；工資理論；利潤理論；地租理論；資本理論；經濟發展因素理論；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
大衛·李嘉圖
大衛·李嘉圖（1772—1823年）出身于猶太族的資產階級家庭，他是英國金融界知名人士、社會活動家、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該書的中心是分配學說，他堅持以勞動價值論為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闡述了社會產品是如何在各階級之間分配的，并指出工資、利潤、地租都是工人勞動創造價值的一部分。他在著作中還提出了具有重大影響的比較優勢原理的國際貿易理論。古典經濟學反對封建制度，對當時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了較為客觀的探討，為以后M理論的發展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時期，（1818—1883年）和恩格斯（1820—1895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在對的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創立的科學，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撰寫了一批對后人有重大影響的著作。主要代表作有《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資本論》等。其中，1859年6月馬克思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立過程進入了一個重要階段。在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科學的價值論，第一次明確地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這兩個范疇，第一次使用了剩余價值這個概念，并分析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卡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最終建立，以馬克思《資本論》的完成為標志。《資本論》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第二卷、第三卷在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第四卷由卡爾·考茨基整理后以《剩余價值學說史》為書名出版。《資本論》是迄今以來全世界以各民族語言出版傳播最廣泛的理論著作之一。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十九世紀英國資產階級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思想家，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一生著作頗多，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學、倫理學等領域，反映其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論自由》（1859年），《關于國會改革的意見》（1859年），《論代議制政府》（1861年）和《功利主義》（1863年）等。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不僅是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來源。1848年，約翰·密爾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該書在西方國家享有巨大聲譽，在此后的近半個世紀中一直是英美等英語國家的大學初級經濟學課程的基礎教科書。
托馬斯·皮凱蒂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1971-）是法國經濟學家，代表作品有《21世紀資本論》（2013）等。托馬斯·皮凱蒂作為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專家，認為從縮小一直以來的貧富差距的角度出發，應該將焦點集中在勞動者的工資上。他主張若想改變貧富差距不平等的狀況，必須針對富裕階層的收入和資產征收高額累進稅。2014年，托馬斯·皮凱蒂撰寫的《21世紀資本論》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榜首，托馬斯·皮凱蒂本人也因此成為聲名大振的研究收入不平等問題的專家。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見解可能會對全球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卡爾·門格爾
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是奧地利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的創立者和奠基人，他的主要經濟著作有：《國民經濟學原理》《社會科學和經濟學的方法的研究》《德國國民經濟學的歷史主義的謬誤》等。卡爾·門格爾反對歷史學派用經濟史、統計學、經濟政策來代替和取消理論經濟學，承認經濟現象是有規律性的，并主張用抽象的研究方法。他在《國民經濟學原理》中奠定了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基礎，提出了邊際效用決定價值的基本觀點。
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
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 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邏輯學家，邊際效用學派創始人之一，數理經濟學派早期代表人物，其主要著述有《通貨與金融研究》《政治經濟學理論》《科學原理》等。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在著作《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提出了價值的邊際效用理論，同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瑞士的里昂·瓦爾拉斯共同開創了經濟學思想的新時代。
萊昂·瓦爾拉斯
萊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洛桑學派的創始人、19世紀70年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邊際革命”的倡導者之一。1873年，萊昂·瓦爾拉斯完成成名之作《純粹政治經濟學綱要》。該書中建立的純粹理論經濟學或一般均衡理論，是萊昂·瓦爾拉斯應用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的基礎。全書共分五篇，其主題是研究在自由競爭場合，各種商品包括生產要素及勞務等的價格同時形成的條件。這一理論的主要特色，在于以邊際生產率理論尤其是邊際效用理論為基礎展開其一般經濟均衡的分析，并應用數學方法加以表達。
加里·斯坦利.貝克爾
加里·斯坦利.貝克爾（Gary Stanley Becker，1930-）是美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199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其主要著作有：《歧視經濟學》《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和個人收入的分配》《經濟理論》《在生命周期中時間與商品的配置問題》《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家庭論》《犯罪經濟學論文集》等。加里·斯坦利.貝克爾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在于他將經濟理論的領域擴大到以前屬于其他社會科學如社會學、人口學和犯罪研究的人類行為方面。他是最早發展人力資本理論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最早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對勞動力市場中的收入差異現象進行了分析，通過對時間配置的分析，提出了新家庭經濟學中的一些觀點，對諸如婚姻、犯罪、人口出生率、教育子女等問題做出了權威的解釋。
主要理論
公共選擇
公共選擇理論指的是20世紀20年代中期出現的一種思想。公共選擇理論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使用可以解決很多以往無法解決的問題。該理論在西方國家產生，是由西方國家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結構衍生出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國家對經濟的支配更加嚴苛，市場管理更加嚴格，雖然政府提供了很多資金支持，但是市場的蕭條顯而易見。在政府越來越強的干預制度下，市場經濟發展緩慢。在此背景下，詹姆斯·布坎南等人對政治和經濟研究之后，提出了公共選擇理論。該理論指出了政府在經濟方面的失靈，從而試圖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公共選擇被定義為對非市場管理的經濟學研究。它把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研究工具用于研究集體的或非市場的政治管理過程中。它以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作為前提，依據自由的交易能使交易雙方都獲利的經濟學原理，分析公眾的公共選擇，揭示政府管理行為，探究公共選擇與政府管理行為之間的關系。
公共選擇理論具有兩個方面的內涵：第一，集體性，個人的決策是不適用于這個理論的，只要是人聚集的地方就可以使用這個理論進行集體決策；第二，規則性，這是為了將大部分人的偏好集合起來，從而反映大部分人的意愿，集體中的表決也是為了滿足大部分人的需求，因此，這個理論具有一定的規則性。公共選擇理論的適用范圍十分廣泛，例如教育、國防、分配、環境等方面。
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是其研究的重點內容，政府并不是唯一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因此，為了給大眾提供更好的服務，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可以將私營企業、慈善組織等機構納入進來，從而打破官僚體制的壟斷性。當公共服務組織數量和類型更多之后，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自由選擇公共服務組織，這樣就可以實現不同組織之間的公平競爭，從而實現權力的分割。公共選擇理論旨在提高公共服務的機構或組織的工作效率。
市場失靈
市場失靈理論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是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但在現實經濟中，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理論上的假設前提條件苛刻，現實中是不可能全部滿足的。由于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存在，在公共物品領域，僅僅依靠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出現了市場失靈。哈佛大學Bator首次系統性地提出了市場失靈理論。從分配理論來說，市場失靈是指市場價格制度體系難以支撐“最優”經濟活動或阻止“最差”經濟活動。一項經濟活動的“優”“差”采用明確或隱含的最大福利問題進行評估。后來經過阿瑟·庇古、馬歇爾、保羅·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等經濟學者的不斷補充和深化，政府對市場進行財政干預的政策行為更加具有理性主義色彩。市場失靈理論從此取代約翰·凱恩斯主義理論成為當代主流財政理論。
剩余價值
15世紀以來，人類的歷史進入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階段。手工業、工業主導的生產方式逐漸取代傳統以農業為主導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帶來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社會新階層的出現，帶來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也帶來了一個陷入絕對貧困的無產階級和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顯示。對于貧困和財富的同步積累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卡爾·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科學地揭示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和本質，形成了剩余價值理論，為無產階級理解自身命運、爭取解放提供了直接的理論來源。
在內容上，可將馬克思的資本與剩余價值理論具體劃分為四個部分：一是貨幣轉化為資本，主要敘述馬克思的勞動力商品理論；二是剩余價值生產的第一種方法，即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三是剩余價值生產的第二種方法，即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四是綜合分析剩余價值生產兩種方法之間的關系。
主要學派
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由于世界范圍內的經濟蕭條、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石油危機爆發等因素影響，政治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應運而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主要涉及國家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互動，尤其是國家與市場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現實主義看到國際關系格局中的新變化，試圖從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的聯結處起步，研究出一條新路，其代表著作是美國新現實主義者R.基歐漢的《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爭斗》和R.吉爾本的《國際關系中的政治經濟學》。他們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以總體的宏觀綜合分析理論為依據，反映了當前國際社會和世界經濟的總體格局及其相互關系。其基本理論有如下幾個方面：
權力分配和財富分配相互影響
權力分配影響財富分配，而財富分配反過來又影響權力分配。同時，它們本身都處于劇烈的動態變化過程中，把兩者結合起來構成解決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問題的新途徑。
“雙重經濟”性質及其后果
無論本國經濟，還是國際經濟，都包含著“雙重經濟”性質，即以經濟一體化為特征的現代經濟和以落后的生產方式、封閉式的自給自足為特征的傳統經濟同時并存，導致“經濟技術全球性相互依存與國際政治體系之間的沖突頻起”同時并存的奇特現象的出現。
現代世界是一個“大體系”
現代世界是一個“大體系”，各組成國家有機聯系在一起并根據一定的規律進行活動。
“霸權”在一定前提下有利于建立穩定秩序
“霸權”是指能夠完全控制原料、資金、市場、競爭和影響國際社會和世界軍事的一種手段。在這個前提下，一國的“霸權”出現，有利于建立穩定的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秩序，反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將陷入混亂狀態。
新政治經濟學
新政治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公共選擇理論、產權經濟學、法律的經濟分析、公共管制的政治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等6個分支學科的總稱。它們的共同特征是關注制度因素在經濟中的作用，將之視為內生的因素而對不同制度按效率標準進行比較分析，并且思想淵源都可追溯到古典政治經濟學。這6個學科在方法上不再進行描述，而是運用已有理論成果尤其是微觀經濟學分析新問題、新領域、新學科。它們通過應用相同的方法研究性質先溝通的對象即制度因素所進行的不同領域的分析，得出根本一致的結論：堅持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應該維護但也存在缺陷所以需要完善，這就維護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
新政治經濟學的各分支研究領域各不相同，其中的新制度經濟學、產權經濟學與新經濟歷史學聯系緊密。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是羅納德·科斯、奧利弗·威廉森與道格拉斯·諾思（同時是新經濟史學的代表），他們主要研究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其基礎是交易成本理論。此外，公共選擇理論作為新政治經濟學中以經濟學方法研究政治問題的最重要流派之一，也是西方新政治經濟學中最有影響的理論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戈登·塔洛克（G. Tullock）、鄧肯·布萊克（D. Black）、安東尼·唐斯（A. Dowms）、威廉·尼斯坎寧（W. Niskanen）、約翰·羅爾斯（J. Rawls）、丹尼斯·繆勒（D. Mueller）等。
相關作品
參考資料：
相關學科
新古典經濟學之后，政治經濟學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
政治學
政治學是一門以研究政治行為、政治體制以及政治相關領域為主的社會科學學科。狹義的政治學研究國家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廣義的政治學研究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公共權力的活動、形式和關系及其發展規律。人類的任何經濟活動或科技活動或其他的活動都必須在政治活動的范疇之內進行，因為任何人類活動都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律而進行。政治學是社會科學中的極為重要的一個研究領域。
經濟學
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社會科學，討論的是各種經濟行為之間所隱含的因果關系，并且希望經過不斷的摸索和偽證，提煉出有說服力的通則，即經濟理論。經濟學有兩個研究領域：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研究家庭和企業等主體如何決策以及如何在市場中交易的問題。宏觀經濟學研究整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現象。圍觀經濟學可以研究土地供應對住房價格的影響，進口產品對本國產品的影響等。宏觀經濟學可以研究政府增加稅收的影響，國家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影響，如何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等問題。
社會學
社會學是研究社會行為和人類群體的學科，社會學是從哲學中演化出來的一門現代學科，它以發展和完善人類社會結構和活動的知識體系，并將這些知識用于尋找和改善社會福利、貢獻人類，讓人類走向幸福生活為主要活動和研究目標。社會學關注社會的發展，社會學追求社會效益，注重實證方法。社會學涉及的方面比較廣泛，包括人口學、社會遷移學、社會統計學、數據處理與軟件應用等。這門學科所強調的關注社會發展，認識社會和服務社會，并要求要具有從綜合方面、整體方面去分析社會現象，不能從片面的、單一的角度去理解和認識整個社會，并要求對多元文化具有一定的認識、理解和溝通的能力。
價值影響
價值
政治經濟學的終極價值或倫理原則，是指個人與民族（國家）乃至人類幸福：幸福（與痛苦對立）；安全（與危險對立）；公平（與歧視對立）；獨立（與依附對立）；自由（與桎梏對立）；平等（與壓迫對立）；民主（與專制對立）；效率（與低效率對立）；分工（與包辦對立）；合作（與單干對立）；科學（與蒙昧對立）；法治（與人治對立）；秩序（與混亂對立）；公開（與封閉對立）；寬容（與狹隘對立）；妥協（與斗爭對立）；和諧（與沖突對立）；博愛（與自私對立）；健康（與疾病對立）；快樂（與沮喪對立）；富足（與貧困對立）；發展（與停滯對立）；尊嚴（與屈辱對立）；自我實現（與自我泯滅對立）。
政治經濟學的次級價值或倫理原則，是指個人與各群體、各階層、各階級的乃至與民族（國家）方面：教育普及、機會平等、充分就業、物價穩定；擇業自由、投資自由、貿易自由、表達自由；勞動神圣、資本神圣、財產神圣、創新神圣；市場公開、交易公平、賦稅公平、分配公平；誠信守法、利益分享、消滅剝削、禁止壓迫；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以人與環境和諧為中心；生產效率提高、工作效率提高、要素效率提高、行政效率提高；資源配置優化、國民財富增加；社會福利的普惠與增長；市場法制健全、商業法規完備、壟斷受到限制、交易公平公開；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公布的公平合理；每個個體的獨立、安全、自尊、舒適、快樂、幸福、全面發展。
這些倫理原則或價值原則，是有人類歷史以來人們的經驗總結。人們逐漸發現，遵照這些原則來確定、規范人們之間的政治狀態、政治關系、經濟狀態、經濟關系、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無論何時何地的人們，最終都會使得自己與相應層級、范圍的行為效率得到提高、再提高。
作用
政治經濟學是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指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歷史性學科，對無產階級從事的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政治經濟學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之一，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它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出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求生產關系發生相應的變革；生產關系的變革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人類社會就這樣再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運動中向前發展，它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規律，同時也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揭示了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和要求。
政治經濟學是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經濟政策是以一定的經濟政治條件為依據，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的原理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制定出來的。通過經濟政策的實施，以達到預期目的。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時，必須提高執行政策的自覺性，需要用政治經濟學武裝自身，知道經濟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從而提高執行政策的自覺性。
政治經濟學是進行經濟管理的理論基礎
政治經濟學是全部經濟科學的理論基礎，企業管理學、部門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計劃經濟學，都是以政治經濟學作為理論基礎的。要實行科學的管理，就要有科學的預測、決策，科學的計劃和目標，科學的控制和調解，科學的措施和手段，這就要有科學的經濟管理學。要掌握和運用現代經濟管理學科學，就必須真正學好政治經濟學。
批評爭議
名稱爭議
自19世紀以來，隨著邊際革命以及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經濟學家們更重視對經濟現象的實證分析，不再側重對國家政策的分析，政治經濟學的數理化、計量化、均衡化、邊際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有必要將政治經濟學改稱經濟學。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Stanloy Jevons）在1879年再版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中，就明確指出要使用經濟學概念以取代政治經濟學概念。將“政治經濟學”改稱為“經濟學”的主要推動者是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他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指出：“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乃是關于人類普遍日常生活的研究。檢討個人和社會行動的一部分，與取得或使用人類幸福上所必需之物質資料有密切關系。”從此，西方經濟學家很少有人用政治經濟學來指稱自己的學說，“政治經濟學”便逐漸被“經濟學”所取代。此外，保羅·薩繆爾森在1976年出版的《經濟學》第10版中也使用了“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的字樣，直到1985年出版的第12版中，才將“政治經濟學”一詞刪除。
而當一些西方學者忙于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刪除“政治經濟學”一詞時，另一些西方學者則仍堅持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并使“政治經濟學”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復興于西方，不過各位學者對“政治經濟學”的含義、研究范圍、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的理解。
定義爭議
20世紀30年代初，建立廣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得到廣泛支持。新產生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廣義、狹義的含義，在這個問題上，當時蘇聯經濟學界并未取得一致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每一種社會經濟形態的政治經濟學就是狹義政治經濟學，所有狹義政治經濟學加在一起就是廣義政治經濟學。盧森貝說：“廣義政治經濟學沒有和各個單獨的經濟理論的對象不同的某種特殊的研究對象。應當把它看成是后者的總和。”另一種意見，認為應該把廣義政治經濟學和狹義政治經濟學看作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阿·布羅什科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狹義政治經濟學由于一定的歷史階段主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廣義政治經濟學則是它的進一步發展”，廣義政治經濟學是狹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的發展階段”。
隨著討論的深入，人們逐漸把認識統一于這樣的觀點：研究所有一切經濟形態的根本特點，它們的發展、滅亡和由一種經濟形態向另一種經濟形態過渡的規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叫廣義政治經濟學。狹義政治經濟學則是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組成部分，它的任務是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這種觀點直到1990年仍然是蘇聯通行的對廣義政治經濟學和狹義政治經濟學的看法。
階級性質
關于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中國經濟學界關于經濟理論的階級性問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樊綱認為：“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學意義，是無國界的、無階級的。因此，不應該有中國特色的基礎理論。”二是崔之元認為：“追求理論的普遍性，并不等于該理論已經有了普遍性。在數學基礎理論中，尚且有法國的布爾巴基學派、波蘭學派等，難道經濟學家們比數學家還更容易團結在一個旗幟下嗎？”卡爾·馬克思認為：“我絕不用玫瑰色描述《資本論》中出現的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和范圍的特殊性，必然會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例如，英國高教會寧愿饒恕對它的39個信條中的38個信條展開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1/39進行攻擊。”
參考資料 >
Opening Up New Frontiers for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hina.qstheory.2024-06-08
political economy.Britannica.2024-06-24
領導干部要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海外網.2024-06-08
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原創性經濟理論.新華網.2024-06-08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系構建及研究重點.人民網.2024-06-08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發展回顧與展望.求是.2024-06-08
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網.2024-06-08
人民日報：構建強起來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人民網.2024-06-08
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華網.2024-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