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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最早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會議研究了經濟結構性改革和城市工作。是指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通過改革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隨著時間的推移，需求側管理所帶來的副作用越來越明顯。2003年以來，中國央企生產力改革變得緩慢。中國的供需關系面臨著結構性失衡問題，供給側的低效率導致無法滿足需求，“供需錯位”已成為阻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在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經歷了改革概念的提出，改革的推進與內涵提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由“著力推進”成為“主線”。2019年3月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中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體經濟活力不斷釋放，不斷強調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

通過實施一系列政策，特別是“三去一降一補”政策，該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初步實現了預期目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于產能過剩、商品房庫存、宏觀杠桿率的穩定性、降成本以及補短板等問題取得了重大進展，加快了供給結構的改善，顯著提高了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歷史淵源

提出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成功地邁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成為一個經濟大國。1998年以來，在宏觀調控方面，中國主要采取了需求側管理的方式，這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需求側管理所帶來的副作用越來越明顯。

從1998年起，中國率先走出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但自2003年以來，中國央企生產力改革變得緩慢。中國的供需關系面臨著結構性失衡問題，供給側的低效率導致無法滿足需求，“供需錯位”已成為阻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

從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來看，中國經濟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復蘇，并帶動了其他國家經濟的恢復。到2014年，中國GDP總量已達到67萬億，穩居世界第二。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發生了巨大變化。需求側管理對于中國經濟取得如今的成就功不可沒。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主要矛盾的重要手段。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主要表現在發展方式粗放、三大結構性失衡、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和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等方面。這些問題的主要矛盾在供給側。

“供需錯位”已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障礙。新階段的供給側改革除了要解決經濟增量問題，還要先解決多年累積的存量問題。解決存量問題往往會引發風險，具有挑戰性，因此供給側改革必須在化解存量問題中尋求新的出路。

發展歷史

改革成果

2018-2022 年，GDP 增速連續4年穩定增長，經濟持續下行趨勢得到遏制，如圖所示：

工業企業收入增速加快，工業經濟不斷恢復，實體經濟加快振興。特別是2013年至2016年，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不斷增加，2016年達1158998.52億元，同比 2013 年提高近 11.6 個百分點，如圖所示：

市場的供需關系得到了改善，這對穩定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2022年9月至2023年9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在1.3%左右小幅波動，表明通貨膨脹壓力相對可控。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浮動較小，表明全部工業生產者出廠和購進價格發展趨勢較穩定。如圖所示：

一是中高端產業穩步提升。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較快成長，2022年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中，高技術制造業[11]增加值比上年增長7.4%，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15.5%；裝備制造業[12]增加值增長5.6%，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31.8%。

二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正呈現出多元化的產業格局。除了傳統的制造業，新興產業如分享經濟和數字經濟正在廣泛滲透，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同時，新興服務業如大數據、大健康和大旅游等也迅速發展，為經濟增長貢獻了不可忽視的力量。現代物流、信息和商務等生產服務業依然強勁發展，為經濟提供了穩定的支撐。從數據上看，2022年三季度的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7.3:39.9:52.8，相比2018年的7.0:39.7:53.3有所變化。如圖所示：

基本概念

內涵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通過改革的方式，著重提高供給質量，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矯正資源配置偏差，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全面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促進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準確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刻內涵，需要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大關鍵點。

“供給側”包括生產要素、生產者和產業等層次，構成經濟增長的供給體系；“結構性”是指生產要素在不同企業和產業如何配置，不同的組合決定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改革”是指通過制度創新建設來調整生產關系，改變生產要素、企業和產業的重大比例關系，從而優化結構，實現改革目的。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它們既對立又統一，構成了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需求側管理主要是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手段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促進經濟增長。與之相對應，供給側管理主要是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總體方向

面對經濟轉型時期對創新制度供給的迫切需求。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號召。

最終目標

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形成了矛盾。因此，在推動改革進程中，需要深入研究市場需求變動，充分了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從供給端著手，去除無效供給和低端供給，以滿足需求。

中原地區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基礎上推動經濟增長，有效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創造有效需求增長。這樣既可以解決市場需求增長不足的問題，又能夠有效解決滯脹等經濟問題，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滿足需求、擴大需求，確保經濟保持穩定增長。在改革過程中，要根據實際情況，合理配套供需管理政策，正確處理經濟短期波動與長期增長之間的關系，優化和升級相關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增長向高質量轉變，使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可持續性。

原則與要求

重大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一個重要原則。要遵循市場規律，善于通過市場機制解決問題，同時也要使政府承擔起責任，做好應該做的事情。”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關系。要堅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完善市場機制，打破行業壟斷、進入壁壘和地方保護，增強企業對市場需求變化的應對能力和調整能力，提高企業資源要素配置的效率和競爭力。

基本要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注重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改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以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和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整體躍升。在推進供給側改革時，應該把握以下三個基本要求：

改革價值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創新，其目標是推動社會生產力整體躍升。通過實施一系列政策，特別是“三去一降一補”政策，該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初步實現了預期目標。在一些重點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取得了重大進展，加快了供給結構的改善，顯著提高了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代時代的偉大創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升了國家競爭力。

產能過剩問題得到緩解

自2016年開始，中國全面完成了總量性去產能任務，取得了一系列顯著成效。系統性去產能和結構性優產能初顯成效，產業結構和生產布局得到了優化，供給質量和效率大幅提升。

在煤炭行業方面，按照“十三五”規劃，中國成功完成了主要目標任務。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退出煤礦約5500處，退出落后煤炭產能超過10億噸，煤礦數量減少到4700處以下。這一過程有效緩解了煤炭產能過剩問題，為行業提供了發展空間。

在鋼鐵行業方面，2016年至2019年，中國累計壓減粗鋼產能超過1.5億噸，取締“地條鋼”超過1.4億噸。這一措施有效緩解了鋼鐵產能過剩問題，調整了產業結構，提升了供給質量和效能。

去產能工作堅持分類施策、多措并舉、標本兼治、綜合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政府加強了政策的協調配合，根據法律法規引導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同時，探索建立了市場出清長效機制，為企業盈利狀況的改善創造了條件，形成了優勝劣汰的良好生態。通過這些措施，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得到顯著提高，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商品房庫存有效化解

2016年至2019年，中國商品房待售面積持續下降，分別比上年末下降了3.2%、15.3%、11.0%和4.9%。這意味著2019年基本可以看作是商品房去庫存的結束期，很多城市成功地化解了庫存問題。然而，2020年隨著供應項目的增加，商品房待售面積比上年末上升了0.06%。

為了改善住房供求關系，中國國家從2016年開始強調“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隨后，提出了穩地價、穩房價和穩預期的“三穩”政策方向，并逐步建立了房地產發展長效機制。此外，政府還支持人口凈流入大城市建設保障性租賃住房，以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

宏觀杠桿率逐步趨穩

在綜合運用多種政策措施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的宏觀杠桿率水平在2017-2019年近10個季度穩定在250%左右。同時，通過結構性去杠桿，企業杠桿率總體呈下降態勢，2019年較2017年下降約5個百分點，家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杠桿率增速也出現下降趨勢。

在2020年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時，中國實施了逆周期宏觀政策，導致宏觀杠桿率上升到279.4%，比2019年上升了23.5個百分點。但隨著防控疫情的成效和經濟逐步恢復，季度宏觀杠桿率的增幅逐漸下降，第四季度已經轉為下降1.6個百分點。

隨著經濟向常態回歸，預計宏觀杠桿率將繼續保持基本平穩。總體而言，通過綜合運用政策措施，去杠桿政策成功推動了“僵尸企業”的淘汰，抑制了金融資源過度流向房地產，扭轉了經濟發展脫實向虛的趨勢。這對清理影子銀行、規范金融市場發展、抑制金融風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降成本取得積極成效

2017 年中國擴大了減半征收所得稅的小微企業范圍，還清理了能源領域政府非稅收入電價附加等，全年減輕社會負擔超過萬億元。這些減稅降費政策為企業和個人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減負，2018年全年減稅降費約1.3萬億元，2019年超過2萬億元，2020年更是超過2.5萬億元。

同時，近幾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成本降低幅度也在逐漸收窄并趨于穩定。以2020年為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3.89元，比上年減少了0.19元，比2016年減少了1.63元。這一降成本的趨勢推動了各行業的稅負實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有效地激發了市場主體的活力，增強了經濟發展的動力。

補短板取得明顯進展

各級政府對農業農村、生態環保公共服務和新型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在2017年，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公共設施管理業和農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比上年增長了23.9%、21.8%和16.4%。而在2018年，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和農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比上年增長了43.0%和15.4%。2019年，教育、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7.7%和37.2%。

同時，中國已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5G網絡。截至2020年底，全國范圍內的5G基站超過了71.8萬個，實現了所有地級以上城市的5G網絡全覆蓋，5G終端連接數超過了2億。此外，公共服務供給也在彌補短板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在教育、健康、文化旅游、公共體育和社會服務等五個大的公共服務領域，各級政府完成了一大批工程項目。同時，還積極推進城市和國有工礦棚戶區的改造，大大改善了民生，提升了發展的協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