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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現代作家。本名張秀環，后改名為張廼瑩（一說為：張迺瑩），乳名榮華，筆名蕭紅、悄吟、田娣、玲玲，黑龍江省呼蘭區（今哈爾濱市呼蘭區）人，祖籍聊城市莘縣董杜莊鎮梁丕營村，“民國四大才女”之一，被譽為20世紀30年代的“文學洛神”。

蕭紅1911年出生在呼蘭城中一個沒落的世族。其父張廷舉是當地教育家，其母受過一定教育。蕭紅年幼時生母因肺病去世，父親迎娶繼母。繼母待蕭紅很差，因此蕭紅童年時期并不幸福，只和祖父關系親近。蕭紅九歲進入小學，十三歲進入高級小學。那時的她開始對反封建運動感興趣。1927年，蕭紅進入中學，然而她的父親已經選好未婚夫，準備讓蕭紅中學一畢業就成婚。1930年，蕭紅為了逃離婚約，畢業后不久就離家出走逃到北京。1931年1月，蕭紅在家人的壓力下回到呼蘭，被父親軟禁在親戚家中，同年9月與未婚夫王恩甲在東興順旅館開始同居生活。蕭紅后來基于這段時期對故鄉底層農民的觀察創作了《生死場》，并于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表。后來蕭紅懷孕，王恩甲消失。蕭紅沒錢支付租費，寫信向《國際協報》求助，適逢松花江洪水，在危樓中的蕭紅被《協報》的作者舒群、蕭軍等人解救，并且開始和左翼作家們一起創作。蕭紅和蕭軍暗生情愫，蕭紅生下孩子后二人開始在商市街同居，以金劍嘯為中心參加“星星劇團”，宣傳左翼文學和思想。基于這一時期的觀察和經歷，蕭紅后來創作了《商市街》（1936）。1933年10月，蕭軍和蕭紅共同創作的短篇小說集《跋涉》出版。后來小說被禁，二人迫于壓力在1934年6月逃往上海。二蕭在上海得到了魯迅的資助和引薦，逐漸有了名氣。正是在上海，蕭紅認識了她后半生的伴侶端木蕻良。這時期蕭軍沾花惹草的性格問題越來越盛，為蕭紅的感情帶來了嚴重困擾。為了保持二人之間的距離，她在1936年7月17日只身前往日本追求文學寫作夢。蕭紅在東京求學和寫作期間，魯迅病逝，蕭紅深為痛心，雖然她試圖專注于創作，卻很難集中精力完成長篇小說。

1937年1月，蕭紅返回中國，在上海和蕭軍再次一起生活，但兩人的精神世界已經漸行漸遠。同年9月，二蕭連同端木蕻良從上海市到武漢避難。蕭軍和端木蕻良常常產生矛盾。不久，武漢的形勢越來越緊張，二蕭前往山西省臨汾的民族革命大學任教。由于感情裂隙，2月末，蕭軍離開臨汾市，3月初，蕭紅與端木等人加入丁玲率領的戰地服務團，前往西安市。3月末，蕭軍和蕭紅在西安重逢，正式離婚。但此時的蕭紅已經懷上了蕭軍的孩子。1938年4月，蕭紅與端木來到武漢，5月下旬，二人正式結婚。但武漢也不是安居之地，端木坐船到重慶市，任教于復旦大學，蕭紅暫時滯留武漢。9月，蕭紅來到重慶，被安排在端木朋友家借住。11月，蕭紅到了預產期，生下一位男嬰，但出生幾天后就夭折了。據說生產時，端木沒能守在蕭紅身邊。1939年春，蕭紅和端木開始在重慶共同居住，在這期間，她寫下了《呼蘭河傳》等作品。1939年末，由于擔心轟炸和中國國民黨文化特務，蕭紅和端木離開重慶，來到香港特別行政區。1941年7月，蕭紅被診斷為肺結核，第二年（1942）1月22日，蕭紅手術后去世。蕭紅墓現存兩處，分別位于廣州市郊外的銀河公墓和故鄉呼蘭。

蕭紅的代表作有《生死場》（1935）、《呼蘭河傳》（1940）等小說，并有多篇記錄當時社會狀況的散文。她的小說常常以個人經歷和童年生活為取材背景，但其寫作視角往往不是后觀的全知視角，而是以孩童的眼光看待世界。其小說語言形式“介乎傳統小說與散文詩之間”，打破了小說、詩歌、散文的分類編組的文體界限，而且在小說內部也突破了寫實性為主和抒情性為主的兩種形式，并且鑒借了其它藝術如繪畫、音樂等的表現手法。此外，蕭紅還常常用對照來表達反諷。蕭紅的文學作品表達了豐富的思想，前期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革命傾向，也表達了對底層百姓的社會關懷。蕭紅在小說中呈現出不同于主流話語的女性意識，在當時具有開創意義。

人物生平

呼蘭童年

蕭紅生于1911年陰歷五月。小名榮華，大名張秀環，后由祖父張維禎改名張廼瑩。她的父親是當地教育家張廷舉，母親是姜玉蘭。蕭紅出生之后，姜玉蘭又生了三個男孩，緊接著蕭紅的是弟弟富貴，出生后不久夭折，后面出生的弟弟是連貴（張秀珂）和連富。連富出生后不久，母親姜玉蘭因肺病去世，而連富也夭折。張維禎可憐兩個年幼喪母的孫輩，十分寵愛蕭紅和弟弟張秀珂。

祖父幾乎是家中唯一一個真正關心蕭紅的人。長大后的蕭紅在《呼蘭河傳》第三章中寫祖父和“我”，從這一章開始，小說從整體意義的呼蘭河人們的生存進入個體意義上的生存，在小城人們的生命故事中穿插著“我”的困惑、“我”和祖父的交流等等，足見祖父對蕭紅的深遠影響。在祖父的寵愛下，蕭紅十分調皮任性。她小時候經常爬樹掏鳥窩。對此，生母責備一會兒就罷了，但是繼母會一一向父親報告，據說生母死后蕭紅經常受到父親的嚴厲訓斥。生母姜玉蘭受到過一定程度的教育，但是她重男輕女，生前不許蕭紅上學。蕭紅在生母死后才得以進入家斜對面的小學讀書，那時蕭紅九歲，比一般學生晚了三年。

1920年春天，蕭紅開始在呼蘭縣立第二小學女子部學習。四年后，蕭紅轉入呼蘭第一初高兩級小學。上高級小學時，蕭紅已經十三歲了。她在高小學習的第二年，上海市爆發了五卅運動。6月8日，哈爾濱市成立救國會，14日哈爾濱外交后援會等團體聲明支持上海的工人和學生。在呼蘭，也有一些青年學生、店員、工人為支持五運動上街游行，進行演講和募捐等活動。據說蕭紅也參加了這些活動。據說蕭紅還參加了募捐活動，參演了在西崗公園表演的一出反對封建婚姻的戲劇。

求學哈爾濱

雖然蕭紅的父親張廷舉是教育家，但當自己的女兒提出要上中學時，他卻強烈反對。因為張家已經幫蕭紅選好了未婚夫。據說她的未婚夫是當時任呼蘭保衛團團長職的王（另說為汪）廷蘭之子王恩甲（另說為王殿甲）。蕭紅最終和家人達成妥協，如愿進入了黑龍江從德女子中學。蕭紅讀書時的老師有馬夢熊（英語）、于嘉彬（公民）、王蔭芬（國文）、黃淑芳（體育）、高昆（又名高仰山，教授美術）等。這些教員當中也有男性。其中，高仰山1925年從上海的美術專科學校畢業，自1926年起在這所女子中學任教，對蕭紅影響頗大。甚至有一段時間，蕭紅想當一名畫家，還畫了一些素描。《生死場》和《馬伯樂》初版的封面就是蕭紅自己設計的。

1927年（民國十六年），蕭紅考入哈爾濱市東省特別區區立第一女子中學（現為哈爾濱市第六中學、蕭紅中學）。在校期間，她對文學與繪畫展現出濃厚興趣，不僅主動參與相關課程與活動，還以“悄吟”為筆名在校刊上發表抒情詩，初步顯露了她的文學天賦與創作熱情。1927年蕭紅入學時，班上有四十名左右中學同學，但許多同學沒等畢業就結婚了，所以到畢業時僅剩下一半人。1928年11月，哈爾濱市爆發了反對日本建設“滿蒙新五路”的市民運動。蕭紅的散文《一條鐵路底完成》便是記錄了這一時期體驗。

1930年，蕭紅遭遇了整個中學時代最為重大的事情，時年春天，蕭紅的祖父去世。她將那時的悲傷記錄在了散文《祖父死了的時候》（1935年7月28日）中。祖父的去世造成父權在蕭紅身上進步強化，這又增強了蕭紅反抗家庭的力量。

逃婚之路

由于與王恩甲存在婚約，蕭紅畢業后不久就從家逃出，追隨去中國大學讀書的表兄陸振舜來到北京。1930年11月中旬，北京已經很冷了的時候，蕭紅收到一封老家寄來的信，警告她趕快回家結婚。而且作為制裁，到了12月家里也不給蕭紅寄冬裝。表兄陸振舜的朋友李潔吾看不下去，設法弄來二十元錢拿給他們，蕭紅才得以買了件棉毛衫御寒。

第二年1月，蕭紅回到呼蘭區，一回去就被父親軟禁在阿城區福昌屯的親戚家中。蕭紅軟禁期間對于農民生活的所見所聞成了她之后寫作《生死場》的素材。當時，由于介意蕭紅曾經逃到北京投奔表兄陸振舜，王恩甲的哥哥逼迫二人解除婚約。外祖母認為蕭紅給張家抹了黑，對蕭紅嚴加責備。無依無靠的蕭紅心中再次燃起了對恩甲的情義，有意原諒恩甲。9月，她來到哈爾濱市王恩甲的住處，與他在東興順旅館開始了同居生活。當時在埠頭區東側的沼澤地處由中國勞動者自發形成了一個叫作傅家甸的地方，那里有一家俄國人經營的東興順旅館，二人就住在那里。在堂妹的幫助下，蕭紅插班至東省特別區第二女子中學學習。王恩甲去上大學，蕭紅在家（旅館）看看書、織織毛衣，儼然一副家庭主婦的樣子。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第二年（1932年）2月，哈爾濱淪陷；3月，偽滿洲國成立。

1932年5月，蕭紅的肚子已經格外顯眼，他們在旅館的賒欠也已超過四百元。這時，王恩甲突然消失。有人說他是回家拿錢，有人說他是由于聽聞親戚王廷蘭去世而前去探明消息。不管怎樣，他再也沒有回來過。由于房費長期賒欠，旅館甚至可能會將蕭紅賣到妓院。蕭紅將自己的窘況寫成信，向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編輯裴馨園求助。之后，裴馨園多次派蕭軍到旅館給她送書刊，她結識了蕭軍等青年左派作家。恰逢松花江發洪水，他們把蕭紅從困境中解救來。當時東興順旅館的一樓已經被淹沒，他們用船把被困在二樓的蕭紅救出。

初識左翼

哈爾濱市與俄羅斯（蘇聯）在地緣關系和歷史淵源方面都與之關系密切，較早受到俄國（蘇聯）共產黨的影響。金劍嘯（1910-1936）任中共哈爾濱市西區（道里）宣傳委員，他是當時哈爾濱左翼運動的中心人物，在戲劇、繪畫、音樂、文學等廣泛的文藝領域中對蕭紅等東北地區作家影響巨大。金劍嘯在這一時期受楊靖宇指示，與東區（道外）宣傳委員羅烽（1909-1991）共同發行反滿抗日的報紙。在他的團結下，蕭軍、舒群等作家開始了革命宣傳和創作。

舒群收到蕭紅往《國際協報》文藝副刊寄來的求救信后，征得第三國際的同意，用組織給他的伙食費為蕭紅買了兩個饅頭、一包煙，把它們捆在頭頂，游著泳，來到二樓蕭紅住的房間。1932年，正值松花江發大水，三層的東興順旅館一樓已經完全被洪水淹沒了。懷孕的蕭紅身上僅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天藍色舊旗袍，而且由于肚子太大，旗袍側面的扣子基本上沒扣。蕭紅要求舒群把她帶出去，可是舒群的家也被大水淹沒，全家在南崗的難民收容所避難，實在沒有辦法安置蕭紅。于是，他帶著滿身的泥巴，在蕭紅的床上蹲了一夜。當時的《國際協報》文藝副刊主編裴馨園得知此事，派蕭軍去營救蕭紅。1932年7月12日，蕭軍帶著裴馨園的介紹信和幾本書去看望蕭紅，二人暗生情愫。后來，由于蕭紅沒有生活來源，暫時住在裴馨園家中，蕭軍常常來看望她。蕭紅住在裴家期間，生下了孩子，但將其拋下。基于這段經歷，蕭紅創作了小說《棄兒》。

此后，蕭紅離開裴家，與蕭軍同居，認識了蕭軍領導下的年輕的哈爾濱市左派文藝運動家們。那個時候他們總是在哈爾濱水道街（現在的尚志大街）上公園附近的一個俄式平房里聚會。大家都稱它為“牽牛房”或“牽牛坊”。這本是以馮詠秋為中心結成的文藝團體“冷星社”的同人聚集的地方，里面常備有紙和筆，來訪的人們可以在那里自由書寫文章或者畫畫。以金劍嘯為中心成立的“星星劇團”在這里誕生，蕭紅也參加了這個劇團。金劍嘯在1933年組建了“星星劇團”這“黨領導下的第一個半公開性質的抗日演劇團體”。成員以蕭軍、蕭紅為首，有羅烽、白朗、舒群、白濤、徐志等人。團名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團歌由蕭軍作詞，金劍嘯作曲。

逃至上海

1933年10月，哈爾濱市五日畫報社出版了蕭軍（當時筆名為三郎）和蕭紅（當時筆名為悄吟）合著的短篇小說集《跋涉》。蕭軍關注城市下層階級人們的命運，蕭紅關注農村下層階級人們的命運。該小說集出版后立即被禁止發行，這也是蕭紅、蕭軍兩人必須離開東北地區的直接原因。《跋涉》被禁止發行，兩人感到十分恐懼。1934年6月10日從商市街搬至天馬廣告社，第二天即11日離開哈爾濱，12日到達大連市，在朋友家住了兩天，14日乘坐日本船“大連號”出發，15日上午在青島市登岸。之后蕭紅再也沒有回過東北。

1934年6月12日，蕭軍和蕭紅離開哈爾濱市后在大連的朋友家等了兩天船，14號乘坐日本郵船“大連號”去青島。兩人在船上受到日本特務機關的嚴格審查，勉強過了關。他們在端午節的前一天6月15日上午到達青島，比他們早一步離開哈爾濱的舒群在那里等著他們。

7月，蕭軍和舒群帶著金劍嘯寫的便條去上海市拜訪他的朋友。但是，金劍嘯的朋友們也沒有工作可介紹，這時二蕭的路費也用完了，只好返回青島市。經由舒群介紹，蕭軍開始編輯與黨相關的《青島晨報》副刊，自己也用劉軍、劉均的筆名發表了幾篇短篇作品。而且，他還在繼續寫從哈爾濱市帶來的《八月的鄉村》，蕭紅也接著寫《生死場》。此外，據說1934年夏天蕭紅在《青島晨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進城》的作品，但現在還未發現。當時梅林與他們一起在《青島晨報》工作，經常與蕭軍和蕭紅一起行動。他們在摸索前進道路的過程中強烈意識到了自己“漂流者”的身份，這成為之后兩人文學的原點，也是他們一生無法擺脫的痛楚。

那時，蕭軍聽荒島書店的孫樂文說他曾在上海市的內山書店見過魯迅。孫樂文建議蕭軍給魯迅寫封信，寄到上海的內山書店。蕭紅和蕭軍兩人立即將《生死場》的原稿和《跋涉》寄給魯迅，為了讓魯迅更具體地了解他們，還把他們在離開哈爾濱市之前剛照的照片也一并寄了出去。不久后，青島市的地下黨組織受到毀滅性打擊。農歷八月十五日，去岳父家慶賀中秋節的舒群夫婦也被當場逮捕。當時蕭軍他們剛好缺席，幸免于難。孫樂文關閉《青島晨報》，勸蕭軍他們早點離開青島。11月1日，兩人與梅林一起乘坐日本貨船“共同號”，坐在裝滿咸魚和粉條的倉庫中離開了青島。兩天后二蕭和梅林到達上海市。二蕭饑寒交迫。蕭軍給魯迅寫信，要求見面。那時的二人“并不充分理解上海革命斗爭的復雜性、尖銳性、殘酷性……想得過于簡單以至‘天真’了，以為總不會有什么太大困難的”。因此當魯迅回答說不能立即見面之后，他們很受打擊。蕭軍不解其因，立即又給魯迅寫信，殷切地訴說他們的心情。據說在見面之前，魯迅讓人調查了他們的底細。

直到兩人的生活費用完，無計可施的蕭軍寫信向魯迅借錢。那段時間魯迅身體不好。《魯迅日記》中提到，11月7日由于肋間神經痛服藥，10日夜里發高燒，14日收到兩人來信時仍未退。因此魯迅回信晚了些，兩人又不得不在不安中度過了幾天。也因此，收到魯迅在低燒時寫給他們的回信后，他們喜出望外。此次見面，二人為病后憔悴的魯迅感到痛心，也為借款感到愧疚。兩人這次不但向魯迅借了二十元錢，由于沒有零錢，回去的交通費也是找魯迅借的。對此魯迅謹慎地措辭，盡可能減輕兩人心中的重負，讓他們不要在乎這些小事情。

二蕭第二次與魯迅見面，是在魯迅訂的梁園豫菜館的“宴會”席上。魯迅想借此鼓勵他們，向他們介紹些可以信賴的朋友。時間是在12月19日周三下午6點，除了他倆外，還有茅盾、聶紺弩夫婦、胡風夫婦和葉紫，許廣平和海嬰也來了。名義上宴會是為慶賀胡風夫婦生子舉行的，然而由于聯絡上出了差錯，胡風夫婦沒有到場。在這次宴會上，魯迅特別將葉紫介紹給兩人，讓他做兩人的“向導和監護人”。

小有名氣

他們的新朋友擔心他們來到上海后寫不下去。葉紫和聶紺[gàn]弩曾建議他們把作品寄給魯迅讓魯迅幫他們介紹發表。她也因為小說寫作和發表，認識了端木蕻良。在人生的后半段，端木蕻良曾陪伴蕭紅走過一程。1934-1935年期間，蕭紅寫了《小六》（1月26日）和《過夜》（2月5日）兩篇。向文學雜志投稿在當時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那時在上海，左派作家唯一能夠發表文章和比較可靠地拿到較多數目稿費的“大雜志”，只有《文學》刊物，但根據審查制度，文章經常會被“刪改得不成樣子。為了防范被刪改，左翼作家們要常常改變筆名，以蒙混過審查官的眼睛。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12月，《生死場》以“奴隸叢書”的名義由上海容光書局出版，署名"蕭紅"，魯迅為之作序，胡風為其寫后記。作品在文壇上引起巨大的轟動和強烈的反響，蕭紅一舉成名。銷量不錯，在1936年6月再版，印刷不停，同年11月就出到第六版。蕭紅的《生死場》很受人關注，但她在這一階段基本沒有進行什么創作。因為自己的伴侶蕭軍在感情上出了問題。他在哈爾濱市曾經追求過的陳涓來到上海市，二人交往甚密。蕭紅常常到魯迅家中，和許廣平傾訴談心。魯迅喜歡吃北方的飯菜，蕭紅也借機給周家做一些東北菜。據許廣平的回憶，蕭紅特別擅長做春餅和餃子。許廣平記錄，“如果有一個安定的，相當合適的家庭，使蕭紅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會弄得很體貼的。”但蕭紅沒有為了伴侶舍棄寫作，她在1936年7月17日只身前往日本，前往東京逐寫作夢。蕭紅前往日本最重要的原因是她與蕭軍的愛情生活出現了裂痕，導致蕭紅身心狀態都不太好。目的地選為日本，一方面由于與自己親近的黃源夫人在那里，另一方面還因為弟弟張秀珂作為偽滿洲國留學生，前往日本留學。然而實際上蕭紅來到日本一個多月后的8月份，黃源父親病重，黃源夫人難以得到經濟資助，不得不迅速回國，蕭紅最終也沒有見到張秀珂。她一個人留在陌生的東京，以幾天一封信的頻率給蕭軍寫信。實際上，二蕭的感情裂隙屬實，蕭紅所寄書信和所書關切也非虛，除了感情，還有蕭紅特有的不示弱的性格。

蕭紅在東京生活的半年適逢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她在東京時參加過郁達夫的演講會，也當過東亞學校的學生。1936年10月19日，魯迅的逝世是蕭紅東京時代的轉折點。10月20日，日本的報紙報道了魯迅逝世的消息，蕭紅在報紙上看到這則消息，由于看不懂日語，她懷疑是魯迅要來日本。21日，蕭紅去找朋友確認，對方說她看錯了，應該不是去世。直到22日，蕭紅才在中國報紙上確認魯迅逝世的消息，十分痛心。在那前幾天，她剛買了準備送給魯迅的畫冊。得知魯迅去世，為了擺脫悲傷，蕭紅開始寫一部兩萬字的作品，并稱寫完這篇還要寫篇十萬字的小說。但實際上她似乎已經很難專心寫作了。

各地流亡

1937年1月，蕭紅返回中國，在上海和蕭軍再次一起生活，但兩人的精神世界已經漸行漸遠。1937年9月，二蕭從上海市到武漢避難。為了創作和出版刊物《七月》，蕭紅、蕭軍、端木蕻良等人共同生活在《抗戰文藝》主編蔣錫金的家中。他們多次相聚討論，并且舉行了兩次座談會。端木姓個人與蕭紅的意見最為接近。然而，蕭軍某天提起，“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親愛，君子防未然。”雖然蕭紅用《陌上桑》里妻子毅然拒絕其他男人的故事來回答，但聽了此話的端木想搬家。當時很難找到適合獨自居住的房子，于是二蕭搬了出去。

不久，武漢的形勢越來越緊張，二蕭在12月10日被中國國民黨特務抓捕，押送至公安分局。后來八路軍辦事處的董必武把他們救了出來。二人決定離開武漢，應李公樸之邀，在1938年1月和端木蕻良、聶紺弩等好友一起在山西省臨汾的民族革命大學任教。一個月后，大學被迫撤離，蕭軍發現民族革命大學的校長閻錫山“反共”，想辭職參加五臺山的抗日游擊隊。2月末，蕭軍離開臨汾市，3月初，蕭紅與端木等人加入丁玲率領的戰地服務團，前往西安市。3月18日，蕭軍由于軍事行動滯留延安市，碰巧與丁玲、聶紺弩再次相會，和他們一起來到西安。蕭軍和蕭紅在西安重逢，正式離婚。然而此時的蕭紅已經懷上了蕭軍的孩子。蕭軍提議等孩子出生后再離婚，如果蕭紅不想養育這個孩子，可以由蕭軍來養，但蕭紅對此沒有回應。

那時的端木雖然無心結婚，但心卻漸漸向蕭紅靠攏。1938年4月，蕭紅與端木來到武漢，蕭紅借住在鹿地亙夫婦家，端木租住在別的地方。由于流亡生活，二人的錢已經花完，也沒有新的工作賺錢。端木寫信向茅盾借錢舉辦婚禮。5月下旬，蕭紅和端木正式結婚。但武漢也不是安居之地，6月15日，日軍決意在漢口作戰，蕭紅和端木雖然計劃離開，但很難弄到票。老友羅烽給了他們一張多余的票，可以給蕭紅或端木用。田漢夫人（安娥）提議，蕭紅和自己走，端木和羅烽走，如此男兩人，女兩人，比較方便。蕭紅和端木再次分別，端木來到重慶，蕭紅因為沒有票，不得不滯留武漢。在此期間，提前來到重慶的端木通過復旦大學教務長孫寒冰，搬到蒼坪街的黎明書店，還得到了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書的機會，與復旦大學教授靳以合編《文藝戰時旬刊》。9月，蕭紅與馮乃超夫人（李聲韻）從漢口來到宜昌市，李聲韻病重住院，蕭紅獨自前往重慶市。

定居重慶

1938年9月，蕭紅來到重慶時，被安排在端木朋友家借住。11月，蕭紅到了預產期，生下一位男嬰，但出生幾天后就夭折了。據說生產時，端木沒能守在蕭紅身邊。1939年春，蕭紅和端木來到重慶郊外的歌樂山，住進云頂寺的一間空房間中。蕭紅在那里寫下《滑竿》《林小二》等作品。夏天，二人住進北嘉陵江畔的復旦大學文摘社內。由于端木在復旦任教，二人不久又搬到沙坪壩的復旦大學農場苗圃。雖然這里環境較好，但是是四人間。不久二人又搬到王家花園的教授宿舍。蕭紅在那里寫下《呼蘭河傳》（1940）、《回憶魯迅先生》（1939）和散文詩《長安寺》（1939）。

病逝香港

1939年末，蕭紅和端木擔心大學宿舍附近的彈藥庫導致這里成為重點轟炸對象，且他們身邊開始出現中國國民黨文化特務，遂決定搬離重慶市。此時恰好香港《大公報》的楊剛約端木姓創作長篇，二人于是選擇香港作為目的地。1940年1月19日，蕭紅與端木蕻良結伴飛往香港。先是居住在九龍樂道八號大時代書局的二樓，不久后又住在戴望舒的住處林泉居。林泉居位于山坡上，環境幽靜，但端木的風濕病復發，二人又搬回大時代書局。4月，蕭紅和端木蕻良正式成為香港文協成員。

1940年6月，蕭紅應香港文協邀創作啞劇《民族魂魯迅》（1940），還完成了長篇小說《馬伯樂》（1941）。蕭紅的身體抱恙，1941年7月，她被診斷為肺結核，做了手術，身體越來越差。11月下旬蕭紅暫時出院，但病情沒有好轉。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駱賓基打算撤離香港特別行政區，但當駱賓基打電話向端木蕻良和蕭紅辭行時，端木蕻良卻問他能否暫留香港協助照料病重的蕭紅，駱賓基慨然允諾。東北地區出身的新晉作家駱賓基來拜訪蕭紅時，她已經衰弱得站都站不起來了。第二年（1942）1月12日，蕭紅來到跑馬地的養和醫院。由于是知名作家，由院長親自問診，診斷蕭紅為氣管結瘤，需要立刻手術。實際上事后才弄清這是誤診。端木不同意手術，蕭紅卻認為病情急迫，簽署了手術同意書。手術后，蕭紅失聲，狀態不好。18日，遵循蕭紅的意愿，端木將她送往瑪麗醫院。期間駱賓基一直照顧著蕭紅。1942年1月22日，瑪麗醫院被日本陸軍接管，蕭紅輾轉到圣士提反女校的紅十字會臨時醫院。早上六點，蕭紅陷入昏迷，上午十一點因肺結核和惡性氣管擴張病逝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年31歲。

據說在手術之前，蕭紅向端木交代了后事。第一，希望端木姓保護她的作品不被人隨意修改，版權全部交給端木。第二，希望死后葬在魯迅的墓旁。如果難以實現，就葬在面朝大海的風景區，用白色的布包裹自己。第三，如果端木將來去哈爾濱市，把她和王恩甲的孩子找回來。第四，由于駱賓基一直照顧她，蕭紅希望將《呼蘭河傳》版權送給駱賓基，以做酬謝。1942年1月22日，蕭紅病歿香港法國醫院。端木蕻良把蕭紅的骨灰一分為二，一半埋在香港風景最好的淺水灣的一個山坡上，這里上邊是麗都飯店，下邊是游泳場，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后，親筆題寫了“蕭紅之墓”的木牌立于墳前；另一半埋在圣士提反女校后坡的一棵樹下。1957年8月，蕭紅在香港淺水灣的骨灰被遷回廣州市銀河革命公墓安葬。1992年10月31日，蕭紅的故鄉呼蘭區舉行了蕭紅紀念碑與蕭紅墓落成儀式，墓里是端木保管了五十年的蕭紅的頭發。

主要作品

生死場

蕭紅在1934年9月9日完成《生死場》，1935年12月初版。據說這一題名是蕭紅來到上海市后由胡風擬定的。小說以東北地區鄉下的女性群體為描繪對象，講述這一群像的身體經驗。《生死場》怵目驚心地展現了二三十年代中國封閉的鄉村社會農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餃子、蒙昧的近乎原始的生存狀態——生是動物性的生，死是動物性的死。貌似平淡的生存面紗后隱藏的正是“蟻子似的生活著，糊糊涂涂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的駭人圖景。“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

小說雖然以抗日為背景，但這一點并非主題，只不過是作者忠于自己的印象和感情，并將其如實描寫出來而已。小說的前半部分描寫農民生活，后半部分描寫抗日斗爭。雖然有抗日文學的一面，但主要是懷鄉和人道主義。

呼蘭河傳

蕭紅在1940年9月1日開始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連載《呼蘭河傳》，12月20日完稿，12月27日連載完畢。小說由七章組成，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二章從現實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個方面講呼蘭這個小城的變遷和住在城里的人們的變化，試圖為讀者勾勒出一個整體輪廓。第三、四章將視線轉向個人層面，描述了生活在小城呼蘭里年幼的“我”和“我”的家人。第五到七章通過幾個代表人物描述了“我”所熟悉的老百姓的生活。

作品沒有貫徹全篇的主人公，也沒有主體故事情節。實際上，這種沒有故事框架、沒有中心人物的結構延續了《生死場》以來的寫法，是蕭紅獨特的文體。小說的主題在于“作為人活下去”，不僅貫徹了蕭紅對生命的思考，也表現出她在《生死場》之后通過六年半的創作活動更明確的問題意識。

創作特點

蕭紅創造了別具一格的“蕭紅體”小說，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蕭紅使用超常規的文體語言，她對語言的超常規運用使小說語言呈現出新鮮自然、稚拙渾樸的美學情趣，形成了獨特的“蕭紅味”。系列散文《商市街》在發表時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議論，因為蕭紅使用了不少小說的技巧，這樣的寫作形式在20世紀30年代異常新穎，從文體上看，它更接近小說，不過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記錄”（蕭軍《商市街·讀后記》）。她還采用自傳式敘事方法，蕭紅在本質上是一位自傳型和情感型的作家，自傳式敘事方法是她自覺的審美選擇與追求。蕭紅的文體結構是散文化的，她突破了傳統小說以線性的時間關系和因果關系為線索來組織故事情節的方式，而代之以對于富有情致的場景和片斷的細膩描寫。蕭紅的寫作風格是詩化的，她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蘊含著濃郁的詩情。在她最具風格的小說中，都有一個作為抒情主體的“詩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豐富的藝術情愫構成了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來源。最后，蕭紅在小說中通過戲劇性諷刺表現沖突。

超常規文體

蕭紅的文學語言生疏而新鮮，其作用在于增加讀者感覺的難度和感覺的時間長度，延長讀者的感覺過程，強化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審美效果。蕭紅對語言的超常規運用既表現為新鮮、生疏，同時又表現為直率、自然，其直率首先表現在她率性而言。她以特有的童心觀照世界時對這個詩意世界不加雕飾的語言描繪。這種超常規語言的運用在蕭紅后期的創作中越來越成熟。有《牛車上》中的三月春陽，有《后花園》中的六月鮮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們都是一個個兒童眼中的世界，毫不雕飾，秀韻天成。

自傳性經驗

蕭紅的小說常常以個人經歷和童年生活為取材背景，但其寫作視角往往不是后觀的全知視角，而是以孩童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后花園》為例，小說第一部分似乎回到了人類的原初狀態，隨處可見詳細的“以物喻物”的修辭和聯想，“在朝露里，那樣嫩弱的須蔓的梢頭，好像淡綠色的玻璃抽成的，不敢去觸，一觸非斷不可的樣子”“這些花從來不澆水，任著風吹，任著太陽曬，可是卻越開越紅，把園子炫耀地閃眼，把六月夸獎得和水滾著那么熱”這種視角來自蕭紅的童年觀察，也來自其個體經驗，是一種直覺型的表達。

散文化結構

錢理群認為，蕭紅小說的形式“介乎傳統小說與散文詩之間”。她不僅打破了小說、詩歌、散文的分類編組的文體界限，而且在小說內部也突破了寫實性為主和抒情性為主的兩種形式，并且鑒借了其它藝術如繪畫、音樂等的表現手法。例如《呼蘭河傳》中，從修辭來看，蕭紅運用反復、通感等形式，在第三章起首與尾聲部分，使用了幾乎一樣的句子：“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雖然敘事上看起來很冗贅，但卻具有了更強的抒情效果。

詩化的風格

蕭紅的抒情方式追求詩意詩境。在她的小說中，抒情性以抒情主體——“我”的存在為前提。她的小說常用第一人稱“我”的形式，把自己整個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際遇中，渾然一體，其豐富的藝術情愫構成了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來源。小說《家族以外的人》。自我形象是一個聰慧、純樸、天真無邪的少女，通過這個少女的眼睛，反映了一個善良卻又愚拙的老人有二伯的不幸，整部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充滿了一種溫柔而委婉動人的抒情詩格調。其它在《呼蘭河傳》《小城三月》《手》等那些最具風格的小說中，都有一個作為抒情主體的“詩魂”的自我形象存在。

戲劇性諷刺

蕭紅在小說中常常用對照來表達反諷。例如《呼蘭河傳》中，人們聚焦于死亡，但又表達出對生命的漠視。第二章的第四節開頭一幕是丟孩子、警察看孩子、孩子胡亂答話的情景。然而這一節詳細寫的卻是婦女拜北頂娘娘廟求子。廟里和廟外、求子的婦女和迷失的孩子形成了沖突的對照。

主要思想

紅色愿景

蕭紅前期的創作中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革命傾向。在《生死場》中，蕭紅以審視和批判的視角來展現農民的生存與死亡，在完成這部小說后，她談論這些人物都是“自然奴隸，一切主子的奴隸。”蕭紅把造成農民悲慘生存狀態的外在原因歸結于地主的壓迫、經濟的衰退、男權的壓迫以及異族的入侵。蕭紅的作品不僅可以用左翼文學的標準來考察，還需要顧及蕭紅獨特的精神特質。她雖然受左翼作家影響，但也超越了左翼的階級觀。

社會關懷

蕭紅在小說中反復強調呼蘭人回復平靜生活和善于忘卻痛苦的自我修復能力。雖然其中衍生出了悲劇，但對于農民生存也有積極的意義。這是一種原始本能的巨大生命力，這種樸素的生命力支撐著農民克服自然、社會和傳統的壓力，從而頑強地生存下來。例如小說《紅玻璃的故事》，蕭紅雖然開頭就交代屯子里的農民生活艱苦，但這些農民身體結實，精神堅毅，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女性主義

蕭紅文本表現了女性意識。在她自己的生活里，蕭紅少女時代就離家出走，即使在最窮困的時候都不愿、也始終沒有回頭向家人伸手求濟。在她的筆下，蕭紅以女性身體為立足點，建立了一個特殊的視角去觀察民族興亡、鄉土文化和性別政治的內在聯系。例如《呼蘭河傳》中，跳大神儀式是呼蘭河鄉民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在神祭的儀式里，女性角色借助祭祀活動擺脫日常現實生活的身份和角色，表現出女大神在跳神儀式中那種全身是勁、乘云駕霧的雄壯氣勢。

人物評價

魯迅：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為丁玲的后繼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時間，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時間早得多。（埃德加·斯諾采訪魯迅，1936年5月）

胡風：她所寫的農民們底對于家畜（羊，馬，牛）的愛著，真實而又質樸，在我們已有的農民文學里面似乎還沒有見過這樣動人的詩篇。（《〈生死場〉后記》，1935年11月22日）

丁玲：在活著的時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卻還有各種不能逐擊的污蔑在等著，然而你還不會知道。那些與你一起的脫險回國的朋友們還將有被監視或被處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夠？貓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娛樂自己的得意，這種殘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毒惡，更須要毀滅的。（《風雨中憶蕭紅》，1942年4月25日）

白朗：我和紅的相識是在她和軍結未久還是初戀的時候。每當我走進那不見陽光的小屋，就會感到種幸福的和諧，只能看到他們啃嚼著干了的面包，卻從未看到過那因過分的貧困的迫壓而顯露的愁眉苦臉。（中略）慢慢地，我才得到了結論：他們的幸福、快樂是建筑在共同的事業和真摯的情愛上，絕不是貧困的手所可左右的。（《遙祭——紀念知友蕭紅》，1942年4月10日）

綠川英子：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蕭紅病死香港，她的才能沒有能充分地發揮，她的理想更沒有得到實現；一顆詩人的靈魂，一顆崇高而純潔的心由于離亂的時代和艱苦的環境，被埋沒了。（《憶蕭紅》，1942年）

駱賓基：在孤獨地生活著，卻給中國的文學，帶來了春天的一道陽光，青草發芽，樹蔭遮道，大地充滿了生命之愛，欣欣然，仿佛向日葵得到朝陽的溫暖，從滿天烏云之間展開的一條晴空縫隙下。（中略）而蕭紅本身，就又仿佛山腰當中一道泉水的溪流，清澈見底，倒映著兩岸的初春綠草，也有一兩片云影、藍天，閃著滴滴陽光；大部溪流又埋在樹蔭下，寂寞地流著，流著……卻又聽不到一點聲音。實際上，除去水面微風吹起的波紋，又是什么也沒有。蕭紅就這樣任憑生命之流，寂寞地流著；而給予人們，卻是溫暖與熱情，像溪流給予人類的優美。（《蕭紅逝世四月感》，1942年5月）

駱賓基：就在這時候，作家蕭紅感受另一種社會力的威脅，那就是社會的男人中心力。這是早已存在的，所以在這時候才顯著，（中略）她感到自己是這種社會力的附屬力，在這點上，作家蕭紅大膽地抗拒了，不只是想到，她是向歷史挑戰，她將孤立，因為如那些機械的等待主義者們所說：“得等到社會解放了，再來談婦女的解放呀！”而蕭紅先生是不能忍從、等待。她在行動上大無畏地開始抵拒。（《蕭紅小論——紀念蕭紅逝世四周年》，1946年1月22日）

夏志清：沒有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評論蕭紅的作品，是“最不可寬恕的疏忽”。《呼蘭河傳》的長處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實感，蕭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中國現代小說史》后記）

蘇光文、胡國強：蕭紅在她不及10年的文學生涯中，創作了30余篇（部）小說和為數不多的散文、詩歌。她的生命和創作如驚鴻一瞥，而散發的光芒卻耀眼奪目，十分獨特。她一波三折的身世和經歷，她的充滿靈性的作品，給后人留下了謎一樣的“蕭紅現象”。蕭紅的意義在于，一方面，她從自身的經歷和對生命的獨特體驗出發，用那支天然之筆，表達了對遙遠故土上生息不止的生靈及其古老文化、風俗的審視與思考，這種審視和思考帶有強烈的母性色彩；另一方面，她發展了20世紀中國小說的散文化傾向，將散文的抒情、白描與小說細膩的心理刻畫巧妙結合起來，使作品顯出復雜的意蘊和別樣的格調。（《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1996年8月）

后世紀念

文學作品

1944年，戴望舒前往淺水灣探訪蕭紅的墓地，留下詩歌《蕭紅墓前口占》。

呼蘭地標

蕭紅故居坐落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南二道街1號，始建于1908年，占地面積7125平方米，有房屋三十二間，建筑面積826.78平方米，分東西兩個院落，東院為本家居住，西院出租，蕭紅出生在東院的五間正房。蕭紅故居是中原四合院建筑群落與東北地方傳統民宅形式相結合的典型代表，反映出舊中國不同階層的家居品質和地方傳統特征。

蕭紅紀念陳列室位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道外區瑪克威商廈二樓。是原來的東興順旅館，即蕭紅和未婚夫王恩甲居住之處，也是蕭紅和蕭軍初遇之處。房間南墻是一組蕭紅的黑白照片，8張照片排開蕭紅的人生經歷、感情經歷。

蕭紅紀念碑、蕭紅墓坐落在呼蘭區西崗公園內東側500米處。建于1992年11月。蕭紅紀念碑、蕭紅墓占地面積為690平方米。紀念碑與墓系坐北朝南。紀念碑和墓為一個景區，分兩個主體建筑。紀念碑位于南側，墓地在北側，相距5米。四周是方鋼混凝土砌筑的書形圖案圍欄。蕭紅墓的墓室與墓碑均用灰色花崗石雕制。“蕭紅之墓”四個字是由蕭紅生前丈夫端木蕻良題寫。墓為青絲冢。棺室內陳放著蕭紅逝世時剪下來端木蕻良珍藏了近50余年的一縷青絲。

蕭紅小學位于黑龍江省省哈爾濱市市呼蘭區。原名呼蘭縣乙種農業學校，俗稱龍王廟小學，后來改稱第二十國民小學、南關小學，現名蕭紅小學。1920年（民國九年）至1924年，蕭紅曾在呼蘭縣乙種農業學校女生班上初小。

哈爾濱蕭紅中學位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原名私立從德女子中學，后更名東省特別區立第一女子中學校，現名蕭紅中學。1927年至1930年，蕭紅曾在東省特別區立第一女子中學校上初中。

此外，位于蕭紅故里呼蘭，以蕭紅命名的地名還有蕭紅大道、蕭紅東胡同、蕭紅北路、蕭紅大街、蕭紅社區等。

研究與獎項

2009年，蕭紅研究會、蕭紅文學院和黑龍江省文學館在哈爾濱市揭牌。旨在基于現有的蕭紅研究，廣泛開展黑龍江現當代作家的研究。同時，通過設立蕭紅文學獎、編輯出版新版《蕭紅全集》、打造以蕭紅和其作品為題材的舞臺藝術、影視劇等形式打造蕭紅系列文化品牌，推動黑龍江文學創作、文藝理論、文學批評的發展。

2011年，蕭紅文學獎成立，由中共黑龍江省委宣傳部、人民日報出版社和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共同主辦。蕭紅文學獎每四年評選一次，設立蕭紅長篇小說獎、蕭紅華語女性文學獎和蕭紅研究獎。

人物爭議

身世之謎

蕭紅出生時原名張秀環，因與二姨母親的妹妹姜玉環同犯一個“環”字，外祖父為她改名張廼瑩。但是，張氏一族無論男女都是按照輩行取名字的，蕭紅這一輩是“秀”字輩，即使修改也應改為張秀瑩。因此有人懷疑此次改名可能還有別的理由，甚至有人基于此說，懷疑蕭紅不是張廷舉的親生女兒。

曲折接受

文學評論界一直以來對蕭紅的文學立場爭論不休。對蕭紅的評論始于1935年魯迅為蕭紅《生死場》所做的序言。魯迅雖然提攜贊美了小說，但也認為小說里對于人物的描寫不夠好。胡風所做的《生死場》后記里表達了類似的意思，認為蕭紅的《生死場》存在結構散漫、描寫粗糙、人物形象模糊、語言詰屈聱牙的問題。1946年，茅盾為《呼蘭河傳》作的序中提到蕭紅內心的寂寞，但指出，東北地區的閉塞經歷導致蕭紅看不見外界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思想上缺少斗爭性。實際上，蕭紅的確在小說中描述了抗日情形，只是她更多追求向內的表達。但這并不意味著蕭紅不去宣傳抗戰。她有了對歷史的體悟，才能夠表達自己的悲憫。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一個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特殊年代，在民族戰爭的背景下，評論者只在“抗日文學”或“東北作家群”的內容里稍稍提及蕭紅的《生死場》。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文學研究的重點是擺脫極左思潮的干擾，發掘那些因政治原因被掩蔽的文學大家身上的另一種光彩和被忽視的中、小作家。這一時期最突出的是和蕭紅生平有關的研究。新時期的蕭紅研究擁有相當寬容的政治環境，擺脫了外界的羈絆并擁有了良好的研究基礎，發表了大量論文，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蕭紅的聲譽。蕭紅富有文學天才，但是離開得太早，她還沒有達到老練，還沒有真正地成熟，就不得不永久地放棄了。

軼事典故

不諳世故

蕭紅的性格在同一時期的作者群體中非常獨特。在生活中，她自然流露出純真的個性。魯迅曾經評價蕭紅“孩子氣”，“不諳世故”，“容易抱有純潔和幻想”。這些性格特點導致蕭紅有一種特別的偏執，在《呼蘭河傳》中，有潔癖的祖母用平整潔白的紙來蒙窗戶，蕭紅卻專門喜歡用手指戳窗戶紙，祖母越是阻攔她越是要戳。祖父教蕭紅背唐詩，她聽了喜歡的才背，不喜歡的就不背。她背詩常常不顧原詩語句，自己覺得怎樣順口就怎樣背。友人李潔吾評價，“她富于理想，耽于幻想，總好像時時沉迷在自己的向往之中，還有些任性。”

坎坷情史

蕭紅一生中經歷過多次感情糾葛。首先是家里指定的未婚夫王恩甲，再是蕭軍，最后是端木蕻良。然而，蕭紅和蕭軍的結合并非如蕭軍所大肆宣揚的那樣，“他俠義仁厚，古道熱腸，救蕭紅于水火之中，引領她走上文學道路”，而是在青春沖動之下，出于現實考慮和生活需要的選擇。根據作家孫陵的記述，當時的蕭紅本來鐘情于另一位林郎大哥，因為他比蕭軍斯文得多。但蕭軍當著林郎的面，逼蕭紅表示態度，見蕭紅不說話，便抱著她親嘴，確定了二人之間的關系。這時候的蕭紅抱著身孕，沒有理由在感情上挑三揀四。而出于男人的自尊，爭強好勝的蕭軍爭得了蕭紅。蕭軍卻并不珍惜蕭紅。他多次實施家暴，根據友人靳以的記錄，有一次眾人見到蕭紅眼睛青腫，關心她，蕭紅表示，“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傷了。”蕭軍卻說，“什么跌傷的，別不要臉了！我昨天喝了點酒，借點酒氣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由此可見，蕭紅和蕭軍的裂痕一步步擴大，直到最終離婚在所難免。

花落兩端

1942年1月12日，年僅31歲的蕭紅病逝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臨終前，蕭紅悲愴地說：“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蕭紅提出，希望能把自己埋在一個風景區，而且要面向大海。端木蕻良把蕭紅的骨灰一分為二，一半埋在香港風景最好的淺水灣，一半埋在圣士提反女校后坡的一棵樹下。10多年后，因工程施工的緣故，淺水灣的蕭紅墓地有遭到破壞的危險。當時在香港《大公報》任職的詩人陳凡寫信給《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水拍，“當年的‘生死場’，而今已成為祖國建設繁榮之地，也應該接蕭紅回去看看了吧？”陳凡在信中還附上一張蕭紅墓遭破壞的照片。1957年7月22日，葬在淺水灣的蕭紅骨灰順利挖掘出土。1957年8月3日上午10時，60多位香港特別行政區文化界人士在九龍紅永別亭內舉行了蕭紅骨灰返穗送別會，當天下午，蕭紅骨灰運返廣州。1957年8月15日下午，廣州市文化藝術界在別有天殯儀館舉行蕭紅遷葬悼念儀式，儀式完畢后，隨即將骨灰安葬于廣州郊區的銀河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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