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娥（1905年10月11日—1976年8月18日），原名張式沅（“安娥”為其筆名），曾用名何平、張元濟，河北省獲鹿縣人，中國近現代著名劇作家、作詞家、詩人、記者、翻譯家，中共地下情報人員。安娥的丈夫是中國著名劇作家田漢。
安娥出生在河北省獲鹿縣范譚村，1923年考入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專西洋畫系，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在北京社青團支部任技術書記。1926年安娥調任大連市，同年進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1929年，安娥回國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并從事文藝活動，先后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大道劇社”等組織，期間參與了話劇《馬特迦》的改編創作和《梁上君子》等劇的演出，并以“蘇尼亞”為筆名發表了長篇小說《莫斯科》。1933年，安娥進入上海EMI集團歌曲部，隨后創作了《女性的吶喊》《漁光曲》等多首歌詞作品。
抗戰期間，安娥參與兒童的保育工作，和田漢等人創辦四維劇團。抗戰期間，安娥與田漢歷經坎坷終成眷屬，這段悲喜交雜的人生體驗被安娥寫入了《白蛇傳》《追魚》《情探》等戲劇劇本。抗戰后期，安娥主要致力于戲曲劇本的創作，她與幾位越劇流派的創始人交誼匪淺，情緣深厚，支持袁雪芬、尹桂芳等越劇十姐妹合演《山河戀》，為上海越劇院創作劇本《追魚》和《情探》，并指導排練。
除了劇本創作，安娥還致力于歌詞寫作，代表作有《賣報歌》《打回老家去》等。此外，安娥比較知名的作品還有報告文學《五月榴花照眼明》、詩集《燕趙兒女》等。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安娥早年肄業于北平美術專門學校。1925年擔任北平團的工作。后赴大連市從事革命宣傳和女工運動。1925年（民國14年）肄業于北京國立美專西畫系。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回國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
1933年后參加上海進步文藝運動，曾擔任EMI集團歌曲部主任。1934年為電影《漁光曲》創作主題歌歌詞，訴說苦難漁民的辛酸和悲憤，流傳甚廣。后來創作的反映報童生活的歌曲《賣報歌》和一些抗日歌曲，也在人民中廣為傳唱。1936年寫作的詩劇《高粱紅了》，描寫了一支自發的農民抗日武裝同強敵的殊死戰斗。作品的語言簡樸，富于北方農村氣息。
抗戰期間擔任戰地記者輾轉武漢、重慶市、桂林市、昆明市，寫有《戰地之春》等歌劇劇本。抗戰勝利后回到上海市，執教于市立實驗戲劇學校。1948年解放區。
解放后擔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實驗歌劇院和中國劇協創作員。除劇本的創作和翻譯之外，還寫作報告文學。
工作經歷
安娥（1905—1976），1905年10月11日出生在河北省獲鹿縣一個書香之家，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1925年（民國1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即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在大連市從事宣傳、女工工作。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回國，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從事情報工作，接受中共地下黨派遣，利用這個有利位置前往擔任中國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中央特派員楊登瀛的秘書，將重要情報直接呈交給中共特科陳賡同志。同時開始詩歌創作，先后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1932年，因叛徒出賣，中共機關遭破壞，安娥與黨組織失去聯系。1934年，安娥為田漢的歌劇《揚子江暴風雨》作插曲，聶耳譜曲。1933年至1937年，她在上海參加進步文藝運動，曾任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主任，與作曲家任光合作創作了大量旋律悅耳、意境優美的歌曲。
抗日戰爭初期，參與發起和籌建（戰時兒童保育會），1939年初冬，應第五戰區政治部主任韋永成的邀請，安娥以《廣西日報》戰地記者的名義赴戰區采訪。后來又帶著病體，隨丈夫田漢輾轉武漢、重慶市、桂林市、昆明市等地，曾與冼星海合作譜寫了參加臺兒莊大捷的第60軍軍歌。抗日戰爭勝利后回上海市，1946年起在上海市實驗戲劇學校執教。1947年去臺灣小留。1948年10月，安娥與田漢經海路由滬抵津，由天津市來到了華北解放區——西柏坡，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1月31日，安娥與田漢跟隨林彪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在晨曦中進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市。
1949年以后，安娥先后在中共中央統戰部、保衛部工作。后調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實驗話劇院、中國戲劇家協會任創作員。抗美援朝戰爭時期曾赴前線訪問。1956年在河南省訪問期間突然中風、偏癱，雖失去工作能力，但臥床期間仍潛心文學創作。1976年8月18日病逝，終年71歲。2008年，其作品經過編輯整理出版成書，名為《安娥文集》。
創作經歷
安娥與傅全香由傅全香、陸錦花兩位著名越劇表演藝術家五十二年前在上海首演的《情探》，曾在當時的越劇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據報道，12月18日，紹興小百花越劇團全新排演的《情探》將亮相北京長安大戲院。報道說“新版《情探》由傅全香的得意弟子陳飛和吳鳳花聯袂主演，在劇本、劇情和表演上作出了不小的調整，著重一個‘情’字，可謂一次極具價值的老戲新探。”，“去除了帶有上世紀50年代烙印的元素，劇中敫桂英‘望夫成龍、情寄科場’的情結被大大削減，取而代之的是她對真愛的追求。”真不知道以何種手法作“新探”？50年代烙印的哪些元素又不合時宜了？這個新版本又會是一個怎么樣的版本？ 越劇《情探》是田漢與安娥夫婦專門應上海越劇院之約創作的劇本。早在1943年田漢曾寫過一個京劇本《情探》，這次他推翻原來的本子，重新按照明代傳奇《焚香記》去粗存菁，進行創作。后來，先由安娥寫出初稿，田漢改寫定稿。田漢、安娥對這個本子精心修改，幾易其稿，寫出了王魁負心背叛的社會原因和主觀原因，塑造了善良多情而又有不屈不撓精神的古代婦女的形象，藝術感染力很強。據說田漢在寫“行路”一場時，房間里掛了一幅中國地圖，根據從萊陽市到東京的路線，寫了一段“飄蕩蕩離了萊陽衛”的情景交融的瑞安鼓詞，使這段載歌載舞的戲更加扣人心弦。還有一說，這折“行路”是田漢在飛機上修改完成的，當時飛機正好飛過泰山的天空，看著下面巍峨的山峰，讓田漢聯想到了敫桂英千里尋夫的艱難。由于該劇集中了傅派、陸派表演藝術的精華，是上海越劇院的經典保留劇目。
1957年上越演出的《情探》由陳鵬導演，聘請川劇演員陽友鶴、周慕蓮和昆劇藝人薛傳綱為顧問，杜春陽編曲，顧大良舞美設計，吳報章燈光設計，陳利華造型設計。傅全香飾敫[jiǎo]桂英、陸錦花飾王魁。10月28日，首演于大眾劇場。傅全香在劇“陽告”、“行路”、“情探”等場戲中，學習借鑒了川劇、昆劇的表演技藝。在“行路”一場里，運用四尺長袖，邊歌邊舞，表現出敫桂英美麗動人的鬼魂形象。其〔弦下調〕的唱腔，聲情并茂，宣泄出人物滿腔哀怨、悲傷之情，成了傅派唱腔的精品。《情探》中的王魁是概念定型的反面角色，陸錦花賦予了王魁特有的血肉靈魂，別出一番風光，把王魁這個負心漢內心深處的矛盾與冷酷的性格揭示得相當充分。1957年底，田漢在上海戲劇學院講學，上海越劇院專門為他演了一場《情探》。田漢看了很高興，談到演員表演，他說傅全香有突破。對陸錦花演的王魁，他認為是從人物著手的，表演不過火。特別是“說媒”一場戲，層層遞進，揭示了人物的矛盾心理。田漢觀后興奮地握著陸錦花的手說：“你是我筆下的王魁。”
說到陸錦花演的王魁，還有一段故事。原來，這年六月，陸錦花與傅全香、范瑞娟、陳少春等在東北地區巡回演出時，接到劇院領導來信說，《情探》已列入上演計劃，要她們做好準備。于是在沈陽市演出結束，將赴天津市演出之前，她們專車去北京專程看望田漢、安娥夫婦，將越劇院就要上演安娥大姐的《情探》和《楊八姐盜刀》、《追魚》之事告訴他們。田漢聽了深情地說：“好，這是對她（指安娥）很好的安慰，也說明劇院領導和雪芬同志對安娥創作的肯定。”中風躺在床上的安娥為此事感激得流淚，當傅全香向安娥談及劇本修改設想時，她示意把田老叫來。傅全香把修改設想向田老重說了一遍，此時安娥費力地用手指指田老，再指指自己。意思是叫田老代她完成修改。田漢自然明白她的意思，馬上說：“你放心，我替你來完成。”安娥滿意地笑了。見此情景，去拜訪他們的幾位演員都感動得流淚。田漢聽了劇院的意見后，向她們談了自己醞釀已久的修改設想，主題是突出這個愛情悲劇的社會原因。田漢說：“把王魁的責任推向社會制度，社會責任是七分，王魁個人品行三分。”當時，還未最后確定由誰扮演王魁的角色，但這為陸錦花以后塑造王魁這一角色提供了形象的指導，使她把握這個人物有了具體尺度。巡回演出回滬后不久，陸錦花就接到田漢新修改的《情探》劇本，并得知將由她飾王魁。陸錦花對照田漢、安娥寫的前幾稿的本子，第一稿名為《王魁負桂英》，1956年的修改稿改名為《情探》，現今的已是第三稿。她細細對照琢磨，分辨劇本改在何處，增加了些什么。為了創造好角色，陸錦花還翻閱了《六十種曲》中的《焚香記》以及有關資料，了解故事的源流。《焚香記》中的敫桂英與王魁的矛盾似乎都是虛假的，完全因壞人破壞、誤會所致。這還不及民間流傳的《王魁負桂英》，在揭露封建科舉制度，鞭斥忘恩負義的丑惡行徑上更有深度。而田老夫婦新修改的《情探》把作品深化了，在描寫王魁這個人物時，多處增加了人物的矛盾心理，以體現王魁背棄桂英時所受到的壓力。陸錦花體會到，要演好王魁這一角色，重點是演好“說媒”與“情探”。“說媒”這場戲不能只局限于過去所體現的“癡心女子負心漢”，而要演好“說媒”先得把“伴讀”一場演好，要情真意切、真心相愛，不能為王魁負心作什么鋪墊。《情探》一場是全劇的高潮。在這場戲中，陸錦花的一段凈場唱“說不盡水晶簾下脂香粉媚”，處理得既纏綿又沉穩，使人物避免了概念化。在陸錦花的藝術生涯中，扮演王魁無疑是個非常耀眼的亮點。1978年，傅全香、陸錦花兩位名家演出的全本《情探》成為越劇舞臺上的經典絕唱。之后多年一直沒有演員敢于挑戰此劇全本。2006年，上越由著名陸派小生越劇黃慧和傅派新秀裘丹莉重新復排全劇，并于5月27日首演于杭州紅星劇院。10月2日和3日，這出經典越劇再次亮相上海逸夫舞臺；2007年7月，紹興小百花越劇團和上海越劇院合作，以男女合演的嶄新的姿態上演《情探》，這次出演敫桂英的是傅全香的得意弟子陳飛；出演王魁的是“文武男小生”徐標新。2008年3月，紹興小百花越劇團又推出由陳飛和吳鳳花主演的傅范版全本越劇《情探》。對于此劇陳飛的表演，基本上是無可挑剔。陳飛無疑現今是中青年傅派傳人中的佼佼者，舞臺上也恐怕無人能出其右。曾記得1990年青年越劇演員電視大獎賽上，陳飛以一段“行路”首開越劇舞臺上七尺長水袖的先河，并奪得“越劇新星”的魁首。再說吳鳳花，第十三屆梅花獎得主，乃是當今最受歡迎的當紅范派小生。陽剛之美更是在眾女小生中“獨樹一幟”。“文武兼備、陽剛小生”，是觀眾對她的一致好評。但是，《情探》畢竟是傅陸經典，陸王魁早已深入人心，觀眾心目中的王魁不太像范家子弟。記得有人說，“流派的傳承是靠成功的角色來支撐的，而角色的成功與流派特色息息相關，任何流派和演員都有自身無法突破的極限，實在不是演技好就能完全逾越的。”對此，我也比較認同。另一說，在2007年紹興小百花藝術中心年劇目創作研討會上，浙江省戲劇專家顧頌恩、呂建華、楊小青、陳偉龍對該團改編《情探》一劇曾提出“兩步走”的方案。可能2006年3月的版本是第一步，這次就是所謂的“第二步”吧？不知這第二步能不能走好？
人物作品
文學作品
參考資料：
歌劇作品
參考資料：
歌詞作品
除上表作品，另有《婦女節歌》《路是我們開》《六十軍軍歌》《節日的晚上》《天安門前的驕傲》《北京之歌》《鐵路工人歌》《農村青年突擊隊》《拖拉機》等多首歌詞作品。以及朝鮮歌曲《春之歌》《在泉邊》；日本歌曲《東京—北京》；印度歌曲《印中友誼歌》和蘇聯歌劇《青年近衛軍》選曲的配譯等。
編劇電影
后世紀念
2008年9月22日上午，田漢、安娥塑像揭幕儀式在河北省雙鳳山革命陵園隆重舉行，此次活動由河北省民政廳、河北省文化廳、河北省文聯主辦，河北省雙鳳山革命陵園承辦。
出席此次揭幕儀式有：原中國劇協書記處書記、著名戲劇理論家杜高；原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田漢基金會理事長、著名劇作家蘇叔陽；中國藝術研究院戲劇研究所所長田本相；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秘書長陳知涯；原南京大學副校長、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董健；原中國戲曲學院副院長、教授、著名表演藝術家鈕驃；解放軍駐石某部副軍長李廣文；中國戲曲學院教授、著名表演藝術家謝銳青；全國政協委員、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劉秀榮；天津市作家協會研究員盛英；新四軍老戰士、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主任朱虹和安娥、田漢親屬、省、市相關部門負責同志、媒體記者、部隊官兵、學生代表、各界群眾500余人。
上午十時，在嘹亮的國歌聲中，揭幕儀式正式開始。河北省民政廳廳長古懷璞、著名劇作家蘇叔陽以及田漢之子田大畏先后致詞，深切緬懷這對革命伉儷，歌頌他們為革命文藝事業奮斗終身的崇高精神，對安娥家鄉人民的深情厚誼表示感謝，對河北省雙鳳山革命陵園弘揚愛國精神，挖掘革命傳統文化的工作熱情表示贊賞。
少先隊員代表鮮花、獻詞，表達對革命先輩的敬仰之情。
揭幕儀式在《義勇軍進行曲》雄壯的旋律中結束。
同日下午，在河北省工會大廈舉行了《安娥文集》《安娥與田漢》首發式座談會，參加揭幕儀式的專家學者參加了座談會。
同日晚間，在河北省藝術中心音樂廳舉行了《安娥、田漢作品交響合唱音樂會》，音樂會吸引了省會廣大市民觀看，場面熱烈，掌聲不斷。
人物軼事
神秘的“紅色女郎”
少女時代的安娥就開始表現出追求自由獨立的個性，15歲那年，安娥在保定第二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時,帶領全班同學罷課，離開學校到一個小旅館里。安娥也離開了學校,隨父親到北京讀書。1923年,安娥入國立國立音樂專科學校西畫系學習；兩年后在學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安娥往大連市從事宣傳和女工運動,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安娥回到國內,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田漢與安娥的身影時常雙雙出現在左派文藝活動中，1931年8月,就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一個月，他們的兒子田大畏降生了。
這一時期,安娥先后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還是“蘇聯之友音樂組”、劇聯領導的“音樂小組”、“歌曲研究會”及“大道劇社”等進步組織的成員。她潛心研究中古代辯證法,編寫劇本《復活》,研讀《詩經》,并打算回上海市以后用歌曲創作喚醒群眾的抗日熱情。1933年,安娥終于拋下了老母和幼子,再一次離別故土。
創作的救亡歌曲廣為傳唱
回到上海后,安娥繼續從事特科工作。經作曲家任光的介紹,安娥進入上海EMI集團歌曲部工作。安娥接受了任光的愛,兩人合作創作了大量旋律悅耳、意境優美的歌曲。此后的4年時間里,安娥為《女性的吶喊》《漁光曲》《賣報歌》《打回老家去》《路是我們開》《我們不怕流血》《抗敵歌》《戰士哀歌》等進步歌曲和救亡歌曲創作歌詞。其中一些優秀作品更是歷經歲月的滌蕩,至今仍在傳唱。
為戰時兒童保育會奔走
抗戰爆發后，安娥輾轉來到武漢市,先后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理事,繼續以極大的熱情從事抗戰歌曲的創作。其中有冼星海譜曲的《我們不怕流血》《山茶花》《戰士哀歌》《抗戰中的三八》《六十軍軍歌》等。那首激勵抗日將士、威震敵膽的《六十軍軍歌》,是冼星海和安娥應云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之邀特意創作的,對開赴抗日前線的云南部隊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1937年冬,由沈鈞儒、郭沫若、鄧穎超、劉清揚、沈茲九等聯絡各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184人簽名發起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安娥滿腔熱情地投入到保育會的籌備工作中。
此前,田漢與安娥邂逅于撤離上海市的船上,安娥告訴他,孩子沒死。在武漢,兩人接觸的機會更多了,愛情的火焰也再次復燃。
1938年3月,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大會在漢口舉行,社會各界700余人參加了成立大會。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任主席,安娥作為保育會的發起人之一,在大會上詳細報告了保育會的籌備經過。戰時兒童保育會在炮火硝煙中成為無家可歸的孩子們最安全的庇護所,使戰時軍民減少了后顧之憂,得以全力投入抗日救國的偉大戰斗中。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安娥和戰時兒童保育會的2萬多名孩子撤退到了重慶市。在保育會中擔任常委的安娥一方面積極為保育院籌集經費,營救兒童,一方面在當時報刊上撰文《孩子們到四川去了》《進步著的孩子們——參觀重慶臨時保育院》《搶救孩子去》等,向社會各界報道保育院的工作情況及孩子們的生活。她還創作了《戰時兒童保育院院歌》《受難的孩子們》等歌曲。
與史沫特萊共赴戰地采訪
1939年初冬,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第五戰區政治部主任韋永成的邀請,安娥以《廣西日報》戰地記者的名義赴戰區采訪。從來沒有做過記者的安娥,暗地里模仿自己曾經在報紙上讀過的著名記者范長江的報道,將自己在戰區的所見所聞寫成多篇戰地報道,寄給桂林市《廣西日報》發表;后來又整理成中篇報告文學作品《征途私感》《征途雜感》,連載于1942年的《廣西日報》。這次訪問的另一重大收獲,就是創作了歌劇劇本《戰地之春》,譜曲后出版了單行本。
1940年1月,安娥在第五戰區鄂北防區棗陽前線采訪時遇到了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正好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的張執一同志來送俘虜,兩位戰地女記者便借此機會深入到李先念領導的鄂豫邊區采訪。
《漁光曲》成為“通行證”?
1940年夏末,安娥由第五戰區司令部駐地老河口經安康到達陜南城固,終于見到了逃難至此的母親、哥哥一家和兒子大畏。安娥決定,把兒子大畏帶回重慶市。
安娥和兒子從城固縣一路西行,到達褒城縣時,母子二人正與大批旅客在車站等車,看著周圍擁擠不堪的人流,不知道能不能擠上車。這時,一位拉“黃魚客”的汽車司機將安娥母子帶到一列開往成都市的軍車旁,正要上車時,卻被一名軍官攔住了。眼看軍車就要開了,安娥情急之下把皮包里的戰地記者證件拿出來,希望能得到軍官的通融,還是行不通。正在安娥一籌莫展之際,那位軍官看見記者證里夾著一張名片,得知站在面前的這位女士就是《漁光曲》的作者,馬上態度大變,連說“久仰久仰”,并熱情地請母子二人上了車。車隊到達成都之后,軍官又聯系好另一列車隊送安娥母子到達璧山區。安娥又驚又喜地對兒子說,想不到《漁光曲》還能起這么大的作用,一路把我們送回了家。
回到重慶市后,多病的身體使安娥無法承擔太多工作。1942年,安娥到桂林市,繼續堅持文藝創作,并和田漢一起從事對逃難文化人的救濟工作,為解決“四維劇團”的生計和演出問題奔走,并協助李德全到獨山縣、河池前線救濟難民。抗戰勝利前后,安娥相繼到昆明市、重慶、上海市,1948年冬,經地下黨安排,她與田漢從北平市進入華北解放區,到達了黨中央駐地河北平山。解放后,她先后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實驗歌劇院從事創作,1956年在河南訪問期間突然中風、半身不遂，雖失去工作能力，但臥床期間仍潛心文學創作。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
中國廣播劇研究會簡介.央廣網.2024-09-09
“紅色女特工”安娥的傳奇人生.紅色文化網.2024-09-09
她的名字將永載史冊.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2024-09-09
中華民族血薦軒轅的不屈吶喊：《打回老家去》.新華網.2024-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