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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范長江（1909年10月16日—1970年10月23日），原名范希天，內江市東興區（原內江縣）田家鎮趙家壩人，是中國第一位追蹤報道紅軍長征的記者、第一位進入延安市采訪的記者，《人民日報》社原社長、中國著名新聞記者，是無產階級新聞事業出色的領導者，是新中國新聞事業的開拓者。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幼年時期，范長江在祖父范延馨的教導下，背誦《三字經》《增廣昔時賢文》《百家姓》《千家詩》等傳統私塾教本。20世紀初，維新思想傳入內江，范長江接受新思想。1927年，范長江報考黃埔軍校落榜，進入中法大學重慶分校學習。之后，范長江去武漢參軍，被調南昌市編人賀龍部隊，參加了南昌起義，失敗后流落異鄉。1932年初，范長江來到北平，在黎錦熙主持下的國語大辭典編纂處謀得一份剪貼資料的工作。同年秋天，經過自己的努力及友人之助，范長江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認為哲學脫離現實，離開北京大學，尋找抗日救國之路。1933年1月，范長江加入朱慶瀾主持的“遼吉黑抗日義勇軍后援會”。之后，他在北大又組織了“1936年研究會”，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來研究世界大戰形勢的變化。1933年下半年，范長江開始為北平市《晨報》《世界日報》以及天津市《益世報》撰寫新聞通訊。

1934年，范長江先后寫出《佛學在北大》《陶希圣與“食貨”》《顧頡剛與“禹貢”》《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檔案及其整理》等數篇通訊，在《大公報》《晨報》上發表。1935年5月，范長江以《大公報》社旅行記者的名義開始西北之行，歷時十個月，到達四川省、陜西省、青海省、甘肅省、內蒙古自治區等地區。記述中國西北部人民艱難困苦的生活和少數民族地區有關宗教、民族關系等問題。西安事變后，西北對外交通完全斷絕，范長江冒險進入西安城，對周恩來進行采訪。1937年2月9日，范長江在延安先后見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人，并于當晚與毛澤東進行長談。2月15日，《大公報》在登載范長江的文章《動蕩中之西北大局》。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范長江投入戰地采訪工作，先后采訪了盧溝橋、長辛店鎮、保定市等地，寫下了《盧溝橋畔》《血泊平津》《西線風云》等大量的戰地通訊，及時地向全國人民報道了前線實況。1949年1月31日，范長江率隊接收中國國民黨《華北日報》，于2月2日在北平創辦《人民日報·北平版》任總編輯。上海解放后，范長江擔任《解放日報》社長。1950年1月，范長江回到北京擔任《人民日報》社長。1964年，范長江到諸暨市縣濟陽公社碑亭大隊下鄉工作。文化大革命時期，范長江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長期被關押。1970年10月23日，范長江受迫害去世，1978年平反。

范長江發表的通訊和報道見證了歷史重要時刻，后結集為《中國的西北角》《范長江新聞文集》等文集。在新聞學理論上，范長江曾提出報紙是政治的工具，報紙具有時代性等觀點。周恩來曾評價范長江：“飽載著前線上英勇的戰訊，并帶著光榮的傷痕歸來，不僅使人興奮，而且使人感念。”

人物經歷

早年時期

1909年10月16日，范長江出生于四川省內江縣田家鄉趙家壩（現內江市東興區田家鎮趙家壩）。幼年時期，范長江在祖父范延馨的教導下，背誦《三字經》《增廣昔時賢文》《百家姓》《千家詩》等傳統私塾教本，范延馨為范長江講述諸葛亮的《出師表》、文天祥《過零丁洋》、岳飛《滿江紅》等名人詩文，范長江對先祖范仲淹《岳陽樓記》《漁家傲·塞下秋來》等名篇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記憶深刻。20世紀初，維新思想傳入內江市，范延馨常向年幼范長江灌輸新觀念，鼓勵他勤奮好學，樹立不凡理想抱負，為范長江講述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新文體和“少年強則中國強”等名言。

首次退學

1927年初，范長江報考黃埔軍校落榜，進入中法大學重慶分校學習。中法大學重慶分校是吳玉章創辦的一所宣傳馬列主義、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范長江在這里接受了反帝反封建思想，積極參加反帝反封建活動。為謀生計，范長江加入了賀龍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教導團，成為一名學生兵，并隨賀龍轉赴南昌，參加了1927年8月1日的“八一”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后，他隨部隊轉戰途中遭國民黨反動軍隊圍攻，與部隊失去聯系，輾轉到了南京。1928年，范長江進入南京國民黨中央黨政學校鄉村行政系，打算“將來在窮鄉僻壤中建立一個理想的世界”。

脫離國民黨

“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政府選擇“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實行不抵抗主義。范長江認為抗日救國才是出路。之后，范長江離開南京，并在留信中闡明觀點合理的教育應當是啟發青年的思想，使他們能對宇宙和人生的法則有正確的把握，然后配合著各時代的環境，培養他們服務于人類、國家的能力。同時，范長江宣布他脫離中國國民黨。1928年秋，北伐勝利全國一統之際，范長江考入中央政治學校鄉村行政系，打算“將來在窮鄉僻壤中建立一個理想的世界”。在這所學校就讀時，范長江認識留學德國的羅家倫，師生之間結下情誼。

再次退學

1932年初，范長江來到北平，在黎錦熙主持下的國語大辭典編纂處謀得一份剪貼資料的工作。1932年秋天，范長江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因教授無法解答全國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鋪子里堆滿食物窮人卻不能吃的問題，認為哲學脫離現實，離開北京大學，尋找抗日救國之路。

1933年1月，范長江加入朱慶瀾主持的“遼吉黑抗日義勇軍后援會”。一個月后，后援會組織一批抗日物資運往東北地區，范長江以“熱河戰地記者”的名義隨隊前往，兼給南京的《新中國報》和《民生報》寫戰地通訊。運輸隊出發不久，即在熱河凌源與日軍遭遇。戰斗中，范長江被沖散，躲進大山中，接受蒙古老鄉的收留。之后，他徒步橫跨熱河，從察哈爾省又轉回北平市。回到北平后不久，范長江組織“北大學生長城各口抗日將士慰問團”，先后奔赴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獨石口等地，慰勞抗日軍隊。范長江開始注意起抗日軍事問題，他大量收集、閱讀、鉆研中外報刊上有關軍事方面的材料，得出自己的結論：中日間戰爭遲早要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不可避免，二戰爆發的時間估計為1936年。于是，他在北京大學又組織了“1936年研究會”，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來研究世界大戰形勢的變化。研究會由范長江起草并擬定綱領，在北平市《晨報》上公開發表，連載兩天，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1933年下半年，范長江開始為北平《晨報》《世界日報》以及天津市《益世報》撰寫新聞通訊。1934年，《大公報》社駐北平辦事處的記者楊士悼找到范長江，代表《大公報》社約請他寫稿，并答應每月付給稿費15元。《大公報》社總經理胡政請他為《大公報》撰稿。當年年底，經過調查研究，范長江先后寫出《佛學在北大》《陶希圣與“食貨”》《顧頡剛與“禹貢”》《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檔案及其整理》等數篇通訊，在《大公報》《晨報》上發表。

西北之行

1935年5月，范長江以《大公報》社旅行記者的名義開始西北之行，從天津市乘船到上海市，到達煙臺市時開始寫通訊發回報社。5月18日，范長江從上海乘民生公司的“民主”號輪船溯江西省上，在家鄉四川內江作短暫停留后，來到成都市。范長江在《大公報》先后發表了《塘沽碼頭》《安東的中國人》《煙臺警察槍殺女學生》《浙江政治新動向》《成渝道上》《內江的糖業》等一系列旅游通訊，客觀地報道沿途所見所聞，吸引讀者。7月1日，范長江離開成都西進，開始西北考察。范長江經江油市、平武縣、松潘縣，甘肅省的西固區、岷縣等地，行程三千多公里，于9月3日到達蘭州市。之后，范長江又繼續西進至敦煌市、玉門、西寧市轉而北達臨河區、五原縣、包頭市，并往返于西安市、蘭州等地旅行采訪，歷時十個月，到達四川省、陜西省、青海省、甘肅、內蒙古自治區等地區。記述中國西北部人民艱難困苦的生活和少數民族地區有關宗教、民族關系等問題，公開、客觀地報道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蹤跡，表達了他對紅軍的同情和敬意。1936年8月，在范長江通訊發表于《大公報》后，《大公報》將范長江通訊匯編為《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出版，在中國的通訊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該書首次客觀而真實地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影響。隨后他又寫了《西北近影》《陜北之行》等多篇通訊。

采訪毛澤東

西安事變后，西北對外交通完全斷絕，為了解實情，范長江從蘭州市前往西安，化裝成菜農混進城。1937年2月3日，范長江進到城內初步了解事變的經過。2月4日下午，經朋友的介紹，范長江見到周恩來。周恩來就西安事變的發生、經過和共產黨的主張，以及有關抗日、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和范長江作了交談。2月6日，在羅瑞卿等陪同下，范長江前往延安市。2月9日，范長江在延安先后見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人，并于當晚與毛澤東進行長談。毛澤東向范長江講述了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北上的詳細經過。同時，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總路線、總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重大問題，作了講解。2月15日，《大公報》在登載范長江的文章《動蕩中之西北大局》。蔣介石看了范長江的文章，內容與自己上午所作的報告截然相反，命令《大公報》嚴加檢查范長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報紙運到延安市，毛澤東查看范長江文章后，致函范長江。繼《動蕩中之西北大局》之后，范長江又寫《陜北之行》《西北近影》兩篇長通訊，客觀地記述他在西北的經歷。同時，還寫下《暫別了，綏遠》《寧夏進入記》《隴東未走通》等約3萬多字的長篇通訊，連續在上海《大公報》上刊登，全國人民第一次了解到真實的中國共產黨，了解到真實的中國工農紅軍。之后，這些通訊與范長江在內蒙古自治區采訪后寫的一系列文章匯集成《塞上行》一書出版。

加入共產黨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范長江投入戰地采訪工作，為了及時采訪報道八路軍抗戰實況，范長江專程去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找到彭雪楓主任，提出隨八路軍采訪的要求。先后采訪了盧溝橋、長辛店鎮、保定市等地，寫下了《盧溝橋畔》《血泊平津》《西線風云》等大量的戰地通訊，及時地向全國人民報道了前線實況。1937年11月8日，由范長江發起，二十余位青年記者在上海創建了“中國青年記者協會”。上海市淪陷后，武漢成了抗日宣傳中心。1938年3月30日，他們又在漢口成立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簡稱“青記”，并先后在成都、長沙市、上海、重慶市、西安市、南昌市、蘭州市、廣州市、桂林市、昆明市、貴陽、延安市，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南洋等地建立了分會，創辦了《新聞記者》《青年記者》《新聞戰線》《記者通訊》等刊物。同年10月，范長江脫離《大公報》，向中國共產黨靠攏。1939年5月，范長江在重慶經周恩來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報社社長

抗戰時期，范長江與一些記者創辦“青記”“國新社”，采寫大量戰地通訊。范長江參加創辦香港《華商報》，擔任新華社華中分社、華中總分社和《新華日報》（華中版）社社長、華中新聞專科學校校長。1942年，范長江擔任新華社副社長。解放戰爭期間，范長江跟隨毛澤東轉戰南北，是新華社“四大隊”負責人。1948年春，范長江進入華北解放區后，范長江任新華社副總編輯。當年9月，在范長江主持下，新的“大黨報”人民日報先后20余人組成“華北記者團”，到西柏坡培訓，聽取中央領導人講課。根據范長江收集的學員意見和問題，劉少奇作了著名的《對華北記者團的講話》。1949年1月31日，范長江率隊接收中國國民黨《華北日報》，于2月2日在北平創辦《人民日報·北平版》任總編輯。“北平版”停刊后，范長江曾到太原前線熟悉接收大城市的經驗，前往上海戰役前線。上海解放后，范長江擔任《解放日報》社長。1949年10月，范長江回到北京出任新聞總署副署長。1950年1月，范長江擔任《人民日報》社長。1964年，范長江到浙江諸暨縣濟陽公社碑亭大隊下鄉工作。

晚年時期

文化大革命時期，范長江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長期被關押。1972年10月12日，沈譜以及范長江孩子給毛主席寫信，要求解決范長江的問題，把信送到中南海。10月16日，毛澤東在信上作批示，認為范長江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應按革命干部對待。1970年10月23日，范長江遺體在確山縣的一個井里被發現，死因未知。1978年12月27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隆重舉行范長江追悼會，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胡耀邦主持追悼會。

主要作品

通訊報告

論著

創作特點

選題與時俱進

范長江新聞選題與時代相關，為讀者提供深層次的信息，回答讀者的難題。范長江早期的作品《佛學在北大》《顧頡剛與“禹貢”》《北京大學地質系沿革及其成績》以及各地的旅行通訊、《中國西北角》系列通訊、《陜北行》等新聞選題，都是讀者想知道的重大社會問題，或者某一方面、某一領域的重大問題。1937年前后范長江進行“西安事變”采訪交流，到延安市進行采訪，見到了朱德、劉伯承、張聞天、林彪等十多位傳奇式的共產黨名人，并與毛澤東進行長談。返回上海市后，他發表了《動蕩中之西北大局》的報道，揭露了西安事變在共產黨參與推動下和平解決、促成團結抗日的局面及蔣介石被迫抗戰的真相。七七蘆溝橋事變抗戰爆發后，范長江作為《大公報》通訊社主任和戰地特派員帶領戰友們奔赴抗戰最前線，采寫了許多戰地通訊。長江新聞選題范圍廣，涉及面大，從各個方面來表現現實的中國。他的西北通訊內容涉及西北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宗教、文化、教育、交通等問題，講述了西北社會的全部。他用解剖典型的方法，用典型反映一般，以具有代表性地區的情況來反映整個社會現實。例如，通訊《蘭州印象》對蘭州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交通、自然條件等各方面狀況做了全面解剖，揭露了蘭州政治的腐敗，“商業的停滯和農工業的不振”“一般人民之生活，自日漸趨于暗淡”等等社會弊端。范長江的新聞選擇緊跟時代性的特點，得到后來研究長江新聞通訊寫作特色的學者一致認可。

關注社會現實

范長江之所以能夠寫成轟動全國的新聞通訊，除了選題的時代性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長江尊重事實，以事實為據，更新思想、探索真理，讓自己的思想走在時代的前列。并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進步思想，審視社會、剖析政局，從而能夠選擇好的選題，并使作品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具有了長久的歷史價值。受到動蕩激揚的時局的影響，特別是1925年發生的“五”慘案、廣州“沙基”慘案以及四川萬縣的“九五”慘案等事件的影響，中學時代的長江初步奠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思想和革命旨向。在武漢革命中心，18歲的范長江見國民黨中央政校招生，報考而中。長江思想上相信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但是中國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和賣國政策讓長江陷入思想的苦悶中，在中央黨校過了三年的郁悶生活。在這三年，長江聽從其姑父伍心言多讀書、后成事業的勸告，大量閱讀社會科學、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以及文藝書籍。他還加強了外國語言的學習。長江注重個人修養，注重擇友，緊密關注社會現實。目睹了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和賣國政策，長江自覺增強了社會責任感。

范長江就列出七大問題，以備研究，使自己的“思想系統化”。其中就包括后來創作的西北通訊。九一八事變后，范長江認清了國民黨政府的真實面目，憤然離開了中央政治學校，于1932年進人北京大學攻讀哲學。次年元月，日本侵占山海關區，長江強烈地意識到埋頭故紙堆是不能救國的，放棄古希臘哲學的學習，全力投人抗日救亡運動。在發表的《中國的西北角》一書中，作者以思索的筆來記錄當時西北概貌，他并沒有站在中共立場上去報道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過程，而是以自己的視角來觀察、思索、判斷中共對于中國未來的意義。正是以這種大無畏的探索精神，繼《中國的西北角》后，在1936年“西安事變”后，長江第一次揭露了西安事變的真相，隨后赴延安市采訪，與毛澤東徹夜長談，讓長江“茅塞頓開，豁然開朗”，思想發生質變，把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告知于天下。范長江不斷研究現實，促使自己思想日益更新、成熟，跟上歷史發展的軌跡。

情感表達分明

情感是寫作的驅動力。在長江新聞通訊中，不是純粹毫無感情的客觀報道，而是在行文敘述中蘊涵著濃烈、奔放的感情，有著愛、憎、喜、愁，哀、樂等人生情感。范長江切實憂著人民的憂，樂著人民的樂，苦著人民的苦，悲著人民的悲，絕不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在冷眼旁觀，使那些苦難消失在冰冷的絕望中；而是通過自己的筆在爭鳴、吶喊、控訴，以致他的作品能夠在給予讀者豐富信息量的同時，調動閱讀情感，使讀者感情與作者的情感形成張力共鳴，讀后回味久久。如“江油市全縣，壯丁幾盡，老弱亦以之充數”“人煙絕跡，雞犬不聞”“生于亂離之世，不死于槍炮，亦喪于徭役，哀我農民，奈何無自救之方也。”正是源于這種感受時代的赤子之心，感受生活的火熱之心，感受人生的敏銳之心，由深人而親近，由親近而達到了自我情感與人民大眾情感的水乳交融，最終促使范長江始終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寫作。多年后，范長江在《記者工作隨想》中，仍然強調“一張報紙，一個記者，其基礎在群眾，前途也在群眾”。

以小見大的“游記”視角

范長江新聞通訊特別是旅游通訊注重新聞寫作視角的選擇問題。范長江每篇文章視角也有所不同，然從整體上看，視角的“游記”性是很突出的一個特點。新聞作品的構建以作者對新聞現象的所觀、所想、所評為主線，并貫穿豐富的史地知識而成。例如，《川災勘察記》一文，長江就以其行蹤為線，觀察為點，細節為血肉、四川省的風俗歷史典故為輔勾勒成篇，整個《川災勘察記》共分十一個小節，是一部“悲劇性質”的旅行游記。作者充分利用觀察到的新聞事實，采訪到新聞故事、新聞細節，加以平時積累的歷史知識，生活常識，在描述四川災情中合成一體。范長江未進成都市勘災前，起筆描寫歷史上成都的富有和對成都的整體印象，隨后轉筆描述災情的一個突出現象一一成都街上的公共廁所門上貼著“內有產婦”揭露災情，繼而以評論人筆，用新聞事實點出災情形成的原因。后而隨著作者的旅行考察的視角逐步揭露災情的嚴重。僅第一小節，長江就記錄了成都東門外、成渝大道、成都南面的龍泉山脈、沱江上游水陸大碼頭、石橋鎮、川北、沱江東行數十里等各地所見的災情。文章的視角完全跟隨著作者的觀察的視角、行走的視角寫作組成。

思想主張

報紙的功能性

報紙是政治的工具

范長江認為報紙是政治的工具，新聞工作者不應回避政治，而應該主動地把新聞工作與政治工作結合起來，關鍵是談對政治。報紙是政治的工具，是基本的新聞學原理，中國新聞記者中還沒有成為普遍的意識。范長江表示任何一個報紙在實際上也沒有脫離政治。私人經營的報紙，有可能沒有直接的黨派組織關系，而在政治言論立場上，則不可能沒有一定的歸趨。任何報紙與通訊社，都代表著一定社會勢力的利益，絕對沒有超社會的事情。只有它所代表的社會勢力，在那時的全社會中是主導的勢力，而且在正確的政治主張的條件下，新聞事業才是主導的新聞事業，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超社會階層的存在。范長江明確報紙是政治的工具，新聞工作者必須“不要怕談政治，不要故意表面避開政治，而重要的在能不違反時代性。”新聞事業為社會各種事業部門中最富于變動性的事業，它不只是迅速的多樣的反映時代的變化，而且如果有正確政治認識作指導，新聞工作又是加速推進社會的重要力量。

報紙具有時代性

范長江在指出報紙的階級性、不具備“超社會性”的同時，又指出在民族問題還存在的世界的前提下，報紙具有時代性。在《新階段新聞工作與新聞從業員之團結運動》一文《新聞與政治》一節中，范長江論述“報紙的時代性”。范長江表示報紙在根本上有它一定政治態度或趨向的，但是在民族問題還存在的世界，一個正確的報紙，還應有它的國家性或民族性，一個國家或者民族在一定時間之內，有那一個國家或民族內各階級各黨派的共同利益，為了全國共同的利益，各種態度及各種范疇的報紙，都應修正其原有態度，一致為此共同利益而奮斗，違反國家或者民族的要求，固執狹義的黨派的成見，這是落伍的或幼稚的報紙，不是時代的報紙。同時，范長江指出在當時的抗戰形式下，一個不談戰爭的報紙，固然不是好報紙。而戰爭是政治的手段，一個報紙如不能以負責的態度，把戰爭有關的各種政治問題，切實的報道和指示，也必將因躲避現實，而逐漸為讀者所拋棄。在范長江看來，報紙的時代性應是其民族性而不是現在報紙所指的時代性。由上分析不難看出長江思索報紙問題的思維方式。新聞事業是最富有變動性的事業，報紙是政治的工具，報紙在根本上有其一定政治態度或趨向即為新聞工作者要談政治。要談好政治，報紙的政治性要受到時代性的限制，服從于其“國家性”或“民族性”。范長江對報紙的認識已經突破了英美新聞學的限制，有其獨創性。

新聞記者因具備的素質

范長江認為新聞記者應該具備正確而堅定的政治認識、獻身于新聞事業的態度、刻苦耐勞的身體、相當的知識修養和寫作能力、比較干練的組織能力、相當的編輯和印刷技能以及最基本的社會關系。正確而堅定的政治態度對于新聞記者的重要。沒有正確的政治認識，等于航海的船沒有了指南針。對于記者操守問題，范長江指出新聞記者要能堅持著真理的火炬，在夾攻中奮斗，特別是在時局艱難的時候，新聞記者要能堅持真理，本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實在非常重要。在知識問題中，范長江指出新聞記者之所以可貴，除了有正確政治認識與堅貞的人格而外，即要有豐富的知識，這個知識，即要博，又要精。對于新聞記者的技術問題，范長江表示前三個條件，可以說是基本的修養，而運用起來，就要有技術條件，否則可能是學者，不一定是記者，一個健全的記者所不可少的技術，是采訪方面。流利的談話、速記、打字、攝影，和至少一種外國語，在表達方面，寫論說、通訊、特寫、譯電、翻譯和演說。在行動方面，騎馬、游泳、騎自行車，開汽車，打槍，駕船，長距離徒步，航海習慣，將來最好能開飛機，長江還強調記者應該自我加強學習。

戰事電訊、戰地通訊看法

戰事電訊

范長江指出，民族解放戰爭環境要求新聞記者能夠對于整個民族存亡所系的戰爭，作深刻而正確的報道。能夠把戰爭的實況，和戰爭有關聯的政治經濟學社會現象，迅速地、系統地，周全地報道出來。而戰地新聞工作，主要的是發戰事電訊，寫戰地通訊和戰地攝影。民族解放戰爭時期，戰事電訊太雜亂、太抽象。戰事通訊分為三類敘述：緊急戰訊、說明性戰訊以及描寫性戰訊。緊急戰訊的電文“要簡短，內容要確實，詞意要鮮明，拍發立求迅速。目的在先告訴讀者一個大概”；說明性戰訊“周全.要扼要，要深刻，電文不妨稍長，要使讀者從電文本身得著一個結論，普通人名要說出關系，不熟知之地名，要指出方位和對于有關聯的大城市的距離”；描寫性戰訊是“以局部戰爭事實，或與戰爭有密切關系的個別事實為內容，把一點來描繪，來發揮”“要反映深厚的意義”。

戰地通訊

戰地通訊，就是“比較能報告讀者以系統的具體敘述”。范長江批判當時兩種流行的戰地通訊，第一是戰地記者個人生活經歷。第二，少數上級軍官的描寫。作者指出讀者需要的戰地通訊有兩種。第一，戰局或一個重大戰役或一個問題的詳細敘述。這里面不但要有具體周全的經過，而且貴在經過敘述中，有批判的暗示，反映出成敗得失的教訓，顯示出戰事和戰事有關的問題之前途。這是帶有史料性的。范長江寫作態度是“要莊重嚴肅，要慎重下筆，要嚴守是非曲直的標準。”第二，戰場或人物的描寫。這類通訊就是就特殊事實充分描繪，以濃厚的情感，流露若干深沉的宇宙和人生的至理。范長江認為當時胡蘭畦的《大戰東林寺》《神勇斗士廖寶財》和夏衍的《廣州在轟炸中》以及秋江的《南口迂回線上》是比較成功的作品。

人物評價

范長江參加過南昌起義，是第一位報道中國工農紅軍的國統區記者，抗戰中他是活躍在各戰區的戰地記者。周恩來同志在給他的信中寫道：“聽到你飽載著前線上英勇的戰訊，并帶著光榮的傷痕歸來，不僅使人興奮，而且使人感念。”范長江之所以寫出令周恩來同志都為之感念的新聞作品，正是因為他是一名真正出現在戰場上的新聞“戰士”，他對于新聞細節的描寫能給人帶來揮之不去的深刻印象。（人民網股份有限公司評）

“新聞先驅”指范長江同志杰出的新聞才能。他是第一位追蹤報道紅軍長征的記者，是第一位真實報道西安事變真相的記者，也是第一位進入延安市采訪的中國記者。“民眾喉舌”指范長江同志卓越的領導才能。（重慶日報評）

從《大公報》的記者，到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以下簡稱“青記”）的負責人，范長江同志為中國新聞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青記”是當時黨間接領導下的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職業性群眾團體，團結了一大批進步的新聞工作者。“新聞先驅、民眾喉舌”是“青記”會員對范長江的評價。（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蔡斐評）

人物關系

人物軼事

抗日戰爭時期，范長江為國家和民族利益，前西北艱苦地區，采訪寫作新聞稿件，吃住都在貧苦百姓家里。范長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最困難的三年以及上世紀整個五十至六十年代，一直堅持節衣縮食。政府曾經分配給他家居住條件較好的“適園”小院，他吟詩表示受之有愧：“適園不負是我家，重重疊疊路徑狹。工農遙隔云天外，回望小院味如鴉。”后來，他主動出讓自家住房給同事居住，并讓自己孩子睡上下鋪。政府想要出錢幫助范長江維修房屋，他知道后認為自己住房子維修不該讓政府幫助，由他自己的工資支付公房維修費。他還主動申請組織減少發放自己工資。身為部級干部的范長江1964年到諸暨市縣濟陽公社碑亭大隊下鄉工作時，與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后世紀念

紀念館

2009年是范長江的百年誕辰，政府決定以此為契機，在籌建范長江紀念館，作為對這位新聞巨子的紀念。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于2006年8月19日，還正式作出了《關于同意修復范長江先生故居的復函》的批示。范長江紀念館位于內江市東興區田家鎮正子村，總占地1800畝，其中包括核心區60畝，故居建筑面積1400平方米以及水體面積4879平方米的范長江紀念館。工程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對范長江故居進行修復性建設，并對周邊環境進行設計。根據范長江的工作性質，把中心地帶的造型定為喇叭形，同時在中心景觀上將筆的形態進行變形，將竹捆扎起來，形成筆筒，中心栽種竹子，象征筆桿，再用竹廊連接。西安碑林博物館和景墻，象征報紙。紀念館展出了范長江的生平業績和“范長江新聞獎”歷屆獲獎人的影像和簡介。2012年11月，范長江紀念館被中共中央宣傳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

紀念活動

記者節

1978年12月27日，范長江得到平反，被評價為“杰出的新聞戰士”“對于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2000年，中國將每年的11月8日定為記者節，選擇這一天是為了紀念1937年11月8日，范長江等左翼新聞記者于上海市成立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

范長江新聞獎

以范長江名字命名的新聞獎也成為中國新聞記者的最高獎，“范長江新聞獎”是中國記協網和范長江新聞基金會聯合設立的優秀中青年記者（包括新聞節目主持人、新聞播音員）的最高榮譽獎，也是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常設的全國性新聞獎。1991年開始評選，現在每兩年評選一次。以中國杰出的新聞工作者范長江的名字命名，旨在促進中國新聞界學習和發揚范長江獻身于人民新聞事業的崇高精神，培養和造就更多的優秀新聞工作者。2005年根據中央關于《全國性文藝新聞出版評獎管理辦法》的精神，與韜奮新聞獎合并為長江韜奮獎。

座談會

2009年11月9日，紀念范長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云山出席并講話。范長江同志的親屬和生前好友、原工作單位和家鄉代表、部分老新聞工作者、中國記協網常務理事、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等參加了座談會，百余人匯聚一堂，共同緬懷范長江。

2017年6月10日，范長江紀念館副館長段瑞明主持范長江故居（紀念館）座談會，陳申、喬云霞先后發言，表達對范長江、方大曾的崇敬，喬云霞還向范長江紀念館贈主編并她寫的范長江的書《中國名記者傳略與名篇賞析》和她作編委寫有范長江的《中國名記者》第五卷。2019年10月17日，在新聞巨子范長江誕辰110周年之際，范長江銅像揭幕儀式在內江師范學院范長江新聞學院舉行。2021年6月7日，“范長江與重慶市”展覽館開館儀式在重慶工商大學圖書館舉行。展覽館展出相關圖片、影印件、著作原件、圖書、實物等百余件，其中包括全國唯一展出的珍貴史料。2023年8月9日上午，“新時代新江蘇省——2023范長江行動香港特別行政區傳媒學子江蘇行”活動在南京世界文學客廳舉行啟動儀式。來自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的24名蘇港兩地學生一起，開始了在江蘇為期一周的實地走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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