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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State of Missouri，Kansas City），美國新聞記者、作家，代表作品有《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為亞洲而戰》(The Battle For Asia)《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River)《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等。

1925年，埃德加·斯諾在哥倫比亞大學夜校學習了“廣告寫作”和“廣告心理學”兩門課程；當年秋，他進入了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廣告班學習。此后從事新聞工作。1928年，斯諾來到中國，在上海任職《密勒氏評論報》(The?China?Weekly Review)廣告經理助理，并擔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先后報道了“九·一八”、“一·二八”、“一二·九”等重大事件。1936年，他在宋慶齡的聯系與幫助之下，沖破中國國民黨嚴密的封鎖線，進入陜北蘇區，通過四個月的實地考察寫出《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斯諾多次冒風險，營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地下工作者和革命學生，并在上海與路易·艾黎(Rewi Alley)組織發起“工業合作運動”，為抗戰勝利提供物資援助。1941年，斯諾因報道皖南事變真相被國民黨政府取消記者采訪權，被迫回國。此后數年，斯諾奔波在世界各處進行報道，親身經歷了斯大林格勒戰役、甘地葬禮、朝鮮分裂等歷史事件。新中國成立后，斯諾曾三次訪華，并為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訪華破冰，鋪墊道路。1972年2月15日，斯諾病逝于日內瓦(Genève)，后人遵照其遺愿，將其部分骨灰葬于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在他的墓上寫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

在來華的十三年間，埃德加·斯諾不僅僅是世界了解中國近代變遷的一個重要窗口，更是第一個走到“紅色中國”采訪，將中國的新希望展示給全世界的西方新聞記者，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聲援中國抗日、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觸的新浪潮。2009年9月10日，斯諾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20世紀初，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Kansas City,Missouri)正快速從小城鎮轉化為工業化大城市。正是在這一特殊時期，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諾出生了。

埃德加·斯諾的第五代祖先是威廉·斯諾(William·Snow)，一個曾經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的弗吉尼亞人。斯諾的祖父霍勒斯·帕克斯·斯諾(Horace·Parks·Snow)則是一個富豪，其農場從肯塔基州(Kentucky)不斷向西擴張，遍布美國三個州。

斯諾的父親詹姆斯·埃德加·斯諾(James·Edgar·Snow)，出生于1873年。在堪薩斯城，他擁有一個小印刷所，并在此遇見安娜·凱瑟琳·埃德爾曼(Anna·Catherine·Edelman)，1899年6月娶其為妻。1900年，大女兒米爾德麗德(Mildred)出生，1902年生下大兒子約翰·霍華德(John·Howard)，1905年擁有了小兒子埃德加·斯諾。

詹姆斯的性格偏近理想主義。他工作很認真，“隨來即印”，而且對于印刷行業的興趣遠超出賺錢的目的。他經常在家里大段背誦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的作品，朗誦哈姆雷特的劇中獨白。這讓小埃德加從小學會“不讓金錢妨礙原則”。

斯諾喜愛體育運動，他在13歲加入童子軍，是鷹童子軍(Eagle Scout)在這個城市的第一支隊伍的一員，并在一年時間內獲得21枚獎章。他經常在他父親的印刷廠中打雜，并在替父親運送印刷品時，與記者們交流。在中學時，斯諾創辦了一份兄弟會報紙《德塔》，并擔任該報紙的營業經理。

1922年夏天，斯諾和另外兩個男孩開始了一場向西的旅行。他們先是幫人割麥子攢錢，再駕車直抵洛杉磯(Los Angeles)。斯諾和其中一人啟程返回堪薩斯城，通過搭便車的方法回家，路上經歷過搶劫，也曾被抓進牢里。

1923年他從中學畢業，參加了堪薩斯城的初級大學，成績不佳。在那里，他和樂手們組成了自己的風鈴草爵士樂隊。同一時期，他還是鐵路部門的辦公室勤務員。1924年，斯諾停學一年，投奔在紐約的哥哥霍華德，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的夜校學習“廣告寫作”和“廣告心理學”兩門課程，并得了A。

1925年秋，斯諾進了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廣告提高班，然而僅一年后，他又離校去和霍華德搭伙，并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1927年下半年，斯諾決定出國做一年冒險旅行，成為拉德納號輪船上的艙面水手。

去東方

漂泊之旅

1927年，斯諾登上了奔赴遠東的拉德納號輪船，卻在原本僅打算停留6小時的夏威夷(Hawaii State)因為鍋爐爆炸而擱置。在夏威夷王國停留了兩個多月后，他意外地通過朋友克拉布偷乘上一艘返回日本的西尼奧丸號輪船，并在1928年6月22日駛入橫濱市(橫浜)后，在一位英國記者的幫助下下了船。此后，斯諾等沿著日本海岸一路旅行，并在7月6日抵達上海市，成為親善中國的《密勒氏評論報》的廣告經理助理，幫助編寫《新中國》特刊。

1928年10月中旬，斯諾因公前往南京，不僅拿到12個月的廣告合同，也和蔣介石握過手，會見了宋子文、王正廷與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在孫科的邀請下，斯諾與另一位記者前往山東省查看了日本人加強控制、管制鐵路的事實。隨后接受指派，與一名鐵道技術專家乘著國鐵集團列車，進行旅行系列報道。四個月后，他回到上海，擔任報紙的代理主編與《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駐當地記者。從這時開始，斯諾逐漸形成自己關于中國的觀點，但此刻的他仍相信中國的未來在中國國民黨手中。在其主持《密勒氏評論報》期間，卷進了多起親華事件，如斯諾對報刊所在大樓的兩個電梯中有一個是專供西方人使用一事進行了批判，最終雖取得了勝利，但還是搬離了原址。

1929年下半年，斯諾為了更多的自由，成為報聯社(The Press Association Ltd)的兼職流動通訊員，為五十多家中國以外國家的日報收集新聞，報道了蔣介石聯合軍閥爭奪北京等新聞，并抨擊外國僑民治外法權，隨后即打算離開上海市，由陸路前往印度旅行，通過沿途報道，得到了報聯社的資助。

印度之行

1929年9月25日，斯諾離開上海，經過臺灣、福州市、廈門市、汕頭市、廣州市、澳門到了河內，轉入昆明市。他打算從這里，徒步400里前往緬甸。雖然這一段路程盜匪出沒，但斯諾找到了博物學家羅克博士(Joseph·F·Roque)并組成考察隊成行。在昆明停留期間，斯諾目睹了當地居民的困苦與中國國民黨治理無能、橫征暴斂的現狀。

抵達大理白族自治州后，斯諾加入了另一支前往緬甸的商隊，一路上曾多次因瘧疾病倒，由名為芭塔拉(Baatara)的緬甸姑娘護理。一個月的時間里，斯諾聽她唱歌，陪伴她散步與前往寺廟。在薩雅山(Saya San)領導緬甸無地農民起義時，斯諾成為唯一現場采訪的美國人。

休養過后斯諾繼續前往印度，并在西姆拉(Shimla)的首府見到了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然而兩人的觀念截然相反。在這里，斯諾接觸到了當地的共產黨員，雖然不接受共產主義的解釋，但他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作品。

戰地前線

1931年，斯諾回到上海市，因病休養了許久。他見到長江水位猛漲所導致2500萬人無家可歸的悲劇，更對中國國民黨的治理感到失望。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斯諾趕往齊齊哈爾市時，戰爭已結束，中國士兵被凍僵的尸體遍布城郊。

一二八淞滬抗戰當天，日本軍采取軍事行動。斯諾得到消息立即向閘北火車站趕去，歸途中看著日本軍隊射殺中國士兵，搶先發出了這場戰斗的第一篇稿件。接下來的五周里，他目睹了日本人以平民為目標的空襲，當蔡廷將軍的部隊進行頑強的抵抗時，斯諾穿梭在戰場的槍林彈雨中進行報道，始終待在戰爭中心，多次遭遇逮捕。戰斗過后，斯諾聯系上了宋慶齡女士，并從她那里了解更多中國現狀以及共產黨的情況。

1932年，斯諾開始記述他回到中國后的所見所聞，并在7月19日完成《遠東前線》(Far Eastern Front)的第一稿。此刻的斯諾，已對蔣介石政黨徹底失望。

12月，斯諾向24歲的海倫·福斯特(Helen Foster Snow)求婚，并很快舉行了婚禮。

安家北平

1933年初春，斯諾夫婦來到北平，出任報聯社駐平記者，幾周后在煤渣胡同21號租了一處小院。斯諾夫婦經常在煤渣胡同21號舉行聚會，與形形色色的客人往來，其中包括“頭號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將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Pearl S.Buck)，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等在各自領域做出優異成就的人。他們成為斯諾夫婦了解中國的一扇窗。

來北平安置新家不久，當時供職的報聯社被迫在大蕭條下削減工資，1933年年底，完全終結了與斯諾的聯系。而此時他口袋里的錢卻是所剩無幾，雖然有一個成為美聯社駐北平市記者甚至上海分社社長的機會，但他不愿意困在事無巨細的新聞報道中，更希望去接觸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來了解真正的中國社會。在做選擇時，他將僅剩下一些錢分成兩份，一份押在障礙賽馬上，另一份押在“獨贏”賽馬上，打算如果輸了就跟美聯社簽合同。結果他贏了近千美元。此后，《星期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給他寄來豐厚的稿費，主編喬治·霍勒斯·洛里默(George Horace Lorimer)?也親自向他發來約稿信。這些錢足夠支撐斯諾在北平市繼續按照自己的方式研究和報道中國。

自1932年起，斯諾開始考慮翻譯一部中國作家作品選集，該書1936年得以出版，名為《活的中國》。然而該書選用的作者都是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敵人，因此《活的中國》也就成為斯諾反國民黨的標志。而打上共產黨烙印會影響其在出版商中的信譽，這對斯諾而言是一個難題。

1934年初，斯諾接受燕京大學新聞系的聘請，講授“新聞特寫”“旅游通訊”等課程，搬到海淀軍機處8號院的一處小別墅，在如今的北京大學西南門一帶。在第一堂課上，斯諾就對學生說，自己到中國來不是為了教書，而是為了學習。不久，許多學生聚集在他家中，既是為其翻譯作品選文稿，也談論政治。1930年代，由于蔣介石的倡導，法西斯主義在中國盛行一時。1934年，司徒雷登請斯諾為學校里的師生做一次有關法西斯主義的演講，斯諾夫婦開始第一次系統地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

1935年初，斯諾只身前往日本控制下的東北地區，目睹日本人對東三省的投資與移民，并在考察結束后，為《星期六晚郵報》寫了一篇報道并預言：“(偽)滿洲將很快在財政上控制中國，這不僅是想象，而是可能。”文章發表不久，斯諾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為了安全起見他決定搬回城中，擔任英國《每日先驅報》(The Daily Herald)的駐平特派記者。斯諾夫婦在結束了為期一年的中國鄉村生活后，租下了崇文門附近的盔甲廠13號。

當時北平市正被日本人的侵略區包圍，人們普遍感受到窒息情緒。由于斯諾消息靈通，支持學生們的愛國活動，而且軍警們不敢輕易闖入美國人的私宅，許多青年學生如陳翰伯、張兆麟與王汝梅等，將他的小客廳當成了一個重要據點。斯諾夫婦在得知宋哲元獨木難支，已經決定要宣布在華北成立“獨立“政府后，第一時間告知來陳翰伯等人，并平津十五校聯名簽署《十五校通電》打成電訊稿第一時間向國外發送。

“一二·九”運動前夕，斯諾夫婦見證了反對“華北自治”的學生大請愿，并連夜將學生們要求抗日的通電譯成英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國報紙發表。游行當天，斯諾夫婦帶領一批外國記者，和愛國學生一起走上街頭，拍攝了很多珍貴鏡頭。當憲兵企圖鎮壓學生隊伍時，斯諾和一些外國記者圍攏上去，迫使憲兵把槍口放低。斯諾也庇護了參與“一二·九”運動而被中國國民黨當局所追捕的學生陸璀。

見證紅星閃耀

1936年初，當斯諾得知中國工農紅軍已經抵達陜北地區并達成停火協議后，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冒著生命危險越過國民黨封鎖線，決定重啟采訪計劃，并向黨員俞啟威表達了想去紅區會一會真正共產黨人的愿望。1936年6月，斯諾從上海市回到北平市不久，一位名叫徐冰的東北大學教授找上門來，將一封用隱色墨水寫的信交給斯諾。這封信是中共北方局負責人K·V指示北平地下黨負責人戴維(即柯慶施)寫給毛澤東的介紹信。20多年后，斯諾才知道這位K·V先生就是劉少奇。啟程前他還邀請到王汝梅(即黃華)共赴陜北地區，一同前往的還有馬海德大夫(喬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

7月初，斯諾在白家坪見到了周恩來。7月9日、10日兩天，周恩來和斯諾作了長談，為他的旅行提供背景材料，簡要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分析了蔣介石政權的潛在危機，還親自為他擬定了一份為期92天的考察蘇區日程表。隨后，斯諾和馬海德在士兵的保護下走了兩天路程，便來到了當時紅色中國的中心地志丹縣(今志丹縣)。7月16日，毛澤東在這里會見了斯諾。隨后，斯諾穿著中國工農紅軍的軍裝，同馬海德去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訪問紅軍西征前線部隊，行程千余里。8月16日，他們來到紅一方面軍司令部駐地同心縣豫旺堡，會見了彭德懷，并隨后采訪了張聞天、彭德懷、賀龍等諸多紅軍將領，并走訪了許多普通士兵、農民。在這里，斯諾看到的一切都比國民黨統治區要好。

10月初，斯諾回到保安，隨后與毛澤東進行了10多天的談話，并通過毛澤東的口述，寫下了唯一一份毛澤東親自修改的自傳，留下了珍貴的史料。在“紅色中國”的日日夜夜，斯諾大開眼界，徹底改變了他在“國統區”對中國的認知。在與中國工農紅軍相處了四個月后，10月12日，斯諾踏上返回北平市的行程。

回到盔甲廠13號的小院中后，斯諾一方面通過發稿、講演、聚會、放電影等多種方式，迅速傳遞了從蘇區帶回的信息，對這次紅色之旅進行廣泛的報道與展示。一方面夜以繼日地謄寫采訪筆記，整理思路，開列大綱。海倫·斯諾看著丈夫帶回的資料感嘆：“這是經典著作，是無價之作。”直至1937年夏天，《紅星照耀中國》終于完成了，并在國際上引發了較為轟動的影響。在最初的幾個星期內銷售十余萬冊，到12月便重印了五版。次年，美國蘭登出版社也印行了這本書，使之成為當時美國有關遠東時局最暢銷的書籍。

組織“工業合作運動”

1937年，斯諾夫婦等人組織編寫《應用基督教倫理學雜志》，后改名《民主》雙周刊，最終因中國國民黨的干涉而在第六期夭折。在日本人7月份進攻北京時，斯諾為中國人提供了諸多幫助，家中聚集了許多日本人黑名單上的中國人，其院子里也埋了大量學生的封禁書籍。在斯諾離開北京前，鄧穎超正在北京養病。斯諾幫助鄧穎超逃往天津市。

在青島休養不久，1937年10月9日，斯諾前往上海，報道上海之戰。他見證了這座城市的癱瘓，以及五十萬人露宿街頭的場景，饑荒與資源短缺愈發嚴重。于是，斯諾與路易·艾黎等人組織發起“工業合作運動”，提出了創立工業合作社的構想，認為中國想要打贏這場戰爭，必須要強大的經濟作后盾，最終決定由艾黎主導該活動。

“工合”在漢口正式成立后，斯諾夫婦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和心血。斯諾等人為在中國建設中國工業合作社而爭取公眾支持，撰寫了一本《人民的反擊——中國工業合作社的經歷》的小冊子，由斯諾與艾黎自費印制中文版與英文版。斯諾通過英國大使把“工合”計劃呈送給蔣介石和宋美齡，1938年8月5日得到了正式批準，并爭取到了500萬元的撥款作為開辦資金。此后，斯諾輾轉于漢口、菲律賓馬尼拉、香港特別行政區與重慶市，在菲律賓為中國抵抗聯盟和新四軍募捐，并幫助成立了菲律賓工業合作社協會。1939年，斯諾乘車去各地實地考察“工合”運動的開展情況，在九月到達陜北地區后，他與毛澤東會面，并向毛澤東詳細介紹了“工合”的歷史和現狀，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斯諾也成為30年代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訪問中共總部所在地區的西方記者。

離開中國

1940年，斯諾再次去到菲律賓，傾盡全力撰寫一本反映抗日戰爭的專著，書名為《為亞洲而戰》,。由于忙于工合與寫作，斯諾很少能得到休息，他的體重減輕了40磅，還患有維生素缺乏癥。

1941年1月，斯諾在得知皖南事變的真相后十分氣憤，不顧重慶市方面的禁令，毅然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向美國《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發出快訊，公開報道皖南事變以及中國國民黨封鎖新聞的真相。斯諾的報道在西方國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使得國民黨政府在國際輿論面前被迫承認了事實，氣急之下取消了斯諾在中國的記者采訪權。1941年2月，斯諾被迫回到美國。此時他的精神狀況已經非常糟糕。

世界的斯諾

回國后，斯諾繼續撰寫《這是中國的內戰嗎》的述評文章，揭露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的真實用心，并批評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注意。美國政府停止了向中國提供貸款的談判，并向蔣介石施壓。借此機會，中國共產黨擊退了中國國民黨頑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斯諾于1942年2月14日受到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首次接見，向總統詳細匯報了中國和亞洲的局勢，希望美國政府重視亞洲戰場。1942年4月，斯諾作為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的世界記者，去印度采訪領導人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等。隨后，斯諾還到緬甸、伊朗、伊拉克等國活動。1942年10月至1945年期間，斯諾數次去到蘇聯采訪，在那里前后工作有四年的時間，與蘇聯紅軍一起親歷了斯大林格勒戰役，并在戰后寫成《人民站在我們一邊》(People on Our Side)《蘇聯力量的格局》(The Pattern of Soviet Power)《斯大林需要和平》(STALIN Must Have Peace)等作品。然而，因為其作品中包含部分蘇聯弊端的如實報道，斯諾被迫離開了蘇聯。

在希特勒(Adolf Hitler)徹底失敗的時候，斯諾作為美國記者趕赴德國，見證了這一幕。隨后，他訪問了奧地利、法國等歐洲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斯諾到沙特阿拉伯采訪了伊本·沙特國王(Abdel Aziz bin abdullahman bin Faisal Al Saud)。隨后，周游了幾乎亞洲的所有國家，并在日本會見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

1946年元旦，斯諾是在朝鮮漢城度過的。他對于朝鮮被人分成兩半而感到遺憾，并看到了問題的癥結，是“美國在朝鮮阻止了一場革命”[1]。1947年12月，他又到印度和東南亞訪問，參加了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葬禮。

1949年，洛伊斯·斯諾與海倫的婚姻走到盡頭，同年與演員洛伊斯·惠勒(Lois Wheeler Snow)結婚。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政府對新中國實行孤立政策。受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泛濫的影響，斯諾受到來自美國國內的迫害。1951年，他因不同意世界發行量最大的《星期六晚郵報》追隨麥卡錫主義的編輯方針，辭去了該報副主編的職務。1957年他擔任哈佛大學中國政治經濟研究會特別顧問，同年出版了《紅色中國雜記》(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1936-1945)，并在翌年發表了近500頁的自傳《復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記錄了他在中國的難忘歲月。

1959年，他被迫遷居瑞士。雖然生活較為清苦，但他拒絕幫助出版商寫作符合美國政策的關于中國的文章。由于得不到訪華簽證，他和中國的聯系在十余年間被迫割斷。

三次訪華

新中國成立后，斯諾不停地申請來華簽證，一直被拒，直到1960年，斯諾以美國作家的身份獲得去中國的簽證。這一次，他在中國停留了5個月，足跡遍及14個省，采訪的對象非常廣泛。10月22日、27日，毛澤東先后兩次會見斯諾。周恩來也與斯諾作了兩次長談，通過斯諾向世界表達了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和平協商解決中美爭端的愿望。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諾再次訪問新中國。

1970年10月，斯諾偕夫人一同訪華時，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觀禮，在天安門上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并讓他站在身邊一起檢閱國慶游行隊伍。而這一次斯諾來中國，肩負一項秘密使命，就是給尼克松托話。在12月18日毛澤東再次接見斯諾時，毛澤東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游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這讓美國方面意識到了中國對美態度轉變的信號，才有之后雙方默契的“乒乓外交”及尼克松訪華的破冰之旅。

逝世

1971年2月，當斯諾結束對中國長達半年的訪問回到瑞士，并忙于撰寫《漫長的革命》時，斯諾已被醫院確診為胰臟癌。馬海德率領的醫療小組抵達瑞士，把病房設在斯諾家中。1972年2月，時任中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黃華受毛澤東與周恩來委托趕往瑞士看望斯諾，三位朋友的手緊緊握在一起。當月15日，斯諾因病逝世于日內瓦。斯諾臨終時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講出一句話：“我熱愛中國。”

1973年10月19日，人民大會堂里中國政府為斯諾召開了隆重盛大的追悼會，周恩來、李富春等國家高層都出席了斯諾的安葬儀式。臨終前，斯諾留下遺言：“我熱愛中國，我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我活著的時候一樣能留在中國……”遵照斯諾的遺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他曾經執教的燕京大學校園內（今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在他的墓上寫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

1974年5月18日，洛伊斯·惠勒在幾個朋友的陪同下，將斯諾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美國紐約州哈德遜河畔(Hudson River，State of New York)。在常春藤環繞的小樹林中，安放著一塊褐紅色的河石，上面刻著兩個銅制的縮寫英文字母“E.S”（埃德加·斯諾的英文名縮寫）。

人物評價

斯諾逝世后，毛澤東主席發去唁電：“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習近平指出，斯諾夫婦積極推動了中國工合運動，為創建培黎職業學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人民銘記包括斯諾夫婦在內的國際友人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的貢獻，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真摯情誼。我對海倫·福斯特·斯諾家族多年來為發展中美關系作出的積極貢獻予以高度評價。

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名譽會長何理良贊揚了斯諾對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相互了解作出的重要貢獻。歷史肯定了斯諾在中美兩國建立聯系和中美關系發展過程中發揮的獨特作用。

美國埃德加·斯諾紀念基金會主席威廉姆斯(Dwayne Williams)表示，堪薩斯人民依然銘記埃德加·斯諾為增進美中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做出的努力，他是兩國友好的杰出代表，“盡管密蘇里州堪薩斯城是埃德加·斯諾的故鄉，但斯諾已經成為整個世界的希望的燈塔。”

時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2021年全國兩會記者會說道：“斯諾并不是共產主義者，但他看待中國共產黨時，不帶意識形態偏見，始終堅守客觀真實，始終追求公正良知。他所展現的職業精神和道德操守讓人敬佩，他為增進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傾注了畢生心血，中國人民至今仍然懷念他。”

主要作品

遠東前線(Far Eastern Front)

1933年10月英文本出版，該書記述了自1931年斯諾回到中國后的所見所聞。

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Living China)

《活的中國》是斯諾關注中國文學發展的真實寫照。1932年他考慮翻譯一部短篇小說集，度完蜜月途徑上海市時受到魯迅、林語堂等作家的鼓勵，在北京后開始了這一工作。由于中文不佳，他先是和一位上海作家合作，后來是一些學生，由他們先用英文將小說寫出來，斯諾再琢磨每一句話，以實現最好的翻譯效果。

該選集在出版時一再被退回，直到1936年7月，英國喬治·G·哈拉普出版公司才出版此書。1937年，在迪克·沃爾什的幫助下于美國出版了《活的中國》。該書被視為英語世界了解中國作家作品的機會。

《活的中國》收集了魯迅、柔石、茅盾、巴金、丁玲、沈從文、孫席珍、蕭軍、林語堂、蕭乾、郁達夫、張天翼、郭沫若、失名女士(即楊剛)、沙汀等15名作家共24篇短篇小說。其卷首的獻詞是：“獻給S.C.L.(宋慶齡)，她的堅貞不屈，勇取忠誠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原地區最卓越而輝煌的象征。”

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

該書記錄了斯諾在蘇區的實地見聞，同時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及其在當時中國復雜歷史背景下的影響進行了闡述與分析。斯諾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秉持“讓事實說話”的原則，對報道對象既無刻意美化亦無刻意貶低，其作品兼具新聞時效性與歷史研究價值，是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要文獻。起初，他將書名定為《中國的紅星》。但在聽取他的代理人的建議后，決定采用《紅星照耀中國》這一名稱。。1937年剛發布，就引發了銷售熱潮。在對當時所有報刊上發表的100多篇評論文章所做的抽樣調查表明，沒有任何全盤否定的評價。該書剛出版時，為了減少麻煩，改名為《西行漫記》，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改回《紅星照耀中國》。

1944年，他在《紅星照耀中國》再版序言中寫道：“就我所知，寫有關中國情況的外文書而對當前中國年輕一代的社會主義有相當大的影響的，這部書可以說是唯一的一部。”隨著這本書在西方的暢銷，世界上掀起了一股聲援中國抗日、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觸的新浪潮，眾多仁人志士和國際主義者，如獻身中國革命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印度醫生柯棣華等，還有記者、編輯、作家、教授和外交官，如海倫·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和索爾茲伯里等，都紛紛效仿斯諾來到中國。他們當中更有許多人一輩子都留在了中原地區。

為亞洲而戰 (The Battle For Asia)

該書是斯諾于1940年在菲律賓寫就，是斯諾對中國抗日戰爭報道的合集，1941年由美國蘭多姆出版公司出版。這是一部抗戰初期反映中國人民抗戰的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詳細記錄了中日戰爭的最初幾幕，向全世界公布了日軍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暴行，記載了中國人民與新四軍的英勇反抗，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的政績，傳播了毛澤東的抗戰理論、策略、戰略戰術等等。

被燒焦的大地(Scorched Earth)

該書寫于抗戰時期，1941年由Victor Gollancz出版社出版，該書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艱苦的抗戰現實。

人民站在我們一邊(People on Our Side)

該書發表于1944年，記載了斯諾作為美國戰地記者，游歷印度、伊朗、蘇聯、蒙古、中原地區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的真實記錄。

蘇聯力量的格局(The Pattern of Soviet Power)

該書完成于?1945?年，介紹了蘇聯人民反法西斯斗爭的實況。同時，斯諾也解釋了蘇聯的對內對外政策，尤其是對蘇聯紅軍解放東歐后，蘇聯對東歐各國的?政策及其影響，也談到印度和中國的反日斗爭及各政治勢力的主張。

斯大林需要和平(STALIN Must Have Peace)

該書發表于1945年。該書前三章是斯諾發表于《星期六晚郵報》的文章合集。在介紹頁，斯諾寫下了創作該書的主張：“Russia is a great 國族 and has certain vital interests which would be the same under any regime. We cannot ignore those interests merely because we dislike or don't understand Soviet 共產主義(俄羅斯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擁有某些至關重要的利益，在任何政權下都是一樣的。我們不能僅僅因為我們不喜歡或不理解蘇聯共產主義而忽視這些利益)”

紅色中國雜記：1936-1945(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1936-1945)

該書是埃德加·斯諾在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的邀請下，根據1936年、1939年兩次訪問陜北蘇區的部分筆記，于1957年經過整理和編寫而成。書中內容過去未曾發表過。此書記載了我黨政軍領導人的大量談話、簡要傳記、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歷史資料。

復始之旅(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該書于1958年由美國蘭登出版公司首次出版，是斯諾記者生涯的自述，其中詳細記述了他與宋慶齡、印度總理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等人的交往，并穿插了一些回憶和思考。

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River)

1963年由紐約蘭登出版社發行的紀實著作，記錄了斯諾在新中國成立后訪華時期，所見到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這本新中國紀實的著作在西方世界引起了轟動。

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這是斯諾最后一部著作，1971年由紐約蘭多姆出版社出版，由于斯諾病逝而并未完成。埃德加?斯諾的妻子洛伊絲?惠勒?斯諾在同意出版《漫長的革命》一書的信中寫道：“這是一本沒有完成的著作——我的丈夫剛剛開了個頭，便出乎意料地離去了。書中播撒下了中美兩國人民新關系的種子。在我們的培育下，它們將會成長壯大。”

婚姻情況

海倫·福斯特·斯諾

埃德加·斯諾一共有兩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是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美國律師的女兒。

1931年她來到上海市并見到慕名已久的埃德加·斯諾，翌年就在東京舉辦了婚禮。30年代，海倫是孤身來到中國的斯諾最大的慰藉與陪伴，不僅給予了斯諾很多鼓勵與支持，也是其思想、事業上的同行者。1937年，海倫踏上斯諾曾去往延安市的道路，經過實地考察，寫下《續西行漫記》，成為一時佳話。后來，由于性格不和，斯諾與海倫在1949年離婚。海倫的報復，給斯諾增加了極重的身心壓力，其對遺孀贍養費的堅持，也讓斯諾的晚年面臨更重的經濟負擔。。海倫終生不再嫁，無兒無女，名字中始終保留著“斯諾”這個夫姓。后半生專著于著述，總共完成了四十多部著作，于1997年去世。

從1942年提出分居，到1949年離婚，其夫妻生活藏匿著諸多“危險”。由于雙方都將事業看得太高，在生活中常常無法遷就。如1937年斯諾為了去紅區采訪，將海倫市留在身后數月，而當他回來時，海倫不顧他的腎病，急不可待地踏上了去西北采訪的征程，引起斯諾不滿。另一方面，斯諾渴望親密關系，而海倫則認為精力需要引導到更積極的方面，并多次拒絕斯諾要孩子的要求。但斯諾本身，由于自身的成就較高，往往忽視海倫的努力與對家庭的付出，并對其進行限制。

1942年起兩人開始口頭協議分居。翌年斯諾到美國企圖挽救婚姻，而醫生告知海倫生育已經太遲。正式的離婚開始了。1944年6月，斯諾開赴蘇聯，與海倫起草了分居文件。 1946年2月15日，他致信海倫，希望她提出離婚訴訟，而他可以出錢。最終，1949年，兩人離婚。

洛伊斯·惠勒·斯諾

第二任妻子是演員洛伊斯·惠勒(Lois Wheeler Snow)，年輕演員。

1946年，在紐約的一次聚會上，他與年輕的洛伊斯·惠勒一見鐘情。1949年5月，與海倫離婚后，他和洛伊斯結婚。雖然洛伊斯遠不如海倫名氣大，卻陪伴了斯諾長達22年時間，并為其育有一子一女。

在與斯諾結為伴侶后，洛伊斯熱衷于中美友誼事業。1970年首次隨斯諾訪華，隨后多次到中國，著有《在舞臺上的中國》《“我熱愛中國”》等書，整理了《斯諾眼中的中國》。

后世紀念

紀念機構

1984年9月29日，中國三S研究會在北京成立，其宗旨就是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介紹斯諾和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安娜·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三位美國朋友。1991年更名為“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

1993年3月4日，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學成立。在中國，北京、上海市、陜西省、湖北、云南省、甘肅省等省市及一些大學陸續成立了紀念、研究斯諾等國際友人的民間團體。

在美國，斯諾的生前好友戴蒙德夫婦成立了埃德加·斯諾紀念基金會和斯諾閱覽室，海倫·斯諾文學基金會、文學托管會等民間團體也相繼成立。

紀念活動

1982年2月28日，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協等單位組織的“紀念埃德加·斯諾逝世10周年大會”在北京大學舉辦。

1985年6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為紀念斯諾、史沫特萊與斯特朗(簡稱“三S”)，發行了“中國人民之友”紀念郵票，被評選為1985年度最佳郵票。

1985年始，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與美國埃德加·斯諾紀念基金會，每隔兩年，在中國北京與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輪流舉行“斯諾研討會”，截至2021年已成功舉辦第十九屆。

1992年11月10日至12日，“紀念斯諾逝世二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舉行。

2009年9月10日，斯諾入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諾逝世四十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大學舉行。

2015年10月19日，北京大學舉辦紀念埃德加·斯諾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

2021年6月18日，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陜西省人民政府主辦的“新時代斯諾”國際論壇在陜西省延安市舉辦。

2022年11月6日，紀念埃德加·斯諾逝世5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

當代斯諾研究

1982年2月28日，“紀念埃德加·斯諾逝世10周年大會”在京舉辦，自此，斯諾研究從過往的回憶性文章，轉向學術化與規模化。1984年，斯諾研究在中國的第一部論文集《紀念埃德加·斯諾》由新華出版社出版。

1997年，舉行了“紀念《西行漫記》發表6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會議上提交的30余篇學術論文和研究成果，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國內《西行漫記》與斯諾研究的代表作，標示著《西行漫記》與斯諾的探討已從傳統研究層面，開始向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文化學、版本學、比較文學及外交學的縱深及多學科交叉滲透的方向拓展。

在2005年北京大學舉辦的“讓世界了解中國——斯諾百年紀念”國際研討會形成了《百年斯諾》學術論文集。幾十位國內外學者對斯諾進行了多種解讀和多元評價，從“斯諾與中國”“斯諾與新聞教育和業務”“斯諾與跨文化傳播與國際傳播”等角度進行新的分析和闡釋。

近年來，斯諾研究的領域也不斷擴展。首先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們從更多全新視角進行挖掘。其次是對斯諾首位妻子海倫·斯諾的研究，成為斯諾研究的有力補充。最后是對斯諾于中美關系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