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政策，即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事變后竊據東北地區，國民政府采取所謂的“消極政策”。
1931年9月18日夜，關東軍自行炸毀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后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并以此為借口襲擊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在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指示下，張學良命令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不與反抗，免滋事端”。1931年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市全城占領。東北軍撤向錦州。由于東北軍執行“不抵抗”政策，接連放棄守地，幾天內日軍又侵占了丹東市（今丹東）、海城市、鞍山市、鐵嶺、本溪、長春市、吉林省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圍廣大地區。9月，遼寧省（除錦州及遼西地區）、吉林兩省淪陷。11月，黑龍江省基本淪陷。1932年1月，錦州、遼西地區淪陷。2月，哈爾濱市淪陷。四個多月時間，整個東北全部淪為日本的占領地。
學者李影認為：“不抵抗政策”使日本毫不費力便攫取了大片中國領土，滋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進犯中國的決心。同時，日本鯨吞了大量資源物產，國力大增。而中國則陷入了政治混亂、民族危機的時刻。對于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老舍寫下詩歌《空城計》予以嘲諷。魯迅在《觀斗》中寫道：我們的斗士，對于外敵是兩樣的：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
相關背景
日本方面
政治
1927年4月，田中義一出任日本總理兼外相，組成了新內閣。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東京召開了以制定新的對華政策為目的的“東方會議”，出臺了一項《對華政策綱要》，其核心內容便是加強對東北地區和內蒙古自治區的控制與掠奪。
軍事
1907年，日本在中國東北駐扎一個步兵師團和六個鐵道守備隊的兵力，隸屬關東都督府陸軍部。1919年4月，日本關東都督府被改為關東廳，原關東都督府陸軍部升級為關東軍司令部，關東軍正式命名。1931年，關東軍兵力增至2萬人。同時，為了侵占中國東北，日軍制造了多起事端，如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等。
經濟
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讓日本經濟幾乎遭到滅頂之災，使得日本國民收入銳減、國庫空虛、失業人數猛增、社會各種矛盾趨于激化。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法西斯主義右派團體對外則主張以“和平”手段進行擴張和侵略，日本軍部則積極主張沿著“東方會議”所確定的政策走下去，繼續加強對東北地區的控制和侵略，把國內危機早盡快地向外轉移。
國民政府
東北易幟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后，張學良于7月11通電，宣布與南京國民政府停止軍事行動、決不妨礙統一。7月4日，張學良就任東北三省保安令。8月3日、南京國民政府派方本仁參加張作霖喪禮，同張學良談判易幟及和平解決東北問題。張學良表示服從三民主義，但考慮到日本的威脅，須取慎重態度。11月，日本政府迫于國際壓力及中國國內要求統一的呼聲，被迫放棄阻撓中國統一的企圖。12月29日，張學良正式通電宣布東北易幟。31日，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中國出現了形式上的統一局面。
不準抵抗
從1931年夏開始，關東軍不斷挑畔，制造發動戰爭的借口。1931年7月，“萬寶山事件”發生后，蔣介石給張學良發出電報：“發生全國排日運動時，恐被共產黨利用，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時機。”中村事件發生后，蔣介石在8月6日致張學良的銑電中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地區尋畔，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9月6日，張學良電令遼寧省代主席臧式毅：“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
1931年9月12日，蔣介石面諭張學良：“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9月15日，張學良又向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副處長李濟川再次重申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東北外交總的方針是和平解決，不能釀成軍事行動。我們能解決的就解決，不能解決的由中央負責。”
侵略與不抵抗
九一八事變
1928年底，東北軍改旗易幟，張學良本想通過依附國民政府來抵抗來自于日本的壓力，未料被蔣介石拖入關內內戰。1930年9月和1931年7月，先后有十幾萬東北軍進駐北平市（1928年6月北京改稱北平）、天津市等地。致使東北地區兵力下降，東北防務受到削弱。盡管如此，駐守關外的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仍有十幾萬兵力。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的侵略軍——關東軍自行炸毀沈陽市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并以此為借口，突然襲擊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當日軍向北大營發起攻擊時，張學良指示東北軍“仍按九月六日的訓令意思：不與反抗，免滋事端”。18日午夜，張學良召集東北軍重要將領緊急會議。他在會上說：“日人圖謀東北地區，由來已久，這次挑釁的舉動，來勢很大，可能要興起大的戰爭。現在我們既已聽命于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全國整個問題，我們只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避免沖突，不予抵抗。次日，日軍進攻長春市，代理吉林市省主席的東北邊防軍吉林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多次命令部隊堅決不許抵抗。張學良于19日上午、20日晚分別接見天津大公報記者和各報記者時說：“我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余立時下令收繳軍械子彈，不得作報復行動”。張學良還強調，“對此事全國一致，當歸中央應付”。
停止抵抗
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部分官兵也曾進行抵抗，如沈陽北大營第七旅，長春寬城子、南嶺兵營中國駐軍都進行過持槍自衛，并給日軍以一定打擊，但在長官的“不抵抗”的命令下，只得退卻。
國聯申訴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介石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企求英、美等國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賴國際聯盟壓迫日本撤兵。9月21日，國民政府就九一八事變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同日，蔣介石發表的“告全國軍民書”中仍然強調“沉著冷靜，信任國際聯盟之公理處理。希望全國軍民避免對日沖突”。但是，為英、法等國操縱的國際聯盟并沒有像國民黨政府所希求的那樣，對日本實行制裁措施。國際聯盟理事會對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譴責，只是勸告中日雙方協商日方撤兵事宜。日本對國際聯盟作出的限期撤兵的決議拒絕接受，國際聯盟也無可奈何。
不抵抗
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執行“不抵抗”政策，遇到日軍進犯就開始撤退。1931年9月18日晚，日軍幾乎未遇抵抗便占領北大營。次日，占領了整個沈陽城。蔣介石密電張學良，指示：“沈陽市日軍行動，可作為地方事件，望力避沖突，以免事態擴大，一切對日交涉，聽候中央處理可也。”23日，張學良再次密電東北地區軍政當局：避免沖突，向安全地帶退避，以期保全。就這樣，由于張學良的三令五申，蔣介石的“不抵抗”方針完全貫徹到東北軍的各個部隊之中。幾天之內，日軍幾乎未遭遇抵抗，就輕易占領了丹東市（今丹東市）、海城市、營口、遼陽市、鞍山市、鐵嶺市、本溪滿族自治縣、撫順市、四平市、長春市、吉林省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圍廣大地區。9月，遼寧省（除錦州市及遼西地區）、吉林兩省淪陷。11月，黑龍江省基本淪陷。
九一八事變后，為收拾時局，張學良于錦州暫設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行署與遼寧省政府行署。1931年10月，日軍對錦州實施無差別轟炸，意圖逐東北軍入關。因錦州防守力量有限，顧維鈞曾于1931年11月24日與英、法、美三國外使商談，討論第三國軍隊進駐錦州隔斷中日軍隊接觸的可能性。但國際聯盟及列強均不愿承擔責任，僅同意派遣觀察員協助維持錦州局勢。日本則堅決反對國際聯盟干預，并開展對張學良的勸誘工作。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下野，國民政府政壇震動，日本極力進攻錦州市。孫科政府無力援助錦州戰事，一味要求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對此極為反感。12月30日，駐守錦州的東北軍在張學良的授意下撤至灤州，1932年1月3日，錦州淪陷。
1932年1月，遼西地區淪陷。2月，哈爾濱市淪陷。至此，在短短四個多月內，整個東北一百二十八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便淪為日本的占領地。
后續事件
傀儡政權
日本占領東北地區三省以后，立即著手在東北建立自己的傀儡政權。時任日本特務機關負責人的土肥原賢二以復興滿清（清朝）為條件，說服愛新覺羅·溥儀溥儀到東北籌建“滿洲國”。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正式成立，溥儀擔任“國家元首”。同年11月24日，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被任命為日本駐偽滿洲國大使，成為了中國東北的實際掌控者。
宣言與決議
針對“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22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30日，又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和《決議》譴責了日軍的侵略行徑，堅決反對日本強占東北三省；指出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投降主義與出賣民族利益；中國共產黨引導和組織民眾參加革命斗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救亡運動
日本對東北三省的侵略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群眾性的救亡運動在中國許多城市和村鎮興起。工農商學兵各界民眾團體和知名人士，紛紛發表通電，抗議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國民黨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也多次發表宣言、作出決議，號召工農紅軍和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許多大中城市舉行各界抗日救國大會，游行請愿。上海市、北平舉行的各界抗日救國群眾大會，參加人數達十幾萬，上海3.5萬名碼頭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南京、天津、北平、漢口、青島、太原、蕪湖、長沙、重慶、桂林、汕頭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也都以集會請愿、募集捐款、禁售日貨等形式，掀起抗日愛國運動的熱潮。青年學生走在愛國運動的前頭。許多城市的大、中學生舉行集會游行，發表通電，開展抗日宣傳，建立抗日團體，要求中國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武裝民眾，出兵抗日。
東北抗聯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發出了“武裝人民驅逐日寇出中國”的號召。東北地區民眾和部分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官兵紛紛響應。由中國共產黨創建并領導的東北人民抗日武裝，即東北抗日聯軍，成為一股抵抗日軍的力量。1931年，在北滿中共高級干部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駐東北代表、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宣告：“蔣介石國民黨以不抵抗政策出賣東北同胞，中國共產黨人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爭取東北人民的解放。”受黨組織委托，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馮仲云等一批優秀共產黨員先后在東北創建了磐石市、琿春、珠河等十幾支反日游擊隊，聯合并支持各種抗日武裝同侵略者進行斗爭。
相繼辭職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人民群情激奮，紛紛譴責“不抵抗”主義。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迫于全中國人民的輿論壓力，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的職務。同日，張學良也辭去陸海空軍副司令之職。
關鍵人物
蔣介石
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沿襲了清朝末期以來應對列強的施政方法，就是：以屈服的形式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在帝國主義面前基本上是采取妥協、退讓的立場。當強敵入侵時，強調通過所謂“外交途徑”解決問題，不實行武裝抵抗。蔣介石表示，戰爭不僅限于有形之軍事，外交亦屬無形之戰爭，其成敗勝負之價值，則超于任何一切戰爭之上。1928年4月，蔣介石開始第二次“北伐”，很快抵達山東省。日本人出兵占領濟南市，制造濟南慘案，開槍射擊中國人民，殘殺中國外交官蔡公時等17人，想給蔣介石下馬威，不想讓蔣北伐。5月10日，蔣介石與南京國民黨要人開會研討對日態度問題，他在日記里記載：“決定不抵抗主義。”蔣介石還在日記中寫道：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北伐，是打倒張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無法進行了。因此，也就有了北伐軍繞道濟南，連夜秘密渡過黃河，繼續北上的行動。
在九一八事變，國民政府東北軍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對此，蔣介石給出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蔣介石所謂的“安內”，是指“圍剿”工農紅軍、鎮壓愛國抗日力量，以及排除國民政府內部反蔣力量。他所謂的“攘外”，實質是謀求與日本侵略者妥協。1931年7月至9月間，即九一八事變發生同期，蔣介石調集了30萬大軍，對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蔣介石親赴南昌市督戰。
張學良
實行東北易幟之后，張學良在外交、軍事行動上要與南京國民政府保持一致。服從南京國民政府的政策。南京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前后都是執行不抵抗主義政策，張學良忠實地執行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地區形勢緊張，張學良預感到了將要出事，但他又存僥幸心理，認為日本政府會限制日本軍人的行動。其對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侵略的本性，對于日本軍隊與日本政府在侵略中國問題上的冒險性以及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根本目的缺乏應有的認識，導致對九一八事變判斷失誤。不愿單獨對日開戰，是張學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又一內在原因。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之初就明確表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在第一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此外，張學良采取不抵抗政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保存實力，以放棄東北地區來保住他已占據的華北地區。1930年中原大戰時，張學良的主力已相繼抽調入關。到九一八事變時，在以平津為中心的華北地區，東北軍人數已達20萬。
相關影響
“不抵抗政策”使日本毫不費力便攫取了大片中國領土，鯨吞了大量資源物產，國力大增。
財物損失
九一八事變導致國土淪喪，物資財產等方面也是損失慘重。中國官方損失一百七十八億元，公私總損失不下二百億元。僅沈陽兵工廠，即損失步槍十五萬支，手槍六萬支，重炮野戰炮二百五十尊，各種子彈三百余萬發，炮彈十五萬發，東北地區航空處積存的三百余架飛機盡為日軍掠去，其軍庫所存現金七千萬元，亦被洗劫一空。此外，東三省金融機構的全部財產都被日軍鯨吞。這些武器裝備、工廠機器、公私財產落入日本人手中，被日軍直接用于侵略中國，并將東北變為全面侵華的戰略基地。
民族危機
東北全面淪陷后，包括熱河省在內土地面積128萬平方公里盡屬日本。占當時全中國面積的11.5%，大豆產量占當時全國產量的70%，森林面積占37%，鐵路里程占全國的41%，出口貿易占37%。遼寧省鐵礦儲量占全國79%，產量占37%，煤產量占36%，石油儲量占50%。東四省發電量占全國23%，出口貿易占37%，鐵路公里長占41%，東北地區在全國經濟地位極為重要，國防戰略也是意義重大。東北為華北地區各省的屏藩，平津內地的唯一門戶，東四省失去，華北各地隨時都有敵軍壓境之可能，攫取平津更是易如反掌。熱河失陷之后，華北門戶更是全部向日敞開。隨后日軍之挑釁事件紛起，華北危機四伏，最終釀成七七事變，日本借此走上了全面侵華之路。
政局混亂
不抵抗政策導致中國政局混亂。民眾對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的忍辱退讓及不抵抗政策的論調，大多數人認為是一種“無可掩飾的極端無恥”。公眾對政府態度日趨不滿，外交部長王正廷被打，國民黨中央黨部委員蔡元培被打。國內各界譴責執政當局，蔣介石被迫中止“剿匪”，迅速北上，安定人心，作出抗戰姿態。“不抵抗政策”的奉行不僅使東北地區盡失，南京國民政府也威信掃地，日軍借此施以猛烈攻擊。
滋長侵略野心
不抵抗政策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九一八事變之時，關東軍因未遭中國軍隊絲毫抵抗因而更加狂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在給日本天皇的奏折中稱：“臣等敢放言之，對支那領土，可于3個月內完全占領也。”軍事上的連續成功更刺激了日本侵略的野心，并最終敢于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九一八事變之初，日本政府的緩圖之策與軍方急進之舉存在著分歧。日本政府曾令關東軍“勿擴大事態”，而關東軍卻未完全服從此命令，軍部亦無視政府內閣之決議。因此，當關東軍先斬后奏悍然行動后，軍部及政府事后亦對其采取默認承認的態度。由于關東軍連連得手，日本政府的對華方針逐漸轉變，由最初的“勿擴大事態”、“不擴大方針”，慢慢與關東軍及軍部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態度趨于統一。特別日軍占領錦州市后，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更為膨脹。隨后又染指熱河，進而占領華北地區。
相關評價
相關爭議
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采訪了張學良，他重新談了“”和“不抵抗政策”。關于“九一八事變”，張學良認為自己在戰略上出現判斷失誤，認為這是采取的軍事挑釁行動，可以和平解決，為了防止事態擴大，他對東北軍下達了“不抵抗命令”。在這一點上，日本廣播協會有著不同看法，其采訪錄認為，張學良極力證明“不抵抗政策”，責任不在于蔣介石。但考慮到張學良居住在中國臺灣，寄人籬下，說話的立場可能存在不得已之處。1991年5月28日，在紐約曼哈頓，張學良接受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等人訪談時，張學良再次堅持了是東北軍選擇不抵抗的。
后，東北地區多地淪陷，大部分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撤至，遼寧省府遷移至此。南京國民政府三次命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則三次請援。1931年12月26日，南京國民政府明確表示軍援“迅即籌發”，12月29日，改稱“款項械彈”補給“妥密交各主管機關迅速辦理”。12月30日，駐守錦州的東北軍撤離。次年1月3日，錦州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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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由張玉中和張丹丹聯合執導的歷史戰爭片《抵抗！抵抗！》，講述了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執行不抵抗政策，全線撤退，將沈陽市拱手讓出。沈陽市警察局長黃顯聲為了保護官員、百姓安全轉移，自發抵抗，進行了一場慘烈的戰斗。
參考資料 >
張學良晚年自白:9.18事變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興安廣播電視臺.2023-09-28
曲譜:新編“九一八”小調(電影《八千里路云和月》插曲).中國曲譜網.2023-09-17
勿忘九一八：以史為鑒，振興中華.今日頭條.2023-09-17
抵抗!抵抗! (2011).豆瓣電影.2023-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