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窯堡會議是中共中央于1935年在陜西安定縣（今子長）瓦窯堡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李維漢、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張浩、鄧穎超、吳亮平、郭洪濤等，瓦窯堡會議舊址位于子長縣城內中山街南側下河灘田家院。
1935年12月17日，會議開始舉行，由張聞天主持。1935年12月17日至19日為會議第一階段，主要討論形勢與任務問題。1935年12月20日，會議開始討論軍事問題。1935年12月23日，毛澤東作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會議于當天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935年12月24日，會議開始討論政治決議問題，毛澤東作主題發言。1935年12月25日，會議在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后結束。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了瓦窯堡會議的精神。
根據瓦窯堡會議既定的戰略規劃，毛澤東與彭德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主力于1936年2月20日開始東征，東征中國工農紅軍回師后開始西征，“兩征”戰役是紅軍落實瓦窯堡會議確立的軍事戰略方針的首次作戰，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勝利，為中國共產黨發動全國抗戰和發展革命力量創造了有利條件。瓦窯堡會議是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歷史轉折時期，黨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總結了兩次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經驗，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這次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它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解決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扭轉了“左”傾錯誤給黨造成的長期孤立局面，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
會議背景
日本帝國主義繼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地區之后，繼續擴大侵華行動。1935年，日軍在華北地區頻頻制造事端，進一步加快侵華步伐，企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中華民族面臨的危機日益加劇。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不顧民族危機，繼續執行對日妥協政策，于1935年同日本侵略者相繼簽訂了《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公然把河北省、察哈爾省兩省的大部分主權轉讓給日本。此后，日本帝國主義野心不減，大肆收買培植漢奸勢力，在華北地區悍然發動“防共自治運動”，企圖將河北、綏遠省、察哈爾、山東省、山西省5省分離出中國政府的管控。日本帝國主義日益擴大的侵略威脅，急劇加重了中華民族的危機，致使中日民族矛盾取代中國國內矛盾，迅速上升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繼而引發中國國內階級和政治力量的重組。同時，面對日軍咄咄逼人的攻勢和華北戰略屏障的淪陷，國人逐漸把抵抗日本侵略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來認識。不僅民族資產階級、中國國民黨內一部分愛國人士和地方實力派開始覺醒，紛紛表示“發動反日戰爭，實為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實為一切不愿當漢奸做亡國奴的人民的迫切需要，實為今日中國的‘國是’”。甚至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代表的親英美派官僚資產階級，也對日軍大舉侵犯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抗議。1935年11月，國民黨政府召開五全大會，首次提出對日政策由不抵抗轉變為長期防衛。但是，蔣介石只顧一黨私利，仍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繼續把“圍剿”中國工農紅軍作為國民黨政府的當務之急。這就使得剛抵達陜甘革命根據地的黨和紅軍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粉碎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大規模“圍剿”的前提下，有效擴大和鞏固陜甘革命根據地。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著眼華北事變以來國內外局勢的復雜變化，深刻認識到中國革命戰爭由國內戰爭轉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13日發表的《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中，明確提出建立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11月下旬，林育英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特派代表抵達瓦窯堡革命舊址，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關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的指示和《八一宣言》的主要精神。11月28日，中共中央結合中國國內局勢，發表了和《八一宣言》內容大致相同的《抗日救國宣言》。12月9日，中共北平市臨時工作委員會在北平發動1萬余名學生舉行抗日游行示威活動，抗議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強烈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同時，杭州市、廣州市、天津市、上海市、南京、長沙市等地的學生也迅速響應，支援北平學生的愛國斗爭。“一二?九”運動喚醒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愛國熱情，迅速得到了全國人民的廣泛支持，推動了全國規模的抗日救國運動新高潮的形成。
為了適應解決民族危機的客觀要求，中國共產黨不僅要在遵義會議解決軍事路線、組織路線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決黨在新形勢下的政治路線和策略問題，還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對日作戰問題，確立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戰略指導，不斷推進遵義會議確立的軍事路線向前發展。但是，由于黨內長期深受“左”傾關門主義錯誤的影響，對全國抗戰的認識尚未統一，此時迫切需要一個指導中國革命實現戰略轉折的契機。
會議歷程
1935年12月17日，會議開始舉行，由張聞天主持。1935年12月17日至19日為會議第一階段，主要討論形勢與任務問題。1935年12月20日，會議開始討論軍事問題。1935年12月23日，毛澤東作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會議于當天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935年12月24日，會議開始討論政治決議問題，毛澤東作主題發言。1935年12月25日，會議于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后結束。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了瓦窯堡會議的精神。
與會人員
出席和列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李維漢、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張浩、鄧穎超、吳亮平、郭洪濤、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等。
會議內容
會議著重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并相應地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
在會議上，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系統闡述了黨在新形勢下應采取的戰略方針、作戰指揮原則等問題，確立了“打通抗日路線”的中心任務，并進一步把中國工農紅軍行動和發展蘇區的主要方向明確為山西和綏遠。《決議》于1935年12月23日在會議上一致通過，為下一步紅軍發展指明了方向，從此紅軍的各項建設開始圍繞這一中心任務全面展開。
會議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方針。《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指出：“在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總任務之下，首先須在一切政治的軍事的號召上與實際行動上，確定‘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為此，中共中央客觀、正確地評估了敵我力量對比，并著手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有計劃地組織擴大中國工農紅軍規模，要求全國主力紅軍數量到1936年爭取突破20萬，為發動全國抗戰提供堅實的力量保證。《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從戰爭全局出發，對全國紅軍力量做了統一部署，既實現了打通抗日路線和發展蘇區的中心任務，又達成了削弱、牽制南京賣國賊軍隊的目的。毛澤東還精準地預見到游擊戰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和即將發揮的重要作用，進一步明確了游擊戰的運用原則和發展方向，豐富和發展了游擊戰爭思想，其內容是《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提前體現，為抗日戰爭初期開辟敵后戰場、對日開展游擊戰提供了理論依據。此外，《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對在民族解放戰爭旗幟下，開展白軍士兵革命運動，開展蒙古族、回族的武裝斗爭，執行“抗日聯軍”策略等問題也做了相關規定。
會議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以來的經驗，系統闡述了中國工農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從當時的局勢看，黨和紅軍面臨的第一位的重大問題是軍事問題，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提高官兵的作戰指揮水平。因此，在確立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的基礎上，會議進一步明確，作戰指揮應堅持的基本原則包括：戰爭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實行積極防御，反對消極防御；在戰略上實行內線持久的防御戰，在戰役戰斗上實行外線速決的進攻戰；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三種作戰形式密切配合，適時進行以改變主要作戰形式為基本內容的戰略轉變；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等。這些作戰原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總結，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所在。實踐證明，瓦窯堡會議以《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的形式把作戰基本原則上升為我黨、我軍的軍事指導思想，是黨的軍事理論創新發展的重要一步，為中國工農紅軍指戰員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
會議還進一步加強了軍事行動的集中統一領導。中共中央汲取遵義會議以來的經驗教訓，在《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明確規定：“軍事委員會在軍事范圍內有完全的權力。”這里提及的“軍事委員會”是指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成立的、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此可見，瓦窯堡會議不僅確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導地位，還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中的核心領導地位，從根本上保證了黨確定的新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貫徹落實，為紅軍隊伍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基本遵循。
會議影響
根據瓦窯堡會議既定的戰略規劃，毛澤東與彭德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主力于1936年2月20日開始東征，以積蓄抗日力量，打通抗日路線，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在東征紅軍發展進攻時，中央軍與晉綏軍調集大部兵力，企圖將東征紅軍圍殲于山西省境內。“中共中央從抗日大局出發，于5月5日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避免了中國國內軍事力量的自我削弱。同日，中國工農紅軍西渡黃河，歷時75天的東征戰役宣告結束。
東征紅軍回師后，中共中央為了擴大和鞏固革命大本營，爭取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聯合，實現迅速直接對日作戰，派遣彭德懷率領中國人民紅軍西方野戰軍于5月19日從陜北地區兵分兩路，相繼西征。截至1936年7月下旬，西方野戰軍勝利結束西征戰役。“兩征”戰役是紅軍落實瓦窯堡會議確立的軍事戰略方針的首次作戰，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勝利，為中國共產黨發動全國抗戰和發展革命力量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政治上
一方面，中國工農紅軍在山西省境內20余個縣和陜甘寧三省邊境的大部分地區大力開展群眾工作，積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揭示了閻錫山、馬鴻逵及馬鴻賓的賣國行徑，對他們所奉行的“反共媚日”政策予以堅決打擊。這一舉動受到山西、寧夏回族自治區乃至全國各界的衷心擁護。那時，“上海市的許多抗日團體以及魯迅、茅盾、宋慶齡、覃振等都紛紛寫信給中共中央，堅定地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南京政府內部，也分成聯日反共與聯共反日兩派。”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各部隊，以極大的努力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兩征”期間，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主動向國民黨政府上層領導和軍隊高級將領發出信函，積極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取得了顯著成績。值得一提的是，對張學良的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和楊虎城的第17路軍的統戰工作就是在這一時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到1936年上半年，中國工農紅軍與中國國民黨東北軍、第17路軍已經達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密切聯系”的協定，這對促使張、楊發動“西安事變”、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方針在西北取得的首次重大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資本，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建立和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動權奠定了基礎。
在軍事上
紅軍在東征中殲滅蔣、晉綏軍13000余人，俘獲4000余人，恢復和鞏固了曾經失去的陜北地區根據地；在西征中“沉重打擊了堅持反共的寧夏國民黨軍馬鴻逵、馬鴻賓部，俘其2000余人，解放了環縣、定邊縣、鹽池、豫旺（今同心）4座縣城，使陜甘蘇區向西推進約200公里，發展成為陜甘寧蘇區”。“兩征”期間，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還大力開展“擴紅”運動，先后有8000余名青壯年積極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并組建了30余支地方游擊隊，進一步發展壯大了抗日武裝力量。
在經濟上
中共中央到達陜北以后，經過調查研究，一致認為陜甘革命根據地經濟基礎差、物資保障難。為緩解新蘇區經濟上的困難，黨中央根據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思想，對土地政策做出相應的調整和完善。這些舉措在實踐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調動了千千萬萬民眾的生產積極性，籌集了大量資金和糧食。
據統計，“兩征”戰役籌款共計30余萬元，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工農紅軍抗日經費緊張的狀況。其中，東征戰役中繳獲各種武器4000余支（挺）、火炮20余門和大量軍用物資；西征戰役中繳獲各種槍2000余支、戰馬500余匹。
此外，“兩征”戰役的勝利，擴大和鞏固了革命大本營。西征戰役宣告結束后，陜甘抗日根據地發展成為以陜西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中心的陜甘寧抗日根據地，并逐步成為領導全國抗日救亡斗爭的大本營，為迎接紅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繼續北上，實現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的戰略計劃，奪取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提供了穩固的戰略后方。
會議意義
瓦窯堡會議是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歷史轉折時期，黨召開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總結了兩次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經驗，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既說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與民族資產階級以至地主買辦階級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統一戰線，也著重說明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能夠和必須掌握領導權；既著重批判“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提醒全黨警惕1927年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導致革命遭受失敗的教訓。這次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它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解決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扭轉了“左”傾錯誤給黨造成的長期孤立局面，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
會議舊址
瓦窯堡會議舊址位于子長市縣城內中山街南側下河灘田家院。院內有磚窯5孔，坐西面東。左起第二孔是張聞天舊居，第三孔是會議舊址。會址窯洞不大，放著兩張八仙桌和6個木條凳，小炕上還放著一張小炕桌。
參考資料 >
瓦窯堡會議.瓦窯堡會議.2025-09-04
瓦窯堡會議:團結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抗日.河北共產黨員網.2025-09-04
瓦窯堡會議舊址.子長市人民政府.2025-09-04
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17-25日).甘肅機關黨建網.2025-05-31
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17-25日).甘肅機關黨建網.2025-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