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1945年8月29日~1945年10月10日），是在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經中國國民黨三次致電邀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代表共產黨出席的一場為期43天的國共兩黨協商會議。
1945年，蔣介石分別于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電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事。8月24日，毛澤東于電復蔣介石“鄙人亟愿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人由延安南泥灣機場前往重慶赴約，國民黨代表周至柔以及重慶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張瀾、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郭沫若等人前來迎接。8月29日談判正式開始，直至10月10日結束，為期共43日。會議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并公開發表。
重慶談判表明中國國民黨方面承認了中共的地位，承認了各黨派的會議，使中國共產黨關于和平建設新中國的政治主張被全國人民所了解，從而推動了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發展。同時國共雙方在重慶談判中達成“和平建國”方針，使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的主動地位，并為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和平建國協議奠定了基礎。
事件背景
抗戰勝利后政治形勢的轉變
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蔣介石和毛澤東就設想過由他們二人直接會談，以解決國共矛盾問題。1944年下半年，美國大使帕特里克·赫爾利在延安與毛澤東舉行會談時再次提出蔣介石和毛澤東會談的設想，并以美國的國格來擔保毛澤東的安全。雖然兩黨最高領導人在抗戰期間始終未能會面，但這一問題的提出為戰后重慶談判埋下伏筆。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中國國內的階級矛盾逐漸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要把中國建成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國共產黨則主張把中國建成一個獨立、民主、統一、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
從軍事方面看，抗戰突然結束造成的一個重要后果是國共雙方都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實施預先擬定的戰略反攻計劃，沒有一方在戰爭結束時取得預期的優勢地位。
人民渴望和平
抗日戰爭勝利后，經過了八年的艱苦戰爭，全中國人民都迫切地渴望中國能出現一個和平、民主的新局面，需要一個休養生息，重建家園的安定的社會環境。中國共產黨順應人民的要求，主張廢止中國國民黨一黨統治，實行民主改革。同時，也準備在不放松武裝自衛的條件下，與國民黨談判，力爭實現和平建國。
1945年8月10~14日，中國共產黨通過《新華日報》連續發表了《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勝利萬歲》《從勝利到和平》《光榮屬于人民》《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以后》等七篇社論，指出：抗戰的勝利應屬于全體中國人民。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為團結全國人民反對蔣介石集團的獨裁，爭取國內和平和人民民主，在延安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宣言指出：在日寇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務是：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并協同英美蘇及一切盟邦鞏固國際間的持久和平。
美、蘇干涉
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前夕，當時中國的現實狀況與美國的在華戰略需要之間極不協調，1944年8月，帕特里克·赫爾利作為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來到中國調處國共關系，避免國共內戰爆發，從而確保美國在華戰略目標得以實現。為了使蘇聯不參與中國內部事務，并支持美國對華政策，赫爾利便把協調中蘇關系作為調處國共矛盾的先決條件。因此赫爾利在到達中國之前，先繞道莫斯科，在得到蘇聯不參與中國事務的承諾后，他才于同年9月到達重慶市，進行調處活動。
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表面上保持獨立，實際上聽命于美國的中國，以便“遏制”蘇聯。從這個目的出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起，美國的對華政策由“援華抗日”轉變為“扶蔣反共”，這一政策成為中國人民民族解放道路上的主要障礙。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美帝國主義從它戰后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出發，采取“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政策，借以代替日本帝國主義的地位，變中國為其殖民地。它以“盟國”、“盟友”的名義，積極幫助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準備發動內戰，阻止中國人民建立一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蘇聯為避免爆發新的戰爭，保持其遠東的安寧環境，在諸多問題上亦采取妥協退讓政策，承認美國在遠東的領導地位，支持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統一中國。在日本投降后，蔣介石要立即發動全面內戰還面臨種種困難。尤其是1945年8月14日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之間《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美蘇之間在中國問題上達成某種妥協，他們希望國共兩黨舉行和平談判，停止內戰的態度日益明朗。受到國內外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輿論壓力，于是蔣介石采取了“假和平，真內戰”的策略。
談判歷程
談判目的
共產黨談判的目的是為了爭取和平，揭露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破壞和平，挑動內戰的真面目，教育和團結廣大人民，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善民生。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瘋狂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積極準備發動內戰、消滅共產黨，消滅共產黨所領導的解放區和人民軍隊。但國民黨軍隊的調遣需要時間，國內外輿論也不允許蔣介石立即發動內戰。于是，他們使用政治欺騙的手法，擺出要和平建國的假相。。
蔣介石想要利用重慶市談判來達到兩個目的：一是，如果毛澤東拒絕到重慶來，就給共產黨安上拒絕談判、蓄意內戰的罪名，把戰爭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處于有利地位；如果毛澤東來了，就給共產黨幾個內閣職位，迫使共產黨交出解放區，交出軍隊，這樣，他最后仍可以消滅已變成赤手空拳的共產黨。另一個是，可以用談判來取得準備全面內戰、特別是調兵遣將所必需的時間。
談判準備
為贏得內戰的準備時間和爭取政治上的主動，蔣介石搶先發動了一場“和平”攻勢。他分別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電邀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
1945年8月2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同中國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問題。會議確定了以斗爭達到團結，推進國內和平的方針，決定先派周恩來前往重慶，隨后毛澤東再去談判。毛澤東去重慶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
1945年8月24日，毛澤東于電復蔣介石“鄙人亟愿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這出乎意料的決定，揭破了蔣介石國民黨妄圖污蔑共產黨不愿和平的陰謀，使共產黨在政治上完全掌握了主動。8月25日，毛澤東、周恩來等政治局成員，同從重慶市回來的王若飛，再次研究毛澤東去重慶問題，并復電美國軍隊中國戰區司令官阿爾伯特·魏德邁，歡迎帕特里克·赫爾利大使來延安市面敘。這之前，接約瑟夫·斯大林來電說，日本投降，國共應言歸于好，共商建國大事，如果繼續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同日，中共中央為團結全國人民反對蔣介石集團的獨裁，爭取國內和平和人民民主，在延安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要求中國國民黨政府立即實施下列緊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設的基礎：
(一)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撤退包圍與進攻解放區的軍隊，以便立即實現和平，避免內戰。
(二)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并給予他們以參加處置日軍的一切工作的權利，以昭公允。
(三)嚴懲漢奸，解散華北治安軍。
(四)公平合理的整編軍隊，辦理復員，救濟難胞，減輕賦稅，以蘇民困。
(五)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礙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務機關，釋放愛國政治犯。
(六)立即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后的各項重大問題，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結束訓政，成立舉國一致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并籌備自由無拘束的普選的國民大會。
8月26日，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必須作一定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由于我們有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黨內通知。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一行與前來機場送行的中央領導人一一握手道別。上午11時飛機起飛，經過四個多小時的飛行于下午3時45分在重慶九龍坡機場平穩著陸。到機場迎接的有蔣介石的代表周至柔以及重慶市各界知名人士邵力子、張瀾、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黃炎培、郭沫若等。《大公報》記者在報道中這樣寫道，“幾百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都知道這是維系中國目前及未來歷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喜訊。
與會人員
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
蔣介石、張群、王世杰、張治中、邵力子。
談判細節
1945年8月29日，談判開始。毛澤東和蔣介石就國共兩黨關系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多次商討，但具體問題談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同中國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張群、張治中和邵力子之間進行的，共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普遍交換意見階段，時間為8月29日至9月3日。蔣介石未料到毛澤東真會赴約，因而對談判沒有作任何準備，在毛澤東抵達重慶市的當天才匆忙召集會議商討談判對策。他既不打算承認共產黨的平等地位，又不準備以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確定了三條方針：(1)不得于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3)歸結于政令、軍令之統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蔣介石還說對于中共在政治上的要求可予以寬容，而軍事統一則嚴格要求，不稍遷就等。
9月2日，蔣介石向毛澤東具體表示，中共軍隊整編的最高限額為12個師，承認解放區的地位是絕對行不通的，至于各縣、省行政人員及省主席由國民政府考核留任或邀請中共人員參加，待國民大會召開產生新政府以后準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府等。
第二階段是就實質性問題進行商討的階段，時間為9月4日至21日。這一階段共進行了八輪談判，且時斷時續，雙方在臺前和幕后都采取了很多行動，但仍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
會談開始以后，雙方的分歧突出表現在四個問題上：(1)關于總的原則，也就是和平、民主與統一的關系。共產黨提出“以和平、民主、團結為統一的基礎，而中國國民黨則提出“民主與統一必須并重”，其實質就是蔣介石所說的“統一是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的前提”。(2)軍隊問題，共產黨要求中共部隊整編為48個師并分期實施，而國民黨只允許中共部隊編為12個師，而且要立即縮編至此數。(3)共產黨要求承認解放區的合法地位，而國民黨拒絕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4)國民大會問題。共產黨提出，國大代表為抗戰前選出，任期達6年，現已失去代表資格，應當重選，而國民黨則堅持認為舊代表資格仍舊有效。在這四個問題中，軍隊和解放區問題是雙方斗爭的焦點，并且雙方不會就這兩個關鍵性問題輕易作出實質上的讓步。國方代表對共產黨提出的十一點意見，在答復中僅對“擁護蔣主席的領導地位”一點表示滿意，并說了些“承明白表示，不勝贊佩”之類的客套話，而對其余十項，或提出附加條件或認為根本無從討論等。
經過幾次的接觸商談，國共雙方對彼此的立場都有了清楚的了解，雙方都認為對方缺乏誠意，提出的條件與自己的期望相距甚遠，雖然中共就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問題作過較大讓步，但中國國民黨執意要中共交出軍隊和解放區，這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因而一個顯而易見的結果就是雙方都加緊從戰場上向對方施加壓力。
第三階段是達成協議階段，因談判陷于僵局而停頓了5天，時間為9月27日至10月10日。其間共舉行了四次會談，重點討論軍隊整編問題、解放區問題和政治會議問題，最后雙方又就《會談紀要》專門討論了一次。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43天，還廣泛會見了各方面的人士，深刻闡述了共產黨關于和平談判的努力與主張，使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等的普遍同情和支持，給中國國民黨施加了一定的影響，也是促成這次國共談判取得某些積極成果的一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在重慶的最后三天，和蔣介石又有幾次會面，并于9日和10日進行了兩次長談。據毛澤東講，這兩次談話的中心內容還是軍隊和解放區問題。蔣介石說中國不能有兩個太陽，只能有一個太陽，毛澤東說這個太陽要由人民選擇。蔣介石在談話中說了一番“肺腑之言”就是共產黨最好不搞軍隊，如果你們專在政治上競爭，那你們就可以被接受。蔣介石為了拉攏毛澤東，還說國共兩黨不可缺一，黨都有缺點，都有專長，只要我們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辦，十年之內總要搞個名堂，否則對不起人民。毛澤東說，對解放區的努力應該承認和幫助，并表示贊成軍隊國家化，軍隊只為國防服務，黨則全力辦政治。蔣介石最后帶著悲觀的神情說，這次沒談好。毛澤東回答，很有收獲主要是方針，確定了和平建國的路線。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與中國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張群、張治中、邵力子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并公開發表。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雙方協議“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雙方還確定召開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會談紀要》簽署以后，毛澤東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市，周恩來等人留在重慶市繼續就懸而未決的問題同中國國民黨方面進行談判。
談判結果
會議紀要是蔣介石提議，周恩來起草，根據國方意見略有修改，內容共12條。據毛澤東介紹，有成議的六條，都是有益于中國人民的。他說：“這次談判是有收獲的。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承認了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這是達成了協議的。”他同時也指出:“還有沒有達成協議的。解放區的問題沒有解決，軍隊的問題實際上也沒有解決。已經達成的協議，還只是紙上的東西。紙上的東西并不等于現實的東西。事實證明，要把它變成現實的東西，還要經過很大的努力。”但不管怎樣，“談判的結果中國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
談判后續
就在《雙十協定》剛剛公布的10月13日，蔣介石下達了“剿匪”密令，進攻解放區。解放區軍民奮起還擊，打退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蔣介石不得不繼續坐下來進行談判，按照雙十協定的規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抵達重慶市，參加政協會議。為了給協商創造條件，中共代表團首先提出無條件停止內戰的建議，經多次呼吁和多方奔走，于1946年1月5日同中國國民黨當局達成關于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定。
在發布停戰令的同一天，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隆重開幕。出席會議的有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在主張和平反對內戰、主張民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這些基本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同以中國民主同盟為代表的中間派有許多共同點。會議期間，中共代表經常同民盟代表等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事先協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動。會議歷時22天，在通過政府組織案、國民大會案、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案、憲法草案案等五項協議之后，于1月31日閉幕。
雖然簽訂了停戰協定和召開政協會議協議，中國大地又露出了一線和平的曙光，但蔣介石集團不愿意滿足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不斷破壞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加緊進行發動內戰的準備。
意義與影響
意義
戰后的中國，和平民主團結與內戰獨裁分裂的可能性并存，因此，爭取和平建國、制止內戰爆發是重中之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方針反映了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國共雙方在重慶談判中達成“和平建國”方針，使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爭取和平、反對內戰的主動地位。同時表明中國國民黨方面承認了中共的地位，承認了各黨派的會議，使中國共產黨關于和平建設新中國的政治主張被全國人民所了解，從而推動了全國和平民主運動的發展。就如毛澤東指出：“談判的結果，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這樣很好。國民黨再發動內戰，他們就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粉碎他們的進攻。"重慶談判及達成的“雙十協定”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和平、民主、團結的希望和曙光。
此外，中國共產黨在談判中堅持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贏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在重慶與各民主黨派的交往中推動了國內和平民主力量的凝聚與發展，并為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和平建國協議奠定了基礎。
影響
重慶談判取得了四項重要成果，對后來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第一，和平建國方針深入人心。1946年1月10日，中國國民黨與中共簽訂了《停戰協定》，并成立了由國民黨代表張群（后改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美國政府代表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駐華大使）組成的“三人小組”（亦稱“三人委員會”），設立由國民黨人鄭介民、共產黨人葉劍英、美國人羅伯遜組成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負責執行《停戰協定》，會商解決軍事沖突及有關事項，取得一定成效。
第二，政治協商會議成為現實。《雙十協定》簽訂后兩個月，在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的推動下，國民黨主持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有關的協議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解放戰爭末期，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下，召開了新政協籌備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作為一種制度被傳承下來，在治國理政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第三，各黨派合法且地位平等得到認可。在此方面，雖然中國國民黨沒有信守，但共產黨方面還是努力爭取著。新中國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第四，地方自治成為一項創制。中國共產黨方面一直倡導這樣做，逐步形成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自1947年成立了內蒙古自治區以后，相繼成立了多個省級（自治區）、地級（自治州）、縣級（旗）等地方自治機構，并且遍及全國范圍。目前，中國共有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還有將近1000個民族鄉作為民族區域自治的重要補充形式。另外，《雙十協定》中規定的“懲治漢奸”“解散華北治安軍”問題，也產生了積極的效果。抗戰勝利后，一大批漢奸受到懲治，像周佛海、陳公博、陳璧君等，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許多偽軍，或者被收編，或者被解散。
相關評價
國內評價
毛澤東在《關于重慶談判》的報告指出，“這次談判是有收獲的”。經過43天的談判斗爭，“中國國民黨承認了和平團結的方針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承認了避免內戰，兩黨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這是達成了協議的”。
張治中曾回憶道：毛先生之到重慶市，是象征著中國內部的團結，是意味著國共兩黨新關系的開始。勝利與團結，正是雙喜臨門，不但全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而全世界人士亦寄予熱切的期望，當時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為之提高了許多。
《大公報》于1945年10月11日發表題為《團結會談的初步成就》的社評，開頭說：“我們檢讀《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一過，思緒起落，雖百感交集，卻一時難以一言說出滿意或失望。”談判的結果不盡如人意，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仍難實現，《大公報》有一種深深的遺憾。
1946年12月18日，周恩來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報告講到重慶談判時說：“我們并不因為蔣破壞了這些協定，就以為沒有了收獲。因為全中國人民都承認了這樣的事實，認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殺的。中國國民黨雖背叛了協議，但他不敢放棄黨派協商。”重慶談判達成的協議，是我們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一個成效，是人民力量的一個勝利。
近代史學家章百家認為：重慶談判發生在中國歷史的轉折關頭，談判的參加者是國共兩黨的最高領袖，人們對它的期望很高，但事實上，重慶談判并未對中國的前途產生決定性影響。在此后一段時間里，或和平或內戰，這兩種可能都還存在，中國的歷史發展方向也因而是不確定的。
國外評價
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中曾談到：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提出的條件是無法調和的，這就像兩條平行線，永遠走不到一起。雙方都沒接受美國調解人的意見。在談判中，中國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成功一些，國民黨的代表都不是些舉足輕重的人物。張治中作為“溫和派”，在軍中、黨內都沒有什么人支持。而在宣傳方面，共產黨更是每個方面都比國民黨聰明。周恩來對要求進行評論的記者總是有求必應，就連國民黨的傳聲簡中央新聞社和《中央日報》，都要靠共產黨提供和談的消息。
蘇聯的《紅星報》社評：在這中國歷史的轉捩時期，兩黨的領袖已經采取步驟，來克復舊日的糾紛，并共同討論當此日本武裝潰敗和日本投降所引起的中國新的任務，這就是中國國民黨領袖和共產黨領袖在重慶市談判開始的目的。
菲律賓《華僑時報》評論：重慶與延安市的談判，使危急的中國政局，突然緩和下來。
相關軼事
與陳立夫的談話
據王炳南回憶，在與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見面時，毛澤東坦言當年國民黨背信棄義，殘酷屠殺共產黨人的往事。毛澤東說：“我們上山打游擊，是國民黨剿共逼出來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玉皇大帝封他為弼馬溫，孫悟空不服氣，自己鑒定是齊天大圣。可是，你們卻連弼馬溫也不給我們做，我們只好扛槍上山 了。”毛澤東談笑間蘊藏機鋒，讓陳立夫異常尷尬，連聲表示要對這次國共和談“盡心效力”。
與民盟主席的談話
重慶談判期間，中共代表團在爭取中間勢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毛澤東特別重視，三次前往民盟總部特園，拜訪民盟主席張瀾和其他負責人。談話中，張瀾關切地問：“潤之先生，您看此次談判前途究竟將如何？”
毛澤東沒有直接回答，只說：“現在蔣介石打起了‘民主’的招牌，要演‘民主’的假戲。我這次來，就是來他個假戲真演，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看究竟誰在搞假和平、真內戰。讓人民從中受到教育，看出真假，分出是非，我毛潤之也就不虛此行了！”稍停，毛澤東接著說：“無論談判結果怎樣，但縱觀歷史發展之潮流，中國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要走一段曲折而又艱難的路程。”在會晤中，雙方達成秘密約定：今后在重大政治問題上，中國民主同盟與中共事先交換意見，共同商討，統一認識，采取一致行動。
陶園之中訪右派
戴季陶是中國國民黨中頑固“反共”分子，早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就積極參加“西山會議派”進行“反共”活動。8月30日下午3時，毛澤東到“陶園”去拜訪戴季陶。這突然的來訪使戴季陶猝不及防，同時對毛澤東的以德報怨也有一絲感動。這次拜訪后，盡管戴季陶“反共”堅決，思想保守，但他對毛澤東來到重慶，和對他的拜訪，表示敬重，并對毛澤東的重慶之行，寄予了熱切的期望。戴季陶還請張治中代約時間宴請毛澤東，他在邀請信中說：“前日毛先生惠訪，未得暢聆教言，深以為歉。一別二十年，一切國民所感受之苦難之解決，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臨重慶，不可不一聚也。”9月13日晚，毛澤東同周恩來、王若飛應邀出席了戴季陶的宴會。
客場作詞
到達重慶的第四天，毛澤東就會見了老朋友柳亞子。詩人相會不免要相互唱和。毛澤東將自己的一首舊作《沁園春·雪》贈予柳亞子，柳亞子隨后發表《和毛潤之先生詠雪詞》，一時引發重慶市文化界的廣泛關注，毛澤東的這 首詞也不脛而走，廣為傳抄。柳亞子這樣的社會賢達不僅驚嘆毛澤東的詩詞造詣之高，更對有魄力有擔當的中國共產黨人寄予希望。
參考資料 >
重慶談判的歷史意義.人民網.2024-03-13
黨史百科 ▏重慶談判.澎湃新聞.2025-08-10
重慶談判的歷史意義.人民網.2025-08-11
Forbidden.人民網.2024-03-21
70年前抗戰勝利后重慶談判的歷史細節.福建人大網.2024-03-21
重新獲得主動權的重慶談判.今日重慶網.2024-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