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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是指從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事變開始算起，至1945年9月2日結束，共14年的抗戰。

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致使東北地區迅速淪陷。中華民族開始局部抗戰，先后與日軍展開熱河戰役、長城抗戰。但由于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軍勢力逐漸伸入華北地區。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市附近挑起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隨后，蔣介石發表《廬山聲明》，中華民族開啟全面抗戰。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抗日戰爭的戰略防御階段。中日雙方先后開展了淞滬會戰、平津作戰、南京攻防戰等戰役。至1938年10月，武漢會戰失敗，抗日戰爭被迫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在該階段，中國展開了廣泛的敵后戰爭，同時先后與日軍進行了南昌市、會戰、豫南、棗宜、上高縣、中條山、浙贛、鄂西等戰役。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敗退，中國軍隊也對日軍發起全面反攻，先后開展了常德會戰、湘西會戰、桂柳會戰等戰役，收復大量失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聯合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21日，中國軍隊代表在芷江侗族自治縣召見日軍洽降代表，指示日方投降準備事宜。9月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舉行，中方代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主持受降儀式，中國戰區日本投降代表、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投降書上簽字。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民作出了重大犧牲，總計傷亡3500萬以上（其中軍隊傷亡380余萬），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中國軍民共斃傷俘日軍150余萬、殲滅偽軍118萬，接受投降日軍128萬余人。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捍衛國家民族獨立的正義戰爭，同時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戰場是二戰的主戰場之一，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歷時最長，付出巨大的犧牲，牽制和消耗了日軍主力，打亂了日本的侵略計劃，支援了蘇、美、英、法等反法西斯盟國作戰。同時，中國抗日戰爭也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鼓舞了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中國國際地位得到提高，成為聯合國五大創始國之一。

名稱

抗日戰爭簡稱“抗戰”，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民族性的全面戰爭。國際上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 Sino-Japanese War）、日本侵華戰爭（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因其從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開始全面抗戰到1945年日本投降，歷時8年，又被稱為“八年抗戰”。2017年，改稱為“十四年抗戰”，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開始的局部抗戰，以及1937年開始的全面抗戰兩個階段。“十四年抗戰”這一稱呼，更加全面、客觀地反映了抗擊日本侵略的罪行，突顯了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展開的抗戰，強調了抗戰歷史的連續性和整體性。

戰爭背景

中國方面

19世紀前，中國長期受封建專制主義的束縛，特別是在清政府的腐朽統治下開始逐步落后于世界，人民生活困苦、生產力低下。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遭受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日甲午戰爭后，清政府失敗，日本開始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日俄戰爭后，日本接管了俄羅斯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支配地位，此后中日矛盾迅速激化。

1911年10月爆發的辛亥革命使清王朝迅速走向滅亡，中華民國宣告成立。但是，新政權的建立并沒有改變自清末以來日本對華侵略的局面，日本反而利用民國初年軍閥統治造成的政局動蕩加緊謀取侵略權益。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條”；對內實施專制獨裁主義，鎮壓了中國國民黨的“二次革命”，并于1915年末復辟帝制。中國人民掀起了“護國戰爭”，討伐袁的倒行逆施，迫使袁世凱放棄稱帝并在憂懼中死去。此后，北洋軍閥分裂成三大派：皖系段祺瑞、直系馮國璋和奉系張作霖，中國進入軍閥混戰時期。軍閥混戰期間，日本趁機操縱奉系軍閥張作霖，以制造有利于他的政治局面。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蔣介石誓師北伐，為阻止國民政府北伐，日本出兵山東省，于1928年5月3日向占領濟南市的國民政府軍隊進攻，并制造了“濟南慘案”。奉系軍閥官張作霖在北伐中節節敗退，決定退出關外。6月4日，關東軍策劃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張學良出任東北地區保安司令后，開始與國民政府進行和談。至同年12月，張學良宣布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改旗易幟，服從南京國民黨政府，中國暫時形成基本統一的局面。日本通過扶持代理人分裂中國的企圖受挫，隨后轉變策略，開始策劃以武力直接占領東北。

日本方面

19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日本開始實行明治維新，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改革措施，使得日本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由于明治維新還具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在日本近代化的進程中封建色彩與其傳統的神道教相結合，使得日本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走向了軍國主義道路。在政治上，明治政府把“為國捐軀之士”的神靈送進神社，鼓吹為天皇氏而死的帝國軍人可以由人變成“神”，進入神社后供人供奉，通過神社神化天皇，要人們對天皇極端崇拜。明治維新前的日本幕府時期培養了日本的武士階層，“尚武”逐漸成為日本的社會風氣，并滲透入日本的各個領域，形成武士道精神，明治時期武士道精神為其軍國主義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基礎。

日本領土狹小、資源匱乏，?明治維新中期，逐漸形成了對外的擴張政策。在明治維新后的70年中，日本發動的14次對外侵略戰爭中有10次是針對中國。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成為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之一，日俄戰爭后日本又接連取得了在中國東北地區和內蒙古自治區東部的勢力范圍。此后，為了進一步對中國進行掠奪，日本照會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在第一次大戰后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在軍閥混戰中通過扶持奉系軍閥張作霖進一步獲取在東北的權益。

1920年起，日本國內爆發經濟危機，一直持續至1923年。1923年9月，日本關東地區又發生了地震，傷亡人數達16萬。在日本國內局勢一片混亂中，日本軍國主義者，曾擔任過參謀次長和陸相的田中義一大將于1927年4月成為日本首相。田中內閣于同年7月制訂了《對華政策綱領》，其核心便是把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然后以滿蒙為基地進一步向中國內地擴張。事后，日本便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腳步，先后制造了“濟南慘案”“皇姑屯事件”。

1929年5月，由一批少壯派右派軍人組成的“一夕會”舉行碰頭會，通過了“重點解決滿蒙問題”的決議。7月，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奉命起草《關東軍占領滿蒙計劃》，明確地提出了日本要巧妙地解除中國軍隊的武裝，維持治安以及防備蘇聯入侵東北地區等問題。后又提出《解決滿蒙問題的戰爭計劃大綱》，再次強調占領滿蒙地區對于日本發展的重要性

1930年，日本尚未從上一次經濟危機中恢復過來，又隨之被卷入爆發于美國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日本國內的階級矛盾空前激化。面對經濟危機，日本法西斯主義鼓吹用戰爭手段擺脫經濟危機，促使日本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的結合。與此同時，日本的經濟也朝著軍事化的方向發展，1931年夏末日本三菱飛機制作所完成了國產重型轟炸機的生產，以國產坦克裝備的機械化兵團也與同期建立，此外還有能轉化為炸藥、毒瓦斯制造的化學工業、化肥工業、染料工業等。隨著日本經濟的軍事化，日本的軍事裝備及其作戰能力都有了極大的改善和提高。

國際局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美、法等戰勝國為處理戰敗國，并協調戰后國際關于先后召開了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日本則利用巴黎和會攫取了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權益。1919年4月30日議定的凡爾賽條約，但凡爾賽條約和凡爾賽體系沒有解決遠東問題，尤其是中國問題。日本在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勢力擴張逐漸危急了以美國為首的希望資本主義國家在亞太地區的勢力。華盛頓會議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格局正式形成，即“凡爾賽—華盛頓體系”。

“凡爾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體系”部分解決了國際沖突，使戰后國際關系重新得到了調整，但同時帶來了新的沖突。一些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不滿的國家，如日本、德國等，都在竭力發展本國的軍事實力，以圖戰勝英、美、法等國，進一步刺激日本加速對外侵略的步伐。

戰爭過程

局部抗戰（1931年9月—1937年7月）

九一八事變

日本早在1927年的“東方會議”上便確立了所謂的“積極的滿蒙政策”。隨后日本軍國主義者開始制造戰爭輿論，為了尋找發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借口。為了制造戰爭事端，日本于1931年7月和8月先后制造了“萬寶山區事件”和“中村事件”。在挑起戰爭事端、制造侵略與論、焗動戰爭狂潮的同時，日本持續增派軍隊至東北地區，關東軍也積極進行多種軍事部署，為發動侵略戰爭做好準備。

1931年9月18日晚上，關東軍在沈陽市北郊柳條湖村附近炸毀了南滿鐵路的一小段路軌，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突然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發動進攻，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的總人數約有30萬人。除因參加軍閥混戰調到關內的11萬人外，留在東北的有近20萬人。由于張學良和蔣介石不作抵抗，東北軍大都不戰而退，軍政大員四散逃避。日軍迅速占領了沈陽城，同日又占領長春市、營口市、遼寧省、鞍山市、本溪市、撫順市、四平市、丹東市（今丹東市）等20座城市。21日，吉林省代理主席、軍署參謀長熙洽叛國迎降，關東軍占領了吉林市。駐朝鮮的日軍也越境侵入東北地區。從9月18日至25日的一周里，日軍占領了遼寧吉林兩省30座城市。日軍隨后侵入黑龍江省，黑龍江省代理主席兼黑龍江省軍隊總指揮馬占山在嫩江橋抗戰，11月19日日軍占領黑龍江省垣齊齊哈爾市。之后，日軍調轉槍頭進攻錦州市，1932年1月3日進入錦州。接著占領了遼西地區。隨后將進攻方向轉移到北滿，2月5日，日軍占領了哈爾濱市，接著占領了黑龍江省全省。至此，歷時4個月零18天東北三省全部淪于敵手。

一二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對中日雙方造成巨大沖擊，由于日本政府難以制衡以少壯派軍人為主的關東軍，不得不在其壓力下承認所謂的“戰果”。接下來，關東軍計劃成立偽“滿洲國”，企圖永久占領東北地區，這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對中國的同情。為了轉移注意力并迫使國民政府屈服，日本策動了一二八事變。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軍陸戰隊襲擊了上海閘北，隨后張治中率領的國民黨第五軍參戰，與十九路軍一起英勇抵抗。盡管上海抗戰堅持了一個多月，成功殺傷了一萬多名日軍，但由于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孤軍奮戰，傷亡慘重，急需支援。蔣介石拒絕再派兵增援，軍政部還扣留了軍餉和捐款。

日本侵略軍于3月1日組成上海派遣軍，全面發動攻勢，并于七丫口登陸。在占領瀏河鎮后，中國軍隊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曾請求軍政部派遣兩師兵力支援瀏河，但遭到軍政部的冷漠置之不理。當夜，十九路軍和國民黨第五軍被迫撤退，日軍占領了淞滬會戰地區，同時偽“滿洲國”宣告成立，達到了日本發動上海市事變的既定目標。

1932年3月4日，國際聯盟行政院決定中日雙方實行停戰，3月14日，通過英國公使蘭普森的斡旋，中日停止軍事行動并開始停戰談判。5月5日，雙方簽署了令中國感到屈辱的《上海停戰協定》。根據協定及其附件規定，中國軍隊只能留駐昆山市、蘇州市一帶，不能進駐上海市，而日本侵略軍卻得以繼續留駐上海。這一協定的簽訂引起了中國輿論的強烈反彈，十九路軍對談判結果不滿，批評蔣介石一意求和，破壞抗戰；行政院長汪精衛遭到監察委員的彈劾；談判簽字的外交部次長郭泰祺更是被群眾憤怒毆打致重傷住院，十九路軍從此走上反蔣之路。

偽“滿洲”國建立

在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掩護下，1932年1月，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共同制定了《中國問題處方針綱要》，其中規定把東北地區從中國主權下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政治、經濟、國防、交通通訊等受日本的控制，由日本人參與這個國家的中央地方的行政。根據這個方針，關東軍加緊了在東北建立偽國的活動。2月17日成立“東北行政委員會”，以漢奸張景惠為委員長。3月1日發表所謂“建國宣言”宣布““滿洲”國”成立。9日扶持滿清末代皇帝溥儀出任“執政”，鄭孝胥任“國務總理”，年號大同市“首都”長春市，改稱“新京”。““滿洲”國”各部均由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擔任次長，掌握各部的實權。在偽政府中還設立了一個總務廳，由日本人任總務廳長官，總攬偽政府的一切大權。關東軍司令官實際上是““滿洲”國”的太上皇。16日，日本外務省發表宣言正式承認““滿洲”國”。1934年3月，““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溥儀由“執政”改稱“皇帝”，號“康德”。

東北抗日武裝

東北淪陷后，一部分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愛國官兵，出于民族義憤，拒絕執行當時中國國民黨政府絕對不抵抗的命令，首先奮起抗戰。例如馬占山領導的江橋抗戰；黃顯聲將指揮軍警阻敵侵犯錦州市；李杜、丁超等部在哈爾濱市外圍襲擊日軍的作戰等，有效的遲滯了日軍的進攻。

東北各民族各階層人民、一部分東北軍愛國官兵、山林隊等自發組織起來的各種抗日武裝力量，總稱為東北抗日義勇軍。義勇軍人員成分極為復雜，有共產黨、愛國農民、前東北軍警官兵、土匪、知識分子和工人、商人等。其軍事活動遍及東北全境。

中共中央和中共滿洲省委對抗日義勇軍的興起和發展，給予了領導和援助。東北地區各地黨組織不僅發動群眾支援和參加義勇軍，而且派了許多共產黨員和進步群眾到義勇軍中工作。

從1932年至1933年間中國共產黨先后建立了磐石游擊隊(后發展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東滿游擊隊(后發展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珠河游擊隊(后發展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密山游擊隊(后發展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四軍，也稱東北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寧安市游擊隊(后發展為東北人民革命軍國民黨第五軍，也稱反日聯合軍第五軍）、湯原縣游擊隊(后也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饒河游擊隊等七支抗日游擊隊。1934年，游擊隊粉碎了日軍的“春季大討伐”和“秋季大掃蕩”，并在斗爭中壯大起來，成為東北地區抗日麻雀戰爭的主力。

1935年冬，日偽制定了《“滿洲國”治安計劃大綱》。為應對新的“討伐”計劃，1936年2月，原人民革命軍第一至六軍及原海倫游擊隊共同發布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宣布東北抗日聯軍、反日聯合軍、反日游擊隊改組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三、四、五、六軍和抗日游擊隊，歡迎其他反日武裝力量加入。1937年初，抗日聯軍進行整編，形成第一路軍、第二路軍和第三路軍，分別由楊靖宇、周保中和李兆麟指揮。從1936年初到1937年夏，東北抗日聯軍在廣闊地區內展開游擊戰爭，南至長白山，北至小興安嶺，東起烏蘇里江，西至遼河東岸。七七事變后，東北地區抗日聯軍繼續與全國抗戰相配合，但日本加強了對東北的軍事壓力，致使抗日聯軍在1938年受到大規模“討伐”。面對日軍的增援和殘酷統治，抗聯部隊陷入困境。為打破日軍的“圍剿”、尋求新的游擊區，抗聯各軍決定向西遠征和分區作戰。

1940年春，抗聯各軍在反對日偽軍“大討伐”中遭到重創，原有的抗日游擊根據地被摧毀，部隊人數急劇減少。面對困境，中共吉東省委和北滿省委代表在哈巴羅夫斯克召開會議，決定“逐漸收縮，保存實力”，將各路軍縮編為支隊，繼續堅持對日偽軍的抵抗。

長城戰役

日本在侵占東北地區三省后，進一步圖謀奪取熱河。1933年1月，日軍炮擊秦皇島市縣城，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何柱國部奮起抵抗，然孤軍難敵，導致一個營的300名官兵壯烈殉國。山海關區于1月3日失陷。

隨后，關東軍制定了《攻占熱河計劃》，于2月23日發起進攻，以奪取承德市為主要目標。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匆忙逃離，并將搜刮的財物運往天津市租界。3月4日，日軍迅速占領了熱河省會承德，引起全國強烈譴責，要求懲辦湯玉麟，張學良也遭到指責。蔣介石為安撫輿論，調遣中央軍前往穩定長城前線戰局。

日軍占領承德后，向長城線上的要隘古北口、冷口和喜峰口推進。中國軍隊展開激烈抵抗，包括國民黨軍的宋哲元部、商震部、傅作義部、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的王以哲部以及中央軍的徐庭瑤、關麟征等3個師。在戰斗中，宋哲元部在喜峰口進行浴血奮戰，成功奪回失地。然而，在古北口，關麟征等部奮戰后受到嚴重傷亡，商震部和傅作義部則分別在冷口、懷柔區等地英勇阻擊，給日軍帶來沉重打擊。日軍因在長城各要隘受挫，改變戰略，向東進攻。面對中國軍隊的腹背受敵，加上女王陛下政府的警告和國際壓力，日本政府于4月中旬下令撤軍至長城線。

蔣介石認為中國目前無法與日軍長期對抗，且認為日本真正的敵人是美國、俄羅斯帝國。因此，他將政策方針定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蔣介石寄希望于歐美的干預，而不認為日本有長期占領有中國的能力。然而，國民政府在日本威逼利誘以及汪精衛的倡導下，在5月31日與日軍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該協定事實上默認了日本對東北地區三省和熱河的占領，并承認冀東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該區域部署軍隊。這一協定使得華北門戶洞開，日軍得以輕松進占冀察和平津。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

1933年春，日軍侵略察東，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市組建了察哈爾省民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擔任總司令。共產黨全力支持同盟軍行動，獲得廣泛群眾支持，隊伍從數千人快速發展至10萬余人。同盟軍于6月中旬在張家口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民眾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綱決議案》等文件。決議宣布同盟軍為革命軍民的聯合戰線，以對外抗日、內除國賊為宗旨，拒絕一切賣國協定，反對妥協，主張武力收復失地。同盟軍建立抗日救國的民眾政權，致力改善工農貧民和士兵生活，保障抗日民眾的自由權利。大會后，同盟軍北上迎擊日偽軍，于6月下旬至7月初成功連克康保縣、寶昌鎮、沽源縣等縣，7月12日收復察北重鎮多倫縣，并乘勝收復察省全部失地。

為增強在同盟軍中的影響，中國共產主義黨在其中建立了前線工作委員會，由中共河北省委領導。黨內成立了正式的組織，約有300名黨員，他們在軍隊中積極從事抗日宣傳、組織工作，廣泛動員群眾，推動工農運動。蔣介石采取軟硬兼施的破壞政策，調動15萬人的武力進行“圍剿”，同時對馮玉祥部下進行拉攏和分化。在日蔣的夾擊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陷入困境。1933年8月9日，馮玉祥宣布解散抗日同盟軍總部并辭去總司令職務，導致嚴重分裂，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編或瓦解。

華北事變

察東事件

日軍在侵占東北后，準備向華北地區擴張，制訂了一系列分離華北、控制華北的戰略。1935年1月，駐熱河日軍向察哈爾省東部發動進攻，與中國守軍宋哲元部發生沖突，在日本的脅迫下，宋哲元與日本達成《大灘協定》，規定第29軍不得進入石頭城子、南石柱子、東柵子之線及其以東地域。察東事件后，日本開始全面干涉華北政治。

河北事件

1935年5月1日晚，天津《國權報》社長胡思薄在日租界內被暗殺，次日天津《振報》社長白逾桓也在日租界內被暗殺，隨后又發生了東北義勇軍孫永勤軍進入長城等事件。日本借機向中方發難，5月29日，天津市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日本駐北平使館武官高橋坦向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口頭提出抗議，后又提出事先預謀的要求。，包括要求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下野；河北省政府移至保定市；憲兵第3團團長及軍分會政治處處長曾擴情應予免職；懲辦胡、白案犯人等。

5月31日，國民政府被迫做出回應：“于學忠更調屬于中國內政，平津地區不能劃為停戰區域”等。日軍隨即以武力威脅河北省政府，并在天津舉行巷戰演習。6月9日，日方向何應欽提出了更為苛刻的要求，至7月6日何應欽復函日本天津市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雙方達成了事實上的《何梅協定》，規定：取消河北省包括鐵路黨部在內的一切國民黨黨部；撤退河北的東北軍第51軍、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及憲兵第3團；解散北平軍分會政治訓練處、藍衣社、勵志社等機關及第25師的學生班；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取締全國一切反日活動及團體。至此，中國國民黨中央系和東北系勢力退出華北。華北政局形勢嚴峻。

張北事件

1935年6月5日，四名無護照的日本特務機關成員潛入察哈爾省境內繪制地圖，被當地駐軍短暫扣留后釋放。日本以此為借口提出中方“懲辦直接負責人”的無理要求。6月27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純與關東軍駐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簽署了《秦土協定》。協定內容包括向日方道歉、撤換與事件相關的中國軍官、保障日人在察省自由行動、成立察東非武裝區以及中國停止向察省移民和解散排日機構。這兩個協定導致中國在冀察兩省的主權喪失。

華北自治運動

1935年下半年，日本開始積極策劃華北五省的“自治運動”，企圖使包括河北省、察哈爾省、綏遠省、山東省、山西省在內的華北五省脫離中國，在關內制造第二個“滿洲國”。計劃由土肥原賢二和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主導，具體計劃為：第一步先說服并且是掌握河北省密區兼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閻錫山、韓復榘、商震四人中尋找突破口；第三步再將其他人包括進來。

1935年11月23日，土肥原賢二與殷汝耕在天津市進行密謀，當晚殷汝耕宣布停戰地區自治，24日發布“自治宣言”，25日在通縣專區宣布建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后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國民政府得知后為防止事態擴大，隨即撤銷北平市軍分會，以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長官、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撤銷深榆、薊密兩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通緝殷汝耕。但殷汝耕及其偽政權在日軍的庇護下，向宋哲元等中國國民黨華北大員施加壓力，要求他們跟隨冀東實行“自治”。

在日方的逼迫下，宋哲元試圖向日本妥協。國民政府為了不使華北脫離中央，向日本作出重大讓步，決定仿照西南政務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將華北政權完全交給宋哲元。南京國民政府則再也無法直接控制平津一帶的局勢，日軍則可以借此機構的設立逐步實現“華北自治”。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使得華北主權陷入嚴重危機，從而引發了“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

內蒙“自治”運動

侵占內蒙古自治區，是日本“滿蒙計劃”的一部分。1936年初，在日本的策劃下，內蒙古貴族徳穆楚克棟魯普親王組織偽“蒙古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5月又成立了偽“蒙古軍政府”，并招兵買馬，擴充軍隊，組織偽蒙古軍。同時，日本策劃王英組織“西北蒙漢防共自衛軍”（后改稱“大漢義軍”）。11月，在日軍配合下，李守信和王英等偽匪軍向綏遠省大舉進攻。駐綏遠省的傅作義部奮起還擊，取得了紅格爾圖戰斗的勝利，并乘勝收復百靈廟，后又收復大廟。12月3日，偽軍向百靈廟反攻。守衛廟內的綏軍1個團奮起反攻；殺傷偽軍一部后，有計劃地后退，誘敵深人。下午7時，廟外晉綏軍發起反擊，深入之敵大敗而去。至12月4日9時，徹底粉碎了偽軍的反攻，斃“大漢義軍”副司令雷中田及日、偽軍500余人，200余人，并將王英偽軍主力牽制于烏蘭花一帶，錫拉木楞廟敵守備力量大為減弱。12月8日，石玉山部1個旅在陣地反正。9日凌晨，金憲章也率部反正，將日本顧問小濱大佐以下日本軍官27名悉數殺死，同時向偽蒙軍第7師穆克登寶突襲，將其大部殲滅。9日上午，晉綏軍進占錫拉木楞廟。此時，偽蒙古軍呈土崩瓦解之勢，偽旅長安華亭率領2個團偽團長王子修率1個團于12月18日宣布反正。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確立

國共二次合作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期間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王明、康生、吳玉章等人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八一宣言”，于10月1日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號召一切不愿當亡國奴的同胞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抗日救國戰爭；還提出“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以及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勝利到達陜北地區，時值華北事變后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12月17日起，中共中央在瓦窯堡革命舊址舉行政治局會議，會議再次提及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會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在全黨范圍內卓有成效地開展起來。

此后，在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下，在東北與日軍進行游擊作戰的東北抗日聯軍第2、5、4、3、6各軍先后在黑龍江省的寧安、湯原等縣開會，討論東北抗日部隊聯合作戰的問題。翌年2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擬定了《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隨后，東北人民革命軍先后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東北抗日聯軍的建立使得東北的游擊戰爭得以迅猛發展。由楊靖宇指揮的第1軍曾在數月的游擊戰中多次挫敗日軍的進攻。

此外，中共方面加緊了對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西北軍的團結工作，周恩來親自與原東北軍將領張學良進行夜談。不久，共產黨正式與東北軍建立了合作關系。

西安事變

1936年8月，中共中央派葉劍英到西安市，作為中共常駐代表。到達陜北地區后，對在西安市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做了大量爭取工作。雙方在抗戰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1936年10月，蔣介石親自到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隨即又到洛陽市作“剿共”的軍事部署，將其嫡系部隊約30個師調到以鄭州市為中心的平漢、隴海鐵路沿線，以便隨時開赴陜甘地區。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市，設立唐華清宮為“行轅”，調動軍隊赴潼關縣。陳誠、衛立煌等重要將領陸續抵達西安市。蔣介石迫使張楊率領部隊進攻中國工農紅軍，中央軍則在后方支援并催促。如果張楊不服從命令，將由中央軍進行對紅軍的“剿共”行動。張楊張學良多次勸說蔣介石改變國共內戰政策，但都未奏效。

12月7日，張學良向蔣介石提出“泣諫”未果，準備實行“兵諫”。次日，張學良與楊虎城派兵包圍了唐華清宮，解除了蔣介石衛兵的武裝，扣留了蔣介石。同時，十七路軍控制了西安全城，逮捕了陳誠、蔣鼎文、衛立煌等軍政高官。此事被稱為“西安事變”。當天，張楊發表通電，明確表示事變動機在于推動蔣介石抗日救國。他們提出了八項主張：改組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愛國領袖，釋放政治犯，開放愛國運動，保障政治自由，遵行孫總理遺囑，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團，包括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響應張楊的邀請抵達西安市。同日，南京市的宋子文和宋氏家族也前往營救蔣介石。在23日和24日的正式談判中，宋子文和宋美齡代表蔣介石與張學良、楊虎城進行了會晤，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全權代表身份參與談判，并與蔣介石進行了會面。兩天的談判后包括改組中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清除親日派，容納抗日力量；釋放上海市愛國領袖和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等六項協議。

蔣介石表示同意這六項協議，但他拒絕簽署文件，而是以個人信譽擔保六項協議的履行。西安事變最終得以和平解決。12月25日，蔣介石在張學良陪同下，從洛陽市飛回南京市。

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

隨著日軍的步步緊逼，蔣介石感到中日戰爭“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開始發生轉變，為即將到來的戰爭做了一系列準備。

整理軍務加強國防

中國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從1935年開始連續三年編撰《年度國防計劃大綱》，不斷在上年度國防計劃大綱的基礎上，細化國防區域、陣地線和兵力部署。此外，1935年3月，軍事委員會防空委員會也擬定了防空作戰計劃，準備以七·五厘米高射炮營擔任與各戰略要地的防空任務，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第一審民商事案件標準、市、縣成立防護團及防空協會，在各省會及各重要地區設置防空情報所或分所，以構成全國防空情報監視網，并將全國劃分為9個防空區。1936年7月10日至14日，中國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的五屆二中全會，決定成立國防會議和國防委員會，并對國防決策機構進行了初步調整。

國民政府于1935年1月在南京召開軍事整理會議，對陸海空軍進行整頓。陸軍整理處成立于3月，由陳誠負責全國陸軍整頓和訓練。至1937年7月，國民政府對陸軍進行了調整和整理，合并了85個師和9個獨立旅。空軍也經歷擴編，至1936年底增至31個中隊、9個大隊以及5個直屬中隊。此外，中央航空學校和航空機械學校已培養飛行員和機械師各700余名。同時，國民政府與意大利和德國合作修建南昌飛機制造廠和萍鄉中國航空器材有限公司，并劃分全國為6個空軍區。

國防工事方面，政府加強了沿海沿江要塞，到1937年上半年，在南京市、鎮江市、江陰、寧波市、虎門、馬尾、廈門市、南通市、連云港市等9個要塞區修建炮臺41座、各種要塞炮273門。按國防區域、作戰計劃和戰場劃分構筑了國防工事，涵蓋江蘇省、浙江省、山東省、河甫、山西省、綏遠省、冀察等區域的第一期國防工事。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通過了兵役法，啟動了大規模征兵，并設立師管區，在全國范圍內對現役兵進行征集補充和召集教育。同時，國民政府也對壯丁和學生進行國民軍訓。

加強重工業和交通建設

1935年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擬定三年重工業建設計劃，準備在以湖南中部如湘潭市、醴陵市、衡陽市之間，建造一個國防工業中心區域，并力圖開發鄂南、贛西以及湖南省各處重要資源，建造一個經濟中心。1936年度，中國國民黨政府撥款1000萬元，1937年度又撥款2000萬元，作為建設重工業的經費。同時軍事委員會批準統制鎢銻礦出口貿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設費用。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一年多時間內，先后設立了重工業工廠21家，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省、云南省、四川省、青海省等省。

國民政府還大力發展各縣各省區間之道路交通、改進水陸貨運。至1937年上半年，中國的鐵路已建成13000千米，粵漢路、隴海路等鐵路干線相繼通車；全國已有公路109500千米，其中各省聯絡公路有29000千米，互通公路達3萬余千米；已鋪路面者有43521千米，土路65979千米。建成或正在興建的主要干線有京滬、京閩、滬桂、京魯、京黔、京川、京陜、洛韶、汴粵、綏新、綏晉、西蘭省、西漢、甘新、川滇、湘黔等主要公路。

尋求外國援助

1936年5月中旬，中美簽署“白銀協定”，使法幣與美元聯系起來，從而緩解了中國國民黨政府和美國政府在中國幣制改革方面的矛盾。白銀協定簽訂后，美國政府決定收購中國白銀，并允諾提供美元外匯來穩定中國幣值。這樣，國民黨政府便通過向美售銀，換得大量的美元外匯。同時，美國擴大了對華投資。1936年，美國在華投資從1934年的2.7億美元上升到3.4億余美元。國民政府還向歐洲多國進行借款，用來購買武器裝備或其他產品。客觀上加強了國民黨政府與日本抗衡的經濟實力。

1932年，國民政府宣布與蘇聯復交，并多次向蘇聯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要求，希望能與蘇聯結成反日同盟并獲得援助。遭到蘇聯拒絕。1937年4月，立法院長孫科與鮑格莫洛夫會談，詳細討論蘇聯援華方式，蘇終于同意以戰爭貸款的方式提供軍事裝備，貸款利率優惠，但必須以不發動國共內戰為擔保。

全面抗戰（1937年7月—1945年8月）

戰略防御階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

七七事變

1937年6月7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建議東京，若要與俄羅斯作戰，就應該先以武力對國民政府進行打擊，以消除后方威脅。

1937年7月7日晚，日軍舉行“演習”。即將結束時，日軍以一名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入宛平街道搜查，遭到中國方面的拒絕，日軍遂向宛平城射擊，繼而炮轟盧溝橋。駐守在盧溝橋附近的二十九軍吉星文團奮起抵抗。此即盧溝橋事變。

7月8日，日軍繼續進攻，遭到中國軍隊的反擊。當晚，雙方達成協議，中國軍隊撤至盧溝橋以西，宛平街道由保安隊接防，而日軍撤至豐臺區。10日，日軍再次襲擊，并提出要求29軍代表向日軍道歉、處分官員、撤退盧溝橋附近駐軍、取締共產黨及其他抗日團體等無理解決條件。盡管29軍代表張自忠在11日簽署了這些條件，但日軍仍在北平市周圍調兵，持續攻擊中國軍隊。

7月11日，近衛內閣發布《派兵華北的聲明》，并調派關東軍兩個旅團及國內三個師團到華北，制定全面作戰計劃。隨后，18個中隊的飛機編成臨時航空兵團，派往山海關區、錦州市、大連市地區。17日，日本參謀本部提出《對華作戰要領》和《在華北使用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宣稱“迅速收拾時局下最大決心的時機已經到來”，計劃在3至4個月內消滅中國中央政權。參謀總長杉山元夸口稱：“中國事變一個月就可解決。”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表示準備抗戰，并提出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個條件。并強調態度是應戰而非求戰。國民政府外交部于19日向日本使館提出備忘錄，仍寄望和平解決。21、25和26日，蔣介石連續會見英、美、德、法大使，呼吁各國進行調解。

平津作戰

1937年7月26日，日軍攻占廊坊市，企圖進入北平城與中國守軍對峙。當天，日軍向宋哲元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國軍隊在27日前撤至長辛店鎮、28日前撤至永定河右岸，否則將采取單獨行動。未等中國方答復，27日日軍向南苑、西苑及永定河一線發起攻擊，28日，日本中國駐屯軍對北平市附近的中國第29軍發起總攻，主要目標是南苑。第29軍駐南苑部隊有第38師、騎9師和軍特務旅，共約7000余人，遭受來自東、南、北三面的日軍第20師和駐屯步兵旅的進攻。在激烈戰斗中，中國守軍傷亡2000人以上，副軍長佟麟閣和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南苑淪陷。期間，日軍還向北苑等地發動進攻，中國第29軍部隊奮力抵抗，但在日軍增援下被迫撤退。宋哲元見形勢嚴峻，派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長，自己與秦德純、馮治安、張維藩等撤至保定市。第37師等部也于當晚開始南撤，何基旅擔任掩護，任務完成后于30日退往涿州市。北平市乃告淪陷。

與此同時，正在北平作戰的中日雙方，駐天津市的第38師副師長兼公安局長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衛守土”通電后，決定集中第38師駐津部隊和天津保安隊，向天津市日軍出擊。29日凌晨1時，駐天津的第38師第26旅、師部手槍團和天津保安隊等部，由李文田指揮，分別向海光寺、天津各車站和東局子機場等處日軍發起進攻。各攻擊部隊迅速進入飛機場，焚毀日機十余架，并占領天津總火車站和東站。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得知后，迅速調派北平市第20師的4個營及關東軍堤支隊增援天津市，并通過臨時航空兵團對中國軍隊進行狂轟濫炸。在日軍轟炸和猛烈炮火反擊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由進攻轉為守勢。經過15小時的激戰，部隊傷亡慘重，30日不得已放棄天津市，向馬廠方向撤退。

敵后根據地建立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在陜北洛川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就軍事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作報告。關于軍事問題，他強調八路軍主要作戰區域在晉察冀，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消滅日軍，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對于國共關系，毛澤東強調要鞏固和擴大統第一次世界大戰線，同時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警覺性。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在中共中央的正確指導下，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展開游擊戰爭，建立了多個抗日根據地。1937年9月24日，八路軍八路軍第115師在平型關大捷伏擊日軍，取得抗戰以來中國軍隊的第一次勝利。此后，八路軍參加忻口戰役，收復了10余座城鎮。在晉察冀、晉綏、山東省、華中地區等地，八路軍開展游擊戰爭，成功開辟了抗日根據地。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在平型關大捷后成立，聶榮臻率115師留守晉察冀邊區，粉碎了日軍2萬人的圍攻，開辟了平西、冀中、冀東等根據地。八路軍第一二〇師派一個支隊北上，發動游擊戰爭，開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據地，隨后大和晉西北區統一為晉綏抗日根據地。1938年5月八路軍第115師和八路軍第129師各一部進入冀魯邊，該區部隊統一編為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從12月至1939年3月，連續粉碎日軍的三次“掃蕩”，開辟了冀魯邊根據地。與此同時，新四軍挺進蘇南、皖南，開辟根據地。

在陜甘寧邊區，共產黨中央駐守后方，成立了陜甘寧邊區政府，實行全國人民民主政權。邊區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總后方，成功粉碎了日軍的兩次進攻，鞏固了邊區。同時，陜甘寧邊區還成立了各級人民民主政權，創辦了多所學校，為抗日民族解放運動培養了大批干部。

1937年，共產黨通過與閻錫山的統戰關系，在上黨郡和晉西南組建了青年抗敵決死縱隊，參與了游擊戰爭。

淞滬會戰

日本在進攻華北的同時，也積極進攻上海市。1937年8月9日，日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帶武裝士兵一名，乘汽車沖入虹橋中國軍用機場，開槍打死一名中國士兵，中國軍隊將日軍官兵擊斃。日本立即向上海派遣軍隊，將30艘軍艦集中到來空法師一帶。8月13日，向上海發動進攻。中國軍隊奮起反擊。次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表示在日軍無止境的侵略下，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15日，日本組成上海市派遣軍。17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公開“放棄”所謂“不擴大方針”。對南京市、杭州市、徐州市、安慶市、廣州市、武漢市、廈門市等地進行了空襲。20日，頒布《國軍戰爭指導方案訓令》宣稱要以武力抵抗侵略。決定進行持久戰。同時把全國劃為五個戰區，下達作戰方針。23日，日軍在吳淞和川沙縣登陸，向羅店爭奪戰、寶山等地進攻。寶山城守軍姚子青營500余人，奮勇作戰兩晝夜，全部壯烈犧牲。25日，日本海軍宣布封鎖中國海岸。

1937年9月中旬，日本援軍陸續到達，兵力增至10萬人。雙方在北站、楊行、瀏河一線，進行激烈的爭奪戰。21日，中國軍隊調整戰場部署，蔣介石自兼抗日戰爭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將部隊分為右翼軍、中央軍、左翼軍三路。每路各率兩個集團軍。30日，日軍發動全線進攻，中國軍隊退守蘊菜浜南岸、陳行、廣福一帶。這時日軍總兵力已增至20萬人以上。10月，日本軍方決定將主要作戰方向移至上海市，并調用華北兵力參戰。25日大場失陷，中國軍隊撤到蘇州河南省岸。八十八師副團長謝晉元以600士兵扼守吳淞江北岸的四行倉庫，孤軍苦戰四晝夜后，才奉命撤離。10月底，日本從華北抽調3個多師團，從國內調來1個多師團，連同在上海的部隊共9個師團，編組華中派遣軍，取代上海市派遣軍進行淞滬作戰。11月5日，日軍3個師團從杭州灣全公亭、金山咀登陸，從西線遷回上海。中國軍隊腹背受敵，被迫全線撤退。12日上海失陷。

南京攻防戰

日軍占領上海后，成立了最高統帥部——大本營，直接受命于日本天皇。11月24日，日軍大本營在第一次御前會議中，陸軍參謀總長等提出利用在上海市周圍的勝利，果敢追擊，進攻南京市。

12月初，日軍以8個師的兵力，分三路水陸并進，進逼南京。沿滬寧鐵路及其以北的第11、第13、第16師，沿宜興市、溧陽市、水公路的第114師，以及沿寧國市、蕪湖公路的第6、第18師，企圖合圍南京，占領中國的政治中心，迫使國民政府屈服。

11月中旬，蔣介石連續召開三次高級幕僚會議，商討南京防守問題。大多數將領認為，由于南京地勢險要，易攻難守，中國軍隊戰斗力受到削弱，因此只能作象征性防守。訓練總監唐生智堅持死守，被蔣介石任命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11月20日，政府各機宣布遷都重慶市，至11月底，大部分機關已遷至重慶市、武漢市和長沙市。

12月10日，日軍逼近南京市城下，各師向雨花臺、通濟門、光華門、紫金山第3峰進攻。雨花臺陷落后，城防缺口擴大。12月12日，中華門被日軍攻破，南京城淪陷。城內發生混亂，唐生智下令突圍，但只有第66軍、第83軍兩部當夜由紫金山北麓和棲霞山附近突圍成功，退至寧國一帶，其他各部涌向江邊。是夜從挹江門到下關鎮一帶，秩序混亂，紛紛爭船搶渡。南京淪陷后，日軍開始大規模掃蕩，制造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共計屠殺中國軍民約30萬人。

華東作戰

日軍占領南京市后，為溝通南北戰場，計劃占領戰略要地徐州市。國民政府調集了60萬軍隊組織徐州會戰，以保衛徐州并阻止日軍在津浦線上。1938年1月，來自山東省的日軍先后攻占兗州和濟寧市。與此同時，華中地區的日軍沿京滬鐵路北上，于2月初攻占蚌埠市，并進至準河北省岸。3月中旬，日軍進攻滕州市，守軍奮勇抵抗，但最終失陷。

日軍攻占滕州市后，分成兩路進攻嶧縣的臺兒莊區，以取得進攻徐州的據點。抗日戰爭第五戰區所屬的第三十一師池峰城部據守臺兒莊。3月23日，日軍約4萬人發動進攻，守軍頑強抵抗10余天，將敵主力吸引在附近。第五戰區調動兵力包圍日軍至4月6日，殲滅日軍2萬余人，繳獲了一批武器。這是國軍抗戰以來的首次重大勝利。

臺兒莊大捷后，日軍按原計劃加強部署，準備進攻徐州市。5月上旬，華北方面軍從北向南進攻，華中派遣軍則從南向北發起攻勢。中旬，日軍切斷了隴海路，對徐州形成包圍態勢。中國軍隊被迫進行突圍撤退。5月19日，日軍攻占了徐州。隨后又接連占領連云港市、碩山和歸德。6月6日，日軍攻占了開封市，并逐步向武漢市方向推進。為了阻止日軍的進攻，國民政府炸開了鄭州市以北花園口決堤的黃河大堤，導致豫皖蘇平原三省的大片田地被淹沒，數十萬人喪生，更多的人流離失所。

華北作戰

在平津失陷后，日軍展開了華北戰場的三路進攻，分別沿京包鐵路、平漢路、京滬鐵路推進。

平綏路方面：8月9日，日軍向南口發動進攻，南口于13日失守，日軍隨后占領張家口市。9月上旬，日軍分路向晉北進攻，企圖占領山西省以牽制華北。大同的六十一軍在12日放棄大同市，日軍繼續西進，10月12日攻占歸綏，16日攻占包頭市。

平漢路方面：9月中旬，華北方面軍第一軍沿平漢路南侵，占領保定市。10月10日，石家莊市被占領，中旬相繼攻占邢臺市、邯鄲市，11月占領陽、大名縣等地。

京滬鐵路方面：日本華北方面軍第二軍于9月下旬攻占滄縣，10月初攻占德州市。山東省中國國民黨軍韓復部于10日退守黃河南岸。12月下旬，京滬鐵路北段的日軍與南段的日軍呼應，南渡黃河，韓復榘棄濟南市逃走，27日濟南陷落。月底，日軍占領泰安市。1938年1月10日，日軍占領青島市。

在此期間，太原會戰成為中日雙方的焦點，華北方面軍于1937年10月初集結七萬余兵力，在大量空中和地面支援下，以攻占太原市為目標。中國為保衛山西省，調集了八個軍又三個師的兵力在晉北設防，進行忻口戰役。10月上旬，日軍攻占原平市和原平市，隨后向忻口猛攻，雙方在龍王堂、南懷化、大白水、南峪一線激戰半月之久。

為支援日軍迅速奪取太原，河北省的日軍于10月中旬沿正太路西攻，但在娘子關遭到中國軍隊的阻擊。下旬，日軍增派兩個師團的主力參戰，導致娘子關失守。月底，平定縣、陽泉市、壽陽縣相繼陷落，日軍逼近榆次區，太原市告急。

忻口的中國軍隊苦戰兼旬，精疲力盡。加以晉東戰況不利，逐于11月1日南撤。原擬退至太原以北陣地，配合保衛太原。但在日軍追擊下，一片混亂，未能進入陣地，即渡汾河西退。9日，太原失陷。隨后日軍沿同蒲鐵路進至太谷、平遙縣、汾陽市一線。太原會戰進行了1個多月，日軍傷亡約2萬人，中國軍隊傷亡7.5萬人，其中八路軍6000人。

華中華南作戰

在徐州會戰中，日軍并未實現聚殲中國軍隊、導致國民政府崩潰或投降的目標。隨后，他們決定進攻當時的政治和軍事中心武漢市，以瓦解國民政府中樞，同時切斷廣州市等主要補給線，迫使蔣介石屈服或將其政權轉為地方政權，為建立偽中央政權做準備。

對武漢的進攻主要由加強配置的華中派遣軍主導，得到華北方面軍的配合。6月初，日軍開始進攻，在海軍配合下，13日攻占安慶市，隨后占領天柱山、太湖縣，下旬奪取馬當，7月初占領湖口縣。伺候，日軍繼續南北兩路進攻武漢。

國民政府為保衛武漢，成立了第九戰區，第一、二兵團在山地設防，第三、四兵團在江防要塞布雷，阻敵西進。

江南日軍于7月中旬分路進攻，26日占領九江。8月下旬，一部分日軍登陸并進攻瑞昌市等地，隨后西進，9月下旬攻占富池口。10月中旬，中國軍隊撤退至武寧縣、通城縣、岳州等地。25日，日軍逼近武昌區。同時，江北日軍連陷武穴市、武穴市和田家鎮要塞。10月25日攻占黃陂區。戰局逐漸向日軍傾斜，日軍不斷占領武漢市周邊地區，11月12日占領岳州。

與此同時，華南日軍于10月12日在大亞灣登陸。由于國民黨軍在廣東省地區的防務薄弱，守軍在日軍登陸后幾乎未作抵抗即潰退。日軍接連攻陷多地，21日占領廣州市。這一系列進攻使得日軍戰線過長、兵力不足，難以繼續大規模的戰略進攻。抗日戰爭的戰略防御階段至此基本結束。

淪陷區偽政權的建立

日本對中國淪陷區的統治，采取“以華制華”“分而治之”的政策，每攻占一個地區之后，就搜羅漢奸，建立偽政權。

日本占領平津后，在北平市扶持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并企圖使之成為“真的中國政權”。偽政權由議政委員會(委員長湯爾和）、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司法委員會(委員長董康）組成。官僚有揖唐、朱深、齊元等。偽臨時政府以中華民國國旗為“國旗”，繼續使用中華民國年號，以北京市(即北平）為首都。臨時政府成立后，冀東偽政府取消。這個臨時政府下轄河北省、山東省、山西省、河南省四個省公署和北京、天津市兩個市政府。

1937年9月，日本在以張家口市為中心、包括察哈爾省南部10縣的地區，成立偽察南自治政府，于品卿為主席。10月，在以大同為中心的晉北13縣，成立偽晉北自治政府，夏恭為主席。同月，在歸綏成立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管轄察哈爾、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市、巴彥塔拉、伊克昭五個盟，徳穆楚克棟魯普親王任政務院長。11月，上述三個偽政府組成偽蒙疆聯合委員會，統一管轄三個偽政權。1939年9月，聯合委員會改組為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以德穆楚克棟魯普為主席，李守信夏恭、于品卿為副主席，掛蒙古旗，用成吉思汗年號。

上海市陷落后，日本組織了偽上海大道市政府。1938年1月，又成立了南京治委員會和杭州治安維持會。3月，在南京市成立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梁鴻志任行政院長，溫宗堯任立法院長。下轄蘇、浙、皖三個省政府和京滬兩個特別市政府。

上述各個偽政權都受到日本嚴密的控制。日本人以正式官吏或各級顧問的身份，從上到下監視著各個偽政府的工作，一切大小事務必須得到日本官員和顧問的同意，才能施行。

日本還在淪陷區建立各種民眾團體，配合偽政權進行殖民統治。1937年12月，由華北方面軍特務部操縱，在北平市成立了“新民會”。“新民會”宣稱它是與偽政權表里一體的“民眾團體”，其宗旨是：“維持新政權”“開發產業”“發揚東方之文化道德”、“參加“反共”戰線”等。它的總部稱中央指導部，設在北平，下級組織遍布華北各地。會長王克敏，中央指導部長繆斌。該會的主要活動是在華北淪陷區進行奴化宣傳，建立組織，配合日軍進行治安保衛等。此外日本在上海市建立了“大民會”，在漢口組織了“正義會”等，輔助其進行統治。

戰略相持階段（1938年10月—1943年7月）?

汪偽政權的建立

日軍占領武漢后，發表了三次近衛聲明，對進行政治誘降，重申“相互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對此，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帶頭公開叛國投敵。其他成員有中國國民黨中委、宣傳部長周佛海，國民黨中委、政府實業部長陳公博等。1938年初，汪精衛派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等人同日方聯系，探求日本意圖。在獲悉日方希望由他出面收拾時局后，于10月下旬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為代表與日方交涉。第二次近衛聲明發表后，汪又派梅思平等人帶著“和平基本條件”到上海和今井武夫商討，并擬定了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具體行動計劃。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代表影佐禎昭和今井武夫簽署《日華協議記錄》。于是精衛等便于12月18日潛離重慶市飛抵昆明市，次日和周佛海等叛國外逃至河內。22日日本政府按預定步驟發表了第三次近衛聲明，汪于29日發電響應，宣稱愿以近衛三原則與日本作“和平之談判”，“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集團在南京市正式成立偽“國民政府”，當天公布其《國民政府政綱》，發布了《還都宣言》。與此同時，偽臨時、維新兩政府則分別發表解散宣言，實行“統一”。

海南島戰役

日軍一直企圖占領海南島，將其作為南進的跳板并封鎖華南沿海。1939年2月8日晚，日軍從珠江口縣的大萬山島出發，10日凌晨在海南島北部澄邁灣東北角展開登陸。當地武裝保安隊的抵抗力量較弱。日軍迅速占領海口市、瓊山區縣城，隨后占領定安縣、青瀾港。接著，日本海軍陸戰隊于14日在三亞港登陸，占領三亞、榆林市，隨后南北合圍，將海南省全島占領。

武漢外圍作戰

1939年3月，日軍為切斷浙贛鐵路、阻斷江南的主要聯絡線以鞏固武漢地區的控制，發動了南昌市戰役。日軍多路進攻南昌，駐守部隊奮勇抗擊，但在27日局勢不利下撤退，使日軍占領南昌及武寧縣。在豫南、鄂北地區，中國軍隊與日軍展開長達20余天的激烈隨棗會戰，雙方損傷慘重，但中國軍隊最終取得較大戰果。

敵后根據地發展

華北根據地

1939年，朱德、彭德懷等率八路軍總部深入華北敵后，轉戰太行山，同日軍浴血奮戰。1939年4月，賀龍指揮八路軍第一二〇師在河間市齊會村殲敵700余人，取得平原殲滅戰的勝利。10月至12月，晉察冀軍民奮戰43天，粉碎了日軍對北岳區的大掃蕩，斃傷日軍3600余人，并在漲源附近的黃土嶺戰斗戰斗中，擊斃了日軍旅團長阿部規秀。晉察冀邊區發展到正太、石德路以北，張家口市以南，山海關以西，同蒲路以東的廣大地區。

在晉綏地區，120師粉碎了日軍2萬多人對晉北地區的大掃蕩，殲敵4400余人。大青山根據地也取得了反掃蕩的勝利。晉綏軍區成立，領導北起大青山，南至汾離公路，東至同蒲路，西到黃河廣大地區的游擊戰爭。

在山東省地區，羅榮桓率八路軍第115師主力，粉碎了日軍數萬人的掃蕩。到1940年底，全山東省已有70多縣建立了抗日政權，成立了山東戰時行動委員會，作為山東區最高行政機關。全區有渤海、膠東魯中、魯南、濱海等五塊抗日根據地。同年5月，115師南下，與華中地區新四軍溝通了聯系。

華中根據地

為了發展華中解放區，共產黨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劉少奇任書記，統一領導華中的工作。1939年春，新四軍擬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據此方針，新四軍向皖東挺進。1939年秋，第四支隊開辟了以定遠東南藕塘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擊根據地，新組建的第五支隊開辟了津浦路東游擊根據地。此后又經過數月的斗爭，鞏固了皖東根據地。

在豫皖蘇平原地區，彭雪楓率領游擊支隊1938年11月創建豫蘇游擊根據地并改編為第六支隊。1940年6月，第六支隊同黃克誠所率南下八路軍一部會合合編為八路軍第四、五縱隊，彭雪楓、黃克誠分任司令員，分別執行向西防御和東進的任務。1939年5月至7月，八路軍蘇魯豫支隊派出部隊和干部進入皖東北，開辟了皖東北游擊根據地。1940年底，新四軍李先念鄂豫挺進縱隊，創建了鄂豫邊根據地。1939年11月，陳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揮的江南指揮部執行向北發展的任務，并改稱蘇北指揮部。1940年10月，在黃橋一舉全殲韓德勤主力1.1萬余人，并與南下的八路軍五縱隊會師，完成了向北發展的戰略任務。與此同時，蘇南根據地也有很大發展，成立了新的江南指揮部。

華南根據地

廣州戰役后，以東江地區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員、省港工人、學生為主要成分，組成了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從1939年11月起，游擊隊在廣九路兩側不斷打擊敵華北治安軍。1939年春，在南海、順德區、中山一帶也展開了游擊戰爭。抗日武裝力量遍及整個珠江三角洲，并以淡水為中心，在20多萬人口的地區建立了東江抗日游擊根據地。1941年，組建東江人民抗日游擊縱隊，曾生任司令員。海南島的紅軍游擊隊，在廣州淪陷后整編為瓊崖抗日自衛隊獨立隊，積極準備迎擊日軍。1939年2月日軍侵入海南島，中國國民黨官兵聞風而逃。自衛隊獨立隊擴充為六個中隊，共2000多人，到處打擊日軍。1940年底，成立了瓊崖抗日獨立游擊縱隊(后改為廣東省人民抗日游擊隊瓊崖縱隊），部隊發展到3000人，馮白駒任司令員兼政委，創建了瓊崖抗日根據地。

三次長沙戰役

1939年9月，日軍轉向湖南省，進攻湖南作為國民政府重要供給基地。日軍六個師團分三路進攻長沙市，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盡管中國軍隊在某些陣地失守，但在日軍遭受重大損失后，中國軍隊對其進行追擊并殲滅了部分日軍，最終使其于10月1日撤退。

1941年初日軍再次進攻長沙市，中日雙方激戰于撈刀河南岸，中國軍隊南北夾擊日軍，造成日軍慘重傷亡。盡管日軍曾短暫占領部分地區，但由于戰線過長和物資匱乏，不得不于10月1日向北撤退。這場作戰中國軍隊傷亡及失蹤超過7萬人，日軍傷亡2萬余人。

1942年1月初日軍進抵長沙市外圍，第三次向長沙發起攻擊，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的進攻沒有得逞，并被迫北撤。中國軍隊全線出擊。至1月15日日軍退至新墻河以北，恢復了兩軍隔河對峙的態勢。這次戰役日軍傷亡5萬余人。

百團大戰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軍發動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百團大戰。這次戰役實際參戰的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共計104個團近40萬人，動用民工20多萬人。總計大小戰斗1824次，殲滅日偽軍4.63萬多人(其中日軍2.06萬多人）；攻克敵偽據點2993個；破壞鐵路480余千米公路1500千米，車站、橋梁、隧道、水塔等建筑物260余處；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和物資。給予日軍一次沉重打擊，增強了全國軍民抗戰勝利的信心，但是，這場戰役也有失誤之處，主要是對日軍的進攻方向估計得不對。戰役后期，太行山區破襲的時間太長，使一二九師傷亡過多。

華中、河北作戰

1941年初，日軍再次發動豫南戰役，但在中國第5戰區的巧妙策略下，日軍最終撤退，此役共傷亡9000余人。另外，上高會戰中，日軍遭到中國軍隊的有力反擊，傷亡1.5萬余人，中國軍隊取得了勝利。

1941年5月上旬，日軍7萬人兵力向中條山防線進攻，中國軍隊近20萬人在此駐守。然而，在缺乏充分準備的情況下，日軍迅速占領了若于山隘據點及黃河沿岸各渡口。中國國民黨軍隊損失慘重，4萬余人傷亡，3.5萬余人被俘。

隨后，日軍為封鎖中國沿海，相繼展開香韶公路、雷州市、汕尾市、福州市、浙東、鹽城市等作戰行動，幾乎完全封鎖了中國出海口。

敵后根據地反掃蕩

1941年8月，華北方面軍指揮官岡村寧次率領10萬兵力，分13路對晉察冀北岳區進行大規模掃蕩，試圖將八路軍主力合圍于長城兩側。八路軍主力迅速轉移到敵后，協同其他華北抗日根據地，采取集中兵力的方式，分階段消滅分散的日軍。經過800多次作戰，成功殲敵5500余人。隨后，岡村寧次于1942年5月1日再次發動大規模掃蕩，八路軍主力再度轉移到敵后，軍民采取地道戰、游擊戰等策略，成功阻擊了日軍。

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為打破日軍的“囚籠”政策，軍民聯合展開了大規模的交通破襲戰。八路軍與當地群眾奮戰七晝夜，徹底摧毀了日軍在冀縣至自大營的“萬里長城”。在晉綏邊區，1942年2月，八路軍主力與地方游擊隊共同經歷84天大小200余次戰斗，成功粉碎了日軍的“春季大掃蕩”，殲敵不計其數。

在華南抗日根據地，1941年，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在廣九路兩側與地方游擊隊會合，正式成立了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日軍多次進攻，但都被游擊隊打退。瓊崖獨立游擊縱隊在海南島成功開展游擊戰爭，至1941年底，發展到數千人，建立了瓊崖抗日根據地。

浙贛戰役

1942年5月，日本為了打通浙贛線，奪取縣機場，發動了浙贛會戰。日軍在浙江省方面集中的兵力約4萬人，沿富春江、浙贛路西進。當月28日侵占金華市、蘭溪市。6月6日侵占縣15日侵占上饒市。和西犯的日軍相配合，另一部日軍于5月下旬由江西南昌東進，于6月底7月初侵占弋陽縣、橫峰縣。至此浙贛線被日軍打通。

鄂西會戰

1943年4月，日軍為打擊鄂西中國第6戰區主力和中美空軍，打通長江上游航線，占領洞庭湖區谷倉，以挫敗中國軍隊的抗戰意志，發動了鄂西戰役。日軍以第11集團軍約10萬人的兵力，在航空兵7個戰隊，及1個獨立中隊，共248架飛機的掩護下，向中國第6戰區發動新的進攻。中國第6戰區以14個軍的兵力，依托要塞工事和憑借長江天險，抗擊日軍6個師和1個旅的進攻，挫敗其進攻銳勢后，發起反擊，收復失守的陣地，追殲撤退的日軍共斃傷敵1萬余人。在鄂西會戰期間，中國空軍和美國空軍第14航空隊，對漢口、荊門市、沙市區、宜昌市等地的日軍機場及前線陣地，進行了猛烈攻擊，共出動驅逐機326架次、轟炸機80架次，擊落日機41架，炸毀日機6架，破壞日軍機場5處，炸毀日軍陣地及軍事設施6處，炸沉炸傷日軍艦船23艘，斃傷及毀壞人馬車輛甚多。

重慶大轟炸

在此期間，日軍將航空作戰重點轉向中國后方，意圖削弱中國抗戰意志并摧毀中國空軍。自1939年春至1941年9月，日本空軍大規模轟炸中國后方城縣市，特別是集中對重慶市進行轟炸，造成巨大傷亡和損失。1939年5月3日和4日對重慶的轟炸導致4000余人死亡，3000余人受傷，1000多棟房屋被摧毀。1941年6月5日晚，日機24架分三批偷襲重慶，導致較場口大隧道窒息慘案，導致眾多人員傷亡，該事件被稱為“六五慘案”。

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陸軍參謀長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認識到牽制了日軍總兵力65%以上的中國戰場的重要性，建議在中國建立盟國作戰行動司令部。1941年12月31日，富蘭克林·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建議成立中國戰區統帥部，所轄地區包括越南、泰國等地。1942年1月5日，中國戰區統帥部正式成立。由蔣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擔任美國軍隊司令官、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參謀長、援華租借物資督導人。

1942年1月日軍從泰國向緬進攻，英緬印澳軍一觸即潰，日軍進迫緬甸首都仰光。英緬軍司令請求中國軍隊火速入緬救援。部署于滇緬邊境的中國軍隊隨即開赴緬甸。番號為中國遠征軍第一路，正副司令長官為羅卓英、杜隸明，轄杜津明第五軍、甘麗初第六軍、張輪第六十六軍，共約十余萬人。入緬參戰的部隊還有美國援華空軍志愿隊第三隊。由約瑟夫·史迪威指揮入緬的中國軍隊。

日軍作戰目的是攻占緬甸，作為南方戰區的北翼戰略據點，并切斷援華公路，威逼印度。1942年3月8日，日軍攻占仰光。3月8日，戴安瀾部國民黨第五軍第200師抵達東吁地區，于18日至30日進行了東吁保衛戰，與日軍血戰12天，殲敵5000余人。由于日軍大量增援，中國遠征軍撤出東吁。同時，另一路遠征軍自普洛美北撤。

1942年4月16日，英軍在仁安羌被日軍包圍，遠征軍第六十六軍新編第三十八師前往救援，將日軍擊潰。是役共殲滅日軍1200余人，解救了被日軍包圍的包括司令亞力山大在內的英軍官兵7000多人，救出了被俘的英軍以及美國傳教士和新聞記者500多人，由于英軍決意放棄緬甸，退守印度，遠征軍被迫放棄進攻馬圭作戰，于21日夜撤出仁安羌，作為英軍的后衛，隨即向曼德勒方向轉進。日軍于4月16日重新占領仁安羌。

中國遠征軍北撤后，準備進行曼德勒會戰。但這時由東線北攻的日軍于4月28日占領臘戍，5月3日占領八莫，又繼續占領晚町、龍陵縣、松山市，8日占領緬北重鎮密支那，遠征軍后路被切斷。遠征軍長官部及第六十六軍一部退往印度的因帕爾。第六十六軍另一部退往滇西碧江。第五軍一部經胡康河谷，撤到印度的利多，另一部翻過野人山，進入滇西劍川。被困在東枝一帶的第200師回到滇西云龍。第六軍退回云南省。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歸于失敗。10余萬人的中國遠征軍保存下來的有4萬多人。

中國軍隊和英國軍隊撤出緬甸之后，日軍幾乎占領了緬甸全部。中國軍隊將進至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東的日軍驅逐至怒江西岸，形成兩國軍隊在怒江兩岸對峙的局面。

1942年8月，退往印度的中國遠征軍集結于蘭姆珈，成立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由約瑟夫·史迪威任總指揮。駐印部隊及以后從國內運去的部隊，改編為新一軍和新六軍，接受美國軍隊的訓練和裝備。退至滇西的遠征軍及新增加的部隊，于1943年春重建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司令部。所轄部隊也接受美軍的訓練和裝備。

1943年春，美軍接替英國人修筑雷多公路(從印度的雷多到緬甸的密支那）以便打通中印陸路交通。中國駐印軍負擔掩護任務。為打退日軍的襲擊，加速筑路進程，駐印軍從10月開始先后在胡康河谷等地進行了多次戰斗，并于1944年8月初攻占密支那，11月中旬攻占八莫。1945年春又先后攻占南坎、臘成等地。為策應駐印軍在緬北的作戰，滇西遠征軍于1944年5月中旬西渡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攻擊日軍。9月先后攻克松山市、騰沖市，11月初進占龍陵縣，中旬攻占芒市。1945年1月中旬攻克碗町。27日，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在木姐會師，打通了中印公路。不久駐印度武裝部隊被調回國內。

戰略反攻階段（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

常德會戰

1943年秋，日軍為了策應太平洋戰爭和印緬作戰，牽制中國軍隊由四川省、湘南調滇、印，策劃了常德作戰。1943年11月2日，日軍第11軍開始向第6戰區第10集團軍、第29集團軍防御的一線陣地發起全面進攻。日軍第39、第13師、宮脅支隊、佐佐木支隊、第3師，從沙市區、石首市地區向西渡江，對第10集團軍防御（2個軍計5個師）的仁和坪、暖水街、桐子溪、公安、石門等地發起進攻。日軍第116師、第68師、第40師及混成第17旅及偽軍4000余人，從石首、華容縣地區向第29集團軍防御（2個軍計6個師）正面的津市、安鄉、白蚌口地區發動進攻。中國守軍利用沿江湖泊的障礙與工事，予日軍以消耗。27日，日軍陸續突破周圍陣地，開始圍攻常德市。日軍以飛機與火炮轟擊中國守軍陣地，并向城內施放毒氣。日軍第102團與中國守軍激戰，傷亡甚重。12月3日，守軍被迫突圍，常德市遂陷。

12月初，第6戰區常德外圍部隊，在中美空軍的配合下向常德日軍發起攻擊。8日，在常德陷落6天后，重新收復該城，并向撤退之日軍展開追擊。至22日，陸續收復失去的陣地。此次戰役歷時50余天，共斃傷日軍2萬余人。第6戰區也付出重大代價，師長許國璋、孫明瑾、彭士量陣亡。

豫湘桂戰役

1943年至1944年春，日軍為打通由東北地區直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發動了豫湘桂戰役。

1944年4月初，日軍集結了約4個師、4個獨立旅、1個坦克師及1個騎兵團，總計約15萬人。展開對黃河防線的進攻。4月18日，日軍從豫東中牟渡過黃泛區，開始了對河南地區的進攻。在日軍優勢兵力的進攻之下，許昌市、登封市等城市相繼陷落。4月22日，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鄭州市陷落，5月25日，洛陽市被敵占領。

河南戰役后，日軍又調集17萬兵力，由洞庭湖兩側地區，開始對湖南省的進攻作戰。5月27日，日軍在岳陽市以南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防線，6月17日開始進攻長沙市，長沙外圍紅山頭、黃土嶺失陷，岳麓山主陣地亦破日軍突破。18日長沙失陷。日軍又向粵漢、湘桂兩條鐵路的聯結點、東南和西南空軍基地的中間聯絡站衡陽市進攻。6月22日日軍進到衡陽外圍，23日衡陽會戰開始。守軍第十軍激烈抵抗，守軍傷亡極大。8月4日日軍發起總攻，中國軍隊經奮戰后，已無力抵抗。第十軍軍長方先覺決定投降。衡陽于8月8日失陷。

9月初，日軍自衡陽出動，沿湘桂鐵路向廣西壯族自治區進犯。為呼應湖南方面南下的日軍，廣東省之敵分別沿西江西省犯和自雷州半島北犯。9月上旬，在日軍第6方面軍指揮下，第11、第23集團軍分別從湖南、廣東向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柳地區發動進攻。日軍第11集團軍以第3、第13、第37、第40、第58師等部隊沿湘桂鐵路及其兩側進犯，突破第93軍防御陣地，9月11日占領黃沙河，14日占領廣西東北要地全縣，打開了廣西的東北門戶。由于沿途已無險可守，日軍得以直插桂林市。接著，日軍連陷興安、灌陽縣，于10月底進至桂林以南之良豐、陽朔鎮等地，對桂林側后構成包圍態勢。11月10日桂林失陷。

11月7日晚，日軍先后進抵柳州市北、東、南郊。11月9日，日軍由三面發起進攻，守軍經激烈戰斗后，11月10日，奉命棄守柳州，向柳州以西山地轉移，繼續阻止日軍西進。11月中旬，日軍第22師沿湘桂路南犯，11月21日攻占賓陽縣，并與獨立混成第23旅分路并進，于24日進占南寧市。在此期間，日軍駐越南之第21師，由諒山省分3路乘勢北上策應，接連攻占龍州縣、寧明縣、明江等地，并于12月10日與由南寧南下之第22師一部會師于綏。打通了中越交通線。至此，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目的告成。

豫西鄂北會戰

1945年3月，華北方面軍為解除中國老河口市地區空軍基地及豫西部隊對其京漢鐵路南段之威脅，以12集團軍指揮第110師、第115師、坦克第3師、騎兵第4旅及獨立步兵第11旅等部，向豫西鄂北進犯，企圖奪占南陽及老河口空軍基地，并控制其西北戰略要點浙川、西峽及重陽節店等地。

國民政府采取措施，第5戰區確保南陽市東南地區，以有力部隊于泌陽縣、方城縣地區進行抵抗。第1戰區主力布防于南召縣至李青店之線及其縱深地區，阻止日軍進攻，破壞其攻勢。第10戰區部隊在平漢鐵路線活動，進行策應。

在豫西方面，日軍于3月22日分3路西進，其中第110、第115師、坦克第3師、獨立步兵第11旅及騎兵第4旅分別由魯山縣、葉縣、舞陽縣及沙河地區進犯。27日，日軍騎兵第4旅攻占老河口機場，隨后，日軍第115師的到達導致于4月8日占領老河口。29日，日軍第110師及坦克第3師一部向浙川、西峽口進攻，但第5戰區的第68軍、新編第8軍及第1戰區的第15、第85軍等頑強阻止了日軍的進攻，雙方傷亡均重。30日，日軍約4000人攻占浙川。南陽市守軍第143師與日軍激戰后，由城東南突圍，南陽失陷。5月中旬，日軍第69師的一部約5000人分別向靈寶市、官道口鎮進犯，經第1戰區第4集團軍主力及第40軍夾擊，至25日將進犯日軍擊退，雙方傷亡均重，至29日逐漸恢復原態勢。

在鄂北方面，日軍第39師主力及獨立步兵第5旅、第11旅，于3月22日由荊門市地區北犯，23日黃昏占領宜城市，28日突入南漳縣城內。第5戰區的第33集團軍一部反擊，于29日收復南漳。然而，日軍另一路于29日攻陷襄陽市，次日占領樊城區。日軍以一部西犯谷城縣，策應其老河口市方面的作戰，以另一部再攻南漳。4月2日起，第77軍及第59軍等部展開激烈爭奪戰，給日軍以相當消耗后，于4日放棄南漳。10日，該兩軍再協力向日軍反擊，迫使日軍退出南漳。12日，第22集團軍一部節節抗擊日軍后，主力向進占茨河之日軍反擊，收復茨河，隨即向襄陽、宜城市方面追擊，于4月16、18日，分別收復襄陽、宜城以及樊城。至此，襄河以西恢復會戰前態勢。

盡管日軍在此次會戰中達成了進占豫西鄂北、控制老河口市空軍基地的目標，但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傷亡1.5萬余人。

湘西會戰

1945年4月，日軍為了侵占懷化芷江機場，掩護湘桂、粵漢兩鐵路交通線，以第20集團軍指揮第116、第47、第34、第68師等部，由益陽市、邵陽市、東安縣之線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區發動進攻。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令第4方面軍以一部守備新寧縣、邵陽、益陽之線，利用既設陣地逐次抗擊，以主力部署于新化縣、武岡市之間地區，待機與日軍決戰。并令第3方面軍之第27集團軍所轄第26軍守備龍勝各族自治縣、城步各要地，阻擊桂、粵方面日軍之增援，以利主力決戰。另以第94軍向武岡以東挺進，第10集團軍向新化以東挺進，新編第6軍空運芒江為總預備隊。待機于新化、武岡之間殲滅進攻之敵，以確保懷化芷江機場。

在新寧方面，4月，日軍第68師之第58旅和第34師主力攻占新寧后，繼續西犯。其第34師主力于22日攻占其良，23日以一部西犯梅江、長鋪子，以主力北犯水東、關峽，29日攻陷武陽、白家坊后，5月1日向水口進攻。此時，中國守軍第58師和第193師在空軍支援下對日軍進行反擊，予以重創。日軍第68師一部，4月19日向小麥田、峽口進犯，25日進抵武岡市城郊，為守軍第58師所阻。4月30日，中國軍隊第3方面軍之第94軍主力（第5師、第121師），由長鋪予（今綏寧縣）向武陽地區日軍第34師實施反擊，5月1日奪回武陽。

5月3日，日軍增援反撲，但力不從心，經與第5師激戰后，向東南潰退。同時，中國軍隊第74師第58師與第73軍第193師亦向日軍猛攻，日軍向武岡以北、花園市方向潰退。第94軍第5師沿武岡北側大道追擊日軍。12日，第94軍第121師收復高沙。日軍殘部3000余人向東潰退，遭到第94軍跟蹤追擊、包圍，16日全部被殲于茶鋪子地區。第3方面軍之第26軍，以第44師擊潰強渡巫水之日軍后，分別向武岡市和新寧縣實施反擊。該師一部于5月6日進至武岡西南，遂與堅守武岡之第4方面軍第58師，內外夾擊日軍，日軍損傷甚重，向東北方向潰退，武岡之圍被解。該師另一部于5月6日攻克新寧城。

在邵陽市方面，4月9日起，日軍第47師、第116師由邵陽地區分4路向西進犯。5月6日，第4方面軍挫敗日軍第116師主力約6000人向江口、青巖等地的進攻后，在空軍的有力支援下，于8日向日軍實施全線反攻。10日，日軍殘部約3000人倉惶向金龍附近地區撤退，被第4方面軍全殲。至6月7日，日軍所占地區全部收復。

桂柳反攻戰

1945年4月，桂境之日軍第22師、第58師及第13師一部，依據撤守計劃，縮短防線，謀求集中兵力，以防中國軍隊的反攻。4月21日，日軍第13師一部向廣西都安及其西北之保平、九圩（wéi）攻擊。24日，即分別沿進攻路線撤退。日軍撤退時，都安瑤族自治縣方面中國第一線守軍即尾敵前進。

27日，中國第2方面軍乘日軍撤退之際，以第46軍攻占都安后，主力即經都陽山向南寧市迫近，在民團配合下，進展迅速，5月27日，第64軍收復南寧。日軍第3師向柳州市撤退。第2方面軍以第64軍一部向龍州追擊，以第46軍主力向柳州東南迂回攻擊。向龍州縣追擊之部隊，于6月7日收復思樂，8日收復明江，在地方團隊協助下，于7月3日先后攻占龍州、憑祥市，將日軍驅逐于國境之外。第46軍主力于6月上旬向柳州攻擊前進，先后攻克桂平市、武宜。6月19日其175師迫近柳州。

第3方面軍于5月初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向河池、黎明關攻擊，并以預備第11師攻取天河，至5月21日，收復河池縣城，并沿黔桂鐵路追擊，于23日攻克德勝。6月6日收復宜山。此時，日軍由柳州市增援宜州區，與第29軍展開反復爭奪，激戰至6月14日，第29軍擊退日軍的反撲，再次收復宜山，日軍第13師遂向柳州撤退。第3方面軍以第20軍向日軍跟蹤追擊，在第2方面軍第46軍自柳州南側的配合下，向柳州之日軍展開總攻，6月30日收復柳州，日軍向桂林市撤退。

第3方面軍克復柳州后，分兵3路，第20軍第133師在左，經百壽，第91師在古，沿桂柳公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兩個師）居中，沿湘桂鐵路，向桂林急進。同時并以第4方面軍攻擊邵陽市、衡陽市，以為策應。至7月24日，第3方面軍第29軍連克中渡、黃冕、陽朔鎮、白沙，并經激戰奪占桂林南方門戶永福縣，直逼桂林近郊。是時，第3方面軍主力第27集團軍以第26軍、第94軍等部，自越城嶺向桂林推進。7月10日攻占南圩鎮，26日克義寧，在各路包圍總攻下，27日收復桂林市。日軍倉惶向全縣方向逃竄，又被迫殲一部，8月17日收復全縣。至此，中國軍隊向前推進350余千米，將桂柳地區全部收復。

敵后根據地的反攻

自1943年春夏以來，敵后根據地的主動進攻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晉綏軍區在1943年春夏的3個月作戰中，主動發動的戰斗占據了整體的78％。自1943年秋季開始，日軍在敵后戰場，尤其是在華北，逐漸失去了主動權，而華北八路軍在若干地區逐漸取得了局部的優勢。到了1944年，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華北和華中分別展開了局部反攻，同時加強了根據地的建設和鞏固，進行整軍，加強地方武裝建設，積蓄力量，并積極為大規模反攻作準備。經過1944年的局部反攻，八路軍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加強，擁有了龐大的人口和強大的武裝力量。

1945年春季，八路軍為執行“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戰略任務，對日軍進行了更大規模的反攻。八路軍山東軍區發動了一系列戰役，包括討伐偽軍榮子恒部、討伐偽軍趙保原部以及蒙陰戰役等。太行軍區各部在1945年春季展開了攻勢作戰，特別是在南線的豫北（黃河以北）進行了長達兩個多月的道清戰役。6月30日，安陽市戰役爆發，八路軍攻擊了平漢路以西、觀臺以南、鶴壁市以北地區的偽李英部，徹底消滅了偽軍及該地區的少數日軍。華中新四軍在蘇北、蘇南等日偽薄弱點線主動出擊，取得了重大勝利。華南的抗日游擊隊也對日軍發起攻勢作戰，打擊了日偽軍，擴大了解放區。

毛澤東于8月9日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一文，宣布對日戰爭已進入最后階段，呼吁全國范圍內的反攻。10日，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區抗日武裝部隊向敵偽發出通牒，限期繳械投降。毛澤東的號召和中共中央的命令下達后，各解放區迅速發起大反攻。在8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改變作戰方針，除了個別地點外，主要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使敵向這些地方集中，同時以必要兵力奪取小城市和廣大鄉村，擴大和鞏固解放區，為迎接新的局面做好準備。

在此背景下，晉綏區攻占了左云、文水縣等七個縣城；晉察冀區解放了永清、遵化市、易縣、灤水等40余座縣城；晉冀魯豫區攻占了濟源市、焦作市、臨清市等59座縣城；山東區解放了萊蕪、即墨區、章邱等近30座縣城；華中區攻克了宜興市、寶應縣、靖江市等32座縣城。從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軍和新四軍共殲滅日偽軍579萬多人，攻克和收復縣城139座，據點740多個，破壞和切斷了平漢、津浦、正太、同蒲、平綏（東段）、北寧等鐵路線，使各大解放區基本上連成一片。

其他抵抗力量

少數民族抗戰

1938年1月，陜甘寧邊區召開專門討論發動蒙古族人民參加抗日斗爭的會議，并提出“蒙古平民王公團結一致抗日”和“蒙漢聯合抗日”的口號。隨后，共產黨員深入鄂爾多斯市，組織抗日游擊隊。楊植霖等在歸綏以東建立了蒙漢人民抗日游擊隊，活動范圍覆蓋大青山南麓和歸武公路沿線。至1938年秋，游擊隊兵力達200余人，以騎兵為主。同年秋，八路軍第一二〇師大青山支隊進入綏遠大青山地區，得到蒙古族人民的有力支援。

抗日戰爭爆發后，回族積極投身抗日，馬本齋在共產黨的支持下組建了回民抗日武裝。這支隊伍成為全國影響較大的回民抗日力量之一，也是八路軍冀中軍區主力部隊之一。馬本齋指揮冀中回民支隊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堅持冀中平原游擊戰爭，憑借熟悉地形和善于指揮作戰，使日軍措手不及。

東北也多次發生滿族人民反對“滿洲國”斗爭，抗日聯軍中有不少滿族戰士，與漢族及其他民族兄弟一同打擊偽滿軍隊。在海南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在黎、苗等少數民族地區堅持革命斗爭，以廣東省第14區民眾抗日自衛團獨立隊的番號，展開瓊山區、文昌市等地的游擊戰爭。該隊得到中共瓊崖特委的領導，吸收了大批黎、苗等少數民族青年參軍，兵力由最初的300多人迅速發展到2000多人，游擊戰爭擴展至東方、昌感、萬寧市、陵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崖縣等地，最終向五指山市方向發展。聚集在五指山地區的苗、黎等少數民族發動了著名的白沙起義，參與人數達2萬多人，重創了占領海南島的日偽軍。

1939年11月和1944年10月，日軍兩次占領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南寧市、防城區、邕寧區、上思縣、扶綏縣、武鳴區、賓陽縣、平南縣、蒙山縣等地的壯、漢、瑤族人民組織大量支前隊伍，為前線輸送物資。在南寧、梧州市時期，壯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組織自衛隊與日軍進行斗爭。

港澳地區人民的抗日斗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25日，日軍占領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日軍進攻香港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抗日游擊隊派出武工隊，進入沙頭角、胡志明市、大埔區、元朗區、羅湖區、沙田區等地區，發動群眾，收集英軍遺棄的武器彈藥，共獲輕重機關槍30多挺，步槍數百支以及一批其它軍用物資。接著開展游擊活動，首先在元朗捕捉處決一批為日軍服務的罪大惡極的漢奸，迅速控制了大帽山。同時在元朗、沙田等地組織了兩支自衛隊和一支農民常備隊；在西貢區的烏蛟騰村、王亞村，大埔區的羅湖、船灣、九龍坑一帶，先后建立了農民自衛隊和新兵訓練隊。西貢區還成立了“游擊之友”小組，以小規模騷擾的方式打擊日偽軍。1942年3月成立了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采取了隱蔽斗爭為主的方針，高度靈活機動，強調打小仗、打巧仗，先后取得了擊斃漢奸特務隊長蕭九如、生俘日軍高級特務東條正之和炸毀九尤橋的勝利。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漁民為主要成分的海上游擊隊，經常襲擊日軍由香港到臺灣省、汕頭市的運輸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擊隊在大鵬灣黃竹角伏擊日軍為運輸船護航的“海上挺進隊”，激戰2小時，擊毀日軍機帆船3艘。以后又在南澳島口、大浪口等處襲擊日軍，繳獲多艘裝載軍用物資的運輸船。

國際援華

蘇聯

在抗日戰爭中，蘇聯是首先向中國提供援助的國家。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共同申明兩國均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的手段，規定“兩締約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沖突全部期間內對于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

1938年3月1日，中蘇兩國政府在莫斯科商定了《關于使用五千萬美元貸款的協定》以貸款的形式援助國民政府抗戰，還向中國提供大批軍用物資。據國民政府方面的統計，在1937年到1941年中國抗戰的5年里，中國向蘇聯購買了各種飛機997架，坦克82輛，火炮1000余門，機關槍50000余挺，汽車1000余輛。與此同時，蘇聯還派出一批軍事顧問和軍事專家，幫助中國軍隊的訓練，并且直接派遣空軍志愿隊與中國空軍并肩作戰，先后來華參戰的蘇聯空軍志愿隊人員有2000多人，據統計，蘇聯志愿隊在華期間共參加了20多次重大戰役，僅1938年即擊落日軍飛機100余架，炸沉日本艦船70余艘。在作戰中，蘇聯空軍志愿隊人員有200多人在中國犧牲。

英法海底隧道

英國各黨派各階層人士，建立了“英國援華運動總會”“英國國聯同志會”“國際反侵略大會英國分會”“民權保障會”等十幾個援華組織。1938年6月13日至19日，英國各援華組織發起“反日援華周”。英國民眾踴躍捐錢捐物支援中國抗戰。英國援助中國委員會幾乎每周都收到大批藥材、衣物。一些社會團體還開展各種募捐義賣活動籌集資金。倫敦市長領導的對華救濟基金委員會，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2萬英鎊，衣物數十萬件，支援中國。法國的“法中之友社”1937年11月13日召開各援華抗日團體代表大會，通過了要求法國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抵制日貨等決議。12月22日，又召開反日大會，邀請吳玉章等人介紹中國抗戰形勢，通過了援助中國反侵略的決議，并致電蔣介石，表示法國人民對中國的同情。

戰爭開始時，由于英、法對日采取妥協政策，因而對國民政府要求在對日問題上進行軍事合作的事宜始終未予積極響應。中國為維護滇緬、傣族、桂越國際交通線的暢通，曾與英、法兩國政府多次洽商軍事合作問題，也未取得一致認識。1938年底，在美國給中國第一筆貸款后，英國先后給中國商業信用貸款及外匯平準基金等貸款共約1000余萬英鎊。法國亦給中國貸款1.8億太平洋法郎。

美國

1938年7月，美國卸任總統赫伯特·胡佛，在舊金山發起“一碗飯運動”，號召舊金山市民和美國人民將節約“一碗飯”的錢捐給中國抗戰。全美至少有100萬人參加了這一運動，共籌得美金100萬元。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發起“美國婦女購贈‘希望書’運動”，由富蘭克林·羅斯福夫人領銜簽名者達數百人，每人捐美金十元百元不等，幾天時間就募得9萬多美元。

1941年5月18日，美國援華聯合會總會與美國各地中美兩國知名人士的聯合組織，共同發起完成500萬元救濟中國傷兵難民的“中國周運動”，有14名州長和200名市長發表了宣言，號召本地區民眾踴躍參加。

大日本帝國占領南京市以后，美國政府對日本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改變了原來的“中立”的立場和“不干涉”政策。1938年，國民政府派胡適使美，經過反復交涉，中美兩國訂立了桐油貸款協定，獲得美國2500萬美元貸款的援助。此后，又先后達成滇錫貸款（2000萬美元）、鎢砂借款（2500萬美元）、金屬借款（5000萬美元）、平衡資金借款（5000萬美元）等援助款項。但這些借款，只采取商業交易形式，不能在美國直接購買軍火。?1940年底，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發表談話，承認中、美、英三國的命運有密切聯系，表示美國愿意承擔這些國家兵工廠的責任，打通了中國直接在美國購買軍火的渠道。

1941年3月，羅斯福總統簽署“租借法案”及允許美國中國人民解放軍預備役部隊軍官和從陸海軍航空隊退役的人員參加美國志愿航空隊到中國對日作戰的命令。6月，中國從美國購買到P—40驅逐機100架。7月，由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軍官克萊爾·李·陳納德組建的美國志愿隊（即“飛虎隊”），首批隊員從美國啟程，經澳大利亞、新加坡抵達緬甸。他們由110名飛行員和150名機械師、醫生等地勤人員組成。8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國空軍美國志愿隊，下轄3個驅逐機中隊，在緬甸的東瓜（同古）開始了訓練。1941年12月20日，10架日本三菱戰略轟炸機襲擊昆明市。美國志愿隊第1、第2中隊起飛，24架P—40型飛機迎擊日機，將其擊落6架，首戰告捷。1942年7月，美國志愿隊納入現役，改稱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1943年3月，再次擴編為美國第14航空隊，裝備了一批新式驅逐機并組建了一支B—24型重轟炸機隊。據統計，從1941年12月至1943年6月，美國志愿隊共出擊102次計512架次，擊落日機193架，擊毀日機75架、卡車112輛、倉庫15座。

同一時期，美國還對華援助了大量飛機并幫助訓練飛行員。至1941年底，作戰部隊為7個大隊（第11、第12大隊和1個獨立中隊因全訓未計入在內），共有各型飛機364架。P—40型新機100架，撥交美志愿隊使用。1942年3月開始，從美國購買的新機陸續到達，中國空軍各部隊抽派人員分批赴美國和印度受訓及接收新機；7月以后，訓練完成，相繼飛返國內，到1942年底為止，共接收美制B—29型轟炸機19架、P—40型驅逐機27架、P—43型驅逐機41架、P—66型驅逐機82架；作戰部隊仍為7個大隊、1個偵察中隊及1個美國志愿大隊，備型飛機總共337架。

1942年4月，中美英三國一致達成開辟空中航線的戰略決策，該航線由中國航空公司和美國印中空運聯隊共同開辟，并執行援華戰略空運任務。航線西起阿薩姆邦薩地亞、汀江、雷多等地，東至云南昆明，途中飛越號稱“青藏高原”的喜馬拉雅山山脈南坡，平均海拔高達4000至5000米，最高處海拔達7000米以上，地形復雜，氣候惡劣，迄今仍為空中險區。因喜馬拉雅山脈矗立的群峰蜿蜒起伏，飛行員們形象地稱之為“駝峰”。他們和其他空勤人員或穿行于“駝峰”即山谷之間，或飛行于“駝峰”之上，“駝峰航線”由此得名。1945年7月，駝峰航線的月空運量達到了最高峰——當月運抵中國的物資為91100余噸。71000噸為美國軍隊印中空運聯隊運送，20000余噸為中國航空公司和美軍駐印第10航空隊運送。此時的美軍印中空運聯隊，已擁有飛機600余架，絕大多數為大型運輸機，官兵34000余人，并雇用了47000多名印度勞工，還得到了數以10萬計的中國民工的支持與保障。

自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駝峰航線飛行3年零3個月，中美雙方共飛行了上百萬架次，為抗戰中國運送物資達72萬噸以上（另一說認為達85萬噸以上），包括大量軍事裝備、醫療用品、外貿商品和礦產等，還運送了中美官兵33477名，有力的支援了中國的抗戰。

中緬公路被切斷后，中美兩國開始合作修筑中印公路，約瑟夫·史迪威先后派出美國的兩個工兵團和中國工兵第10、第12團作為基干的中美工兵部隊，修筑利多和野人山區的中印公路，但因地勢險阻、氣候及氣象條件多變且不利，工程量也及其浩大，加之日軍的封鎖和破壞，該公路至1945年1月才建成通車，蔣介石命名為“中印公路”。該公路的建成使反法西斯同盟與中國恢復了陸上的聯系，但質量、路況均不理想，至抗戰勝利，7個多月時間里，僅運送了5萬噸物資，未能發揮戰略運輸之功能及作用。

華僑援華

全國抗戰開始后，東南亞、美洲、歐洲等地的華僑紛紛成立組織支援祖國抗戰，馬來亞新加坡的僑領陳嘉庚在新加坡組織成立了“馬來亞新加坡籌賑祖國傷兵大會委員會”（簡稱新加坡籌賑會）。馬來亞地區12個區的華僑，成立了“華僑籌賑會”。建立了“馬來亞各區華僑籌賑會通訊處”，作為領導華僑支援抗戰的日常辦事機構，負責統籌該地區華僑救國工作。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區的華僑抗日救亡團體達436個。

在美洲，旅居華僑成立了“紐約全僑救濟總委員會”，紐約54個僑團于10月成立了“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簡稱“紐約籌餉總會”）。其他地區如波士頓、舊金山也紛紛組織了華僑支援祖國抗戰的組織。在歐洲，成立了“全歐華僑救國聯合會”等。

各地華僑掀起了回國服務、參軍參戰的熱潮。東南亞華僑組織了救護隊、司機和戰地服務隊回國參與抗戰。例如，爪哇華僑救護隊、菲律賓華僑勞工團聯合會回國慰勞團、東江華僑回國服務團等。

為了保障中國唯一國際援助陸上通道——滇緬公路的暢通，華僑領袖陳嘉庚通過南僑總會在華僑中招募司機和技工支援滇緬公路建設。南洋華僑的報名者達數千人，最終有3200名華僑分9批先后回國服務于滇緬公路。滇緬公路作業環境艱苦，平均每天都有七八個勞工獻身。

廣大華僑不僅捐款購買飛機，還積極舉辦各種航校，挑選最優秀的青年華僑進行培訓，并送回國參戰。美洲華僑航空救國會在波蘭特市的航校共培訓了70余名飛行員和技師。美國及加拿大、南洋地區的華僑也積極向祖國輸送飛行員。截至1939年初，僅菲律賓就已輸送了16名飛行員回國參戰。他們都在保衛祖國的空戰中作出了貢獻。

日本戰敗投降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戰爭臨近最后勝利。美國擔心登陸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會付出更多士兵的生命。美陸軍部長認為，進攻日本本土僅美國軍隊就要損失100萬。?2月4日至11日，蘇、美、英三國首腦約瑟夫·斯大林、富蘭克林·羅斯福、溫斯頓·丘吉爾及其外長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舉行會議，討論了歐洲戰后處理和對日戰爭問題。三國首腦簽署了《雅爾塔協定》，以犧牲中國的利益換取蘇聯對東北出兵。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日本一方面希望蘇聯居中調停，在能保持日本相當國際地位的條件下，與美、英“講和”。另一方面則極力準備在本土實行決戰，妄圖進行最后掙扎。1945年1月20日，日軍大本營即制訂了《帝國陸海軍作戰計劃大綱》，預定計劃在日本本土動員240萬陸海軍部隊，組織大量國民義勇隊，生產飛機1.6萬架，特攻船艦9000艘，并從中國大陸抽調大量兵力和軍需品轉用于日本本土。日軍參謀次長河邊甚至宣稱要讓所有日本人參戰，發揮國民玉碎精神，作最后的抵抗。

為促使日本盡快投降，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市、長崎市各投下一枚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9日，蘇聯紅軍同時向東北地區的東部、北部和西部邊境發動進攻。關東軍在蘇軍打擊下，迅速瓦解，不到一周就被擊潰。8月14日，日本天皇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8月15日，天皇以廣播《停戰詔書》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7日“敕令”國內外武裝部隊停止一切戰斗行動。9月2日，在東京灣美艦米蘇里號上舉行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投降書上簽字。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中國戰區的日本受降儀式在南京原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何應欽代表中國政府出席儀式。日軍投降代表岡村寧次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10月25日上午，國民政府所派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在臺北市中山堂受降。日軍代表、原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在投降書上簽字。臺灣及其附屬島嶼歸還中國。

戰爭結果

戰爭損失

中國軍隊

中國抗日戰爭從1931年“九·一八”開始，中國陸軍包括步兵182個師、46個，騎兵9個師、6個獨立旅，炮兵4個旅、20個獨立團以及其他特種兵部隊，總兵力約200萬人。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簽字，中國軍隊進行重要戰役200余次，大小戰斗近20萬次，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傷亡380余萬人。

日軍

戰爭期間，日軍在華總兵力為448.1萬人，包括現役兵、后備役兵、兵在內，其中戰斗兵199.7萬人，補充兵248.4萬人。戰后，按日本厚生省援護局發表的統計資料，日軍從1937年7月7日~1945年8月14日在華死亡人員為45.6萬人，從1931年9月18日到抗戰勝利后侵華日軍基本遣返完畢的十五年時間里，在華或者與中國軍隊交戰中死亡和失蹤的日本軍事人員總數為681374人。總傷亡約150萬人。偽軍傷亡118萬人。戰爭結束接受投降日軍128萬人，投降偽軍146萬人。

遣俘與審判戰犯

侵華日軍投降后，中國共遣返日軍戰俘約1255000人，日僑78.4萬余人；韓俘及韓僑6.4萬余人，計2105000余人。加上后來沈陽日僑聯絡總處統計的東北侍遣返日僑約1100000人，共計3100000多人。

1946年4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正式起訴。法庭設在原日本陸軍省。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到1948年11月12日結束，前后持續2年半之久，共開庭818次，法官內部會議131次，有419位證人出庭作證，779位證人提供述書和宣誓口供，受理證據4336份，英文審判記錄48412頁。對25名日本軍政要員進行了審判和判決。對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木材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處以絞刑。對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騏一郎、星野直樹、賀屋興宣、木戶幸一、小磯國昭、南次郎、岡敬純、大島浩、佐藤賢了、嶼田繁太郎、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鈴木貞一16人處以無期徒刑。判處2人（東鄉茂德與重光葵分別判處20年及7年有期徒刑。1948年12月23日凌晨，東條等7名戰犯的死刑在東京巢鴨監獄（即半島區東池袋三丁目舊東京拘留所，現東池袋中央公園內）執行，東條等人被絞死在死刑架上。

除東京審判外，盟國還在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貢以及伯力等地，對乙、丙級戰犯進行審判。據統計，被盟國起訴的日本各類戰犯總數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處死刑者941人。

1945年12月，根據國民政府決定，由軍令部、軍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等單位，與聯合國戰罪審查委員會遠東及太平洋分會組成戰犯處理委員會，并制定審理與執法的規定。從1945年12月中旬起，相繼設立保定綏署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東北行轅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國防部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廣州行轅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濟南第2綏靖區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武漢行轅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太原綏署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國防部上海市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臺灣警備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

從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上述各軍事法庭共受理戰犯案件2435件，已判決的318件，不起訴的661件，經國防部核定判處死刑的110件，其中包括對南京大屠殺的主犯之一日軍第6師師長谷壽夫，判處死刑綁赴中華門執行槍決，判處徒刑的208件，宣告無罪的283件。

勝利原因

中國共產黨的抗戰策略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扮演著關鍵角色，成為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面對民族矛盾逐漸加深的形勢，黨明確提出全民族全面抗戰和持久戰的策略，采取以弱勝強的指導方針。其開創敵后戰場、廣泛展開游擊戰、建立抗日根據地等舉措構筑了有利的戰略形勢。

日本國土狹小，兵力有限，在中國占領地區留下了許多未被有效控制的區域。這種背景下，促使共產黨開創了游擊作戰方針。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并非主要在內線與正規軍協同作戰，而是在外線獨立展開。由于共產黨領導的強大軍隊和廣泛的民眾支持，抗日游擊戰爭呈現出廣泛而深遠的特點。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迅速深入敵后地區，廣泛展開游擊作戰，并在那里建立了多個抗日根據地。在1940年8月發起的“百團大戰”有力地削弱了日軍在華北實施的所謂“囚籠”政策，鞏固了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地位，并為正面戰場的行動提供了支援，極大地鼓舞了全國抗日戰斗的信心。

國共合作

抗戰時期，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構筑了全國范圍的聯合合作，成為中國勝利的根本保證。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首先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議。隨后，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最終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戰線的推動讓國共兩黨展開了緊密的軍事和政治合作，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作戰，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在日軍后方發動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兩個戰場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共同對日作戰，改變了抗戰的態勢。

愛國主義精神

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展現了前所未有的覺醒與團結，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形成了“抗戰精神”，成為激勵中國人民獲得勝利精神動力。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國家遭遇巨大危機。各黨派放下分歧，特別是國共兩黨團結一致，共同對抗強敵。地方實力派也奔赴前線，堅持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各族人民聯合一心，齊心協力參與抗戰。全國各個領域秉持“一切為了抗戰，一切為了勝利”的宗旨，不惜犧牲為國捐軀，勤奮生產，全力支持抗戰事業。婦女和兒童也竭盡全力支持前線。海外華僑、港澳同胞也慷慨捐助，積極回國參與戰斗。全國各族各界的人們緊密團結在一起，挽救國家于危亡。中華各族人民團結一致，不懼艱難，勇于犧牲，最終贏得了最后的勝利。

國際反法西斯主義支持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正義的反侵略戰爭，結成了廣泛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有效地孤立了日本帝國主義。這場戰爭贏得了全球愛好和平國家與人民的尊重和支持，諸如白求恩、柯棣華等國際友人都為中國民族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蘇聯的空軍以及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的官兵與中國軍民共同奮戰。一些被俘的日本士兵也組建了“在華日人反戰同盟”，轉而支持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各盟國向中國提供了大量軍械物資和經濟援助，在東方戰場上與盟軍展開了緊密合作。

戰爭影響

民眾的傷亡與遷徙

中國人民在戰爭中犧牲約2000余萬人。日本的入侵造成了大量的難民和移民。據抗戰第二年路透社報道，“因戰線之擴大，逃出多年居住之都邑、故鄉、流為所謂難民者，實達5千萬人，其中1千6百萬人，生活貧困至極，成為真正之難民。到抗戰第八年，這些人數不斷隨著戰爭局勢的擴大而增加，遷徙范圍也不斷擴大。其準確數字迄今尚無定論。”

在淪陷區，日軍所到之處多有屠殺、搶劫、強奸、縱火的行為，后逐漸發展為所謂“三光”政策。未占領地區的居民，則要受到空襲的災難，涉及多個省份。在抗戰期間，共計被敵偽殺死或被虐待而傷病致死者317萬人，被捕壯丁276萬人，寡孤獨及肢體傷殘者296萬人。日軍還對中國后方城市進行了多輪轟炸，重慶市作為當時的陪都受到日軍三輪大轟炸，造成死亡9218人，受傷13908人；重市以外之民眾，死亡13301人，受惕傷12102人；全部合死亡22519人，受傷26010人。

在交戰區，平民所受災害更大，1938年6月，國民黨為阻止日軍進攻，炸開鄭州市東北的花園口大堤，致使黃河改道，使豫、皖、蘇3省40多個縣市的廣大地區淪為澤國，近90萬人葬身洪流，上千萬人流離失所，并形成了連年災荒的黃泛區。

戰爭迫使人口大規模的遷徙，也間接地促進整個社會階層的流動。抗戰時期的人口從經濟文化發達的華北、華東、華中地區，移向相對落后的西南、西北，移入的工商業，同時也帶來了機器與技術，加速了這些地區的發展，而學校、學生的遷徙，為當地引進高等教育，使當地居民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來自不同地區和不同文化程度的移民，與當地文化相融合，產生了新的文化觀念。

財產損失

抗戰結束后，國民政府就開始財產損失的統計工作，至1947年5月20日，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公布的數據，全國公私財產直接、間接損失及軍費損失相加，總計損失為559余億美元。1991年，國務院發表的概略統計數字為620億美元（按1937年美元計算，下同），戰爭消耗4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

對于敵后各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及地方黨委也非常重視戰時的損失調查統計，據1946年7月新華日報社披露，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冀熱遼、山東、蘇皖邊區政府、中原等七個解放區，損失耕畜(牛驢騾馬）630萬頭，燒毀房屋1951萬間，損失糧食11億擔，損失農具家具2.2億件，損失被服2.2億件。有難民2600萬人處于饑餓狀態，其中約有1000萬人顛沛流離于死亡線上。

文物掠奪與追討

抗戰期間，日軍的焚毀、轟炸和強征等行為也對大量中國古建筑造成了破壞。1946年3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調查了全國各地文物損失情況，共有741處古跡被毀。

日本的侵略導致中國大量書籍和文物的遺失。據中外學者研究統計，中國在戰時損失的書籍不下300萬冊，其中包括許多珍貴的宋元善本古籍文物。僅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就損失了46萬余冊圖書。同時，從日本追回的被掠奪的香港馮平山圖書館珍貴古籍達到了35000冊。中國被劫掠的公私文物數量龐大，其中許多都是國寶級文物，如北京猿人頭蓋骨、毛公鼎，以及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謝帖》，懷素、歐陽詢、宋徽宗、米芾、董其昌等大家的真跡，還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原稿，宋馬遠、夏珍及馬麟等人的《長江萬里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

此外，日本侵略者還對淪陷區的中國古代遺跡、王陵進行大肆盜挖，導致大量文物被破壞和掠奪，如盜掘耶律阿保機阿保機陵、平城遺址、邯鄲趙王城遺址、曲阜漢靈光殿遺址、商都殷墟遺址等，被盜取的文物數不勝數。

1939年7月，國民政府頒布了《抗戰損失調查辦法》和《調查須知》，要求各地調查上報，并成立了戰時文物保存委員會、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等專門機構。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領導人在開羅發布了《開羅宣言》，呼吁戰后日本歸還自1895年侵占的中國所有領土。隨著開羅會議的舉行，各國開始考慮戰后的索賠問題。1945年8月起，相關人員提交了清理日本掠奪中國文物的方案。1945年10月5日，文物保存委員會擬定了初步的歸還文物意見，要求東京國立博物館等63家機構歸還相關文物。

然而，各國被劫數量不一，賠償和歸還政策討論不休。直到1946年6月18日，負責此事的遠東委員會才決定歸還被劫文物的政策，但各國在被劫文物的歸屬問題上產生了爭執。盡管中國被劫文物最多，但代表權只有一票，在這個不夠公正的政策下，中國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為了追回被劫文物，中國國內提供了許多線索，但由于各種原因，很多文物至今仍未能回到祖國。

遺留問題

慰安婦問題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建立了慰安制度，結合了官、軍、憲、警、業者各界，有計劃、有組織的運用國家機器，以欺騙誘拐、或強迫等手段，在殖民地和占領地，征集各地婦女為日軍從事性服務。日軍在亞洲各地遍設慰安所，征用日、韓、臺、中國、東南亞占領地的慰安婦人數可能多達三十萬人。其中中國大陸婦女占一半，這些慰安婦或死于戰場或死于運輸和逃命途中，僥幸存活者還要面臨來自家人、朋友和鄰居的評說的二次創傷。截止2022年8月14日，中國慰安婦幸存者已不足20人，而日本政府沒有歉意、歪曲、回避歷史的態度，不僅招致受害者的抗議，也使慰安婦問題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遺留化學武器

在日本侵華期間，他們大量開發和研制了化學武器，并對中國20多個省區進行了36次以上的大規模細菌戰。此外，日軍還在18個省區和城市，如河北、山西省等地，廣泛使用了化學武器。據資料顯示，日軍在中國使用化學武器的次數超過了2000次，直接導致近10萬人的傷亡。在日本投降前夕，為掩蓋罪行，侵華日軍將約200萬枚化學武器就近掩埋或遺留。這些遺留化學武器大多非“儲藏”型，外表沒有保護，銹蝕相當嚴重，部分已經泄漏，其中的炸藥還存在爆炸的危險。此外，遺留的化學武器主要包含嘔吐性和糜爛性毒劑，其中含有對人體和環境危害嚴重的，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和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危害。

這些埋在地下位置不明的化學武器不僅容易引發心理恐慌，影響社會的安定，而且已導致中國東北發生多起化學武器泄漏事件。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并索賠，但日本政府對此卻置若罔聞，或者尋找各種借口企圖推卸責任。

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PCW，總部位于荷蘭海牙）指出，中國在90多個地點發現了約7萬6300發侵華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遺棄的致死性毒氣彈等化學武器。已確認銷毀的超過5萬3500發毒氣彈。

中國政府和軍隊一直敦促日方早日安全、干凈、徹底地解決日遺化武問題，并按照《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和中日政府間備忘錄有關精神提供合作。中國軍隊在調查確認、押運看管、銷毀處理、應急處置等方面投入大量兵力，有力推進了處置進程。截至2024年8月，在中方大力協助下，日方已挖掘回收日遺化武13萬枚、銷毀近10萬枚。但由于日方技術和資金投入不足，致使處置進程嚴重滯后，銷毀計劃多次逾期。

戰爭意義

助力徹底打敗法西斯

1942年1月，中、美、英、蘇等26個國家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正式形成國際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中國戰場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主戰場。然而一些觀點認為，中國抗日戰爭并非東方反法西斯的主戰場，而是“次要的、從屬的”地區。西方人在書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時，也并未正視中國抗戰在反法西斯的貢獻。直到近年，英國學者拉納·米特（Rana Mitter）在他所著的《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才肯定中國抗日戰爭的貢獻。

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關鍵組成部分，開啟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戰場是東方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唯一戰場。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國戰場是反法西斯的東方主戰場，日軍的主力始終在中國戰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兩大戰爭策源地，分別是位于亞洲的日本軍國主義和歐洲的德國法西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略行徑上早于德國法西斯，自1931年便在中國展開侵略，之后其侵略行為不斷擴大。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成功牽制了日本在其他區域的擴張，有效阻止其全面侵略計劃的實施。在持續八年的全面抗戰中，中國戰場殲滅了超過260萬日軍，壓制了日本陸軍60%以上的兵力以及大量海空軍。同時，這場戰爭阻止了日本向北進攻蘇聯、南進占領南洋的計劃，牽制了日本軍力。日本投降前夕，海外總兵力為358 萬人，在中國戰場兵力為186萬，占其海外總兵力的50%以上，有力地支援了其他盟國。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溫斯頓·丘吉爾（Churchill）都認為，中國的抗戰是至關重要的，它阻止了日本軍隊的大規模調動，如果中國崩潰，將有大量的日本軍隊可以被重新部署到其他戰區，可能對印度等地發起進攻，甚至與德國合作，構成對俄羅斯的威脅。

促使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

抗日戰爭標志著近代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的里程碑，是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抗戰。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多次為救國圖存進行抗爭，但均以失敗告終。毛澤東曾指出，在一百零五年的侵略歷史中，幾乎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中國，而除了最后的抗日戰爭，其他戰爭均以中國的失敗和不平等條約收場。抗日戰爭的勝利捍衛了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徹底摒除了歷史上抗擊侵略卻戰敗的屈辱，為中國民族百年屈辱畫上了句號，開啟了復興之路。抗日戰爭是推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進程的重要戰役。這場戰爭不僅代表了民族獨立解放的斗爭，也是追求社會民主與進步的變革，為新中國的建立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和民眾基礎。

中國國際地位提升

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使中國收回了長期被日本占據的領土。日本投降后，根據《雅爾塔協定》《開羅宣言》，放棄對東北地區、臺灣、澎湖群島的占領，由國民政府接管。

在堅持抗戰的過程中，中國相繼與各國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并簽訂新約。1943年1月11日，中美《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簽字，并交換了換文。同日，中英《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在重慶市簽字，并交換了換文。條約主要內容是：美、英廢除在華領事裁判權；廢除北平使館區特權及北寧路駐兵權；交還上海市、廈門公共租界及天津市、廣州英租界撤銷租界內法庭；廢除通商口岸特別法庭權，英籍海關總稅務司權；廢除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外人引水權；廢除《辛丑條約》等。1943年12月，美國政府正式廢除了長期歧視中國的“美國排華法案”。

中國與美、英簽訂新約以后，從1943年4月至1947年3月，先后與巴西比利時、挪威、加拿大、瑞典、荷蘭、法國、瑞士、丹麥、葡萄牙等國訂立了新約。

1944年春，美國開始和英、蘇、中三國商討建立戰后國際組織問題。1945年4月25日聯合國制憲會議在舊金山召開50個國家的代表出席。6月25日，會議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憲章》及作為憲章構成部分的《國際法院規約》。中國成為創建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并被推舉為常任理事國。

抗日戰爭的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了有力的國際支持。這場戰爭不僅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也具有全球意義。毛澤東曾指出，中國抗戰不僅是本土事件，也是東方事務，更是全球事宜。我們的敵人是全球性的，中國抗戰是世界性的。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率先發動并持續時間最長，開創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為這場全球性斗爭做出了重大貢獻。

評價

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是首先站起來同侵略者戰斗的。——富蘭克林·羅斯福??

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時，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進攻時避免兩線作戰。——約瑟夫·斯大林??

如果沒有中國人民取得偉大的抗日戰爭的勝利，也就不會有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勝利。——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飛虎協會前會長韋恩·約翰遜?

大陸學者張宏文教授認為，抗日戰爭是一次動員最廣泛、影響最深遠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它是全國各族各界人民用自己的悲壯行動譜寫的一曲可歌可泣的全民族反侵略頌歌。在這場戰爭中，各族同胞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和犧牲。它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新覺醒，增強了全國人民的凝聚力，提高了廣大民眾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日戰爭在近代中國反侵略斗爭史上，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作用。

俄羅斯政論家、俄人民友誼大學教授尤里·塔夫羅夫斯基認為，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勝利貢獻者行列中，中國占據不可撼動的重要地位，值得世人永遠銘記。如果沒有中國在遠東戰場牽制并消耗日軍絕對主力，日本軍國主義者很可能實現與德國法西斯的會師，進而落實其控制世界的瘋狂企圖。中國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太平洋、東南亞等多個戰場的重大戰役，為反法西斯同盟勝利做出了卓越貢獻。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也印證了國際社會對中國貢獻的贊許。

英國牛津大學教授中國抗戰史專家米特認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為二戰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這不僅對中國的命運至關重要，對塑造當今世界格局也發揮了關鍵作用。世界應該銘記中國為二戰勝利所做出的犧牲和貢獻。如果沒有中國的浴血奮戰，以自身的巨大犧牲拖住日本法西斯主義侵略的鐵蹄，日本就可以騰出手腳侵略更多的國家，這樣，亞洲國家的歷史將不得不重寫。同時，如果沒有中國阻止住了日本的囂張氣焰，猖狂的日本不斷擴大戰果，便會與德、意等法西斯國家形成配合和互助之勢，那樣，世界反法西斯進程的勝利將會更加漫長。

蘇中兩國人民共同抗擊德國納粹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經歷具有永恒的價值。在紀念蘇聯蘇德戰爭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以及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之際，兩國簽署了關于進一步深化俄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這份文件闡述了中俄兩國對一些國家企圖摧毀人類歷史記憶、以聲名狼藉的“基于規則的秩序”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協作與對話的基本原則的共同立場。——弗拉基米爾·普京

戰爭紀念

紀念日

“九三”抗戰勝利紀念日（每年9月3日）：1945年9月2日接受日本正式無條件投降。1945年9月3日，中華民國政府下令舉國慶祝，放假1天，懸旗3天。抗戰勝利后每年的9月3日，被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后來臺灣當局為了統一各軍種節日，于1955年起將對日抗戰俄羅斯勝利日作為陸海空三軍的軍人節。2014年2月27日，全國人大決定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七七”抗戰紀念日（每年7月7日）：為紀念七七事變的發生而設立。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270號《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中發布有關設立“七七”抗戰紀念日的條文，這是中國政府以法規的形式確定了抗日戰爭紀念日。

“九一八”紀念日（每年9月18日）：為銘記九一八事變而設立。這次事件爆發后，東北三省全部被關東軍占領，因此被中國民眾視為“國恥”，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國許多非正式場合都被稱為“國恥日”。百余座城市會在這天進行防空警報鳴放。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中國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牢記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由全國人大于2014年2月27日設立。

紀念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位于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爆發的七七事變發生地——宛平城內。1985年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立項，北京市承建，1987年7月7日建成并對外開放，是全國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國人民偉大抗日戰爭歷史的大型綜合性專題紀念館。自1987年開館以來，共接待了包括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內的十幾個國家的政要，八十余個國家和地區的35多萬觀眾。?紀念館展出了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這14年間的珍貴歷史文物和照片達5000余件，以重大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的有關遺物和文稿為主，其中有些文物已成孤品。館藏抗日戰爭時期重要文獻、書刊、檔案、資料數千件。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于1985年8月15日建成開放。經過30多年的建設與發展，已經成長為具有較高國際知名度的紀念館。紀念館總占地面積10.3萬平方米，建筑面積5.7萬平方米，展陳面積達2萬平方米。分布有7處廣場、23座單體雕塑和一座大型組合雕塑、8處各種形式的墻體、17座各種造型的碑體。紀念館大量的文物、照片、歷史證言、影像資料、檔案以及遺址對歷史真相做了完整的闡述，每年都會投入資金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日本女子挺身隊制度受害者、抗戰老兵等群體進行援助。從2014年12月13日起，紀念館作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的固定舉辦地。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位于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縣七里橋境內。是中國人民接受侵華日軍投降舊址，也是全國一家全面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專題性紀念館。1995年擴建完成。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受降紀念館是“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96年、1997年連續兩年被評為“湖南省最佳旅游景點”，蜚名海內外。受降紀念館主要建筑有受降紀念坊、受降會場等。受降會場包括按原貌恢復的受降會場和受降資料陳列，為40年代典型兵營式建筑，采用聲光電高科技手法陳列展出國家重要文物和重要文獻資料數千件。紀念館同時還有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何應欽辦公室，室內陳列的桌椅，沙發都是當年的原物。1945年8月21日，代表百萬侵華日軍的今井武夫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行，奉侵華派遣軍司令風村寧茨之命令，由南京飛抵芷江進行乞降會談，交出了在華兵力部署圖，接受了令其陸、海、空三軍繳械投降命令備忘錄。宣告了侵華日軍的徹底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