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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覺（1905年~1983年），男，漢族，字子珊，江蘇省徐州府蕭縣（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解集鎮）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

方先覺自幼受到良好家教，并得私塾啟蒙，受到了儒教思想的熏陶。蕭縣第四高等小學畢業后，就讀于江蘇省立徐州中學，之后入讀南京第一工業學校，考入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電機系，后轉學軍事，先后就讀于黃埔軍校第3期步兵科、黃埔軍校高教班第2期、陸軍大學乙級將官班第4期受訓。畢業后歷任排、連、營、團長，先后參加了北伐戰爭、中原大戰、臺兒莊戰役、長沙會戰等軍事行動。1941年冬，他任第十軍預備師長時，長沙會戰有功，升任軍長。1944年5月，衡陽保衛戰中指揮國民黨軍第十軍在面對6倍于己的日軍重兵圍攻時，堅持防守47日。最后衡陽在外無援兵，內無彈藥的情況下落入敵手。之后前往重慶，獲得“青天白日”勛章，先后鎮守漢中、徐州。1947年1月，率兵支援巨金魚戰役。1949年底去往臺灣，晚年有《子珊行述》《衡陽堅守戰回憶》等著作，1983年3月3日在臺北病逝，享年78歲。

臺灣學者null評價近七周的堅決抵抗說明了方先覺的視死如歸。文章《不能忘記，73年前的8月8日》，稱方先覺和他的部下，是“抗戰時期中國人的驕傲”。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清末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2日），方先覺出生于蕭縣（今屬安徽省宿州市）褚蘭張山集方家村，父親洪善（字為寶），清末秀才，母康氏，育有兄弟五人，姊妹兩人，方先覺排在第三，因家庭殷實，方先覺從小就進入私塾讀書，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之后方先覺便相繼進入南京第一工業學校和上海政法大學學習。

1924年，未及畢業的方先覺離開政法大學，棄學報考黃埔軍校陸軍軍官學校。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方先覺經過考試成為了軍校第三期入伍生總隊第1營的一名入伍生，次年黃埔軍校奉命對滇桂軍閥劉震寰和楊希閔進行討伐，方先覺跟隨軍隊參與了此次平叛戰役，之后于同年7月升入第三期學生隊步兵科。

北伐戰爭

1926年1月畢業后，方先覺先后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第三師九團偵察隊少尉排長和第二十師補充團第三營第九連連長，同年7月北伐戰爭爆發。1927年5月，補充團擴編為新一師，同年8月，方先覺升任為新一師第三營少校營長。之后方先覺于1928年調任為第三十二軍六十九師一團三營少校營長，不久后進入中央陸軍大學乙級將官班第四期學習。1929年8月，方先覺擔任第三師八旅一營少校營長，并于11月底跟隨軍隊前往廣東省攻打通電反蔣的張發奎和桂軍。

蔣桂戰爭

當時在北京陸軍大學學習的衛立煌于1930年春收到了蔣介石的命令，返回安徽組織新兵招募事宜的同時，他接受了原來方振武的四十五師番號并擔任師長。方先覺知道這件事后就脫離第三軍，轉而投奔了他的老上級衛立煌并于6月到達，依舊擔任師長。1931年初，第四十五師的番號改為第十師，方先覺也調任為第五十九團第一營少校營長，之后他帶領部隊參與了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同年6月，第十師被擴編為第十四軍，管轄第十師和第八十三師，蔣伏生于10月被蔣介石任命為第八十三師師長，方先覺同時升遷為八十三師補充團的中校團附。之后淞滬會戰于1932年1月爆發，蔣鼎文帶領著第十師和第八十三師前往浙江省布防，方先覺跟隨著第八十三師在下浦區域駐扎防守，但由于日軍沒有選擇南下，部隊沒有和日軍接觸。同年5月，方先覺參與了中國國民黨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行動”，第十四軍在最初接到了保衛廣水市和橫店之間鐵路線的任務，之后第八十三師于8月10日跟隨左路前鋒的第十師向黃安（今紅安）進軍，發起了總攻。但在衛立煌所在第十師受到襲擊要求八十三師支援時，八十三師師長蔣伏生故意拖延時間后趕到。之后十四軍進入占領了黃安，并于9月20號攻占了皖西的金家寨。蔣介石為此親自前往金家寨慰勞部隊來表彰衛立煌，并且頒布命令在鄂豫皖三地交接處劃分一部分土地設立了“立煌縣”。1933年，長城抗戰爆發。時任83師補充團副團長的方先覺參與了古北口抗戰后身負重傷。方先覺痊愈之后跟隨第八十三師向南進軍鎮壓發動了“福建事變”的第十九路軍。仙游一戰，方身先士卒，突破敵軍張君嵩部防線，受到了師長劉戡的嘉獎。福建事變平息后，方隨部長駐福建泰寧。1935年，方先覺調任為第二軍第三師九旅一營擔任少校營長，受到師長李玉堂賞識后進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高等教育班第4期學習。之后方先覺于1936年夏末畢業并返回軍隊，他被調任為第八旅十五團的中校團附，之后于同年9月被調為補充團的上校團長。

抗日戰爭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方先覺于9月被調任為陸軍第三師補充團團長，次年7月升任為第三師第九旅副旅長，同年11月被任命為第十預備師副師長。之后方先覺于1938年被調任為第八旅十六團任上校團長，并于同年4月參與了第三師和第九師在臺兒莊區以東地區對日軍的作戰。1939，方先覺擔任預備第十師團長、第三戰區長官部參議、副師長，而后又升任為師長。次年1月，方先覺被升任為第十預備師師長，并于次年9月奉命帶領部隊參與了第二次長沙會戰。1941年12月，第三次長沙會戰爆發，時任第十預備師師長的方先覺負責防守長沙南門，最終使得日軍被迫撤軍，完成了保衛長沙的使命。戰后方先覺于1942年4月被正式任命為第10軍軍長兼任長沙市警備司令，并且于次年11月指揮軍隊參與了常德會戰。常德會戰中，方先覺帶領部隊從長沙出發前往援助，攻破常德外圍，援救了師長余程萬。

在常德救援中，方先覺認為戰區司令長官薛岳越級指揮導致第三師和預十師遭遇較大的損失，因此以下犯上與薛岳多次爭吵。不久后薛岳下令撤換方先覺，但官兵的抵制使得繼任軍長無法上任，第十軍在兩個月內沒有軍長。之后第十軍全體官兵聯名通電請求讓方先覺繼續任命軍長，軍委會經過調查之后認可了方先覺的功績，于是方先覺于1944年5月被任命擔任代理第十軍中將軍長一職。但方先覺在最初一直推辭，之后蔣介石特地打電話親自詢問才答應下來，蔣介石還題詞“忠義表天地”匾額一塊來勉勵方先覺。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5月18日），日軍攻占長沙，此后又相繼奪取醴陵市、攸縣等地，劍鋒直指衡陽。方先覺領命固守衡陽，在衡陽攻防戰前，方先覺特邀衡陽新聞界巡視全城，堅決表示死守衡陽城的決心。不久后，方先覺在1944年5月29日接到蔣介石的電話，在電話中蔣介石命第十軍開赴衡陽，修筑工事，做固守十天至兩周的準備。衡陽戰役正式打響的前一天晚上，蔣介石告勉勵第10軍全體官兵應當嚴守衡陽，并表達了期盼，方先覺及所部也不負期望，在衡陽危城里硬是以一軍之力拖住6倍于己的日軍達47天之久，遠遠超過最初兩周的期限，衡陽保衛戰是中國抗戰史上敵我雙方傷亡最多，中國軍隊正面交戰時間最長的城市攻防戰，被譽為“東方的莫斯科保衛戰”。

敵人攻勢空前猛烈，部隊面臨彈盡、糧竭、援絕的境地。方先覺于8月5日下召開軍部緊急會議，就第10軍出路問題進行討論。方先覺決定放棄突圍，死守衡陽。8月7日中午，方先覺下令草擬呈蔣介石的電稿，是為衡陽守軍著名的最后一電，電稿中曾說描繪當時的戰況，午后收到蔣介石復電，電文僅簡短一句表達援軍明日必到衡陽城，決不延誤的承諾，商討最后方案后，第3師師長周慶祥主張投降，并告稱自己已用軍長名義下令部隊掛出白旗。方先覺經反復考慮終于默認這一結果，命參謀長孫鳴玉起草保證官兵生命安全、收容醫治傷兵、埋葬陣亡官兵等項條件，派人與敵接洽停戰。8月8日11時許，響了四十七天的槍炮聲漸趨沉寂，衡陽市戰役落下帷幕。衡陽戰役歷時47天，是抗日戰爭中中日雙方攻防時間最長的一次戰役。三個月后，方先覺出逃，前往重慶市會見蔣介石。

解放戰爭

1945年1月1日，方先覺前往云南省擔任青年軍第207師中將師長，全師共有1萬1千余人，隊伍基本組建就緒，唯獨缺少炊事用具。方先覺為解決隊伍的飲食問題，親自奔走，得到了昆明警備司令杜聿明的支持才得以解決。次月，方先覺獲得“青天白日”勛章，升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還在四月接到加緊訓練，準備反攻的命令，就在他準備再為抗戰做貢獻時，中國國民黨軍委會卻命前往守衛離抗戰前線較遠的漢中市，擔任青年軍第206師中將師長。他還在漢中古城北處，命人修建“拜兵臺”，用以紀念保衛衡陽而死的戰士們。12月，方先覺再被調任為第88軍中將軍長，負責守衛徐州市城防。他在此曾率部 “清剿”蘇皖邊區政府兩省的蕭縣、豐縣、沛縣；也曾為發展家鄉的教育事業，私人出資在云龍山麓創辦正德中學。抗日勝利后，國民黨又為其頒發了忠勤勛章（1945年10月10日）和勝利勛章（1946年5月5日），以表彰方在抗戰期間所作的貢獻。1946年5月，第88軍由兩個三團制師縮編為兩團制旅，被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十八師，方先覺升任整編第24軍中將副軍長兼第88師師長。而他的上司徐州“剿匪”總司令部主任職位改由呂振羽他有矛盾的薛岳接任。內戰全面爆發后，徐州市綏署所屬各部都加入了作戰，唯獨第88師被留在徐州。8月，薛岳又抽走88師所屬的新21旅配屬給整編第11師作戰，方先覺的軍事實力遭到削弱。

1947年1月，巨金魚戰役爆發，方先覺率領六十二旅和新從臺灣調來的整七十師一四零旅前去支援。此戰中，方先覺及早發現了晉冀魯豫野戰軍的軍圍殲意圖而改變戰術，使部隊逃脫了圍剿圈套，避免了全軍覆沒的戰果。同年10月，方先覺進入陸軍大學將官班學習。1948年1月，方先覺受命擔任第十綏靖區副司令一職并獲得了四等寶鼎勛章，同年3月當選為行憲國民大會代表，他秋季時還擔任了福州市綏靖公署副主任一職。1949年2月，方先覺改任為第二十二兵團中將副司令官，5月擔任陸軍第一編練司令部副司令官，負責組建兵團和操練新兵。同年7月方先覺調任為第六兵團副司令長官和福州綏靖公署軍官團團長，負責對福州地區、綏靖區等地的軍官進行訓練。在人民解放軍于1949年8月解放廣州之后，方先覺帶領著剩下的部隊回撤臺灣。方先覺回到臺灣省之后，相繼擔任了“國防部”中將參議、“閩粵區人民反共救國軍”總司令、“湘粵桂邊區游擊隊”總司令等職位，并且在1951年的4月和8月進入了“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三期以及園山軍官訓練團高級班第二期受訓。

晚年生活

1954年，方先覺被任命為澎湖縣“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第一軍團副司令官，并在同年進入“國防大學”聯合作戰系第三期學習，次年再進入石牌實踐學社聯戰班第四期學習。1958年金門炮戰期間，方先覺為前線運補轉接任務出了一份力，他還主持了林投“國軍公墓”的修建工作。1959年，方先覺調任第一兵團副司令，于1962年改任為聯勤總司令部設計委員會主任。兩年后，方先覺擔任聯勤總司令部設計督導委員會委員，他還于1968年擔任了聯勤總司令部設計研究督察委員會中將主任委員一職，并在同年退役，改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方先覺還曾經擔任過臺灣“國民大會”代表等職位。原日軍第十一軍的退伍軍人曾經邀請方先覺訪問日本被拒絕。晚年有《子珊行述》《衡陽堅守戰回憶》等著作。

1983年3月3日，方先覺因突發心臟病，在臺北病逝，享年78歲，葬于臺北縣汐止市五指山“國軍示范公墓”中將2區。

人物關系

主要作品

方先覺著有《子珊行述》《衡陽堅守戰回憶》。

方先覺此外還著有一首流傳廣泛的抗戰歌曲《中湘頌》：

民族義旗飄衡陽，志士起蒸湘。

孤軍奮斗顯身手，視敵如犬羊。

精誠結團體，萬民共頌揚。

還我田園全骨肉，攜手上疆場。

反攻國軍將接近，復湘桂，下粵漢。?

天空比鐵翼，寇兵心膽喪。

戰艦如云會東海，沸騰太平洋。

蒸湘諸將勇，兩衡好兒郎。

大家齊出動，捐軀赴國難。

視死如歸，為我中華民族爭榮光!?

參考資料

主要影響

衡陽保衛戰中，方先覺率部抵抗了四十多天，外無援軍，內無糧草，彈盡糧絕，陷入絕境，雖敗猶榮；嚴重挫敗了日軍的銳氣，極大地鼓舞了中華民眾抗擊外來侵略者的信心。從世界反法西斯陣營范圍來說，有力地支援了盟軍與日軍在太平洋各島嶼的爭奪戰，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滅亡，同時誘發了日本國內東條英機內閣的倒臺。方先覺所作《中湘頌》被譜寫成謳歌衡陽保衛戰的頌歌，由聯中學生曾琪首唱，很快在衡陽境內廣為傳唱。?

人物評價

方先覺之子方慶中則用最簡潔的話對其父作出評價:“父親無疑是愛國的，我相信他努力了。”

曾親歷衡陽血戰的營長蔣鴻熙撰文對他曾經的長官評價：方先覺抗上而不傲下，欺強而不凌弱。他在戰場上是叱咤風云的將軍，雷厲風行，勇敢果斷不折不扣，常在戰場上槍殺干部，所以無人不怕他。但他在閑時卻是談笑風生平易近人，簡直判若兩人。對待士兵他體貼關懷如慈母，嚴格教導如嚴父。他大手大腳，有錢用在部屬身上，高職后兩袖清風，沒有什么財產。他是地地道道的愛國主義者，是典型的愛國將領。他無愧于革命傳統，無愧于黃埔精神。

《救國日報》于1944年12月20日發表文章《方先覺不愧張睢陽》中評價：方將軍因彈盡糧絕，防無可防，始被敵人俘虜。這在方將軍及其部下，真百分之百盡了職分，不論對于國家，對于長官，對于國民，均無愧色。

《新華每日電訊》于2017年8月11日登文章《不能忘記，73年前的8月8日》，從史學角度評價了堅守衡陽的國民革命軍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和他的部下，稱他們是“抗戰時期中國人的驕傲”。

臺灣學者劉臺平認為：方先覺是為了等待照顧的六千個傷兵，及筋疲力盡的袍澤而忍辱負重，并非膽小怕死，近七周的堅決抵抗已說明了守軍的奮戰不懈、視死如歸，戰斗已到防無可防，城破被俘，不能以不成功便成仁解釋。方軍長領導的第十軍是成功的。

《日本帝國陸軍最后決戰篇》評價：敵人之守將方先覺將軍，為一驍勇善戰之虎將；其第十軍之4個師，皆以必死之決心，負隅頑抗，寸土必爭，其孤城奮戰之精神，實令人敬仰。

人物爭議

關于方先覺投降問題的爭論主要分為三種觀點

一、服部卓四郎等日本軍人和學者投降說

衡陽會戰失敗后，一種影響很大的說法是：方先覺率領殘軍投降了日軍。1944年8月9日，日軍采訪了方先覺，并通過廣播對外公布方先覺投降是自己決定。《申報》8月17日給予全文刊登了這篇訪談，延安市《解放日報》12月25日作了轉載。日本防衛廳記載了方先覺此次的正式投降。一些日本軍人和學者，也持方先覺率部投降的說法。日本大本營陸軍作戰部作戰課長服部卓四郎在其著作《大東亞戰爭全史》中表明方先覺主動投降。

1945年，中國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參政員王昆侖在會上質問：為什么不追究方先覺等高級將領在衡陽保衛戰中投降的責任，遭到蔣介石痛斥。這件事說明，當時的確有人相信方先覺是投降了日軍。原第9戰區司令部參謀長趙子立在其回憶錄中也對此事有所影射。時任第10軍預備第10師政治部代主任楊正華、原第10軍暫編第54師師長饒少偉和梁子超團長的證言中，都提到了保留建制、方要求去南京等，內容屬實，就坐實了方先覺的政治變節。

由于這些材料，“投降說”便在中國主流的抗戰史中幾成定論。《衡陽市志》、石柏林的《從長沙大火到衡陽失陷——國民黨抗戰內幕》都持投降說。張憲文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也記載中國軍隊是無條件投降。

二、鄭浪平等學者的停戰說

對于衡陽抗戰中，方先覺是否投敵的問題，社會各界有很大的爭論。

《湖南省志》認為方先覺投降是日本方面的誹謗宣傳，不能作為史料。臺灣學者鄭浪平在《中國之怒吼》一書中表示，沒有確切證據表明方先覺投降，是日軍顛倒黑白。彭厚文對衡陽失陷時日軍記者和方先覺的談話的真實性表示了質疑。關于饒少偉《方先覺衡陽投敵經過》一文，其中有些內容明顯與事實不符，此文是他在被俘虜的情況下所寫，無法保證客觀性與真實性。

第十軍第三師師長周慶祥之弟周祥符(時任第3師第9團副團長)口述、由周慶祥之子周立起執筆的《是非功過誰與評說——周慶祥子及弟回述“衡陽保衛戰”》一文，透露了蔣介石在戰前授意方先覺停戰，并較詳細地記載了停戰過程。并且表示停戰是方先覺為了拖延時間以求援軍前來解圍和避免城破之后全城軍民遭遇大屠殺，從而利用汪精衛發起的‘和平運動’進行詐和，與敵人簽訂停戰協定。以及孫鳴玉帶頭提出兩項條件，方先覺、周慶祥、葛先才、容天碩和饒少偉各提一項條件，一共有七項停戰條件的事實及內容。蕭培的著作《血戰衡陽四十七天：抗戰史上最壯烈的城市保衛戰》和《浴血孤城：47天衡陽保衛戰》以及周明的著作《喋血孤城：衡陽會戰》，都采取方先覺與日軍協議停戰的方式來敘述衡陽城失陷的情形，對協議停戰的過程加以具體的描述。日軍記載中，《日軍對話作戰紀要》中表明方先覺與日軍簽署了停火協議。

三、鄧野等專家的被俘說

“投降說”和“停戰說”各自由于證據不足，最終不能令人信服。鄧野在《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一文中表示雙方各有依據，但缺乏原始證據支撐。《日本帝國陸軍最后決戰篇》中既沒有寫方先覺投降，也沒有提及停戰等字眼。臺灣《抗日戰史》未提及相關字眼。

原第三師第九團第四連連長陳福綏的《陳福綏回憶錄》、原第54師參謀長甘印霖回憶和原第190師第586團第1營迫擊炮連連長白天霖的《抗日圣戰中的衡陽市保衛戰》中都表明當時的高級將領被俘。大陸學者蕭棟梁認可“被俘說”，他在《湖南抗日戰爭史》中也采用了這一說法。丁民在《我們如何正確評價“衡陽保衛戰”》一文中認為，方先覺是被俘而非投降。臺灣學者劉臺平也認可“被俘說”。從客觀全面的角度看，無論方先覺是投降還是停戰，其結果都是——被俘。因此，采取“被俘說”來評價方先覺在衡陽城破時的表現，是客觀公正中肯的。方先覺在《衡陽戰役之回顧》一文中表示他終生的遺憾是在衡陽“惟欠一死”。即使30年過去，仍耿耿于懷。

人物軼事

最后一電

“重慶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敵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后一電，來生再見。”這是方先覺于1944年8月6日下午，在衡陽城內主戰場發出的最后一封電報。衡陽會戰的最后一封電報，是經盧慶貽之手發往重慶的，盧慶貽在發出電報的三天后，才在重慶出版的《大公報》上讀到了電報的內容。那就是方先覺軍長的“最后一電”。

親赴前線

1944年5月末，方先覺在5月29日接到蔣介石的電話，電話中，蔣介石命第十軍開赴衡陽，修筑工事，做固守十天至兩周的準備。他囑咐方先覺：“此次會戰關系國家民族存亡，衡陽得失尤為此次勝敗關鍵。”日軍飛機、火炮輪番轟擊，危在旦夕，方先覺指揮若定，他向全軍將士發布“三不打”指示：“看不見不打，瞄不準不打，打不準不打，每一顆子彈都要日本鬼子的命！”一次，一顆炸彈落在指揮所門前方先覺的身邊，所幸沒有爆炸。軍參謀長建議：太危險了！前敵指揮所應后撤。方先覺把手一揮，大聲說：“不撤！我與陣地共存亡！”

遺囑

方先覺出生于江蘇省蕭縣第十區（現為安徽省宿縣欄桿區）方家寨的一戶鄉紳家庭。

1942年1月2日，《長沙日報》即以頭版大標題 “方師長誓死守土，予立遺囑。”并將遺囑全文刊登遺囑內容如下：

蘊華吾妻此次我軍奉命固守長沙，任務重大，長沙的存亡，關系抗戰全局的成敗，我決心以身殉國，設若戰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顧，務令五子皆能大學畢業，好好做人，繼我遺志，報效黨國，則我含笑九泉矣。希吾妻勿悲夫子珊。民國三十一年元旦。

正義行事

在黃埔軍校，方先覺因軍需貪污學員伙食費導致學員飲食下降，與這位軍需打了起來，后受到懲戒，被黃埔軍校開除學籍。

方氏舊居

方先覺的一位舊日同僚借用退休金投資失敗而無力償還，以致方先覺的晚年生活較為清貧，他的居所因年久失修幾近于危房。曾經租住過方氏舊居的舒適存將軍是這樣評價這間老房子的：“一切都好，就是無法睡覺，此屋年久失修，老鼠成群，蟑螂成堆，老鼠夜間跑馬，我可以忍受，蟑螂一夜數次在我臉上旅游，實在可惡，我年逾八旬，吃勿消，子珊是如何住了二十多年”？而方先覺則回應道：“每逢臺風大雨，我比他更緊張，精神負擔更重，萬一倒塌，何以對適公”。由此可見方氏舊居是如何殘破，這一情況一直到國民大會籌措資金為方氏籌建新居后才得到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