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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審判（Tokyo Trial）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軸心國成員國日本的主要戰犯作出的軍事審判，于1946年5月3日開庭，1948年11月12日宣告結審閉庭。

1944年1月，為處理軸心國的戰犯問題，同盟國集團成立同盟國戰爭罪行委員會；次年7月，《波茨坦宣言》明確表示將審判日本的戰爭罪犯。1946年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頒布；同年4月，由美國、中國、英國、法國、蘇聯、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印度、菲律賓11國指派的11名法官組成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形成。

東京審判對日本的部分甲級戰犯作出了宣判，其中包括原首相東條英機、原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原駐德大使大島浩等日本重要的政治、軍事、外交人物。自開庭以來，東京審判歷經檢方立證、辯方反證、審理、宣判四個階段，25名被告中有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被判絞刑，木戶幸一、平沼騏一郎等16人被判無期徒刑，東鄉茂德和重光葵分別被判處20年和7年有期徒刑。1948年12月23日，7名死刑戰犯在東京巢鴨監獄被執行絞刑。

東京審判在主流上被認為是一場正義的審判，是對戰爭責任的合理合法的追究，也是司法公正的體現；但也有部分人士（尤以日本方面為甚）對其正義性和合法性提出質疑。此外，東京審判的結果并不徹底，彼時的日本國家元首昭和天皇并未被列為戰犯，政治集團和組織也免于被訴，此后還有眾多甲級戰犯嫌疑人被盟軍和日方釋放。

歷史背景

宣言的發布和日本的投降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時，同盟國集團就已經在討論審判戰爭罪犯的問題。1943年10月，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召開外長會議，11月1日以三方元首的名義發表了《莫斯科宣言》，三國在宣言中就懲罰主要戰犯之暴行達成了一致（此時《蘇日中立條約》尚有約束作用，因而宣言中并未提及日本）。1944年1月，同盟國集團協商成立同盟國戰爭罪行委員會，負責搜集犯罪證據和提供戰犯名單，后來其職能擴大到處理戰犯的整體問題。同年5月，戰爭罪行委員會協商成立遠東小委員會，次年1月落實。

就懲處戰爭罪行的方式，反法西斯同盟內部曾存在分歧，部分個人和團體主張對捕獲的戰犯盡快處決即可，但各國政府最終形成了由盟國設立軍事法庭進行審判的共識。1945年7月，波茨坦會議召開。會議正面討論了日本的戰犯問題，美、英、中三國聯合發表了針對日本的《波茨坦宣言》，在敦促日本盡快投降的同時也指出要對其戰爭罪犯“處以法律之裁判”。

1945年8月15日，在多方壓力下，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中的一切條款，由此，同盟國集團審判日本戰犯的主張得到了日方的同意。日本投降后，以美國為首的盟軍迅速對日本實行軍事占領。1945年9—12月，盟軍分四次、九批，逮捕了總共127名甲級戰犯嫌疑人。在逮捕前后，前陸軍元帥杉山元、前首相近衛文麿等日本重要人物自殺；前首相東條英機在逮捕令發出前就試圖開槍自盡，但因子彈未擊中心臟而被救回。

國際法庭的形成

1945年11月—1946年9月，同盟國集團進行了針對納粹德國主要戰犯的紐倫堡審判，對東京審判產生了及時且關鍵的借鑒作用（由于日本投降比預期提前了將近半年，當時同盟國對審判日本戰犯的準備還較不充分）。1945年8月以降，在紐倫堡方面頒布《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后不久，遠東小委員會就一定程度上參照其方式和程序，確立了以美國為主導的盟國審判模式（紐倫堡審判由美、蘇、英、法四國平權主持）。

由于美、英、蘇在1945年達成的“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使日本投降及占領和官制日本各最高條款一一實現”的協議，時任駐日盟軍指揮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被賦予了廣泛的權力，對戰犯審判工作而言亦是如此。1945年12月，國際檢察局作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起訴機關而成立，由美國檢察官季南擔任檢察長（或稱首席檢察官）；國際檢察局負責確定戰犯名單、調查取證、撰寫起訴書并在東京審判中擔任訴訟方。次年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由國際檢察局參照《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擬定）發布；同時發布的還有組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通知。1946年4月，憲章內容略作調整，將法官人數增加到11名；至同年5月，以澳大利亞法官韋伯爵士為庭長的11名法官均已抵達東京。國際檢察局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人事任命及憲章和通知的公布均須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形式確認。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是東京審判的程序法和實體法，共五章十七款。憲章中規定了“反和平罪”“普通戰爭罪”“反人道罪”三項罪名，其中以策劃、發動、實施侵略戰爭的“反和平罪”作為區分甲級戰犯和乙丙級戰犯的主要標準。自1943年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之后，同盟國集團逐漸形成了主要戰犯交由國際法庭審判，其他戰犯由各國自行組織審判的模式，東京審判的主要對象即為日本的甲級戰犯，起訴書中的原告方也為對日作戰的11個主要同盟國，法官和檢察官人選亦為11國提名產生。

審判經過

起訴和開庭

1945年秋至次年年初，中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各自提出了甲級戰犯名單（澳大利亞堅持將日本天皇列為戰犯，中國在美國影響下放棄追究其責任；英美認為日本戰爭責任的起點為偷襲珍珠港，中國則一貫堅持自九一八事變起算），國際檢察局自其中擬定出一份26人的名單，后又在蘇聯代表團的要求下增至28人。由于松岡洋右（前外長）、永野修身（前海軍元帥）兩人在被捕后患病身死，大川周明（政治思想家）在開庭之后確診精神病，亦不予審判，東京審判最終的被告人數為25人。除法庭、檢察局、被告外，憲章還承認被告有權進行辯護及延請辯護人，因而人數多達百余名的辯護陣容也是東京審判的重要參與者。

1945年4月29日，國際檢察局對28名甲級戰犯的起訴書被公諸社會并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接受。起訴書將被告的罪狀分為反和平罪、殺人罪、普通戰爭罪及反人道罪三大類，多達55條，后來法庭將之精簡為10條，并去掉了不被列入憲章的殺人罪一類。

1945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開庭。開庭之初為庭長致辭、宣讀起訴書、認罪傳訊等禮儀性環節，但辯護團反復嘗試對法庭和法官的合法性提出質疑。5月6日，辯護團副團長清瀨一郎認為國際法庭的法官應當回避東京審判，此要求未經充分展開便被駁回。5月13日，清瀨一郎又提出了以法庭管轄權為核心的一系列質疑，包括“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應當按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這兩款罪名均在《波茨坦宣言》之后出現）不予適用、泰國和“滿洲國”等地區應自訴因中排除、反法西斯同盟也應遵守《波茨坦公告》、日本的投降是“有條件投降”等等。在激烈的法庭爭論后，清瀨一郎的動議被韋伯全部駁回。

檢方立證和辯方反證

1946年6月4日，東京審判進入對被告犯罪事實的正式審理階段，以檢方立證開始。在開庭之前，檢方著重進行了錄取被告口供、整理文件材料、實地采訪調查等工作，根據收集得到的證據整理出起訴書中的55條訴因，并在法庭上分15個階段進行立證。檢方的控告涉及到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策劃建立偽滿洲國、實行南京大屠殺、建立軸心國集團、策劃實行珍珠港襲擊、在菲律賓實行反人道屠殺等等重要事件，除紙面證據外，京都大學教授瀧川幸辰、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南京大屠殺生還者尚德義、美國國務院顧問巴蘭坦、美國海軍上將理查森等眾多人士受邀出庭作證。檢方舉證持續到1947年1月27日方告一段落，此后辯論團又與檢方展開激烈的論爭，最終前者關于撤銷被告指控的動議悉數被法庭駁回。

1947年2月24日，辯論團和被告開始反證。辯論團將反證分為“一般問題”“滿洲和滿洲國相關事項”“中華民國相關事項”“蘇聯相關事項”“太平洋戰爭相關事項”五個部分對檢方的訴因展開批駁，同樣列舉了大量證據、延請了眾多證人，這個過程持續到同年9月9日。9月10日，庭審進入被告個人反證階段，被告被允許出庭充當自己的“辯護證人”（如此做法也可使被告當庭承認檢方事先錄取的口供作為證據的合法性），最終東條英機等16名被告行使了這項權利（1947年12月30日—1948年1月7日檢方對東條英機的當庭訊問引起了世界范圍內極大的關注）。1948年1月12日，被告個人反證結束，至此辯方反證階段亦告落幕。

審理和宣判

辯方反證結束后，庭審即刻進入審理最終階段。在檢方和辯方先后進行反駁立證、檢方進行最終答辯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于1948年4月16日宣布結審，此后法庭開始撰寫判決書，這個過程不向社會公開。

東京審判體現出濃厚的英美法系色彩。除庭審程序繁雜之外，審判完全適用證據主義原則，法官自由斟酌的空間很小；但東京審判對證據的標準相較于傳統英美司法有所放寬，檢方錄取的被告口供因而得以成為判決依據。此外，由于11名法官內部對“反和平罪”之管轄權存在重大爭議，法庭最終形成了由多數派（美國、蘇聯、中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菲律賓，認定法庭具有裁定反和平罪的權力）于1948年3月成立起草委員會主責判決書之起草、少數派以書面方式參與并撰寫個人意見書的宣判模式，且定罪量刑環節仍舊由全體法官投票參與（投票以無記名方式進行）。即便是量刑投票環節，法官們之間依舊存在較大分歧，多數被通過的死刑判決的投票結果為7比4，廣田弘毅的死刑更是僅以6比5的微弱多數被通過。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重新開庭，判決書以英語和日語當庭宣讀，至12日方宣讀完全文。判決書共分為A（1—3章）、B（4—8章）、C（9—10章）三篇，分別闡述了法庭與法理、事實認定、罪狀和量刑等內容。11月12日下午，法庭公布了東京審判的量刑結果：25名被告全部被判定有罪，其中7人判處絞刑、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2人被判處有期徒刑。至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結審閉庭，共計開庭817次，歷時416天，419名證人出庭為檢方和被告作證。

行刑

自被捕后，東京審判的甲級戰犯嫌疑人被集中監押在東京的巢鴨監獄中。判決結果宣布之后，部分被告的辯護人以判決在法理上不當為由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提起訴訟，美方在國內外壓力下最終以無權管轄為由拒絕受理，死刑的執行自此塵埃落定。行刑前，東京進入戒嚴狀態；1948年12月23日凌晨，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在東京巢鴨監獄被執行絞刑。1951年，日本政府與反法西斯同盟簽訂《舊金山和約》，宣布接受東京審判的結果。

其他地區的日本戰犯審判

按照同盟國此前的審判構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犯有“反和平罪”的主要戰犯多為在全世界范圍內造成重大損失的政府領導人，故而設置國際法庭進行審判；其余戰犯則交由其戰爭罪行發生國自主設立的軍事法庭進行審理。自1945年10月以來，美國、澳大利亞、中國（包括民國政府和新中國政府）、菲律賓等八國、九政府先后對其負責審判的日本戰犯召開軍事法庭，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中的普通戰爭罪和反人道罪為名進行起訴。

據不完全統計，戰后各國針對日本戰犯進行的審判多達兩千二百余件，被告人數合計5700人，各國法庭在定罪時既可以援引國際法、也有權適用本國刑法。最終有934人被判死刑、3419人被判徒刑、1018人無罪釋放、279人遭到其他類型刑罰的懲處。

事后的波折

東京審判結束后，巢鴨監獄中仍關押著一批未被起訴的甲級戰犯嫌疑人，原本列席東京審判被告、后來被鑒定為精神狀態異常的大川周明亦看押在此。1948年12月24日，在東京審判死刑執行之次日，盟軍最高司令部突然下令將巢鴨監獄中的19名甲級戰犯嫌疑人全部釋放，宣布不將之交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進行審判。除大川周明外，日后競選就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亦在這批戰犯之列

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后，日本國內政治風氣進一步轉變；次年，日本眾議院通過了《關于釋放戰爭犯罪受刑者的決議》。至1956年3月，除已經在獄中去世的梅津美治郎、小磯國昭、白鳥敏夫、平沼騏一郎、東鄉茂德等五人外，所有本在服刑期間的東京審判甲級戰犯均被釋放。1978年，日本民間極具影響力的宗教機構——靖國神社，將東條英機等14名日本甲級戰犯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入神社中合祀；此后，日本先后有數任首相赴靖國神社參拜，但大多以私人名義參與此活動；2013年12月，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公然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并向“亡靈”匯報內閣工作。

21世紀以來，日本第一大黨：自由民主黨，成立專門機構“檢討”東京審判；2013年3月，安倍晉三在日本眾議院公開宣稱東京審判是“勝者的審判”，反映出日本官方在為東京審判翻案上不斷顯化的傾向。日本民間對東京審判的態度也多有改觀，多數日本民眾支持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

日本理論界對東京審判的批評同樣快速成長。20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主流觀點由一面倒地肯定東京審判快速轉變為對其的否定聲浪，“勝者的審判”論迅速傳播，對法庭管轄權得質疑亦大行其道。即便是日本的左派人士，對東京審判也存在一定的意見，譬如在戰爭中損失最嚴重的亞洲國家在審判中的話語權遠不如歐美國家、美蘇的意識形態爭端嚴重損壞審判的道義性，等等。這些對東京審判的批評意見不論出發點如何，都對社會面接受和肯定東京審判的積極面產生了負面影響。

評價

東京審判作為人類歷史上極為罕見的國際大審判，在主流上一貫表現出正面的形象。審判結果公布當天，日本主流媒體《朝日新聞》就發表社論，承認東京審判“具有值得大書特書的意義”、肯定東京法庭“具有無可動搖的權威”，并積極反省本國在戰爭中的責任。中國的南京國民政府亦“認為判決書甚屬公允，而無修正之必要”；美國、菲律賓等國家的媒體紛紛發表社論承認東京審判的合法性和正義性。

理論界中對東京審判的也存在眾多研究。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就指出，東京審判“把‘人’的法律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人道和人權觀念在世界范圍內的進一步覺醒。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朱文奇認為東京審判將懲治侵略行為和追究軍政要人之刑事責任列為國際法中的重要原則，為維護世界和平、完善國際法治秩序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院長宋志勇在承認東京審判存在部分不足的同時在整體上肯定了東京審判對公平正義這一法的最高理念和價值的凸顯。

但東京審判并非完美無瑕。宋志勇對比了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指出日本官方對審判的自省行為遠不如德國。山西師范大學的郭小鵬同樣對比了兩場審判并指出東京審判的數個不足之處：僅起訴個人而對軍部、櫻會等犯罪團體不予審判；因受美國控制而對日本天皇和皇族不予起訴；日本國內沒有再進行自我審判。郭小鵬認為東京審判的這種不徹底性對戰后日本官方與民間的態度變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