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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立煌(1897年2月16日—1960年1月17日)，又名輝珊，字俊如（一作君儒），安徽合肥人，愛國將領，抗日名將，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中央軍嫡系部隊中的“五虎上將”之一。

1897年2月16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衛立煌出生于安徽合肥東郊衛楊村的農民家庭，辛亥革命后考入兵營，后于1912年在安徽和縣革命軍當兵。1914年入湖南都督湯薌銘部學兵營,畢業后在上海參加“肇和”艦起義反對袁世凱。1915年到廣州市投粵軍,由排長遞升至旅長，曾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北伐、鎮壓廣州商團叛亂和國民革命軍東征陳炯明的作戰。此后，衛立煌在跟隨孫中山進行討伐的過程中,屢次因功升遷。孫中山去世后，衛立煌部被編為國民革命軍上校團長，于1926年起開始率軍北伐，曾在與直系軍閥孫傳芳部的作戰中取得“龍潭大捷”。1931年起參加“圍剿”紅軍，自師長升為軍長，后任“剿共”軍總預備軍總指揮。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衛立煌率部北上抗日，于1937年10月在忻口戰役中阻擊日軍，未讓日軍突破忻口防線，后因日軍進攻太原市，衛立煌被迫下令放棄忻口，在臨汾市一帶與日軍進行第二次阻擊戰。戰斗中，衛立煌部被日軍包圍，在八路軍的協助下，衛立煌得以借道延安市成功脫身。同年，衛立煌到達延安后，對中國共產黨有了較深的了解。在華北抗日期間，衛立煌與八路軍形成了良好的關系，在中國國民黨掀起新的“反共”思潮時，衛立煌以和談的方式避免與八路軍產生直接沖突。1943年冬，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失利，衛立煌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國遠征軍司令。他率部向日軍發起反攻作戰，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戰略任務。國共內戰爆發后，衛立煌被迫赴沈陽市任東北地區“剿總”司令，因與蔣介石在作戰方案上產生矛盾，被蔣介石奪取職務直接指揮，最終國民革命軍在遼沈戰役中失敗，東北全境解放，衛立煌因此被蔣介石革職，后被軟禁于南京。衛立煌被軟禁后，利用除夕松懈的防守逃往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1955年3月，衛立煌拒絕了中國國民黨讓他去臺灣的安排，從香港回到北京，他成為第一個從海外歸來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為祖國統一貢獻力量。衛立煌先后擔任過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并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務委員。1960年1月17日，衛立煌因心肌梗死等病在北京逝世，終年六十四歲，骨灰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衛立煌在成功指揮中國遠征軍滇緬反攻戰后，其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中國常勝將軍”。日軍將領香月清司稱贊他為“支那虎將”。毛澤東評價衛立煌: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

2020年5月18日，安徽省合肥市衛立煌故居陳列館宣布正式開放。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1897年2月16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衛立煌出生于安徽合肥東郊衛楊村的農民家庭。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衛立煌的父親、二哥、二嫂接連在瘟疫中去世，母親宋氏因此哭瞎了眼睛，全家都依賴于大哥衛立炯在縣任職維持生計。

衛立煌少時在鄰村讀私塾，辛亥革命后，大哥衛立炯任和縣軍事訓練班主任，衛立煌前往投奔大哥，開始從軍。“二次革命”期間，和縣宣布獨立，后袁世凱派兵鎮壓，衛立煌與大哥等人參加群眾武裝隊伍進行抵抗，失敗后潛逃回家。

參加革命

1914年，衛立煌到武漢漢口投奔親戚謀職未有所成，恰逢湖南軍隊在武漢招收學兵，衛立煌前往報考被成功錄取進入學兵營。在學兵營中，衛立煌進行了嚴格的軍事訓練，掌握了基本的軍事知識，同時也開拓了眼界。從學兵營結業后，衛立煌不愿加入北洋軍，遂追隨自己合肥同鄉、民主革命宣傳家范鴻仙赴上海“討伐袁世凱”。到上海后，衛立煌曾將炸彈投進上海高昌廟袁世凱的兵營。

“討袁”失敗后，衛立煌于1916年到達廣州市，投入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在孫中山的大元帥衛隊營中任職。衛立煌得以有機會聽到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在一次受傷歸隊后衛立煌被調到大元帥府參軍長許崇智麾下任排長。1918年5月，衛立煌被編入粵軍第二支隊，隨許崇智入閩討伐北洋政府的福建省督軍李厚基。在一次夜戰中，衛立煌的隊伍被沖散，衛立煌當即挺身而出，集合百余人沖進對方的指揮部，使得戰斗反敗為勝，衛立煌也因此晉升為連長，不久又升任營長。1920年，在討伐桂系軍閥成功后回師時，孫正式贈予衛立煌一張六寸單人照片，并親筆作“立煌同志，孫文贈”。

1922年，粵系軍閥陳炯明叛亂，衛立煌在從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用巧計困守陣地，不放一槍，使得對方摸不清底細，最終因怕中計而離去，衛立煌成功完成守備任務，升任團長。次年，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重登中山艦，與討伐陳炯明有功之人進行合影留念，衛立煌得以參加并受到孫中山的倍加勉慰。

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的消息傳來，衛立煌悲痛不已。9月，衛立煌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負責攻打惠州城，于10月13日率第九團攻打西門。次日下午，衛立煌率部親自攻入西門，最終在一番混戰后攻克了當時號稱“南方地區第一天險”的惠州城。隨后，衛立煌率隊開赴海豐縣，與友軍擊潰陳炯明的林虎部，繳獲槍支六千余。

參與北伐

孫中山去世后，蔣介石獲取了國民政府的大權，將廣東省各軍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衛立煌部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第九團，衛立煌出任上校團長，歸第一軍軍長何應欽節制。

1926年7月開始率部北伐，在永定區、松口兩戰中擊潰周蔭人部后升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四師副師長兼前敵總指揮，不久又升任師長。平定福建省后，衛立煌進入浙江省與直系軍閥孫傳芳作戰，衛立煌利用靈巧戰術且戰且進，多獲勝利。次年3月，南京光復，衛立煌部第十四師主力進駐南京近郊。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建立南京國民政府，衛立煌部進駐南京，后又移駐鎮江市。

不久，蔣介石在國民政府的派系斗爭中被迫下野。8月底，直系軍閥孫傳芳襲擊南京，衛立煌率部在龍潭車站北側的高地與孫傳芳部拼殺六晝夜，成功擊潰孫傳芳，后又追擊對方至蚌埠市，取得了龍潭戰役的勝利。蔣介石復職后，對于在龍潭戰役中立下戰功的衛立煌沒有提拔，卻將劉峙、顧祝同兩個親信提拔為軍長，衛立煌一怒之下跑去了上海市休假。

1928年冬，衛立煌任南京衛戍區副司令并被保送到北平（北京）陸軍大學特別班學習，成為同期中唯一帶職學習的學員。

參與圍剿

1930年初，西北軍將領石友三倒戈反蔣，衛立煌奉命回安徽組織軍隊，組成第四十五師，并出任師長。蔣閻馮大戰期間，衛立煌奉命保持津浦鐵路南段的暢通。次年，第四十五師擴編為第十四軍，衛立煌任軍長，駐守杭州市。

1932年，蔣介石調集大軍向鄂豫皖蘇區發動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爭，衛立煌被派為中路第六縱隊指揮官率李默庵第十師和蔣伏生第八十三師，先是在平漢線南段花園車站附近活動，8月上旬向河口鎮進發。適逢中國工農紅軍向紅安縣轉移，衛立煌部與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中國工農紅軍第九軍等主力軍遭遇。衛立煌第十師被紅軍伏擊，消耗兵力甚多；第二縱隊也先后在黃安、新集、七里坪等地被紅軍重創，停滯不前。

國民黨軍隊受挫后，各部為保存實力而按兵不動，蔣介石采用重賞的辦法，下令各縱隊向鄂豫皖蘇區的軍政中心金家寨進擊，并表示先占據金家寨的，即用占領者的名字命名，并改為縣治。9月上旬，衛立煌奉命策應受阻的陳繼承部。由于紅軍主力已西撤，衛立煌趁虛占領了金家寨，得到蔣介石的親自慰問。蔣介石除了給予衛立煌金錢獎勵外，還將安徽的六安市、霍山縣、霍邱縣和河南省的商城、固始縣五個縣的部分地區劃出，以金家寨為中心，成立縣的建制，稱“立煌縣”。立煌縣的設置使得衛立煌名聲大噪，也引來了其他國民黨軍官的忌妒。

1933年，衛立煌再次奉命參加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出任贛江“清剿”總指揮，受前敵總指揮陳誠節制。不久，“閩變”開始，第十九路軍蔣光、蔡廷聯合李濟深等人發動福建事變。衛立煌被蔣介石任命為第五路軍總指揮，率五個師由江西撫州經閩西北、沿閩江順流而下,直達福州市外圍，后又在閩江以南設伏截擊第十九路軍，最終衛立煌與第十九路軍達成改編協議。蔣介石對此表示非常滿意，于1935年11月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次年加封陸軍上將銜。

團結抗日

1936年12月初，衛立煌陪同蔣介石到西安市參加會議，受到張學良的宴請，在宴席上衛立煌與張學良相談甚為投機。宴席結束后，張學良親自開車送衛立煌回西京招待所。隨后，西安事變爆發，衛立煌與蔣介石一道被扣押于西安。期間，周恩來把衛立煌當作了重點的團結對象，對他做了多番工作，使得衛立煌開始認識到團結抗日的重要性。1937年春，衛立煌在安徽六安同紅二十八軍軍長高敬亭談判，達成了中國工農紅軍改編協議。

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任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的衛立煌給蔣介石發電表示抗日不可軟弱讓步。后又奉命到廬山參加會議，討論抗日問題。7月底，駐天津市的日軍向中國駐軍第三十八師發起攻擊，占領了大沽街道一帶，后又接連增兵，平津地區的戰局一時間陷入危急。衛立煌得到南京軍委會的批準后，立即率兵北上。

北上抗日

衛立煌率兵北上途中，平津地區已失陷，1937年8月初衛立煌率領第十四軍到達保定市以北，繞過滿城區進入了太行山東面的狼牙山、梁各莊、大安山等地，在敵軍側面進行行軍，主力軍則進入百花山、史家營附近。當時，日軍的板垣第五師團正進軍懷柔區，衛立煌立即命令第八十三師從敵背后進攻。同時，集中在南口、赤城縣、延慶區一線的兩個師，對板垣第五師團進行南北夾擊；衛立煌又命令第十師趁北平市空虛之際向門頭溝區急進；第八十五師則從大安山尋機向豐臺區進軍，前往襲擊日軍在華北的最高司令部。但衛立煌的計劃最終因漢奸的出賣而被日方獲悉，日方立即變更了部署，板垣第五師團立即分兵阻擊。自8月19日至9月10日，衛立煌各部均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斗。

日軍見雙方一直相持不下，開始向良鄉增兵，企圖包抄衛立煌部的后路。衛立煌立即利用地形向南轉移，一路上采取進進退退、打打走走的策略，使得部隊全部沖出包圍圈，到達指定地點遂城鎮會合，后又繼續南下參加保定會戰，后因保定會戰的指揮官劉峙不戰而棄，導致保定失守。衛立煌又沿京漢鐵路行軍至石家莊市待命。

忻口會戰

1937年9月，日軍集結約十四萬兵力分兵作戰，攻陷大同市后突破晉綏軍內長城防線，逼近忻口。10月，衛立煌奉蔣介石之命馳援山西省，在抵達太原市后與閻錫山會面，商討作戰計劃。不久，衛立煌被南京軍事委員會任命為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統轄晉北的中央軍和晉綏軍約十多萬人，在忻口阻擊有五萬多兵力的日軍。

衛立煌在與晉綏軍將領閻錫山和八路軍總司令朱德進行研究后，確立了作戰方案，以第十四集團軍主力作為機動力量，以李默庵的第十四軍、郝夢齡的第九軍、劉茂恩的第十五軍為基礎，組成左、中、右三個兵團，在忻口以北的龍王堂、南懷化、大白水、南峪之線布防。

10月13日，日軍三個師團和特種部隊在飛機、戰車和重炮的掩護下對忻口發動猛攻。衛立煌指揮部隊與日軍多番激戰，占據南懷化以南的制高點靈山，打開了日軍防線的缺口。衛立煌進行實地查看后，下令李仙洲師進行反擊，但遭遇失敗。衛立煌又調動第十四集團軍郝夢齡軍和陳長捷軍再次進行反擊，試圖殲滅日本陸軍第五師團，奪回南懷化要地。戰斗打響后，衛立煌部遭到了日軍的逆襲，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混戰，最后進行了肉搏，衛立煌部傷亡慘重，第九軍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獨五旅長鄭廷禎殉國，官兵傷亡人數達數千人。

忻口戰役爆發至10月31日，在雙方激烈的戰斗中，日軍仍不能突破中方的防線。衛立煌只好暫取守勢，待進一步消耗敵人后，再由左翼發動攻勢。在衛立煌準備發動攻勢期間，從東面進攻太原市的日軍突破娘子關，直入太原。衛立煌擔心一旦敵軍割斷太原與忻口之間的聯系會又被日軍逐個擊破的可能性，于是在11月1日被迫撤出忻口陣地，向太原靠攏，忻口會戰結束。

第二次阻擊戰

11月6日，衛立煌還未來得及進行重新部署，日軍第二師團便切斷了太原通向晉南的道路，同時日軍第五師團進攻太原，11月9日太原失守。衛立煌只好率部至介休市、孝義市一帶筑工堅守，與日軍對峙。1938年初，衛立煌出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前敵總指揮，指揮山西省境內的全部中央軍。為了能夠更好的抗日，衛立煌在春節期間與第十四集團軍軍長李默庵和第九軍軍長郭寄嶠，從臨汾市到洪洞縣給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拜年。

1938年2月，華北方面軍集中了10萬兵力，由太原市入攻晉南。衛立煌與閻錫山、朱德在臨汾召開了軍事會議，衛立煌認為日軍南下的戰略是速戰速決，應當采取持久戰略，爭取時間，讓兄弟部隊轉入太行山、呂梁山、中條山和敵后，并確定在臨汾背面的韓信嶺一帶構筑防御工事，采取陣地戰的辦法阻擊日軍，開始了忻口戰役后的第二次阻擊戰。

戰斗開始后，雙方爭奪激烈，日軍無法從正面突破中國國民黨軍隊的防線，于是以主力軍向向韓信嶺正面陣地對衛立煌部進行猛攻的同時，分兵向隰縣前進，試圖從左翼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包抄，衛立煌當即命令軍隊進行全線反擊。堅守韓信嶺第十天時，衛立煌見戰略目的已經實現，遂命令部隊向中條山轉移。在衛立煌率部隊渡汾河與主力軍會和時，汾河的橋梁被日軍全部炸毀，衛立煌只好率部途徑八路軍第115師防地向東轉進，在石樓縣、白兒嶺等地再次遭遇日軍的圍殲，后在八路軍（八路軍）的出兵阻擊下，日軍被阻擋，衛立煌得以脫離險境平安轉移至山西西部的永和縣。4月，衛立煌借道延安市，又經西安市到達中條山脈的垣曲縣，與主力會合。

成立戰地工作團

1938年4月17日，衛立煌等人到達延安，受到了毛澤東等人的歡迎和接待，隨后衛立煌對延安進行了參觀，并在參觀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時進行了演講。此外，衛立煌還觀看了戰地服務團演出的以團結抗日為內容的文藝節目。事后，衛立煌參照戰地服務團的樣子，集中了幾十名北平（北京）流亡學生和陜北公學的畢業生，組成了“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部戰地工作團”，并從八路軍中引進了一批人才。衛立煌規定該戰地工作團的任務是在軍隊中進行宣傳工作，搞好與民眾的關系，以在條件成熟時轉變為第二戰區的政治工作的領導機構。

衛立煌仿照延安市的做法，在各處顯眼的地方貼上了宣傳抗日的標語、畫上了中國和世界地圖、創辦了流動圖書館，以及舉辦了一些表演小節目。在工作團的協助下，衛立煌填詞創作了《第十四集團軍軍歌》。離開延安到達西安市后，衛立煌下令撥給八路軍步槍彈一百萬發，手榴彈二十五萬枚和牛肉罐頭一百八十箱。

拒絕“反共”

1939年1月，衛調任抗日戰爭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長官部設在洛陽市，下轄十一個集團軍，并可調用第二、第三、第九、第十戰區的部隊，共約二百萬人。同時，衛立煌還兼任了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這一時期，正是中國國民黨內外政策發生轉變的時期，國民黨在多地制造了一些“反共”摩擦。

11月，第一戰區的轄區內在竹山駐留的新四軍負傷人員和家屬二百余人被國民黨和確山縣民團殺害，釀成“確山慘案”。衛立煌得知后盛怒，將南陽市專員朱玖瑩撤職，把負有責任的宛屬十三縣聯防主任別廷芳傳到洛陽關禁起來，并取消了民團預備隊。

12月，第八集團軍司令孫楚指揮所屬部隊在晉東南摧毀了七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制造了“晉西事變”。孫楚由此遭受到了新四軍決死隊的反擊，期間衛立煌嚴守中立，最后孫楚的部隊損失嚴重。事后，孫楚見衛立煌時指責對方“保存實力”“見死不救”等。蔣介石對此事也不肯罷休，一面下令要八路軍撤出太行山以南地區，一面給衛立煌打電話，要把八路軍打出去。衛立煌則認為這樣做會影響抗日，在蔣介石的責罵下，衛立煌只好到晉城市，召集第二十七軍軍長范漢，第九十軍軍長劉戡和第十四軍軍長陳鐵進行戰斗準備。私下，衛立煌與朱德進行了談判，雙方約定以臨汾市、當留公路及長治市、平順縣、磁縣之線為界，南為國民政府軍隊駐區，北為八路軍駐區。協議簽訂后，八路軍主動退出太行山以南地區，避免了一場戰爭。

1940年初，衛立煌被任命為冀察戰區總司令。九十七軍軍長朱懷冰糾合龐炳勛、張蔭梧等部，向太行區八路軍駐地進犯，遭到反擊。朱懷冰向衛立煌急電請求救援，被衛立煌拒絕，結果朱懷冰主力部隊及“反共”武裝萬余人被殲滅。同年秋，衛立煌北上太行山，奉蔣介石之名與朱德協商雙方活動和抗日防衛的地區，最后劃定漳河為界避免摩擦。蔣介石指責衛立煌偏袒八路軍。

屢遭指責

1941年3月，衛立煌奉命到重慶市述職，再次受到蔣介石的責備，并計劃撤去他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職務。衛立煌一怒之下請假到峨眉山休息。5月，日軍集中15萬人力發動中條山戰役，國民黨軍被日軍在中條山地區形成包圍之勢。時值衛立煌在峨眉山，蔣介石派何應欽前往西安市，改變了衛立煌的部署。衛立煌得知后，從峨眉山趕到洛陽市指揮軍隊從日軍的薄弱之處鉆出包圍圈，并向日軍的背后進攻，迫使日軍停止了進攻。事后，衛立煌指責何應欽改變了自己的部署計劃，導致中條山作戰失敗，但蔣介石卻要衛立煌承擔失敗的責任。

9月初，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崗村寧次集結軍力進犯鄭州市，衛立煌來不及調動兵力導致鄭州被日軍攻占。衛立煌認為鄭州是中原重鎮，若失去鄭州則中原難保。于是，衛立煌調集孫連仲、劉茂恩及川軍李家鈺等地方集團軍，協同孫蔚如的第四集團軍和孫桐萱的第三集團軍，計劃于13日拂曉全面反攻，收復鄭州。衛立煌在黑石關的臨時前進指揮所親自指揮。在衛立煌準備反攻時，援軍第三集團軍車靜師長電告衛立煌，所部不能按時到達制訂地點。衛立煌對其進行了嚴厲警告，使得其他軍隊不敢再停滯不前。在衛立煌的指揮下，國民黨軍于10月31日收復鄭州市。

12月，衛立煌參加了中國國民黨的九中全會，在會上蔣介石再次責備了衛立煌對八路軍的迅速發展限制不力一事，衛立煌為此據理力爭。次年1月，衛立煌被革去二級上將軍銜，后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職務，調任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主任，至此衛立煌被削去了軍權。

赴緬抗戰

再被啟用

1942年3月，衛立煌被蔣介石任命為遠征軍第一路軍司令官，率軍入緬甸作戰。當衛立煌到達重慶市后，八路軍駐洛辦事處紀念館處長袁曉軒被戴笠收買，將衛立煌與八路軍的關系和盤托出。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改由羅卓英擔任，衛立煌回到成都市閑居。次年冬，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失利，在盟軍的強烈要求下，衛立煌被再度啟用，恢復上將軍銜，并出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

衛立煌到達遠征軍指揮部后，進行了重新的戰略部署，將指揮部由云南省的楚雄向前推進到距怒江前線僅有70公里的保山縣，并積極作好反攻的準備。為了不區別對待，衛立煌將原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的五十三軍全部換成了美械裝備，使得將士深受鼓舞。

強渡怒江

衛立煌在對緬甸戰場的形勢進行研究后，制訂了反攻作戰方案，決定以第二十集團軍負責攻擊，由粟柴壩、雙虹橋強渡怒江，進攻騰沖市；以國民革命軍第十一集團軍擔任防守，視情況進攻；還擬定以空軍對緬北緬東至滇西道路上的所有橋梁、涵洞、遂道、窄路實施轟炸，以阻滯緬北的日軍本田第三十三軍和緬東的牟田口第十五軍出兵支援滇西日軍。

5月11日，衛立煌下達了實施反攻、強渡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命令。由新編第三十三師、第八十八師、第七十六師抽調組成的加強團和第五十四軍各師分別渡過怒江，向平戛的日軍進攻，于13日成功攻占平夏，迫使日軍向芒市潰逃。15日，第三十五軍攻占大塘子后，衛立煌下令該軍第130師、116師進攻高黎貢山，擊潰了日軍五十六師團。21日，第五十三軍進抵瓦甸江、直街以東之線，并渡過蠻里河，直接威脅敵之戰略要地騰沖市。

至此，衛立煌指揮部隊完成了強渡怒江的初期反攻任務，美國的《時代》雜志封面刊登了衛立煌騎馬的照片，并對衛立煌和他的抗戰事跡進行了專題評論，標題為“常勝將軍衛立煌”。

全面反攻

渡過怒江后，衛立煌通過對戰局的分析后，決定變更部署，全面轉入戰略反攻，集中力量進攻騰沖、龍陵縣，與駐印軍會師緬北，打通中印公路。6月1日，衛立煌以國民革命軍第十一集團軍為左派集團，渡過怒江，向松山、龍陵、芒市攻擊；以已過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集團軍配屬預備第二師為右派集團，集中力量攻擊騰沖市。此外，衛立煌還征得了美國軍隊聯絡部隊司令官竇恩的同意，由盟軍轟炸機進行戰略性轟炸；戰斗機全部出動，作戰術性攻擊。在持續20日的戰斗里，右翼集團軍先后攻占了北齋公房、瓦甸、明芝、東固街等地,按預定計劃向騰沖發展，左集團軍也先后攻占了臘孟街和領安街。

8月中旬，衛立煌集中第106師、189師、第130師和第20師進行圍攻戰，經過一個月的激戰，攻占騰沖，日軍總司令部被摧毀，日軍第148聯隊被全殲。騰沖被攻占后，衛立煌親自到第八軍指揮所，指揮左翼集團軍圍攻松山。在其親臨前線的指揮下，第八軍和第七十一軍主力，通過采取坑道作業、步步緊逼、縮小包圍圈和加強炮擊的戰術，與10月中旬攻下松山，全殲日軍第113聯隊。

松山攻克后，左翼集團軍和右翼集團軍連成一片，衛立煌利用有利戰局命令兩集團軍乘勝西進，先后攻占龍陵縣、芒市、碗町，于1945年1月27日與駐印軍會師芒友，中印緬公路完全打通。至此，日軍除有百余人的殘部逃入緬甸叢林外，日軍全部被殲，打通中印公路的戰略任務完成。衛立煌獲得了蔣介石授予的青天白日勛章的最高獎賞，國民政府在云南昆明成立了陸軍總司令部，何應欽為總司令，衛立煌為副總司令。

衛立煌對副總司令這一職頗為不滿，遂稱病就醫，而后于1946年出訪日本、美國、英國等國考察軍事。

無心“內戰”

出任東北“剿總”

1947年10月初，衛立煌結束十國考察后回到中國。在當時的國共內戰中，中國國民黨在東北的局勢緊張，國民黨軍在東北的四十萬軍隊被迫縮在長春市、沈陽市、錦州市三個孤立的地區。衛立煌飛抵上海市后，便接到了蔣介石的召見，還被蔣介石任命為東北“剿總”司令，但被衛立煌回絕。此后在多方的勸解下，衛立煌于1948年1月正式出任東北“剿總”司令，兼東北行轅代主任，赴沈陽就任。

衛立煌到東北后，面對東北解放軍的冬季攻勢，衛立煌始終保持著“集中兵力，固守沈陽”的態度。他收攏部隊、集中力量、固守要點，并注意對部隊進行補充和訓練。在解放軍攻擊新立屯、遼陽市、法庫縣、鞍山市等城市時，各地守軍將領紛紛向衛立煌求援，蔣介石也再三電令衛立煌出兵解圍，但衛立煌始終按兵不動。

5月，蔣介石企圖令駐守在沈陽市的國軍主力撤退，又遭到了衛立煌的反對，二人由此產生了矛盾。衛立煌堅持認為如果沈陽主力向錦州市撤回，會被解放軍層層截斷，有分別被包圍的風險。因此若要撤退沈陽主力，應當打通沈錦交通，待沈陽、錦州兩地的軍隊會和后，再一同北上將長春市被圍的部隊拉出來，才能商議撤退之事。最后，蔣介石同意沈陽主力暫緩撤退，但需要做好準備。

遼沈戰役

1948年9月12日，遼沈戰役打響，東北解放軍主力突襲京哈鐵路，圍困錦州。錦州被圍后，東北地區大門被關閉，蔣介石急召衛立煌到南京執行作戰命令：即以沈陽主力直接出兵遼西地區，解錦州之圍，并夾擊錦州的解放軍。但衛立煌不同意蔣介石的意見，他認為錦州之圍應當等候關內部隊進行求援，待錦州解圍后再渡大凌河、出溝幫子街道，向遼西地區前進時，沈陽這里才能西出與東進兵團會師。蔣介石對衛立煌的意見也持反對態度，他要求衛立煌立即回沈陽指揮部隊出遼西。對此，衛立煌含糊其辭，表示“回去后與負責將領仔細商量后再作處置”，蔣介石派出參謀總長顧祝同隨同衛立煌飛赴沈陽，以監督衛立煌執行命令。

衛立煌回到沈陽后，在顧祝同的再三催促下，衛立煌憤然表示“我寧愿不干，也決不愿使沈陽主力單獨出遼西地區”，并表示“單獨出遼西，一定會全軍覆滅”。二人一番爭執下，顧祝同向蔣介石匯報了情況。10月3日，蔣介石親自飛抵沈陽，指責東北地區高級將領不想打仗，然后直接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組成“西進兵團”進行出擊，而后又組成九個師的“東進兵團”增援錦州市。

東北解放軍集中主力攻打錦州，將“西進兵團”阻擊新立屯鎮以北地區，并將“東進兵團”擋在塔山陣地以南。10月14日，東北解放軍發動了向錦州的總攻，歷經三十一個小時的激戰后，錦州解放，中國國民黨守軍十萬余人被全殲。蔣介石指責衛立煌指揮不力，以杜聿明為東北“剿總”副總司令，指揮廖耀湘兵團奪回錦州。衛立煌主張廖耀湘兵團退守沈陽市的主張被蔣介石拒絕。10月28日，在解放軍的攻擊下，廖耀湘兵團被殲，廖耀湘被俘。而后，解放軍開始重兵包圍沈陽。

蔣介石為推卸責任，下令衛立煌為東北地區“最高指揮官”，在葫蘆島市繼續指揮。而后，解放軍發動了對沈陽的進攻，在進攻沈陽市區時，衛立煌默然端坐在總司令部中，直至10月30日，蔣介石才派飛機將他接走。11月2日，沈陽守軍被殲，東北全境解放。

衛立煌以遲疑不決、坐失戎機，致失重鎮，被蔣介石下令撤職。

晚年生活

衛立煌在被撤職查辦之后，閑居于北平市的住所內。12月中旬，他包了一架美國的民航飛機，打算經由廣州市前往香港特別行政區寄居。在到達廣州下榻酒店時，被蔣介石的特務發現。衛立煌被接到南京家中進行軟禁，期間蔣介石先后兩次派人請他前往臺灣，但都被衛立煌回絕。12月15日，新華社公布了43名中國國民黨戰爭罪犯，衛立煌在第13位，這使得看守的特務們對他有所松動。除夕時，衛立煌趁特務們溜回家過年的時機，喬裝打扮后，帶著幾個隨從乘車抵達上海市，后換乘輪船到達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被列為“戰犯”的衛立煌激動地起草了一份電報，經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中共有關組織發到北京，以示其祝賀。1955年春，周恩來致信衛立煌，希望他能夠回到北京。衛立煌接到信后十分高興，遂于3月15日秘密抵達廣州市。而后，衛立煌發電到北京，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報告自己已經回來，與此同時將已經準備好的《告臺灣袍澤朋友書》交新華出版社發表，呼吁在臺軍政友人認清形勢。毛澤東在兩日后給衛立煌發處歡迎電文：“先生返國，甚表歡迎。盼早日來京，藉圖良唔如有興起趣，可于沿途看看情況，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衛立煌回到北京后，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此后，衛立煌先后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并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務委員。1955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時，提及：像衛立煌等一樣的有愛國心的中國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1957年，在歡迎來華訪問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克利緬特·伏羅希洛夫的酒會上，衛立煌出席并與伏羅希洛夫進行了對話。當被記者問及國共問題時，衛立煌堅信中國統一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大陸與臺灣雖然隔著海峽，但隔不住人們的思想，人們的覺悟也決不會因隔著海峽而停滯不變。

1960年1月17日，衛立煌因心肌梗死等病在北京逝世，終年六十四歲。1月20日，周恩來在中山公園中山堂為其主持追悼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陳云，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送了花圈。衛立煌遺體被安葬于八寶山烈士公墓，林伯渠、陳賡等人去世后，靈位就設在衛立煌的旁邊。

人物評價

衛立煌在成功指揮中國遠征軍滇緬反攻戰后，其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中國常勝將軍”。

忻口戰役后，衛立煌被日軍稱為“支那虎將”。

毛澤東評價衛立煌：有愛國心的中國國民黨軍政人員。

抗戰時期，曾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時高度贊揚了衛立煌對華北地區保衛戰所做出的重要貢獻：黃河保衛華北，（衛）先生保衛黃河。

家族成員

人物故事

結識朱韻珩

衛立煌率領第十四師進駐鎮江市后，占據了崇實女校的一部分房舍，不僅影響了學生們上課，還損毀了學校的一些用具。身為校長的朱韻珩親自找到衛立煌，要求把部隊撤出學校。衛立煌得知后，立即打電話叫部隊騰出房子，并賠償所損物件。之后衛立煌主動邀請朱韻珩一起吃飯，二人經過多番交往后，衛立煌了解到朱韻珩原是個孤兒，且發奮圖強，于是心生愛慕，主動向朱韻珩求婚。二人于1927年完婚。

秘密共產黨支部

在衛立煌的“戰地工作團”內有個秘密的共產黨支部，旨在幫助衛立煌抗日，幫他學習八路軍的作戰經驗。一日，衛立煌突然向八路軍的工作團團員、秘書趙榮聲詢問自己是否可以加入共產黨以及如何參加。見趙榮聲無法答復，衛立煌幫助他到西安市找八路軍辦事處的林伯渠詢問。不久林伯渠答復衛立煌，告知衛立煌“若能作一個執行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中國國民黨員，比參加共產黨對中國革命更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