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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西事變（The Jinxi Incident），也叫十二月事變。發(fā)生于1939年12月，是閻錫山軍隊制造的破壞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摧毀抗日民主政權和犧盟會地方組織，殘殺共產黨人、抗日民眾和進步人士的反動事件。

1938年廣州市、武漢陷落后，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對中國國民黨施政治誘降，軍事打擊為輔策略，集中力量打擊山西省為戰(zhàn)略支點的華北敵后根據地。國民黨準備投降，反共，為此頒布一系列反共文件，制造慘案，于1939年到1940年發(fā)動第一次反共高潮。晉西事變發(fā)生的直接原因，明顯與1939年年初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強化限制中共方針措施的出臺這一大背景有關。

1939年3月至4月閻錫山在秋林鎮(zhèn)召開會議后采取反動政策分化新建陸軍。閻錫山以政治手段壓制新軍失敗后，動用軍事手段并授意王靖國、陳長捷與日軍秘密談判反共，企圖消滅新軍。從1939年10月中旬起，日軍撤出晉西南，晉綏軍接防，此后閻錫山多次對新軍發(fā)起攻擊，中央軍委多次發(fā)出指示應對。期間，各方有一系列軍事行動和應對舉措。晉東南新舊軍沖突也在升溫，中國國民黨部隊多次摧殘抗日政府。隨后，蕭勁光與王若飛向閻錫山提出了旨在和平解決的六項建議，涵蓋停戰(zhàn)、止謗、新軍立場、互不侵犯、共赴民族革命大業(yè)及恢復通訊等。閻錫山回應時，雖表達了對新建陸軍歸屬晉綏軍的愿望，但強調此事宜由國民黨中央處理；他確認已下令停止軍事與政治沖突，并承諾對新軍遭遇日寇攻擊時提供援助；同時指出與新軍的通訊保持暢通，并強調以進步促團結的重要性。作為國共間的橋梁，閻錫山認為自身角色對兩黨團結至關重要，并同意恢復八路軍晉西兵站線，但拒絕了八路軍在兵站沿線駐軍的要求。1940年4月24日，八路軍與閻方在秋林達成正式協(xié)議。該協(xié)議規(guī)定，以汾離公路為界，南邊為舊軍駐地，北邊為新建陸軍駐防。

在共產黨人靈活應變與堅定原則的指導下，面對閻錫山企圖以武力整合新舊軍、打擊八路軍的嚴峻形勢，山西省新、舊軍沖突最終在多方努力下和平解決，維護了山西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1941年蔣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時，閻錫山介于晉西事變的教訓，對反共采取中立態(tài)度，也不敢公開投降日本。

事件背景

1936年，閻錫山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建立犧牲救國同盟會，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犧盟會組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即“新軍”。閻錫山在共產黨建議下，成立第二戰(zhàn)區(qū)民族革命戰(zhàn)爭戰(zhàn)場總動員委員會。1938年10月下旬，日軍相繼攻占了廣州市、武漢市。隨著占領地域擴大，守備兵力增加，帶來了作戰(zhàn)兵力的不足。日軍已無力再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會戰(zhàn)。為了盡早結束戰(zhàn)爭，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惜任何努力，加強對國民黨政府誘降，即“誘導重慶政府放棄它的抗戰(zhàn)主義而轉向全面的和平主義”。面對日本政府的新一輪誘降攻勢，蔣介石在考慮如何應對之時，擔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和行政院長的汪精衛(wèi)卻捷足先登，于1938年12月18日秘密逃出重慶市，投到日寇的懷抱。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在此前后，蔣介石曾一再宣稱：“抗戰(zhàn)到底的意義，是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況；中日問題的解決辦法，在于召集華盛頓會議；對共產黨政策，目前是聯(lián)共和防共，最后達到以三民主義溶化共產黨的目的。”這次會議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成立了反共的“特別委員會”，通過了整理黨務的決議案。全會以后，陸續(xù)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qū)防范中國共產黨活動辦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蔣介石集團的斗爭矛頭，已由對外轉向對內，加緊了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的活動，加緊了反共宣傳，設立了許多監(jiān)獄、集中營，囚禁、屠殺共產黨人，向邊區(qū)、解放區(qū)派遣大批特務，進行破壞活動。中國國民黨頑固派政策的逆轉，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和國際背景的。“是由于他們對抗戰(zhàn)的不徹底性和對外依賴性，以及對本國真正革命力量壯大的恐懼心之再一次暴露。同時，也是由于目前戰(zhàn)爭形勢，國際情況及日本情況所促成。”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間，國民黨反動派掀起了全面抗戰(zhàn)以來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事件起因

與河北省、山東省、安徽、江蘇省等省相比，八路軍在山西省一直與“山西王”閻錫山關系較好，抗戰(zhàn)至1939年國民黨中央下達《防制異黨活動辦法》時，雙方未發(fā)生軍事摩擦，行政管轄引發(fā)的矛盾沖突也較少，這與閻錫山在國民政府與中共之間保持微妙平衡以維護對山西的控制有關，山西省軍政當局也未像其他省那樣馬上制定防范或限制中共活動的秘密文件。但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的方針及文件對閻錫山影響較大，1939年春，他在宜川縣秋林鎮(zhèn)召開的會議上批評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和犧盟會，因懷疑其脫離控制而采取措施解決控制問題，還想到請重慶中央出面取消民族革命戰(zhàn)爭戰(zhàn)地總動員委員會這一組織形式。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閻錫山在陜西省宜川縣秋林鎮(zhèn)召開晉綏軍政高級干部會議。參會人員包括山西黨、政、軍各系統(tǒng)高級干部及國民黨中央剛委任、負責反共的國民黨山西省委干部何紹南。當時，太原會戰(zhàn)后閻錫山一路撤退，晉綏軍損失大，而八路軍及山西新軍發(fā)展迅速，這使他對中國共產黨與八路軍不信任，對新軍懷疑加重，且會前傅作義倒向國民黨中央。會上，閻錫山下令按舊軍整編，取消政委制度，允許在新建陸軍中建立中國國民黨等組織。參會的犧盟會與新軍軍政負責人抵制，閻錫山以不發(fā)軍餉、扣留干部施壓，后新軍負責人提出表面取消政委制度、私下保留政治工作，閻錫山同意。

會議結束后，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處長王世英向中共中央匯報。中共中央召開書記處會議，認為要拉攏閻錫山，堅持團結進步、反對分裂倒退，鞏固統(tǒng)一戰(zhàn)線，對山西省舊軍舊派采取爭取方針，糾正過左工作方式，注意隱蔽黨組織，善于應付閻錫山的反動政策。會后，閻錫山采取系列反動政策分化新建陸軍，包括統(tǒng)一整編、取消政委、派舊軍官任職、組建反動組織、秘密搜查等。中共中央認為閻錫山有繼續(xù)右傾可能，強調對其分裂倒退行為進行斗爭，同時防止統(tǒng)一戰(zhàn)線破裂，未公開反閻。山西新軍為應對閻錫山圖謀進行周密部署，如決死第四縱隊改編部隊，決死第二縱隊由政治部實際執(zhí)行政委職責等。面對新軍內的反動組織，有的指派干部掌控，有的采取空名應付或假加入辦法。對于閻錫山的“集訓”命令，新軍采取不同策略，對舊軍官根據情況爭取或打擊。新建陸軍表面執(zhí)行閻錫山反動政策，私下抵制，維護了中共對新軍的領導，但也因一些原因，部分舊軍官成為晉西事變的內應。

事件經過

十二月事變

1939年，閻錫山與共產黨的決裂態(tài)度愈發(fā)明朗，他頻繁私下接觸日軍清水師團長，尋求以反共為籌碼的妥協(xié)。同年底，他派遣孫楚率部進駐董封巖山村，并秘密召開會議，決定聯(lián)合國民黨縣黨部、駐軍及地方勢力。

閻錫山以政治手段壓制新建陸軍的陰謀破產后，轉而動用軍事手段妄圖消滅新軍。他授意王靖國、陳長捷派代表與日軍在臨汾市秘密談判，達成反共協(xié)議。10月中旬進攻晉西南的日軍于11月2日從鄉(xiāng)寧縣、吉縣等地主動撤出，晉綏軍接防。11月2日，“討逆軍”總司令陳長捷發(fā)密令兵分三路夾攻決死二縱隊和八路軍115師晉西支隊。自12月1日起對共產黨及犧盟會采取行動。會后，陽城縣黨部迅速響應，部署各級同步行動，企圖摧毀犧盟會和抗日政權。同時，孫楚指揮各區(qū)域對犧盟會和抗日干部實施圍攻，并親自部署襲擊新生報社。

12月1日，閻錫山向決死二縱隊下達所謂“百師大戰(zhàn)”電令，企圖讓日、閻前后夾擊新建陸軍。孫楚在陽城實施戒嚴，組建指揮部，并與國民黨83師成立“城防司令部”，全城戒備森嚴。12月3日，王靖國部19軍解決了新軍196旅旅部，日軍配合行動摧殘多處。12月4日，晉西南區(qū)黨委書記林楓將事變電告中央軍委。《新生報》社遭襲擊，設備被搶，總編輯遭綁架。12月6日，中央軍委發(fā)出指示要求應對事變。

12月7日，決死二縱隊政治部主任韓鈞致電閻錫山拒絕電令并痛斥。12月8日，閻錫山稱韓鈞“叛變”。中國國民黨多個師團與地方頑固勢力聯(lián)手，對犧盟會和抗日政權發(fā)起全面攻擊，大批共產黨員和干部被捕、受傷或遇害。12月9日，83師副官率兵闖入縣政府，逮捕并拷打公安局長，收繳武器，扣押警士。中央軍委再次指示堅持反擊，新建陸軍逮捕內部頑固舊軍官。

12月10日，黃驊率部出擊并取得一定戰(zhàn)果。韓鈞等率領的部隊出擊受阻，區(qū)黨委改變戰(zhàn)略分梯隊突圍。12月13日，晉西北的新軍肅清內部舊軍官。12月15至16日，趙承綬召開軍事會議傳達閻錫山命令，愛國將領續(xù)范亭獲悉后報告給趙林與羅貴波。12月18日，趙、羅將部署電告中共中央。

12月23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彭紹釋、羅貴波指出應對沖突的方針。12月28日晉西南八路軍抵達晉西北，中央軍委電令賀龍等率部返回。晉西北區(qū)黨委成立“晉西北擁閻抗日討逆總指揮部”，1940年1月1日八路軍反擊，1月10日，部隊繼續(xù)進攻。

在晉西南、晉西北舊軍制造摩擦的同時，晉東南新舊軍沖突也在升溫。1939 年12月4日起，中國國民黨部隊多次摧殘抗日政府。1939年12月28日，毛澤東、王稼祥發(fā)出關于鞏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工作的指示，指出決死三縱隊部分團叛變是嚴重教訓。

1940年1月下旬，八路軍后方總留守處主任蕭勁光致電閻錫山的參謀長楚溪春，提議調停新建陸軍沖突，并表示可派人與閻方談判。閻方復電表示愿意商談。同時，毛澤東、王稼祥電示薄一波等新軍領導及各地犧盟、民青等團體，讓其接連致電閻錫山和梁化之，一方面痛斥王靖國、陳長捷等人率部進攻新軍、破壞團結，另一方面表示愿意妥善解決山西省內部問題，愿意在閻的領導下團結抗日。

1940年2月23日，毛澤東親筆致函閻錫山，稱近來山西境內發(fā)生某些不和諧事件，但大勢所趨，終必和平解決。尤其先生領導有方，至明至慎，必能妥善處理，定當更臻進步團結之途，毋庸置疑。茲派蕭勁光、王若飛趨謁左右，敬祈接見指示一切。未盡之意統(tǒng)由肖、王二同志面達。

12月28日，晉西南八路軍迅速推進至晉西北，中央軍委緊急電令賀龍、關向應率八路軍第一二〇師主力返回，晉西北區(qū)黨委隨即召開緊急會議，在嵐縣史家莊成立了“晉西北擁閻抗日討逆總指揮部”，并部署了接應與防御任務，確保區(qū)域安全與交通暢通。隨著1940年1月反擊行動的展開，八路軍迅速占領多處戰(zhàn)略要地，成功將敵軍壓縮至臨縣城附近。同時，晉西北行動委員會靈活編組部隊，左右夾擊，迫使敵軍撤離。

然而，此間不僅晉西北、晉西南閻舊軍制造摩擦，晉東南地區(qū)的新舊軍沖突也愈演愈烈。中國國民黨多支部隊連續(xù)采取暴力手段，搗毀或摧殘多處抗日政府，甚至策動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部分隊伍叛變，局勢嚴峻。1939年12月28日毛澤東、王稼祥發(fā)出重要指示，強調鞏固決死隊工作的緊迫性，并指出近期叛變事件為嚴重教訓，需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應對。

晉沁陽事變

閻錫山在晉西南、晉西北挑起武裝沖突、制造晉西事變的同時，不擇手段制造了晉沁陽事變。閻錫山命令其駐在上黨郡地區(qū)的山西舊軍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孫楚獨立旅，于1939年8日至26日進攻決死隊第一、第三縱隊，肆無忌憚地破壞沁水縣、陽城縣、高平市、陵川縣、壺關縣、長治市等地的抗日民主政權，襲擊犧盟會等抗日機關和抗日民眾各抗日救亡團體，抓捕、毒打、綁架數千人，殺害共產黨員500余人。在閻錫山的策動下，決死第三縱隊內部的反動軍官發(fā)動叛亂，于12月23日強行帶走三個團的兵力和決死總隊直屬部共4000余人。同時閻錫山還令第19軍暫編第二旅、新編第二師分別由晉西北、晉察冀南下，配合中國國民黨頑固軍隊南北夾擊，目的是企圖奪取八路軍太行山南部抗日根據地和太岳抗日根據地，以擴大自己統(tǒng)治的地盤。

在晉沁陽事變中，許多共產黨員、抗日干部和進步人士慘遭閻錫山軍隊殺害。僅在陽城縣就有1000余人被抓捕、毒打，130多人被關押，10多人被殺害，10余人失蹤。臨澗村農救會主席共產黨員衛(wèi)金瑞被國民黨軍劊子手活活打死后拋尸街頭；東凡村犧盟會秘書、共產黨員宋雙成被孫楚扶植上臺的反動縣長李英焦扣押，在獄中凍餓而死；臺頭村抗日干部吉金和被頑固派烙去小便疼痛而死；唐支隊工作人員劉恒山被中央軍特務跟蹤暗殺；下白桑抗日村長吉新年遭扣押毒打后，又遭受閆匪軍抄家之禍，其6間房子被頑固派一火燒光；共產黨員、犧盟會干部江濤、劉忠權、白孟軒等70多人被捕，被閆匪投入巖山監(jiān)獄，遭受非人折磨后又有30多人慘遭殺害。在這次事變中，上黨郡各縣犧盟會地方組織解體，縣、區(qū)、村抗日民主政權被摧垮，共產黨的各級組織遭受嚴重破壞，被迫轉入地下，開始了秘密狀態(tài)下堅持斗爭的艱苦歷程。

土嶺事件

1939年12月閻錫山發(fā)動晉沁陽事變后，晉城縣抗日政府、公安局、決三營、犧盟分會及各抗日群眾團體均被閻錫山軍隊襲擊，迫于形勢中共軍政民干部陸續(xù)向地處偏僻的高會、土嶺轉移。陽城縣、沁水縣兩縣事變發(fā)生后，軍政民干部也相繼集中到土嶺一帶。晉、沁、陽三縣軍政民干部共約800人聚集在高會、土嶺及附近地區(qū)。同時唐支隊在唐天際司令員率領下，駐扎在高會執(zhí)行保護地委機關的任務。鑒于當時形勢，中共晉豫地委決定：成立中共晉、沁、陽三縣工作委員會和三縣軍政民聯(lián)合辦事處（分別簡稱三縣工委、三縣聯(lián)辦），內設民運部、武裝部和各群眾抗日救亡團體。三縣聯(lián)合辦事處和以黃河劇團為名義的濟源市、孟縣黨的領導機關也駐在土嶺村。

1940年元旦前夕，晉城縣三區(qū)區(qū)長派高會村的一個閭長到梨川鎮(zhèn)購買食品，以稍微改善一下機關生活，不料走漏了消息；另外住在土嶺附近的中國國民黨員張恒公、范修德也向閆系晉城縣縣長賈建民告密。于是賈建民勾結國民黨47軍盧有年、孫瑞琨部經過秘密策劃，調動了兩個團的兵力，于2月3日偽裝成“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以打土匪為名合擊土嶺。其中一路從東溝、周村經李寨、堅水奔襲土嶺，另一路從縣城出發(fā)，經冶底迂回到土嶺，入夜便控制了土嶺村東面的高地。當時駐高會的晉豫邊游擊隊警戒主要方向是陽城縣方向的83師，對晉城市方向的敵人大規(guī)模武裝偷襲沒有覺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七集團軍準備奔襲土嶺三縣聯(lián)合辦事處事先也曾得到消息：一是駐土嶺的部隊3日下午抓住了敵工團分子王學儒，經審問王供出當天晚土嶺要遭襲擊，二是47軍路過冶底時，中共常村黨支部的同志立即派人送信至三縣辦事處。但是由于三縣辦事處對當時的緊急情況估計不足，未能采取緊急應變措施。就在那天，三縣聯(lián)合辦事處還在土嶺召開干部大會，夜里還有一些同志留宿在土嶺，當晚土嶺共住有100余位同志。

土嶺是一個只有兩三戶的小村子，座北向南，四面環(huán)山。西面通往高會的道路是“之”字形的十八盤，從高會上了陡坡，有兩座石峰相對，狀如鑿開的石門，百姓稱作“茂林橋”。西南面山下不遠處是沁河，沁河東岸的陡壁上有一條羊腸小道，狹窄處只能單人通過，稱為“擦耳背”。這個地方本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地，當晚決三營也在此處設立了崗哨，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七集團軍行動詭秘，竟然把崗哨給抹掉了，隨之切斷這條小路。正在整編中的決三營和區(qū)干隊武器裝備差，戰(zhàn)斗能力低，而且只有一個連的兵力，住處又分散，加之當晚派了一個排的兵力追捕逃跑了的王學儒，各方面均對中共不利，不便于組織突圍。

4日拂曉，土嶺村東北方向槍聲驟起，有目標地向三縣聯(lián)合辦事處主要干部居住的院落掃射，敵人步步逼近，四面包抄過來。在兵力懸殊、毫無準備的情況下，中共軍政民干部倉促應戰(zhàn)，或拼死抵抗，或沖出重圍，或暫時隱蔽躲藏。三縣聯(lián)辦主任、晉城縣縣長宋乃德等人攜帶縣政府銅印奮勇突圍，順著西南方向跑至沁河岸邊才脫離險境。在這次事件中中共干部犧牲10多名，被俘80多人。犧盟會晉城縣特派員丁文法、犧盟會晉城分會組織部長常居易和一位姓徐的通訊員英勇犧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七集團軍撤退時，唐支隊一大隊二中隊奉命阻擊，打亂了敵軍部署，有幾位同志乘機逃脫，又有一些同志犧牲。土嶺事件后，三縣工委、三縣聯(lián)辦和晉豫地委隨唐支隊繼續(xù)北撤轉移。

土嶺事件發(fā)生后，晉豫邊游擊支隊司令員唐天際立即給47軍軍長李家鈺寫信，并委托副司令員萬生蒲直接前往交涉，申明被俘人員全是抗日的八路軍干部，如果不予釋放或是慘遭殺害，47軍將自直于助紂為虐的漢奸地位。懾于正義威力，李家鈺答應釋放中共人員。除過被晉城縣國民黨黨部和閆匪反動組織“精建會”認出的個別犧盟會干部外，其余人員于1月5日獲釋。18集團軍總部獲悉土嶺事件后，朱德總司令立即致電抗日戰(zhàn)爭第一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衛(wèi)立煌，揭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七集團軍破壞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偷襲中共抗日軍政民干部的罪惡行徑。

事件應對

中國國民黨胡宗南部侵占了陜甘寧邊區(qū)的淳化、旬邑縣(今旬邑)、正寧縣、寧縣、鎮(zhèn)原縣等五縣。1940年2至3月，國民黨石友三、朱懷冰等部進攻在太行區(qū)堅持抗戰(zhàn)的八路軍第129師，中國共產黨采取了堅決自衛(wèi)的原則，給予進犯之敵以有力回擊。八路軍120師359旅奉命揮師回援陜北地區(qū)，協(xié)同八路軍留守兵團打退了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驅逐了陜甘寧邊區(qū)5個縣的國民黨勢力，使陜甘寧邊區(qū)和晉綏邊區(qū)連成一片。山西省抗敵決死隊在給閻錫山軍隊沉重打擊后，分別進入晉西北和太岳區(qū)抗日根據地，正式編入八路軍。在太行區(qū)堅持抗戰(zhàn)的八路軍129師殲滅了朱懷冰的3個師，擊潰了投降日寇的石友三部，給不思抗戰(zhàn)、專搞摩擦的國民黨頑固派沉重打擊，抗日軍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擊退了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把閻錫山留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內。

最初毛澤東得知晉西南相關消息時，提出有力還擊但八路軍形式上保持中立，12月上旬估計較樂觀，強調必要時八路軍支持新建陸軍。12月中旬形勢不利，毛澤東下令增兵協(xié)助，但仍強調不給閻趙口實。12月下旬決死三縱隊叛變，毛澤東極為震怒，后因政治角度衡量利弊得失冷靜下來。12月31日，毛澤東指出關鍵是確保晉西北不失。朱、彭難以接受晉東南的損失，彭德懷主張打擊晉綏軍，毛澤東則認為目前不是全國下雨之時，需重新布置晉西南，直到1940年1月16日仍能看到毛澤東贊同奪回晉東南的電文，但同時他已考慮分化蔣、閻關系，1月下旬開始，毛澤東對打回呂梁山和奪回晉東南各縣政權的方針不很贊成，主張協(xié)商妥協(xié)，認為對閻及其舊軍要使他們有些希望，新建陸軍在有利條件下仍屬閻指揮為宜。

1940年1月下旬八路軍后方總留守處主任蕭勁光致電閻錫山的參謀長楚溪春，提議調停新軍沖。1940年2月23日，毛澤東親筆致函閻錫山。1940年2月25日，派蕭勁光和王若飛持毛澤東給閻錫山的親筆信到秋林同閻錫山談判，蕭勁光、王若飛向閻錫山方提出了和平解決的六項具體意見。3月13日，薄一波、宋邵文、張文昂、戎子和、牛萌冠、劉岱峰、需任民和孫定國，根據中共中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以山西新軍和犧盟會負責人的身份致電閻踢山，表示不咎既往，加強進步，心強團結，維續(xù)抗戰(zhàn)，為實現民族革命十大綱領而奮斗。

事件結果

1940年4月24日，八路軍駐第二戰(zhàn)區(qū)辦事處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與閻方在秋林達成正式協(xié)議。該協(xié)議規(guī)定，以汾離公路為界，南邊為舊軍駐地，北邊為新建陸軍駐防。至此，持續(xù)數月的新舊軍沖突得以平息。

事件影響

在共產黨人多方努力之下，山西省新、舊軍沖突得以和平解決，山西抗日民族統(tǒng)一得以維護。這是共產黨人依據當時客觀形勢的發(fā)展變化。堅持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執(zhí)行了正確政策和策略的結果。

面對閻錫山企圖以武力制服新派、控制新軍，進而打擊、排斥在山西的八路軍的情況下，為了堅持抗戰(zhàn)，堅持進步，在舊軍向新軍發(fā)動軍事進攻時，中共中央采取了“堅決反擊閻之進攻，力爭抗戰(zhàn)派的勝利，堅決保衛(wèi)抗日進步力量，原則上決不讓步”的方針。在中共中央正確方針指導下，八路軍協(xié)同新建陸軍對舊軍的進攻實行了堅決反擊。閻錫山以舊軍吞并全部新軍的企圖未能得逞。如果新軍面對舊派的進攻不予反擊，其結果必然是：失去新軍、孤立八路軍，人民抗日力量遭受損失，民族抗戰(zhàn)事業(yè)受到挫折。對中國國民黨方面策動的反共的倒行逆施，退讓只會招致得寸進尺，使共產黨、八路軍、犧盟會及新軍陷于越來越困難的境地。因此，晉西事變發(fā)生后，堅決反擊舊軍的進攻，是唯一正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