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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庚（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原名陳甲庚，英文名Tan Kah Kee，字科次，福建同安人，祖籍固始縣，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集美社（今集美區），父陳杞柏是新加坡商人。他是中國近現代愛國華僑領袖、企業家、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曾作為華僑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1874年10月21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陳嘉庚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區集美社，9歲在南軒私塾就學。17歲，陳嘉庚赴新加坡隨父經商，后獨立創業，涉足航運、米業、食品加工、木材等多種行業，開拓橡膠種植業，成為東南亞工商業巨子，被稱為“橡膠大王”。從1913年起，陳嘉庚在家鄉集美先后創辦了集美小學校、福建省廈門集美中學、集美大學、幼稚師范、鄉村師范、女子師范以及水產、航海、商業、農林等專門學校，1921年創辦廈門大學，被廈門大學、集美學村各校師生尊稱為“校主”。陳嘉庚身處南洋但時刻關注祖國命運，加入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擁護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他組織南洋華僑全力支援祖國抗戰，被毛澤東贊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抗戰勝利后，他領導南洋華僑為爭取民族解放作出重要貢獻。1956年10月，陳嘉庚當選全國僑聯第一屆委員會主席，為國家建設和發展建言獻策，維護華僑合法權益，推動華僑愛國大團結。1961年8月，陳嘉庚在京逝世。

陳嘉庚主要著作有《南僑回憶錄》《我國行的問題》《戰后建國首要：住屋與衛生》等，2009年當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2015年，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2019年入選“最美奮斗者”個人名單。嘉庚精神的基本內涵主要體現在赤誠愛國、公而忘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可以概括為5個字：忠（即愛國）、公（即奉獻）、誠（即守信）、毅（即堅韌）、儉（即勤儉）。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陳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在福建省同安區集美社之潁[yǐng]川世澤堂出生。1882年，九歲的陳嘉庚在南軒私塾求學，念過四書、五經、綱鑒易知錄等書，師從陳寅。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他奉父函召第一次前往新加坡。1891年，在父親經營的順安米店工作學習，兼書記職。1893年，回國并與張氏成婚。1895年，第二次前往新加坡。1898年，回國參加母親的葬禮。1899年，攜妻張氏第三次前往新加坡。1900年，回國為母親安葬。1903年，第四次前往新加坡。

南洋創業

1904年，陳嘉庚以7000多元叻幣為本金，開始獨立創業。他在福山園購買了一塊鹽水鳳梨地，并創辦了新利川菠蘿罐頭廠，并很快接管了另一家同樣生產菠蘿罐頭的日新公司。在短短三個月內，這兩個工廠共獲利4萬元。1906年，開始經營橡膠種植業。1907年與人合作創辦了恒美米廠，生產菩米。1911年（清宣統三年），陳嘉庚前往泰國創辦謙泰菠蘿罐頭廠。同年，辛亥革命爆發，閩省得以光復，被推舉為福建保安會會長，并籌集了十余萬元款項，將其匯交給閩督作為救濟用途，他還倡導并成功募得了國民捐款二十萬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陳嘉庚的商業運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1915年秋，他決定將菠蘿罐頭廠的一部分改建為樹膠廠，并將其命名為“謙益第一樹膠廠”。為了進一步擴展業務，租用了四艘輪船，開始經營航運，往返于南洋各大商埠及印度等地。1916年，購買了一艘三千噸的輪船，命名為“東豐號”，繼續發展航運業務，川航法國。1917年，又購進了三千七百五十噸的輪船，命名為“謙泰號”，同年籌集了二十多萬元的資金來救濟天津市的水災。1922年，陳嘉庚第六次前往新加坡，在馬來西亞設立了九處分廠，拓展了熟膠制造業，并將《驗方新編》贈送給各界。1923年，當選為新加坡怡和軒俱樂部總理，創辦《南洋商報》，與同安旅外華僑合作，倡辦同安縣城至集美鄉的汽車公路，并正式成立了華僑商辦同美汽車公路公司。1925年，設立了樹膠廠的分廠，并建造了一艘漁船供集美水產學校的學生實習，命名為“集美第一號”。此時，陳嘉庚的資產已經達到了1200萬元，被譽為“橡膠大王”，開創了新馬民族工業的新紀元。

教育事業

1910年，陳嘉庚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并被推舉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協理及道南學堂總理。他向閩僑募捐五萬多元建筑校舍，這成為他致力于教育事業的開端。1912年，他帶著家人回國，開始籌辦集美學校。1913年，集美學校正式開學，購地擴建校舍和操場，此時第五次前往新加坡。1917年，由于兩年來營業順利，他派胞弟敬賢回國創辦福建省廈門集美中學和集美師范學校。1918年，集美師范大學和集美中學正式開學，他發起籌辦新加坡華僑中學。1919年，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正式開學，同年，陳嘉庚回到中國籌辦廈門大學并組織同安區教育會，對各鄉小學給予常年補助，受益的學校有三十多所。1920年，陳嘉庚在集美學校增設水產科和商科，創辦集美水產航海學校。1921年，增辦集美女子師范學校，廈門大學成立，暫時借集美學校的校舍進行授課。同時，他在演武場地址開始興工建筑新的校舍。同年5月9日，陳嘉庚親自率領全體師生舉行廈門大學首批校舍奠基儀式。1924年，在集美學村成立教育推廣部，用巨款補助閩南地區中小學，還建造了一艘漁船，供集美水產學校的學生實習使用，并命名為集美第一號。1926年，擴建南洋華僑中學校舍，創辦集美農林學校，增購了一艘三百余噸的拖網漁船，供集美水產學校的學生實習使用，并命名為集美第二號。此時，他將樹膠廠的投資額增加到八百萬元，生產輪胎、鞋靴、雨衣和其他膠制品，在南洋各商埠及祖國的重要城市開設了八十多處分行，銷售自己工廠的產品。然而此時膠價暴跌，他的營業虧損十分嚴重，于是被迫暫停部分廈門大學和集美區的校舍建筑工程，但仍盡力維持經費的運轉。1941年，創辦南洋華僑師范學校。

愛國抗戰

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福建省得以光復，陳嘉庚被推選為福建保安捐款委員會會長，籌集了二十多萬元支持福建的財政，另籌五萬元來接濟孫中山先生。1928年5月3日，日軍入侵濟南市，他組織了山東殘禍籌賑會，募集款項救助受難的同胞。1937年8月15日，陳嘉庚發起成立“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擔任主席，籌集了新加坡幣1000萬元，支持祖國的抗日戰爭。1938年10月，南洋各地的華僑愛國團體在新加坡召開大會，成立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南僑總會），推選陳嘉庚為總會主席。1940年3月，陳嘉庚組織了“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啟程回國。他首先到達重慶市，5月31日到達延安市，并指出“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中國的希望在共產黨”。1941年，被推選為南僑總會第二屆主席，組織了南洋閩僑總會。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領導并組織了新加坡華僑抗敵總會。

1942年初，日軍南侵，新加坡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并著手撤退。陳嘉庚在交代公務后，未及通知家屬，便于2月3日與陳貴賤、劉玉水、陳永義乘小船離開新加坡，計劃暫時前往印度尼西亞避難。然而，日軍得知陳嘉庚在印尼避難后，即重金懸賞通緝，導致陳嘉庚數次遷徙匿居。陳嘉庚遷到梭羅，改姓化名李文雪。同時，他心系馬來亞親友，又化名“陳科軍”，函托校友前往聯系。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陳嘉庚于10月6日由吧城乘飛機回到新加坡，直接抵達怡和軒俱樂部工作。11月18日，重慶市各界召開“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毛澤東主席特送條幅，題“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八個大字。1947年，陳嘉庚召開新加坡華僑大會，反對荷蘭殖民軍屠殺印度尼西亞巨港華僑暴行，議決準備對荷蘭實行經濟制裁。同年，為集美區各校開拓經費來源，陳嘉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創辦集友銀行，實行以行養校。1949年，抗日戰爭勝利后首途回國。1949年5月，陳嘉庚應毛澤東的邀請，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9月在北京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常務委員。10月1日，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禮，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10月2日，出席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并致詞。

與英沖突

陳嘉庚與英國殖民政府關系密切，在取得統治者的信任下，成為當地華人的社會領袖。早于1915年，陳嘉庚便開始承運新加坡殖民政府物資。1916年，陳嘉庚歸化英籍；1918年，他當上太平紳士；1923年，被委任為華人參事局（Chinese Advisory Board）委員。1937年，陳嘉庚當選為新加坡籌賑會主席。1938年，又任南僑總會主席，同時被國民政府委任為國民參政員。從此，他不斷標榜“南僑愛國無黨派”，希望能盡量不引起殖民政府的懷疑。雖然之后關系曾一度緊張，但仍受殖民政府重用。

陳嘉庚屢次向殖民政府挑戰。1940年5月，他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到中國，先去重慶市，又到延安見毛澤東，認為中國國民黨不如共產黨，加上他批評中國國內政治，遂令國民政府大為不滿。更利用《南洋商報》作為南僑總會的喉舌，大事宣傳抗日救亡，這都引起殖民政府的關注，恐怕終有一天無法駕御這一“救國明星”。1941年，被委任為華僑動員總會（漢語詞類 Mobilization Council）主席。1946年，陳嘉庚曾發電報給美國總統，要求停止支持蔣介石，避免內戰爆發。1946年，殖民政府取消陳嘉庚的公民資格和拒絕他進入新加坡境內，主要是因為他與中國共產黨走得太近，對新加坡的社會穩定構成威脅。

1957年，陳嘉庚曾寫信給僑居新加坡的兒子陳國慶，要求他辦理放棄英國國籍。在這封信中，他還夾帶了一份《聲明》，該《聲明》的第4點提到：“我現在在中國政府任職，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不宜再保留英國國籍。”陳嘉庚主動放棄英國國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體現了他一貫的愛國思想。

陳嘉庚回國定居后，親眼目睹了祖國的深刻變化。在他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大的參政議政過程中，深刻感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他的信任、關心與愛護。主動放棄英國國籍也是他堅決支持中國政府反對“雙重國籍”政策的重要表現。1955年中國政府和印尼政府發表了聯合聲明，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了反對雙重國籍的政策。中國主張“僑居國外的華僑選擇了居住國的國籍就自動地放棄了中國國籍，保留了中國國籍，就不得再獲取居住國的國籍。”中國政府的這一政策不僅從保護華僑的切身利益出發，也積極促進了中國與華僑居住國的友好關系。陳嘉庚了解中國的政策并多次表示贊同，支持中國政策。為此，他主動放棄英國國籍。

反對內戰

在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奮起抗日的同時，身任中國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在1938年10月公然發表對日和平談話，企圖投降。陳嘉庚聽聞此事，接連發去電報駁斥、奉勸。面對汪精衛的回電辯解，陳嘉庚明白已無挽回希望，再擬電文毫不客氣地駁斥其為“秦檜賣國求榮”，并將電文交予各報發表。

事實上，陳嘉庚早已表現出他絕不向日本低頭妥協的一面。1928年5月3日“濟南慘案”發生，消息傳到新加坡后，陳嘉庚立即于5月17日召開各界代表大會，呼吁僑胞救濟祖國難民，抵制日貨。他的愛國活動遭到親日奸商妒恨，他們派人燒毀陳嘉庚的橡膠工廠，使其資產損失過半，卻無法動搖他的民族氣節。

1938年10月25日陳嘉庚發出、國民參政會次日收到的電報原文為：“日寇未退出我國土之前凡公務員對任何人談和平條件概以漢奸國賊論”，共30字。國民參政會秘書處將其精煉為：“日寇未退出前不得談和平”，共11字；后又修改為：“日寇未退出我國土前不得言和”，共13字。鄒韜奮在回憶中將提案內容概括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共11字。陳嘉庚后來為福建新聞社手書的版本為：“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公務人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共30字。1938年10月28日，第二次國民參政會議在重慶召開，最終提交大會、由汪精衛宣讀的提案為：“公務員不得談和平”，共8字。表決時，大多數人贊成通過該提案。陳嘉庚的抗日言論有力地打擊了妥協投降派的囂張氣焰，引起巨大反響。當時的著名記者鄒韜奮撰文評論“寥寥十一個字，卻是幾萬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1940年3月，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回國慰問堅持抗戰的祖國軍民。歷經滇、黔、川、陜、甘、青、晉、豫、鄂、桂、粵、贛、浙諸省慰問視察后，于9月24日到福建省視察。入閩前幾天，國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即指派省府秘書處第二科科長陳延進（同安區人）和集美學校校董陳村牧、補訓處處長李良榮往浙江省迎接。陳嘉庚一行于24日晚抵達南平市，10月6日到福州市，17日抵達晉江，受到各界熱烈歡迎。

陳嘉庚進入福建后，沿途到處關心垂詢人民生活疾苦，調查中發現陳儀主政福建的種種弊端，卻受到陳儀派的隨行接待員陳延進的監視和限制。10月4日，陳嘉庚發現他寫給《南平日報》啟事中“吾閩米珠薪桂，良所關懷”的字句被刪掉，是陳延進將“啟事”一文密電呈報陳儀，又奉命通知報社刪去的。他決定直接向陳儀提意見，并多次向陳儀發去電報和函件，要求撤銷運輸統制，解救民眾困苦，但陳儀再三辯解，同時將運輸統制等項措施，說是執行中央的政令。11月11日陳嘉庚到永安，與陳儀會談一個多小時，發現陳儀并沒有誠意接受他所提的意見，反而借詞回避、辯解，甚至通過省運輸公司經理胡時淵當面要陳嘉庚提出改革的具體意見。同時又發現陳儀在與他會面之前，已先在紀念周和報紙上施令：“統制運輸絕對不能撤銷”。

陳嘉庚對陳儀堅持苛政虐民的死硬態度，十分憤慨。于11月23日至25日連續向蔣介石和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發出5通電報、2件信函和兩束調查資料，陳述陳儀主閩種種弊政，請求中央政府“迅派公正干員入閩徹查”，“鼎力改造閩局，救民水火”。其中23日致林森電文中對陳儀的苛政虐民更是揭露無遺。蔣介石接到陳嘉庚多次函電后，給陳嘉庚發出兩通復電。但陳嘉庚對蔣的復電十分不滿，認為他所揭發陳儀主閩害民暴政的罪證確鑿，蔣不僅漠然處之，且為其辯解開脫，暴露了中國國民黨當局上下包庇、沆一氣的腐敗頑癥，因此決定對陳儀黑幕進行公開揭發，發動群眾，利用輿論壓力，迫使中央撤換陳儀。1941年1月，陳嘉庚回南洋后，即在新加坡福建會館召開閩僑大會，報告考察福建詳情，將陳儀和徐學禹在福建的苛政虐民情況，歸納為眼見者八項和耳聞者四條共十二個方面。

陳嘉庚回南洋不久，蔣介石即派吳鐵城為南洋華僑宣慰專使趕到南洋，并于1月21日在檳島與陳會談。會談中，吳鐵城著重提出對閩省問題，請按蔣介石所謂地方政情，可直接報告中央，不必對外發表，以免影響籌賑工作的進行。陳嘉庚答稱，他早已將情況報告中央，倘政府能予接受，有所效力，何須今日再提及此事。同時說明籌賑工作，絕對不受影響。他在每次發表談話時，都特別提出：捐輸救國是大局的公事，福建省問題為局部問題，自會有解決之日，要求以救國為重，加倍樂輸。此后，國民政府在海內外強大輿論壓力下，不得不于1941年8月將陳儀調離福建，改任劉建緒為福建省主席。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后，陳嘉庚反對美國援助蔣介石，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致電美國總統和國會表示抗議。并且抵制蔣介石召開的國民大會，指出蔣介石“一夫獨裁，遂不惜媚外賣國以鞏固地位，消滅異己，較之石敬瑭、秦檜、吳三桂、汪精衛諸賊，有過而無不及。”

1947年，陳嘉庚又組織“新加坡華僑各界促進祖國和平民主聯合會”（簡稱“民聯社”），積極聲援民主黨派關于制止內戰的斗爭。

安度晚年

1947年，陳嘉庚召開新加坡華僑大會，反對荷蘭殖民軍屠殺印度尼西亞巨港華僑暴行，議決準備對荷蘭實行經濟制裁。同年，為集美區各校開拓經費來源，陳嘉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創辦集友銀行，實行以行養校。

1950年，陳嘉庚回到祖國，定居于故鄉集美村，陳嘉庚住宅是一所簡樸的二層樓，生活艱苦樸素，自奉菲薄。床、寫字臺、沙發、蚊帳等都是古老的。外衣、褲子、鞋子、襪子全都打補丁，陳嘉庚親自主持集美、廈門大學兩校校舍的修建。10月15日，從集友銀行開出一張人民幣50萬元的支票，作為寒衣節捐贈給前方英勇抗擊美帝的志愿軍戰士御寒。1954年9月，陳嘉庚參加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并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次年，他開始視察東北、華北地區、西北、西南等地。1956年，當選為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1959年，陳嘉庚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同年還創立了廈門華僑博物院。晚年為自己規定低的伙食標準即每天五角錢，經常吃番薯粥、花生仁、豆腐干、腐乳加上一種魚。陳嘉庚晚年請人在鰲園刻錄《臺灣省全圖》，念念不忘國家統一。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遺體被安葬在集美園。這位老人最后的遺言是：“最要緊的是國家前途”，“臺灣必須回歸中國”。

主要作品

陳嘉庚主要著作有《南僑回憶錄》《我國行的問題》《戰后建國首要：住屋與衛生》《陳嘉庚言論集》《民俗非論集》《新中國觀感集》六部。此外，還有一本名為《東北觀感集》的小冊子。

《南僑回憶錄》

1942年至1945年，為躲避日寇緝捕，陳嘉庚在印度尼西亞僑領莊西言和廈門大學、集美學校校友黃丹季與郭應麟、林翠錦夫婦等人的冒死保護下在印尼一路輾轉避難。避難期間，他不顧個人安危1943年4月動筆撰寫《南僑回憶錄》，1944年6月完稿。《南僑回憶錄》完稿后，陳嘉庚又謄寫了一份交林翠錦保存，埋在巴蘭街4號后院樹下。數十年間，印尼社會歷經動亂，林翠錦不忘校主托付，冒險保護手稿。1983年，她把珍藏的《南僑回憶錄》手稿托人帶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幾經周折捐贈給集美集美學校委員會。

《南僑回憶錄》記錄了南洋華僑為襄助祖國抗戰而作出的巨大貢獻和陳嘉庚服務社會之經過。手稿現藏陳嘉庚紀念館，為鎮館之寶。該藏品現收藏于陳嘉庚紀念館。

《戰后建國首要：住屋與衛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陳嘉庚將自己視為“戰后建國首要”的方案建議——亦即其避難印尼期間親著的《住屋與衛生》一書，刊印3000本寄送至國內各縣市，希望“將所見所聞，貢獻于政府社會以資參考”。他在書中揭露了國民健康與國家興亡的緊密聯系，提出“維新之道，莫重于衛生，人民身體之強弱，壽命之長短，與國家之興衰，極有密切之關系也。”

?陳嘉庚認為，改善健康狀況應“內外兼修”，在提升人居環境的同時，國民也應該自覺加強體育鍛煉，掌握養生之道。他重視科學運動與規律飲食，每天清晨五點起床，起身前，先在床上作舒展運動，然后出門散步半小時，呼吸新鮮空氣。運動后回家沐浴，以毛巾擦拭全身數次。六點半準時用早膳，早餐是半熟雞蛋三粒、牛奶一瓶，以豐富優質的蛋白攝入保證身體健康。

《東北觀感集》

據陳嘉庚在《新中國觀感集》弁言及其內容，可知《東北觀感集》這本小冊子是《新中國觀感集》的前身，也就是說1950年6月出版的《新中國觀感集》是在《東北觀感集》的基礎上增訂而成的。《東北觀感集》是陳嘉庚在1949年回國游歷東北各地返京后寫就的，刊印了2000冊分寄北京參會代表及東北各縣市。之后，在陳嘉庚返回新加坡后，對小冊子進行了增補，并重新編排，更名為《新中國觀感集》，內容擴大。

該書應被列為陳嘉庚著作的第七部傳世之作，原始紙本藏于廈門大學圖書館特藏部，集美圖書館收有影印復制本。

嘉庚精神

?“嘉庚精神”發源于福建廈門，形成于爭取中華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穿越時空、歷久彌新。陳嘉庚興業南洋，胸懷祖國，一生資助或創辦學校100多所。提出，“教育為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天職”“吾人欲競存于世界而求免天演之淘汰，非興教育與實業不為功”“國家之富強，全在乎國民。國民之發展，全在乎教育”。陳嘉庚辦學既遵循中國教育體制，又借鑒中外先進教育理念和辦學模式，不惜犧牲金錢竭殫心力而為之。

2007年，由林斯豐主編的《陳嘉庚精神讀本》認為：“陳嘉庚精神的基本內涵主要體現在赤誠愛國、公而忘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可以概括為5個字：忠（即愛國）、公（即奉獻）、誠（即守信）、毅（即堅韌）、儉（即勤儉）。‘忠’是陳嘉庚精神的核心；‘公’是陳嘉庚精神的體現；‘誠’和‘毅’是陳嘉庚精神的精髓和動力；‘儉’是陳嘉庚精神的本色。”

愛國

陳嘉庚精神的核心。愛國主義是陳嘉庚先生一生恪守的信念，也是他一生的行為準則。1910年，陳嘉庚參加同盟會，募款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中華民國”成立后，他一再反對日本侵略，籌款救災抵制日貨，導致工廠被焚，亦在所不惜。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在新加坡組織“南洋華僑”為抗戰籌集了大量的資金，并同一切阻礙和破壞祖國團結抗戰的頑固勢力、反動勢力作斗爭。1949年，陳嘉庚應邀回國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后，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更得以充實、升華。他臨終前仍強調“最要緊的是國家前途”，可見愛國主義是陳嘉庚精神的核心。

奉獻

陳嘉庚精神的體現。陳嘉庚從1894年始創惕齋學塾，到1956年間，在福建省先后創立了門課齊全的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福建省第一所大學）。據不完全統計，陳嘉庚在僑居海外近六十年間，帶頭創辦了5所華文中小學和2所中等專業學校學校，資助過其它一些華僑學校等。陳嘉庚一貫主張既要發展實業，又要發展教育。他認為“實業與教育，大有互相消長之連帶關系”、“教育之命脈系之于經濟，必須經濟充實，教育乃無中輟之慮”。他臨終前還囑咐“學校要繼續辦下去”。可見，大公無私、傾資辦學是嘉庚精神的主要體現。

誠毅

陳嘉庚精神的精髓和動力。1918年，陳嘉庚將“誠毅”作為集美學校的校訓，要求學生遵循。“誠”，是以誠待人；“毅”，是毅以處世。“誠”，就是言信行果的為人之道。陳嘉庚以身作則，嚴于律己，不僅是這種美德的倡導者，而且是其實踐的模范。“毅”，就是提倡肯負責任、做事不中掇、嘗試不成仍繼續前進，反對私自放任、茍安偷懶、半途而廢或容易滿足等，即做事要有善始善終、再接再厲、不怕失敗的堅韌不拔的精神。陳嘉庚在經商過程中，重承諾，守信用，他由弱到強，又由盛到衰，歷經波折，始終勇于奮斗，體現出了一種剛強果毅、自強不息的精神。他去世前留下遺囑將所有的存款均用于公益事業，對子女分文不留，這一切充分體現出他“誠毅”精神。

勤儉

陳嘉庚精神的本色。陳嘉庚一生對勤儉極重視、實踐最徹底。他艱苦樸素、厲行節約，平生奉行“應該用的錢，千萬百萬也不要吝惜；不應該用的錢一分也不要浪費”的用錢原則。陳嘉庚在對祖國和人民有益的事業上十分慷慨，20世紀50年代，他為祖國的教育事業捐資達數億元。但是，他在生活上卻一貫非常簡樸，一生節衣縮食，簡樸持身，粗飯青口貝，穿戴隨便，家具擺設也十分簡陋。他的床鋪、沙發、寫字臺是“老字號”的，蚊帳、衣服、鞋襪是“補”的。他從“成由勤儉敗由奢”的古訓出發，無時無處不模范地貫徹著勤儉的原則。

陳嘉庚外出鄰縣市公務或訪友活動，如視察女婿李光前委托管理的南安國光中學，或陪同華僑前往安溪縣等地訪問時，都是事先安排炊事員煮好咸稀飯，裝入大號的保溫瓶里，再買些油條帶上路。就在到達目的地村外，找個石盤或干凈的地方，席地而坐用膳后才進村辦事或會友。

影響與評價

影響

教育事業

陳嘉庚是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象征。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業，創辦了多所學校，如廈門大學、集美學村等，為培養新一代華人做出了巨大貢獻。早在百年前陳嘉庚就發出“非但男兒當受教育，女子亦當受教育”的慨嘆并付諸實際，探索出聚焦女童和女性平等教育的實踐路徑。他的教育理念首為男女平等，其次是“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三是貧富學生之間的平等，四是學校之間教育資源、理念的平等，強調實用主義和人才培養，對中國現代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

慈善事業

陳嘉庚是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他將一生的財富捐獻給了社會，用于興辦學校、醫院、圖書館等公益事業。陳嘉庚早年無資財之時便熱衷于公益事業，其自述“生平志趣，自歲時，對鄉黨祠堂私塾及社會義務諸事，頗具熱心”。據《南僑回憶錄》記載，陳嘉庚曾多次征集藥房和醫書，印制后免費贈與鄉民。第一次花錢編印醫書《驗方新編》時，他才20多歲。他指出：“夫公益義務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必待富而后行，則一生終無可為之日。”他非常重視募捐活動，“萬事非財不舉”，慈善事業同樣需要資金支持，陳嘉庚深知此中道理。

在募捐方法和方式上，陳嘉庚也頗有見地：“本次大會目的專在籌款，而籌款要在多量及持久。新加坡為全馬或南洋華僑視線所注，責任非輕，然要希望好成績，必須有人首捐巨款提倡，此為進行程序所必然”。他認為募捐一定要有人帶有并多捐，這樣才能募集到較多善款，而通常都是他自己帶有捐出巨款。另外，為保證籌款的持久，他提出捐款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比如，“特別捐、常月捐、節日獻金捐、貨物助賑捐、紀念日勸捐、賣花賣物捐、游藝演劇球賽捐、舟車小販助賑捐、迎神拜香演戲捐等”。持久的捐贈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慈善行為難以持續的不足。后來，為保障對教育慈善事業的持續捐贈，陳嘉庚還設立了具有現代慈善特征的基金會。

此外，陳嘉庚還親自發起募捐活動，帶頭捐款。1915年，天津市發生水災，陳嘉庚擔任新加坡華僑籌款救濟會主席，計募20余萬元。1928年，日軍占領濟南，陳嘉庚擔任新加坡“山東慘禍籌賑會”主席。1935年，中國11省發生嚴重水災，陳嘉庚擔任“華僑籌賑祖國水災會”會長，動員華僑為國內災民捐款。

政治參與

陳嘉庚積極參與中國的政治事務，曾任中華民國國大代表、立法院議員等職務。陳嘉庚前后領導怡和軒長達30余年，從1923年起，他逐漸以怡和軒為主要工作地點，處理各種社會事務。自1928年濟南慘案開始到1942年日本占領新加坡，陳嘉庚以怡和軒為大本營，領導海外華人進行了一系列抗日救亡運動。繼新華籌賑會之后，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之總部就設立在怡和軒。陳嘉庚是著名的華僑愛國領袖，他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舉國上下共同慶祝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歷史時刻，深切緬懷陳嘉庚先生等優秀僑胞，回顧其為中國抗戰做出的貢獻，弘揚其救國愛民精神，能夠更好地激勵中國人民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經濟影響

陳嘉庚是東南亞華人商界的領袖人物，他創建了金鷹集團，成為新加坡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廣泛涉足銷售、種植、加工、制造等多種行業，并率先實現橡膠的種植、生產、銷售一條龍，被譽為“橡膠大王”，開創了新馬民族工業的新紀元。陳嘉庚先后在國內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國大埠設立分銷店100多處。還經營米廠、木材廠、冰糖廠、餅干廠、皮鞋皮廠等，廠房達30多處。鼎盛時期（1925年）營業范圍遠及五大洲（馬來半島40處，東印群島、加里曼丹島、緬甸、泰國28處，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2處，中國大陸21處），雇傭職工達32000人，公司利潤800萬叻幣，資產達1200萬元。其南洋華商的領袖地位由此確立。

文化影響

陳嘉庚熱愛中華文化，深受閩南文化和華僑文化的影響，致力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他倡導“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擁有“毀家興學”的教育情懷和“振興中華”的歷史責任感。擁有《南僑回憶錄》《我國行的問題》《戰后建國首要：住屋與衛生》等著名作品集。

權威評價

陳嘉庚在海外創辦實業的奮斗精神和心系桑梓的愛國情懷被世人傳頌；他一生傾資興學、赤誠報國的義舉，深為海內外人士所敬仰。陳嘉庚的故事充滿著傳奇色彩，而他的實踐和精神已形成了獨特而又豐富的嘉庚精神，深深根植在每一位華人華僑的心中，激勵和感召無數國內民眾和海外華僑關心祖國的前途命運，為祖國富強和民族振興而矢志奮斗。

趣聞軼事

知名言論

軼事典故

節儉淳樸

誠信為本

愛憎分明

榮譽獎項

參考資料

后世紀念

紀念建筑

陳嘉庚紀念館于2008年10月21日開館，是為紀念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而建立的歷史類名人紀念館，是陳嘉庚文物資料的主要收藏機構、宣傳教育機構和學術研究機構。陳嘉庚紀念館位于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區嘉庚公園北門以東外填海處，總占地面積104484平方米，建筑面積11000.5平方米。紀念館整體外觀秉承了嘉庚建筑特有的中西合璧風格，建筑主體與集美鰲園、嘉庚公園交相輝映，渾然一體，構成集美鰲園景區。展廳固定陳列分兩部分，“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陳嘉庚生平陳列”和“在陳嘉庚身邊——嘉庚現象誠毅同行”，展覽以圖片、文物、實物為基礎，力求真實、形象、生動地展現陳嘉庚偉大光輝的一生。

嘉庚公園位于鰲園的西面，與鰲園連成一體，園址為陳嘉庚于1955年向村民所購，原計劃建成小公園。為隆重紀念陳嘉庚，完成嘉庚夙愿，1992年集美學校委員將其建成嘉庚公園。該園在1994年10月陳嘉庚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竣工開放。該園占地300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積5500平方米，按照傳統園林布局，具有嘉庚建筑風格，亭臺樓，飛檐長廊，小橋流水，綠蔭蔽地，融紀念性、藝術性和游樂性于一體，與鰲園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紀念活動

紀念命名

1990年3月31日，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員會在國際《小行星通報》刊物上發布公告，將中國紫金山天文臺于1964年11月9日發現的編為第2963號的小行星正式命名為“陳嘉庚星”。因獲得國際小行星中心永久編號的小行星被確認和公布后具有歷史性和永久性，即使千百年后，這一星名仍為國際所公認。從而使陳嘉庚的名字和陳嘉庚精神連同“陳嘉庚星”永載史冊遨游太空，這是陳嘉庚精神跨越時空的體現和標志。

2010年，為了激勵更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獻身科技事業，陳嘉庚科學獎基金會設立陳嘉庚青年科學獎。陳嘉庚青年科學獎共設6個獎項，每兩年評選一次，每個獎項獎金20萬元人民幣，同時頒發證書。

廈門市將廈門地鐵1號線列車組命名為“嘉庚號”，是全國首創以名人命名的地鐵列車組。

2014年起，廈門將每年10月定為“嘉庚精神宣傳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