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1887年1月18日—1969年2月23日），原名嘉森，字君勱、士林，號立齋，別署“世界室主人”，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嘉定區）人。中國政治家、哲學家、法學家，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
1887年1月18日，張君勱出生于江蘇嘉定，六歲啟蒙后，先后就讀于上海廣方言館、震旦學院、南京高等學校。1906年秋，張君勱留學日本，學習政治學、法學，并結識梁啟超，參加政聞社，跟隨他組織立憲運動。辛亥革命爆發后，張君勱發起組建民主黨，后發生外蒙古獨立事件，因抨擊袁世凱受到威脅，避難去往德國求學。1916年，因為袁世凱復辟，張君勱應梁啟超電訊歸國。袁世凱死后，張君勱北上游說段祺瑞等實權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宣戰，無果后轉任北大教授。1919年，張君勱隨同梁啟超前往法國參加巴黎和會，并在訪問歐洲各國后，拜入德國哲學家魯道爾夫·歐肯門下，學習生命哲學，直到1921年底才離歐回國。
二次旅歐歸來后，張君勱于清華學院發表《人生觀》演講，引發科玄論戰。1923年，張君勱創辦“國立自治學院”。1932年，發起成立中國國家社會黨。抗日戰爭爆發后，張君勱積極推動兩次憲政運動，起草憲草草案，該草案后被刪改，確立為《中華民國憲法》。1941年，參與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6年，國家社會黨與民主憲政黨合并為民主社會黨。張君勱率領民主社會黨先后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包辦立憲國大，行憲國大召開前的“國大代表”選舉、行憲國大以及副總統選舉，由此被中共中央指定為“頭號戰犯”。新中國成立后，張君勱長居美國，致力于現代新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廣。1969年2月23日，張君勱病故于舊金山，終年82歲。
張君勱最初是以政治人物的形象登上歷史舞臺，他先追隨梁啟超從事立憲運動，后致力于組建政黨，數十年來都在追求“憲政救國”之路；其晚年主要從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研究，以推廣新儒家為己任。張君勱的所有活動雖然都沒有取得具體成功，但其影響不容忽視，尤其是在現代新儒學方面，張君勱將儒家社會主義實施于近代憲法政治，由此被列為中國當代四大儒者之一。
人物生平
少年時代
1887年1月18日，張君勱出生于江蘇嘉定縣城一個儒醫兼經商的家庭，六歲啟蒙讀書，十二歲奉母命考入上海廣方言館。在校期間，張君勱學習英文及數理化，接觸西方文化，并且受到教員袁希濤影響，開始關心政治。1902年，張君勱參加寶山縣“新政”縣試，以策論取中秀才。次年，考入震旦學院學習拉丁文，半年后因學費不足，轉入南京高等學校；后因參加拒俄愛國運動，不足一年便被校方勒令退學。1904年，張君勱到湖南長沙明德學校擔任英文教員，不久轉澧州、常德等中學任教。1905年冬，張君勱回到故鄉嘉定，與原配沈氏完婚。數個月后，考取寶山縣公費留日資格，開啟留日生涯。
立憲之初
1906年秋，張君勱考入早稻田大學經濟科，初入預科，后轉入大學部。日本留學期間，是張君勱正式與現代學術接觸的開始。當時早稻田大學所用的參考書幾乎全是英文，張君勱因不擅日語，只能通過英文參考書學習，由此接觸了大量英文政治和法學典籍，并初步確立了民主政治思想。但這些舉動違背了寶山縣送他留日學習數理化的初衷，不久寶山縣停止了他的公費。迫于生計，張君勱開始為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撰稿，因此成為梁啟超最堅定的追隨者。
1907年10月，張君勱以發起人的身份加入梁啟超在東京成立的政聞社，擔任評議員，兼任編科職務。隨后張君勱被派遣回國，發起憲政運動，并組織成立國會期成會，推動全國性的國會請愿運動形成；后在北京進行活動時，遇見頑固派人士蔡鈞，遂被人送回日本，得以繼續完成學業。1908年2月，政聞社總部遷往上海市，張君勱成為東京方面負責人之一。但8月政聞社即被清政府解散。1909年6月，張君勱聯合吳貫因等前政聞社社員，在東京成立“咨議局事務調查會”，創辦了生平第一份刊物《憲政新志》，繼續宣傳議會政治。次年夏天，張君勱獲取早稻田大學政治學學士，結束了長達四年的留日生活。
涉政之始
1911年，為了實現政聞社社員進入政界、開辟勢力的謀劃，張君勱回國參加清政府專為留學生設立的考試，并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不久后辛亥革命爆發，張君勱回到了家鄉寶山，出任縣議會議長，并與其弟張嘉璈等共同在上海籌辦發起神州大學和國民協會。1912年4月，張君勱與湯化龍、林長民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共和建設討論會，隱奉梁啟超為領袖，并在此后的數月間為梁啟超歸國而四處奔波。同時促成廣東省的國民新政社、浙江省的共和促進會等團體合并為“另一大黨”，即民主黨。10月上旬，在民主黨成立之前，張君勱受委托赴日本迎接梁啟超回國。27日，民主黨成立，張君勱成為常務委員之一。但不久外蒙古獨立事件發生，張君勱因發文抨擊袁世凱，不得已赴德留學避難。
1913年4月初，張君勱進入柏林洪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習法政、財政等課程。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張君勱將全部注意力放在研究戰爭進程，曾親往戰爭現場參觀，并前往戰爭的另一重要當事國英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學狀況進行實地考察。同時，張君勱還在國內發表了大量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章，向國內介紹大戰相關情況。1915年10月，張君勱到達倫敦不久，國內發生“袁世凱復辟”事件。張君勱先是在《每日先鋒報》登報抨擊袁世凱，12月下旬云南省宣告獨立后，即應梁啟超電訊歸國。
當時梁啟超的學生蔡鍔在云南組建了討袁護國軍，張君勱本來也是要往云南襄助起義。但1916年4月，張君勱抵達杭州市后，因同樣宣布反袁獨立的浙江省督軍呂公望的挽留，最終留在杭州，出任浙江交涉署署長，參與領導反袁斗爭，后兼任上海市《時事新報》主編。袁世凱死后，張君勱就省制入憲問題，發表《聯邦十不可論》一文。這年冬天，根據自己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分析，張君勱力主對德宣戰，北上游說有影響的政治人物。不久，出任段祺瑞成立的“國際政務評議會”書記長。之后張君勱多次南下南京和上海，勸說馮國璋、孫中山等人支持對德宣戰，但無功而返，最終因黎段矛盾加劇，段祺瑞被解除總理職務，宣戰提議被徹底擱置。1917年7月，張君勱擔任南京總統府秘書。幾個月后段祺瑞被代理總統馮國璋免去職務，張君勱也隨一同被免的梁啟超退出政壇，轉任北大教授。此次失敗令張君勱心灰意冷，決心改弦更張，求治先從治己入手，自此埋首學問，開始了一段“律己”的嚴謹的生活。
科玄論戰
1919年2月，梁啟超、張君勱一行七人抵達法國巴黎，以非正式顧問的身份為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出謀劃策，他們在近半年間積極展開外交，意圖收回被日本人奪取的青島市以及山東省的一切權益，不幸未有結果。6月，前往其他國家訪問，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情況。梁啟超回國后，張君勱移居德國耶納，師從著名哲學家魯道爾夫·歐肯學習生命哲學。同時，他還向國內介紹和傳播他所接觸的西方哲學。張君勱二度歐游前后，正值俄、德社會主義革命，在吸納社會主義思潮和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后，張君勱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主張基本形成，思想也從社會科學跳到哲學，發生了方向性的轉變，由此更加趨近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
張君勱在耶納待了兩年，到1921年底，張君勱才陪應邀來華講學的德國哲學家杜里舒離歐洲回國。1922年1月，張君勱偕同來華講學的杜里舒抵達上海市，住在“松社”，擔任杜里舒演講的翻譯。5月，在“聯省自治”運動高漲的背景下，張君勱應邀參加了“全國八團體國是會議”，草擬了《國是會議憲法草案》甲、乙兩案，并著《國憲議》一文說明《草案》甲案。
1923年2月14日，五四新文化運動接近尾聲之際，張君勱至清華大學演講“人生觀”，宣揚科學并非萬能，否定科學對人生觀的指導作用，提倡自由意志的人生觀。這篇演講刊載在《清華周刊》第272期上，當即在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由此，哲學界以張君勱、梁啟超為首被分為玄學派，以丁文江、胡適為首為科學派，兩派環繞著“科學與人生觀”展開了一場長久的大論戰，即“科玄論戰”。科玄論戰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影響深遠，也是張君勱思想發展中的一個起點，他在論戰中提出的一整套不合時流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使他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思想發展史中不能不提到的人物之一。
組建政黨
在人生觀論戰快接近尾聲的時候，1923年9月底，張君勱到上海市主持創辦“國立自治學院”，自任院長，講授英國政治、唯物辯證法批判等課。兩年后，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1925年，張君勱與原配沈氏離婚，并在福州市與王世瑛舉行了婚禮。1927年3月，北伐軍攻克上海，由于張君勱多次公開反對、批評國民黨，不久政治大學即被國民黨關閉。政治大學從創辦到停辦，雖然前后不過三年多一點時間，但他為張君勱日后組建中國國家社會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培養了一批人才。12月，張君勱以世界室主人的筆名出版了一本名叫《蘇俄評論》的小冊子，對“共產黨發動武裝起義，走俄羅斯暴力革命道路”提出反對觀點。
1928年初，張君勱和青年黨代理主席李璜在上海秘密創辦《新路》雜志，批評國民黨的一黨專制。雜志查禁后，接受李聘請，擔任青年黨“上海知行學院”教授，主講歐洲社會主義史。不久張君勱遭到中國國民黨綁架，落下終身殘疾。9月，張君勱參加完梁啟超葬禮后，前往德國耶納大學任教。九一八事變前夕，張君勱回到北平，于燕京大學教授黑格爾哲學。1932年4月，張君勱、張東蓀、胡石青等人籌備并秘密成立中國國家社會黨，且在同一天宣布成立“再生社”。5月20日，《再生》月刊在北平創刊，張君勱、張東、胡石青共同撰寫發表《我們所要說的話》，提出以指示新途徑、謀中華民族的再生為宗旨。
投身抗戰
1932年3月，日本成立偽滿洲國后，張君勱著手翻譯德國著名古典哲學家菲希德在拿破侖·波拿巴占領德國時，對德意志國民發表的愛國演講，于當年7月20日開始在《再生》月刊連載，后又成書出版，大受人們歡迎1933年初，因在燕京大學作“一二八”淞滬之戰的公開演講、報告，張君勱被迫辭去燕大教授職務，移居石板房甲23號，專心致力于組黨和著述工作。著述之余，張君勱為宣傳其主張，還經常四處游說，或到各地演講。11月，擔任中山大學哲學教授，半年后因政治理念不合請辭，回到北平市。
1934年7月，國家社會黨在天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君勱被選舉為中央總務委員兼總秘書，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張君勱的領導下，國家社會黨在黨派關系上執行多黨出擊的政策，因此，不僅受到共產黨人的批判，也遭到國民黨的打擊。其機關刊物《再生》被國民黨指定為“反動刊物”，嚴加查禁，就連張君勱譯著的書，也被收集焚毀。1935年6月，張君勱演講文章合集《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由再生社出版。同時張君勱再次南下廣州市，主持明德社，創辦以重建新中國文化為宗旨的學海書院。次年6月，書院被國民黨關閉，張君勱離粵北歸，將主持書院期間的一系列演講和舊作匯成《明日之中國文化》一書出版。
隨著《八一宣言》發表，抗日救亡運動更加廣泛和深入，1936年7月，中國國家社會黨在上海舉行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揚立即抗戰，張君勱連任中央總務委員兼總秘書。大會閉幕后，著手翻譯德國名將魯屯道夫的名著《全體性戰爭》，并改名《全民族戰爭論》，呼吁全民抗戰。“七七事變”前夕，張君勱作為國民政府邀請的第一批代表參加“廬山談話會”，并表示擁護政府抗戰。不久淞滬會戰爆發，張君勱沒有及時趕回上海市，此后只能由南京而武漢、再重慶市，隨著國民政府步步西遷。
一次憲政
1937年8月，“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設立國防咨詢機構“國防參議會”，張君勱被聘任為首批參議員。11月上海失陷前，張君勱、左舜生、李璜等九人聯名向國民黨當局呈遞意見，希望成立有各黨各派和各方代表參加的民意機關。1938年，國民政府組織成立“國民參政會”，張君勱就任參政員。7月，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在漢口召開，張君勱被選為休會期駐會委員會委員。年底，張君勱隨國民參政會遷到重慶市，發表《致毛澤東先生的一封信》，希望共產黨放棄階級斗爭、取消軍隊和邊區。這封公開信被國民黨到處翻印散發，產生了極壞的政治影響。同年，出版《立國之道》，詳細闡述了國家社會黨的政治主張。
1939年9月9日，在國民參政會議第一屆第四次會議上，張君勱等36名參政員聯名提出《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以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要求結束黨治、實行憲政、改革現行政府，使得大會通過了《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決議案》。隨后張君勱被蔣介石指定為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委員兼召集人。張君勱遂聯合重慶市的其他中間黨派參政員共同發起召集憲政座談會，并決定成立憲政促進會。此外，為了推動憲政運動的興起，11月，張君勱前往大理白族自治州創辦民族文化書院時，在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發表了題為《中國戰時憲政實施及其步驟》的演講。不久，又于《再生》重慶版第43期上發表《論多黨一黨問題》。在張君勱等人的推動下，一個頗具聲勢的憲政運動迅速興起，除重慶外，國統區各大城市以及延安市也都成立了各種推進憲政的組織。
1940年3月20日，張君勱、黃炎培、周覽三人召集舉行憲政期成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會議在參考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對《五五草案》進行修改，并擬成修正案，以供4月1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五次會議討論通過。然而，這份《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之修正草案》最終未經大會表決，甚至未經充分討論，就被蔣介石的一紙提議和一篇即席演講給“無形打消”。
起草憲草
1941年，張君勱等人在重慶發起并秘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其被推選為同盟中央執行委員，以及中央常委。9月，張君勱、梁漱溟等人在香港創辦同盟機關報《光明報》，并發表成立“啟事”，公布政治綱領、成立宣言，引起國內外注意。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張君勱發表《太平洋戰起致國民黨中執會諸公書》一文，要求國民黨對外加強與反法西斯同盟的合作，對內實行民主政治。不久，因為張君勱積極參加第一次憲政運動，參與組建中國民主政治同盟，中國國民黨以西南聯大學潮為由，將他軟禁在重慶汪山長達兩年。但期間張君勱仍關注著中國的抗日戰場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撰寫發表了不少文章。
1943年10月，受國內外形式影響，國民黨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并宣布將在戰爭結束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頒布憲法，實行憲政。軟禁中的張君勱因為其身份和影響力，被蔣介石指派為憲政實施協進會的常務會員。次年初，張君勱等人再次發起“民主憲政座談會”，呼吁開放黨禁，實施憲政，保障人權，改革政治。座談會每月舉辦一次，規模和影響也不斷擴大。7月，國民政府頒布《保障人民身體自由辦法》，張君勱重獲自由，再次當選為參政會駐會委員。11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接手《民憲》雜志，張君勱成為雜志編輯委員會會員之一，使該刊成為當時積極宣傳憲政、制造民主輿論的最有影響力的報刊之一。
這年末，張君勱前往美國，出席太平洋學術會議。隨后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了1945年4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成立大會，并擔任聯合國憲章中的大會組的委員。會議期間，張君勱建議成立國際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并支持印度和朝鮮的獨立要求。大會閉會后，張君勱移居喬治·華盛頓，專心研究憲法。1944年底，張君勱結束在美國的游歷和研究，去英國考察工黨政策。
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在重慶簽訂“雙十協定”，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張君勱作為民主同盟的代表之一，匆匆回國，參與了憲法草案組的討論。張君勱提出“以孫中山五權憲法之名行英美式憲法之實”，這一方案獲得在野黨人士、共產黨代表周恩來以及國民黨代表孫科的共同認可。于是，大家以張君勱的方案為基礎，結合其他方面的意見，達成了憲草修改的十二條原則。最終，這一修改原則在孫科的操作下，寫進了政協決議案。2月上旬，“憲草審議委員會”成立，張君勱作為委員會一員，草擬了一部憲草。但因各方“爭論不一”，在政協綜合小組最后一次會議上，這部憲草最終被國共雙方同時否決。
頭等戰犯
1946年8月中旬，國家社會黨和民主憲政黨合并為民主社會黨，仍為民主同盟組成成員之一。張君勱被選舉為中央組織委員會主席，代表民社黨在上海“調解”國共沖突，呼吁和平、民主、統一。10月，蔣介石違反1月份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片面決定召開制定憲法的國民大會。中共和民主同盟堅決反對。張君勱最初致函蔣介石，表示其徹底停止內戰和實現政協決議，才會率民社黨參加國民黨包辦“制憲國大”。然而在蔣介石的不斷勸誘下，張君勱未能堅持己見。12月23日，民社黨向國民黨提交了出席國大的40名代表名單，名單中沒有張君勱的名字。民主同盟隨即將民社黨開除出盟。25日，由張君勱起草的憲草，經國民黨、甚至蔣介石本人的刪改，被國民大會正式確定為《中華民國憲法》，于1947年開始實行。
《中國民國憲法》產生后，蔣介石宣布“改組”政府，成立“介乎訓政與憲政之間”的過渡式“多黨政府”。1947年4月，民主社會黨、青年黨與國民黨在南京簽訂三黨施政方針十二條，而后民社黨向國民黨提交民社黨參加政府的名單。張君勱及民主社會黨與共產黨的關系因此徹底破裂。之后，張君勱率領民主社會黨參加了行憲國大召開前的“國大代表”選舉、行憲國大以及副總統選舉，并積極擁護蔣介石成為改組政府第一任大總統。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頭等戰犯名單”，張君勱名列其中。次年3月，張君勱來到澳門的妹妹張君儀家中，準備到印度講學用的講稿，但隨后新中國成立，他從此只能逃奔海外。
長居海外
1949年10月，張君勱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主持召開民社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支持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反共”政策，并跟隨國民黨將黨部遷往臺北市。自此，民社黨一切黨務由中央常委會議辦理，身為民社黨主席的張君勱很少再過問民社黨之事。11月，張君勱飛抵新德里，開始了他對印度各大學主題為“中國孔孟哲學”的巡回講學。張君勱在印度呆了兩年多，直到1951年3月返回香港，隨后作為“中國自由民主戰斗同盟”代表人前往美國活動，以爭取美國的進一步援助。但來到美國后，張君勱的活動并不順利，不僅發展成員受挫，不久美國政府也放棄了對戰斗同盟的援助。到1955年前后，同盟基本停止了活動，張君勱也轉入學術研究。
1955年4月，張君勱因經濟所迫，應美國斯坦福大學之聘，到美國西岸研究中國大陸問題。次年初，擔任舊金山《世界日報》社論撰述，期間撰寫社論87篇，后匯編為《張君勱新大陸言論集》一書。1957年3月，張君勱儒學思想新開展的代表作《新儒家思想史》第一卷（上卷）新英文本在美國出版。1958年元旦，由張君勱發起，與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以中英文聯合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引起海外華人的震動。6月，張君勱獲得澳大利亞孟氏基金資助作環球講學和旅游。11月，回到舊金山后，張君勱繼續為《世界日報》撰寫社論，直到1961年，擔任洛杉磯“世界文化宗教研究所”所講師。1963年2月，《新儒家思想史》（英文）下冊出版。此后數年間，張君勱多次應邀到香港各大學講學。
1965年，張君勱在舊金山創立自由中國協會，并于香港特別行政區創立《自由鐘》雜志。1968年12月1日，張君勱在《自由鐘》上發表最后一篇文章——《歷史之壓力》，不久因胃癌入舊金山伯克萊醫院治療。1969年2月23日下午6時40分（舊金山時間），張君勱在伯克萊的康凡勒生療養院去世，終年82歲。死后6天，在當地安葬。
思想主張
張君勱的思想有著獨屬于民國年代的復雜性，他一生致力于在中國實現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復興儒學，建立以儒家思想為本位的新民族文化系統，同時對社會主義也有不同尋常的關注和部分認可。因此，他的思想至少可以從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這三個方面逐一闡述。
新儒家思想
現代新儒學從開端到現在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五四”到1949 年新中國成立，現代新儒家主要在中國大陸活動；第二階段，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末，現代新儒家主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臺灣活動；第三階段，70年代末到現在，現代新儒家逐漸向北美轉移。而這其中，僅有張君勱一人，在第一和第二階段現代新儒學的發展中同時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開端
張君勱新儒家思想的萌發階段是在二次旅歐期間，但其最初明確提出有關于新儒家思想的主張則在1923年的科玄論戰。 在引發論戰的《人生觀》演講中，張君勱從“人生觀具有主觀的、直覺的、綜合的、自由意志的、單一的等五個特點”出發，論證人生觀和科學的不同，否定科學對人生觀的指導作用，強調主觀意志的絕對自由，宣揚和提倡自由意志的人生觀，進而企圖把人生觀從當時正處于勃興狀態之中的“把一切納入科學管轄范圍”的思想運動解放出來。這場論戰是現代新儒學發展歷程中的一件大事。張君勱的演講以及他后來的參戰文章明確、并塑造了現代新儒家的一個重要致思方向，即事實世界和價值世界（意義世界）并非一體，科學與道德、實證方法與哲學方向、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科學及其方法既不能作用于價值世界，從而解決意義問題，更無法進一步取代哲學、道德和宗教。
弘揚
張君勱對現代新儒學的弘揚主要體現在其三十年代創辦廣州市“學海書院”、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書院”。辦學期間，張君勱在實踐宋明講學傳統的基礎上，對設教治學方法加以改進。他提出，所謂教育，應該做到“傳授知識”和“人格培養”并進。
在傳授知識，增進學生學業上，張君勱要求結合西洋求真之學、中國求善之學，使學生做到“學行并重”；并希望做到各科學問的匯通，將學生養成通才。他還認為，國故研究應從民族復興的需要出發。與此同時，張君勱進一步指出，重視人格修養，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征。他主張“德智交修，誠明并進”，且尤其強調“立誠”是德行修養的根本。張君勱認為德行有三大項九小項，大者，立己、達人、愛國；小者，“誠樸”“仁勇”“公忠” “敬人敬事”“胞與為懷”“集團紀律” “愛護本國歷史”“養成法治習慣”“履行國民義務”。他還提到，如程伊川“致知主敬”，王守仁“知行合一”等宋明儒家的講學宗旨根本便是 “誠”，要求學生首先做到“立誠”。
闡發
張君勱對現代新儒家的闡發是在其離開中國大陸到去世期間。這段時間，他著力于學術研究，發表和出版了如《新儒家思想》《中國哲學家——王陽明》等一大批闡發儒家思想的著作和文章，為現代新儒學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張君勱認為儒家哲學具有“與世上任何其他哲學體系不同”的“四點獨一無二的特性”：第一，儒家哲學是一種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人為宇宙中心的道德價值學說；第二，儒家哲學“以形下為基礎，然后進而達于形上”，要求“形上形下通”；第三，儒家哲學最大的目標是做到心靈的自我控制；第四，儒家哲學重視知行合一，甚至為了踐行所謂的“道”，不惜犧牲生命。
張君勱還進一步以“萬物之有”和“致知之心”兩個觀點來探討和闡發了儒家哲學的基本范疇。 他肯定了中國儒家對天地間萬事萬物存在，從不持懷疑否定之論的“萬物之有”儒家多元宇宙觀，又立足于學術研究的角度，提出“平衡物心兩方，而不至偏物忘心， 或偏心忘物”一說來補救其不足。另一方面，張君勱也以“致知之心”來表述他對儒家哲學的認識，他繼承了孟子、荀子“官覺與心不可分離”的說法，認為心能知，在于官覺與心思二者相合，并且兼納西方理性主義與感性主義之長，以求走出“新路”。
張君勱還指出儒家倫理思想的一大原則，是“以善惡義利是非之辯，直接訴諸各人之良心，使其知所以身體而力行者是也”。所以儒家強調人有四端，強調人性本善，最終達成“責諸一己，求諸一心”這一目的。
民主憲政思想
張君勱的憲法思想淵源于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憲政思想，因此對自由人權以及民主政治極為推崇。
憲政之基石
張君勱認為憲法對于個人權利的保障是憲政的第一塊基石。他還明確提出，只有人權，尤其是人身自由、結社集會自由和言論出版自由這三項最基本的人權得到切實保障，憲政才有基礎，民眾才能形使主權，進一步成為國家根本。張君勱指出政府必須制定法律來保護民眾的人身自由，并強調沒有經過法律程序和通過法院批準，不得逮捕人民或限制人民自由，否則縱有人權也是空談。張君勱還要求政府許可民眾組織團體、政黨；而且這些團體、政黨乃至個人都可以公開活動，發表意見、出版書籍，以監督朝野各黨。張君勱認為擁有言論出版自由，于人民，可促進學術、政治進步；于國家，則可保證治安穩定，法紀健全。
修正的民主政治
張君勱的民主政治有三條原則：人權之尊重與否，被統治者之同意與否，政府之負責與否。張君勱還認為，民主政治的出發點是尊重人權，并著重強調國家在人權保護上的當然責任。只有滿足了“尊重人權”的基礎，才能實現“被統治者之同意”“政府之負責”兩條原則，即“有所謂議會，由人民選舉代表、監督政府”，在一定意義上，由人民直接或間接地決定國家一切重要事情；然后才會有“政府是否因民意而對之負責之謂”，政府只能對全體人民負責，并服從于民意。
為了實現民主政治，張君勱在民主和獨裁兩種政治形式間進行了“調和”與“折中”，對自由和權力各自劃定范圍，由此設計了“修正的民主政治”。他認為，自由主要在于個人的的自由發展，權力則重在提高政府效率。為了培養民眾的自由人格，政府應該建立健全的選舉制度，做好相關的人權保障工作，使民眾養成“自動自發參加國事”的精神；如此，則“個人享有自由矣”。在權力方面，為了提高政府效率，張君勱主要提出了以下四點說明：一，成立全國一致的聯合性政府；二，限制國民代表會議立法權，加強行政權力；三，建立文官制度，嚴格區分政務官與文官的界限；四，加強專家在決策中的作用。
社會主義思想
張君勱指出實現社會主義，應在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體制上進行改良。他反對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以推行社會主義，強調實行社會主義要顧及人權，使社會主義、（保障人權）、智識三者結為同盟，并認為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并不構成矛盾。但同時，張君勱又主張將“公私經濟立于國家之下，以造成我國之集合的經濟”，在放寬對所有權的種種限制，以及保留私有財產的基礎上，通過國家嚴格控制經營權，實行計劃經濟，即以合乎中國實際的“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經濟。
主要作品
張君勱一生著、譯作頗多，以下僅對其正式出版的書籍作簡單歸納：
相關評價
現代新儒學大家徐復觀稱中國當代有四大儒者，代表著中華文化的活的精神：一是熊十力先生，一是馬浮先生，一是梁漱溟先生，一是張君勱先生。他認為張君勱雖然為政黨所累，但他將儒家之社會主義落實于近代憲法政治之上，功不可沒。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院士耿云志評價張君勱先以投身政治登上歷史舞臺，相繼從事立憲救國，政黨救國，晚年則致力于文化復興運動，以推展新儒家為職志。所有這些活動，都不曾取得具體的成功，但其有形無形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但同時他也認為，張君勱在政治上與文化學術上得中間性和復雜性，常常兩面不討好，這使得他在近現代的中國，不足以成為一代風騷的領袖人物。
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陳寒鳴認為，張君勱的政治思想立基于深厚的儒學傳統之根上，而且張君勱他很自覺地以儒家傳統資源來接引西方民主憲政思想，使后者能夠在中國本土生根發芽。 這樣的做法及其所形成的思想理論成果，不僅是前于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輩所沒有的，而且在整個現當代新儒學思潮史上都是罕見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鄭大華評價張君勱現代新儒學當之無愧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在現代新儒學的發展歷程中，對第一和第二階段現代新儒學的發展都做出過貢獻的僅有張君勱一人。而張君勱無論地位，還是影響，在第一階段可以與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和賀麟相提并論，在第二階段可以與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比肩。
家庭關系
趣事逸聞
焚香讀書
1897年，張君勱奉母命考入上海廣方言館。廣方言館每周上七天課，其中四天讀英文，三天讀國文。而張君勱讀書十分勤奮，除了必修的英文和國文課程外，還利用課余時間閱讀大量的古書，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曾國藩的《曾文正公全集（全16冊）》，顧炎武的《日知錄》，朱熹的《近思錄》等。據說，他讀朱熹的《近思錄》，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讀之前還焚香一炷，以示虔誠。
玄學鬼
1923年2月14日，應吳文藻之邀請，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為出國留學生發表題為《人生觀》的演講。演講稿刊載在《清華周刊》第272期上，在學術界引起軒然大波。張君勱好友——素以“擁護科學為職志”的地質學家丁文江率先發難，他在《努力周報》發表了《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和《玄學和科學——答張君勱》兩篇長文，對張君勱的觀點提出了反駁，號召人們起來打倒“被玄學的鬼附在身上”的張君勱，拯救沒有給玄學鬼附上身的青年學生。自此，“玄學鬼”成了張君勱的綽號。
參考資料 >
徐復觀：如何讀馬一浮先生的書 .豆瓣小組.2023-05-02
徐志摩與張幼儀：中國歷史上第一樁西式離婚案-中新網.中國新聞網.2023-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