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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嘉（1889-1979），字公權，生于寶山區（今屬上海嘉定），祖籍江西省南城。曾任中國銀行總經理，是二十世紀著名的銀行家、實業家，被譽為“中國現代銀行之父”。

張嘉璈祖上為官，父親是一名中醫，家中有八個兄弟和四個姐妹，他家里排行第四。1906 年，張嘉璈進入日本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師從堀江歸一，攻讀貨幣銀行學和政治經濟學。在日本求學期間，他結識了梁啟超?；貒?，1913年被中國銀行總裁湯睿舉薦張嘉璈擔任上海分行副經理，開啟金融生涯。1916年與宋漢章聯合違抗袁世凱政府的“抗兌”命令，并由此打出聲望。1917年受梁啟超的賞識出任任中國銀行總行的副總裁，并成功改革了中國銀行，使得中國銀行成為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商業銀行。后因得罪蔣介石，被剝奪了中國銀行總經理職務。抗日戰爭勝利后，被蔣介石任命為國家銀行總裁，但已無法扭轉時局，1948年辭去中央銀行總裁職務，并在同年5月19日，離開大陸。晚年定居在美國，1979年病逝于加利福尼亞州的小鎮帕拉奧托，終年90歲。

張嘉璈對中國銀行的改造，使中國有了健康運營的大公司的企業組織；對于中國金融業，他的貢獻在于樹立了道德和紀律，改造了金融界先前的腐化空氣，避免或減少了金融風險。著有《中國鐵道建設》《通貨膨脹的曲折線——1939至1950年中國的經驗》等書。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89年11月12日，張嘉璈生于上海嘉定一個儒醫兼經商的家庭，有兄弟八人、姊妹四人。祖父張鼎生是清代同治年間的縣官，父親張祖良是一名中醫。在這個舊式大家庭里，張祖良對子女們的教育極為重視，從小就請家庭教師，教孩子們之乎者，也要念文言文讀經典；年紀稍長后，就被送去讀“新學”，接受新知識。

張嘉璈10 歲前在私塾讀書，14歲進入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的廣方言館學外語。17歲，遠赴北京高等工業學堂學習。1906 年，張嘉璈進入日本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師從堀江歸一，攻讀貨幣銀行學和政治經濟學。在日本求學期間，他結識了梁啟超。

1909年，因意外事件家道中落，費用中斷，差一年畢業，只好提前回國?；貒螅瑥埣苇H先后在《國民公報》、《交通官報》擔任編輯和總編輯。 1913年，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經理項馨調任總行擔任副總裁，副經理宋漢章升任上海分行經理，中國銀行總裁湯睿舉薦張嘉璈擔任上海分行副經理。從此，張嘉璈開啟了他的職業金融生涯。這一年，他24歲。

嶄露頭角

1913年至1915年間，在財政緊缺的情況下，袁世凱不斷擴軍，軍費激增，急需用錢，他把目光盯向銀行，要求當時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不斷的印發鈔票，導致貨幣貶值。當時，交通銀行的總辦梁士貽是袁世凱總統府的秘書長，在物價上漲時意圖將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合并，發行更多的鈔票。這一消息引發了儲戶的恐慌性擠兌，而北洋政府則于1916年5月下令停止兌現。

張嘉璈與宋漢章認為，銀行若不能兌現，則會信用掃地，決定違抗袁世凱的命令。為避免被袁世凱撤職，張嘉璈請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蔣抑卮、浙江地方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三位朋友分別代表股東、存戶和持券人，向法庭立即起訴了自己；根據當時的法律，訴訟期間，政府當局不能逮捕和撤換作為現任經理、副經理的宋漢章和張嘉璈。與此同時，張嘉璈還聯絡實業界鉅子張謇（末代狀元），成立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股東聯合會，推舉張擔任會長；聘請洋人律師英國人古柏、日本人村上代表股東接收全行財產，洋人律師又代表股東委任宋漢章、張嘉璈主持分行業務。為了應對擠兌，張嘉璈聯絡設在外灘的外國銀行，爭取到了200萬元的透支額度。

1916年5月12日，袁世凱政府的“停兌令”正式實行。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執行命令，停止兌現，儲戶轉向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由于做了充分的準備，儲戶在中國銀行順利兌現。13日，擠兌仍在繼續；14日，星期六慣例只營業半天，張嘉璈決定下午繼續營業，并登報公告；15日，銀行繼續登報宣布開門兌現。到5月19日，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的信用逐漸得到儲戶的認可，擠兌風波平息。張嘉璈和宋漢章被稱為 “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張嘉璈作為一名職業銀行家的素質、謀略和膽識初步展現。

改革中國銀行

1917年，受出任段祺瑞政府財政總長的梁啟超邀請，張嘉璈到北平市出任中國銀行總行的副總裁，同時留任上海分行副經理。張嘉璈提出了對中國銀行的改革思路：一要招募商股、減少官股，成立股東會；二要整理中行總行所發行的京鈔；三要設法限制對政府的墊款，并逐漸收回以前墊款。張嘉璈的改革思路得到了梁啟超的認同。

1918年初，中國銀行股東大會選舉張嘉璈為董事，出任副總裁。張嘉璈在這一位置上任職11年，直到 1928年底，他的目標是把中國銀行辦成一家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商業銀行。張嘉璈運用學到的銀行、理財專業知識，在中國銀行推廣西式簿記、優質服務、人事管理等現代銀行的管理方式，將中國銀行帶入一個新時代。為了擺脫政府對銀行的控制，張嘉璈不斷擴充商股，招募江浙財團及各大企業近 600萬元的商股。到1923 年，北洋政府因為財政緊張，將500萬元官股出售，這樣一來，中國銀行的商股比例達到了99%。

事業受阻

1927年，北伐戰爭開始，為了尋求保護，在蔣介石的拉攏下，為應付政府張嘉璈被迫發行公債。從1927年5月到1936年，政府共發行26億元以上的內債。承購、抵押、銷售、維持市值，張嘉璈為蔣介石政權效力不遺余力。期間，1929 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銀行呆壞帳比例大幅上升；到 1935年，上海金融危機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嘉璈展現了他豐富的金融經驗再次化解了金融危機。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后，張嘉璈提出國家不要總是把銀行當作“錢袋”，這得罪了蔣介石。

1935年，蔣介石把中國銀行的總經理制改為董事長制，宋子文擔任董事長，宋漢章為總經理。張嘉璈明升實降，被任命為國家銀行副總裁。半年后，蔣介石任命張嘉璈為鐵道部長。1938 年，鐵道部與交通部合并，任交通部長。期間，張嘉璈擬定了修建鐵路的五年計劃，計劃修成 5000公里鐵路。但時值抗日戰爭，政局不穩、財力有限，他在任期內僅修通了湘黔鐵路株州至貴陽段，浙贛鐵路南昌至萍鄉段兩截鐵路。1943年，張嘉璈辭去交通部長職務；同年9月，赴美考察研究戰后中國的經濟復興計劃。

臨危受命

1947年1月2日，蔣經國帶來蔣介石的親筆信拜訪正在東北地區行營的張嘉璈。但張嘉璈對時局非常清楚，此時的財政和國家銀行、甚至通貨膨脹，已經不是他可以扭轉的了，貿然接手，勢必出丑；他嘗試回信給蔣介石，表示力不從心。2月12日，蔣介石托熊式輝帶口信，要張嘉璈準備返回南京，出任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無法再推辭。25日，蔣介石派專機至沈陽市，給張嘉璈帶去蔣介石當天早上八點的親筆信：“請明日回京。行動仍以不告人為宜。”27日下午3點半，張嘉璈秘密抵達南京。3月1日，蔣介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及最高國防會議，宋子文被迫辭去行政院長，蔣介石自己兼任院長，張群任副院長，同時正式任命張嘉璈為國家銀行總裁。

此時的北洋政府，1946年收入28770億元，支出 75748 億元；1947年收入140644億元，支出433939億元，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60%以上。張嘉璈雖然很快拿出了方案：發行公債、調整外匯管理辦法、加強金融管理，三大招術一齊用上。然后，由于國民黨政府早已信譽掃地，軍費日漲、通貨膨脹加劇，達官貴人逃避監管內幕交易，張嘉璈也無力回天。到 1948年4月24日，翁文灝接任行政院長，俞鴻鈞接任國家銀行總裁。28日，蔣介石還命人詢問張嘉璈是否愿任財政部長，張嘉璈說：“任職中央銀行已感竭蹶，何敢擔任財長重任，請代向總統說明，此事萬萬不可?！?/p>

大勢已去

1949 年1月21日，蔣介石退位，李宗仁代理總統。1月24日，張嘉璈寫信給外交部長吳鐵城，要求辦理赴澳大利亞的護照。3月19日，李宗仁親自登門拜訪，希望張嘉璈出任財政部長，被張嘉璈拒絕。4月26日，張嘉璈從上海市飛到香港特別行政區。5月11日，從香港回到廣州市，葉劍英在廣州與張嘉璈有過一次接洽，希望他留在國內，并擔任中國銀行的董事職位，為新中國的銀行建設出力。由于時局未定，且他的哥哥張君勱，已經被中共公布在46名戰犯之列。5月19日，張嘉璈離開大陸，返回香港。

一年半后到澳大利亞，最后定居美國。晚年，張嘉璈先后任教于澳大利亞、美國的大學，主講中國、日本、朝鮮及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史。1955年出版英文專著《通貨膨脹的曲折線—1939至1950年中國的經驗》，客觀敘述中國國民黨政府時代通貨膨脹的情況，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成為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問題的權威著作之一。為表彰張嘉璈在經濟研究領域中的出色成就，圣約翰大學、斯坦福大學、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等世界著名高等學府，先后授予他名譽博士稱號。1979年10月13日，張嘉璈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辭世，終年90歲。他的臨終遺言是，愿“附葬先壟”，歸葬故里。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銀行仍為張嘉璈保留了董事席位，直至他逝世。

家族成員

二哥張君勱（1887—1969），字君，出生于江蘇嘉定區。著名的政治家和哲學家。也曾留學日本，是中國國家社會黨的創辦人，曾任中國家社會黨的創辦人，民主社會黨中央主席，被譽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1945年簽署聯合國憲章的中華民國代表。

二妹張幼儀（1900—1988），名嘉玢，出生于寶山區。中國第一家女子銀行——中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的副總裁，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云裳服裝店的老板、服裝設計師。但她最為世人所知的身份，她是徐志摩的元配夫人。

八弟張嘉鑄（？—1985），字禹九，新月派詩人、中國國劇運動發起人之一、“新月書店”主要投資人（后任經理）。1930年代開發黃豆多種用途的先鋒，任中國植物油公司總經理、中國蔬菜公司大老板等。因欣賞徐志摩的才華，不考慮姐姐張幼儀的感受，是張家唯一盛裝參加徐志摩與陸小曼婚禮的人。徐遇空難，參與辦理收尸、舉喪等后事。1949年移居美國。

第五個兒子：張國立。很早就去了日本，娶一女子，本姓譚，后隨夫姓，叫張掌珠，很會持家，又會烹，開了一家中國餐館“張夫人飯店”，在當地很是有名。他們有個女兒叫張邦梅。

第七個兒子：張國魁。原先在上海造幣廠任攝影工作，后來從機件維修工做到總工程師，娶妻林愛倫，福建人，生二子，邦德、邦華。

第八個兒子：張國星。原在北平救濟分署任會計，平津戰役打響時，妻子分娩在即，留在了國內，解放后做了北京冷熱汽管廠的一名會計，生有一子二女。

第九個兒子：張國井。終生未娶，沒有留下子嗣。

任職經歷

1913年，任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副經理。

1917年，任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

1928年，任中國銀行總經理。

1935年，被蔣介石任命為國家銀行副總裁，12月任鐵道部部長。

1938年1月仍任改組后的交通部部長。

抗戰勝利后，任東北地區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兼任鐵路理事長。

1947年，任中央銀行總裁。

人物作品

中信出版社出版張嘉璈的《通脹螺旋：中國貨幣經濟全面崩潰的十年，1939-1949》（原作名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 1939-1950），字面可直譯為《通貨膨脹的曲折線——1939至1950年中國的經驗》，該書曾于1958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出版。作為建立中國近代金融組織基礎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戰后與惡性通貨膨脹纏斗多年的一個敗北者，張嘉璈在這本書中論述了通貨膨脹這個“尾大不掉的怪物”的產生原因和歷史背景，并提出了經濟落后國家的應對策略和經驗教訓，警告他們勿再重蹈中國國民政府的覆轍。

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之約，張嘉璈完成了《中國現代財政金融簡史及有關人物》（該稿未經刊印，現藏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圖書館）。在這份手稿中，他提到了于他一生事業有莫大干系的八個財政界人物：梁士詒、葉恭綽、曹汝霖、廖仲愷、梁啟超、熊汝霖、孔祥熙、宋子文，而對于中國近代金融組織作出重要貢獻的銀行家，他則例舉了四人，兩個是終生知已，陳光甫和李銘，另兩人是周作民和吳鼎昌。

人物評價

張嘉璈服務中國銀行二十三年，其一大功績在于，從中國銀行開始，中國有了這種健康運營的大公司的企業組織，而他于中國金融業更重要的貢獻是，他在創立大公司的同時樹立了道德和紀律，改造了金融界先前的腐化空氣，避免或減少了金融風險，更為中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培植了一批新人。

人物成就

違命“抗兌”穩定金融系統

北洋政府時期，財政極為匱乏，袁世凱為了對付南方的革命軍，拼命擴大軍備，增加軍費，而各地的督軍大多自立為王，不向北洋政府納稅，北洋政府的財政，就始終是個“破落戶的財政”。在袁世凱看來，銀行有的是錢，開動機器印鈔票就是，所以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這兩個半官方的銀行，都不得不印發巨額鈔票，為袁世凱墊付了巨額資金。中國銀行發行鈔票，1913年只有502萬元，1915年猛增到3844萬元。交通銀行更多，1914年鈔票發行為893萬元，1915年增到3729萬元。為政府財政的墊款，中國銀行達1000多萬元，交通銀行竟達4000萬元。鈔票發行過多，這就不能不引起銀行的信譽動搖。

交通銀行總辦梁士詒是袁世凱的南京總統府秘書長，這時出謀劃策，主張將中國、交通兩行合并，以集中現金，為老袁所用。那時北方早已人心浮動，這一消息傳開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津市地區的兩行鈔票持有者，紛紛前往銀行要求兌現。交通銀行的情況尤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眼看銀行庫存危急，北洋政府國務院為穩住金融盤子，于1916年5月下令中國交建兩行，停止兌現，存款止付。

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在整個中國銀行系統中，居有重要地位，一直是策應總行和各地分行的樞紐。張嘉璈和宋漢章事先就得到消息，認為事態非常嚴重。一個銀行若不能兌現，等于卡住自己的脖子，今后就無法開門營業，銀行就等于自取滅亡。他們研究之后，決定“抗命”。

一方面由宋漢章去找有關律師，咨詢相關的法律依據，做到有理有節；而張嘉璈去聯絡南三行及其他同行，商量好計策，請他們在此關鍵時刻，一定要為中行撐腰。南三行大都是中行的股東，利益相關，自是團結對外，一致作為中行的后盾。張嘉璈并與外灘的外國銀行聯系，爭取聲援。外國銀行深知中國銀行是中國金融的支柱，中國銀行一旦垮臺，整個局面不堪收拾，對外國銀行也不利，勢必影響外國人的在華利益，所以也堅決支持中行上海分行抗命的立場。

他們計算了一下，中行當時庫存有200多萬現銀，恐怕不足應付，就與外國銀行訂立了200萬元的透支契約，做好一切準備，決不做對不起儲戶的事情。為此，張嘉璈還訪問了張謇，決定成立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由張謇任會長，并且登報聲明，上海中國銀行行務全歸商股聯合會主持，上海中行的鈔票隨時可兌現。

5月12日那天，交通銀行服從了北洋政府的命令，停止了鈔票兌現，老百姓一片怨聲。而中國銀行因為事先有了充分的準備，來者照樣兌現。盡管如此，中行門前還是人山人海。前來兌現的隊伍排了幾條馬路之遙，有數千人之多。

張嘉璈曾在日記中記下了那可怕的局面：“余自寓所到行（漢口路三號），距址三條馬路，人已擠滿，勉強擠到門口，則擠兌者爭先恐后，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乃手中所持者，不過一元錢或五元紙幣數張，或二三百元存單一紙。”看到這種情況，張嘉璈反而心中有了底。第一天兌現者有2000多人，第二天仍不減少，第三天是星期六，下午本來應該休息，銀行為了應付兌現，仍然照常開門，來者不拒，并登報公告，人心才稍稍安定，兌現者人數減到400人。第四天是星期日，銀行又在報上登廣告，宣布仍然開門兌現，而兌現者只有100多人了。漸漸地市民發現，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是完全守信用的銀行，不必緊張地去兌現，到19日，一場風暴就漸漸平息了。

這場風暴過去之后，中行上海分行的聲譽驟然提高。有錢人和生意人立即把錢存入中國銀行，吸收的存款反而比擠兌之前大為增加。中外報紙紛紛報道，總是把張嘉璈和宋漢章兩個名字并列，稱他們是“有膽識、有謀略的銀行家”，贏得了“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的稱號。

政治、金融的“雙棲明星”

1917年，北洋政府任命張嘉璈為中國銀行總行副總裁，馮耿光為總裁，而實際主持業務的是張嘉璈。為了擺脫北洋政府的控制，張嘉璈一再擴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國銀行里的勢力。他曾專程到上海市招股，向江浙財團及各大銀行、交易所、申新、寶成紗廠等大企業募集股份近600萬元。1923年，北洋政府財政支絀，將500萬元官股出售，使中國銀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按說，這樣已經達到了擺脫北洋政府控制的目的，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辦商業銀行了，然而好景不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后，中國國民黨也來打中國銀行的主意了。并使用各種手法，把張嘉璈綁上官府的“戰車”。

1927年，當北伐軍正積極向北推進時，宋子文負責為北伐軍籌款。他已向香港中國銀行先借了50萬元，廣州中國銀行經理貝祖詒（凇）當即將北伐軍的動態電告兩位總裁。蔣介石則通過在天津市的黃郛，又開口向張嘉璈要求援助。馮耿光和張嘉璈都曾在北洋政府任職，深知內中腐朽的一切，料定他們未必是北伐軍的對手，于是決定，由馮耿光去廣州市探查情況，在他判斷北伐軍肯定能打勝之后，才決定給予經濟上支持。張嘉璈則坐鎮上海市，指揮一切。

最終，為了尋求政治上的保護，他們還是把“寶”押在老蔣身上了。北伐軍打到江西的時候，他安排向北伐軍運款，一次就送去30萬。誰知老蔣的胃口大得很，遠遠超過北洋政府，到上海后一會兒要100萬，一會兒要500萬，甚至提出要借1000萬。那時中國銀行的股份總共才3000萬。江浙財團的頭腦們頓時感到頭皮發麻。張嘉璈說：“這是國民政府壓迫中行的第一次?！辈⒃谌沼浿袑懙溃骸败娙瞬幻髫斦?，而處處干涉財政，前途悲觀在此。”后來還是張靜江和陳光甫出來調解，表示政府即將發行公債，確有能力還款，張才答應為之墊款，事情方算解決。

這期間，正逢張嘉璈母親去世，蔣介石為拉攏張嘉璈，事先從未與張見過面，就突然出現在張家的靈堂里，來到之后納頭就拜，叫張嘉璈好生感動。張家本來就非?？粗囟Y節和規格，蔣介石可算是攻心攻到了點子上了。這可能也是張后來入幕蔣氏內閣的原因之一。

1928年10月，中國銀行被迫實行改組，加入官股500萬元，又恢復了官商合辦。時馮耿光、宋漢章、李銘、陳光甫、張嘉璈為常務董事，從常務董事中推選張為總經理。在中國銀行成為特許國際匯兌銀行后不久，張嘉璈就到歐美、日本去考察銀行制度，并籌集外匯資金，設置海外機構，同時改進內部組織管理，健全會計制度，延用專門人才，改革人事制度，增加職工福利，使中國銀行向現代化發展。到1934年，中行的存款已達5.4億元，放款4億，而且大力開展外匯業務，陸續建立國外直接通匯處60多個，特約代理店90多家，逐漸使國際匯兌成為中國銀行的主要業務，為此后中行的外匯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張嘉璈早在日本讀書時，就積極參加過政治活動。他與梁啟超過從甚密，從日本回國后，曾在郵傳部任職。辛亥革命后，上海市光復，他曾參加組織“國民協進會”，還參與創辦民主黨和進步黨，還擔任過北京參議院秘書長。1914年到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任職，為的是棄官從商。可知他不喜歡政治，政治卻非常喜歡他。政治與他關系太“密切”了，他又感到了處處不舒服。

蔣介石過分地把中國銀行當作自己的“錢袋”，像北洋政府一樣，無休止地向中國銀行要錢，無休止的內戰消耗，他內心就非常反感。孔祥熙出任財政部長時，成立財政顧問委員會，拉他當副主席，以此聯絡江浙財閥。他向孔祥熙提出，國家應當減少對銀行墊款的要求，反對把銀行當國庫。這下就得罪了老蔣。

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蔣介石開始翻臉不認人，從他手中奪取了中國銀行，改總經理制為董事長制，派宋子文擔任董事長，宋漢章為總經理。同時強行加入官股1500萬元，使官股達到2000萬元。把張嘉璈調為國家銀行副總裁，實際上是奪了張的權，僅給他一個空銜。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張嘉璈竟一無所聞，他憤怒之下，拒絕就任。后來老蔣鑒于他在社會上的影響，為了籠絡人心，半年之后，又把他列入內閣成員之中，任命他為鐵道部長。張嘉璈深感國鐵集團之急需，就接受下來。從此離開了中國銀行。

1938年初，國民政府將鐵道部與交通部合并，張又任交通部長，這時已經遷都重慶市了?？箲鸢四?，張嘉璈擬定了修筑鐵路的五年計劃，擬以發行公債的辦法，完成5000公里的筑路任務。為此，先后發行了1億多萬元公債，修了湘黔路株洲至貴陽一線，以及浙贛路南昌至萍鄉段。后來又引進外資，先后借外資3000萬英鎊。只可惜抗戰爆發，整個計劃無法全部落實。在戰爭的環境下，既然鐵路無法修筑下去，他這個交通部長也就無事可做。1943年，他以健康不佳為由，辭去了交通部長職務，同年9月赴美考察，研究戰后中國經濟復興計劃。

抗戰勝利之后，蔣介石的金融盤子又發生問題了，與宋子文也鬧僵了，于是又厚著臉皮，要派他的用場，屢次電催要他回國。最初準備委任他國家銀行總裁，仍叫他發揮金融方面的作用，張嘉璈堅決不就。不久，蔣介石急于搶奪東北地區的勝利果實，成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下設政治與經濟兩個委員會。在未經張同意的情況下，就宣布張為經濟委員會主任兼中東鐵路理事長，同時急電張嘉璈立即返國。張嘉璈本不想再出山，無奈蔣介石拉他共進午餐，對他大加勸慰，張經不住蔣介石的“蘑菇戰”，僅答應以接收完畢為度，遂與熊式輝一同飛往長春市。

可是接收東北談何容易，那時東北在蘇聯紅軍手里，蘇聯紅軍根本不想把東北交給蔣介石的。蔣介石認為，張嘉璈在抗戰期間，在重慶與周恩來“對付”得不錯，而東北地區，眼看共產黨也要去占領，那就必須用張嘉璈這個中間人物的“牌”。然而事態的發展，不是張嘉璈一位金融專家所能決定得了的事，所以盡管他努力奔走，到頭來還是沒能完成使命。1946年底，國共和談破裂，東北已成為內戰主要戰場，張嘉璈在東北已無所作為，而內地的金融通貨膨脹又成了蔣介石的心腹之病，于是再次請他出任國家銀行總裁。這次他僅干了半年時間，真的撒手不干了。那時已到了“金圓券”時代的前夕，中國國民黨很快就完蛋了。

人物軼事

張嘉璈一生從事銀行和實業，到頭來是兩袖清風。他1949年到國外生活后，曾托朋友把他存在上海市的藏書全部賣掉，把錢匯給他。在美國教書時，因學校離開太遠，于是想在學校附近買房子，但手頭拮據，就商于同在美國的貝祖詒。貝知張從不向朋友開口借錢，乃為之奔走湊了一個“會”，由陳光甫、李銘、貝凇蓀、項康元、吳昆生等人，每人拿出1000美元，共計11000美元交給張嘉璈。

在他離開大陸之前，還發生過一個笑話。在中國國民黨的一次立法會上，有人提出，為解決政府財政困難，要向宋子文、孔祥熙、張嘉璈征借10億美金。其實，孔、宋富有，人人皆知，而張嘉璈在中國銀行離職時，得到退職金16萬元，而當時他已負債6萬元。張嘉璈得訊后，立即致函當時的行政院長何應欽：“請派人徹查我之財產，如私產超過中國銀行退職金數目以外，甘愿貢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