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是指中國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舉人上書請愿，反對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一場政治事件。中國周代時，“公車”指君主的兵車，也指官車，即公家的車馬；漢代置官署“公車司馬”，省稱“公車”，職掌吏民上書集奏、地方進獻和朝廷征召天下賢良方正之士；宋代，以“公車”指代“科舉”；清代別稱“舉人”為“公車”，故此次上書請愿事件被稱作“公車上書”。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的清政府，派直隸總督兼北洋政府大臣李鴻章作為頭等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中日和談代表簽訂《馬關條約》，約定條約經兩國皇帝簽字用璽后，于四月十四日（5月8日）在中國煙臺換約正式生效。消息傳回，舉國震驚，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命其學生梁啟超組織廣東省舉人上書，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廣東舉人、湖南省舉人率先上書都察院。各省舉人隨之相繼上書，引起轟動。康有為見“士氣可用”，作一萬八千余字“萬言書”《上今上皇帝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救國主張，并鼓動十八行省1200多人連署，準備組織更大規模的聯名上書。5月2日，由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后因主派阻撓破壞等原因，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未能成功。
此次舉人的“公車上書”請愿活動，雖未能達到阻止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直接目的，但集會議政、聚眾上書突破了清代“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在中國近代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參與上書的知識分子組織起各種民間的壓力團體、議政團體，成為清末政治改革運動的中堅力量。康有為的“萬言書”經集會傳閱、傳抄和隨后印刷出版，其變法圖強的主張廣為流傳，亦造成頗大反響。之后，康有為等人以“變法圖強”為號召，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中國通史一般認為，此次“公車上書”揭開了清末維新變法運動的序幕，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也是中國近代群眾性政治運動的開端。
主要人物
康有為（1858-1927），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南海區（今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人，人稱“康南海”“南海先生”，近代維新運動領袖，改良派代表人物。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與梁啟超等鼓動在京會試的舉人上書，反對與日本議和。同年中進士，授工部主事，未就職，創刊《萬國公報》（后易名《中外紀聞》），成立“強學會”，辦《強學報》，宣傳變法思想，培養組織骨干。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海外，次年在海外成立“保皇會”，主張君主立憲。民國二年（1913年）以母喪歸國，宣揚尊孔復辟。民國十六年（1927年）病逝于青島市。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新會區縣（今廣東江門市新會區）人，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學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公車上書”后，追隨康有為鼓吹變法維新，在上海主筆《時務報》，時稱“康梁”。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主編《清議報》等，評論時政，鼓吹君主立憲。中華民國建立后歸國，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段祺瑞政府財政總長。反對袁世凱復辟和丁巳復辟，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后退出政界專事學術研究，與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并稱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導師。民國十八年（1929年）病逝于北京。
事件背景
甲午兵敗
1894年5月，為平息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向宗主國清朝乞援；日本乘機派兵入朝，意欲侵并朝鮮，進犯中國。7月25日，日軍突襲駐守朝鮮牙山的清軍和豐島海域中國軍艦，8月1日中日宣戰。由于日本蓄謀已久，清政府被動迎戰，中日甲午戰爭以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戰敗告終。清政府迫于日本軍事壓力，于1895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引發國內輿論強烈反對。
維新潮起
中國近代維新改良思想出現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其后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深重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早期維新思想家提出的變法主張，逐步醞釀成一股社會政治思潮。甲午戰爭慘敗宣告洋務運動破產，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為代表的愛國人士和進步知識分子，抨擊封建頑固勢力恪守的“祖宗成法”和洋務派的“中體西用”，呼吁維新變法，挽救民族危亡。
事件經過
粵湘舉人率先上書，各省舉人連日并遞
李鴻章在日本和談之際，國內各省舉人正云集京師參加會試，等待發榜。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4月14日），清政府電諭李鴻章接受日方割讓臺灣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遼東半島和賠償兩億兩白銀等締約條件。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上畫押，并約定于四月十四日（5月8日）在煙臺市交換兩國皇帝批準文書之后，條約始正式生效。此前的三月二十一日（4月15日）康有為探知中日和約內容后，即令梁啟超鼓動廣東省舉人聯名上書。
三月二十六日（4月20日），李鴻章歸國到天津市后稱病請假，二十七日派道員伍廷芳赴京，呈報《欽差大臣李鴻章奏中日會議和約已成折》與《馬關條約》文本，與日簽約的消息隨即迅速傳開。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梁啟超領銜80余位粵中舉人，譚紹裳、文俊鐸、任錫純分別領銜數十名湖南省舉人，率先將上書遞到都察院。接著，福建省、四川省、江西省、貴州省諸省，江蘇省、湖北、陜甘、廣西壯族自治區諸省，直隸、山東省、山西省、河南省、云南省諸省舉人，也相繼各自聯名上書。一時間，都察院門前車馬盈巷、衣冠塞途，舉人們群情激憤，甚至圍住都察院長官車駕，臺灣籍舉人更是垂涕而請命，吁請光緒帝拒絕批準和約。這類公車上書數量達31件，簽名達1555 人次，并最終通過都察院遞到御前。
康有為作“萬言書”，鼓動舉人集會連署
各省舉人接連上書，激起反對議和簽約的巨大聲浪，在此情形下，康有為覺得“士氣可用”，決定聯合各省在京舉人，組織一次更大規模的上書請愿活動。康有為用兩夜一日時間寫就一萬八千余字《上今上皇帝書》，時稱“萬言書”，令自己的學生梁啟超、麥孟華分頭謄寫，并通過各種渠道通知、聯絡、鼓動各省舉人。四月初六 、初七（4月30日、5月1日），康有為、梁啟超等策動十八行省舉人1000多人在宣武門外達智橋松筠庵連日集會，傳閱“萬言書”，征集上書聯名。
主和派阻撓破壞，大連署上書活動失敗
據康有為《自編年譜》：松筠庵集會前各省舉人上書，已引起主和派不滿；千余名舉人在松筠庵集會議政，欲聯名上書請愿，更令主和派忌憚。四月初七（5月1日）晚上，主和派、軍機大臣孫毓汶命心腹黃曾源走訪京城各省會館，恐嚇、阻撓舉人們參加聯名上書。初八（5月2日），街上出現匿帖，誣蔑攻擊聯名上書，有舉人怕受牽連，要求從“萬言書”中除名。同日，孫汶聯合總管太監李蓮英請太后慈禧出面，迫令光緒帝在和約上用璽；十八行省舉人的聯名上書遞呈都察院，都察院以皇帝已批準和約為由，拒絕接收。
據“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公車上書記〉序》：中日定于四月十四日（5月8日）換約，康有為準備在四月初十（5月4日）將請愿書遞呈都察院。四月初八（5月2日），主和派恐人心洶涌、局勢有變，提前讓光緒帝在和約文書上簽字，于松筠庵集會的舉人們得知消息后“群議渙散”，“議遂中寢， 惜哉惜哉”。
上書主張
1895年各省在京應試的舉人上書的主旨，是反對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中康有為為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所作的《上今上皇帝書》，內容大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評估形勢，認為割棄臺灣將離散民心，忍辱言和將加速國家敗亡，明確提出反對割讓臺灣，反對與日本議和。
第二部分提出四大策略，一是“下詔鼓天下之氣”，提請光緒帝下“罪己之詔”“明罰之詔”“求才之詔”，鼓舞天下士氣，共赴國難；二是“遷都定天下之本”，針對日本揚言攻北京，提出遷都長安，將兩億兩賠款改充軍費，誓不對日求和；三是“練兵強天下之勢”，主張選將不以資格，購械宜用西洋，并準許南洋僑商組織軍團，以增強抗日軍事力量；四是“變法成天下之治”，指出“下詔”“遷都”“練兵”只是權宜應敵之謀，“變法”才是立國自強之策，并具體提出了成立銀行發行鈔票、建立郵政系統、設局鑄銀幣、準許私人興修鐵路創辦工廠、設立輪船公司及開礦等六條“富國之法”，務農、勸工、惠商、恤窮（方法是移民墾荒，組織無業游民從事生產勞動，鰥寡孤獨廢疾者設院以養）等四條“養民之法”和設立學堂普及教育、改革科舉設實用學科、獎勵著書立說、開設報館啟迪民智、設立道學提倡孔教等五條“教民之法”。同時提出裁汰冗官、緊縮機構、澄清吏治和改革官制的建議。上書還提請光緒帝頒特詔，選議郎、開武英殿、議大政，實行君民共治。
第三部分為結尾，鼓勵光緒皇帝剛健自強，破除舊習，更新大政。
事件影響
此番舉人上書沒能阻止光緒帝批準和約，由于主和派的阻撓和破壞，康有為、梁啟超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請愿，也未能成功。但集會議政、聚眾上書突破了清代“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在中國近代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康有為主筆的《上今上皇帝書》經傳閱、傳抄和隨后印刷刊行，其變法圖強的主張廣為流傳，造成頗大反響。時任美國大使田貝就千方百計向康有為討取上書文稿，以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動向。通過組織、鼓動廣東省舉人和其后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既宣傳了維新變法思想，也提升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政治聲望，奠定了他們在其后維新變法運動中的地位。此后，康有為、梁啟超興辦報刊、成立學會、開辦學堂，繼續加強維新變法的思想啟蒙、輿論制造和人才準備，并于1898年與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一起推動光緒帝頒布《詔定國是》上諭，實施變法維新。因此，中國通史一般認為，1895年的“公車上書”請愿活動盡管沒有成功，但它揭開了清末維新變法運動的序幕，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也是中國近代群眾性政治運動的開端。
事件評價
現當代學者馮友蘭在所著《中國哲學史新編》中論及1895年“公車上書”時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即士，有一個直接干預政治的傳統，在國家有大事的時候，有危難的時候，通過群眾性運動的方式發表意見。黃宗義曾設想以學校作為政府組織的一部分，利用學校的‘清議’從道義上批評政府，監督政府。他的這個設想在康有為‘公車上書’運動中得到部分的實現。康有為所聯系的那一部分在北京會試的舉人就是一個臨時學校，他們的上書就是這個臨時學校所發出的‘清議’。根據留傳下來的文獻，在（康氏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的書上簽名的舉人只有603個，雖然人數不多，但確實是一個帶有群眾性的運動。”
當代學者馬洪林在所著《康有為大傳》中說：“我們不能苛求這些在科舉制度崎嶇道路上爬過來的士大夫們有更激烈的行動，他們能夠依然置功名利祿身家性命于不顧，沖破封建清政府‘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匯集在一堂，敲起祖國危亡的警鐘，發出救亡圖存的吶喊，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驚天動地的愛國偉業。這次公車上書，標志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潮，開始變為實際的政治運動。”
當代學者劉高在所著《北京戊戌變法史》中說，1895年“公車上書”的意義有三個方面：第一，它是愛國知識分子的一次大請愿，沖破了清政府規定的士人不可干政的藩籬，并且為以后的學生運動如學生罷課、示威游行反對簽訂不平等條約等活動，開了先河；第二，它是晚清知識分子的第一次現代覺醒，康有為說的“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的“合群意識”成為當時知識分子階層的新觀念；第三，它還標志著醞釀幾年的維新思潮，終于發展成為愛國政治運動，從此維新派登上政治歷史舞臺。
有關爭議
中國通史一般認為，1895年的“公車上書”是康有為、梁啟超率先發動的上書請愿活動，其中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以都察院拒收告終。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起，有學者先后對此“成論”提出質疑，并引發爭議和觀點交鋒。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從黃彰健到孔祥吉的質疑
最早提出質疑的是中國臺灣學者黃彰健。他在1970 年出版的《戊戌變法史研究》中認為，康有為《自編年譜》說都察院拒收十八行省舉人的聯名上書，與其弟子徐勤在《南海先生四上書記·雜記》和“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在《<公車上書記>序》中對該事件結果的描述相抵觸，康有為執筆的聯名上書很可能并未向都察院呈遞，有關史實尚需訪求其他史料繼續考訂。
1987年，汪叔子、王凡發表《“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說”辨偽——戊戌變法史考論之一》，認為把1895年有如“大潮”的“公車上書”運動等同于有如“涓涓細流”的“康氏糾眾上書”（即康有為創議的十八行省舉人大連署、大上書），是康黨的自我夸飾宣傳，有乖于史實；康有為不是“公車上書”的領袖。
1988年，孔祥吉發表專著《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論及1895年的“公車上書”時，認為康有為的《上今上皇帝書》未向都察院呈遞；康、梁對“公車上書”事件的敘述突出了自己，忽略了文廷式等帝黨官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20世紀末21世紀初姜鳴與湯志鈞的論爭
1997年7月，《光明日報》根據姜鳴歷史散文集《被調整的目光》中《莫談時事逞英雄：康有為“公車上書”的真相》，發表《真有一次“公車上書”嗎》一文。文中持黃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等學者相似觀點，認為康有為沒有向都察院遞交“萬言書” , 并進而認為“作為歷史事件的‘公車上書’并不存在，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公車上書’是康有為對歷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騙”。同年12月，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湯志鈞，應邀在《光明日報》發表《“公車上書”答客問》一文，圍繞“甲午戰后有沒有‘公車上書’、康有為有沒有發動‘公車上書’、當時報刊的函札有沒有記載、它是不是‘一次大欺騙’”等問題，引用史料反駁姜鳴的觀點，認為1895年確有“公車上書”之事，“一是赴京應試舉人經都察院的少數人上書，一是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2003年，湯志鈞在修訂出版的《戊戌變法史》中，堅持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康有為這一次上書， 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無法挽回，拒絕接收”。2006年，姜鳴將歷史散文集《被調整的目光》易名《天公不語對枯棋》再版，堅持認為“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是一個歷史騙局，并明確表示不同意湯志鈞的意見。
其間，2000年，蔡樂蘇等出版《戊戌變法史述論稿》，對“公車上書”的描述繼續采用康有為的說法。2001年，劉高出版《北京戊戌變法史》，未完全采用康有為的說法，并略稱“公車上書”是“在主和派的干擾下夭折了”。2002年，歐陽躍峰發表《公車上書：康、梁編造的歷史神話》一文，其基本觀點多出自前人，未引起較大反響。
2007年茅海建與房德鄰的論辯
2005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上分兩期刊發《“公車上書”考證補》長文，表示同意黃、孔、汪、王、姜、歐陽諸先生的觀點，并從影響政治高層決策的角度，認為存在兩個不同概念的“公車上書”，“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對當時的政治決策起到了微弱的作用”，“一是由康有為組織的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請愿書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為根本沒有去送。茅文同時認為，并不可靠的康有為的《我史》（即其《自編年譜》）和康黨對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作用的放大，再加上后人的“渲染”，形成了今日一般史書所敘的“公車上書”的情節。
2007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房德鄰在《近代史研究》上刊發《康有為與公車上書——讀<“公車上書”考證補>獻疑》長文，對茅海建的觀點提出質疑。房德鄰認為，茅海建所說翁同龢等政治高層人物通過向外泄漏消息、鼓動京官和舉人上書反對議和，利用輿論逼迫皇帝拒和再戰的觀點，沒有直接的史實支撐，僅為推測；第一批舉人上書是由康有為鼓動的，時間比京官大規模上書要早；康有為是十八行省舉人聯名上書的倡議者、主持者、上書起草人。因此，“‘公車上書’不是由政治高層和京官發動、策動、組織的，而是由舉人自發進行的，其中康有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領袖”。房德鄰同時指出，現在還沒有證據證明康有為究竟有沒有到都察院投書，只能通過相關的周邊史料來推測。他援引有關史料，認為康有為有可能曾赴都察院上書；都察院拒收的原因，大概就是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說的“（萬言書）言甚激切，大臣惡之，不為代奏”。
同年，茅海建又在《近代史研究》上撰文，對房德鄰的辯難作出回應。他堅持并進一步闡述了自己原先的觀點，并認為他與房德鄰用幾乎相同的史料卻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說明在歷史研究中歷史學家的價值觀念會影響到其對史料的解讀。
相關作品
相關遺跡
達智橋松筠庵
在北京市西城區宣武門外有一條胡同，名叫達智橋。在達智橋胡同，有明代忠烈之士楊繼盛的故居。楊繼盛（1516-1555），字仲芳，號椒山，明代容城縣（今屬河北容城）人。嘉靖進士。任兵部員外郎時，因彈劾大將軍仇鸞誤國，被貶官。后被起用，歷官狄道典史、諸城知縣、南京戶部主事、刑部員外郎、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時，彈劾權相嚴嵩十大罪狀，下獄受酷刑而堅貞不屈。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棄市，年僅40歲。朱載坖朱載（朱載）隆慶元年（1567年），追贈太常少卿，謚號忠憨。
楊繼盛曾取松竹堅貞不屈之意，稱其宅為“松筠庵”。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后人就其故居大堂設祠堂，稱“景賢堂”；在“景賢堂”東北角門，作石額“松筠庵”。清嘉靖二十七年（1841年），擴建書房為大堂，可容百余人，稱“諫草堂”。1984年公布為北京市第三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6年啟動楊椒山故居房屋騰退修繕工程。
延伸閱讀
“公車”與“公車上書”涵義演變
《辭海》釋“公車”有二義：一是從周代起即指“官車”，即公家的車馬；二是漢代官署名，并稱漢代用公家車馬遞送赴京應舉之人，后世因以“公車”作為舉人入京應試的代稱。《辭源》釋“公車”有三義：一是兵車；二是“官車”；三是漢代官署名，亦稱漢代曾用公家車馬接送應舉之人，后來便以“公車”作為舉人入京應試的代稱。
學者劉鳴稱《辭海》《辭源》對“公車”的解釋有誤，漢代沒有用公家車馬接送“應征之人”的常制；并稱他也尚未考證出舊說“舉人進京會試乘公車”起自哪朝哪代、史料見于何處。學者史斌考證唐代杜佑《通典·職官典》等史料后認為：在漢代，“應舉之人”即經地方舉薦、經由“公車”衙門接受朝廷征召選用的人，似已被稱作“公車”；但尚未發現有關直接史料。
據劉鳴、史斌考證，“公車”與“公車上書”詞義的演變如下：在漢代，“公車”既是官職“公車司馬”的簡稱，也是官署“公車司馬”的簡稱，主要職掌吏民上書集奏、地方進獻和朝廷征召天下賢士等事宜。通過“公車”衙門上書言事或上書自薦，是漢代士人入仕的一條重要途徑，如《史記·滑稽列傳》載：漢武帝時，齊地人東方朔喜歡古代流傳下來的書籍，廣泛閱讀了諸子百家的書，因此學富五車；他初入長安后，至公車府上書，共用了三千個木簡，需公車府派兩個人一起來抬其奏章，武帝花了兩個月才讀完其奏章，讀完后龍心大悅，下令任命東方朔為郎官。王莽改制時，將“公車司馬”改稱“王路四門”。南梁時設“公車府”，亦簡稱“公車”。唐代廢置，職能并入其他機構。到了宋代，“公車”一詞和“科舉”產生關聯，開始指代“科舉”。至明代，“公車”就等同于“科舉”或“參加科舉考試”了。如《明史》說蔡毅中“公車時，聞母喪，一慟嘔血數升”，“公車時”即指參加科舉考試時；又說李邦華父子“布衣徒步赴公車”，“赴公車”即趕考、參加科舉考試。到了清代，“公車”既指“會試”，也指舉人赴京參加會試，同時還成為“舉人”的別稱。故清代所謂“公車上書”，特指舉人向皇帝上書言事。
“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身份之謎
研究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公車上書”的直接史料，主要有三種：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上海石印書局代印的古香閣版《公車上書記》、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康有為弟子徐勤撰的《南海先生四上書記 · 雜記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為流亡日本時所作的《自編年譜》。古香閣版《公車上書記》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和上海圖書館古籍館均有收藏，書中有“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 《公車上書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題為《<公車上書記>序》）。“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究竟是誰，學界有考，但尚無定論 。
黃彰健在1970年出版的《戊戌變法史研究》中認為，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文章曾署名“哀時客”，“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有可能就是梁啟超。汪叔子、王凡在1990年發表的《<公車上書記> 刊銷真相——戊戌變法史考論之二》中，判斷“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就是《公車上書記》的出版者“古香閣主”、上海市的一個普通書商。朱宗震、王欣嘉在1997年出版的《近代序跋文選譯》中，猜測“未還氏，似為王韜的隱名，待考”。房德鄰在2007年發表的《康有為與公車上書——讀<“公車上書”考證補>獻疑(二)》中說，“不知他究系何人”，但“肯定不是康有為”。茅海建在2009年出版的《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中，推斷“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很有可能是康有為本人或康黨成員。張海榮在2011年發表的《<公車上書記>作者“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究竟是誰》中，考證認為“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可能是與康有為相識的別號“未還道人”的上海市居士沈善登。
參考資料 >
真有一次“公車上書”嗎.光明網（原載《光明日報·讀書周刊》）.2023-06-04
“公車上書”答客問.光明網（原載《光明日報·讀書周刊》）.2023-06-04
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豆瓣網.2023-06-06
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央視網.2023-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