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接受孺子嬰的禪讓后稱帝，開中國歷史上通過符命禪讓稱帝的先河，以儒家理念托古改制，針對西漢末年的積弊、鞏固新朝統治推行的一場全面社會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幣制改革、商業改革和文華殿大學士縣名改革等。改革開始于初始元年（公元8年），隨著新朝政權的滅亡而宣告失敗。
改革措施主要包括：“王田”“私屬”制、五均賒貸六筦制，四次貨幣制度改革，以及多次官制改革。還包括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由于改革本身設計存在問題，且觸動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不僅未能解決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反而引起各貴族和平民反抗，加之旱災、蝗災導致饑荒，最終爆發赤眉及綠林農民大起義。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義軍攻入長安，殺死王莽，新朝滅亡。
事件背景
政治方面
西漢自漢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個皇帝，或荒淫無道，或年幼無知，把昭宣中興帶來的昌盛局面，一步步糟蹋盡，致使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宣帝時開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劉奭時宦官擅權，劉驁時太后王氏及其外戚子弟把持朝政，執政達數十年，王氏成為朝廷內外植根最深的外戚家族。劉欣即位罷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孝哀傅皇后和丁氏崛起，且寵臣董賢當道，貪腐嚴重。西漢后期宦官和外戚輪流執政，賢臣多被罷黜，朝廷內向上諂媚的臣、庸官愈發多，地方官吏結交權臣后更肆無忌憚盤剝平民。
經濟方面
劉徹以后，由于貴族、官僚和豪強富賈勢力的發展，土地兼日益嚴重，出現了貴族、官僚和豪強富賈勾結在一起，瘋狂地搜刮民財，肆無忌憚地兼并土地。就連當時的最高統治者皇帝也“置私田于民間”。土地兼并的結果，使許多農民喪失了土地。到了劉奭和劉驁時期，土地兼并更構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其間，紅陽侯王立不僅兼并了大量的可耕地，而且還通過南陽郡知府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到王莽攝政前，“豪強之暴，酷于亡秦”，土地兼并已經使階級矛盾空前尖銳激化：
此外，人口急劇增長和自然災害頻發也加劇了西漢的滅亡。據史料記載，西漢初年的人口不過一千三百多萬，到了劉衎時，達到六千多萬，人口稠密的關東每平方公里平均多達千人以上。這個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西漢末年，天災不斷，黃河多次改道。成帝、劉欣時，流民以百萬計，在發生災害的年份，流離失所、死于溝壑的百姓更不計其數。
文化方面
西漢后期，文化領域也有重大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經學昌盛。自劉徹罷黜百家以來，經學的兩派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競爭激烈，古文經學爭立學官也一直未停止。到平帝時，古文經學借王莽之力才得以立學官，得到朝廷的肯定成為國家正統學說的一部分。王莽將《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樂經》立于學官，并征召數千學者到京城來“令正乖繆，壹異說”，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古文經學宣傳運動。
二是知識階層仕進途徑納入正軌。漢代入仕途徑甚多。漢武帝以后，受董仲舒影響，每年察舉孝廉，立太學，增收博士弟子員。劉徹時50人，劉弗陵時，滿百人。通過察舉孝廉與增收博士弟子員這兩個途徑，使得漢代熱衷于仕途的知識階層不斷擴大，為官僚來源提供了充足的后備力量。
王莽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經學昌明于天下。古文經學的出現，為王莽改制提供了理論武器；不斷擴大的知識階層成為支持王莽改制的社會力量。
個人因素
王莽出生于魏郡元城王氏家族，是王政君王政君的侄子，他的伯、叔曾先后在元帝、劉驁時候擔任大司馬大將軍，輪流執政。漢成帝時王莽的祖父王禁和伯父王鳳、叔父王譚、王崇、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等人均封侯，只有其父王曼因為早死，沒有封侯。
王莽因父親早死家境較“貧寒”，自幼熟讀儒家典籍，待人謙恭，生活儉樸，沒有堂兄弟以車馬高大、歌妓多才夸耀攀比的習氣。他憑借王家名聲結交權貴和士人，逐漸得到統治階級的信任。劉欣時，王莽以大司馬大將軍的身份掌握了大權但在一段時間內被罷免；劉衎時王莽復任大司馬，屢次捐錢獻地，收攬民心。在政治上他排除異己，另一方面又極力樹立黨羽、籠絡儒生，這種情況下各地上書頌揚王莽功德者絡繹于途。孺子嬰時王莽繼續輔政，主持祭祀時稱假皇帝，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嬰（劉嬰）的禪讓后稱帝，改國號為新，并將初始元年十二月初一定為新朝始建國元年正月初一。王莽即“新太祖”，也稱“建興帝”或“新帝”，于公元8年臘月至公元23年十月初六在皇帝位。王莽向來有孝悌之名，朝野上下口碑甚好，當時的人們將王莽視為圣人、周公。王莽成為皇帝后，試圖改變西漢末年的積弊，根據儒家經義開始托古改制。
事件內容
政治方面
官制
始建國元年（9年）正月朔，王莽封以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居上公。又以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王邑為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又以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共十一公。
為了表示改朝換代，革漢立新，廢劉興王，王莽根據《周禮》的記載，對官府機構作了調整，把職官名稱均改成經典上有記載的名字。具體為設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職位都是孤卿。把大司農改名叫羲和，后來改為納言，大理改名叫作士，太常改名叫秩宗，大鴻臚改名叫典樂，少府改名叫共工，水衡都尉改名叫予虞，加上三公司卿共九卿，分別歸三公管轄。每一個卿下面設置大夫三人，每一大夫下面設置元士三人，總共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別主管首都各官府的所有職務。
光祿勛改名叫司中，太仆改名叫太御，衛尉改名叫太衛，執金吾改名叫奮武，中尉改名叫軍正。又設置大贅官，主管皇帝的車輛、衣服和用具，后來又掌管軍需供應，職位都是上卿，稱為六監。
郡太守改名叫大尹（或卒正、連率），都尉改名叫太尉，縣令、縣長改名叫宰。御史改名叫執法，公車司馬改名叫王路四門，長樂宮改名叫常樂室，未央宮改名叫壽成室，前殿改名叫王路堂，長安改名叫常安。
爵制
西漢居攝三年（8年），“攝皇帝”王莽奏請太皇太后（莽姑母王政君）實行五等爵制，恢復公、侯、伯、子、男等爵位。
始建國元年（9年），王莽以古稱“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為由，認為漢之諸侯及四夷稱王有違古制，規定諸侯為王者改稱為公，四夷僭[jiàn]號稱王者改稱為侯。
始建國四年（12年），王莽蒞明堂，大封諸侯。他規定州從《禹貢》為九，諸侯之員額為一千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公一國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有眾五千戶，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有眾二千五百戶，土方五十里。已受封地者計有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共七百九十六人。
俸祿
俸祿百石級改名叫庶士，三百石級改名叫下士，四百石級改名叫中士，五百石級改名叫命士，六百石級改名叫元士，千石級改名叫下大夫，比二千石級改名叫中大夫，二千石級改名叫上大夫，中二千石級改名叫卿。他們使用的車馬和禮服、禮帽，各有不同的等級。
行政區劃
為了全盤恢復周代典章制度，王莽又以《周禮》為依據，重新調整劃定地方行政區域，更改郡縣及長官的名稱。西漢元始五年（5年），王莽奏請將原設的十三州依據《堯典》所載改為十二州，州名亦采古名。
天鳳元年（公元14年）開始王莽頻繁更改地名。王莽把長安郊區劃分為六鄉，每鄉置鄉帥一人；三輔地區劃分為六尉郡，把河東郡、河內郡、弘農郡、河南郡潁[yǐng]川郡、南陽郡作為六隊郡，都設置大夫，職同知府；又設屬正，職同都尉。地名更改給人民生活帶來極大的不便，甚至連官吏和百姓都根本記不住新名，所以每次頒發詔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舊名。例如“山陽郡”更名為“巨野郡”。還改河南郡大尹為保忠信卿，增加河南郡屬縣至三十縣。在天鳳元年可考的116個郡中有91個郡被改名或新設，未改名的郡只有25個；各地郡、縣用“亭”作名稱的達360處。大的郡分為五個郡，一郡改名甚至達到五次，最后又改還到原來的。朝廷組織機構的變化和郡縣的一再分割，使官員數量大大增加，行政效率更為降低，還造成浪費并引發官民心理上的厭惡。
經濟方面
“王田”“私屬”制
為了解決西漢后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土地兼并進而奴婢問題，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發布了實行王田的詔書，宣布“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币幎ㄈ珖耐恋匾宦筛臑椤巴跆铩?，不允許私人買賣，每戶農家不足8口男丁的，若占有土地超過900畝，必須把多余的土地分給宗族、鄰里、鄉黨；沒有土地的人家按夫婦授田百畝制分配。
“五均”
始建國二年 (公元10年) ，國師公劉歆依據《周禮》所說的“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提出建議：收取賣不出的存貨，出售買不著的緊俏、短缺貨物。王莽采納了劉歆的建議，下詔頒行“五均賒貸”。按照王莽的詔書，“五均”來自于《樂語》，賒貸之舉則脫胎于《周禮·泉府》，從古書記載中可以看出，“五均”政策其著眼點在于“恩及小民”，縮小貧富差距。
詔書頒布之后，王莽命令在長安、洛陽市、邯鄲市（今河北邯鄲西南）、辛店（今山東臨淄北）、宛（今河南南陽市）、成都市（今四川成都）等全國6個大城市設立五均官，把市令或市長改稱為五均司市師，各郡縣設置司市，大都由地方官兼任，統稱為市官。市官下面設置交易、錢府兩種屬官。交易官的職責是平均物價，抑制商賈囤積居奇。每季度第二月訂定本市貨物價格，按質分為三等，稱為市平。市場上買賣五谷市帛等生活必需品，如果供過于求，交易官就按照貨物實價全部收購。如果物價超過市平，聽憑買賣雙方自由交易。錢府官的職責是收稅和辦理借貸，借貸的目的在于抑制高利貸。具體規定是：貧民遇有祭祀喪葬，無錢舉行，可以向錢府借錢，不要利息，限期歸還。產業收入，除去經營者的衣食費用，錢府收取利息，每年不超過純利的十分之一，或者每月收取本金的百分之三。
總體而言，五均官的職責是：
一、用成本價格收購滯銷的五谷、布帛、絲棉等日用商品，保護生產者不受損失。
二、各市在每季度中月根據質量對商品定出上、中、下三種標準價格。如果商人售貨超出市平均價格，就以平價強制拋售。如果物價低廉，則聽其買賣，以防止囤積居奇，牟取暴利。五均官還負責對農民、小生產者的賒貸事務，官府把錢賒給(不收利息)或貸給(月息3％)貧民，目的在于抑制商人放高利貸。
“六”
六莞是由官府統制籌錢，專賣鹽、酒和鐵器，征收山林湖沼的生產稅，以及“五均賒貸”。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初設六管之令。命縣官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绷`制度中除了酒之外，其余幾項都是效法漢武帝干預工商業的政策。而增加對酒的管理，則是采納了大羲和魯匡的建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窠^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儒家歷來有限酒、反對過量飲酒的傳統。尚書中有《酒誥》，孔子也說：“唯酒無量，不及亂?！钡珜⒕屏袨閲覍Ｙu，還是王莽的首創。為保證法令推行貫徹，王莽不惜動用嚴刑峻法，有“犯者罪至死”。
幣制改革
居攝二年（公元7年）五月，王莽“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并行?！庇纱丝梢?，王莽下令在當時流通的“五銖”錢以外，另外增發“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三種貨幣，這些貨幣的面值分別相當于五十、五百和五千枚“五銖”青銅錢，同時宣布禁止列侯以下攜帶黃金，金歸國所有。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廢棄與劉字有關的“五銖”、“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貨幣，增發“小泉直一”這種貨幣，與前次發行的“大泉五十”貨幣同時流行，并下令禁止攜帶使用“五銖”錢，對新貨幣持反對意見的流放邊境。
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王莽推行最為濫惡的寶貨制。所謂寶貨制，就是把貨幣分成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即金、銀、青銅、龜、貝五種不同的幣材。六名即黃金、銀貨、龜幣、貝幣、布、泉六種貨幣。二十八品包括泉貨六品、黃金一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其中泉貨六品，是在“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之間增鑄“壯泉四十”、“中泉三十”、“幼泉二十”、“幺泉一十”等貨幣。布貨是一種平首平肩、長身方足的布錢。布貨十品包括“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壯布七百”、“弟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黃千”等貨幣。
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進行第四次貨幣改革，改用“貨泉”和“貨布”兩種貨幣，并允許“大泉五十”這種貨幣流通。由于“大泉五十”這種貨幣貶值太厲害，到公元20年王莽便予以廢除，專用“貨泉”和“貨布”兩種貨幣。
居攝三年（8年），王莽奏請太后王政君，改漏刻一百刻為一百二十刻。
始建國元年（公元8年），王莽做新嘉量以統一容積。
文化方面
音樂
天鳳六年（公元19年）初獻新樂于明堂、太廟。
歷法
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命令天下小學將戊子日替代甲子日作為六十日之首，冠禮以戊子日作為吉日，婚禮以戊寅日開始的十天作為忌日。結果百姓多不順從。
天鳳六年（公元19年）春，王莽見盜賊多，于是命令太史推演三萬六千年的歷法，每六年更改一次年號，頒行天下。又將寧始將軍改為更始將軍的稱號，來順應符命。企圖以符命欺騙迷惑百姓，銷解盜賊，眾人都皆嘲笑他。第二年，改元為地皇元年（20年），來遵從三萬六千年的歷法。
教育
漢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立《樂經》，并增加博士員額，每經各設博士五人。征天下通曉六藝之一的教授十一人以上，以及有通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之意的，全部用公家馬車載送。網羅天下人才達到千數人。天鳳三年（公元16年）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薦各一人。
宗廟與祭祀
劉衎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筑舍萬區，制度甚盛。”第二年(公元5年)，大祭明堂，參與助祭的有諸侯王28人、列侯120人，宗室子弟900余人。
始建國元年（9年），王莽依五等爵封古帝王與先賢后裔及王氏親族。并且派遣騎都尉囂等人修繕了7個兩周王陵，分別到上都橋時修繕黃帝的墳墓，到零陵郡九疑修繕虞舜的墳墓，到淮陽郡陳縣修繕胡王的墳墓，到齊郡臨淄縣修繕敬王的墳墓，到城陽國莒縣修繕王的墳墓，到濟南郡東平陵縣修繕伯王（王莽高祖）的墳墓，到魏郡元城縣修繕孺王（王莽曾祖）的墳墓，派遣使者按四季前往祭祀。他們的祠廟應當修建的，因為王莽剛剛建國，暫且在明堂太廟舉行合祭。
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在常安城的南面動用了總共1萬畝土地，修了9座廟。分別是黃帝太初祖廟、帝虞始祖昭廟、陳胡王統祖穆廟、齊敬王世祖昭廟、濟北愍王王祖穆廟、濟南伯王尊禰昭廟、元城孺王尊禰穆廟、陽平頃王（王莽祖王禁）戚禰昭廟、新都顯王（王莽祖王曼）戚禰穆廟。各殿皆有兩層。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其余各廟尺寸減半。使用銅箔覆蓋斗拱，并飾以金銀雕刻的紋路，窮極百工之巧。為了修九廟，王莽消耗錢財數百萬，耗費1年零5個月時間才完工，拆了很多宮殿的木材磚瓦，修廟的勞工死者數以萬計。
律令
劉衎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奏請進一步制定條例，以便做到市無二賈（市場上不討價還價）、官無獄訟（衙門里沒有打官司的）、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男人女人分別走在路的兩邊）、犯者象刑（犯法的人以畫像示眾，不必真的用刑），試圖建立周公和孔子所描繪的“大同社會”。
地皇元年（20年）正月乙未，大赦天下。王莽下令軍隊出兵行軍時，若有敢奔跑喧嘩而犯法者，立即處以斬首之刑，而不須等待到秋、冬行刑季節；并規定實施到年底為止。于是春、夏之際在都市里斬人，百姓震驚恐懼，道路上行走都是以目示意而不敢言談。
地皇二年（21年），人民違犯鑄錢禁令，同伍的鄰居都要連坐，不舉報的押入官府充當奴婢。男子坐在囚車，兒童與婦女步行，以鐵鎖拴著頸部，傳送至掌管鑄錢的官，人數多達十萬。到達者重新分配夫婦，百姓憂愁困苦，因而死者有十分之六七。
民族方面
為了體現出新朝在統治規模上超邁往古，王莽下令把對四方少數民族首領原來封的諸王稱號一律改稱為侯。他派出五威將王奇等人，分成五路出發，向周邊各地方政權宣講新朝得天下的諸種符命，以及他執政的威德?！拔逋⒊饲能?，駕坤六馬，背負警鳥之毛，服飾甚偉”，浩浩蕩蕩地向邊境進發。他們傲慢的態度引起了邊疆民眾的不滿。貶低封號和用陰謀手段調換少數民族政權首領印綬的作法，激起了匈奴、西域、遼東各地方政權的反抗。王莽將匈奴改為“恭奴”“降奴”，將“單于”改為“善于”“服于”，稱高句麗為“下句麗”，有侮辱之意，漢朝也因此多年開戰，拖垮了漢朝經濟。沉重的徭役與兵役的負擔加上戰爭的騷擾，使各族人民遭受了極大的痛苦與災難。
此外，王莽根據古書的“四海”之說，以金銀財寶讓羌族交出青海湖一帶土地，湊齊四海（其他三海：北?？?/a>、南?？?/a>、東?？?/a>）?！?a href="/hebeideji/7089385580052862244.html">中國通史》中寫到王莽此舉主要目的是為了將關東、渭河平原一帶的人口壓力轉移，強制移民。
其他方面
加強對大量流民的管控，凡是無業游民，每人每年罰布帛一匹，無力繳納的政府組織強迫勞役。西漢元始五年（5年），受羌人首領良愿等所獻地（青海湖一帶）設置西?？?/a>。違犯法規的人就把流放到西?？ぃ涣鞣诺娜艘郧f計，緩解了人口壓力，同時也激起了民怨。
事件結果
王莽改制所引起的混亂愈來愈大，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嚴重的天災導致糧價暴漲，不斷加劇百姓的困難。百姓動輒觸犯禁令，不能進行耕種采桑，徭役沉重，而且有旱災蝗蟲搗亂。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私自收取賦稅，賄賂上級，不處理案情。官吏憑苛刻殘暴建立威嚴，借著王莽的禁令，侵掠弱小百姓。富有的人不能自我保護，貧困的人無法生存，群起而成為盜賊。青、徐、荊楚等地往往有上萬數的人，因戰爭、沿邊境一帶被少數民族所俘虜、犯法、饑餓疾病而死的以及人吃人而死亡，這樣到王莽被殺之前，天下的戶口已經減少了一半。由于王莽改制的軟弱和多變，不僅無法解決積弊，反而帶來更多矛盾。
民間出現以劉姓將再次稱帝的說法，寄希望于大經學家劉歆。劉是新朝的國公，本與王莽同懷理想，最后卻參與了廢除王莽的兵變。新朝地皇四年(23年)七月，大經學家劉歆因密謀兵變敗露而自殺，王莽也備受打擊。改革集團的內部分裂，導致新朝政權的加速滅亡。
新朝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長安南郊舉行哭天大典，希望得到雅威的佑護。也就在這一年，綠林軍攻入長安，王莽被商人杜吳砍死，王莽的統治徹底崩潰，王莽改制也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失敗原因
客觀原因
就客觀原因來看，首先改制直接觸犯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貸者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抗，包括毀謗新制、公然違抗法令、買賣田地、私鑄貨幣，或打著“復漢”的旗號，武裝反叛，策劃政變。政權尚不能鞏固，改革也就難于堅持了。
第二，西漢末年人口增速加快，在生產方式沒有革命性變化的情況下，耕地面積基本固定，導致大量無耕地依附的流民出現。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也加速了改制失敗，歷史上黃河改道一共九次，第一次在春秋時期，第二次便在新朝的始建國三年（11年）。加上枯旱霜蝗，連年災荒，糧食價格暴漲，百姓饑寒交迫，“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社會動亂，人心動搖，使改制遇到很大困難。
第三，改制措施本身存在缺陷。在封建土地私有制已經出現六七百年的漢末，“王田制”直接將古書里記載的奴隸社會“井田制”，硬搬到封建社會來，禁止土地買賣，不僅違反了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大貴族和大地主也根本不肯把多余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這一改革成了對農民的空頭支票，公元12年，王莽只得放棄。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在他主編的《中國史稿》中認為，王莽是一個企圖以復古“改制”來解決當時嚴重社會危機的悲劇性人物。從公元10年起，王莽還實行了“五均六莞”制度，“五均”政府壟斷經濟事業，分享商人的利益，但由于缺少官僚資本集團的支持，王莽只得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可這些人卻利用特權同官僚、地主互相勾結，肥己營私，囤積居奇；“六莞”將山川水澤之利收歸國有，實際卻養肥了主管官員，國庫沒有增收，農民負擔反而加重，此外正規的商人在官營商業體制下已無立足之地。頻繁更改幣制（幣制改革一次，王莽就實現一次對人民財富的大掠奪），發行幾十種貨幣，導致實際換算困難，流通不便，且每次易幣先是以質量劣質的新幣替代質量高的舊幣，之后又以更劣的貨幣替換此前所鑄造的劣質貨幣，進而引發物價飛漲、社會經濟大混亂，以至于“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道”。此外，地名更改等改革也加劇了社會混亂，成為王莽失敗的重要因素。王莽還多次發動對四夷的戰爭，試圖通過對外戰爭增強內部凝聚力，但因戰爭強征暴斂，加劇了國內矛盾。公元16年，在對西南少數民族的戰爭中，王莽的20萬大軍，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士兵餓死、病死。
主觀原因
王莽經常自以為他的法令條文都是完美無缺的，其改制多停留在紙面，往往“講合六經之說”，不無儒家教條的本本主義，班固在《王莽傳》中提到王莽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實際用人也多阿諛奉承、顛倒黑白之徒。因王莽本是“篡權”，所以改革過程中對于臣子的勸諫又有防備之心，研究者陳忠鋒點出其“剛愎自用，所用非人”，造成改制的徹底失敗，教訓是深刻的。再者，王莽改制急于求成，在改制前缺少足夠的準備，改革派的實力也不夠強大。改制政策頻繁又更換，令出法隨，使百姓無所措手足。
其次，王莽講求專權，又忙于“制禮作樂”，政務放置不管，行政工作癱瘓，且缺少必要的專業人才輔佐，研究者李光霽評價王莽“是一個善于運用權術的政治活動家，但又是一個短于經濟管理的改革家”。
此外，研究者陳忠鋒分析了王莽的個性特征，認為王莽“動欲慕古，不切實際；性情躁擾，輕于改作”，指出因王莽性情狂躁、剛愎自用使他在改制中既不能根據實際情況調整政策，又不能建立一個高效率、有威信的推行新政的領導班子，因此改革注定要失敗。
事件影響
首先王莽的新政使天下騷動，民不聊生，國無寧日，政令反復改動導致社會經濟崩裂，推動百姓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用武裝斗爭來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中國通史》的編者指出，“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因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
王莽推行的民族政策，對漢匈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新朝對周邊少數民族的挑釁和歧視政策破壞了西漢中后期邊境地區長達數十年的和平。從此中原與匈奴的關系徹底破裂，狼煙重起，漢匈人民再次被卷入戰爭的旋渦。
王莽改制對后世的影響有消極的一面，但也有觀點認為王莽改制存在一定的積極影響。如度量衡、貨幣制度、王田令、奴婢令，對后世的借鑒意義是非常大的。度量衡法為后來的東漢和六朝所襲用，其因虛值貨幣出現的通貨膨脹警示了后人。王田制也體現了儒家均平的社會理想，啟發了后世的均田制，五均六筦的思想也有利于建立城市經濟秩序。
其他觀點
王莽成立新朝、代漢自立，被東漢初年的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定性為“篡漢”，這種定性為后代大部分史學家沿用，直到近代胡適為王莽翻案，“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還沒有公平的論定。”胡適認同王莽的土地國有、均產、廢奴三大政策，并指出王莽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對王莽改制也給予了極高評價，他認為“莽政雖多迂腐，但也有可取之處”。其政治理論“可謂藹然仁者之言”，“今世所倡土地國有、均產、廢奴諸說，莽已見及，其政治上之理想可稱高遠”。王莽面對的那些社會經濟問題，特別是土地兼并、管制經濟和貨幣問題，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始存在的問題。而他的經濟改制可以說是最先企圖全面解決土地問題的一次嘗試。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王莽順應了時代的要求，西漢末年統治階級腐敗，土地問題嚴重，農民和奴隸的暴動，當時行將垂危的中小地主階級對于劉家王朝早已喪失了信心，他們期望能有一個人出來挽救地主階級政權，著名歷史學家鄧廣銘指出中小地主階級在政治和經濟上有兩項要求：由于社會經濟發展過于畸形，故要求有一種改良措施加以緩和，借以維持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由于劉姓政權腐朽無能，已不足以負荷緩和矛盾的重任，故又要求有一個新的政權繼起。著名歷史學家何茲全提出王莽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興起的。由于王莽幼年孤貧和儒家的說教，使他深知當時政治問題之所在及一般中下層地主階級的要求，所以他針對土地兼并、奴隸盛行、商人資本發達三個嚴重社會問題進行的“改制”，獲得了中小地主階級的支持。
關于王莽是否不顧實際情況推行復古，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認為，王莽改制并不是復古。王莽要進行改制活動，就必須把儒家學說這面旗幟抓在手里，是他能夠進行改革活動的一個保證。
參考資料 >
問濟南的根在哪里？答曰在章丘龍山！.微信公眾平臺.2025-04-04
王莽貨幣.中國國家博物館.2022-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