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間出版的辭書。本書由總纂官張玉書、陳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紹雯、史夔、周起渭、陳世儒等合力完成，在明朝梅膺祚《字匯》、張自烈《正字通》兩書的基礎上加以增訂。全書編纂[zuǎn]始于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書于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歷時六年。書名初為《字典》，后因成書于康熙年間，改名《康熙字典》。《康熙字典》入選中國世界紀錄協會中國收錄漢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它是中國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漢字辭書。
初版《康熙字典》由御制序、凡例、檢字、辯似、等韻、總目、正文、補遺等章節構成，自道光殿本后始增備考章節。其正文收入文字47035個，補遺、備考收入字數1968個。《康熙字典》具有義項詳實、分列有序、搜羅甚廣、音切完備、嚴謹權威等特點。《康熙字典》的編撰方式和凡例等，對于現代辭書字典有著很大影響，并對外國如日本等的辭書編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后世對于《康熙字典》予與肯定，同時也指出了它的一些缺點，如王引之、張元濟等認為《康熙字典》集辭書之大成，錢玄同、王力等認為其中有不少錯誤。
成書背景
社會背景
康熙帝認為，自漢朝文字學家許慎的《說文解字》這本文字工具書之后，字書越來越多，南梁時期有《玉篇》，唐朝有《廣韻》，宋代有《集韻》，金、元、明也各有流通當世的字書，而那些流傳但不出名的字書就更多。這些字書的編輯都認為自己的作品沒有問題，但經過后世學者考據，發現這些字書問題很多，例如所引用的參考書籍不準確，有的字有多個意思卻不詳細標注等。根據《四庫全書總目》記載，當時的字書以《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玉篇》為主，但《說文》的用字都是篆體，較為難認，更難廣泛推行；《玉篇》所選字沒有次序，很難查詢，其他如《類篇》等書，大多被愛好古玩的人收藏起來，世面上較少通用，只有梅柞所作《 字匯 》和張自烈所作《 正字通 》，但都各有問題，不足以作為依據 。康熙帝也認為沒有一本盡善盡美的字書作為典范。
歷代帝王在政權穩定后，多有組織文臣編撰大型書籍的舉動，以彰顯文治大興。愛新覺羅·玄燁也曾多次組織文臣編撰大型書籍，以彰顯“同文之治”。所謂同文之治，即“書同文”。而且當時南北差異較大，方言眾多，導致溝通困難，所以編撰統一文字、規范讀音寫法字書，從國家政治、文治角度來說是很有必要的。
清康熙年間，社會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對于編撰字書的工作而言，有《說文解字》《玉篇》《字匯》《正字通》等作為借鑒，有各類典籍可以參考引用，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來詩人文士的考證作為依據，這些都為編撰字書提供了便捷有利的條件。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康熙帝向大學士陳廷敬提出了編修漢文字書的設想，不久編書機構成立，編撰《康熙字典》的工作正式開始。
作者背景
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由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下旨編撰，由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擔任總閱官主持。
張玉書
張玉書（公元1642年7月22日—公元1711年7月3日），字素存，號潤甫，江蘇丹徒（今江蘇鎮江）人。他自幼刻苦，擅長古文，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中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侍講學士、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后拜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曾隨康熙帝征噶爾丹，五十年為官，深受倚重。張玉書先后出任《平定朔漠方略》《佩文韻府》《佩文齋詠物詩選》的總閱官，著《張文貞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張玉書以疾病請求退休，不久編撰《康熙字典》的諭旨已下，所以他再次擔任總閱官。次年四月，張玉書奉命校閱正在編校中的《朱子全書》，五月隨愛新覺羅·玄燁出游熱河時因病去世。
陳廷敬
陳廷敬（公元1638年12月31日—公元1712年5月23日），本名陳敬，字子端，號說巖，晚號午亭山人，清代澤州陽城縣（現晉城市陽城縣皇城村）人，入仕五十三年。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中進士，改為庶吉士，工詩文，曾經教導康熙帝，歷任擢[zhuó]內閣學士、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左都御史、工戶二部尚書。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廷敬曾兩次以內閣學士任掌院學士，凡清廷纂輯大型書籍，多是他領銜編撰，比如《三朝圣訓》《政治典訓》《明史《一統志》等等，皆是陳廷敬充任總裁官；還曾擔任《佩文齋詠物詩選》《佩文韻府》《康熙字典》《御選唐詩》等書籍的總閱官，有《午亭文編》，收錄于《四庫全書》，還有《午亭山人第二集》三卷等作品。編撰《康熙字典》的諭旨下達后，陳廷敬擔任總閱官，幾個月后，他因病請求退休，后來張玉書病逝，他又被召入宮中。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陳廷敬逝世。
其他作者
翰林學士史夔、吳世燾、萬經、劉巖、周起渭、蔣廷錫、汪漋、勵廷儀、張逸少、趙熊詔、涂天相、王云錦、賈國維、劉灝、梅之珩、陳璋、陳邦彥、王景曾、凌紹雯等擔任編纂官。據虞萬里考證參與《康熙字典》編修的其他主要人員共有三十余位，層次均在進士之上，但是能列入《清史稿》《清史列傳》的人只有少數幾人。
成書過程
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 ， 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命南書房侍直、大學士陳廷敬等人在清代以前字書基礎上“刪繁補漏，辨疑訂訛 ” 編纂一部大型字典，編纂班子由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玉書及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陳廷敬二人任總閱官，當時參加編纂工作的大部分是翰林院學士或編修，陳廷敬之子陳壯履也參與其中。
編纂團隊由三十余人組成，以前人編撰的字典為基礎，歷時六年完成編纂，期間兩位總閱官相繼離世：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年五月，大學士張玉書病故，其后由陳廷敬領導團隊繼續工作。當時的陳廷敬年老多病 ，同時在朝中擔任要職，即便如此，陳廷敬仍然主持《康熙字典》的編篆工作，直至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四月去世。
除了兩位總閱官，參與編纂的官員也有離世或被貶的情況。張玉書病逝同年，即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賈國維因“行止不端”被革職，劉巖卷入《南山集》案被流放三千里，妻妾也被迫同行：“革職妻，流三千里”。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凌紹雯、史夔先后辭世，次年周起渭去世。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康熙字典》編修工作完成，由清廷內府刊刻。
主要內容
《康熙字典》吸收歷代字書編纂經驗，采用部首分類法，按筆畫排列單字，字典全書分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標識，從子集到亥集，每集又分為上、中、下卷，按韻母、聲調以及音節分類排列韻母表及其對應漢字，共收錄漢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47035個），是漢字研究的主要參考文獻之一。
章節結構
章節分為：御制序、凡例、檢字、辯似、等韻、總目、正文、補遺、備考。
御制序
康熙皇帝愛新覺羅·玄燁寫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閏三月十九日，即全書編纂完成后，由纂修官陳邦彥手書。其主要內容為編修《康熙字典》的原因、編修依據、編修耗時以及編修目的等。
凡例
凡例是關于本書體例的說明，《康熙字典》的凡例對以往主流字書的優缺點做出分析，字典中對于其他字書的繼承、調整，凡例也做出解釋說明，其中包括字義、字形、字音的辨析模式方法等。
檢字
檢字是對《康熙字典》中收錄的字按筆畫順序排列，以便讀者無法確認疑難字的部首時，可以依照筆畫檢索字。這一部分分為十二集，每集分上、中、下。
辨似
辨似一卷中，集中辨析了一批筆畫近似、音義相差不大，容易混淆的字。
等韻
將聲母字和韻母字一縱一橫排列起來，拼切后合成字音的表或圖，稱為“等韻表” 或 “等韻圖”。《康熙字典》中“等韻”章節，是為輔助讀者辨別四聲、反切法，體現了《康熙字典》對于音切的重視。
總目
總目是按照《字匯》將部首、部內字按筆畫多少進行排列，一共列有214個部首，并與正文一樣分為十二集，每集分上、中、下三部分，與檢字、正文統一，方便查閱。
正文
十二集
字典以部首筆畫法進行排字，承襲 《說文解字》所用偏旁部首法，分二一四個部首，按筆畫數序排列，起于一畫，終于十七畫，并依照筆畫數序分十二集，以十二地支為名，每集又分上中下三卷。
釋字構成
《康熙字典》釋字先音后義，以反切法注音，然后解說字的本義，再列該字其他的音、義，并引用古書證釋。如女部“姐”字：1.《唐韻》茲也切，蜀人呼母，俗呼女兄都叫姐。2.《集韻》臻魚切，姐，態也。3.又蔣氏切，西羌地名。4.《集韻》將豫切，《說文解字－附音序筆畫檢字》驕也。嵇康《憂憤》詩：“恃愛肆姐，不訓不師。”
補遺、備考
《康熙字典》正文后附補遺、備考兩卷。補遺一卷，所收的是按音義可增入，但正文沒有收入的字。備考一卷收錄不通行、無從考據，以及“有音無義”或“音義全無”的字。兩卷收入字數共1968個。
書籍特點
《康熙字典》收字豐富，別體、俗寫均錄，字體似而音義異者編為“疑似”，另列“備考”“補正”，同時兼具注音全面，搜羅字音完備等特點，凡是韻書所載依序排列，包括《廣韻》《集韻》《韻會》《唐韻》等韻書的音切，并注有“反切”、“直音”兩種注音、出處、及參考等。在很長時期內是中國字數最多的字典（直到1915年《中華大字典》出版，達四萬八千余字）。所用釋義求古，義例多為原始出處：除僻字僻義之外，差不多在每字每義下舉例，幾乎全部引用“始見”的古書，如《尚書》《孟子》《莊子》《荀子》《史記》《左傳》等。
義項詳實、分列有序
《康熙字典》對于一個字的形、音、義的注釋，比之前的字書更為詳實。釋字采用先音后義的方式，每個字先列《唐韻》《廣韻》等韻書的反切；然后解說字的本意；其次列字的別音、別義、古音，一般引用古書證釋；最后有其他考辨，則以按語的形式附于注末。另外，每個字有古體的，都列在本字之下。
搜羅甚廣
《康熙字典》是在《字匯》《正字通》的基礎上編撰而成的，對于二者未收入的字，《康熙字典》根據字書、韻書、經、史、子、集等來歷真實準確的資料作補充，所采字形異體范圍很廣，且列舉書證多具備篇名。正文連同補遺、備考兩卷，共收入49003個字，另有古文字1995個，收字量遠超以往字書。
音切完備
《康熙字典》注重音切，幾乎全部用古人正音，先注正音，后注異音。《康熙字典》采輯各韻書的反切注音，以《唐韻》《廣韻》《集韻》《古今韻會舉要》《洪武正韻》等韻書為主，《玉篇》《類篇》也是重要參考的書籍。每個字在這些書中，相同的音切則合并，不同的音切則分別列出，集古今韻書之大成。用各韻書的反切來注音是《康熙字典》的首創。
嚴謹權威
《康熙字典》是中國現存第一部官修字典，由康熙帝下令編修，是一本欽定字書。張玉書、陳廷敬等三十多位出自清代翰林院的編撰者，歷經六年完成。解說字義引用的資料，按照權威程度，從高到低，順序為：經、史、子、雜書，其中經史又按照年代先后作為參考。
歷史版本
初版
康熙五十五年武英殿本，即《康熙字典》的第一個版本。最早的《字典》版本是康熙年間內府刻印刊本，之后大量印行。全本四十二卷，以地支為綱分十二集，每集又分上、中、下三卷，冠以“總目” “檢字”“辨似”“考異”，尾附“補遺”“備考”，是至今最為流行的版本。
道光殿本
與初版同為四十二卷，道光十一年武英殿本，由王引之校改本，這是《康熙字典》問世后的第一次重大修訂，但此版本影響甚小，也很少訂正音讀錯誤。。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乾嘉學派學者王引之奉旨率90余人校《康熙字典》，改正字頭，訂正引文，釋義以及例證與義項等錯誤，歷時五載，更正2588處，并挖改原版重新印行，并將校勘文字輯為《字典考證》十二冊，《字典考證》單行本由此出現。
有學者認為，出現這些錯誤的原因在于張玉書、陳廷敬相繼謝世后，《康熙字典》的編纂工作經歷了四年總閱官缺席的狀態，參與《康熙字典》的纂修官籍貫多為江、浙二省，導致在字典注音問題上出現“吳音亂正音”現象。而且，在《康熙字典》編纂過程中，另一部官修辭書《佩文韻府》也正面臨竣稿，因此很多參與《康熙字典》的編纂人員常常借調去參與《佩文韻府》的編纂工作，因此《康熙字典》編纂人員內部構成很不穩定。由于上述編纂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系列情況，導致《康熙字典》中難免會出現訛誤頻出、體例不統一等現象。
四十三卷本
四十三卷本，即康熙五十五年武英殿本+道光年間王引之所輯單行本《字典考證》。這是有意吸收道光殿本的人們采取的簡單而保險的方式，即保留初版四十二卷+《字典考證》單行本。目前流行的“中華書局本”也屬于此系統。
王力修訂版
《康熙字典》問世300多年，只經歷兩次重大修訂，第二次由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王力修訂。王力在查閱《康熙字典》時發現其中多處音讀錯誤，利用一年時間歸納《康熙字典》 音讀錯誤的8種類型，以《康熙字典》原本次序逐一加以訂正。本書于1981年9月完稿，198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后編入《王力文集》 第13卷。
四十三卷本+《康熙字典考異正誤》
此版本為：愛新覺羅·旻寧殿本影印本+《字典考證》+《康熙字典考異正誤》。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在20世紀90年代重新發現了道光殿本，比較道光殿本對初版所做更改與《字典考證》單行本內容，發現二者有所不同，又認真研讀了1885年日本渡部溫的《康熙字典考異正誤》，在1996年推出《王引之校改本<康熙字典>》，這一版本以善本（王氏家藏本）為底本，保持原貌，字頭據許鉉校本《說文解字》列篆文，頁前加部首目錄，后附四角號碼索引。需要說明的是，《康熙字典》原無篆書，篆書為后世刊行者所加。
現代電子版
《上海書同文康熙字典》
上海書同文康熙字典，是書同文數字化技術有限公司制作，北京萬方數據電子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其所用底本為中華書局本，并附有王引之的《康熙字典考證》。
《康熙字典電子版》
這一版本是漢珍公司與四庫全書電子版制作單位合作，于2001年出版繁體版，底本為同文書局出版的石印版《康熙字典》，同樣附有王引之的《康熙字典考證》。
中易版《康熙字典》
該版本是中易采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版《康熙字典》，其中提供圖文對照的電子字典，可任意檢索全部字頭及釋義。電子全文檢索版《康熙字典》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在Windows平臺上將漢字數量由27,484字擴充為70,195字，企業版中附帶的《中易漢神e》軟件，提供符合ISO/IEC 10646: 2003（同Unicode 4.0）國際標準編碼的包括7萬個漢字的曲線字庫，字形優美，與Windows系統中的“宋體”皆為中易產品，風格一致。
其他訂誤版本
《康熙字典》卷軼浩繁，規模龐大，又非一人編纂，其中訛誤眾多，但其作為官修字書，文人大多私下詬病，特別是乾隆江西人王錫侯因編纂《字貫》一書慘遭抄斬，此后再無人敢言，直到百余年后王引之等人校訂考證，形成愛新覺羅·旻寧殿本，并有《康熙字典字典考證》單行本出現。但在海外，特別是同處漢字文化圈的日本，由于沒有政治方面顧慮，日本學者對于《康熙字典》的校正工作在傳入后不久便開始進行，并形成一種單獨的文獻類別——“訂誤類《康熙字典》系文獻”。
《字典琢屑》
由學者都賀庭鐘、都賀枝春于1780年完成，是將訂誤成果總結后形成，或附在辭書后，或獨立成書，體例與清道光年間王引之《字典考證》下相同。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1780年，日本風月莊左門衛出版《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又名和刻版《康熙字典》，其后附學者都賀庭鐘、都賀枝春所著的字典校勘記《字典琢屑》。
《康熙字典考異正誤》
1885年，日本學者渡部溫在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證》的基礎上完成《康熙字典考異正誤》，由景田書店出版。與《字典琢屑》體例相同，本書也在《康熙字典》之外獨立成冊。
1887年，日本公文書館出版《康熙字典考異正誤》二卷。
《標注訂正康熙字典》
1887年，渡部溫在講談出版社出版《標注訂正康熙字典》，本書同樣在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證》的基礎上完成。與《康熙字典考異正誤》不同，本書將考異正誤的結果標注在辭書頁眉等部位。
值得注意的是，渡部溫的《康熙字典考異正誤》與《標注訂正康熙字典》從出版后經過多次再版，在日本廣泛流傳。
《增訂康熙字典》
1887年，日本學者山田清風作《增訂康熙字典》，由和同文館出版，對《康熙字典》做大量校勘工作，本書與渡部溫的出版年代接近但略晚，因此并沒有吸收渡部溫的研究成果，而是以本人勘誤成果與《字典琢屑》勘誤相結合形成，但其影響力遠不及渡部溫作品，只在1896年再版過一次，中國學界對此書也很少提及。
歷史影響
《康熙字典》自刊行以來已有上百版本（2017年在陳廷敬故居“中華字典博物館”中有127個版本），影響之大，流行之廣，近300年無出其右者，后出的字書編者，多奉其為圭臬[niè]。它是中國第一本以“字典”命名的字書，“字典”一詞也因其廣泛在后世流傳，《康熙字典》的文字、音義、書證被后世廣泛引用。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參考文獻之一，它的體例也成為了后世出版字書的藍本，其編撰方法和凡例對后世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現代的字典辭書能夠抓住收字、編排、字形、字義、字音、例證等要素來進行編撰工作，很大程度是受了《康熙字典》的影響。《康熙字典》在中國字典史上占有一定位置，其收字之多，音義之詳，至今仍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和很大的參考價值。
《康熙字典》流通其他國家，同樣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其東傳日本后，使得日本辭書界產生了一系列校勘注釋類的著作。而日本明治后期漢和辭書的編撰工作，或多或少都借鑒了《康熙字典》的編撰體系，如《字典琢屑》等。
歷史評價
《四庫全書總目》稱贊《康熙字典》“無一義之不詳，無一音之不備，信乎六書之淵海，七音之準繩也 。”認為此書字義詳盡、音韻齊備，引用可信皆出于六書經典，是漢字音韻的標準：
清代學者王引之評價：“體例精密,考證洽,誠字學之源藪,藝苑之津梁。”
雍正、乾隆官員汪由敦在所著《松泉集》卷一四《恭讀御制雨獵篇》里，提出愛新覺羅·弘歷《雨獵篇》 “儒冠著制候和門 ”一句中“制” 為雨衣，這一釋義在《康熙字典》中標明引自《六書正訛》，實際上出自《左傳》，汪由敦寫“不知《字典》何以據《正訛》而不明征《正訛》所引之《左氏》？”《康熙字典》為何說是引自《六書正訛》，而不明白地指出《六書正訛》是引自《左傳》呢？這樣的指責極其婉轉。
錢玄同先生曾評價《康熙字典》說：“此書是學究多人亂抄元明時種種不高明之書而成者，凡所采引，什九錯誤，且杜撰甚多，絕不足據。”
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張元濟評價：“其于點劃之厘正，音切之辨析，足以裨益寫讀者殊非淺鮮。后出諸書,陳義多所增益，然于形聲二事，殊不能出其范圍。且第羅之備，征引之富，尤可謂集字書之大成。”
王力認為《康熙字典》在注音上有八個方面的錯誤，并在序中一一羅列舉例說明：1、反切的錯誤（誤引參考韻書中原本錯誤的反切或不合原則，分7種情況）；2、直音的錯誤（大多是當時編者自行添加，錯誤分5種情況）；3、同音歧為二音，二音混為一音（多音字與單音字）；4、張冠李戴（將一字兩讀、多讀的其他讀音歸作其他字讀音等等）；5、以方音亂正音（方言，特別是“吳音”）；6、抄錯了韻書（編者自己寫了錯字）；7、避諱（避康熙帝玄燁名諱改字較多）；8、葉音問題（葉音皆為錯誤）。
學者張衍田認為《康熙字典》：“收字豐富、字之義項列舉詳備、于每字每義下大都列舉始見古書作為書證等，是其優點。但《康熙字典》也有很多錯誤。”
相關事件 《字貫》案
《康熙字典》為御制官修辭書，再加上清朝文化政策嚴苛，刊行后很長時間沒有學者敢于對其批評訂正，只在私人著作有隱晦曲折、只言片語的質疑，如汪由敦《松泉集》。但有一人不僅敢擅改《康熙字典》，還引發了著名的《字貫》血案，他就是乾隆年間江西人王錫侯。王錫侯是江西瑞州府新昌縣( 今江西省宜春市宜豐縣) 人，38歲中舉，在九次會試落第后開始著書立說，著作頗多，內容涉及八股、習字、地方志等方面。
王錫侯在使用《康熙字典》時，認為其收字較多，編輯體例達不到“通貫”要求：“穿貫之難也”，便以部首分類，不方便查詢類義相關的字，于是自行編排字目，分天文、地理、人事、物類等類別，將音義相同的字列在一起，有些重新進行注音釋義，糾正《康熙字典》中的訛誤。王錫侯的編書動機在《序》中有所體現，他指出《康熙字典》 集字太多：“《 詩韻 》不下萬字，學者尚多未識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數增四萬六千有奇，學者查此遺彼、舉一漏十，每每苦于終篇，掩卷而仍茫然 ” 。十七年里，他埋頭編書，足不出戶，飯食由家人從小洞遞入，終于在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編成一部新體制的簡明字典，取名《字貫》。在朋友資助下《字貫》在吉安刻印近三年，并在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出版，“刻工二百，費逾千金”，而王錫侯家中已“床頭金盡，瓶中粟罄”。三年后，《字貫》已銷行至江、浙、湖、廣多地。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與王錫侯同族子侄輩王瀧南為報私仇，借全國禁書之勢將其告發，說王錫侯“狂妄悖逆”，毀《康熙字典》，此案上交至江西省巡撫海成手中辦理。而王錫侯知道自己被舉報后，立刻將《字貫》凡例中指出《康熙字典》的錯誤進行刪除替換。“圣祖廟諱玄，避用元字，燁避用；世祖廟諱，避用引，禎避用正；乾隆御名弘避用宏，避用歷”，這些前代皇帝的御名廟諱全部換刻，不再開列，并在自序中“而穿貫之難”一節批評《康熙字典》的話刪掉。
當時的全國禁書之舉，源自編修《四庫全書》。自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愛新覺羅·弘歷愛新覺羅·弘歷下旨編修《四庫全書》開始，進呈書籍眾多，在審校過程中發現明末清初大量著述中存在對清朝統治抵觸甚至阻礙等問題，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八月初五，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歷認為地方官員考察不力，“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圖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因此下詔命庫館臣與地方督撫對全國書籍進行系統清理，查繳銷毀違礙清政府統治的書籍，此舉與編修《四庫全書》同時進行。“該督撫等接奉前旨，自應將可備采擇之書，開單送館。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棄，將書名奏明，方為實力辦理。乃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余種，并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哀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
作為江西省巡撫、滿族封疆大臣，正黃旗出身的海成之前在禁書一事上做得頗有成效，他將禁書與州縣考核掛鉤，并以書價向百姓購書。對照《字貫》查對之后，海成認為“狂妄”有之，“悖逆”則未必，他認為此案是王瀧南心懷私怨，上奏時稱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提議將王錫侯革去舉人以作警誡。當愛新覺羅·弘歷愛新覺羅·弘歷看到《字貫》原文，發現在第一本序文后“凡例”中，有一篇直接開列圣祖、世祖廟諱及聯構名字樣，不避清朝前代帝王名諱，應照大逆律治罪。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十月，愛新覺羅·弘歷命人將王錫侯押送入京嚴加審問，限期十一月內解到，《字貫》印刷本及翻刻版本也全部被送入京城銷毀，海成則前往王錫侯原籍抄搜，查解 《字貫》板片及新刷《字貫》兩部 。檢查發現《凡例》中廟諱御名都已刪去，評論《康熙字典》所說的 “穿貫之難也”一節也已經去掉，但此舉并不能減輕罪責，反而落下明知悖逆而故犯的 罪名，為定罪提供了一條反證。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學士和九卿會審認定王錫侯大逆之尤，而他評價《康熙字典》“然而穿貫之難也”一句更是大膽悖逆，海成的審理意見被推翻。《大學士九卿議奏折》中稱“《康熙（字典）》一書，參乎六書七音，考諸百家諸子，凡字之音義聲讀，形體源流，靡不考精詳，秩然大備。自成書后六十年來，海宇識所據依，士林奉為楷模，誠千古不刊 之經典也 ” ，而王錫侯竟敢“輒稱難于穿貫，漫加皆議，公然另著《字貫》，本已屬荒誕。”《康熙字典》作為欽定官修字書，在清代官員眼中引證經典，考證詳實，無論是字的排序還是讀音釋義，已成天下規范，而王錫侯質疑、批評《康熙字典》，自己另作《字貫》替代，本身就是有罪之舉。
最終，王錫侯被判斬立決，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處決，21名親屬“緣作”獲罪：子、孫七人斬監候，秋后處決，家中女眷及一名未成年子孫被送入功臣之家為奴，家財沒收入官，全部折銀不超過一百九十兩。江西省巡撫海成沒有發現避諱問題，被斥責 “雙眼無珠”，于“書前第十頁” 即見“罪證”，卻“視大逆為泛常”，認為海成“尸位持祿”，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海成被“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后處決。”雖然海成后來被釋放，貶往烏什，但他的遭遇仍然對其他官員起到威懾作用。
同樣遭受牽連的還有海成的同僚，布政使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他們在閱看《字貫》時也沒能發現問題，“同聲附和”，最終沒有革職治罪，而是從輕發落貶滴江南，就連海成的上司高晉也受到降級處分 。王錫侯這一方，在他寓所搜查出二十部 《字貫》，其中一部首頁有侍郎李友棠的一首古詩，又查抄出王錫侯請李友棠為《字貫》作序的信札，以及他贈李友棠的詩，李友棠因此被革職。
在王錫侯《王氏家譜》中，發現原大學士史貽直所作序言（一說是其幼弟史貽謨所作），在《經史鏡》《唐人試帖詳解》內發現加尚書銜錢陳群（王錫侯考舉人時為其座師即主考官所作序文。當時二人都已去世，但愛新覺羅·弘歷仍說如果兩人還活著，定要“向其究問”。王錫侯為了保護二人不受戮尸之害，保護其親屬不受株連，刑訊中始終堅稱序文是自己寫的，只不過刻上他們兩人的名字，其正直忠貞為后人稱贊。
《字貫》案是乾隆規模較大、波及較廣的文字獄冤案，也是因《康熙字典》而起的重大血案，所著各項書籍及板片列入禁毀目錄，各省搜羅凈盡，送往軍機處銷毀。
后世對《字貫》案的研究認為，此案是禁書初期愛新覺羅·弘歷為統一思想的文化大業，恰逢其時親手制造出的血案。禁書詔令發布后，地方對此舉反饋并不積極，《字貫》案中以禁書功臣海成立威，足已震懾其他官員，此案后各省督撫大為震驚，查辦禁書的狂潮在全國廣泛開展起來。
參考資料 >
漢字辭書——康熙字典.今日頭條.2023-07-17
揭秘清代江西第一文字獄案(圖).大江網（中國江西網） .2023-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