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與長孫皇后合葬的陵墓，距西安市70千米，咸陽市30千米，西安咸陽國際機場25千米，位于中國禮泉縣東北22.5公里海拔1188米的九嵕[zōng]山主峰上，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被譽為“昭陵博物館”。
昭陵自貞觀十年（636年）首葬長孫皇后起，便開始了大規模的營建工程。至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埋葬唐太宗，營建工程才基本結束。昭陵遺址東西長12公里，南北寬10公里，陵區總面積約126.7平方千米，主要由九峻山主陵及南北司馬門遺址、寢宮遺址和分布在陵山和平原上的188座陪、附葬墓組成。
截至2018年。遺址目前出土的文物約8000余件，其中以唐昭陵六駿石刻、十四國酋長像、多種陶俑和唐三彩等較為著名，昭陵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實物見證，是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國君主專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難得的文物寶庫。其中，天王俑、出土的22通通碑石等文物均為國家一級文物。
1961年，昭陵成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2年，昭陵被確定為中國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截止2000年，昭陵尚未被開發完畢，建有昭陵博物館、長樂公主墓文管所、韋貴妃墓文管所等設施，年接待中外游客30多萬人次。
命名
關于昭陵的陵名，史書上沒有專門的解釋。據古代的禮法制度，“聶氏宗祠次序，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左方，稱‘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稱‘穆’。”古代謚法解釋“昭”字說：“圣文周達曰昭，昭德有功曰昭。”根據唐代帝王陵墓如明獻陵、貞陵、泰陵等選取吉利、祥順、平和等美好字眼的做法來看，昭陵的定名，顯然也是選取了歌功頌德的美好字眼。同時，選取“昭”字，也和李世民的尊號“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相吻合。
在唐代，昭陵的陵園還稱為“柏城”，這是當時在陵園周圍種植大量柏樹的緣故。據封演《封氏聞見記》記載：“《風俗通義》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或說秦穆公時寶雞市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捶其首。”因此，墓側皆樹柏。
歷史沿革
歷代祭祀
關中十八唐帝陵祭拜制度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再由繁到簡的過程。新唐書有記載：“凡國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而日進食。”愈近的先祖，祭祀越多，愈遠的先祖，祭祀愈來愈少。以三年為期，滿三年后，祭祀即按常禮進行。唐代還有公卿巡陵制。貞觀時確定了巡陵時間為每年立春、立秋后的第二月。昭陵還實行日祭，為此，太常博士彭景直即上書李顯李顯，認為日祭不合禮制，又費資材，請罷日祭，但中宗李顯并未接受彭景直的提議。唐代對皇陵的管理非常嚴格，建陵前陵區內的舊墳可以不移，建陵后，“諸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內不得葬”。而陵區內的草木植物等，都被視為圣物，不允許隨意損壞，每年還定期派人在陵區內植樹。
唐高宗李治在昭陵展開了一系列的儀式與活動，如獻俘儀式、常規性祭祀的制度性安排、公卿巡陵的制度化、不定時獻祭。
根據《新唐書》記載，永徽年間，車鼻在被俘之后獻俘于昭陵，這是所見最早獻俘于昭陵的記載。在高宗一朝開啟了先于太廟在陵墓獻俘的先河，多次獻俘于昭陵，如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勤在平定高麗返還時“上令領高藏等俘囚，便道獻于昭陵”等。
另外，高宗也對昭陵的常規性祭祀做了制度性安排，《新唐書》記載，永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時，獻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伏、臘、清明、社上食，今昭陵喪期畢，請上食如獻陵。’從之。”《唐會要》中也有相關記載，在永徽二年的七月依據李世民對帶獻陵上食的先例，規定了在冬至、夏至、夏伏等重要節日對昭陵實行和朔、望之日一樣的上食。
針對公卿巡陵，據《新唐書》記載，顯慶五年規定每年的春、秋，都要派遣太常卿、少卿進行巡陵禮儀。《唐會要》記載更為詳細，據載“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以每年二月，太常卿、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文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為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于本司。仍著于令。”到了顯慶時，李治在逐漸擺脫長孫無忌權力制約之后，就不再常設位高權重的三公之職，巡陵祭祀時都是臨時任命宗室官員兼任三公進行巡陵事宜。臨時受命兼任三公的官員在巡陵過程中可以有一些超出平時禮制規定的行為，如在平時只能騎馬的官員于行陵之時可以乘坐車輅。
唐高宗李治也對昭陵進行不定時的獻祭，如在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羅遣使獻大鳥如駝，食銅鐵，上遣獻于昭陵。”
從唐開始，歷代的帝王都會委派官員代表朝廷祭祀昭陵。由于昭陵正南方獻殿前的空地不多，加之道路崎嶇，石料搬運不便，所以歷代的祭陵碑都立于北司馬院內。
修建背景
根據李世民的考量，選址在九宗山的目的是節儉和防盜，除此之外，風水也是選址的重要原因。九嵕山的地理環境完全符合古代選擇陵寢的風水條件：第一，它地處渭北平原，山底海拔度高，既可顯示出帝王至高無上的地位，又可防水浸泡陵墓；第二，九嵕山由群山拱衛，山后是滔滔的涇水，選擇這樣的地方,取意背靠大山，穩妥牢靠，山后有水，取之不竭。其前與左右眾山羅列，再往前便是沃野千里的渭河平原，而浩蕩的渭河又東西橫穿關中平原，還從古長安城下穿過，形成了“渭水貫都”的奇妙景觀，陵墓建于此，顯得豁亮開闊，寓意天下太平。所以，自唐以來，普遍認為昭陵的風水為中國歷代帝陵之最佳。
貞觀十年（636年），長孫皇后長孫氏病故，李世民遵其“因山而葬”“ 儉薄送終”的遺囑，選擇距長安約80公里的九峻山為陵址，定名昭陵。據傳聞，在長孫皇后提出這個愿望后，唐太宗派遣了兩支人馬卜山陵，由當時的風水名家李淳風和魏徵分頭帶隊占卜選址。經過反復尋訪，兩隊人馬分別選出最佳陵址，留下記號回到長安。長孫無忌受命查驗，來到了九峻山的山頂，當取出兩隊分別留下的記號時，發現魏征插下的那根針正在李淳風埋下的銅錢方孔之中，于是九峻山便成為長孫皇后的墓地。
貞觀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下詔“功臣密戚，德業佐時者，賜給墳”，遂確定了昭陵的陪葬制度，群臣皆以陪葬昭陵為榮。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病故，與文德皇后合葬后封固陵墓，昭陵的建陵工程至此竣工。
自貞觀十年（636年）首葬文德皇后起，昭陵便開始了大規模的營建工作，至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埋葬唐太宗止，昭陵的營建工作才基本結束。
修筑歷程
昭陵由唐代著名美術家閻立德設計，在規模和布局上都有獨特的風格。據史書記載，昭陵玄宮建筑在九宗山山腰南麓，穿鑿而成。初建時由于玄宮前面山勢陡峭，來往不便，就順山勢在山旁架設棧道，繞山300米，才到達墓門。長孫皇后先葬于玄宮，此時棧道并沒有拆除，于是就在棧道旁建造房舍，供宮人居住。待李世民葬畢，為保護陵寢安全，又拆除棧道，使昭陵與外界隔絕。玄宮深七十五丈，石門五道，中間為正寢即停放棺之地，東西兩廂排列石床，床上放置石函若干，里面裝有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用三千塊大石砌成，每塊石頭有兩噸重，石與石之間相互鉚住。據《舊五代史·溫韜傳》載，"宮室制度麗，不異人間"。
陪葬制度文化背景
唐陵陪葬制度始于高祖唐獻陵，據宋敏求《長安志》所載，陪葬獻陵之墓共23座，計有諸王16人、公主1人，以及太原市總管張統、營國公樊世興、平原郡公王長楷、譚國公邱和、巢國公錢九隴、刑部尚書劉德威等大臣6人。
隨著陵寢制度的恢復光大，功臣陪葬制度在唐朝也逐步恢復起來。貞觀十一年（637年）十月的《賜功臣陪陵地詔》、貞觀二十年（646年）八月的《功臣陪陵詔》一步步明確了唐朝陪葬制度。自唐太宗的昭陵開始，陪葬墓改為分布在所奉皇陵以南或東南部。昭陵陪陵墓主的身份以文武大臣為主，數量之多，居關中十八唐帝陵首位。關于昭陵陪葬墓的數量歷來記載不一，直到昭陵文物管理所20世紀70年代調查，共發現陪葬墓167座，其中可以確知墓主姓名、身份和入葬時間的57座，后來通過遙感考古測定出188座陪葬墓，據估計，當時陪陵者應該多于這個數字。陪葬昭陵的文武大臣多于皇族成員，并且，除長樂、城陽、新城三位嫡出公主外，其余妃子及其他庶出皇子、公主等皇族陪葬者的墓葬形制都沒有超過文武大臣的等級。這種功臣墓規格高于一般皇親的現象反映了唐初開國政治開明以及重視功臣的現實，強調對國家的功勞和貢獻，不僅限于門第出身，這也是士族制度走向破產的結果。唐代陪葬墓制度與西漢陪陵制度相似，而與北魏以宗族為單位近皇陵而葬有所不同，但同時明文規定子孫得隨父祖陪陵，顯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北魏陪陵制度的影響。
營建昭陵時，李世民就立下了“功臣密戚”“往業佐時”的陪葬制度，后來還允許陪葬者的子孫從父祖而葬，形成了當時臣僚們都以陪葬為榮的風尚。因此，凡三品以上名臣顯宦、皇親貴威不但陪葬昭陵，而且“官為立碑”。
歷代的毀壞修葺
歷代維護
史料中有關唐代對皇陵陵進行維護的記載雖不多，但基本從初唐持續到了晚唐，其中，昭陵的下宮原在山上，后被野火燒毀，德宗招集眾大臣來議論，是在原址重修還是遷移山下，最后決定將昭陵下宮遷移到山下的瑤臺寺旁重修。
五代時期，后唐以唐人后代自居，擔負起保護唐陵的責任，同光三年（926年）正月，李存勖雖然有心重葬李曄，但因財力不足、國力實在有限而作罷。直到同光三年之后，后唐國力似有好轉，莊宗下詔：“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據所管陵園修制，仍四時各依舊例薦。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戶充陵戶，以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戶。戊子，以刑部尚書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儀使。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為京兆少尹，充修奉諸陵使。”
北宋時期，趙匡胤在保護關中十八唐帝陵上展采取一系列措施，不僅下詔對被盜唐陵進行了重葬，填補了盜洞，為獻、昭、泰、建、景、貞等陵設置了陵戶，在獻、昭、景諸陵修建了廟宇，而且禁止在關中唐陵中樵采，并對關中唐陵進行了綠化。宋朝初期對于唐陵的保護在一定的程度上改變了唐陵自五代以來的殘破局面。
金代對唐陵的維護未見史書記載，僅見于乾陵的無字碑上。金代是否對除了乾陵以外的唐朝陵墓進行修繕維護，我們不得而知。
宋金以后各代對唐十八陵的維護，史書記載不多。
明朝統一全國后，對歷代帝王陵墓比較重視。一方面定期派人前往各地，祭祀在歷史上有所作為的帝王，另一方面，指派專人看守陵墓。有明一代，還具體規定了祭祀的四位唐代帝王：唐高祖，陜西三原縣祭；唐太宗，陜西禮泉縣祭；唐憲宗，陜西蒲城縣祭；唐宣宗，陜西涇陽縣祭。明初洪武九年（1376年）曾派國子生周渭30人，分視帝王陵寢，規定百步內禁止放牧砍柴，但是未展開大型的維護項目。崇禎五年（1632年），禮泉知縣范文光曾對昭陵進行過保護，在其任期的兩年間，編寫了《昭陵志》，修整了昭陵祭壇遺址，重建了“唐太宗祠”，并且鐫刻了《唐太宗像碑》，首次以線刻的形式刻出了“唐太宗小影”。
清代前期，統治者曾多次派人至禮泉縣祭祀昭陵，當時的地方官也比較注意對關中十八唐帝陵的保護，其中代表有當時的陜西巡撫畢沅、蒲城縣知縣馮方立、涇陽縣知縣方承保等。畢在乾隆出任陜西巡撫，對渭河平原陵墓的保護和管理，措施得力，成績最為顯著。他撰寫《關中勝跡圖志》《關中金石志》等書，劃出陜西省境內名勝古跡的保護范圍，建立標志，并派專人進行管理，尤其注意保護關中地區的唐代帝王陵墓。根據文獻記載，畢沅到陜后，接到張開東的《呈請護禮泉昭陵啟》，發現唐昭陵六駿石刻尚在，十四國君長像僅存六枚，且“立仆不等”，陵戶名存實亡，無人進行管理，即令禮泉縣官負責，修筑昭陵圍墻三十余丈，并在陵區廣植松，進行綠化。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他命令禮泉縣知縣張心鏡，修筑圍墻三十余丈，建立碑亭十余所，并親自立石、書名，公告全縣，勿損昭陵。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畢沅再次命新任知縣蔣其昌，對昭陵“復加修筑，并立碑記事，又東西立石，書陪葬諸臣名位，以垂久遠。”畢沅還親自撰文，建立“清代保護昭陵之碑”，用大量篇幅宣揚了唐太宗李世民儉、仁、大、智、靈的崇高形象，意在強調保護昭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立了《防護昭陵碑》，要求都來保護昭陵的文物古跡。
歷代破壞
危害皇陵安全的原因，基本上可分為自然和人為的兩大部分。
唐朝滅亡以后，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在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諸王朝更替的過程中，渭河平原一帶發生了一系列戰爭，給關中唐陵帶來了悲慘的命運。關中十八唐帝陵的地位一落千丈，關中唐陵大部分被耀州區節度使溫韜盜掘。 其中可能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帶入昭陵的王羲之、鐘繇等書法家的真跡。
宋元時期，關中地區恢復的速度很慢，整體依然殘破，此時金朝占據關中，長安一帶再遭兵。雖然在北宋中前期，保護措施有所成效，但是到北宋末年，關中多故，戰亂頻繁，唐陵殿宇凋殘，石刻也遭到嚴重破壞。
明代中期以后，唐代帝陵進一步遭到自然的和人為的破壞。明世宗嘉靖年間，渭河平原的大地震對唐陵也有一定的破壞。到朱翊鈞萬歷年間（1573年—1619年），明王朝列入令典、經常祭祀的昭陵已經殘破不堪。明代所修《禮泉縣志》載，昭陵“有獻殿，有后殿，有下宮，山巔亦有游殿，今俱廢，惟陵北存石屋三間（楹），六駿列于左右，及貞觀中擒服諸蕃君長頡利等十四人像，琢石列之北司馬門內。今皆不完。其周垣、重門、甬路諸故跡猶存也。陪葬凡一百七十有七。下宮在九嵕山陵之右，后毀于火，貞元十四年欲復置，山高無水泉，苦于供役，廷臣集議，移置瑤臺寺側，去陵一十八里。周一百二十里，今廢。”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關中十八唐帝陵又處于無人問津的境地，遭受著自然和人為的破壞。時人吳玉在《晚過乾陵》詩中寫道：“二圣長眠處，蕭條余野草。萬古悲荒涼，當年徒改造。”
考察發掘
北宋至明清，學人對昭陵的考察探究不絕如縷。
元祐年間（1086年—1093年），游師雄擔任陜西省轉運使時，看到渭河平原唐陵石刻殘遭破壞，十分痛心，曾采取過一些保護措施。他在禮泉縣主持重建了唐太宗廟，并且樹立了《昭陵圖碑》和《昭陵六駿碑》。此外，還重繪了乾陵狄仁杰等六十人畫像，據《長安志圖》記載，《昭陵圖碑》劃出了昭陵的兩周王陵范圍和地面建筑，反映了唐代的陵墓制度。紹圣元年（1094年），游師雄在對昭陵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繪制《唐太宗昭陵圖》，復原昭陵的平面布局。明代學人趙崡、清代學人林侗也都曾實地考察昭陵，或記載考察路線，或記錄陪葬墓碑的相對位置。
具有考古學意義的昭陵調查始于20世紀初，日本學者關野貞、足立喜六記錄了昭陵一些后來被破壞的遺跡并留下一些珍貴的照片。足立喜六在1903—1909年第一次用膠片的形式將唐昭陵六駿石刻在昭陵祭壇（唐時稱北司馬門）內的擺放位置、現狀記錄下來。
1965年陜西省文管會曾派田醒農先生帶隊調查和發掘了南司馬門（當時稱之為朱雀門）門闕及獻殿遺址，并對寢宮（當時稱之為下宮）作了鉆探和局部試掘。
1971年，禮泉縣文教局派出昭陵文物調查小組，對昭陵陵園內的歷史遺存進行了全面調查，此后還發掘清理了昭陵的部分陪葬墓，獲得了大量的歷史文物。
1973年至1978年，劉慶柱、李毓芳先生對關中十八唐帝陵進行了系統調查，踏查了昭陵的各處陵園建筑遺跡，包括北司馬門、南司馬門、寢宮遺址和山腰的石室、石窯，在報告中介紹較為詳細。
1982年，昭陵博物館業務干部對北司馬門遺址作了勘查和試掘，辨識出唐代門闕的三出闕形制，找出清代的一道磚砌圍墻。
1991年11月，昭陵博物館新設的兩個旅游點即長樂公主墓和韋貴妃墓正式對外開放。
2002年8月起，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組建昭陵考古隊開始對北司馬門遺址進行全面發掘。2003年6月至11月又進行了第二年度的發掘。通過兩個年度的發掘，基本上掌握了唐代昭陵北司馬門建筑的總體布局。
地理環境
位置境域
昭陵“以山為陵”，位于距禮泉縣東北22.5千米的九宗山上。昭陵距西安市70公里，距咸陽市30千米，陵園北起九嵕山，南到今天的趙鎮一帶，東達今天的東頁谷村，西至莊河，縱橫昭陵、 煙霞、趙鎮、北屯4個鄉（鎮），占地面積113.15平方千米。
氣候特征
唐昭陵遺址所處區域的氣候條件與禮泉縣的氣候條件類似，屬于暖溫帶半干旱氣候，年平均氣溫12.9℃，最高氣溫41.6°C，最低氣溫零20°C，凍結深度350毫米，每年無霜期214天。年平均降雨量537毫米，雨量多集中于7—9月，日最大降雨量81.6毫米。常年主導風向為西風和風，年平均風速2米/秒，最大風速26米/秒。
地形地貌
昭陵地處陜西關中平原中部偏北，位于祁連、呂梁、賀蘭山地形構造前弧翼中段、秦嶺緯向構造帶，隴西帚狀旋鈕構造體系東南端的復合部位。太宗昭陵所在的九宗山一帶多褶皺，為寬緩的向斜與背斜相向展布，向斜規模較比較大，山脈為石灰質。唐昭陵所在的九峻山(北山山系北部)，位于渭河平原北部邊緣，處于關中盆地平原和陜北黃土高原交界處的臺山地地帶。山脈為西南-東北走向，主峰九嵕山位于山脈西部。其主峰海拔1224.9 米，山形高聳奇特；山體主要由寒武、奧陶紀灰巖構成，山地多為薄層黃土覆蓋。山體與渭北黃土高原相連，北坡平緩，南坡受斷層影響，山勢陡峻山南麓與關中平原接壤。九宗山海拔1224.9米，比平原平均高約725米，比其西的鳳凰山高277米，比其東的玉皇殿山高266米。昭陵陵園建筑遺址主要分布在山南北兩面，東西兩面至今未發現陵園建筑遺址。
自然植被
昭陵陵園植被以蘋果為主，還有落葉喬木如桐、楊、楸、槐、棗、柳、杏、桃、桑等，也有松、柏等常青樹，花草以草本植物為主。目前，唐昭陵陵區已完成人工造林6萬畝，以側柏為主，配以少量山杏、刺槐及其他荒山造林樹種，昭陵文物保護植被覆蓋率達85%以上，景區水土流失已得到控制，文物保護區生態環境得到改善。
水文情況
昭陵周圍有兩條河流。南面泔河自西向東穿過縣境，涇水是流經禮泉縣最大的河流，從北部和東北部邊界而過，兩條河流河谷較深。
建筑特征
陵園布局
昭陵陵園周長60千米，占地面積200平方千米，共有陪葬墓180余座，被譽為“天下名陵”，是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園。
陵園的重要建筑群遺址有3處：九峻山南側偏東山梁下的南司馬門及獻殿遺址、西南側臺地上的寢宮遺址、北側山坡的北司馬門遺址。此外，還有山腰南側和東側的石窯、石室遺跡。九峻山南側和東側的山坡及山下東、南部的開闊平原地帶則是昭陵的陪葬墓區。
昭陵陵山主體建筑大致可分為元宮（墓室）、朱雀門（南司馬門）和獻殿建筑群、太極宮玄武門遺址（北司馬門）和祭壇（北司馬院）建筑群、寢宮（下宮）建筑群、東青龍門和西白虎門及垣墻角闕建筑群。緣山鑿石還架設有棧道。
陵山設計
昭陵是由唐朝著名建筑工程學家閻立德親自設計藍圖并負責建工進行營造的。
昭陵首開唐帝陵“因山為陵”的先例。“因山為陵” ，即選擇自然山峰從旁邊鑿石洞為墓道，在山峰的底部修造地下宮殿。昭陵自貞觀十年首葬長孫皇后至貞觀二十三年葬李世民李世民，先后營建了13年之久。除了在主峰內置地宮，還在陵山周圍建成了規模宏大的建筑群：陵山四周墻垣環繞，四角建闕樓；北有玄武門，內設祭壇，聞名中外的昭陵六駿及十四國蕃君長石刻像原來就列置于此；南有朱雀門，內置獻殿，在獻殿遺址出土了一件高150厘米，重約300余斤的鴟尾，按其比例來推想獻殿的屋脊，其高應在10米以上，足見這座殿堂的高大雄偉；西南面有下宮，是供墓主人靈魂飲食起居及宮人、官員和守陵軍隊居住的地方，當年大量的房屋建筑都集中在這里，后遭大火而焚毀嚴重。據文獻記載，唐德宗李適貞元十四年（798年）對下宮進行過修聾，僅修后的房屋就達378間之多。
陪葬墓設計
昭陵陵園內的陪葬墓，以李世民的陵寢為基點，向南輻射排列成一個扇形。李世民的陵寢居高臨下，“功臣密戚”和“德業佐時者”，作為一種無尚的榮譽陪葬在其前方。后來，皇室還允許臣僚申請陪葬昭陵，甚至就連子孫也可以從父祖而葬，因而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陪葬群。這種布局，也是唐太宗生前的安排。畢阮也曾有言：周回百二十里，陪葬諸王、妃、主、勛舊、番將東西班列，棋布有序。”由此可見，在昭陵陪葬制度確立之時，陪葬墓是按照文左武右進行安排的。
根據昭陵陪葬墓所處的地理位置，可將唐昭陵陪葬陵區分為三大區，分別是陵山陪葬區、平原陪葬區以及陵山北部白鹿原。
陵山陪葬區位于陵山主峰以南，山麓與平原交接線以北（大體上在李思摩、王大禮墓葬一線）為陵山陪葬區。在該區域山脊、山梁上的陪葬墓，除了魏徵墓之外，均為妃嬪、公主及內職宮女的墓葬。這些陪葬墓便是墓志中所稱的“近塋”和司馬院。該區主要陪葬墓有：韋貴妃、新城公主、長樂公主、城陽公主、燕氏、亡宮五品、西宮二品昭儀、韋尼子（文帝昭容一品）、婕妤三品亡尼等。
平原陪葬區。陵山山體以南,泔河以北,高窯—高平—梁窯—東道村山脊以西,高窯—下玉南—掛拉雞窩—武將山山脊以東所圍合的平原區域為平原陪葬區。該區陪葬墓主要為文武功臣墓葬，也包括了一部分的宗室墓葬。文獻記載多稱文武功臣依照“文左武右”的原則入葬。
陵山北部白鹿原，今知埋葬右武衛將軍乙速孤行儼及其家族墓。
主要建筑
昭陵陵區由陵園、寢宮建筑、祭壇及陪葬區等組成。昭陵地面建筑現均已不存。主陵現遺存的重要建筑遺址有三處，分別是九宗山南的司馬門和獻殿遺址，西南的寢宮遺址，北側北司馬門祭壇遺址。此外還有山腰南側和東側的石窯、石室和棧道遺跡。
昭陵建筑遺址主要分布在九嵕山南北兩面，東西兩面至今暫未發現陵園建筑遺址。陵山北側500米處，保留主要建筑遺址有山門、北闕門、唐昭陵六駿石刻及十四國君長石像，山門東、西兩面墻垣遺跡等。玄宮坐落在九嵕山南面山腰，據《唐會要》記載，從埏道（墓道）到元宮（墓室），共深75丈（即250米） ，前后共計設置五道石門。并且在山上修建棧道，以便通行。陵山南側現局部地段尚存棧道（棧孔）遺跡和分布在3處的15孔窯洞遺址。陵山正南900米處為朱雀門遺址，門外有雙闕臺遺址， 門內有獻殿遺址。陵山西南900—1000米處有寢宮遺址。
主陵
昭陵主陵迄今為止都還沒有被發掘，因此陵墓內部情況不明，所知道的情況只是在一些史料文獻上搜集到的。文獻《五代史》與《唐會要》中記載，昭陵的墓室是通過開鑿山石而成的，內部“宏麗不異人間”，從墓道至墓室深約75丈，墓室內東西兩廂列置石函，石函內置鐵匣，里面陳列著許多鐵匣，匣子內裝著許多珍貴的陪葬品，據傳王羲之的真跡《蘭亭集序》就在其內，再跨過五道石門，就到了中室，也就是放棺槨的地方。主陵墓室內非常豪華壯觀，不亞于九重宮。
陪葬墓
目前，唐昭陵明確已知的陪葬墓有187座，是唐帝陵中陪葬墓最多者。昭陵的陪葬墓根據陪葬墓形狀可分為四種。第一類是依山為墓，如魏徽墓和韋貴妃墓；第二類是覆斗形墓，如長樂公主、新城公主、城陽公主墓等，墓前均存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第三類是圓錐形墓葬，此類陪葬墓所占比例最大，文武大臣們的陪葬墓大多是這種形制；第四類是像山形，如李墓象征陰山山脈、鐵山、烏德建山，李靖墓象征著鐵山、積石山，同樣在墓前有石人、石虎、石羊、石碑，這種特殊形狀的墓葬封土，是對有特殊功勛重臣的特殊獎賞。以上四類陪葬墓的排列位置，大體是依據死者的身份、政治地位及其與皇帝的親疏關系而規劃布置的。
昭陵的陪葬墓，是按照墓主人生前與李世民關系的親疏遠近來排列位置的。妃子和生前受到皇帝寵愛的公主多埋葬在寢宮附近的“心腹”地域，而生前就受到皇帝冷遇的蘭陵公主、清河公主墓則遠離“心腹”地域。另外，受冷遇公主的墓葬形制、規模，與得寵公主的墓葬也有明顯差別。昭陵的整體與陪葬方式，充分體現了封建皇權思想，也反映了封建社會森嚴的等級制度。
出土文物
昭陵石像
昭陵六駿
唐昭陵六駿石刻是一組紀念碑式的雕刻。六駿是李世民統一天下、轉戰沙場時所騎的六匹戰馬，也象征了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所經歷的最主要的六大戰役。李世民即位后，為表彰他在創建唐王朝中的戰功和追念在六大戰役中出力的良驥，貞觀十年（636年），他詔令畫家閻立德、閻立本將所乘六匹戰馬雕于石上，陳列昭陵。“六駿”的名稱分別為特勤驃、青騅、什伐赤（東側）、颯露紫、拳毛、白蹄烏（西側）。昭陵六駿雕刻技法嫻熟，線條簡潔有力，手法渾厚圓潤，是中國古代雕塑中的杰作。“六駿”每塊高2.5米，寬3米，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將六匹駿馬生動地再現在石板上。其中三匹做立狀，三匹為奔馳狀。昭陵六駿雕刻由李世民親撰贊語，著名書法家歐陽詢書寫，千余年來保存完好，其中“颯露紫”和“拳毛騧”兩石在1914年被盜賣國外，現藏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其余四石藏于陜西省博物館。 “唐昭陵六駿石刻”以“颯露紫”和“拳毛騧”最為出彩，誕生的背景和故事最為奇特，千年以來演變成廣為流傳的神話，有著重要的歷史和藝術價值，是珍貴的稀世國寶。“昭陵六駿”是唐代留存下來的最為精美的石刻，線條簡潔有力，造型栩栩如生，是印證初盛唐時期陽剛壯美的審美取向不可多得的實物。
十四國酋長石像
十四國酋長石像是指列置于昭陵北司馬門內，包括當時吐蕃、新羅、突厥、吐谷渾、薛延陀等11個民族的14位部族（國家）首領的石刻造像。十四國酋長的石刻像具體的身份分別為：突厥的頡利可汗、突利二可汗阿史那·社爾、阿史那思摩，吐蕃松贊干布，高昌國、焉耆、于闐諸王，薛延陀、吐谷渾的首領，新羅王金德真，林邑王范頭黎，婆羅門帝那優帝阿那順等。像座上的題名是當時著名書法家殷仲容所題寫的八分隸書，共計163字，題名中字數最多的達22字，最少的僅有4字，題名內容包括了這些少數民族首領的所在地或國名、稱號、在唐王朝任職的官職以及姓名等內容，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書法觀賞價值。這十四國酋長石像就象征貞觀年間諸賓王歸順唐朝向李世民朝圣的情形，是為了頌揚唐太宗統一海內的功德。
十四國酋長石像其中大部分石像已遭破壞，今可見者有7個題名像座，幾軀殘體和幾件殘頭像塊，收藏在昭陵博物館內，已對公眾展出。昭陵十四國蕃君長石像，是以唐代少數民族首領為題材而創作的寫實性雕刻作品。石造像的形體、相貌、服飾各不相同，個性鮮明，是極其寫實的肖像作品，也是集政治、歷史、藝術價值與一身的珍貴文物。
昭陵碑林
昭陵碑林始建于1974年，共收集昭陵六駿碑、唐太宗像碑、昭陵圖碑等60余通，出土墓志40余合，60余通碑石中有22通1979年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書法藝術名碑，盡為國家一級文物。40余合墓志，有26合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昭陵碑林集中體現了初唐書法藝術的發展脈絡，“撰、書皆名流，文、字俱佳品”，與西安碑林、山東曲阜碑林并稱為中國三大碑林。其中，昭陵碑刻所錄之銘文及相關內容，都經過當時多方評議，比較客觀地記錄了各自所屬人物的功過得失和人生經歷，具有一定的寫實性，是記錄唐代初期社會狀況的“石質檔案”。
昭陵碑石墓志的特點在于集唐初書法大家珍品，如歐陽詢書溫彥博碑，褚遂良書房玄齡碑，王知敬書李靖碑，王行滿書周護碑，李治李治書李勣碑等，足可代表初唐書法藝術風格和水平。從書體看，昭陵碑刻多用楷書，也有隸書、篆書和行草，其中尤以尉遲敬德墓志蓋飛白書為罕見。另外，研究表明，在孔穎達碑碑座上發現的28個刻字是唐代鐫碑刻字的匠工們留下的，屬難得的唐代下層人的書法作品，反映出唐代工匠的書法造詣。
1979年9月，以唐高宗李治御制御書的《李勣碑》、歐陽詢書文的《溫彥博碑》、褚遂良書文的《房玄齡碑》等為代表的21通石碑已經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第一批全國書法藝術名碑。
昭陵碑刻是初唐書法薈萃之所,它所顯示的絢麗多彩的書法藝術，成為我國古代文化藝術中極為寶貴的財富。
昭陵壁畫
昭陵發掘清理的陪葬墓中，如李勣、尉遲敬德、鄭仁泰、張士貴、阿史那忠、越王李貞、臨川公主、長樂公主等20多座墓，大多繪有壁畫。壁畫著色絢麗、線條流暢、布局謹嚴。昭陵博物館現已揭取唐墓壁畫達700平方米。這些壁畫取材廣泛，主要題材有四神、儀仗、宮廷、家居生活、建筑、宗教等。
四神和天象圖是中華文化中的特有象征性圖式。韋貴妃墓道口的《白虎圖》就是代表之一，但是朱雀、玄武圖現存數量較少，目前僅見長樂公主墓將朱雀巧妙地繪制于第一天井北壁的《樓閣建筑圖》上部，兩只朱雀呈對飛形象，既標示了墓道口朝南向，也具有較強的裝飾效果。
有關政治禮儀的壁畫代表是《車馬出行儀仗圖》和《列戟圖》。昭陵墓室壁畫中的《車馬出行儀仗圖》比較寫實，車馬形制、數量，儀仗規模等，均能反映出墓主人身前等級身份。長樂公主（正一品)墓道中有兩幅《云中車馬圖》，兩幅各十三人列隊的《儀衛圖》；韋珪（正一品）墓道有兩幅《獻馬圖》《備馬圖》及兩幅十四人之多的《儀衛圖》；新城公主（正一品）墓不僅出土有《牽馬圖》兩幅外，還出現了十分罕見的《擔子圖》，擔子在唐代的使用亦具有嚴格的等級規范。而身份稍低的阿史那·忠（從一品)墓同一位置僅見《牛車圖》。同時，唐代將列戟發展成講究門第的象征，成為一種奢華風氣。唐墓壁畫中一般所繪戟的數量分別有24、18、16、14、 12、10六個等級，代表了從天子、嗣王、公主到朝臣的不同地位，而昭陵墓室壁畫中的列戟圖多以12桿出現，如段藺壁、新城公主、韋珪等。
宮廷家居生活類的壁畫作品主要描繪的都是男女侍從，其中有衛弁、門吏、給使（宦官形象）和女侍。衛弁是墓室中的儀衛隨從，形象大多威嚴有力，具有軍人特質。門吏形象普遍被繪制在第一過洞外的墓道兩壁上，象征著守護府邸大門的意義。給使是供人驅使的閹人雜役，在已發掘的昭陵陪葬壁畫墓中，不分墓主人品階一般均繪有給使形象，少則四人，多則十余人，給使形象大多乖張丑陋，躬身屈膝，只在石門以外的過洞、天井出現。女侍在昭陵墓室壁畫也占有很大篇幅，既有身份等級較高的仕女或女官，也有普通女性侍者，強化了墓室藝術的生活化氣息，具有十分濃郁的現實主義氣息。
建筑題材的壁畫主要內容是府邸宅院的建造。唐墓壁畫中的建筑圖式不僅具有顯示提升墓主人身份的作用，而且成為唐代墓葬營造“真宅” 格局的關鍵之一，是唐人將墓室視為“真宅”的直接例證。昭陵陪葬墓室中的建筑圖式包括有樓閣圖、影作木構圖及平藻井圖案。在已發掘的19 座墓室壁畫中，影作木構圖式保存相對完整的是新城公主墓。而建筑樓閣圖保留比較完整的有韋貴妃墓的雙層《樓閣圖》。此圖高115厘米，寬231厘米，圖上繪有雙層廡殿頂全木結構的門闕，一層五間，正面兩窗一門，兩側有廊坊。昭陵墓室壁畫中的平綦藻井圖案初期以柿蒂、寶相花紋樣為主，刻畫細膩、嚴謹、 繁，后期則發展為流動疏散的卷草祥云類紋樣，也反映了佛教文化對圖案藝術的深刻影響。
昭陵陶俑
從昭陵數十座陪葬墓出土的數千件陶俑，其質地多元，造型準確，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外交、文化諸方面廣泛的情況，在關中唐十八陵中罕有匹敵。
天王俑
昭陵博物館所藏的3對天王俑造型精美、形制高大、制作工藝獨特，屬天王俑中的佼佼者， 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其中，韋貴妃墓天王俑人物比例協調，造型與武士俑比較接近。面部細節比武士俑更加彪悍粗獷、沉著威嚴，顯示出這一時期“ 威而不猛、泰而不驕”的大唐精神以及初唐君臣特有的“憂患意識”。藝術家們對彩繪色調的搭配高雅沉穩，貼金、描金大膽奔放，甲紋飾描繪細膩，體現初唐藝術家們在藝術創作上的匠人精神。
藍彩女站俑
李福、李貞、李震、安元壽等墓出土的大批三彩俑和韶物，這些工藝品造形精美、色彩絢麗、做工精湛。其中，安元壽墓出土的藍彩女站俑是唐三彩的精品。女俑通高22.5厘米，頭梳高髻，身穿小領窄袖長袍，袍施藍色底釉，上面灑滿黃蕊白花。人物神情真實自然，衣紋線條流暢，釉色清新素雅。藍彩女站俑以秀氣豐腴、亭亭玉立的特點和稀有的藍彩成為唐代三彩中的佼佼者，是一件具有時代生活氣息的代表作。
三彩騎馬胡服女俑
李貞墓出土的三彩騎馬胡服女俑，通高35厘米，女俑頭戴折沿高帽，身著窄袖緊身圓領右襟長袍，腳蹬小蠻靴，雙手握拳執韁作勒馬狀，端坐平視。馬備鞍、剪鬃、縛尾、頭左后傾，張口微俯，肌腱清晰，形體肥碩渾圓，有一種靜中寓動的力度美。這件三彩俑形似神似兼備，從而刻畫出了人物內在的精神內涵。女俑眉清目秀，身姿窈窕，著胡裝，秀美中兼具瀟灑英俊，體現了強烈的藝術感和時代感。
樂舞俑
昭陵眾多陪葬墓中，出土了大量反映音樂、舞蹈方面的俑。這些樂舞俑神態各異，是大唐樂舞的真實寫照。牛進達墓出土一擊細腰鼓的女坐俑。女俑頭梳雙螺髻，面容豐俊，系長裙，跪坐，擊細腰鼓。鄭仁泰墓出土一組樂舞俑，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奏吹、舞蹈場面。這一組樂舞俑均為女性，或吹或舞，其中吹奏者著衫系長裙，均跪坐，發式有雙環髻、錐髻、雙螺髻，所奏樂器有笛、簫等，二舞者頭梳雙環望仙髻，服飾相同，著衫系長裙。另外，張士貴、安元壽等墓還出土了大量騎馬樂俑，神態各異，形象逼真。
侏儒俑
陪葬陵中鄭仁泰墓、楊恭仁墓及13號墓出土多件侏儒俑，侏儒形象在出土文物中比較少見，因此這些文物成為唐代人物俑中的佼佼者，均被評為國家珍貴文物。其中，鄭仁泰墓的彩繪釉陶侏儒俑于1971年出土，俑高12.5厘米，頭戴黑色長腳頭帽，上身穿朱紅色三角形單翻領窄袖衣，袒胸露乳，腰間系黑色腰帶，下穿窄腿裳，足蹬黑色尖頭靴；闊眉，墨描眉目，八字須，下有小，體態憨厚、四肢短小，上臂自然擺動呈行走狀。這件俑質地為釉陶，保存完整、釉色明艷，整體人物造型逼真、形象生動，頭大身短，雙腿奇短，腿與腳的長度約為身長的五分之一，頭部占整個身長的三分之一。這是封建社會達官貴族收養侏儒供他們取樂，為他們服務的實物見證。
駝俑
昭陵諸多陪葬墓中駝俑的大量出土，是唐代前期絲綢之路暢通的實物見證。鄭仁泰墓、長樂公主、臨川公主墓中均出土駝俑，唐朝的駝俑隨葬與絲綢之路暢通后的社會上流行風尚有著重要的關聯。這些駝俑大小不同，神態各異，色彩絢麗，深得中外游人的喜愛。
其他文物
三梁進德冠
1971年，李勣(徐功)墓出土一頂三梁進德冠，冠徑19．5厘米，高23厘米，是我國目前所能見到的最古的一頂帽子實物。該冠以鎏金銅葉為骨架，以皮革張形，皮革外貼以極薄的皮革鏤空的蔓草花飾。頂部有三道鎏金銅梁，兩邊有對稱的三對中空的花。上面一對中空花跌是留作貫簪導的，簪導貫發髻，遂將帽子固定在頭上。下面兩對中空的花趺，前邊一對穿上帶子，系在腭下，后邊一對系上絲綬，在腦后打結，垂于背后，這樣帽子便很牢固地戴在頭上，帽子的后邊下沿有一方孔將帽沿破開，孔又蓋活頁，這是用來適量地調節帽徑大小的。三梁進德冠實際只有八兩重。
根據《舊唐書》關于進德冠的記載，進德冠有三梁、兩梁、一梁之分。三品以上的官員用三梁。李勣官至三品以上，冠制三梁。
辟雍硯
該辟雍硯出于唐長樂公主墓，是公主長樂公主生前的實用之物。辟雍硯直徑31.5厘米，通高18.4厘米，由硯臺和硯蓋組成。硯面隆起，未施釉，便于研磨。周邊有棱，圍出圓形槽，可容水。硯座由25個蹄形足組成。此硯光鑒晶瑩，制作精美，規格之大，在文物之中罕見。
彩繪釉陶新工藝
在昭陵陪葬的張士貴、楊溫、長樂公主等墓葬里，出土了一種鮮為人知的藝術珍品——彩繪釉陶俑。這些彩繪釉陶俑無論質地、造型、色彩，還是制作工藝，都是比較特殊的，迄今為止，除昭陵陪葬墓外，其他地區尚未發現。在一定程度上，這一新式工藝不單是對古代釉陶工藝的繼承和延續，同時也是大唐政治穩定，生產發展，經濟繁榮的有力佐證。
后世影響
昭陵依山鑿石，開創了唐代帝王陵墓“因山為陵”的先例。東漢之前，帝王的陵墓都在平地建造，向下深挖，再堆上高高的封土形成墳丘。這種建陵的方法，一方面形制較矮，顯示不出帝王的威嚴，另一方面極易被盜掘。魏晉時期改變葬制，開創了依山建陵的陵制，如魏武帝曹操的高陵、曹丕曹的首陽陵等，都是如此。但這些陵規模都較小，且不封不樹，地表不留任何痕跡。昭陵是第一座依山建造的大型陵墓，被譽為“天下名陵”和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園。自此，依山建陵成為我國古代普遍的建陵方式。自李世民開始，唐朝改變了漢代帝王平地堆土為陵的傳統，而在山上建陵墓，唐王朝后來的17座皇陵，分布在陜西渭北一線的群山中，各占一個山頭，連綿二百里，氣勢壯觀。
昭陵還奠定了唐墓制度的基礎，如陪葬的條件必須是“功臣密戚”，陪葬墓的排列均登記進行劃分等。貞觀十一年，太宗下詔，確立功臣陪葬制度，于是眾多的功臣之墓圍繞昭陵，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陪葬陵園。其中有名可考的既有長孫無忌、程咬金、魏微、房玄齡、尉遲敬德等一大批開國功臣之墓，也有韋貴妃、長樂公主等宗師家眷之墓，甚至還有少數民族將領等15人之墓。
地位與價值
關中十八唐帝陵中，昭陵規模最大，陪葬墓最多，遺存最為豐富，形成了中國歷史上面積最大的皇帝陵園。昭陵以九宗山為中心構成了龐大的扇形陪葬墓群，唐知名人物多陪葬在此。陪葬墓形制涵蓋了歷代陪葬墓的五種形制總和，陵山之大，陪葬墓之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昭陵出土的大量紀實和寫實性石雕、墓志、壁畫、陶俑等文物，許多內容表現、反映的是絲綢之路沿線的少數民族。它對于研究唐代西域各民族的歷史、中外關系、民族融合及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等具有極其重要的研究價值。
昭陵藝術價值較高，著名的唐昭陵六駿石刻及有傳奇色彩的《蘭亭序》（號稱天下第一行書）均收藏于昭陵。其藝術價值首先體現在石刻藝術上。昭陵石刻構成了兩周王陵雄偉的氣勢，為后世提供了許多石刻藝術的第一手資料，在中國雕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次，大量的唐墓志書法、雕刻、彩繪釉陶俑、陪葬墓壁畫等，堪稱初唐藝術的典范，其獨特性和珍貴性為研究中國傳統的書法、雕刻和繪畫藝術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昭陵出土的大量陶俑，工藝精良、造型生動、上彩絢麗、 品類眾多，于全國皆屬罕見。各品秩之文士、武將，以及駿馬、駱駝，為我國雕塑藝術史、文官品秩、武將官階、服飾、馬政、馬種、宮廷娛樂、外來民族等，于史冊文獻記錄之外，提供了最具體的實物，可供對比研究與藝術欣賞。最后，墓葬中出土之壁畫，為唐代現實生活的具體寫照。其線條用筆精準傳神、強勁流暢、形神兼備、敷彩簡明、高貴大方、活潑生動。在中國繪畫史上，它們補足了此一時代的缺失，更達到了盛唐、中晚唐以至五代十國人物畫的最高成就。
唐昭陵遺址及有關環境遺產是歷史發展、環境演及其人與自然關系的忠實記錄，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實物見證，也是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國君主專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物寶庫。不僅是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更是經濟、政治、文化、環境等領域間接和直接的研究對象。
開發和保護
開發
40年代，王子云曾率西北藝術考察團對昭陵進行勘察，并對唐昭陵六駿石刻做了有益的探索。
20世紀70年代后，有眾多專家學者對昭陵進行考察。
1978年后，對昭陵的尉遲恭墓、張士貴墓、鄭仁泰墓、李福摹、李顏慕、李震慕、阿史那忠墓、臨川公主墓、安元壽墓、李貞墓、李沖墓進行了發掘。
2002年2月，昭陵博物館被國家旅游局評為AAA級旅游景區。
2002年至2003年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昭陵祭壇（即北司馬遺址）遺址進行了清理和發掘，發掘總面積5100多平方米。
2009年5月，昭陵博物館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國家二級博物館”。
保護
1950年，昭陵未被盜走的四駿從陜西省圖書館轉移到西北歷史文物館(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館)妥善保管。
1956年8月6日，陜西省人民委員會公布昭陵為陜西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59年，將禮泉縣煙霞洞小學和衛生院存放的唐代石獅2尊(有可能是昭陵石獅)移交到西北文物陳列館收藏。
1961年，國務院公布昭陵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72年，依昭陵陵園的中心李勣（徐懋功）墓始建昭陵文物管理所。
1978年，“昭陵文物管理所”升為“昭陵博物館”，并對外開放。同年，昭陵博物館設立保衛科，對館藏文物及田野文物進行保護。
1991年，建成長樂公主墓文管所，韋貴妃墓文管所，隸屬昭陵博物館。對兩墓進行管理保護。
1996年，昭陵博物館依據陵區陪葬墓分布的特點，把陵區劃分成5個保護區域，選定130名業余文保員。
1999年，昭陵博物館成立田野文物保護大隊，負責陵山及田野文物保護。
1999年，建成石鼓文管所，對昭陵部分陪葬墓進行管理保護。
2001年，關中十八唐帝陵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就包括昭陵。
2002年，建成昭陵陵山文管所，對昭陵陵山進行管理保護。
相關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是唐高祖李淵的第二個兒子，繼李淵為唐朝第二任皇帝。隋開皇十八年（599年），其母太穆皇后竇氏生于武功之別館。在對隋戰爭中屢敗隋軍，遂拜右領軍大都督，封敦煌郡公。617年12月，李淵攻拔京城(長安)，立代王楊侑為帝，李淵總攬朝政，以李世民為京兆尹，改封秦國公。李唐王朝建立后，李淵任李世民為尚書令、右武侯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武威郡牧。李世民繼位后，以“亡隋為戒”，居安思危，在其任上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為盛唐政治、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及至晚年，李世民居功自傲，奢侈放縱，營建大明宮、洛陽宮、玉華宮遺址、翠微寺等宮室，巡幸四方，加之連年出兵遠征，人民賦役日漸繁重，社會矛盾日益加深。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宮（終南山）含風殿，終年52歲，后葬于昭陵。李治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改上謚號為“文武圣皇帝”。李隆基天寶十三載（754年）二月，又改上謚號為“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
長孫皇后
長孫氏(601—636 年) ，初唐洛陽市人，小字觀音婢，謚號文德皇后。長孫皇后出身于貴族世家,父親是隋朝右驍衛將軍長孫晟，母親高氏也是名宦之女。長孫皇后8歲時喪父，由舅父高士廉撫養。大業九年(613年)，13歲的長孫氏與16歲的李世民完婚。長孫皇后在世期間，護衛朝廷賢良、匡正太宗過失，她生性節儉，遺言要求薄葬，不起墳塋，以山為陵，太宗下詔將其作為祖制，以傳后世，從此開創了唐朝以山為陵的先河。貞觀十年（636年）長孫皇后病逝，太宗命閻立德營建昭陵。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太宗也入葬昭陵。長孫皇后輔佐李世民開窗“貞觀之治”，被稱為“千古賢后”。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594年—659年），字輔機，河南洛陽人，鮮卑族。隋朝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子，文德皇后同母兄。長孫無忌與李世民最初為布衣之交，進而結為姻親。晉陽起兵后，前往見投效，此后跟隨李世民征戰四方，成為心腹謀臣，封上黨縣公，參與策劃“玄武門之變”。貞觀年間，歷任左武侯大將軍，領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仆射，遷司空、司徒兼侍中、檢校中書令，封趙國公，圖形凌煙閣，位列第一。立儲之爭時，支持外甥李治，為顧命大臣。永徽年間，拜太尉、平章事，主持修訂《唐律疏議》，冤殺李恪，反對“廢王立武”。顯慶四年（659年），為許敬宗所誣，削爵流放黔州(今重慶市)，自縊而死。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復官爵，得以陪葬昭陵。
韋貴妃
韋貴妃，名，京兆杜陵人，隋朝開皇十七年（597年)生于軍事貴族家庭。韋氏生性聰慧，姿容傾國，早年嫁于隋朝民部尚書李子雄之子李珉，后因李子雄舉兵反隋兵敗遭誅，韋氏亦遭牽連而獲罪，被罰入宮為奴。隋室被滅后，被李世民納為王妃。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封其為貴妃，位居皇后長孫氏之下，后宮諸嬪妃之首。韋貴妃生有臨川公主李孟姜和紀王李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九月二十八日病亡于洛陽市，第二年年底葬于昭陵。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名麗質，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五女，為長孫皇后所生，于貞觀十七年詔陪昭陵，其墓在禮泉縣煙霞鄉陵光村,西北距昭陵陵山僅約一千米。長樂公主自幼聰慧，于632年（貞觀六年）下嫁宗正少卿長孫仲，時年13歲，643年（貞觀十七年），因病不治而亡，“奄然謝”，與世長辭。
牛進達
牛進達名秀，字進達，出身封建貴族家庭，睿智機敏，膽識過人，一生追隨李世民父子南征北戰，浴血疆場，立下了卓著的戰功，永徽二年正月病亡，享年57歲，高宗李治為褒其功，追贈左驍衛大將軍，謚號壯公，詔陪昭陵。史書對于牛進達的記載甚少，其生平在《舊唐書》之《秦叔寶傳》《吐蕃傳》《東夷傳》及《新唐書》中的《太宗本紀》《忠義傳》等章節略有記錄，但基本不為世人所知，其墓志銘的出土彌補了史書的這一不足。
程知節
程咬金，民間俗稱程咬金，字義貞，隋東平郡人，曾因追隨李世民浴血破敵，屢立戰功，且在“玄武門事變”中表現突出而頗受李世民賞識，官封上柱國，東宮左衛率。顯慶二年（657年），程知節帶兵破擊突厥時因大量屠殺降兵而被李治免去官職。麟德二年（665年）病亡于家中，年77歲，后葬于昭陵。
相關研究
考古成果
通過考古發掘，已經可以把握唐代昭陵北司馬門建筑的總體布局。北司馬門是一組完整的南北向軸對稱建筑群，南北縱長86米、東西最寬處61米，分布于九峻山北側山梁的三個小臺地上，整個遺址所處的地勢呈南高北低的狀態，東西兩側是溝壑。建筑遺跡由南向北逐漸升高，依次為第一臺地上的三出闕的臺基一對、推測為列戟廊的廊址一對、北圍墻外的小型建筑4座；第二臺地的北邊緣是廡殿式門址和北圍墻、磚砌排水溝等；第二臺地以上，僅殘存西側建筑遺跡，從南向北依次為偏殿、方形小建筑、階梯狀長廊等。建筑群外環繞帶磚鋪散水的夯土墻，也只有西側保留有部分墻基。
考古挖掘還出土了一批出土唐代遺物，這批遺物以各類建筑材料為主，包括大量的筒瓦、板瓦、瓦當、鴟尾殘片和條磚、方磚。其中蓮花紋瓦當就有4類50余種，獸面紋瓦當有2類10余種，獸面紋脊頭磚3種。筒板瓦的規格有多種，大小懸殊，原分別用于建筑的不同部位，如小型的筒瓦多出于夯土墻兩側，系夯土圍墻上覆頂所用。獸面脊頭磚也有大小不同規格，應是分別安置在正脊、垂脊和戧脊端頭的。考古發掘中，“唐昭陵六駿石刻”石雕殘塊發現4 件，其中有2件馬腿部殘塊可以與現藏西安碑林博物館的“青騅”“什伐赤”兩匹浮雕馬的殘損部位相拼接。“十四國蕃君長”石像先后發現有分屬10個個體的殘軀，服裝、佩飾、發型各不相同，有的在背后拖有5根或7根發辮。石雕像殘頭和帶刻銘的像座殘塊出土20余件，其中新發現有“突厥突利可汗”、“突厥乙彌泥孰俟利斤可汗”、“新羅樂浪郡王”、“吐谷渾河源郡王”、“林邑王” 等像座的刻銘殘塊，連同以前發現的刻銘石座已達13件，證實并糾正了文獻記載。
研究成果
對昭陵碑刻的研究主要有宋趙明誠《金石錄》、陳思《寶刻叢編》、清王昶《金石萃編》、孫星衍《寰宇房碑錄》、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武樹善《陜西金石志》及羅振玉的《昭陵碑錄》等著作。
基于考古發現的學術著作主要有：張沛編《昭陵碑石》，牛致功《張士貴墓志所反映的問題》（《人文雜志》1988年第4期）、《李戴墓志銘的有關問題》( 《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6期)、《安元壽墓志銘中的幾個問題》( 《史學月刊》1999年第3期），胡元超《唐太宗與昭陵》《昭陵文史寶典》《昭陵墓志通釋》以及《唐代碑石與文化研究》和《唐代史學與墓志研究》。
相關爭議
針對唐昭陵是否被盜、被盜程度的問題目前還是存在爭論的。關于是否被盜的問題，以往的研究者基本人為李世民的昭陵雖然是依山而建，但是確實被人挖掘了，《蘭亭》真跡同其他的寶物一起被盜，流外失散。但是也存在一種說法，雖然溫韜帶領賊眾盜昭陵已進入了地宮，當時的太子李治在埋葬父親李世民時，將其最為鐘愛的寶物《蘭亭》真跡另藏于一個隱秘去處， 并未為盜墓者所發現。按照常理推測，這種可能性也許是存在的，但是機會很小。
相關作品
古詩詞
歷代昭陵詩以依照其內容不同，主要可以分為議論陵主生前作為的詩詞、描述陵寢地理空間景觀的詩詞、 追述陵寢傳說的詩詞和感嘆歷史興廢等方面的詩詞。評價陵主生前作為的詩詞大多是贊美李世民生前的文治武功，并不具體展開其軍政活動細節，其中代表作品有權德輿《仲秋朝拜昭陵》、洪翼圣《望昭陵》、杜甫《行次昭陵》和《重經昭陵》等。以描寫昭陵地理景觀為主要內容的詩歌代表作有劉滄《秋日過昭陵》、范文光《上昭陵絕處》、陳于庭《登唐陵》、梁《同人謁昭陵》、王佩蘭《謁昭陵》等。以追述昭陵傳說為題材的詩詞代表作有李商隱《復京》、韋莊《聞再幸梁洋》、傅振商《重過昭陵》等。以吟詠昭陵來表達歷史興廢感的古詩詞代表作品有劉永《謁昭陵》、洪翼圣《望昭陵》、傅振商《重過昭陵》、趙崡《謁昭陵》等。
影視
大唐帝陵
關中十八唐帝陵依山為陵，氣勢雄偉，呈扇形環繞在長安周圍，和長安以及宮殿群一起構成全國等級最高、密度最大的唐代文物、文化遺址景區。然而時過境遷，唐陵和長安城的地表建筑已經所剩無幾，僅留夯土遺址和部分殘存石刻供后人遐想哀嘆。動畫紀錄片《大唐帝陵》通過考古材料和歷史線索，在學術界專家的指導下復原并呈現唐代皇陵及大唐王朝的昔日盛景。
六駿傳奇
紀錄片《六駿傳奇》講述了昭陵六駿背后的故事。公元636年，長孫皇后病逝后，李世民隨即下詔將這里作為皇家陵寢，并打算自己百年之后也葬在這里，這就是如今的昭陵。唐太宗戎馬一生，陪伴太宗征戰沙場的有六匹駿馬，唐太宗心念這六匹馬陪自己走過的歲月，于是在昭陵的石壁上刻了六駿沖鋒陷陣的浮雕。但是1913年六駿遭盜，從此流落他鄉。
傳說
傳說一：陵燈
很久以前，在九峻山主峰半山腰絕壁的石洞里，棲息著一對蒼鷹，雙翅張開，有兩米多長，經常在陵山上空盤旋翱翔。當地群眾稱它們為守護昭陵的“神鷹”。每到夜間，陵山上常常出現兩盞游曳的燈，時隱時現，忽明忽暗，當地群眾稱作“陵燈”。后來經過偵查，發現原來是雙鷹夜飛，據分析是因為鷹在巖洞里染上了含磷的物質。
傳說二：石人石馬復活
相傳安史之亂中，在叛軍進攻潼關的戰爭中。眼看唐軍要戰敗，忽然出現一隊人馬，在潼關南原與叛軍激戰，使唐軍轉敗為勝。后傳說這是昭陵的石人石馬顯靈助戰。據陵令報告，那天昭陵的石人石馬莫名其妙地大汗淋漓，人們便更加相信這一傳說的真實性。不久，杜甫在《次行昭陵》詩中也提到這件事，說“玉衣晨自舉，石馬汗常趨”。
重要事件
主要榮譽
1961年，昭陵被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2年，昭陵被國家旅游局評定為國家AAA級旅游景區。
2009年，昭陵博物館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國家二級博物館。
2017年， 昭陵入選第一批“陜西省文化遺址公園”名單。
2022年2月，經陜西省文化和旅游廳組織評定，確定昭陵為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
偷盜事件
1913年，巴黎古董商保羅·馬龍（Paul Mallon）試圖運走六駿浮雕但是失敗。這之后，唐昭陵六駿石刻均被政府沒收于西安市，經陸建章、袁克文之手，六駿中的四駿均運送到北京，成為袁世凱登基的禮物，但是，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卻被盧芹齋通過各種手段盜運至美國，直到1918年，二駿出現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目前兩石現藏于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其余四石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
參考資料 >
昭陵.咸陽市文化和旅游局.2023-05-30
唐太宗昭陵.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2
陜西省文化和旅游廳關于確定15家旅游景區為國家4A級旅游景區的公告.陜西省文化和旅游廳.2023-08-25
國務院關于公布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的通知.中國政府網.2023-05-31
《文化大百科》 20130712 唐太宗昭陵.央視網.2025-07-03
唐代帝陵.陜西省圖書館.2023-05-30
昭穆相建之制.故宮博物院.2023-05-30
唐代帝陵陵名的確立.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5
陜西帝王陵.陜西省圖書館.2023-05-30
走進咸陽丨唐太宗昭陵:氣象萬千的大唐雄風.微信公眾平臺.2023-05-30
唐代帝陵 唐代的維護.陜西帝王陵數據庫.2023-09-06
唐代帝陵 五代的維護.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5
五代以后唐陵的破壞.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5
唐代帝陵 金代的維護.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5
唐代帝陵 清代的維護.陜西圖書館.2023-08-25
昭陵博物館.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5
昭陵.咸陽市文化和旅游局.2023-05-30
昭陵陪葬墓中已確定墓主名份者一覽表.陜西帝王陵數據庫.2023-09-06
昭陵六駿石刻.故宮博物院.2023-08-22
昭陵六駿·特勤驃.西安碑林博物館.2023-08-22
昭陵博物館珍品講讀.西北大學出版社.2023-08-25
國家文物局關于開展全國名碑名刻文物遴選推薦及碑刻石刻文物資源摸底調研工作的通知.國家文物局.2023-05-31
唐三彩.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5
三彩騎馬胡服女俑.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6
樂舞俑.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6
侏儒俑.陜西省博物館.2023-08-26
駝俑.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6
三梁進德冠.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5
辟雍硯.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5
彩繪釉陶新工藝.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5
昭陵博物館簡介.昭陵博物館.2023-05-30
建國后對唐十八陵的維護.陜西省圖書館.2023-08-25
國務院關于公布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與現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合并項目的通知.中國政府網.2023-05-30
一代英主 李世民.陜西省圖書館.2023-08-31
韋貴妃墓志銘.陜西省圖書館.2023-08-30
長樂公主墓志銘.陜西省圖書館.2023-08-30
牛進達墓志銘.陜西省圖書館.2023-08-30
程知杰墓志銘.陜西省圖書館.2023-08-30
大唐帝陵.嗶哩嗶哩彈幕網.2023-08-25
六駿傳奇.央視網.2023-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