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907年—960年）是指唐朝滅亡至宋朝建立期間，定都于汴梁和洛陽市的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和后周五個中原王朝時期。存續五十四年，有八姓稱帝，共十四君。后梁和后周的君主是漢族人，后唐、后晉、后漢的君主是沙陀族人。
唐天祐四年（907年）四月，節度使朱溫代唐建立后梁，晉北李克用等勢力不承認其正統性，割據一方。后梁龍德三年（923年），在與后梁發生多次戰爭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以復興唐室為名建立后唐，并伐滅了后梁和割據政權前蜀。但由于內部生亂，將領李嗣源自立為帝，在李嗣源死后，他的兒子李從珂也發動篡立，而后唐最終于清泰三年（936年）被其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代替。石敬為建立后晉不惜割讓燕云十六州、向遼朝稱兒皇帝，遭到百姓強烈反對，在內外交困中離世。他的侄子石重貴在即位后，不肯向契丹稱臣，后晉也于開運四年（947年）被契丹所滅。之后，后晉將領劉知遠建立后漢，三年后又被后晉將領郭威建立的后周取代。后周經過郭威、柴榮兩代君主的努力，勢力得以擴張，但幼帝柴宗訓即位后，禁軍將領趙匡胤的實力愈發強盛，顯德七年（961年），趙匡代周建宋。五代也由此結束。
五代大致承襲唐制，政治上實行三省六部制，但藩鎮林立，節度使權力很大。各朝多以軍事手段奪取與鞏固政權，大體上以樞密院為最高統兵機構，以禁軍和牙軍為主要力量，設有專門的作院負責兵器制造，對募兵基本沒有要求。用法嚴苛，除后漢外，各朝都制有法律；對南方割據政權多采用羈政策，和朝鮮半島也有往來，后晉時曾割讓燕云十六州給遼朝。為負擔高額軍費等，各朝賦稅繁重，雖實施鼓勵墾荒等政策，但農業發展總體緩慢。手工業以官營為主，絲織棉毛織業興盛，制瓷業、冶煉業、造船業都有所發展。歷朝重視商貿發展，在天文歷法、物理化學、醫學方面也有所進步，首次以官方身份通過雕版印刷術刻印儒家經典，掌握了以石油為燃料的火器技術。文化上重視國史修篡，出現了《秦婦吟》《山中寡婦》等反映戰亂與民間疾苦作品，嘗試恢復國子學教育，藝術上以繪畫較有影響力，佛教壁畫畫工趨于工整簡單。宗教信仰以佛教和道教為主。除漢族外，五代北方有遼朝、黨項族、吐蕃、女真、沙陀、回鶻等少數民族。社會階層大致分為特權階層、庶民階層和賤民階層。社會風俗在沿襲隋唐舊俗基礎上，有少量變化。
名稱由來
自唐朝之后，中原地區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晉、東漢、后周五個政權，均建都于唐都所在地洛陽市或開封市。而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宋后，為使北宋政權合法，修史宣揚宋代后周的合理性。出于采用五德終始說的政治需要，將后周之前的中原政權視為正統，統稱為“五代”。歐陽修所著的《新五代史》當中，又將五代時期的十個割據政權與之相并稱，后世也把五代十國視作一個歷史時期。但五代指是從李柷天裕四年(907年)唐朝滅亡至后周顯德七年(960年)北宋建立，而五代十國從嚴格意義上講，是從唐哀帝天裕四年(907年)唐朝滅亡西川節度使王建建立前蜀政權至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趙光義滅亡北漢。
歷史沿革
唐末生亂
唐朝末期，藩鎮割據、宦官當權、朋黨之爭使政治愈發昏暗，唐皇室統治力量持續削弱；土地兼并嚴重，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多次與南詔發生戰爭，政府財政困難，經常預征兩三年的賦稅；江淮一帶連年水旱，農民生存困難。大中十三年(859 年)，以裘甫為首的浙東地區農民發動起義。之后，又爆發了龐勛為首的農民起義，起義軍一度控制了淮北市、淮南廣大地區，隊伍發展到 20 萬人。起義軍先后被鎮壓后，唐朝對農民盤剝加重。咸通十四年（873年），李儇即位，朝政被權宦田令孜把持，政局更加混亂。干符二年（875年）初，受到天寶打壓的“販鹽白丁”王仙芝率眾在濮州（今山東城北舊城）起兵，屢敗唐軍。同年，失意士子、私鹽販黃巢聚眾起義，與王仙芝合兵，轉戰山東省、河南省、湖北、安徽等地。
唐朝統治者見起義軍聲勢日重，而軍事鎮壓效果不大，轉而采用招降優撫政策。乾符三年(876 年)，想要接受唐朝招降的王仙芝被黃巢毆傷，雙方決裂。兩年后，王仙芝起義失敗，余部北上投奔黃巢，黃巢自稱“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改元“王霸”，設官分職，于干符五年（878年）春率大軍由山東進入河南威脅洛陽市。遭到唐重兵抵抗后，黃巢為避實就虛，揮師南下，控制了兩廣地區。之后，又率兵北上攻打長安（今陜西西安），欲推翻唐皇朝。廣明元年 (880年），起義軍擴大至 60 萬人，直趨長安，李儇逃亡蜀地。黃巢隨后在長安即帝位，建立“大齊”，實行“均平”政策，強力剝奪富豪的財產以濟貧者。
之后，黃巢起義軍產生輕敵情緒，不派兵駐守包括洛陽在內的所攻占的城市，也沒有逐個消滅渭河平原的節度使。廣明二年(881年)，唐朝組織力量反攻，于次年進圍長安，黃巢起義軍處境漸趨困難，糧食極缺，以至用樹皮等充饑。唐中和二年（882年），黃巢麾下起義軍將領大荔縣（今陜西大荔）防御使朱溫因戰事所迫，歸投唐軍，唐僖宗喜而賜名“全忠”，封其為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今河南省開封市），又請沙陀貴族李克用出兵協同鎮壓起義軍。
中和四年(884年)，黃巢起義軍主力被李克用擊敗，黃巢自刎，李克用因軍功被加封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晉源鎮），干寧二年（895年）又被封為晉王。在唐朝內部，士族勢力進一步被削弱，各地節度使力量逐漸強大。比如駐守陜西省的鳳翔節度使、歧王李茂貞(治鳳翔府,今陜西鳳翔縣)，駐守河北省的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駐守浙江省的鎮海節度使錢镠，駐守江蘇省的淮南節度副大使楊行密，駐守四川省的西川節度使王建。所有節度使中，又以朱溫、李克用勢力較強。
后梁建立
朱溫為節度使期間，用嚴法整頓軍隊，規定大將戰死，所部士卒一律斬首，即“跋隊斬”；為防止軍士逃跑，他“文面”軍士，迫使他們留在軍中供其驅使。龍紀元年(889年)，朱溫打敗駐守河南省的秦宗權，勢力大增。光化三年 (900年)又打敗劉仁恭，收服河北諸鎮。與此同時，唐朝朝廷內部，宦官與朝臣之間爭斗不息。天復元年（901年），李曄封朱溫為梁王。同年，宦官韓全誨聯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幽禁唐昭宗，宰相崔胤召朱溫救駕。韓全誨投靠李茂貞。天復二年(902年)，朱溫擊敗李克用，一時稱雄北方。次年，朱溫打敗李茂貞，控制了唐昭宗，崔胤引朱溫入京，清除宦官勢力。
天復四年（904年），實權在握的朱溫殺死崔胤，強迫唐昭宗遷都洛陽市（今河南洛陽），隨后將其殺死，改立他十四歲的兒子李柷為帝，是為李柷。唐天二年（905年），朱溫誅殺宰相裴樞、崔遠等朝臣三十余人，以及李曄的九個兒子。唐王朝自此名存實亡，藩鎮各自為政，相互爭斗的現象愈演愈烈。
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溫接受唐哀帝禪讓，正式稱帝，建立大梁，史稱后梁，升開封市為開封府（今河南開封），建都于此。其他割據勢力如湖南省馬殷、閩南王審知、江南錢镠、河北省王镕等紛紛接受其冊封。但淮南楊行密，晉北李克用，隴西縣李茂貞，遼東劉仁恭這幾個割據政權仍使用唐年號，不奉后梁為正統。而王建則自立稱帝，建立前蜀。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之子劉守光也在之后稱帝建燕，史稱桀燕。
梁太祖朱溫即位后，繼續發動兼并戰爭以打擊李克用等未歸降的割據勢力。在其即位次月，便下令圍攻被李克用勢力占據的潞州區（今長治市部分以及河北涉縣），但久攻不下。為保障財政收入，他對內重視農業、減輕賦稅以恢復生產。后梁開平二年（908年）正月，李克用去世，其子李存勖接任河東節度使，河東內部人心浮動，其叔父李克寧、義兄李存、李存實等人都手握軍權，有意取而代之。而朱溫趁機加大攻勢，準備一舉取得勝利。
后梁勢衰
內憂外患之下，李存先是取得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等人的支持，埋伏甲士擒殺李克寧、李存顥等人，穩固了內部政局后親率大軍趕赴潞州區戰場，抵達潞州北面的黃碾（在今長治市）。后梁內部認為李存勖年輕不足為懼，遂放松了警惕。李存勖伏兵于三垂岡下，乘大霧以奇兵突襲后梁軍，后梁大敗。朱溫被迫遷都洛陽市（今河南洛陽），李存勖進而平定河北省，威脅后梁中心地區。
潞州之戰失敗后，朱溫愈發多疑嗜殺，聽信讒言殺死了鎮守長安的王重師。鎮守在同州的劉知俊為此心生憂懼，轉而投靠了與朱溫為敵的李茂貞。開平四年（910年），后梁義武節度使（治定州市，今河北定州）王處直、成德節度使（治鎮州，今正定縣）王镕也叛梁投靠李存勖。李存勖趁機勢力東進。
后梁干化二年（912年），李存勖征討燕王劉守光，劉守光向朱溫求援，朱溫率50萬大軍攻晉。此時晉軍后方空虛，晉將符存審將數百騎兵偽裝為梁軍，趁夜奇襲朱溫營寨，并放出傳言說李存勖親率大軍來攻，朱溫信以為真，燒營夜遁時卻迷失方向，對后梁軍之殘暴不滿的河北省百姓趁亂襲擊后梁軍，朱溫氣怒交加，戰后一病不起，此后愈發驕奢嗜殺，并欲傳位給養子朱友文。同年六月，病重的朱溫在洛陽市被次子朱友珪所殺。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朱溫三子朱友貞聯合后梁宿將楊師厚，率禁軍攻入宮中，朱友自盡，朱友貞繼任后梁帝位，即為梁末帝。
梁末帝即位后，和宗室兄弟關系疏遠，寵信趙巖及德妃的兄弟張漢鼎、張漢杰等人。朝臣敬翔、李振等相續稱病而不問政事，后梁政局更加混亂。而梁末帝依靠禁軍擁戴當上皇帝后，依照約定對他們大肆賞賜，而連年征戰軍費浩重，后梁財政日趨緊張。為保證稅收，后梁對百姓盤剝更甚。
后唐滅梁
后梁乾化三年（913年）十一月，李存勖滅亡桀燕，平定北疆，欲全力南下滅梁。貞明元年（915年），后梁魏博節度使（治魏州，今河北大名縣東北）楊師厚病死，朱友貞欲分魏博為兩鎮，引發魏博鎮兵變，李存勖乘機舉兵占領魏州，隨后又攻取陵州（今山東省德州）、澶州（今河南省清豐西），進而攻取莘縣（今山東省聊城市）。
貞明二年（916年），朱友貞下令進攻山西省重鎮太原市（今山西省太原市）以遏制李存勖勢力，因久攻不克無功而返。不久，李存勖又攻下衛州（今河南省衛輝市）、相州（今河北省臨漳縣）等地。滄州市節度使戴思遠、邢州節度使閻寶等也投降李存勖。李存勖進而占領后梁在黃河以北除浚縣（今浚縣附近）外的所有領土。割據嶺南的劉?也于次年稱帝建立南漢，定都廣州市。貞明三年（917年）年底，李存勖趁朱友貞前往洛陽市拜朱溫宣陵、東京汴梁開封守備空虛之際，率軍攻下楊劉城（今山東省東阿縣附近，是魏州通向鄆州的重要渡口）。
朱友貞遂令梁將謝彥章率軍奪回楊劉城。貞明四年（918年），謝彥章與李存勖軍作戰期間，不惜決堤黃河，任水害彌漫數里以阻其攻勢。同年，李存勖趁謝彥章被梁將賀瑰陷害致死、后梁內亂之際進兵臨（今山東省臨濮鎮），與梁軍大戰于胡柳陂（在今山東鄄城西北）。貞明五年（919年）正月，李存勖派符存審進據德勝城（今清豐縣西南，是魏州通向開封市的重要渡口），在黃河南北修筑兩城，對后梁造成較大的威脅。同年四月，后梁將領賀瑰包圍德勝南城，進圖德勝北城。李存勖令敢死勇士三百人，劃槳到河中突入后梁軍艦之間，點火大破后梁樓船軍，并趁勢渡河，攻占濮陽市（河南省濮陽市）。貞明六年（920年）七月，朱溫養子、后梁河中節度使（治蒲州，今山西省永濟蒲州鎮）朱友謙攻取大荔縣（治今陜西大荔）后，因遭到朱友貞猜忌歸降李存勖。李存勖又將河中鎮收歸麾下。
貞明七年（921年），成德將領張文禮殺節度使王镕，控制成德軍，聯合遼朝與后梁，與李存勖開戰。最終，李存勖取勝，奪得河北三鎮。后梁龍德三年（923年）四月，李存勖沿用天寶國號在魏州稱帝，改元同光，建立后唐。同年十月，李存勖率軍南下，突襲并占領開封市，后梁完顏承麟朱友貞自殺，后梁在統治了十七年后滅亡。
后唐興替
后梁滅亡后，后唐遷都洛陽市，原臣服于后梁的楚國、吳越、南漢、閩國等割據政權轉而向后唐入貢稱藩。與后梁對立的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向后唐稱臣，被封為秦王。朱溫義孫、后梁荊南節度使高季興也在名義上向后唐稱臣，被封為南平王。前蜀卻拒不臣服。而李存勖為帝后，寵信伶人、重用宦官，皇后劉氏發布的教令與皇帝詔敕具有同樣效力。降將如袁象先、溫韜、張全義都通過厚賂劉氏得到重用。此外，李存勖采取宦官建議，分設內外府庫，其中，州縣上供的財賦存放在外府，充作國家經費；方鎮貢獻的財賦收入內府，充作皇室宴游及給賜左右。而內外府分置后，常“外府常虛竭無余而內府山積”，李存勖等揮霍無度而軍費常有不濟，軍士由此心生怨恨。任用賄賂伶人謀得職位的孔謙為租庸使，而孔謙為斂財放貸給窮困百姓，以此為條件賤價征絲，引發民怨。
同光三年（925年），李存勖派兒子李繼岌以及將領郭崇韜攻打并滅掉前蜀。因為李繼岌年幼，兵事多聽命郭崇韜，郭崇韜在蜀地權勢日盛，引發李繼岌和李存勖猜忌。皇后劉姓遂密令李繼岌殺掉郭崇韜父子。次年，李存勖近臣、伶官景進誣告與他有嫌隙的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說他曾欲與郭崇韜合謀叛亂。李存勖信以為真，下令除去朱友謙全家一百余口，引發河東將士嘩變。同年，后唐勁旅魏博士兵在鄴都兵變。之后，邢州（今邢臺市）、滄州市（今河北滄州）士兵相繼生亂。前去平叛的禁軍因惱恨李存勖在災荒年不肯開內庫賑災致使禁軍家屬凍餓至死者無數，劫持將領李嗣源與叛軍合勢。此時，李存勖無力平亂，只好在洛陽市等待兒子李繼岌率領的征蜀大軍匯合。不料，禁軍將領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卻突然發動叛亂，李存勖率軍出戰時被流矢射中，死于霄殿。之后，李繼岌部屬潰散，被迫自縊，李嗣源進入洛陽，在李存勖靈前稱帝。威武軍節度使（治福州市，今福建福州）王延翰于次年自稱閩國王。原西川節度使（治劍門關風景區以西地區）孟知祥割據蜀地。
李嗣源繼位后，整頓吏治，鼓勵官員進諫；勸課農桑，改善民生，廢除正稅之外的苛捐雜稅；大量裁撤宮人、嚴厲打擊宦官；北退遼朝，南和諸國。朝政得以恢復。但其執政晚期，朝政又起亂象。長興四年（933年）十一月，李嗣源病重，其次子李從榮李從榮密謀篡位，被平亂官兵殺死，李嗣源也悲憤而死。之后其子李從厚即位，即為后唐閔帝。
李從厚即位后，對手握重兵的潞王李從珂（李嗣源養子）和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李嗣源女婿）很是忌憚。調李從珂之子、時任禁軍控鶴指揮使的李重吉外任，將李從珂改鎮河東，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改鎮成德，讓親信李從璋調任鳳翔，接替李從珂的節度使職務。李從珂卻拒絕調令，于后唐清泰元年（934年）三月起兵造反，并很快攻下長安、華州（今陜西省渭南市華州區境內）、陜州區（今河南陜縣），進逼洛陽市，侍衛親軍紛紛率部來投。李從厚倉皇逃向魏州，卻被河東節度使石敬瑭軟禁在衛州（今衛輝市）。四月三日，李從珂攻入洛陽，稱帝即位，廢李叢厚為鄂王，任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但對石敬瑭多有防范。同年，割據蜀地的孟知祥建立后蜀。
割地建晉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李從珂將石敬瑭調任鄆州節度使（治今山東東平），石敬瑭猜測李從珂將自己調離山西省是有意除掉自己，便裝病不走，又要求李從珂讓位給李嗣源的親生兒子李從益。李從珂遂罷免石敬瑭的所有官職，派兵討伐他。石敬瑭于是向耶律德光遼朝主耶律德光求援，允諾每年輸帛三十萬匹，并獻出幽十六州以換取契丹援助。在契丹軍協助下，石敬瑭大敗后唐軍，征戰過程中，將領劉知遠多次立下戰功。同年十一月，石敬瑭被耶律德光立為皇帝，改元天福，建立后晉，以契丹的兒國自稱。之后，他攻入洛陽市，李從珂自盡。次年，后晉遷都開封市。
石敬瑭執政時期，中原勢力大不如前，北面臣服于契丹，南面有割據政權南唐、吳越、閩國、南平、南漢等。而南唐國勢很是強盛，契丹又索求無度，藩鎮多不愿服從，有些甚至有意拉攏契丹以奪位，后晉將領如劉知遠、景延廣等與百姓對屈尊異族感到不滿，后晉也相繼發生了范延光、張從賓、楊光遠、安重榮等人的叛亂。而將領劉知遠于后晉天福六年（941年）成為北京（今山西太原）留守后，在山西省的勢力越來越大。天福七年（942年），因河東節度使劉知遠收留不愿投降契丹的吐谷渾部，契丹遣使問罪，石敬瑭不敢得罪手握重兵的劉知遠，也不敢得罪契丹，在內外交困中憂憤病亡。臨終前將唯一幼子石重睿放到宰臣馮道懷中，想要馮道輔立他為幼主。
契丹滅晉
石敬瑭離世后，馮道認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與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景延廣一起擁立石敬瑭的侄子、養子石重貴為帝，而朝中大權也被景延廣掌控。石重貴即位后，采用景延廣建議，向契丹國主“只稱孫不稱臣”，對契丹的外交政策日漸強硬，引發契丹不滿，連年派兵南下伐晉。而石重貴即位后，為人驕奢不似石敬瑭一般節儉，國內連年遭遇旱澇蝗災，百姓餓死流亡者眾多。劉知遠、桑維翰等認為景延廣高調與契丹為敵的做法過于冒險，桑維翰極力勸阻無果，劉知遠聽之任之，并趁機擴大自己的軍事力量。
開運元年（944年）正月，遼朝兵分三路，大舉南犯。西路進入雁門（今山西忻州市），攻擊忻州、代州、太遠一線。東路南下德州、博州（今聊城市）。中路直沖汴梁。后晉拼死抵抗，契丹最終沒有達到滅晉目的，率兵北返。景延廣被驅逐出朝廷，外放至西京洛陽。而劉知遠在此次戰役中，大破西路軍于忻口（今山西忻州境內），之后因功受封太原王、北平王兼任北面行營都統。同年，契丹再次兵分兩路，第二次大規模伐晉。
開遠二年（945年），石重貴下詔親征拒敵，任用自己的姑父、順國節度使（治恒州，今河北省正定）杜威為統帥。杜重威畏戰，在聽聞已經北撤的契丹軍即將南下與其作戰時，急忙下令撤退。在退至陽城（今河北完縣東南）白團衛村時，被將士脅迫對遼朝發起攻擊，最終打退了追擊的契丹軍。但兩次戰爭后，契丹和后晉均損失慘重，內部都產生和談意愿，石重貴遣使契丹，請求停戰和談，但最終沒有達成和談。
由于順國離契丹較近，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杜重威不愿在此鎮守，多次請求入朝為官，被石重貴拒絕后，擅離職守，執意進京。但視杜重威為親信的石重貴沒有處罰他。開運三年（946年），誤判形勢的石重貴任用杜威為主帥，令其率軍北伐契丹，在中渡橋邊（今河北正定縣東南的滹沱河橋）與契丹軍遭遇后，杜重威因畏懼契丹，又有意篡位，便脅迫屬下將領投降契丹，后晉主力盡失。同年十二月，石重貴向劉知遠發出求救詔書。但不久就被攻破封丘門。開運四年（947年）一月，耶律德光率聯軍直逼開封市，石重貴開城投降，后晉滅亡。石重貴被耶律德光封為負義侯，與家人一起流放塞北黃龍府。遼朝分予50余頃土地，讓他們建造房屋、分田耕種。石重貴生母安妃病死流放途中，小女兒與寵姬趙姓、聶氏先后被搶娶。遼保寧六年（974年，北宋開寶七年），石重貴病逝，被遼景總追謚為李克用。
后漢瞬逝
后晉滅亡后，耶律德光改國號為大遼，準備經營中原地區。劉知遠派牙將王峻奉三表到契丹為其慶賀，耶律德光下詔褒揚嘉獎劉知遠，稱其為兒子，并賜其一根木拐，而此木拐在契丹只有貴重大臣才可以受賞。而王峻在上表過程中察覺到遼朝無法真正占據中原，返回后與劉知遠商議建國事宜。后晉天福十二年(947年)二月，劉知遠于太原市稱帝，沿用后晉石敬瑭天福年號。之后，劉知遠下詔禁止地方官為遼朝搜刮百姓，對反抗遼朝的地方武裝和百姓大加賞賜，后晉舊臣紛紛來附。同年四月，因遼朝實施“打草谷”政策劫掠百姓引發中原百姓反抗，耶律德光被迫北歸，留遼朝國舅蕭翰駐守汴梁開封市，為了方便遼朝控制中原，后李嗣源之幼子李從益被蕭翰任命知南朝軍國事。
耶律德光在北歸途中病死，后晉天福十二年(947年)六月，劉知遠聽取將領郭威建議，舉兵南下，俘殺了李從益，收復后晉末年失陷的河南省、河北省諸州，改元乾祐，改國號為漢，史稱后漢。之后，劉知遠親率大軍圍攻魏州，兩月后，據占此地的杜威獻地投降，北方基本統一。乾祐元年（948年）正月，劉知遠病重，臨死前授意托孤大臣郭威等在他死后殺掉叛服無常的杜重威。他的兒子劉承祐隨后繼任皇位，即后漢隱帝。
漢隱帝即位后，朝政被勛舊大臣楊邠、史弘肇、王章、郭威把持，他們手握兵權輕視文臣，朝廷內部矛盾不斷。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漢隱帝聽從宦官、伶人建議，將楊與史弘肇等人一同誅殺。又派使者到魏州去誅殺郭威。郭威遂起兵反叛。漢隱帝殺掉郭威在京的所有家屬。郭威很快攻入開封市，漢隱帝逃出京城，途中被茶酒使郭允明刺死。郭威隨后立劉知遠之侄劉赟為帝，在率兵北上抗遼途中，又以部下擁立為名稱帝。后周廣順元年（951年），郭威改國號為周代，正式稱帝，后漢隨之滅亡。與此同時，劉知遠弟弟劉崇改名劉，于太原市稱帝，沿用漢國號及后漢的劉承祐年號，史稱北漢。
后周興亡
后周建立后，郭威躬行節儉，獎勵耕殖，恢復農業生產，發展經濟；曾親至曲阜市拜祭孔子，重用文士，想借此改變當時輕視文士之風；整頓禁軍和藩鎮，立除前代積弊；擊退遼朝與北漢的入侵，穩固后周統治。
顯德元年（954年）正月，郭威病死，其養子柴榮即位。北漢劉旻趁后周改朝換代，聯合遼朝南侵，柴榮率軍親征，在巴公原（今晉城市高平市與澤州縣交界處的巴公鎮）與北漢軍隊遭遇后，在宿衛將趙匡胤及其它將領的配合下大敗北漢軍，直至圍攻北漢首都太原，但最終未能攻下。之后，他整肅禁軍，重用趙匡胤等人才，打造出一支戰斗力較強的禁軍隊伍，并延續郭威的治國方針，重視人才、整頓吏治；提倡節儉，輕徭薄賦，鼓勵流民回歸家鄉恢復生產；興修水利，整治水患；抑制佛教，保證稅收；開鑄“周元通寶”錢，穩定貨幣。在他的治理下，后周政局逐漸穩定，國力日趨強盛。
柴榮隨后又采用“先易后難、先南后北”的戰略欲統一全國。顯德二年（955年），柴榮擊敗前蜀軍隊。之后，又多次征伐淮南，攻打南唐，迫使南唐割讓江北地區，于顯德五年（958年）向后周稱臣。顯德六年（958年），柴榮率軍北征遼朝，卻因病不得不中途返京。同年六月，柴榮病死，其年僅七歲的兒子柴宗訓即位。
柴宗訓即位后，根據柴榮生前安排，將高級將領張永德等掉離京城，重用趙匡胤等中級將領。朝廷官員對柴榮安排的輔政大臣魏仁浦、范質、王浦，以及禁軍最高統帥韓通心存不服，而勢力日漸強大的趙匡胤受到多數朝臣的信服。遼朝和北漢趁后周新舊交替之際，派兵襲擾邊境。顯德七年（960年）正月，趙匡胤以率兵北伐為名，取得了通領禁軍的兵權，在率軍北伐途中在陳橋驛發動兵變，被部下陳橋兵變，之后接受柴宗訓禪讓，代周建宋。后周在存續十年后滅亡，五代隨之結束。
各國疆域
五代時期，各國統治疆域多為中原地區，其中后周疆域最大，其次是后唐，以下依次是后晉、后漢和后梁。該時期仍沿用唐十道的名稱，節度使的設置，也大致沿襲唐制，由于分裂割據局面的形成，“道”形同虛設，各國行政區劃實為州(府)、縣二級制。各國均以首都所在地稱作“府”。在府、州之外，還會在軍事要地和礦區分別設有軍、監的建置。
后梁
后梁建立之初，周圍割據政權林立，疆域“西至涇、渭，南逾江、漢，北據河，東濱海”，實有河南省諸州，兼及河北省、山西省南部，關中東部及山南北部地，略有今山東省、河南、陜西省的大部，安徽湖北的北部，山西、河北的南部，兼及江蘇西北端及寧夏東南一隅地。
貞明元年（915年），割據晉北的李存勖趁后梁內亂，奪取魏州等地，貞明六年（920年），隨著朱友謙的歸降，后梁又失去河中地區。次年，河北地區盡失。龍德三年（923年）后唐建立之時，后梁還據有中原地區的洛陽市等地。
后梁時期行政區僅有天寶的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西、淮南 6 道，共轄有 78 州，并在西北河套地區設有天德軍 (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境)以防御遼朝。以開封市為東都東京汴梁，改東都河南府（洛陽）為西都，廢西都，改京兆府為大安府。建國次年遷都洛陽，朱友貞即位后又遷還開封。
后唐
李存勖克燕、滅梁建立后唐后，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等也前來歸降，疆域“東際于海，南至淮、漢，西逾秦、隴，北盡燕、代”，略有今山東省、山西省的全部，河北省、河南省、陜西省的大部，甘肅、寧夏東部，內蒙古南部，安徽、湖北北部及江蘇西北端一隅。但營(今遼寧朝陽)、平(今盧龍縣)二州，以及勝州(今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南)、天德軍(今內蒙古五原東)所在地被遼朝占據。
后唐建立之初，有故唐的關內、河東、河北、山南、隴右、劍南、江南、河南、淮南等9道共轄有123 州。在魏州 (今河北大名)設興唐府作為東京，于太原府建西京，在鎮州(今河北正定) 設真定府為北都。后梁滅亡后，后唐遷都洛陽市，又以京兆府長安為西都，太原府為北都。同光三年（925年），后唐伐滅前蜀。同年，后唐改洛京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陪都）。四年后又改鄴都為魏州，不再作為陪都設置。李存勖離世后，王延翰建立閩國，后唐失威武軍（治福州市，今福建福州）轄地。清泰元年（934年），孟知祥建立后蜀，后唐失蜀地。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叛亂，后唐又失河東之地。同年，后唐滅亡。
后晉
后晉建立時，奪回了被后蜀所并取的成州（即原汶州，今甘肅成縣）、階州（今甘肅武都），又割讓了燕云十六州給契丹，失去了幽 (今北京)、薊(今河北薊縣)、瀛(今河北河間)、莫(今河北任丘北)、涿(今河北縣)、檀 (今北京密云)、順(今北京順義)、新(今河北涿鹿境內)、(今河北懷來)、儒(今北京延慶)、武(今河北宜化)、云(今山西大同)、應(今山西應縣)、寰(今山西朔縣東北馬鎮)、朔(今山西朔縣)、蔚(今河北縣)等領土。略有今山東、山西的全部，河北少部，河南、陜西的大部，甘肅、寧夏東部，安徽、湖北北部及江蘇西北端一隅。
后晉建立之初以洛陽市為都，升開封市為東京開封府，并遷都于此。以河南府洛陽為西京，太原府為北京，改魏州為廣晉府恢復鄴城遺址之稱。設有州 109個，在移都開封府后，為加強對渭河平原的控制，在京兆府設晉昌軍。
后漢
后漢建立后，劉知遠收復魏州，基本統一了北方地區，疆域和后晉不相上下，但西部的秦(今甘肅省天水)、鳳(今鳳縣東)、成、階四周已經被后蜀占領，與后漢相較疆域少了今甘肅東南部地區。
后漢乾裕初 (948年)，增置解州(今運城市)，共設州106個，并將后晉設置的晉昌軍改為永興軍。
后周
后周建立后，于顯德二年(955年)，西取巴蜀，復得秦、鳳、成、階四州，恢復了后唐、后晉時期的舊有疆域，顯德五年(958年)征伐南唐，取得江北地區包括光(今潢川縣)、黃(今湖北黃岡)、蘄(今湖北蘄春)、舒(今安徽天柱山)、壽(今安徽鳳臺)、廬(今安徽合肥)、滁(今安徽縣)、和(今安徽和縣)、(今安徽鳳陽東北臨準鎮)、泗(今盱眙縣北)、楚(今江蘇準安)、海(今江蘇海州)、揚(今揚州市)泰(今泰州市)等十四州。
顯德六年(959年)，柴榮北征遼朝，奪回瀛、莫、易三州及契丹增置的寧州(今河北青縣)，以及瓦橋、益津、淤口三關。但北方疆域后縮，北漢占據了山西省的并(今山西太原)、汾(今山西汾陽)、石(今山西離石)、憲(今嵐縣東)、嵐(今山西苛嵐南)、忻(今山西忻縣)、代(今代縣)、沁(今山西沁源)、隆 (今祁縣東南)、遼(今山西左權)等十州。疆域略有今山東省、河南省的全部，河北省、陜西省、江蘇省、安徽、湖北的大部，山西、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南部，及甘肅省的東部。后周末年，除去北漢占據的十州，實有118州。
人口
五代時期，北方政權更迭，戰亂頻仍，賦役沉重，各政權內部也存在力量斗爭，北方并未形成真正統一的局面，且自然災害較多，而南方割據政權為了增加國家的力量，多對北方人民采取招撫政策，促使大量北方人員南遷定居。南方的戶口數遠遠高于北方，北方地區以河北地區人口居多，其中“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關中地區、河北北部、河東地區人口密度較低。
關于五代人口的統計不完備，現存記錄僅有后周顯德六年 (959年)時的人口。據《冊府元龜》載，不包括準南郡縣的情況下，顯德六年 (959年)時有230多萬戶。而據《宋史·食貨志》載，北宋代周后，建隆初年（960年）僅有96萬戶。當代學者徐庭云認為，若戶均5人，并以《冊府元龜》的 230 萬戶計，后周顯德六年（959年）則有人口1154 萬。若加上少數民族和其他割據政權人口，實際人口遠遠超過1154萬。且由于南方相對安定，人口要比北方多，約在230萬戶左右。學者王育民在《中國人口史》中認為，五代時期秦嶺淮河以北地區有 236 萬戶，南方有 252 萬戶，總計達 488 萬戶。若加上各類隱漏人口以及兵戶、營田戶、僧道之眾，當時的人口數至少有550 萬戶，約3000 萬人。
政治
中央官制
五代中央官制大致承襲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有負責決策的中書門下省，負責審核決策的門下省和執行政令的尚書省。但其官長中書令、門下侍中和尚書令不會特設，一般會作為兼任授予方鎮軍閥或重臣宿將以籠絡人心。兼中書令、門下侍中職務的勛貴較常見，兼尚書令的不常見。以中書令、門下侍中和尚書令為本官的情況很少。只有后晉的桑維翰曾被委任門下侍中、中書令之職，以及后周高行周曾“進位”尚書令。
負責“議事”決策的宰相往往為三省中的他職充任，榮譽性質明顯。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加平章事、各部尚書、侍郎加平章事或司徒加平章事均為宰相。統治者為安撫地方，節度使往往會被加兼同平章事，或加兼檢校官如檢校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檢校官之設與恩澤和獎酬相聯系，后唐時李嗣源曾規定，太師、太尉納二萬錢；太傅、太保納一萬五；司徒、司空納一萬；仆射、尚書納七千；員外、郎中納三千四百。若節度使兼任平章事或侍中、中書令者，則被稱作使相，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
五代開國君主多為依靠武力稱帝的節度使，常會任用親信擔任兼具顧問、行政兩系統職權的樞密使、參議顧問政事的翰林學士（內相）、負責監察的御史大夫等參與機密，執政治國。宰相雖位高權重，但其權勢也常會受到樞密使，翰林學士、御史臺、伶人、宦官（皇帝親信）等人的牽制。
而五代樞密院相比唐代時地位提高，逐漸形成了樞密使負責軍事的制度。后梁時期，曾廢置唐代所設置的以宦官為樞密使的樞密院，改置崇政院，負責傳詔宣旨、行使密令、參謀顧問。后唐時重設樞密院，以親信外臣任樞密使，替代后梁時期崇政院事務。由于五代樞密使多為皇帝近臣擔任，負責的軍事事務較多，宰相職權也逐漸變為行政權，而軍事權開始分屬樞密使。負責監察的御史臺下設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而后唐時期，曾廢置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為長官。
此外還設置了總管全國財政的部門。比如后梁時期曾建昌院（建昌宮），下設正副使，統管戶部、度支、鹽鐵三司。而三司則分別負責租稅、財務收支和鹽鐵專賣等事務。后唐明宗李嗣源執政起，設三司使作為最高財政官員，多由宰相兼任。
地方官制
五代地方官制一般為州、縣兩級。州設刺史，刺史多為武將。縣設縣令，有佐官縣丞、主簿等，一般只設縣令和主簿。在重要城市設府，如東京汴梁、河南府、京兆府等。在軍事要地設大都督府，如后梁在宋州、福州市設大都督府。后唐在全國設十大都督府。五代注重對地方官的考課，令其忠于職守。后漢時還規定不到三十歲不能為縣令，以免不能勝任。但由于地方官員多為武人擔任，恃功違法者甚多，吏治敗壞。
一些地方會設軍作為一級行政機構。如后梁時在輝州楊山縣置崇德軍，后晉時改舊威州為清遠軍，置軍使作為長官。軍鎮節度使擁有較大職權，除了掌握地方軍權，兼領一州或數州以及下轄縣的行政權以及人事任命權。辟用的幕職有觀察支使、判官、掌書記、巡官、推官、從事等職。其中掌書記從事多為士人。
軍事
中央軍制
五代之后梁時，中央設崇政院掌軍事，后唐起，樞密院代替了崇政院的職權。樞密院置樞密使、副使、判官，是全國最高統兵機構，直接聽命于皇帝。
由于該時期的藩鎮多擁兵自重，不聽中央調遣。各朝皇帝為確保統治地位，均轄有為朝廷所控制的中央禁軍。在禁軍之內另置親兵，親兵戰斗力較強，主要任務是侍衛皇帝和監視禁軍。后梁時期便出現了侍衛親軍的稱號。
五代時禁軍人數大致十幾萬至二十萬左右，這些禁軍自后梁起就在國家戰事中發揮較大作用，至后唐時，分為內外禁軍在全國各地據點屯戍，并形成了軍事屯戍和就糧屯成兩種形式，成為封建中央的常備武裝。但禁軍多由藩鎮軍發展而來，作風彪悍，容易形成驕兵悍將，進而造成政權更迭。學者王仲犖等認為，禁軍的存在加劇了五代分裂的政治局面。
針對這一情況，后周建立后，曾對禁軍進行改革，完備禁軍統轄體制，以文官出任樞密，另設立殿前軍與侍衛親軍分治禁軍，從而加強皇權對禁軍的控制。大規模“選練”禁軍，選拔藩鎮士卒精銳者入禁軍，以加強禁軍，削弱藩鎮。制定新的兵法，整頓軍紀。
而禁軍編制經過歷代改革，至后周時趨于定型：最高一級編制是軍司（侍衛司、殿前司），軍司下屬馬、步兩軍。馬、步兩軍各轄有若干個左右廂番號。廂設都指揮使一員，廂下各軍由都指揮使和都虞候統管。軍下設指揮，每指揮使擁有士兵500人。指揮使下設都，每都100人，設都頭。都下設隊。
地方軍制
藩鎮軍隊
藩鎮軍事指揮機關，是以節度使和監軍使為核心的藩鎮文、武僚佐的總和。節都使下設節度副使，文武幕僚當中，以“掌弼戎政”的行軍司馬以及掌牙軍等兵權的馬步都知兵馬使最為重要，他們常被視作儲帥，為藩鎮最高統帥的繼任者。
以馬步都知兵馬使為首的都將廳事為藩鎮最高軍事機關，下分左右廂，左右廂各分統數軍，軍下轄若干個隊。而藩鎮一般選軍中“魁偉強力者”組成牙兵，并以節度使之養子為牙兵將校，使之更忠實地效勞于節度使。牙兵一般為父子相襲，且“豐給厚賜，不勝驕寵”“親黨膠固”，為轄制牙兵，節度使還會另置親軍，令其相互牽制。
五代時藩鎮勢力膨脹，將外鎮納入治下，兼管原由中央三司管轄的地方場、院等，甚至直接將附近的鄉村割屬外鎮，鎮將則居于縣令之上，主持所在縣的稅賦征收，以供軍為名將原屬中央的稅額納入藩鎮。為此，五代各朝通過收編精銳牙軍為禁軍，不斷分割藩鎮轄地，增置新的節鎮等方式進行削藩。但在后周時，五代藩鎮還有相當的兵力。
州兵和團練兵
無藩鎮統轄的地方，有州兵，即由州刺史統轄的軍隊，主要任務是維持地方治安。這些州兵人數不多，約數百至數千不等，但對遏制藩鎮的叛亂有重要作用。
此外，還有預備役性質的鄉團武裝團練兵，又稱為團結兵、鄉兵、土團、土軍、義軍等。團練兵與列入軍籍的職業“官健”有所不同，主要任務是配合州兵，維持地方治安。但一些藩鎮為實行割據，也會經常征發團練兵，補充兵力，以對抗朝廷。
兵役制度
五代時，牙軍、親兵多來源世襲兵戶。還會通過招募、征發來補充兵員。較之于前代募兵，五代的募兵范圍擴大，且由于該時期需要大量兵員補充軍隊，對募兵對象基本沒有要求。
制器管理
五代自后梁便設作院負責制造兵器，另外在諸道設立作院課造軍器，按照任務規定，每月進納兵器至京城。后晉時期，由于地方制造的兵器質量沒有保證，于天福二年(937年)，禁止地方擅造器甲，改由中央作院統一制造，但開運元年(944年)又命令諸道出兵員，負責制造兵器。后周時，因地方制造的兵器質量不精，且私造兵器會對中央產生威脅，將兵器的制造權收歸中央，禁止地方私自制造兵器，并將諸道的工人招集到中央，由中央統一負責制造兵器。
軍事戰爭
五代時期，各政權均以軍事手段奪取并鞏固政權。后梁建立后，朱溫便對李克用李克用等割據政權發動兼并戰爭。開平元年(907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在潞州區大敗后梁軍。開平市四年(910年)，雙方又在柏鄉開戰，李存勖采納將領周德威的建議，最終擊敗后梁，逆轉了梁晉爭霸的形勢。干化元年（911年）至三年（913年），李存勖對桀燕作戰，最終滅亡了桀燕，占據幽燕之地。貞明四年(918年)，李存勖向汴梁進軍，在胡柳陂（今濮陽市東南）之戰中先敗后勝，但晉綏軍將領周德威死于混戰，晉軍無力再攻開封市，與后梁軍進入相持階段。同光元年（923年），后唐建立，后梁為遏制后唐攻勢，攻打戰略要地楊劉城，但被李存勖擊敗。同光元年(923年)，乘梁軍兵列前方，后方守備空虛之機，襲擊汴州，滅掉后梁。
為鞏固后唐統治，李存勖以兒子李繼岌發動征蜀之戰，滅掉了前蜀。因李存勖的統治不得人心，引發士兵嘩變，前去平叛的李嗣源和叛軍合勢，起兵叛亂，最終奪得了帝位。后唐天成三年(928年)，義武節度使王都與契丹聯合，據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叛亂，后唐出兵平叛，發動了定州之戰。清泰三年(936年)，后唐節度使石敬瑭叛亂，并聯合契丹滅掉了后唐。后晉天福八年至開運三年(943年—946年)，由于石重貴不愿意繼續臣服于契丹，雙方先后展開了三次大規模戰爭，最終后晉滅亡。
后漢乾祐元年至二年(948年—949年)，劉承祐即位后，河中(今永濟市西蒲州鎮)藩鎮李守貞與永興（今陜西西安）趙思綰、鳳翔區王景崇連兵反叛，后漢將領郭威奉命平亂，最終趙思投降，李守貞和王景崇相繼自焚而亡。次年，郭威起兵反叛，滅掉了后漢。
后周顯德元年(954年)，柴榮柴榮即位不久，北漢和遼朝聯兵來襲，柴榮親自率軍，在高平巴公原與之發生戰斗，初時后周軍兵敗潰逃，在趙匡胤等將領的協助下，柴榮扭轉戰局，反敗為勝，兵至北漢首都太原而返。顯德二年(955年)，后周西征后蜀，奪回了被后蜀占取的秦、鳳二州。之后，柴榮又發兵攻打南唐，采用圍點打援的戰術，擊敗南唐援軍，迫使壽州（治壽縣，今安徽壽縣）歸降。顯德三年(956年)至四年，柴榮再次征伐淮南，在紫金山、六合等地多次大敗南唐軍，迫使南唐向后周稱臣。顯德五年至六年(958年—959年)，柴榮率兵北征河北，欲收復幽燕之地，因病回返，后病逝。柴榮之子柴宗訓即位半年后，趙匡胤反叛，為保全后周皇室，柴宗訓同意禪位，雙方未發生戰爭。
法律
除東漢外，五代各朝都曾制定法律。大體沿用唐后期的律、令、格、式和編敕，其中敕為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后梁時，朱溫曾詔刪定律令格，制成《大梁新定格式律令》。李存勖時編成《同光刑律統類》十三卷。后晉時編定《天福雜敕》三十一卷。后周廣順元年 (951年)，總結后晉、后漢等事關刑法教敕編成《大周續編敕》。顯德四年 (957年)，為解決法令中有歧義的狀況，重新編集刑書，編成《大周刑統》共二十一卷。
五代為了適應兼并戰爭的需要和鎮壓人民的激烈反抗，多用法嚴苛，濫施刑訊。但后唐時曾規定刑訊致死者，官吏要承擔刑事責任；允許醫治病囚；每五日為囚犯洗刷枷具等。后周世宗柴榮時，進一步規定不得消減犯人食物，還曾親自錄囚。在民事、經濟法律方面，后梁時對契約與牙保制度有了詳細規定，比如牙人介紹買賣時，必須監督錢物的交相分付，如有欠款，須有契保，逾期未還的錢，連署契人同力填還。另有完整的《禁私鹽曲法》，對鹽、曲的制作、買賣作了詳盡的規定。
外交
與契丹
后唐建立之前，多次與遼朝交戰，曾在后梁貞明三年（917年）大敗入寇幽州的契丹軍，使之暫時無力南下。后晉時，在契丹的威勢之下，外交處于劣勢，不僅割讓燕云十六州，還向其稱兒國以獲取支持。后漢建立初期，曾對反抗契丹（遼朝）的地方武裝進行賞賜，但與契丹（遼朝）交往中依舊處于劣勢。后周時，柴榮曾派兵攻打契丹扶持的北漢政權，甚至圍困北漢的首都太原市，還欲奪回幽燕之地，但對契丹的外交新局面因柴榮病逝戛然而止，外交策略也轉變為以防御為主。
與南方
后梁建立之初，為爭奪幽州、魏博、鳳翔等，與晉王李克用展開勢力博弈上。對南方諸割據政權采取了拉攏、姑息的策略，以尋求“后方”的穩定。李存勖北驅遼朝，統一河北省，建立后唐后，實施交攻并重的外交策略，滅掉后梁，伐滅前蜀，對吳國等歸附的割據政權則實施安撫為主的外交。后晉時，疲于應對契丹的壓榨，對南方割據政權的外交策略也以安撫為主。后漢政權孱弱，與南方割據政權的交往也力不從心，多聽之任之，以安撫為主。后周時，吳越和南平向其臣服，并受到后周禮待。對地理位置較遠的南漢后周以安撫為主，但多次以軍事打擊的手段征伐南方未歸附的割據政權如后蜀、南唐等，南唐也因此國力衰落，不得不向后周稱臣。柴榮病逝后，后周在南方割據政權的威勢不如以前，但在北宋建立之前，雙方外交關系沒有明顯異動。
與朝鮮
五代時期，朝鮮半島政局也較為混亂。此時期半島各政權一一新羅、后百濟、高麗為獲得中國方面的認可和支持，都積極同五代政權往來。后梁時期，同朝鮮半島新興的高麗之間有過使節往來，但記載較少。而由于朝鮮半島的其他政權新羅、后百濟不承認后梁的正統性，且后百濟與南方割據政權吳國存在外交往來，而吳國與后梁又有敵對關系，故與后梁之間沒有使節往來。
由于新羅長期尊唐朝為宗主國，在以復興唐室為名的后唐建立后，新羅很快與之遣使往來。后唐與高麗也往來頻繁，整個后唐時期，高麗派遣使者至后唐計11次 ，后唐遣使高麗冊封1次。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后百濟發生內亂，遣使后唐朝貢，希望能夠獲得后唐的外交認可和支持乃至軍事援助，但此時的后唐自顧不暇，同年，兩政權相繼滅亡。
后晉存續期間，與高麗也往來頻繁，高麗派遣使者至后晉凡7次，后晉派使者冊封2次。后漢時期，與朝鮮半島沒有外交往來的記載。后周時，曾遣使至高麗進行官方貿易，且允許去高麗販銅。高麗進一步學習中原文化，還推行了科舉制度。
經濟
財政
五代財政主要來源包括田賦和工商稅收。由于戰亂，各朝對荒地已無法進行有效分配。國家掌握的官田，主要是用作屯田墾植或出租給農民耕種。而私有土地除少量小土地為農民自耕外，多數被大規模兼并，成為地主豪強的私有莊園。
五代時的財政支出，多為軍費支出、水利支出以及皇室開支。該時期藩鎮林立，割據政權并行，各政權招兵買馬、擴軍備戰，往往有龐大的軍費支出。而當時黃河連年遭災，治河修水利支出較多。除了繳納沉重的賦稅外，百姓還經常要服徭役。主要有夫役、職役，官戶役。夫役也稱力役，是民戶從事修建城池、治理河道、修路、運送物資等，涉及面廣，征發無限制，是最繁重的徭役。職役是指民戶輪流充任州縣的吏職以及雜務、壯丁等。此外還有一種官戶役，是由專門的民戶負擔官府特殊需要的徭役。五代時期的軍事性徭役也很多，如運送軍糧、隨軍營作、幫助制造兵器以及直接當兵等。
賦稅
田賦
后梁建國初期，曾實施輕徭薄賦的政策鼓勵農耕，朱溫曾將討取淮南所奪取的耕牛租給淮北市民戶，并收取“牛租”，后因制度發生僵化被郭威郭威廢除。但其實施的兩稅法負擔比唐代更重，具體規則目前未知。后唐建立初期，設租庸使重斂充實內庫，供李存勖等統治階級享用，后唐同光四年(926年)，因軍糧不足，李存勖還敕令河南預征夏秋稅。李嗣源即位后，減輕了賦稅，天成四年（929年）時還調整了納稅期限，規定氣候比較溫暖的黃淮地區“夏稅”自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初一日納足；北部的沿邊地區則自六月初十日起征，九月納足。但曾規定田稅每加收二斗，稱為“雀鼠耗”。
后晉時期，特別是石重貴當政時期，軍費開支大，官員貪腐嚴重，稅賦沉重，除了重課田稅外，還對鹽鐵等專賣物品重復課征。后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于前代舊制“雀鼠耗”之外加征二斗，即每征一斛糧，百姓實際要交一斛四斗，稱為“省耗”。而后周太祖郭威曾把原由政府出租給農民的官田全部撥給耕種的農民所有，作為農民的永業田。農民原來所居住的房屋和使用的耕畜農具，也全歸農民所有。但人口的頻繁流動使戶稅的征收困難，而五代的原有的兩稅（原包括田畝稅和戶稅）也變為田畝稅為主。即按照田地畝數征收一定稅賦。另明確規定繳稅的期間，即夏稅自六月一日起征，秋稅自十月一日起征，改變了過去糧食未產卻預征田稅的弊端。
此外，為解決田地空置的情況，柴榮柴榮曾下令允許他人耕種逃戶莊田以供納租稅。另規定若逃戶在五年內歸業，交還三分之一的莊田給他；三年內歸業，其莊田交還一半。同時，勒令大量僧眾還俗，打擊寺院經濟勢力，保護政府稅源。
商稅
五代在商稅的征收上，名目繁雜，隨時可征。后周時還對奢侈品的麴（釀酒和醋的原料）加征了商稅。為增加財政收入，歷代對鹽、酒、茶的買賣有不同限制。除去后晉外，各朝將鹽的買賣收作國家專營。后漢鹽法最為嚴厲，自“從銖兩者遭刑”發展到“不計斤兩多少并處極刑”。而后柴榮時，曾采取專賣與通商并行的方法，規定城鎮之鹽由官府設官專賣，鄉村則任民自銷。后唐時曾對茶征稅，從湖南省到京城要繳納五六次商稅，致使商旅不通。關于酒的買賣，后梁時曾允許民間自造，后唐時則規定官方治曲，平民釀酒需向官方購買。規定有敢私制曲五斤以上，處以死刑。至后李嗣源執政時，又允許平民自造酒曲，但酒官會對其征稅，即按照鄉民田畝數量每畝納5文稅。后漢時禁酒曲的禁令更加嚴厲，凡私自制曲者一律處死。
農業
五代時，北方戰亂、天災多發，千里無人煙，徐、泗、濠三州人民多年不能進行農業生產。梁晉相爭時，后梁曾三次挖開黃河，放水抵擋晉綏軍，此后黃河流域多年水災。為恢復農業生產，朱溫曾號令滅蝗等利農桑的措施。后唐、后晉、后漢時，也曾多次征調民眾修筑河堤，治理黃河，但效果不大。后周建立后經過一系列改革，比如興修水利、治理黃河，疏浚漕路，發展農田灌溉，將屯的營田賜給佃戶，黃河流域的社會經濟才得以恢復和發展。但相比南方吳越等地的農業，中原各朝農業發展較遲緩。
由于五代時水患較多，治河經驗和技術都有了進步，已有遙堤出現，且當時的護堤工程已有大量用草的記載，帚工技術開始運用。此外，五代初期，韓鄂撰寫的農書《四時纂要》完成。該書參考前代農書如《齊民要術》等，以“月令”的形式，按月編排農民每月應作的農事。首次記載了茶樹、棉花、香菇和薯蕷等作物的栽培技術以及人工養蜂技術。前蜀人士毛文錫還著有研究茶葉的書籍《茶譜》。
手工業
五代時期，手工業以官營為主。設尚書省工部為官營手工業最高機構，負責官營手工業的宏觀管理、制定相關的政令、傳達具體的營造計劃；設少府監負責鑄造兵器、農具和家庭用的器具，并向中央進器具。官營手工業從業者多通過勞役的方式從民間征調，并常年招募的具有技術水平的專門手工業者，從事像紡織、制瓷、金屬器具制造等行業。
紡織業
五代時期，紡織業尤其是絲織業和棉麻織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原地區絲織棉毛織業興盛。所產的絲織物主要有絹、綿、綾、、絲、平綢、羅綺等，還有作為重要貢品的絲織物，如虢州的方紋綾，蔡州的龜甲綾和雙距綾等，其中仙紋綾、兩紋綾、范陽綾等較為珍貴。主要棉麻織物有絲布、葛布、布、細白葛、細布、麻布、絹布、棉布等。另有毛織物如白氈、鞍氈、氈毯等。
制瓷業
五代陶瓷制造業方面，出現了官窯，專門生產供應皇室和官員使用的陶瓷。北方較有名的官窯是耀州窯、柴窯、定窯等，耀州窯位于今陜西省銅川市南的黃堡鎮附近，主要燒造青瓷。產品有有餐具、茶具、酒具等，比如青瓷杯、青瓷茶船、青釉執壺、青釉缽、碗、香薰、青釉燈，還有一些貼花青瓷，其裝飾的紋樣有動物和植物，比如飛鳥、鳳蝶總科、鴨子、青蛙、飛鳳、烏龜、獅、獸面；葵紋、蓮瓣紋、花朵紋、蓮紋等。
柴窯是后周時期在鄭州建造的瓷窯，主要產御用瓷。所產器物“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馨”。定窯主產白瓷。白瓷大致胎質細白，釉色正白，有些白中微顯灰色或藍色。制品有碗、盤、瓶、罐、缽、壺、盞托等。定窯還出產過一種叫做“釉下褐彩白瓷碟”的瓷器，胎色瓷白，白釉微顯青黃，潤澤而不開片，瓷化程度高。
民間所用瓷器多產自民窯，多裝飾以民間喜聞樂見的內容，以適應市場需要。民窯中較有名的為磁州窯，位于今河北邯鄲市的磁縣和峰山礦區，生產出“白地黑繪花瓷”等。中國制瓷技術也在該時期遠播高麗，進而傳至日本及西方各國。
金屬冶煉
五代中原政權的主要礦物中，金、銀、銅的產地都較少，鐵的產地較多，北方的冶鐵業較盛。在冶銅制造方面，以鑄幣為主，制作技術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比如后周時的“周通元寶”，制作較為精良。冶鐵制造的主要產品為兵器和鐵制器具，其中兵器鍛造一般由官府提供熟鐵，再交由專門作坊制作。民間作坊多只能使用生鐵，制作鐵制農具、廚具等。后周時期，曾鍛造出重約40頓的鐵鑄像滄州鐵獅子，是中國古代現存的最大的鐵鑄像。
造船業
五代時期，北方的造船業以開封市及其周圍地區為主要基地，具備一定的規模，船只多用來漕運和作戰。比如后梁時期，以太行山的木料為原材料，建造大量船只作為漕運之用。在與李存勖作戰時，還曾使用大型樓船。后周時，于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從后唐降兵處學習水戰，船只頻頻用于作戰。
商業
五代時期，商品多為紡織品、陶瓷、茶、鹽、銅鐵器等以及小部分農產品 (水果、蔬菜和米麥)，商品交換也僅限于販運貿易和傳統的市肆交易，商業資本主要在流通領域內運轉。因為政治分裂，五代時難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且幣制混亂，商稅繁重，商貿業發展受到限制。該時期貿易主要在國內各區域間進行，南北方商貿往來不多。但歷代統治者為提高財政收入，較為重視商貿。比如后晉高祖石敬塘曾于天福三年(938年）下詔，同意與淮南、西川地區通商貿易。后漢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叛亂時，因南唐出兵策應，后漢中止了與南唐的貿易往來，南唐皇帝在之后主動致書后漢，請復通商旅。后周在建立之初便頒布敕令，要求沿淮州縣軍鎮不得阻滯來往于江淮的商賈。柴榮統治時期，多次頒布救令要求加快商品流通，鼓勵跨境通商，還對部分商品免稅減稅，以促進貿易發展。
除鹽、鐵、酒、魏等專賣外，五代時期出現了官府直接參預商業經營的情況，且經營規模較大。比如東漢時，官府曾大規模參與茶葉經營。此外，五代時，允許貴族官僚參預商業的經營，參預經商的人員有皇家成員、朝廷官員、地方官員，尤其以掌握軍政大權的節度使較多。如后唐昭義節度使李嗣昭，通過經商積聚起百萬家財。后晉趙在禮在為節度使期間，在兩京及所轄藩鎮內，邸店羅列。商人階層也不斷壯大，往來于全國各地的商人甚多。比如后唐明宗長興元年(930年)，許州地區從淮南來的商客達230人，次年，兗州商客多達1088人。新出現了福州市、潭州(治今湖南長沙)、岳州(治今湖南岳陽)、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等商業城市。以“市”作為城市中主要商業交易區，但坊市制度已經取消，市外也可以進行交易，還出現了夜市與早市。城市服務業較快發展，酒肆、旅店、腳力、貨棧、裁衣肆、染肆、藥肆以及娛樂行業等，已經遍布于城市中的大街小巷。并逐漸興起了市民階層。即包括商人、小販、工匠、平民、藝人、宗教人士、各類服務業人員以及大量身份自由的無產者。
與唐代相比，五代時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貿易有所萎縮。原隸屬于唐朝的民族與中原王朝中斷或減弱了朝貢關系，貿易下降幅度較大，中原地區主要從遼朝、回鶻、黨項族等少數民族輸入馬匹。對外貿易有了新的發展，陸路貿易線路向北轉移，通過今山西省、陜西省北部、內蒙古自治區向西行，或經今陜西北部、寧夏回族自治區北部、內蒙古、唐努烏梁海向西行，到達今新疆北疆地區，經中亞草原直通歐洲。但由于道路險阻，北方每年的貿易額有限。此外，后唐時，還曾與朝鮮半島的高麗有過朝貢貿易。南方割據政權通過海路進行的對外貿易較為興盛，有一大批商賈專門從事海外貿易。
貨幣
五代戰事屢興，但官鑄貨幣未曾有過廢止。關于后梁的貨幣以及鑄造史料沒有記載，近代考古發現了開平元寶當十錢和開平通寶當五錢兩種，被錢幣學專家們一致認為是后梁的官鑄錢幣。開平元寶當十錢，實測徑4.3厘米，重 18.43 克。開平通寶當五錢，直徑3.5厘米，重14.1克。
后唐鑄幣為天成元寶，青銅質，直徑3一4 厘米，重3克左右。后晉天福四年（939年）時曾允許貨幣私鑄，官府發行的天福元寶，也因私鑄的原因大小不等，版本眾多。精整者徑2.3厘米左右，重約4 克，私鑄者徑1.9一2.2 厘米，重1.8一3.3克，亦有極小錢，徑僅1.7厘米。因為私鑄錢幣濫惡不堪，不到一年，不得不收回私鑄的法令，但并沒能使私鑄杜絕。
東漢鑄幣為漢通元寶，青銅質，直徑2.3一2.5厘米，重2.6—4.5 克，形制大小規范。后周貨幣為周通元寶，形制、式樣、錢文完全沿襲唐開元錢的版式，一般徑 2.4 厘米，重在3 克以上，其為五代鑄造數量最多，鑄造質量最好的貨幣。
但由于五代時，官鑄貨幣總體上數量不多，流通中的錢幣還有唐錢及五代時期南北方私鑄之錢幣。以及白銀、絹帛等。白銀的計量單位是或鋌，最小計量單位為鎰，但習慣性會用“兩”，但是稱兩的時候也僅限于大量使用，一百兩以下直接稱一鎰或幾鎰。
科技
天文
五代時期出現了《調元歷》和《欽天歷》。其中，《調元歷》是根據前代歷法重新編制的；而《欽天歷》則是根據新的天體運行理論編制而成。因藩鎮割據，中央集權下降，歷書不能遍及全國，百姓紛紛采用民間歷書。其中唐朝曹士蒍所編的《符天歷》流行于五代前后，歷時幾百年之久。《符天歷》是以顯慶五年（660年）為歷元，以雨水為氣首，以一萬為基本天文數據的分母，不是官方頒布的歷書，被貶稱為小歷。
物理
五代時期，沒有專門研究物理學的學科，只留有對物理現象及其解釋的各家文獻，如道家的《譚子化書》《錄異記》等。《化書》為譚峭所著，共六卷，分別為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化書》內有涉及光學、聲學、電磁、力學，以及生物學等現象的觀察或實驗。記錄了關于“圭”(凸透鏡)、“珠”(凹透鏡)、“砥”(平鏡)、“盂”(凹面鏡)的實驗，發現了“鏡鏡相照、影影相傳”的物理現象。食化卷中有記錄生物條件反射的實驗。發現只要在投放魚餌的同時，用聲音刺激魚，一段時間之后，魚會聞聲而出，并認為“食之化也”，是人類最早關于條件反射的記錄之一。此外，該書還對物質的本質進行了一定的推測和探索，提出了物質存在的基礎理論。該理論認為日月星辰與構成人類的物質沒有本質不同，而“人類可以通過認識自然去改造自然”。
《錄異記》作者為道士杜光庭，原書在宋代遺失，現存宋《太平廣記》所輯錄的八卷。書中有觀察記錄和實驗記錄。涵蓋物理現象、自然現象、流言傳說等，目的是為了記錄大量物理現象的基礎上，對現象之成因進行解答。其中第三、第四卷除了附會神鬼外，還記載了夢境之類的心理學知識，而卷五、卷七則記錄關于石頭的物理現象。比如卷七中記載了一次石隕石墜落的事件，并對其墜落時的景象、體積進行描述。
醫學
五代時期，指導道家煉丹、冶金以及部分醫用藥物的煉制的筆記性文獻《丹方鑒源》，包含一些化學實驗，還有關于化學物質的性質的記載。另設置了官方醫官，還匯編成《海藥本草》，書中記載了唐代起從西域引入中國的藥材，被看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記錄和描述外來藥物的專著。
印刷
五代時期，由于割據南方的各國由于相對富庶安定，文化也較為繁榮，雕版印刷起初在巴蜀和江南地區流行。后唐滅蜀后，較為先進的雕版印刷術逐漸流傳至中原地區。后唐長興三年（932年），應中書門下省的請求，開刻《九經》印版。因為戰亂，至后周廣順三年(953年)《九經》雕印方完成，并在此后投入刊刻。除《九經》外,國子監還刻印了《論語》《孝經》《爾雅》共12種經書，以及《經典釋文》。
五代刊刻《九經》首創了中國官方刻印儒家經典的先河，逐漸形成了以國家撥款為主，民間籌款為輔助刊印經書的慣例。開創了新的刻書原則與方法，規定國子監統一擔任教學教材的編寫、校注、印刷出版工作，使科舉考試的教材呈現出標準化、 規范化和統一化，有利于儒家正統文化的傳播。培養造就了一批善于精校的有學之士及刻書者，在官本影響下，汴梁發展成為中原地區印刷中心，民間出現出資印書者以及私家刻書者，比如和凝等。雕版印刷逐漸替代了刻石，手抄等刻書方式，印刷技術和質量得到提高，推動了中國印刷業和造紙的發展。
火器
火器技術在五代時期也得到長足發展，石油開始成為戰略資源。人們會使用“猛火”(石油)進行火攻或防御的戰斗方式，單兵火器及單兵投擲火器在戰爭中廣泛運用。
文化
史學
五代歷朝重視國史修纂，后梁建立之初就設立了史館。至后梁末帝時，史館制度已相對比較完善了，已經編撰出第一部官修實錄《太祖實錄》三十卷，纂成《大梁編遺錄》，還開始了搜集史料工作。后唐之后，除修撰了一批各朝的實錄外，還組織編纂譬如日歷、起居注等各類史料。五代，各朝都非常注意搜集檔案、典籍。史館的收藏大為增加。后唐統治時期開始，建立了一套檔案收存制度，試圖將當時各種文獻順利地歸于史館收藏。后周統治時期，政府大力搜求書籍，并在民間求購典籍為修史所用。但由于五代時期朝代更迭頻繁，政局動蕩，史館制度規定的延續性經常會大打折扣。近臣撰修日歷之事經常中斷。
在歷代史官努力的基礎上，后晉時完成了《新修前朝李氏書》。后唐時，完成了《太祖紀年錄》《獻祖紀年錄》《懿祖紀年錄》及《莊宗實錄》以及《唐功臣傳》的修纂。后晉天福六年（941年）宰相趙瑩奉命監修的《唐史》，于開運二年（945年）修成，史稱《舊唐書》。而該時期南方士人私家修史之風盛行。
文學
五代詩文多注重辭藻之華麗，隨著社會動蕩，出現了《秦婦吟》《山中寡婦》反映戰亂與民間疾苦作品。代表詩人如后梁杜荀鶴、閩韓偓等。五代的文壇，以新體的詩——“詞”為主體，而“花間派”對“詞”體形成有較大影響。后唐君主之一李存勖也是這一時期較為的詞人，曾寫成《一葉落》等詞。
但五代文學的重心在社會相對安定的南方割據地區，如蜀地、南唐等。南方割據政權當中的后蜀趙崇祚將晚唐、五代當中以溫庭筠為首的十八個詩人的五百首詞編為《花間集》。李煜寫成《虞美人》《烏夜啼》等多首有名的詞。另有江南徐銘所作散文作品《稽神錄》六卷，多為談神說鬼之說；史虛白作的記南唐瑣事的《釣磯立談》；閩地譚峭的《譚子化書》。吳越羅隱諷刺現實的小品文《讒書》，曾得到魯迅先生的高度評價。
經學
在經學上，五代較之隋唐無發展。但民間私學中尊經崇儒之風興盛。比如后唐的張憲從小就喜儒學，盡通諸經，尤精通《左傳》，還喜歡收藏圖書，家中藏書五千卷，并自行校刊。而后唐在平定前蜀之后，受其雕板印經的啟示，開始在國子監中刊刻儒家經典，雕印了“九經”。經學得以進一步發展。后晉張希崇從小通《左氏春秋》，后漢時，有郭忠恕七歲及第精通文學子史，該時期又將《周禮》等未刊的“四經”刻版印行。后周時，也出現了和凝、司徒詡等經學者。
五代在科舉制度上，保存了五經、九經、三禮、三傳、學究、明經等考試門類，雖考試者不多，中榜者有時只有三、四人，但與經學教育有關的諸科反而有了起色。比如后唐時恢復了先前廢止的“貼經”。而自后晉起，從明經諸科取中的人數增多，從而促進了經學的發展。
教育
后梁建立后，曾規定從現任官吏的俸錢中每貫每月扣十五文錢作為經費，創造“文宜王廟”，重建官學教育，之后逐漸補充官員，完善官學的管理體制。后唐以唐朝繼任者自居，其官學系統亦仿唐制，力圖恢復唐之規模。為了表示對教育的重視，以宰相兼任國子祭酒。后漢雖然存續時間較短，但也在繼承前代教育的基礎上，設置了國子祭酒、司業、博士等相對完備的官職系統。至后周時，郭威、柴榮均進行了一系列的內政改革，已有國子監，僅設有國子學一學，并無太學和四門學。但由于戰亂、經濟等原因，五代公學教育發展緩慢。民間私學興盛，出現了白鹿洞等私學學院。
五代諸朝的常舉考試科目除了試策、帖經、雜文等，還有九經、五經、開元禮、三禮、三傳明算等科，皆是名目眾多，時廢時置。通過科舉選拔人才多為制衡藩鎮，是為了滿足時局所面臨的緊急情況的需要而設置的，其規定也主要是根據當時政局所面臨的具體事宜而定，弊病較多。
藝術
書
五代書法上承晉、唐之余緒，下啟宋世一代之新風。書法家中擅長楷書者居多，行書、草書、隸書次之。中原書法成就較高者為楊凝式，流傳下來《韭花帖》《夏熱帖》《神仙起居法卷》等作品。南方書法家中，至今仍保留下來的書法作品有徐銘的《摹秦山銘》《今有私誠帖》；李煜的《入國知教帖》等。
畫
五代各類藝術當中，以繪畫較有影響力。中原地區釋道人物畫的名家陣容較前代規模已有大幅減少，擅長山水、花鳥、動物畫家的規模則日趨壯大，該時期出現了山水畫家后梁的荊浩、關仝等。五代壁畫與唐朝壁畫相比，依然以大乘佛教凈土宗經典的六大經變畫為主導，畫工趨于工整簡單，色調單一，人物壁畫有所進步，代表作莫高窟98窟東壁的于闐國王李圣天的供養像，莫高窟61窟東壁的于公主供養像等。除了佛教壁畫外，還出現了反映各族交往的歷史進程的壁畫。
樂舞
這一歷史時期中原諸朝皆置有掌管樂舞事務的專門機構教坊司，并置有教坊使、副使等職。歷代雅樂并非全都沿襲唐朝，凡遇到樂舞殘闕不全時，太常寺往往都要會同他司重新編定新樂新舞。在五代諸朝中，后周樂舞制度最為健全。此外，五代燕樂也形成了自己的風格，舞姿以優美、輕盈為佳。樂器多沿襲唐朝，主要有箜篌、琵琶、曲項琵琶、古琴、阮咸等弦樂器；有拍板、大鼓、小軍鼓、羯鼓、細腰鼓、腰鼓等擊打類樂器；有笙、簫、貝、橫笛、短笛、排簫、吹葉等吹奏樂器。但也有一些改進或變化，如十六枚方響普遍流行，王處直墓中還發現了十二枚方響，橫笛多為雙管、三管編制，四弦曲項琵琶最為流行。
雕塑
五代雕刻藝術基本上維持唐人寫實纖巧、華麗的作風。彩塑以甘肅敦煌莫高窟的第261窟為代表。所塑天王頭戴皮盔，穿長身甲，為當時西域少數民族青年武士的典型裝束，菩薩上身披巾，下著衣裙，半珈跌坐于束腰須彌座上，神態恬靜安詳。
宗教
佛教
五代各朝統治者對佛教的態度大體都沿襲了唐代的舊規，例行齋僧、佛道對論、賜號、度僧等事，只是由于北方戰事急需兵源，以及財政稅收，各朝又都對佛教限制措施，比如限制賞賜名僧，減少度僧人數。柴榮顯德二年(955年) 還對佛教嚴加整頓，佛寺半數以上被廢棄，銅制佛像全部沒收，用以鑄錢以充國庫。南方割據地區的佛教反而因為統治者提倡，較為興盛。
道教
五代時期，有不少皇帝都崇信道教。比如后唐明宗李嗣源、石敬瑭石敬瑭等。李嗣源在位期間曾修復道教宮觀，石敬瑭在位期間，曾重新雕印《老子五千言》《道德經》頒行天下。后周世宗柴榮即位后，曾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對佛教進行大力限制的同時，對道士陳摶加以優禮，為他賜號白云先生，修道觀太清觀。五代時，譚峭撰作了《譚子化書》六卷，分道、術、德、仁、食、儉六化，運用道家思想和儒學倫理觀念，闡述修道成仙的思想，探索社會治亂的因由。彭曉作《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強調修身養性對修身延命的重要性。但道教在五代時期，整體上處于發展低潮期。
民族
五代時，除建立后梁和后周政權的漢族外，北方有遼朝、黨項族、吐蕃、女真、沙陀、回鶻等少數民族，其中沙陀族建立了后唐、后晉和后漢政權，開始廣泛地與漢族雜居。契丹在五代時期建立了遼國，勢力強盛。吐蕃在后梁、后唐、后晉時期，各部都曾派遣使者來朝，中原王朝對吐蕃部落也都進行了封賞。五代時期，西羌的一支黨項擴張到了今天陜西省、寧夏回族自治區、甘肅省一帶，成為割據西北的實力，后唐時曾在西北設立邊市，后唐、后周與黨項發生過沖突，但后周對黨項以招撫為主。回鶻西遷后，建立了金玉國政權。位于東北地區的女真族則長期受到遼朝的奴役。南方少數民族有白族、蠻族等，與五代時中原政權鮮有交往。
社會風俗
社會等級
五代社會以皇帝為最高統治者，社會階層又大致分為特權階層、庶民階層、賤民階層。該時期，出身于寒門庶族的士子可以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僚階層，且由于土地制度的變革，農民獲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去從事手工業、商業等行業，或入學讀書，參加科舉考試，社會地位得以提高，在各個社會階層中人數最多。
特權階層
五代時期，自天子至胥吏，都屬于特權階層。帝王在特權階層中地位最高，不受法律束縛，擁有土地、山林、川澤、獵場、苑和規模宏大的宮殿群，還可以向全國各地征收賦稅接受貢奉。與其有親緣關系的后妃、皇室以及外戚均享有特權。
特權階級當中，人數最多的是各級文武官員。職事官五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爵一品以上者可以享有多種優待，如按品級“恩蔭”子孫，其中三品以上的官員不僅可以蔭子、蔭孫，甚至可以蔭及曾孫。受皇帝寵幸的高官，“恩蔭”根據皇帝喜好，幾乎沒有限制。高官子孫可進入弘文、崇文二館及國子監學習，通過有別于常科考試的科舉考試進入仕途。六品至九品的流內官為中下級官員，人數超過高級官員，這些官員可以按照品級獲得俸祿，觸犯法律時，可以以官抵罪，年老致仕后，仍有一定特權。官僚階層的最底層是吏，位卑而人眾，可以直接對百姓發號施令。
庶民階層
士民
五代時，士依舊為“四民”之首，在庶民中擁有相對較高的政治地位。士民來源于多種渠道，內部貧富有差。有通過讀書應舉的官僚貴族子弟，也有通過讀書入仕的寒門子弟。通過科舉取得功名的士民可以免去賦稅，成績優異者可以入仕成為特權階級。但五代時科舉時興時廢，錄取率又低，只有少數士民可以入仕為官。
農民
農民階級大致劃分為庶族地主、自耕農和佃農。五代為保證賦稅收入，鼓勵墾荒，無償或低償分配國有土地給農民耕種，許多佃戶和流民脫離地主階級的束縛，成為自耕農。而因戰亂等原因荒置的農田，可重新分配給他人耕種并會給予逃戶一定佃租。但五代時不限制土地兼并，自耕農很容易轉化成為佃農，而一些農民通過土地兼并等方式成為新興的富民階層地主。地主在政治上與普通農民一樣，沒有任何特權，要承擔國家的賦稅徭役。為此，五代各國斷絕了富農利用手中經濟實力收買地方政府上升為貴族地主的可能，不允許他們逃避賦稅、欺壓鄉民。富農階層也成為農村社會中的主導力量，成為農民權益的維護者。
工商業者
五代時的土地政策為小農經濟獨立發展創造了條件，農民的身份地位有所上升，對地主的人身依附性減弱。農民在耕作的同時，可根據自己的需求，從事手工業、小商品經營等，一些脫離土地的流民等也可以專職從事工商業。五代時，工商業從事者已經獲得參加科舉的權力，但社會地位仍低于士民和農民。
賤民階層
農民階級之下，又有賤民階層，他們多為不能占田的奴婢、作人、作子、部曲、客女等。自唐代起，律法便規定“良賤不婚”，賤民階層的子女不能與良人為婚，但賤民當中的部曲可以娶“良人女”為妻。
奴婢
五代奴婢來源主要有四：販賣少數民族為奴、出賣自己或者子女為奴、戰爭的俘虜、家生奴婢。奴婢沒有任何人身自由，可以隨意被販賣。為防止良人被當作奴婢買賣，五代對奴婢的買賣有嚴格的程序，在雙方訂立“白契”達成協議后，由特定的官府出具正式的公券來訂立合法的奴婢買賣契約。交易過程中需要“保人”進行證明。交易完成、錢貨兩清后，再到官府立市券。經過“市司”“市令”的核查與驗證，確認被交易奴婢身份后，為契約蓋上官方的印鑒，即為“市券”。但由于存在黑市奴婢買賣，壓良為賤進行買賣并不少見。
奴婢在一定情況下，可以被放良。放良的主要途徑主要有官府放良與私人放良。官府的放良或通過國家強制下詔進行，或通過官府代為贖身完成放良。私人放良又分為自贖或者家主手書具有一定格式的放良書自行放良。
作人、部曲、客女等
除奴婢外，因為朝廷征調而從事勞動的各種服役者為作人、作子，分為可買賣與雇傭兩種，可買賣的作人與奴婢的地位一致，不可買賣的作人地位稍高于奴婢，類于部曲和客女。部曲和客女依附于家主，可供驅役，客女是部曲的妻女或者是放良后的奴婢。部曲和客女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但地位略高于奴婢，不能如奴婢一樣被買賣，但可以“轉事主人”，原主人可以根據情況向新主人收取“衣食之值”。
飲食
五代社會多沿襲隋唐舊俗。飲食較為豐富，主食有餅、飯、粥、糕等。餅包括現在的饅頭、包子、面條類食品，如胡餅、蒸餅、湯餅、燒餅等。北方多吃粟米飯，南方多吃稻米飯。平民百姓只能吃到一般的粟米飯和糙米飯。粥有粟米粥、稻米粥、麥粥、面粥等，上至皇帝貴族，下至僧俗民眾都可以食用。糕則為點心的一種（“點心”在唐代已經出現，但是作為動詞使用的，當時稱現代意義上的點心為“果子”）。北方食用的乳制品、肉制品居多，羊肉的地位高于雞肉和豬肉； 南方愛吃魚類水產。糖類中多了一種蔗糖。當時已經會熟練制作冰糖、紅糖和白砂糖。飲品主要為茶和酒。
服飾
男子服飾可分為禮服和便服，禮服也稱“冠服”，包括朝服、公服、祭服等；便服也叫“常服”。主要由噗頭(也叫折上巾)、袍衫和靴帶組成。袍衫是男子最常穿的衣服，衫在春夏穿，袍為秋冬天穿。褲的種類從形制看有單褲、復褲、短褲等，褲主要穿在袍衫里面。女子服飾比男子簡單，便服主要由衫、裙、帔組成。衫是短上衣、窄袖，裙比較長。婦女的妝飾比較突出的是頭飾和面飾，該時期出現了裹腳。
住所
人們的居所可以分兩種。一種以宏大寬敞為特點，如宮殿、官府解署以及寺廟、道觀；一種是士民的住宅，面積較小。在都市里，官方對居所標準有要求，一般是庶民構屋四架，門一間兩架，禁止越界打墻、私占空隙地。經濟條件好的人家建筑材料多用木、石、磚瓦，貧窮人家更多的是用土泥墻或以茅、竹造屋。家具椅、凳多流行于上層社會。
出行
五代時交通發達，交通工具有車、船、、輿、馬、驢，但不允許夜行，過關會查驗身份。
婚嫁
該時期婚姻關系較為自由，離婚似乎沒有嚴格的限制，男子可以休妻，婦人也可以休夫。婦女比較開放，改嫁、再嫁的風氣很盛，人門對女子再嫁也并不歧視。婚禮儀式，基本承襲古代傳統的“六禮”，也吸收了一些少數民族的禮儀，因而婚娶禮儀有些紊亂。
根據敦煌壁畫中婚嫁圖的描繪，五代婚嫁習俗中會設置樂舞豎鏡、奠雁、同牢等儀式。新人拜堂成親時，會用四周圍起來的無頂的篷帳“帷”來舉辦婚禮，在新人對面搭設有頂的篷帳“帳”，參加宴席的賓客圍坐當中。新人盛裝出席，車服常制超越一等，以示貴盛。洞房用青廬，寓意早生貴子，又稱“百子帳”。
喪葬
五代時期人們普遍相信人死后會成為鬼，中元節（即“中元節與盂蘭盆節”“鬼節”）較為盛行。還存在多種和百姓生活比較密切的占卜活動，如相宅術等。極為相信陰陽五行風水地氣之說。對身后事十分重視，不但要卜擇吉地，還要準備大量生活用品。
五代墓葬制度承襲唐代舊制，又融合了北地的諸多習俗，喪葬習俗亦包括喪、葬、祭等部分，等級制度是喪葬禮儀的核心內容。后唐時曾制定了官民喪葬規格，內容涉及明器、喪車、銘旌、引、披、鐸、、挽歌等。喪葬崇尚奢侈，講求排場。而皇室、貴族官僚的喪葬更是極其奢侈。
五代墓葬形制打破唐代不可使用石制墓室的規定，并呈現出從方形墓向圓形墓流行的趨勢。該時期先已經發現的高等級的墓葬為方形磚（石）室墓，可分為單室和雙室，目前發現的單室方形墓僅有李克用的建極陵。其次為圓形磚室墓，此類墓葬數量相對較多，有帝后墓如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后唐德妃墓等，另有高等級的貴族和官吏墓葬。第三類是土洞墓，此類墓葬的墓主人身份等級差異較大，等級較高的有后梁銀青光祿大夫高繼蟾墓等。
五代墓葬形制還具有區域分布特征。渭河平原沿襲唐制以方形墓室為主，河北省、山西省北部等地以圓形磚室墓，以洛陽市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墓葬形制多樣，之前以單室土洞墓為主，大致在后晉之后，圓形磚室墓得以廣泛使用。而土洞墓中，唐代等級較高的斜坡式墓道消失不見，豎穴式墓道成為主體，墓葬等級大多較低。
帝王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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