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陀族（shatuo），古代部族名，是以我國沙陀突厥人為主體，又吸收六州胡人、射脾人、回紇人等而形成起來的中國北方少數民族。
沙陀族的種族來源說法眾多，大部分學者比較認同《新唐書·沙陀傳》中的說法，唐貞觀七年（633年），處月部首領覲見李世民，貞觀二十二年（648年）處月部歸附于唐。唐永徽四年或五年，唐朝在征討西突厥阿史那賀魯叛亂過程中，在處月地設置了金滿、沙陀二羈縻州。自唐元和三年（808年），沙陀族在朱邪盡忠和朱邪執宜的帶領下內遷，途中朱邪盡忠為吐蕃追兵所殺，朱邪執宜率殘部到靈州（今寧夏吳忠東北），后被安置于鹽州（今陜西省定邊縣）。李國昌協助唐朝鎮壓龐勛之亂，被賜名李國昌。唐乾符五年（878年）李國昌與兒子李克用殺大同市防御使造反，被唐征討后大敗逃往韃靼[dá]部，唐中和元年（881年）被赦免，助唐鎮壓黃巢起義。唐用李克用鎮壓黃巢起義軍后，朱溫得汴梁，李克用得太原，形成朱李紛爭的局面，經過長期攻戰，朱溫削弱李克用。907年朱溫顛覆了唐朝，建立后梁。923年，李存勖滅后梁，建后唐（后唐莊宗）。之后建立后晉的石敬瑭（后晉高祖）、后漢的劉知遠（后漢高祖）、北漢的劉崇（北漢世祖）都是沙陀人。
在沙陀政權統治期間，沙陀族沿襲唐朝的官制，經濟主要以畜牧業為主，宗教方面除了信仰薩滿教之外，佛教與道教也有所信仰，同時沙陀人學習文言文與儒家文化，音樂舞蹈也逐漸與漢族樂舞交融，婚姻方面則沿襲突厥，實行收繼婚制。而這期間由于朝代更迭，戰亂四起，加之沙陀政權消亡，沙陀人便逐漸分散于遼宋金夏元境內，但沙陀人活動范圍大部分在河東以北地區，后逐漸與漢融合。
沙陀族的內遷與建立的政權對北方民族歷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學者徐黎麗認為沙陀人統治中國北部近百年，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沙陀人拯救唐王室于危難之中，他們建立的政權使得北方民族的歷史在融合中得到了發展，而且還是中國正統王朝的延續，同時還促進了民族融合，沙陀人在開發中原的代北地區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貢獻。
來源追溯
族稱來源
關于沙陀的族稱最早出現在何時目前尚不清楚，目前大多數學者都比較認同《新唐書·沙陀傳》的說法，其中明確記載了“沙陀是西突厥別部處月的后代”以及“處月散居在金娑山(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格達山，一說為尼赤金山)的南面，蒲類(今新疆東北部巴里坤湖)的東面，有大磧，名沙陀。因此被稱為沙陀突厥（也寫成“沙陁”）云”。另外《沙陀傳》中還有“沙陀那速”其人的記載，其中的“沙陀”亦非地名，而是人名，“沙陀那速”是李治永徽年間(650-655年)射脾部首領，他的姓名就可能源于“沙陀”。在王鐘翰主編的《中國民族史》中還記錄了沙陀也被稱作是“朱邪”。
據《新唐書·沙陀傳》中所記載沙陀意為“大磧”，也就是說沙陀突厥人是居住在有“大沙磧”地區，而沙陀也是沙陀突厥的簡稱。學者巴托爾德認為“沙陀”是草原居民的意思。
族源追溯
關于沙陀族的族源追溯有很多說法，其中認為沙陀人的族屬乃是“西突厥別部處月種”的學者不在少數，《新唐書·沙陀傳》明確指出了沙陀是西突厥別部處月種。另《新五代史·唐本紀第四》記載“莊宗光圣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于西突厥。至其后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岑仲勉先生據此提出，沙陀是部族稱謂，朱邪是姓氏，二者并不等同。司馬光《資治通鑒》也稱“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而且現在學者林惠祥、林幹、王仲犖等人也認同這一觀點。
外國學者巴托爾德認為沙陀族主要源于突厥烏古斯，他在《中亞突厥史十二講》中稱突厥烏古斯遷到中國“東突厥斯坦”后，被中國稱為"沙陀"，意指草原居民。而且還占據了新疆吉木薩爾縣的別失八里城并參與了中國公元九世紀后期的內亂。
部分學者認為沙陀族主要源于射脾部，學者薛宗正在《突厥史》中說“沙陀似即射脾部”，20世紀50年代，學者岑仲勉通過對 《闕特勤碑》的解讀，提出了沙陀應出自處月射脾部的說法，學者趙榮織在《沙陀簡史》中也認同這個觀點。
還有學者認為混合說可以說明沙陀族的來源，學者張西曼和朱紹侯認為沙陀族是由大月氏和回紇混合形成的部族，而徐庭云、蔡家藝、郭平梁卻認為沙陀族是多個部族混合而成（每一民族之中，又包括若干部落），徐庭云認為，史籍雖正確指出沙陀的重要族源是西突厥，但將其復雜族源問題簡單化（如沙陀與西突厥的關系不能僅以“西突厥別部處月種”概括），同時沙陀族是由突厥、回紇、粟特混合而成的部族，蔡家藝則認為沙陀族是以處月部為主，還包含了處密、射脾兩部，郭平梁認為沙陀族的主要來源是處月、處密、射脾三部。
歷史沿革
唐朝時期
初唐
唐貞觀七年（633年），處月部首領隨西突厥貴族阿史那彌射到長安朝見唐李世民李世民，后隸屬于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貞觀十六年（642年），乙毗咄陸可汗進攻伊州（今屬新疆哈密市），派處月和處密圍天山軍。唐郭孝恪擊退敵軍，攻克處月俟斤所居城。貞觀二十二年（648年），西突厥葉護阿史那賀魯對唐投降，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也歸附于唐。
盛唐
唐永徽二年（651年），阿史那賀魯聽說太宗駕崩，開始反唐，同年十二月，沙陀朱邪孤注響應阿史那賀魯，但射脾俟斤沙陀那速表示反對，并獲得李治的嘉獎，永徽三年（652年）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人生擒朱邪孤注。次年頡苾達度設建號真珠葉護可汗，他派遣使者去唐朝請求合攻阿史那賀魯，唐朝派出左屯衛大將軍程咬金、左武衛將軍舍利叱利、右武衛將軍王文度等人率軍討伐西突厥阿史那賀魯，之后在原先處月分布的地區設置了金滿、沙陀二州，皆領都督。唐顯慶二年（657年）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的叛亂被平定，處月部屬昆陵都護阿史那彌射管轄。
唐龍朔二年（662年），處月首領沙陀金山跟隨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在天山擊敗鐵勒，沙陀金山也因此獲得了墨離軍討擊使一職。之后在唐長安城二年（702年），沙陀金山升任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唐先天元年（712年）因吐蕃威脅，處月遷至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北破城子）。沙陀金山、輔國父子在開元前后入居長安，輔國帶領部下去長安覲見唐玄宗李隆基。唐開元二年（714年）沙陀金山逝世，輔國復任金滿州都督，唐玄宗封其母鼠尼施氏為鄯[shàn]國夫人，輔國后被封永壽郡王，死后由兒子骨咄支繼位。
唐天寶元年（742年）沙陀酋長骨咄支擔任回紇副都護。天寶十四年（755年）安祿山率軍發動安史之亂，骨咄支應唐朝召請，參與平定安祿山的叛亂，并且因為平叛有功被授予特進、驍衛上將軍。在骨咄支死后，他的兒子朱邪盡忠被封酒泉縣公，升任金吾衛大將軍。
中唐
安史之亂后，吐蕃開始對外擴張，占據了河西走廊等地，還揮師進攻長安，最終唐朝被迫于建中四年（783年）與吐蕃訂立了“清水盟約”。唐貞元三年（787年）吐蕃進攻北庭，此時沙陀居地毗鄰北庭，受回紇節制，沙陀經常收到回紇的騷擾，后沙陀首領朱邪盡忠于貞元六年（790年）率部投降吐蕃，與吐蕃暗中配合，回紇潰敗。
沙陀投降吐蕃后，沙陀部七千帳歸吐蕃，沙陀于唐朝的聯系也被中斷，而吐蕃為了控制沙陀部眾，將沙陀遷往了張掖市（今甘肅省張掖縣），之后回紇為了洗雪前恥，于貞元七年（791年）集結兵力收復北庭，在貞元十三年（797年）回紇進據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市），吐蕃怕沙陀與回紇勾結，想把沙陀遷往黃河以北地區，朱邪盡忠和兒子朱邪執宜商量后決定內遷，投靠唐朝，他們于唐元和三年（808年），率領沙陀部3萬人東遷至靈州（今寧夏靈武市西南），朱邪盡忠在逃亡途中戰死，最后朱邪執宜帶著近萬人和3000匹馬達到靈州，被唐靈鹽節度使范希朝安置在鹽州（今陜西省定邊縣），朱邪執宜被授予都督府兵馬使。
唐朝因顧慮沙陀臨近吐蕃，防備其可能反復，而且沙陀部眾眾多，所以范希朝調往河東節度使時，命令沙陀全體遷至河東。范希朝選出1200騎的驍勇，稱之為"沙陀軍"，其余部眾安置在定襄川，執宜部則居神武川（今山西省山陰縣東北一帶）黃花堆（今山西省山陰縣東北黃花梁），稱"陰山北沙陀"。
元和八年(813年），回紇汗國派兵進攻吐蕃。唐朝懼其擾害，下令朱邪執宜率兵屯天德(治所今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中后旗西南)。第二年吳元濟叛亂，侵擾舞陽縣(今河南舞陽縣)、魯山縣(今河南魯山縣)等地，朱邪執宜受命領兵進討，叛亂被平定后，朱邪執宜被任命為檢校刑部尚書。長慶元年(821年)，鎮州都兵馬使王廷湊私下起步叛亂，殺刺史田弘正。朱邪執宜應召征討，與王庭湊的軍隊戰于深州市(今河北深縣西南)，朱邪執宜給予叛軍重大打擊。朱邪執宜因功授命為金吾衛將軍，入宿衛。文宗大和四年(830年)，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因沙陀眾驍勇，一向被“九姓”“六州胡”所畏服，變奏請封朱邪執宜為陰山府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云、朔一帶，朱邪執宜遣部落3000余人分別駐守，便不再更遷。
晚唐
唐朝后將沙陀分散至各州，以減弱其力量。在李漼時，朱邪執宜的兒子李國昌任太原市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并率領騎兵協助唐朝鎮壓龐勛之亂，被賜名李國昌，任大同軍節度使。后協助唐朝抵御回紇汗國，并先后調任鄜[fū]延、振武節度使，晉升檢校司徒。唐乾符五年（878年），代北發生饑荒，漕運不繼，大同防御使段文楚為縮減開支，克扣部下衣食費用，引起部眾不滿。此時李國昌之子李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駐扎蔚州鎮(治所今河北蔚縣)，云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以文楚為儒生，難共圖大事為由，潛擁李克用而殺文楚，而那時的代北地區大有人借天下將亂之際聚眾割據，李克昌亦有稱雄之心，而段文楚卻成了他們割據稱雄的阻礙，于是李克用殺了大同防御使，同時上表朝廷請賜節鉞[yuè]，以求得叛逆之舉合理化,可“朝廷不許”，并且命李國昌為“大同軍為防御使”，可李國昌不奉詔，于是唐朝派軍征討，唐朝在幾次征討后，李國昌父子戰敗后率領沙陀部眾逃往韃靼部，沙陀族內遷遇到了阻礙。
唐朝用代北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等及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屢擊李國昌父子，880年（唐廣明元年），國昌父子敗后逃入韃靼部；同年黃巢起義軍進入長安。唐中和元年（881年）在沙陀都督李友金的推薦下，李國昌父子被唐朝赦免，李克用在韃靼招募士兵萬人后，便率軍南下，不料行至太原市后受阻折回。中和二年(882年)，李國昌率沙陀部自韃靼回代州，數侵并、汾及樓煩諸地。唐中和三年（883年），李克用率沙陀部眾在梁田陂擊敗起義軍﹐黃巢退出長安，唐朝擢升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而李國昌被任命為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沙陀依托鎮壓黃巢起義的功績很快再度崛起。
唐中和四年（884年）李克用追擊起義軍到山東省冤句(治所在今山東省曹縣西北)，因糧食用盡返回。他途經汴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開封市西北)時，宣武節度使朱溫忌憚李克用功高且桀邁難制，便在城內宴請李克用，將他灌醉后發兵圍攻驛館。李克用被親兵拼命救出，部下300多人被殺，自從此李克用和朱溫結怨。李克用回太原市后，大規模招募和訓練軍隊，并向唐帝八次上表控告朱溫，要求出兵報仇。可當時唐朝已經衰落，無力干預藩鎮之間的紛爭，后李克用開始逐鹿中原，而李克用勢力的主力便是沙陀三部落。此時以沙陀李克用為首的河東地區勢力與以汴州朱全忠為首的開封市地區勢力開啟爭霸，河中藩鎮和昭義藩鎮在這階段是爭奪地帶。由于朱全忠勢力較強，昭義鎮和河中鎮一度歸屬于他的勢力，而非沙陀勢力。而河東和代北節度使歸屬李克用，這時的沙陀勢力控制了包括這兩個節度使轄區在內的區域。
五代十國時期
后唐時期
后唐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稱帝建立后唐（923-936年），是為后唐莊宗，這是沙陀建立的第一個政權，因沙陀朱邪氏是由唐朝賜姓“李”，于是李存以故唐宗室自居，史稱后唐。《文獻通考》記載“后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昌、太祖克用、莊宗存勖而上繼唐之高祖、李世民、李漼、李曄”。后唐建國之初，以魏州為東京，太原市為西京，鎮州為北都。同年十月，后唐滅梁，隨即遷都洛陽市，以太原為北京。后唐立國之初，沙陀得到擴張，共有13個節度，50州，滅梁后又增加20余鎮。同光三年(925年)，后唐滅前蜀，又得漢中市及兩川10節度、64州、249縣，其轄地包括今山西省、河南省、山東省三省以及陜西省、河北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湖北、安徽、江蘇省、四川省等省的大部分或一部分。
后晉時期
后晉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沙陀人石敬瑭在遼朝主耶律德光的支持下稱帝建立政權，史稱后晉（936-947年）。石敬稱后晉高祖建都開封市(今河南省開封市)。后晉建立之初就將幽(今北京市)、(今河北省薊縣)、瀛(今河北省河間縣)、莫(今河北省任丘市)、涿(今河北省涿縣)、檀(今北京市密云區)、順(今北京市順義區)、新(今河北省涿鹿縣)、(今懷來縣)、儒(今北京市延慶區)、武(今河北省宣化區)、云(今山西省大同市)、應(今山西省應縣)、寰(今山西省朔縣東馬邑)、朔(今山西省朔縣)、蔚(今河北省蔚縣)等16 州割讓給遼朝，自此契丹進入沙陀族盤踞的河東地區發展勢力，后晉疆域除幽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外，大致與后唐相同。在后晉開運三年（946年）十二月，后晉派軍與契丹軍對峙，被契丹軍包圍，守將杜威率軍投降。契丹軍順利南下，后攻入東京汴梁，出帝被廢降契丹后晉亡。
后漢時期
后晉滅亡后，各地藩鎮向契丹稱臣，契丹軍隊四處剽掠，契丹軍隊行進開封市時，河東節度使劉知遠（沙陀部人）廣招士兵，組建沙陀族人守衛河東地區，遏制侵擾。開運四年（947年）劉知遠在太原稱帝，建立后漢（947-950年），世稱后漢高祖。定都于汴。同年相州、代州、晉州、陜州、潞州區等地紛紛歸附后漢，而劉知遠與契丹在河東地區進行斗爭，經過一系列戰爭后，河東地區重新回到了沙陀勢力中。后漢疆域除秦州區(今甘肅省秦安縣西北)、鳳縣(今陜西省鳳縣東北)、階州(今甘肅省武都縣東南)、成縣(今甘肅省成縣)轉歸后蜀所有外，其余大致與后晉相同。
北漢時期
后漢滅亡后，占據河東的沙陀人劉崇在晉陽（今山西省太原市）稱帝建立政權，并定都晉陽，史稱北漢（951-979年），世稱北漢世祖，北漢疆域有并(治所在今山西省晉陽縣)、 汾(今山西省汾陽縣)、忻(今山西省忻縣)、代(今代縣)、嵐(今嵐縣)、憲(今山西省靜樂縣西南婁煩)、隆(今山西省祁縣東南)、蔚(今河北省蔚縣)、沁(今山西省沁源縣) 遼(今山西省左權縣)、麟(今神木市北)、石(今山西省離石區)十二州。其地絕大部分在今山西省北部，只有兩州分別在鄰近的今河北省和陜西省。可北漢依附于契丹族建立的遼朝，每年要進貢大量物資和財寶給遼朝，因此國家財政困難。最終在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被趙光義所滅，沙陀人居住的河東地區徹底歸屬北宋。
遼宋金夏元時期
遼朝時期
散居于遼朝境內的沙陀人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在屢次戰爭中被俘的俘虜，但具體被俘虜多少并無史料記載，在《遼史·屬國表》中有“沙陀軍”的描述，也就是由丁壯俘虜組成的軍隊，是契丹部族軍的一部分。后晉滅亡時，晉綏軍被迫投降的達數十萬人，雖然大部分都投歸后漢了，但也有一部分留在遼朝境內，這些人被勒令徙居于恒、定、云、朔之間。二類是石敬瑭時期被并入籍的沙陀人，在石敬瑭稱帝后就割讓了燕云十六州給契丹，燕云十六州大都有沙陀人分布?其中尤以云、 應、朔、寰、蔚五州為最密集，這便使得大批沙陀人被并入遼籍，成為契丹貴族奴役的對象。
宋朝時期
宋朝境內有眾多的沙陀人，一是東漢—后周轉入的沙陀人，一是北漢滅亡后的沙陀遺民。自郭威建立后周后，各地沙陀鎮將又紛紛歸附郭威。宋建隆元年（960年）趙匡胤廢掉后周建立宋朝，而原隸屬于后周的沙陀鎮將又歸附宋朝，因此散布在宋境內的沙陀人，大部分都是后漢時的沙陀遺民，而且還有不少的沙陀世族，比如有安守忠、安忠、楊承信、郭從義、白重贊、張從恩、郭崇等人，他們的先人都是 “沙陀部人”或“沙陀部將”。北漢滅亡后，原居住于遼境內“安慶市”的“六州粟特”人也請內附。宋太平興國年間，云、朔、應三州沙陀人遷徙入宋，同時宋朝將一些沙陀部人遷居于并、潞等州安置，而且宋朝在沙陀人徙居內地后組建“安慶直”和“三部落”軍。
金朝時期
金朝境內是否有沙陀人，金史并沒有記載，不過學者蔡家藝在《遼宋金夏境內的沙陀族遺民》一文中表示遼朝被金所滅，其境域大部分為金所有，難免有部分沙陀人雜處其中，他認為云、朔、應三州的沙陀人不可能在太平興國年間一次全部徙盡，因為史籍沒有大規模的遷徙記載。據《金史·兵志》記載，金朝有一支打先鋒的的“忠孝軍”，驍勇善戰，學者蔡家藝認為很符合沙陀人的特征，因此“忠孝軍”中難免雜有被俘的沙陀人。
西夏時期
有關西夏境內的沙陀人，宋、遼、金時期史籍不可考，不過元代史籍中有記載，例如在蒙古汗國建立初期，率眾歸附于成吉思汗的西夏重臣“昔里鈐部”先世，可能就是沙陀族遺民。在西夏國鼎盛時期，自陜、隴至沙州一帶境域大部分都在西夏管轄之下，有一部分沙陀族難民流落到西夏境內。
元朝時期
五代時期已經有部分沙陀人進入了蒙古草原地區，這支沙陀部在金元時期出現了一個名為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的人，而且《元史·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傳》記載了相關事跡，明確指明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是沙陀人，而且他被封為高唐王，這部分沙陀人的后裔在元朝時融入到了蒙古族之中。
民族融合
自唐元和三年（808年）沙陀族內遷鹽州，沙陀族歷經唐、后唐、后晉、后漢、北漢，前后共 171 年。他們以山西省北部為基地，馳騁中原，先為強藩，后建三朝一國。期間由于戰亂影響，朝代更迭，其眾后多散分于漢、遼朝、黨項族、韃靼等各族中，并逐步被同化。其中同化于漢族中為最多，他們不斷吸收漢人文化，而且與漢人通婚，李克用的元妃劉姓、后唐莊宗李存勖的皇后劉氏、后李嗣源李嗣源的皇后曹氏、后晉出帝石重貴的皇后馮夫人等都是漢族女子。沙陀人長期生活在廣大漢族人民中間，人口又較少(內遷時僅近萬人)，經過百余年的相互影響，逐漸與漢族及周邊民族融合。
人口與疆域
沙陀族在歷史中有記載后，長期居住在北庭一帶，也就是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李適貞元五年（789年）吐蕃進攻北庭，沙陀首領朱邪盡忠歸附沙陀，在回鶻收復北庭后，沙陀七千帳被吐蕃遷往張掖市（今甘肅張掖一帶）居住。唐元和三年（808年），朱邪盡忠率部三萬余落打算投靠唐朝，卻在石門（今臨夏回族自治州）一帶被吐蕃追上，朱邪盡忠戰死，他的兒子朱邪執宜率殘部士卒二千、騎士七百北投靈州(今寧夏靈武)，后被靈鹽節度使范希朝安置在鹽州（今定邊縣）。沙陀部在石門大敗后，沙陀人分三部分遷徙，一是以朱邪盡忠為首的沙陀部核心向北遷往靈、鹽二州；一是向東南遷往興元（今陜西漢中市以西地區）；一是向東遷至鳳翔府(今陜西鳳翔)一帶以及向東北遷徙的朱邪盡忠弟弟葛勒阿波所部，他們抵達今山西省省太原市西南地區，后歸振武軍（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西北）。在元和四年（809年），沙陀舉部隨范希朝遷往河東地區，期間范希朝組建了一支1200人的“沙陀軍”，而朱邪執宜率部保神武川之黃花堆(今山西山陰東北部)，更號陰山北沙陀。由此，沙陀部基本上遷至今山西北部地區，加之人口較少（內遷僅近萬人），之后便逐步在河東以北發展，并逐漸與漢族融合。
政治
沙陀人建立的“三代一國”（后唐，后晉，后漢與北漢）在官制上承襲唐朝，中樞機構有三省六部制。宰相的名號和機構都沿襲唐后期，“三省長官中書令、門下侍中和尚書令”一般用于籠絡藩鎮，只作為加兼官，或是作為榮譽稱號加贈給重臣宿將和親王。而真正的宰相是以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各部尚書、侍郎及他官加同平章事。同時中書門下以及宰相的權力受到樞密使、翰林學士與端名學士的分割，而且在地方政體中都設置節度使。在地方官制上承襲唐朝，分為州、縣兩級，州設刺史，縣設縣令，一些地方也會設置一級行政機構“軍”，例如后晉的清遠軍。軍的地位比州低，與縣同級但比縣更重要。
“三代一國”在科舉制度方面，雖然沒有廢除科舉，但參軍是當官的主要途徑，因為那時候戰爭頻發，武將是朝政的主要領導階層，科舉選舉處于次要地位。
經濟
沙陀族早年居住于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以東，他們的社會經濟主要是從事游牧畜牧業，牧養馬、牛、羊、駱駝等牲畜，在他們遷居內地后，初居云、朔一帶，后因勢力擴大，又相繼散布于蔚州、代州、忻州市、太原等地，逐漸與漢族或者少數民族雜居，一些人開始走向定居或者半定居的生活，開始出現了定居農業，不過根據有關記載游牧畜牧業經濟還是沙陀人的主要經濟基礎，比如《舊五代史·唐書·武皇紀》中就記載了李克用任沙陀三部落軍使時“國藏空竭，諸軍之家賣馬自給。”而且沙陀人的養馬業發達，《舊唐書》記載“突厥興亡，唯以羊馬為準”，另外沙陀人兼營狩獵，他們獵取狼、狐屬、黃羊、野兔、獐、鹿等野生動物，以攫取毛皮和獸肉。而且商品經濟也有一定的發展，李存勖的皇后劉姓就經常派人將宮中的物品帶往坊間進行銷售，而且李存勖建立后唐政權后，為了擴軍備戰，他命人在河南省與河北省建立馬市，與周邊進行貿易。后李嗣源時期，各族朝貢之物除了馬匹之外，還有獨峰駝、白玉團、羚羊角、砂、白耗布、以及各種毛皮等物，這些貨物都禁止與百姓私市，只能與官換易。
文化
語言文字
沙陀人原本是學習突厥文、突厥語，不過在遷往內地后，便開始學習漢文與漢語，又加之不斷與漢族融合，漢語和漢文逐漸成為他們的交流工具。據《舊五代史·安叔千傳》中記載曾任晉陽節度使的沙陀人安叔千被人嘲笑“安沒字”，而“沒字”就是指安叔千不懂漢語文。
儒學文學
沙陀族由于與漢人來往密切，漢族的思想文化也逐漸被他們接受，其中儒家學說逐漸進入沙陀人的意識中，后唐創始人李存勖13歲能熟讀《春秋》，后唐明宗李嗣源的次子李從榮自幼喜歡儒學，時常召集儒士飲酒賦詩，并寫了千余首詩，收錄在《紫府集》中。
音樂舞蹈
后唐初期，音樂和舞蹈主要以邊疆少數民族音樂為主。而后晉建立后，中原傳統音樂與邊疆少數民族音樂同步興起。在《舊五代史·岳志上》就有“邊部鄭聲”“重興二舞”等相關記載，“邊部鄭聲”就是指邊疆地區的民俗音樂，每當樂聲響起時，在場的人都可以邊舞邊唱，而“二舞”則分為文舞與武舞，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等大典上用到的樂舞，也就是雅樂。這也就表明沙陀族的音樂舞蹈既保持本民族的傳統又吸收了漢族的樂舞。沙陀原本的音樂舞蹈也并未退出歷史舞臺，《舊五代十國史》中記載后晉出帝石重貴“自期年之后，于宮中間舉細聲女樂，及親征以來，日于左右召淺蕃軍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擊節鳴鼓，更舞迭歌，以為娛樂。常謂侍臣曰：此非音樂也”，不過當時不被認可為“音樂”。
民族交往
吐谷渾方面
在唐末時期，沙陀人和吐谷渾赫連部為了爭奪代北地區的控制權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最終，李克用成功殺害赫連鐸并擒獲白義誠，徹底掌控了代北地區。與此同時，沙陀人和吐谷渾人之間的合作也在悄然發展。在李克用殺害段文楚和南下鎮壓黃巢農民軍的戰爭中，有很多吐谷渾人支持他。這部分吐谷渾人成為了“代北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五代時期的后唐將吐谷渾部落的寧朔和奉化兩都督府設立，完成了由羈府州向正州的轉變過程。
粟特人方面
李克用父子以沙陀勢力為基礎創建了后唐。在沙陀勢力內部，存在大量粟特人。這些粟特人與沙陀人共同居住在代北地區，形成了薩葛、安慶、雞田等粟特部落，其勢力龐大。這些粟特人的來源十分廣泛，包括來自六胡州和河東道本地的粟特群體，還包括來自于沙陀故地伊、西、庭三州的粟特人，這些粟特人與其他民族一起被編入李克用勢力的軍隊為他征戰四方，而粟特人占據了很大比例，是沙陀人依靠的主要軍事力量。
風俗信仰
信奉薩滿教
沙陀人的宗教信仰原與突厥相同，都信奉薩滿教，崇拜天、地、日、月等一切自然神。據《舊五代史·莊宗紀》記載，李存勖為祈求神靈的庇護，到龍門（今洛陽市南）雷山祭祀天神，而《舊五代史·明宗紀》有李嗣源“祭突厥神，從北俗之禮也”的記載，另外后唐末帝李從珂崇信卜，授予術士張為將作少監同正，賜給金紫。
信奉佛教和道教
佛教在唐代就已傳入突厥人中，不過唐代的沙陀人是否信奉佛教并未有史料言明。不過據《舊五代史》記載，李存勖的妻子劉氏信佛，也導致他對佛教也表示虔誠，有胡僧來朝見，李存勖便“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可見也有沙陀人信奉佛教。到了石敬瑭建立后晉之后，道教受到了石敬瑭的青睞，在天福五年（940年）還請了道士張薦明講老子的《老子五千言》，并將《道德經》雕上印板，頒行天下。
婚姻習俗
據《周書·突厥傳》記載，突厥人婚戀，男方人死后，參與葬禮的人都要穿著好看的衣服，若有人在葬禮上看中了女方，便可以下聘求娶，而且父母不能反對，還有就是收繼婚制，這些習俗被沙陀人沿用，后晉出帝石重貴的皇后馮氏原就是他叔叔的妻子。而且沙陀禁止強奸和誘奸有夫婦人，后唐時沙陀嚴禁盜馬。
歷史影響
根據《突厥人變遷史研究》以及《沙陀對唐朝政權的積極影響》兩書表明，沙陀人統治中國北部近百年，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其一是沙陀人助唐戍守邊疆，征討反叛藩鎮，鎮壓農民起義，拯救唐王室于危難之中。沙陀人在內遷唐朝后主要職責就是守衛唐朝的北部邊疆，抵抗吐蕃、回紇汗國等實力強大的政權，例如龍朔二年（662年），沙陀金山就協助薛仁貴討伐鐵勒于天山。同時沙陀人幫助唐朝鎮壓藩鎮的反叛，維護唐王朝的統治，例如沙陀骨咄支應唐皇召請，參與平定安祿山的叛亂，另外沙陀人李克用也曾助唐朝平定黃巢起義，為唐朝內部政權的鞏固做出了巨大貢獻。
其二是沙陀人建立的后唐、后晉、后漢、北漢，使北方民族的歷史在融合中得到發展。在此時期，沙陀人在任用人才方面，后唐、后晉、后漢的皇帝不分蕃漢，漢人在三代一國中起著決策作用，而且沙陀政權以唐后自居，延續了唐朝威望。同時，沙陀人建立的政權進一步促進了北方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族各方面的融合。五代十國時期的士大夫階層以及后來的史官還把沙陀人建立的政權認為是中國歷史正統王朝的延續。
其三是沙陀人在開發中原的代北地區的過程中作出過巨大貢獻，促進了河東地區經濟的發展。沙陀族是個游牧民族，而中原是農耕民族，沙陀人內遷至代北后為了擴充生活產品的多樣性，便開辟荒地，發展生產，同時又在河東地區發展畜牧業，促進了河東地區經濟的發展，在后李嗣源時期，還出現了“年谷屢豐，兵戈罕用”的情況。
其四是沙陀人促進了民族融合，不僅是沙陀自身與漢族的融合，還有北方少數民族與中原漢族各方面的融合。沙陀族經過了很多次遷徙，他們的遷徙打破了原來的部落組織，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在遷徙過程中，沙陀人沿途吸收、融合了其他族的氏族和部落。自沙陀人建立政權后，自身又逐漸融于漢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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