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鈞（公元1563年9月4日—公元1620年8月18日），號禹齋，生母為貴妃李姓，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載坖朱載坖[zhū zǎi jì]的第三個兒子。朱翊鈞在位期間的年號為萬歷。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久的皇帝。
朱翊鈞很小就接受了啟蒙教育，自四歲已能讀書，性格沉穩的他少年老成，很受父親朱載坖[jì]的喜愛和重視。隆慶二年（公元1568年）六歲的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明穆宗駕崩，朱翊鈞即位，時年十歲。朱翊鈞在位的前十年，對張居正十分信賴，命其主持政事，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在張居正的主張下，朱翊鈞實行考成法選拔官吏，整治水利，實行一條鞭法，任用戚繼光駐扎薊[jì]州鎮，李成梁駐守遼東鎮，史稱“萬歷中興”。但朱翊鈞親政后，深居簡出，不理政事，他揮霍國庫，發動萬歷三大征，萬歷二十四年起，派大批宦官充任礦監稅使，到各地開礦征商，致使各地民變起義不斷，官吏貪污腐敗，朝廷黨爭不斷，“爭國本”事件后竟多年不上朝。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后金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中擊敗明軍，使得明朝在遼東逐漸轉為被動。
萬歷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鈞在弘德殿駕崩，享年五十八歲，廟號為神宗，謚號“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安葬在定陵。遺詔由朱常洛嗣位，即為明光宗。《明史》作者張廷玉認為：“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人物生平
年少時期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公元1563年），朱載坖朱載坖的第三個兒子朱翊鈞在裕王府降生。明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zhū yì yì]、次子朱翊鈴俱早亡。四子朱翊镠[zhū yì liú]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由于朱翊鈞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不準談論儲君之事，因此朱翊鈞出生后，沒人敢告訴嘉靖皇帝，名字也沒有起。直到隆慶元年（公元1567年）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請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朱載坖才為他賜了名字，叫朱翊鈞。明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圣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明穆宗對朱翊鈞十分寵愛，在隆慶二年（公元1568年）三月十一日，因朱翊鈞成為了穆宗子嗣中最為年長的，故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當時僅僅六歲，之后穆宗為朱翊鈞挑了數位一流教師如高儀、張四維、沈鯉等人，對朱翊鈞進行教學。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三月，虛歲十歲的朱翊鈞正式出閣就學，接受系統而正規的儒家思想文化學習，來獲得治國平天下的本領。出閣兩個月后，穆宗就駕崩，朱翊鈞即位。
朱翊鈞小的時候，朱載坖朱載坖在宮中騎馬狂奔，朱翊鈞攔住馬對明穆宗說道：“父皇是天下的共主，萬一出了閃失，如何向天下交代呢？”明穆宗聽到這番話，趕緊下馬，抱起朱翊鈞走入宮中。朱翊鈞小時候時乖巧懂事，很小便表現出了不錯的為人處世能力。穆宗因而對他大加夸獎。陳皇后生病后退居別宮，朱翊鈞每天早晨都隨生母李貴妃前往問候起居。陳皇后很喜歡朱翊鈞，每天早晨只要聽到朱翊鈞的腳步聲，心情就很舒暢。陳皇后每見到朱翊鈞時就拿出經書，詢問他的學業情況。朱翊鈞將陳皇后的問題都答了出來，在朱翊鈞的溝通下，兩宮的關系越來越和諧。
沖年即位
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載坖病死在乾清宮。六月初十，朱翊鈞繼承帝位，時年十歲，改元萬歷，以第二年為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隆慶年間（公元1567年－公元1572年）東宮舊臣高拱受穆宗器重，與當時的內閣首輔徐階抗衡，終于取代徐階。但之后高拱得罪了朱翊鈞信任的內廷大太監馮保，還與朱翊鈞的老師張居正不和。在張居正和馮保的作用下，朱翊鈞即位后于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六月免去了高拱的內閣首輔職位，讓他的老師張居正接任。馮保又制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幸賴吏部尚書楊博、御史葛守禮等力救，張居正也書信馮保才作罷。由此形成了內廷事務命馮保管理，而政事委托給張居正處理的局面。朱翊鈞非常信任張居正，對他十分尊重，尊稱張居正為“元輔張先生”。
朱翊鈞一即位，張居正就根據隆慶遺詔和皇帝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以務學為急、以講學親賢為先的原則。尊孝定李太后的囑托，張居正為朱翊鈞規定了嚴格的學習日程、日講和經筵。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八月初八，張居正便上疏請求舉行講讀。五日后，又呈進日講儀注。儀注共分八條，詳細開列了日講內容、方法和時間安排等。朱翊鈞自即位起便按照祖宗舊制堅持學習，經常在沒有視朝的時候去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休息片刻后，回到講席，再讀史書，吃完午飯才返回宮內。朱翊鈞自即位到張居正去世后，整整堅持了10年時間，做到了勤學，也取得了明顯的學習效果。關于早朝這一儀式，根據大學士張居正的安排，朱翊鈞即位初期采取了折中的變通辦法：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則不朝，以便年輕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攻讀圣賢經傳。
太岳輔政
朱翊鈞在位的前十年中，內閣首輔張居正輔政，在朱翊鈞的支持下，張居正推行新政，實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這既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經濟關系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在張居正的主張下，朱翊鈞推行考成法，提高官員的辦事效率，使每件公事都落到實處，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朱翊鈞還提高了選拔提學官的要求，采納了張居正提出的選用提學官和整頓學校的提議。朱翊鈞還在福建省實行清丈土地，并逐漸推及到全國，之后他將一條鞭法推廣到全國。在張居正的主張下，朱翊鈞整飭[chì]邊防，任用戚繼光駐扎薊門（今北京），李成梁駐守遼東（今遼寧省）。朱翊鈞還起用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并治運河。
為了準備萬歷六年（公元1578年）的朱翊鈞大婚，宮內自萬歷四年（公元1576年）六月便援引舊例要求戶部采買金珠寶石。這一階段，張居正抑制宮廷財政并非沒有建樹，只是與宮內消費的擴大相形見絀[chù]。只是傳取減少、織造減半、暫停織造袍服。朱翊鈞大婚，織造于歲辦外加九萬余，完工之后旋即增加，預算用銀四五十萬，財政難以負擔，再加上東南水災，加派已是虐民之舉。朱翊鈞只得同意減半織造，費用由戶、工二部承擔而不行加派。張居正不得不在滿足宮廷消費與減輕百姓負擔中尋求平衡，不得不犧牲政府財政來滿足宮廷需索。其病亡之前，工科都給事中李廷儀諫阻織造急缺緞匹的奏疏總結了其執政期間的織造總數，內織染局四年5800余匹，八、九兩年13萬余匹，內承運庫三、四兩年126000余匹，七年36400余匹，新派107495匹，預算銀150萬。
清算馮張
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去世，朱翊鈞親政。為了樹立威嚴，不再允許大學士掌握大權的現象繼續存在，加上馮、張二人以前對他約束太嚴，使他時存反感。于是著手清算馮張，朱翊鈞決定先打擊內廷勢力極大的大太監馮保，馮保在朱翊鈞小的時候，對朱翊鈞的態度是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如果說，在張居正擔任首輔期間，朱翊鈞由于年齡偏小，但此時朱翊鈞已經20歲，忍受不了這種狀況。這時，張居正已死，馮保勢孤，朱翊鈞起而發難。馮保在張居正死后，依然肆橫如故。太監張鯨，平時與馮保爭奪朱翊鈞的寵幸，于是謀劃讓馮保下獄，其好友張誠，向來被馮保所厭惡。兩人向朱翊鈞陳述馮保的罪惡，并揭發馮保與張居正交結罪狀，請令馮保閑住。朱翊鈞聽到有人彈劾[hé]馮保，恰好這時御史首劾馮保的同黨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于是朱翊鈞下詔將徐爵下獄，死罪。之后，御史李植又參馮保“當誅十二罪”。朱翊鈞以“馮保欺君國，罪惡深重”，罷去了馮保東廠提督的職位，將其押到南京軟禁，抄沒了他的家產。
已經死去的張居正繼馮保之后，也時常受到群臣日甚一日的攻擊。萬歷初的十年中，張居正是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他擅用職權，甚至連當時由于年齡偏小而名居最高統治者之位、實無最高統治者之權的朱翊鈞也時常遭受他的訓斥。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史楊四知論張居正十四罪，說張居正欺君蔽主，窮奢極欲，萬歷十一年(公元1583年)三月，朱翊鈞看了有關獄詞后又奪張居正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斥其子錦衣衛指揮張簡修為民。同年八月，再追奪張居正之謚。九月，御史羊可立奏言已故大學士張居正隱占廢遼府第土地，請求朱翊鈞嚴行查勘。之后遼莊王府次妃王氏復上疏訟冤，朱翊鈞乘機命司禮張誠及侍郎丘概偕錦衣指揮、給事中，前往湖廣荊州抄張居正的家。張誠等將至，荊州市守令先錄張家人口，禁錮張居正家門，其子女多遁避空室中，等到把門打開。餓死者已十余口。張誠等盡搜張居正諸子兄弟藏得的黃金萬兩，白金十余萬兩。張居正之長子禮部主事張敬修不勝刑，自縊而死。后經多人說情，朱翊鈞才下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用來贍養張居正的母親。此后言官一直攻張居正不停止。朱翊鈞在萬歷十二年（公元1584年）八月終于盡削張居正之官秩，剝奪了張居正的謚號，抄沒其家，盡削張居正之官，將張居正之罪狀告示天下，還把張居正的尸體從棺材里挖出來暴曬，流放其后代。
萬歷中興
朱翊鈞打擊完馮保、張居正以后，內閣權力和地位大大降低，朝政的最后決定權掌握在了朱翊鈞的手中。朱翊鈞在親政的前幾年里，勵精圖治。萬歷十三年（公元1585年），朱翊鈞在視朝以后，在平臺召見了輔臣，與他們商討政務，關心民事，如禮部陳言曾說朱翊鈞：“愛民之念，靡日不切。勤民之詔，無歲不下。”他重視生產，曾委派徐貞明開發京畿[jī]附近水田。還選拔了一些有才能的文臣武將，敢于接受百官的批評。朱翊鈞即位至親政初年這一階段政治相對清明節、國力恢復，史稱“萬歷中興”。
國本之爭
萬歷十四年（公元1586年），朱翊鈞不喜歡妃子王氏，寵愛鄭貴妃，由此不喜歡王氏所生的兒子即皇長子朱常洛，他有意廢長立幼，立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朱常洵[xún]為太子，群臣耳聞目睹朱翊鈞有意廢長立幼，紛紛上疏，要求冊立常洛為太子、福王常就藩等，與朱翊鈞、鄭貴妃進行了長期斗爭，李太后亦加入其中，這就是“爭國本”事件，這場國本之爭曠日持久，大學士申時行等首先上疏，要求冊立太子，揭開了“國本”之爭的序幕，但朱翊鈞對建言諸臣進行了處罰，將奏疏留中，設置圈套使群臣就范，將冊立之日延后。萬歷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二月，到了朱翊鈞許諾的冊立太子之期，朱翊鈞依舊推脫。萬歷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八月，大學士沈一貫上疏，以《詩·既醉》等諷諭，催請冊立。朱翊鈞心動，令禮部準備冊立。十月十五日，皇太子朱常洛冊立禮舉行，同時冊封朱常洵為福王。不久，皇太子冠、婚禮相繼舉行。萬歷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三月，福王常洵就國，時皇長孫朱由校（常洛長子）也已九歲，朱翊鈞等廢長立幼的可能性不復存在，沸沸揚揚近三十年的“國本”之爭至此告終。萬歷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鄭貴妃宮中太監龐保、劉成以土地為誘餌，指使無知之人張差持梃[tǐng]打入慈慶宮，企圖打死太子。案發后，由于朱翊鈞庇護，未追究龐、劉主使，僅以鄭貴妃乞哀太子和殺張差、偷偷殺掉龐、劉了結。這就是明末三大案的“梃擊案”。爭國本事件促成了朱翊鈞的怠政，引發了明末廷臣黨爭攻訐[jié]，朱翊鈞怠于政事，對廷臣的爭訟攻訐聽之任之，加劇了黨爭，朱翊鈞由于長時間不立皇長子，沒有培養其子朱常洛及其孫由校處理政事的能力，帶來了朱由校朱由校的庸懦和宦官魏忠賢的專權。
長期怠政
萬歷十四年（公元1586年），朱翊鈞連日免朝，自此以后怠政現象屢有發生。他不肯上朝，不肯面見大學士，不肯召見大臣商討國事，不親自祭祀太廟，不批閱大臣的奏章等。朱翊鈞確確實實很少上朝，當時朱翊鈞面見大臣的方式有元旦朝賀、常朝以及專門接見大學士等形式。在常朝方面，萬歷十六年（公元1588年）三月，已有多從傳免的記載。萬歷十七年（公元1589年）三月，由于久不視朝，大學士申時行建議，將升授官于視朝時面見皇帝謝恩的制度，改為如免朝三次，即可不必等候，僅具疏奏黑蚱事。這一改變，既方便了等候面見皇帝而不得的官吏，也使朱翊鈞減輕了不上朝而面臨的壓力。朱翊鈞當即予以批準，而其上朝議事之舉，從此也便更少。禮部主事盧洪春曾上奏指出朱翊鈞沒日沒夜的縱欲取樂，但朱翊鈞不為所動。朱翊鈞親政后，官吏的任免處于半停頓狀態之中，在職的官吏不能正常升遷，空缺的職位不能及時得到補充，一方面是“人滯于官”，另方面是“官曹空虛”。由于行政機構大量缺官，許多政務擱置不辦，往來使臣無人接待，軍餉無人解運，刑部不斷獄，監獄都長滿了青草。官員議政與行政的積極性受到極大的傷害，有的干脆杜門不出，或者棄職回家。
軍事活動
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西北寧夏致仕副總兵官哱拜[bā bài]舉兵叛亂。朱翊鈞幾次派兵鎮壓都沒成功，最后派名將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松為總兵，葉夢熊為總督，率軍平叛。二將派人決黃河水灌寧夏城，城外積滿了水，被沖開一個口子，李如松乘勢下令攻城，一舉平息了哱拜之亂。五月，日本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后派兵侵略朝鮮，朱翊鈞派李如松帶兵四萬援朝，取得平壤之戰，日本由于豐臣秀吉病亡后撤兵朝鮮，援朝戰爭歷時七年，由中朝聯軍獲得勝利告終。此前在萬歷十七年（公元1589年）西南發生了播州區（今貴州遵義地區）播州之役，朱翊鈞派都御史李化龍進剿楊應龍，歷時十一年平定叛亂。這三大戰役史稱“萬歷三大征”。西征、東征、南征，共十多年，士兵傷亡數十萬，耗費軍餉千萬，百姓們流離失所，不堪重負。但這三場大戰鞏固了明朝的領土，維護了明朝在東亞的天朝地位。
雖然萬歷三大征取得了勝利，但掩蓋不了朱翊鈞在位期間軍隊腐朽的情況，他在位期間，軍隊將官虛報戰功現象十分嚴重，軍官受賄、冒領糧餉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士兵們遭受著非人的待遇，當時軍官對士兵恣意剝削，有視如仇敵之說。其剝削的手法很多，諸如克扣軍餉、侵占屯田、差遣役使等皆是，其中擅自差遣役使為害尤大。京營和邊軍戰斗力低下，由于軍官冒領軍餉，使得軍餉的開支日益龐大，國庫進一步空虛。
財政困難
朱翊鈞的大肆揮霍，官吏的貪污盛行，加之軍費的日益增加等，不能不造成國家財政支出越來越多，而礦監稅使之侵吞正常稅收、官吏之不能盡職盡責、加之水旱災害等的影響，又使得國家的財政收入受到很大妨礙。朱翊鈞當政時期的財政狀況日益惡化成為基本趨勢，張居正改革后形成的財政綽有剩余的局面一去而不復返。但朱翊鈞不為所動，自己對于金錢十分渴求，到處搜刮。萬歷十七年(公元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評事于仁進疏批評朱翊鈞，其中之一即為“貪財”。朱翊鈞問內帑[tǎng]索要金銀，變內帑的金錢為自己的的私財，使本就不夠國家支出的國庫更加拮據。萬歷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三月，一場大火將乾清、坤寧二宮燒毀殆盡，朱翊鈞乘機以修繕宮殿為名，向地方派出了大量的礦監稅使，到各地開礦稅，大肆搜羅錢財，讓礦監稅使將開礦或抽稅的所得，進獻給自己。
黨爭亂國
國本之爭使明末大臣間的矛盾擴大，加劇了黨爭，也為他們進一步攻訐提供了論題。大約自萬歷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前后，朝臣中以顧憲成為首形成的東林黨和以沈一貫追隨者形成的宣、昆、齊、楚、浙等黨爭進一步激化，還有越來越多的被罷免的官更卷進來，這是當時雙方斗爭較以前更為激烈的一個反映。兩派形成后，相互間以空前激烈程度進行了一系列斗爭，其中重要的有王元翰案、淮撫李三才之爭、辛亥京察、荊熊相爭。經過萬歷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京官考察，東林黨人被排斥殆盡，所剩無幾，逐漸退出朝堂。
吏治腐敗
朱翊鈞怠政，黨爭不斷，使得朱翊鈞當政時期的官吏，其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升遷，因而著急想升遷的官員，都是沽名釣譽、拉攏關系、尋找靠山，至于應當完成的職責，反而對之極為消極。當時官吏貪污的對象極多，諸如賑饑銀兩、工程用銀、贓贖銀等等皆在貪污之列，關于貪污贓贖銀的記載，數量很多。官吏受賄也是常見的現象，并且受賄的數字有時甚大。萬歷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五月，兩準巡鹽御史徐芳被人彈劾納賄，贓款私計數十萬。科舉考試是當時選用人才的主要途徑，能否正常進行對王朝的影響甚大，而在這里行賄受賄的現象同樣十分嚴重。通過貪污和受賄，官吏們積蓄下許多財富，不少人成為暴發戶，朱翊鈞傳帑索金加上官吏貪污腐敗，使得明朝國庫更加空虛。
遼東慘敗
當朱翊鈞和各級官員不斷搜刮民脂民膏，吏治腐敗之時，遼東女真崛起，不斷出兵進犯遼東。萬歷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努爾哈赤建立后金，并于萬歷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攻占撫順市，挑起后金與明之間的戰爭。朱翊鈞以兵部侍郎楊鎬曾任遼東巡撫，熟悉遼東務事，于是任他為遼東經略，命其攻打后金，消除遼東大患，此即薩爾滸之戰。但明軍派出的四路大軍，有三路潰敗，明軍在遼東更加被動。并且遼東戰爭每年約需耗費軍餉四百多萬兩，朱翊鈞為了應付軍餉，自萬歷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增收全國農業稅，這就是遼餉，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自此開始。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后金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中擊敗明軍，使得明朝在遼東逐漸轉為被動。
病重去世
萬歷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鈞不加節制，縱欲無度，加上遼東大敗，國內矛盾重重，思緒萬千，逐漸病重，萬歷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鈞病死于弘德殿，享年五十八歲，廟號神宗，謚號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遺詔由皇太子朱常洛嗣位。十月初三，在"壽宮"下葬，名曰定陵。
為政舉措
政治
推行考成法
朱翊鈞為了提高官員們的辦事效率，采納張居正的主張推行考成法。考成法，是一種官員考核制度，由張居正在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提出，并推廣到全國。此法規定六部和督察院把各級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底，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內閣。由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每完成一件登記一件，反之必須如實申報，否則論罪處罰。六科也可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行情況，違者限事例進行議處，最后內閣也可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改變了以往主要靠吏部考評官員的方法。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朱翊鈞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以內閣監控六科，六科監控部院，部院監控地方撫按，最后使部權盡歸內閣。對當時無視法紀，上下因循茍且、遇事推諉的腐敗官場作風，進行了整頓，官員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對那些疲軟無能的冗官，大加裁汰立限考事，讓每件公事都能夠行之有效，形成了一套從內閣到地方官逐層層督查的考核制度。
清算張馮
萬歷初的十年中，張居正身為內閣首輔，權勢滔天，他擅用職權，與內廷太監馮保一致行動，內外相結。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張居正死后，遭到朱翊鈞的抄家和剖棺戮尸，子孫被發配，僅留一空宅。馮保在張居正死后，仍然蠻橫無度。張居正死后半年，朱翊鈞將馮保發往南京閑住，其弟侄馮佑等，都革職發原籍為民。這使得內閣地位大大降低，朱翊鈞收回了權力。
選賢任能
選賢任能方面，朱翊鈞親政前的十年推行了張居正的考成法。親政后的朱翊鈞在萬歷十二年（公元1584年）廢除了張居正主政時期的措施，在用人上多次拒絕了臣子們論資排輩的提議，吏部當時要提升鄭洛出任協理京營戎政，同時將四川省巡撫孫光裕調往南京擔任大理寺卿。鄭洛是有政績的，而孫光裕是按資排輩提拔的。孫光裕雖也被提拔，朱翊鈞明確和臣子們表示以后要根據才能舉薦人才。萬歷十三年(1585年)九月，臣子們建議統兵將帥由朝廷大臣舉薦，但朱翊鈞卻認為將才難尋，如果推薦的是沒有實戰經驗的將領，無法領兵打仗。所以朱翊鈞拒絕了廷臣薦舉提議，而是讓地方便宜行事，讓地方總督和撫按選拔將領。
經濟
修繕水利
朱翊鈞起用潘季馴治理費河、淮河，并治運河。張居正起用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淮河，并兼治運河。潘季馴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則，很快取得了預料的效果，黃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達北京。
清丈土地
清丈田畝又稱“清丈田糧”，朱元璋時期那次大清丈，與“賦役黃冊”相配套，編造了“魚鱗圖冊”，為明代田賦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到了明中期，魚鱗病圖冊已經不能準確反應土地情況，賦役征派也逐漸失準。為了糾正田制混亂，朱翊鈞開始了繼洪武朝之后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土地大清丈。同明代其他重要經濟改革一樣，這次土地清丈也是從東南沿海地區開始，萬歷六年（公元1578年）十一月，朱翊鈞下詔在福建試點，目的是改變有田者不交納稅糧、無田者苦于賠納的怪現象，使土地與稅糧掛鉤。由于朱翊鈞支持，張居正的輔佐，清丈土地很順利。于是朱翊鈞與張居正立即將清丈推廣到全國。戶部接旨后，就清丈范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于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十二月，各省的清丈土地工作基本完成，綜合整治了明代田制與賦制，效果明顯。清查出了大量隱匿的土地，減輕了百姓的負擔，擴大了賦稅增收面，增加了國庫收入。
一條鞭法
萬歷九年（公元1581年），朱翊鈞在張居正的建議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一條鞭法，對明代賦役制度作了全面改革。一條鞭法的基本內容是賦役合征，按畝攤役，州縣統籌。就是以州縣為單位，將原來以各種方式分別征收的田賦、徭役和其他雜稅合并在一起，按土地計算，折收白銀，改變了歷代賦與役平行的舊制，減少了稅目，簡化了手續，擴大了征收范圍與征收貨幣的比重，松馳了對丁口的控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徭役負擔，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明朝戶部外庫新增白銀余萬兩，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減弱，大量的農民涌入了城市，明末市鎮得到了發展。
加派遼餉
萬歷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由于遼東的軍事需要，朱翊鈞開始在全國征收軍餉，即為遼餉。萬歷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平均每畝土地加增遼餉銀九厘，計收五百二十余萬兩。遼餉加派加重了百姓的賦稅負擔，使更多的農民失去了土地，成為流民、饑民。
軍事
整飭邊防
朱翊鈞在大同等地邊外關設立馬市，允許內地商人去邊關貿易，加強漢族與蒙古族間的經濟往來。將戚繼光調往薊門鎮守，李成梁駐兵遼東，加強東北地區邊防力量。在廣東省，命令任殷正茂和凌云翼為兩廣明朝軍事提督。
援朝抗倭
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四月，統一日本后的豐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鮮，挑戰以明朝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力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新秩序。朱翊鈞在援朝御倭戰爭的初期階段是堅定主戰的，其任命的宋應昌、李如松等將領指揮得當，取得平壤之戰。朱翊鈞為救援朝鮮，先后兩次出兵，戰爭在和戰交織中歷時七年，方以日本的失敗而告終。最終維系了以明王朝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
平定哱拜
哱拜，原是蒙古韃[dá]人。嘉靖時，韃靼上層集團發生矛盾哱拜父兄皆被殺，哱拜伏水草中免于一死，投向明朝的邊將鄭印。由于他驍勇屢立戰功，逐步被提升為參將，獨自統率一軍。萬歷十七年(公元1589年)哱拜年老，明朝政府提升其為副總兵致仕，職位由其子承恩承襲，哱拜雖然致仕，但致仕期間一直訓練私兵，意欲割據寧夏回族自治區地區。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時任明朝副總兵的哱拜和他的兒子指揮使哱承恩在寧夏銀川反叛，朱翊鈞立即派兵平叛，任命葉夢熊為總督，葉夢熊決河堤灌城寧夏，使得城外水深八九尺。破城后，葉夢熊殘酷地屠殺降人，這次哮拜的叛亂和平定，百姓的生命財產遭到極大損害。
平定播州
播州宣慰司轄有兩個安撫司，六個長官司等，地域廣袤，有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襲各級土司。這七姓大部分是楊氏的姻親或者其他地區的土酋進來播州的。如楊應龍(隆慶五年襲為播州宣慰使)祖父楊相的嫡妻就是張姓。楊應龍剛襲任宣慰使的時候，對于其他少數民族人民的反抗，他協助明政府一起鎮壓，并向明朝進獻當地特產，獲得了明朝政府的信任，被授予了都指揮使的官銜。隨著他在播州的地位越來越高，楊應龍逐漸增長了驕橫之心，開始輕視漢法，對明廷逐漸有了反抗心理。萬歷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播州土司楊應龍起兵反叛，大敗貴州省巡撫江東之所率的明軍，殺都指揮使楊國柱。朱翊鈞聞訊大驚，派都御史李化龍進剿楊應龍。萬歷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六月，楊應龍率軍攻陷江（今重慶市）。綦江區是四川省東部的重要軍鎮，是重慶南邊的門戶。朱翊鈞聽到綦江失守，十分震驚，削奪了四川巡撫譚希思等人的官職。進一步提高了總督李化龍的軍權，讓他全力討賊。次年五月，明軍對遵義海龍囤（遵義市匯川區高坪鎮海龍屯村）發起總攻，楊應龍自殺，播州之亂平定。播州被改土歸流，由明政府直接管理。
用兵遼東
遼東女真努爾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權后，野心也隨之增大，開始窺視中原，為了向內地掠奪和擴張，便將進攻矛頭指向明朝政權。萬歷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努爾哈赤宣稱與明廷有“七大恨”，起兵攻打遼東，劫掠人畜30萬而歸。朱翊鈞急忙在全國加派“遼餉”，派楊鎬為遼東經略，調集各地官兵8萬余人，于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分四路進攻赫圖阿拉故城（今撫順市）。但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渾河南岸）之戰中擊潰了明軍，使得明朝在軍事上轉入了被動和防御。
文化
嚴格選士
在明代，“科舉必由學校”。為了培養優秀人才，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朱翊鈞嚴格要求吏部選用地方科舉官。次年三月，張居正進呈《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提出選用提學官和整頓學校的十八條方案，相關措施隨后被采納，讓地方各級官僚遵守相關規定，并大量削減府、州、縣學的生額。
接納教士
明朝后期在耶穌會士來華傳教期間，中西文化交流比以往更為活躍和頻繁。利瑪竇等耶穌會士明白傳教要，取得明神宗朱翊鈞的允許。萬歷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正月利瑪竇和西班牙教士龐迪我抵達北京，明神宗朱翊鈞在便殿召見了他們。利瑪竇進贈朱翊鈞雅威、圣母像和珍珠鑲嵌的一座十字架，萬國圖志一冊等。利瑪竇等得到了明神宗朱翊鈞的歡心，被允許在宣武門內居住。這使得耶穌會士傳教更加容易。
宗室
賞賜潞王
朱翊鈞對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關懷備至。在他繼位之初，他就對潞王的就藩問題十分重視。朱翊鈞為潞王朱翊镠首選的是富庶的湖廣地區，但是潞王朱翊镠卻以離京城太遠為由，一再拒絕就藩。潞王希望到河南衛輝府（今河南新鄉）就藩，朱翊鈞遂批準建造潞王府。朱翊鈞還曾賞賜他大量的蕪湖青布、京店紙貨、徽州茶葉、太湖皂礬等供其經營圖利。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為了準備朱翊鈞同母弟潞王朱翊镠的婚禮，內監款開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兩，青紅寶石八千七百塊，各樣珍珠八萬五千余顆，珊瑚珍珠二萬四千八百余顆。戶部官員認為太多，要求裁減，朱翊鈞不從。這次婚禮開支達八萬八千多兩銀子，比萬歷六年（公元1578年）朱翊鈞本人婚禮費七萬還多。萬歷十一年（公元1583年），朱翊鈞下詔，賜給朱翊镠食鹽一千引，并由兩淮運司解府應用，這使得潞王對中央更加索取無度。
外交
俄國
據俄國使節伊凡·彼特林的《見聞錄》記載，他在萬歷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到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出使中國時，萬歷皇帝沒有接見他們，但明朝政府仍舊熱忱的接待了他們并允許他們在中國進行貿易。帶回中國地圖一幅，中國大明皇帝致俄國沙皇國書一封。在十九世紀以前，國外學者一般認為，這封國書就是朱翊鈞萬歷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9月1日至4日之間《中國神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的國書》，而且對這封國書的真實性未提出過疑義。直到本世紀初，學者們始對這封國書的真偽才提出了異議。比如德國學者喬治·亨寧認為彼特林所帶幾封信都是在莫斯科偽造的，這是西方學者否定這封國書真實性的最早論證。俄羅斯學者柳比莫夫的結論是這兩封國書的真實性不可能證明。現在還找不到這兩封國書的漢文原件，顯然，這位俄國學者對這兩封國書的真實性采取保留態度。蘇聯學者德米多娃肯定了朱翊鈞國書的真實性，并對修書日期作了考證。這位學者認為，彼特林一行是到過北京的，在此逗留四日，然后攜帶朱翊鈞國書回國，從此這封國書的真實性成為定論，未見其他學者再對這封國書提出疑義。
日本
德川家康即位后（公元1603年-公元1616年在位）改變了豐臣秀吉的對外侵略政策，對外采取積極友好政策，致力于恢復與明朝的關系，尋求在政治上與明朝建立冊封關系，在經濟上恢復對明勘合貿易，從政治和經濟上回歸以明朝為盟主的天朝朝貢體系。為此，江戶幕府采取了三條途徑：第一是通過送還明朝被虜人直接與明朝交涉，通過明朝商人致書明朝政府謀求恢復與明朝外交關系，第二是以琉球王國為中介謀求恢復與明的外交關系，第三是假道朝鮮朝貢明朝。萬歷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4月24日，明朝駐朝鮮總督頒布《諭倭酋檄》，全面闡述了明朝對日政策，朱翊鈞的明政府肯定了日本送還明朝人質的示誠舉動，但是由于延續七年的侵略戰爭，明朝不能輕信日本，于是禁止日本再遣使者。繼續明朝對日本一貫的禁與防政策，但需注意的是，該檄文與萬歷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閏4月朱翊鈞的平倭詔書將日本歸入“元惡”一類，不屬于明朝“普欲包荒”的范圍不同，明確指出日本“亦我天地覆載赤子也”，如果日本誠心悔悟，恪[kè]守境土，不再侵略，將會像朝鮮一樣被明朝接納為朝貢體系的完全成員。由此可見，在日本接二連三地送還明朝人質的和平舉動推動下，明朝對日態度趨向緩和。
宗藩
朝鮮
明代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后，破壞了朝鮮的經濟發展，為了經濟的發展，恢復民生，朝鮮皇帝主動向明朝提出了開設“中江關市”的要求。朱翊鈞答應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中江關市的開設要求，使得朝鮮經濟的發展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復，但在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弊端，在朝鮮政府的一再堅持下，中江關市最終于明萬歷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關閉。
琉球
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十一月乙巳（二十三日），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永王派人到明上表，請求批準其承襲王位，朱翊鈞令禮部轉行福建省地方官核實后上報：“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永，差陪臣，表箋朝貢，請襲封王爵。下禮部，行福建鎮巡等官，查勘具奏。”十二月甲子（十八日），朱翊鈞賞賜琉球國使臣大量禮物：“賞琉球國差官表里、綿布，并給蘇木價值生絹。”戊辰（二十二日），朱翊鈞派禮部侍郎設宴款待琉球國貢使：“命侍郎汪鏜，宴待琉球國進貢陪臣。”癸酉（二十七日），禮部請求朝廷按例賞賜送還被劫去明人的琉球國世子及相關使臣：“禮部覆奏：琉球世子呈送被虜人民，請照例賞。上以尚永世敦忠誠，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里，降敕獎勵。仍賞其使臣銀幣有差。”辛酉（二十一日），琉球國中山王世子派使臣十八人入貢，并慶賀朱翊鈞登基即位，得到明廷大量賞賜：“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永王，遣王舅馬中叟、長史鄭佑等一十八名，赍表文方物，慶賀皇上登極，并進貢。賜晏及彩段等物有差。
人物評價
總評
后人普遍對朱翊鈞持有負面評價，認為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與朱翊鈞脫不了關系，皇帝怠政庸懦，廷臣黨爭攻訐，宦官竊柄專權，政治極端黑暗腐朽，封建統治岌[jí]岌可危。追根溯源，當時政治的不可收拾在很大程度上都與發生在朱翊鈞在位期間的“國本”之爭有關。朱翊鈞不培養朱常洛及其孫朱由校處理政事的能力，帶來了天啟皇帝朱由校庸懦無能和宦官魏忠賢的專權。總之，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后近三十年萬事不理。故清朝愛新覺羅·颙琰稱明之亡，不亡于崇禎[chóng zhēn]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天啟之愚昧。
各代評價
當時出使明朝的朝鮮使臣李恒福評價朱翊鈞的縱情聲色，貪心享受，奢靡浪費。他說到：“窮極侈靡，以龍腦沉檀屑雜以椒末涂屋壁，又督珠市，盡納其珠，擇其大顆，絡為障子。又遣太監采珠于外，南方貢以珠，其重四兩，天下所貢無于此。此外大者不過三四錢，取之不遺余力，長安市上冰片。”
《明史》的作者、清朝張廷玉分析明朝滅亡的原因時認為明朝滅亡朱翊鈞應負主要責任，他說：“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中國通史》作者、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白壽彝認為他并非完全的昏君，在前十年中是勵精圖治的，到了后期才逐漸懶惰，但他也和張廷玉看法一樣，認為朱翊鈞是明朝滅亡的主要推動者。他認為：“在這個歷史的大變動中，由于幾千年中國封建制度的頑癥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歷史進程。”
中國近代清史學家，《明史講義》作者孟森認為明朝滅亡的征兆在萬歷年間更加明顯，他說：“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萬歷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萬歷而定。”
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在其著作中認為朱翊鈞在清算馮張以后便開始沉迷溫柔鄉，怠于政事。他說：“神宗親政以后，獨攬大權，怠于政事而耽于享樂，日益揮霍侈靡，不知遏止。”
《明史》作者、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南炳文先生認為朱翊鈞是明后期獨掌大權的皇帝，也是由于他的獨掌大權影響了明朝的政局。他認為：“明神宗緊緊掌握國家大權，但他卻是個喜歡安逸、貪婪無比、任性使氣、愛弄權術的人，這便嚴重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政治狀況，使之混亂不堪，以致埋伏了明朝中央政府崩潰的危機。”
河南大學教授、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朱紹侯認為趙頊親政以后的局面使得張居正之前的改革化為虛有，矛盾加深，他說：“張居正一死，神宗親政，明朝政治愈趨敗壞。其深居簡出，不理政事，縱情聲色，恣意揮霍，使得明朝各種社會矛盾更加激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人員許文繼在《正說明朝十六帝》認為朱翊鈞的一生是從勤到惰的過程，他說：“神宗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統治最久的皇帝。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0歲到20歲，他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權威，凡事依大學士張居正而行；20歲以后，他開始親政，有一段時間勤于政務；后期怠于政事，酒色財氣，醉生夢死。”
原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國明史學會顧問陳梧桐認為朱翊鈞的私欲和貪財索取造成了明朝國庫空虛，他說：“萬歷中后期，卻是‘環視庫房，一空如洗’，邊鎮餉銀‘逾時歷年不能給發’，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造成這種狀況的總根源，在于明神宗的‘酒、色、財、氣’四病。為滿足自己的私欲，他肥了皇室，卻掏空國庫、榨干百姓，從而埋下明朝覆亡的禍根。”
人物陵墓
明定陵為明神宗朱翊鈞與孝端顯皇后、孝靖皇后王氏的合葬陵墓，位于北京昌平天壽山陵域大峪山東麓。朱翊鈞在自己20歲時便開始為自己籌建“壽宮”，甚至在一年中卜選了11處陵址，可見其對于自己陵墓的重視程度非常高。定陵建筑規模宏大壯觀，其建筑規制模仿他的祖父明世宗朱厚熜[zhū hòu cōng]的永陵建立的，一些建筑甚至比永陵更精美。朱翊鈞如此重視修建陵墓，是想通過陵墓建筑顯示自己作為皇帝至高無上的皇權獨尊地位。
定陵始建于明萬歷十二年（公元1584年）十一月，定國公徐文壁、大學士申時行為工程總指揮。兵部尚書張學顏、工部尚書楊兆總督工程。參加營建的工匠軍夫每日達二三萬人。萬歷十八年（1590年）六月地面建筑完工，用時6年，占地約180000㎡，耗銀800萬兩。
定陵地面的建筑布局是前面是正方形，后面是圓形，神道、地上、地下及附屬建筑構成了主體建筑。神路和橋現在都廢棄了。近陵處有三座單孔石橋，現保存良好。橋后的碑亭，亭內豎立一通無字碑。清初的時候亭毀于戰亂，石碑保存完好。據《帝陵圖說》記載，定陵的第一道門原有三道朱門，兩側還有神廚、神庫各5間。現今陵門、朱門、神廚、神庫都已經不存在了。定陵第二道門就是現在的陵門，保存完好。進入陵門為第一進院落，迎面為祾[líng]恩門。清初毀，乾隆年間重修，后又毀，現僅存遺址。其左右各設有隨墻式掖[yè]門一道，至今尚存。過祾恩門進入第二進院落，正中為祾恩殿。清初毀，乾隆年間重修，后又毀，現僅存遺址。其左右亦各設隨墻式掖門一道，至今尚存。祾恩殿后為第三進院落，建有欞[líng]星門、石五供，至今尚存。
1956年5月，經國務院的批準后，中國考古學家開始了對定陵的地下宮殿的試掘，一年以后，試掘成功。定陵地下宮殿由前、中、后、左、右五座高大的殿室組成，總面積約119平方米。經過挖掘，定陵地宮出土文物3000余件，種類比較多，工藝精美，其中的金冠、鳳冠、袞[gǔn]服、三彩瓷爐及瓷觚[gū]、青花梅瓶、鑲貓睛石金帶飾等都是珍貴的文物精品。定陵地下宮殿是明十三陵中唯一一座被發掘的帝王陵寢。1959年在原址建立定陵博物館，并正式對外開放。
家族成員
長輩
兄弟
后妃
兒子
人物爭議
怠政爭議
朱翊鈞怠政的現象，最早發生在萬歷十四年（公元1586年）秋末冬初。這年九月十六日以后，朱翊鈞連日免朝。同月二十八日，朱翊鈞諭內閣:“朕前御門，已于卯初起，一時頭暈眼黑，力乏不興，已諭暫免朝講數日，靜攝服藥。茲當孟冬時享太廟，暫遺公徐文璧恭代。”十月五日，由于禮部主事盧洪春上疏，對朱翊鈞的不親自去孟冬廟享是否真正出于有病提出懷疑，致朱翊鈞大怒下詔:“朕躬為祖宗托委、圣母(即其母親)屬倚，若有疾不慎，或貽后憂，孝乎？否乎？”將盧洪春廷杖六十，革職為民，永不敘用。這是朱翊鈞宗的第一次怠政，這次怠政，雖持續時間并不太長，但似乎可以說明朱翊鈞的身體有點體弱多病。從此之后，其怠政現象便偶有發生，而且越來越嚴重，不知朱翊鈞怠政是否與其體弱多病有關。朱翊鈞中期后雖然不上朝，但清算馮張后，畢竟將大權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內閣大不如前。所以不上朝之后并沒有發生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奸臣篡權，朝內黨爭相比前朝后朝較為緩和，朱翊鈞對于日軍攻打朝鮮、后金入侵遼東和梃擊案都下發了詔書，瀕死前還接見了朝鮮使臣，不是完全的不理政事。
藝術成就
書法
在明代皇帝中，朱翊鈞是最擅長書法的皇帝之一，小時候就會寫八分書（隸書的一種）。朱翊鈞生母慈圣皇太后就擅長寫書法，所以對朱翊鈞影響極大。同時，他在位時期的內閣首輔張居正等人給他安排的教學中，也有書法，所用影格是《大寶箴》。由于此二人的影響，使得朱翊鈞剛剛即位就經常寫大字，一些內使環立兩旁，求朱翊鈞御筆。張居正曾獲得了朱翊鈞親筆的“宅挨保沖”四字和“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
詩文
朱翊鈞詩文才華洋溢。曾寫了《勸學詩》一章，賜給了太監孫隆，在吳中刻石記錄。其內容為：“斗大黃金印，天高白玉堂。不因書萬卷，那得近君王。”現西南大學教授，中國明史學會理事陳寶良認為此詩雖然是皇家那種盛氣凌人的氣勢，但勸人勤勉學習，也是至理名言。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鄭州師范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新浪微博.2025-05-06
明神宗朱翊鈞.中國大百科全書.2025-08-26
明定陵.明十三陵.2023-01-10
熱血忠魂之獨行侍衛（2003）.豆瓣電影.2023-01-10
皇上二大爺（2006）.豆瓣電影.2023-01-10
大明王朝1566（2007）.豆瓣電影.2023-01-10
明宮謎案（2007）.豆瓣電影.2023-01-10
萬歷首輔張居正（2010）.豆瓣電影.2023-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