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黨爭指明末東林黨與宦黨、浙黨之爭。東林黨是指明朝晚期以江南文官為主、各省仕林相依附而成的一個儒家政治集團，代表人物有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等人，主要講學活動地點為東林書院，自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逐漸成形，直到天啟末年被閹黨鎮壓而消亡，共歷時約四十年。
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通常被看做明末東林黨的起點，顧憲成、趙南星和高攀龍等都于此時相繼被革職，許多參與創建東林書院和東林講學活動的士大夫，比如顧允成、史孟麟、錢一本等人，因爭國本或癸巳京察而遭貶回鄉，之后顧憲成、趙南星等人逐漸成為一股勢力，并在朝廷斗爭中嶄露頭角。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革職里居的顧憲成及弟允成與高攀龍等人同倡捐資在原址重興修復，并相繼主持其間，聚眾講學，制定《東林會約》。在講習之余，間或指陳時弊，裁量人物，銳意圖新，自稱“東林人”，引起朝野傾慕，當時海內學者都以東林為楷模，享有“天下言正學者首東林”之美譽。東林黨人先后參與朱翊鈞萬歷、朱由校天啟和思宗崇禎三朝政事，但他們沒有固定的章程和嚴密的組織，政治主張一般通過個人的活動表現出來，大致包括反對宦官專權亂政、反對皇帝派遣礦監和稅使到各地橫征暴斂、主張重視農業和工商、主張取士不分等級貴賤、要求惠商?民和減輕賦稅、加強在遼東的軍事力量以防御滿洲貴族的進攻等。明天啟五年（1625），閹黨枉法禍興，詔毀全國書院，東林首罹其難，書院被下旨全部拆毀，不許留存片瓦寸椽。東林講學等人亦被斥為“東林黨”而蒙遭迫害。
東林黨人以儒家求實思想遏制了空疏虛浮的學風，開啟了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潮，并推動了當時儒者士大夫形成自覺群體，對社會道德秩序的維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東林黨人反對以皇帝為首的當權派的胡作非為，反對王公、勛戚對土地的掠奪，反對礦監、稅使的橫征暴斂，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市民的支持擁護，客觀上雖然東林黨人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但他們的精神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政治，對于當時的士風具有提振作用，而且還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但東林黨的忠君立場，仍有一定歷史局限性。此外近代學者謝國楨認為東林黨見太深，對和東林黨意見不合的人都斥為異黨，東林人士僵化的政治思維導致發展困難，加劇了明朝晚期的派系沖突。另外，明末激烈的黨爭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形成背景
明代中葉以后，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日漸腐朽，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也持續不斷，國家財政出現困難。面對著重重的政治經濟困難，首輔張居正于朱翊鈞萬歷元年（1573年）開始進行改革，在澄清吏治、改進稅制、增辟財源、興修水利和整頓軍事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張居正專斷朝政且限制萬歷皇帝的行動。萬歷十年（1582年），明神宗在張居正去世后親政，他廢除張居正的新政措施，但此時明朝國力漸衰，朝廷政治腐敗黑暗，人民起義事件層出不窮，致使部分清醒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發出關心國事、改革弊政的呼聲。
另一方面，明中葉已經出現最早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新的市民階層人數日益增多，在經濟、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團體、學術團體，而新的市民階層選擇了書院來宣傳他們的思想和學說，由此書院講學的風氣漸盛。同時明中葉以后程朱理學衰落，王守仁所倡導的“自得、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學興起，但王陽明心學的空談之風也逐漸盛行。顧憲成的東林學派即誕生于這種背景之下，前來東林書院參加會講的人的身份不加任何限制，他們為發揚程朱理學而貶斥陽明心學的空談之風，進而提出務實濟世并關心時政，為形成政治團體而奠定基礎。
發展過程
嶄露頭角
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朱翊鈞皇帝采用閣臣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人的建議，下詔將長子常洛和另外兩個兒子常洵、常浩同時封王，而不明確皇位繼承人，以便常洵仍有機會被立為太子。但該主張被顧憲成、顧允成等許多廷臣反對，他們上奏阻止這一詔令的頒發，神宗迫于公議于同年二月收回“三王并封”之命。同年正值癸巳京察之際，主持這次考察的吏部尚書孫鑨、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達、吏部考功司郎中趙南星、文選司郎中顧憲成等人大舉裁汰內閣舉薦之人，這遭到以王錫爵為首的內閣利益集團的反彈，神宗以孫鑨等人結黨專權，過于排除異己為由對其加以打壓，最后孫鑨罰俸、趙南星降三級，癸巳京察以失敗告終。
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朝廷會推大學士（習稱閣臣），顧憲成提名的人選不為趙頊所接納，加上之前顧憲成等人主張早立皇長子為太子，并極力反對“三王并封”之論，而引起神宗皇帝的反感，于是神宗將顧憲成革職回家。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通常被看做明末東林黨的起點，因為后來東林黨的核心人物顧憲成、趙南星和高攀龍等都在萬歷二十一年前后相繼被革職，許多在之后東林書院的創建及東林講學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士大夫，比如顧允成、史孟麟、錢一本、于孔兼、張納陛、薛敷教、安希范等人，因爭國本或癸巳京察遭到貶謫，返回故鄉無錫及周邊地區。在這一階段顧憲成、趙南星等人已經形成比較一致的主張，并逐漸成為一股勢力在朝廷斗爭中嶄露頭角。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神宗皇帝開始派宦官到各地采礦和征稅，宦官濫肆搜刮致使民怨沸騰，東林黨人對神宗皇帝這一舉措表示反對，比如山西省巡撫魏允貞在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上疏斥責礦監和稅使，但遭到神宗皇帝的批評；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大學士葉向高、吏部侍郎馮琦上疏要求罷撤礦監、稅使；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鳳陽巡撫李三才也上疏痛斥礦監、稅使的危害，同時他嚴懲礦監、稅使收獲民心，但在入閣事件中遭到反對派的阻撓。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同時封朱常洵為福王，但禁止他去封地洛陽市，還以授予福王土地不足四萬頃為由將其留在宮中。內閣大學士、東林黨人葉向高上疏堅決反對，神宗皇帝迫于葉向高等人的壓力而讓弘光帝赴洛陽，將授給他的莊田削減一半。
東林書院
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等人的支持下，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原來宋人楊時講學的地方（今江蘇省無錫城東南部）重建東林書院，該書院又稱龜山書院。同年十月，顧憲成和顧允成、高攀龍、錢一本等人舉行第一次東林大會，制定《東林會約》，《東林會約》中首列孔子、顏回、曾子、孔伋、孟子為為學的要旨，次列朱熹的《白鹿洞規》，然后提出要“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據《無錫金匾縣志》記載，東林書院“每歲兩大會，月一小會，各三日，悉仿白鹿洞規。遠近名賢，同聲響應，天下學者，咸以東林為歸”。
東林書院講學比較擁護程朱學說，反對引儒入禪、不務實用的王學末流。顧憲成主張“講以講乎習之事，習以習乎講之理”，認為講習結合才能推陳出新，做到“日進而高明”，此外顧憲成還推崇“群”的作用，認為“自古未有關閉門戶獨 自做成的圣賢，自古圣賢未有離群絕類、 孤立無與的學問”。為打開東林學派的眼界，吸收當時最新的科學成果，東林書院還邀請當時提倡并致力研究西洋科學的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綺等人來書院講學。 東林學派在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加上朝廷內外正直的一派士大夫群起響應東林學派的言行，他們逐漸被政敵稱為“東林黨”。
萬歷黨爭
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東林黨人、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京察，楊時喬在京察中提出要處分大學士沈一貫的黨羽，但由于沈一貫蒙蔽欺瞞趙頊皇帝，他的黨羽錢夢皋等人受到包庇而未遭處分，但是楊時喬反被嚴旨斥責。然而東林黨人及其他朝臣一再奏劾沈一貫遍置私人，沈一貫被迫謝病不出，于次年致仕。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吏部尚書孫丕揚主持辛亥京察，將不少反東林黨的官僚列入察疏，禮部主事丁元薦揭發昆黨、宣黨罪，雖經內閣大學士葉向高多方調護，丁元薦仍因被劾而致仕，期間不少腐敗官僚也被彈劾。然而在之后的“荊熊相爭”“韓敬庚戌年科場案”等事件中，楚黨趁機逐漸得勢，孫丕揚和大學士葉向高被迫辭官。
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張差在太監劉成的帶領下進入皇城，之后張差闖進太子朱常洛所居住的慈慶宮，他趁宮門守衛松散而手執棗棍將守門打傷，最后內侍韓本用將其抓住并送交東華門指揮朱雄，梃擊案由此爆發。張差在被審訊過程中交代自己是被龐保、劉成兩個老公（太監）帶進來的，而龐保、劉成均是鄭貴妃的心腹。朝中的東林黨人和不少官員據此推斷，這是出于鄭貴妃及其兄鄭國泰的陰謀，于是堅決要求徹底追究。太子朱常洛畏懼鄭貴妃的勢力，即將張差、龐保、劉成處死，以此草草了結梃擊案。審訊此案的東林黨人王之寀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神宗竟將他削職為民。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方從哲秉政京察，齊、楚、浙等黨多居要職，東林黨人大多被革職。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朱翊鈞皇帝病死，皇太子常洛繼位，是為光宗。光宗在位僅一個月即得重病，御醫崔文升進獻泄藥，光宗服后病勢加重。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方”紅丸，但光宗服用之后卻于九月初一突然“駕崩”，事后大學士方從哲還擬旨賞賜李可灼白銀五十兩，同時光宗寵妃李康妃想藉撫育皇長子由校之名，同住乾清宮以圖謀專政，這激起東林黨人的不滿。東林黨人楊漣、惠世揚、高攀龍等先后上書，指出崔文升“素為顯肅皇后腹心”而故意用泄藥，直斥鄭貴妃包藏禍心，并指責方從哲通過內監同鄭貴妃、李選侍勾結。最終李選侍在東林黨人的壓力下遷出乾清宮，朱由校在東林黨人支持下，擺脫了鄭貴妃、李選侍的挾制，于九月初六日即位，是為熹宗，改元天啟。
天啟施政
天啟初年，東林黨人因扶立熹宗有功而頗受重用，已致仕的葉向高回朝廷重任大學士，劉一燝擔任內閣大學士，趙南星任吏部尚書，孫慎行任禮部尚書，鄒元標擔任左都御史。此外東林黨人的部分主張開始得到貫徹，除撤除礦監、稅使外，他們在北京、天津市、保定市等地興屯田，修水利，種植水稻；劉一燝還推薦熊廷弼督師遼東，以加強東北地區邊防抵御后金政權，后加入東林黨的內閣大學士孫承宗自請督師山海關區；鄒元標和馮從吾在北京宣武門內創設首善書院，不限聽講者的身份和階層；東林黨人還積極為張居正平反，鄒元標于天啟二年（1622年）上疏稱頌張居正“功不可沒”，朝廷于是決定恢復張居正的原有官銜，依禮葬祭。
東林黨人施政不久，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勢力迅速膨脹，魏忠賢靠拍馬逢迎獲得朱由校的賞識，被朱由校任命為宦官機構二十四監之首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代替皇帝批答臣下奏章，向外朝傳達皇帝的旨意，又假借皇帝名義干政弄權。之后魏忠賢又提督（掌管指揮）東廠，安排許顯純掌握錦衣衛，還在宮中建立了一支由萬余名宦官組成的武裝。此外魏忠賢在內閣、六部和外地的總督、巡撫中遍植死黨，反東林各黨的許多官員紛紛投靠魏忠賢，以魏為首的宦官與反東林各黨結合成政治集團，被東林黨人稱為閹黨。東林黨人反閹黨的斗爭，起初限于彈劾追隨魏忠賢的閣臣及其爪牙，忠告朱由校不要受左右宦官的蒙蔽，但被魏忠賢等人排擠。
閹黨鎮壓
天啟二年（1622年），在魏忠賢等人的策劃下，大學士劉一燝、禮部尚書孫慎行、左都御史鄒元標和副都御史馮從吾等人被迫辭官。天啟三年（1623年），首輔葉向高、吏部尚書張問達、都御史趙南星等東林黨人主持京察，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等閹黨人士被辭官。天啟四年（1624年），魏忠賢逮捕由葉向高提拔為內閣中書的汪文言下詔獄，汪文言在東林黨人黃尊素的打點下僅受廷杖就被釋放，三月黃尊素在奏疏中揭責魏忠賢和客氏禍國，魏忠賢得知后欲對其處以廷杖，幸被韓爌力救改為奪俸一年。同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奏《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揭露魏忠賢違反宦官禁律干預政治，之后東林黨人李應升、魏大中、袁化中等人在內的朝臣，以及國子監師生千余人，也紛紛上疏彈劾魏忠賢。
天啟四年（1624年）七月，魏忠賢為報復東林黨，將其中的刑部郎中萬燝廷杖致死，不久大學士葉向高被迫辭官。同年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要求懲辦犯貪贓罪的御史崔呈秀，崔呈秀向魏忠賢求救并被魏忠賢收為養子，魏忠賢假傳圣旨斥責高、趙兩人“朋謀結黨”，他們二人被迫辭官回籍。十一月，魏忠賢又捏造罪名，逼迫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和首輔韓爌辭官。此外他還編造《縉紳便覽》《東林天鑒錄》《東林同志錄》《東林點將錄》等打擊東林黨人，比如《點將錄》仿照小說《水滸傳》，列入一百零八名東林黨人，包括李靖李三才等。
天啟五年（1625年）三月，許顯純嚴刑拷打已投入獄中的東林黨人汪文言，逼他誣陷楊漣、左光斗等人在“封疆案"中接受熊廷弼的賄賂，但汪文言寧死不肯而遭毒殺。許顯純害死汪文言后又捏造汪的供詞，誣陷楊漣等六人受賄，于是魏忠賢矯詔下旨逮捕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東林六君子遭受酷刑而死于獄中，受牽連的趙南星等十五人被魏忠賢削籍為民。同年十二月，魏忠賢矯詔將東林黨人及同情者的姓名榜示全國，生者削職為民，死者追奪官爵，同時下詔拆毀北京的首善書院、無錫的東林書院，剝奪東林黨人講學的權利。
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魏忠賢令人歪曲梃擊、紅丸、移宮案三案的事實經過，并編述成書定名為《三朝要典》，同時以皇帝圣諭的方式污蔑東林黨人借三案“邀功泄憤”。同年二月，魏忠賢再次制造屠殺東林黨人的大冤獄，以貪贓罪誣告并逮捕已被罷官的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周起元等七人，高攀龍獲知消息后投水自盡，之后蘇州爆發反對逮捕東林黨人的斗爭，顏佩韋、楊念如、沈揚、馬杰、周文元等五義士被害。
東林余緒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校病死，其弟朱由檢繼位，改元崇禎。崇禎帝即位后就著手鏟除閹黨，將魏忠賢發配到鳳陽縣，魏忠賢畏罪自殺后又處以戮尸并懸首示眾。崇禎元年（1628年），朝廷下詔焚毀《三朝要典》，被害的東林黨人得以平反昭雪。同年十一月，朝中推舉大學士，東林黨人、禮部侍郎錢謙益被提名，但溫體仁和周延儒誣蔑錢謙益過去當主考官時受賄，于是崇禎帝將錢謙益革職，錢的門生瞿式耜也受牽連而貶官。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崇禎帝還公布“欽定逆案”，除首逆魏、客二人外，閹黨二百幾十人分六等定罪，處以斬首、充軍、徒刑、革職等。然而崇禎對東林黨人的態度并不重視，他以所謂謀叛罪誅殺袁崇煥，迫使大學士孫承宗辭官回籍，東林黨人失去在中樞機構內閣中的地位。
崇禎六年（1633年），江南文社合并為復社，推文名最大的張溥為盟主，并在蘇州市的虎丘舉行大會，據記載參加復社大會的約有二千多人。復社人士自稱“吾以嗣東林”，他們大多是前東林黨人的學生或子弟，部分成員當時也被人稱作東林黨，他們繼承東林黨的傳統講學兼評時政。崇禎十一年（1638年）七月，東林黨人黃尊素之子黃宗羲、顧憲成之孫顧杲等復社人士會集南京，他們公推吳應箕起草《留都（南京）防亂公揭》，以顧杲、黃宗羲為首的一百四十余人紛紛簽名，揭露閹黨余孽阮大鋮曾充當魏忠賢的爪牙、迫害東林黨人的罪行，阮大鋮在聲討之下被迫隱遁南京城外的牛首山。崇禎十四年（1641年），復社人士暗中幫助周延儒重任首輔，之后周延儒接受張溥等人的意見，起用已被貶謫的東林黨人劉宗周等人。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攻進北京并推翻明朝，崇禎帝在煤山（今萬歲山）上吊，東林黨人倪元璐、范景文和李邦華等人自殺殉國，除個別人投向農民軍外，大部分東林黨和復社人士堅持抗擊李自成。同年五月初，鳳陽總督馬士英等人密謀擁立弘光帝朱由崧為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權，大多數東林黨和復社人士堅決反對馬士英等人，劉宗周因上疏嚴斥馬士英專政而被馬士英等人攻擊，被迫離開南京回到浙江省家中。同年八月初，阮大鋮拉攏復社人士侯方域未果，在南京大肆逮捕參與簽署《防亂公揭》的復社志士，侯朝宗和吳應箕聞訊后逃出南京，周鑣與其兄周鐘被處死，顧杲、黃宗羲和陳貞慧則被捕入獄，后于次年清軍攻打南京之際趁亂逃出。
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東林黨人史可法在清軍攻克揚州市后拒降就義，清軍攻占南京后弘光政權覆滅，馬士英和阮大鋮先降清后被清軍誅殺，曾為東林魁首的錢謙益投降清軍，侯朝宗也歸順清朝并參加清廷的科舉考試。除部分復社人士變節之外，許多東林黨和復社志士堅持抗清，比如劉宗周于順治帝二年（1645年）閏六月拒絕歸順并絕食而死，黃道周參與建立南明唐王（朱聿鍵）政權并于順治三年（1646年）兵敗就義，瞿式耜等人于順治三年（1646年）十月擁立桂王朱由榔建立永歷政權，后清兵于順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攻下桂林，瞿式耜被俘就義。此外吳應箕、夏允彝、陳子龍、黃淳耀等復社人士先后兵敗殉難，直到順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歷政權覆亡后，復社和東林黨人的武裝抗清斗爭才基本停止。
政治主張
君主論
尊君思想是東林黨人中一種普遍的政治觀念，如顧憲成用“權”與“職”的劃分來說明君臣關系；錢一本說“君臣之分，等于天地”；高攀龍在遭到閹黨迫害投水自盡之時還不忘“北向叩頭”，并立下“君恩未報，結愿來生”的遺言。晚明的東林黨有著強烈的尊君觀念，內心嚴守著“君臣之義”，極力維護著君主的絕對權威。東林黨之所以強調君權的至高無上，主要是受傳統儒學思想中王道理想的影響。正是因為圣王在王道理想實現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使得現實中的儒學士大夫總會對君主抱有極大的幻想和期待，希望他們能夠通過自身的修養實現道德的完備，進而將其內在的仁心發為外在的仁政，最終使現實成為真正的王道社會。不過東林黨人既承認君權的至高無上，也并非盲目地順從君主的權利和責任，希望臣下的建言來糾正君主之失。
此外，東林黨的君主論中最具特色的一個方面在于重新發掘了先秦儒學中的民本思想，并將其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和引申，認為君與民之間是一種對等的關系，進而主張以民來約束君。不僅如此，東林黨人還把是非的評判標準交予民眾的手中，認為匹夫匹婦對于國家公共事務具有最終的決定權，并將民意看作是評判天下是非的最終標準。
公私論
公私論是東林黨最具特色的政治理念。當東林黨繼承了傳統儒學中的公私之辨，并將其應用于社會政治，尤其是與君主論結合起來時，其認識是相當深刻的，這為明清之際的顧炎武和黃宗羲等人在探討國家政治和君主制度時提供了直接的理論資源。在將公私論與君主論結合起來時，私主要指君主而言，指君主的一己之私，公則是指天下公論和公理而言。而在二者的關系中，東林黨強調要以天下之公來克制和約束君主的一己之私。
許多東林黨人反對在位者將自己的一己之私帶入日常公務之中。顧憲成認為，“私”的存在是導致社會禍亂的最初原因，其會對社會造成深遠的惡劣影響。因此，要做到“無我”，不將自己的私心的私見帶到日常的公務中。局內人善于自反，放下自己的成見；局外者不要考慮與局內者的私交，而是以旁觀者的心態就事論事。高攀龍認為“必居此位者先無私，而后可以消人之私。”徐如珂則以相臣之職為例，認為居高位者“必盡祛其有我之私”，然后才能“以天下為公”。
救世論
東林書院院規開宗明義地提出東林黨的救世主張：“列孔、顏曾、思、孟，明統宗也；次白鹿洞學規，定法程也；申之以飭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損，衛道救時。”其以“四要”為核心，即知本、立志、尊經、審幾。在“四要”指導下，東林黨采取的主要救世措施有四條。
一是走“矯之于下”的道路。顧憲成認為“夫救世者有二端，有矯之于上，有矯之于下。”所謂“矯之于上”，即以理學標準約束糾正皇帝、內閣、六部的胡作非為，制止人欲橫流。他本人為維護儒家“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世襲制度，參加“國本”之爭；高攀龍直接上書皇帝，要皇帝“務學”，被罰俸一年。在遭到打擊后，他們悟出“上難而下易，勢使然也”的道理，決心走“矯之于下的道路。“矯之于下”就是聯絡同道，想以集團和輿論的力量，以行其道于天下，同時，四處講學，以教化為先務，糾世風之偏。
二是呼吁統治集團尊經重道，廣開言路，破格用人。“皇帝開誠布公，公天下為好惡，合國人為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這是要求為中小地主階層進入政權開放道路。同時，他們還主張：“海內共以為賢者，不惜破格用之。”于是在他們掌握朝政時，大量舉薦寒門之士，以對付大官僚集團的排斥、壓抑。
三是主張整頓吏治，以取得“行道天下”在組織上的保證。為此他們提出“安民懲貧”的口號，“安民務在懲貧，懲貧必自轂始。”所以他們在京察之爭中，反對內閣“愛人則加諸膝，惡人則隕諸淵的作法，利用清議的力量，抨擊尸位素餐的大學士方從哲，忌才妒賢的首輔沈一貫是“好官惟我做盡，國事聽其日非”，支持吏部以京察為手段，“銳意澄汰，力更前轍，被黜者大半政府(內閣)私人。”
四是從“工商皆本”的認識出發，提出減稅、惠商、便民的主張。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大多以君子自居，“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士大夫們是閉口不談“利”的。東林黨人也是如此，故他們提不出新的經濟上的救世綱領。但明朝畢竟與前幾個朝代有所不同，明中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新興的市民階層，對東林黨人多少有些影響，所以東林黨人在反對礦監稅使的斗爭中，針對“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致使全國“如沸鼎同煎，無一片安樂之地，貧富盡傾，農商交困，流離轉徙，賣子拋妻，哭泣道路，蕭條巷陌”的亂世局面，提出適合時代發展的經濟主張，并在打擊稅監的斗爭中貫徹這些主張。
東林人士
核心成員
人物統稱
東林黨三君
“東林黨三君”指的是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他們是當時東林黨及學派的創始人或重要人物。鄒元標的學說影響極大，他是明代后期江右王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提出“致良知”應該有“良能”即效國效民的能力，“良能”是“致良知”的“核心”。
東林六君子
“東林六君子”指的是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他們于天啟五年（1625年）被魏忠賢矯詔下旨逮捕，因遭受醢刑而死于獄中，時人稱贊他們為“東林六君子”。
東林八君子
“東林八君子”指的是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他們大多是在之后東林書院的創建及東林講學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士大夫，又同時因為爭國本或癸巳京察遭到貶謫，返回故鄉無錫及周邊地區。
代表人物
顧憲成
顧憲成（1550年-1612年），字叔時，號涇陽，世稱涇陽先生或東林先生，南直隸無錫（今屬江蘇省）人。顧憲成初學于張淇門下，后師事薛應旗，朱翊鈞萬歷四年（1576年）奪得鄉試第一名。萬歷八年（1580年）考中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與魏允中、劉庭蘭并稱“三元”。萬歷十五年（1587年），因上疏“分別小人，刺及時政”，被貶為湖廣桂陽州判官。萬歷二十年（1592年），擢吏部考功司主事，之后因在立太子、推閣臣問題上與神宗等人意見相左，被革職歸里并從事著述。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與高攀龍、顧允成等重建東林書院，講學同時議論朝政，并創立東林學派，獲得朝野士大夫的尊崇附和，萬歷四十年（1612年）在家中病逝，終年六十二歲。魏忠賢擅權后，以“東林黨”之名迫害或禁錮依附東林黨的官員，顧憲成也被追削官職。崇禎初年，顧憲成被平反，贈吏部右侍郎，追謚“端文”。
左光斗
左光斗（1575年-1625年），字遺直，一字共之、拱之，號浮丘、蒼嶼，南直隸安慶府桐城（今屬安徽桐城）人，明朝晚期名臣、東林黨人、“東林六君子”之一。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舉人，三十五年（1607年）進士，授中書舍人，遷浙江省道御史。天啟三年（1623年）秋，左光斗被擢為大理寺丞，進少卿。次年二月，拜左金都御史。天啟五年（1625年），與楊漣等受酷刑死于獄中，終年五十一歲。兩年后，朱由校朱由校駕崩，崇禎朱由檢誅殺魏忠賢，左光斗被贈予右都御史，并予祭葬，再贈太子少保，賜予三代誥命。弘光帝時，左光斗被追謚為“忠毅”，其墓在桐城市北三十里白沙嶺。左光斗著述有《左忠毅公集》《左少保忠毅公集》《浮丘左先牛文集》等。左光斗為官清正、磊落剛直，敢于同邪惡作斗爭，被譽為“鐵面御史”。
史可法
史可法（1602-1645年），字憲之，號道鄰，生于北京，祖籍河南祥符（今開封市）。明崇禎元年（1628年）中進士，首授西安府推官，崇禎十六年（1643年）累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崇禎十七年（1644年），任南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后自請到抗清前線揚州市督師。清愛新覺羅·多爾袞致書勸降，史可法嚴詞拒絕，誓言堅守。明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終因寡不敵眾，被俘殉難。其義子史德威遍尋史可法遺骸不得，遂依史可法遺愿，葬其衣冠于梅花嶺下，是為史可法的衣冠冢。清愛新覺羅·弘歷追謚史可法為忠正公，并下令在史公衣冠冢旁建祠紀念，該祠堂位于江蘇省揚州市廣儲門外街24號梅花嶺畔。
后世爭議
性質爭議
晚明“東林”一詞，兼具學術、政治之意涵，自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顧憲成興辦東林書院以來，就有“東林”是否為“朋黨”的爭論，今日明清史學界慣以“東林學派”、“東林黨”指稱“東林”。比如學者鄭天挺等人編著的《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出現“東林黨”一詞，上面將“東林黨”定義為“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團體”，還提及“不少朝臣遙相應和，失意士大夫聞風趨附，時人謂之東林黨”等描述，但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人在文集中并未自稱“東林書院”或者“東林黨”。明史學者樊樹志經考證認為，“東林黨”是政敵對東林書院的誣稱，所謂“黨”并非政黨，政黨的概念起始于近代，晚明史上的所謂黨多是朋黨的黨，是指官僚結成的派系，因而黨爭是指官僚派系之間的斗爭。東林書院的創辦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于萬歷年間在書院中以講學為己任，并不能稱作是黨。
亡國爭議
明朝滅亡之后，漢人知識階層秉持“為故國存信史”的理念，竭力著述并藉此探究明朝衰亡原因，但學者對“東林黨”是否引發亡國存在爭議。一方面，文人夏允彝在在南明弘光政權（1645年）覆滅不久，編寫《幸存錄》檢討明亡原因，認為萬歷以來的黨爭危害最深，譴責東林黨及其政敵都須負起亡國責任；學者計六奇在其編寫的《明季北略》中也征引夏允彝的黨爭觀點，批評東林黨是亡國禍首；明末清初的學者李清在《三垣筆記?自序》中指出夏允彝的《幸存錄》客觀評價晚明歷史，對于東林黨爭的看法與其基本一致。
另一方面，部分學者站在東林黨的立場上反對“東林亡國”，比如東林黨人黃尊素的兒子黃宗羲就是為東林辯護的代表，黃宗羲指出清代東林歷史形象轉變，肇始于明清之際“小人”污蔑東林為晚明黨爭參與者，最終導致明朝的衰亡。黃宗羲還認為明清之際史籍紛紛轉載《幸存錄》之論述，乃因夏允彝以身殉國的忠節事跡所致，夏允彝譴責東林為朋黨之言論，也來自“攻東林者”的黨派偏見。此外清初的學者陳鼎也在《東林列傳》的序文中惋惜東林黨，并試圖為其辯解，重構晚明歷史記憶中的東林圖像。
歷史影響
明朝晚期的東林運動及其東林黨人，對晚明和明清之際的社會歷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涉及政治、哲學、思想文化等多個層面。
學術
東林學派的思想特征是以學術救世，其主要內容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力辨“無善無惡”之說，二是提倡重修、躬行實踐的實學風氣。東林運動不僅在當時救治了陽明后學由于過度發揮師說而造成的流弊，遏制了空疏虛浮的學風，而且對后世學術有著深遠影響，開啟了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潮。東林學派上承陽明后學，下啟明清實學，對明末清初學風的轉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晚明思想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東林講學不僅對于儒學的發展、學風的轉變起的了積極作用，還對于當時儒者士大夫自覺群體的形成、對于社會公論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對社會道德秩序的維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政治
從客觀事實來看，東林黨并未實現其既有的政治目標，是一次失敗的政治運動。東林黨形成之初是為了以其儒家道德理想主義來改善當時的社會政治，如四庫館臣所論“本無貽禍天下之心”，但是他們這種美好的愿望以及為此付出的努力并沒有取得成功。不僅沒能改善明代政治，反而加劇了晚明政治的敗壞以致“禍延宗社”。
但是，東林黨人的行為在傳統政治社會和歷史中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鼓舞了士人們的精神。東林黨積極有為、“立朝居鄉，無念不在國家，無一言一事不關世教”的憂世情懷，則改變了當時沉悶壓抑的士風。他們高舉著儒家道德理想主義的大旗，不顧個人安危正式向晚明腐朽墮落的黑暗政治宣戰，使得士大夫的獨立氣節和自覺精神得以逐漸恢復，這才是最為重要的。所以“東林黨的這種精神和氣節不僅影響于當時的政治，對于當時的士風具有提振作用，而且還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
歷史評價
正面
明末學者吳應箕在《東林本末》中評價：“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于爭奪情，以其為氣節之倡也。”
明末學者陳鼎評價：“前朝梁溪諸君子講學東林，乘五十年，天下靡然從之，皆尚氣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職，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藝、婦人女子，皆知捐軀效節，殺身成仁，講學之功效，在五十余年之后亡國，有光于明為烈。”
明末學者黃宗羲評價：“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己。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于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
清代張廷玉編纂的《明史》評價：“趙南星諸人，持名檢，勵風節，嚴氣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岳。”
近代國學大師錢穆評價：“東林學派的本體工夫之辨，實開清初學術之端。”
中立
明朝東林黨人倪元璐評價：“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執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
學者李尚英評價：“東林黨和復社人士,究竟是封建士大夫，所以總的來看，他們是反對農民起義的。由于同樣原因，他們懷著封建的忠君思想，力圖在抗清斗爭中恢復因極端腐朽而終于覆滅的明朝。不過，他們在反對清軍暴行、反對清政府的民族壓迫方面，是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的。”
負面
清代大臣熊賜履評價：“吾黨之聲譽日隆，交游日眾，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衡決，遂不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釁，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為之，而略無所顧也。”
近代學者謝國楨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中評價：“我們最可惜的是東林的壁壘森嚴，黨見太深，凡是不合東林之旨的人，都斥為異黨。”
參考資料 >
書院簡介.東林書院.2024-06-04
趙南星.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6-12
明代東林黨首領、忠臣——鄒元標.吉安市人民政府.2024-06-12
鄒元標.吉水縣人民政府.2024-06-12
左光斗.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6-03
史可法：浩然留正氣 千古配文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024-06-04
《明史》纂修的“東林”爭論及調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2024-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