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多爾袞(1612年11月17日—1650年12月31日)，清初杰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出生于赫圖阿拉故城（今新賓滿族自治縣老城），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生母為大妃烏喇那拉·阿巴亥，與皇十二子愛新覺羅·阿濟格、皇十五子愛新覺羅·多鐸為同母兄弟，和碩睿親王，先后封叔父攝政王、皇叔父攝政王、皇父攝政王。
天命十一年（1626年），被封貝勒；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多爾袞因戰功封和碩睿親王；崇德三年（1639年），降郡王；崇德六年（1641年）到七年（1642年），因在松錦之戰中立下卓越戰功，復立為親王。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駕崩后，以攝政王身份輔佐皇太極第九子福臨即帝位；順治元年（1644年），統兵入關，聯合吳三桂敗李自成農民軍，遷都北京，隨后派兵南下，相繼滅李自成、張獻忠及南明弘光、隆武、紹武政權，逐步確立清朝對全中國的統治。
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爾袞在圍獵中墜馬身亡于古北口外喀喇城（位于今雙灤區灤河鎮），時年三十九歲，詔追尊為懋[mào]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順治八年（1651年）二月，順治帝發現多爾袞生前謀篡大位之罪，詔削爵位，撤享太廟，并罷孝烈皇后謚號廟享，逐出宗室，財產入官籍，并掘其墓鞭尸；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平反，復宗籍，還爵。
生平事跡
少年坎坷
多爾袞生母為努爾哈赤大妃烏喇那拉·阿巴亥；萬歷四十年（1612年）阿巴亥生下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多爾袞；因出身嫡出，皆頗受重視；
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阿巴亥被人告發與大貝勒愛新覺羅·代善有親密關系，努爾哈赤親自審問此事，兩人承認了彼此之間的確有些交情，之后努爾哈赤宣布廢黜大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并借阿巴亥私竊皇帛的罪名將其“離棄”，于是，阿巴亥與其三個孩子便開始了休棄生活。天命十年（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市（今沈陽），召回孝烈皇后，重新立其為大福晉。
努爾哈赤在多爾袞幼年時就下諭：“立阿敏臺吉、愛新覺羅·莽古爾泰臺吉、皇太極、愛新覺羅·德格類、愛新覺羅·岳托、愛新覺羅·濟爾哈朗、愛新覺羅·阿濟格、愛新覺羅·多鐸、多爾袞為和碩額真，共議國政。”多爾袞以幼童年紀躋身一眾成年的和碩額真行列之間，參預國政。并且，當時多爾袞與其弟多鐸各領鑲白旗十五牛錄，是除四大貝勒之外，領有牛錄（八旗制度的基層軍政組織）最多的宗室成員，超過了德格類、濟爾哈朗、愛新覺羅·阿巴泰等人，也正因如此，他們在努爾哈赤共治國政的制度下第一次成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努爾哈赤去世后，其母孝烈皇后被自縊而亡，時年37歲。皇太極即位后，將兩黃旗納入自己麾下，多爾袞與其兄阿濟格一起轉為鑲白旗，阿濟格仍為旗主。阿巴亥死后，皇太極等貝勒遵守承諾，并未為難年僅15歲多爾袞和13歲多鐸；同年，皇太極繼承汗位，年號天聰。
戰場建功
出征蒙古
天聰二年（1628）三月，多爾袞跟隨其兄皇太極出征察哈爾省蒙古多羅特部（今內蒙古地區、青海省），兩軍會戰，多爾袞事先進行周密的部署，針對當時形勢提出明確速戰方針，使得多羅特部戰敗，八旗軍隊俘獲了敵軍一萬三千余人，大勝凱旋，立下戰功，皇太極賜予他“墨爾根岱青”（蒙古語譯為：聰明的戰將）的稱號，并稱贊其“既勇且智”，隨后皇太極加封多爾袞為繼任固山貝勒。
天聰九年（1635年），多爾袞與貝勒岳托一齊前往蒙古察哈爾部（今漠南蒙古、青海）招降已死的林丹汗遺留部眾。在此之前，蒙古察哈爾部的首領林丹汗一直與后金對抗，和明朝修好，經過多年的苦戰，皇太極率領軍隊將其擊敗，林丹汗匆忙逃竄，皇太極便命多爾袞等率精兵萬人，前往黃河河套地區，招撫察哈爾部眾。多爾袞等人率大軍到達托里圖城下，懼城內人心慌亂，以生事端，便派人入城勸降，并許諾秋毫無犯，林丹汗的遺孀蘇泰和兒子額哲一起出城投降，并獻上一塊玉璽，此璽最早為傳國玉璽，上刻四字：制誥之寶，元順帝被明太祖朱元璋擊敗后逃竄時掉落此寶，所以此璽代表著皇權的繼統合法權。多爾袞將此印璽獻于皇太極，皇太極聞訊大喜，親率王公大臣及眾福晉等出沈陽市迎接凱旋之師，對多爾袞等亦大加褒獎，并于次年改國號為清，改年號為崇德，改族名為滿洲。
對戰明軍
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多爾袞跟隨皇太極攻打明朝，清朝大軍由龍井關入明境，與三貝勒愛新覺羅·莽古爾泰一齊攻打汗兒莊（今唐山市），大敗明軍，收降明朝守將；同年十一月，多爾袞驅兵攻打通州區（今北京通州區），渡河抓捕哨兵，攻打北京城，在北京城廣渠門外連續作戰，擊敗前來救援的遼督師袁崇煥和錦州市總兵祖大壽的援軍；十二月時，擊敗明山海關區的援軍；天聰四年（1630年）二月，多爾袞再度隨同三貝勒莽古爾泰一齊出兵攻打明朝，攻破明軍大營，斬殺六十余人，俘獲戰馬八匹，多爾袞在漢兒莊、遵化市、北京廣渠門諸役中奮勇當先，斬獲甚眾。
天聰五年（1631年）八月，多爾袞又跟隨皇太極攻明于遼西地區，參與大凌河之戰（今天遼寧省凌海市），親自沖鋒陷陣，直抵大凌河城下，明軍出城誘戰，明軍大敗；十月，多爾袞和貝勒愛新覺羅·阿巴泰一齊跟隨已降清的明將祖大壽前往錦州市城外，四千八旗大軍假裝潰敗，待明軍出城時將城內守軍擊敗，在洪承疇由南向北的發炮中，多爾袞險些被擊斃；天聰八年（1634年），皇太極再度攻明，號令后金軍從長城得勝堡、上方堡突入長城，奔襲大同市。
崇德三年（1638年），多爾袞被授“奉命大將軍”，統率大軍破墻子嶺而入，于巨鹿縣大敗明軍，明統帥盧象升戰死；之后兵分兩路，攻打山東省、山西省，多爾袞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敗敵十七陣，俘獲人畜二十五萬七千多，活捉明朝一親王、一郡王，殺五郡王，給明朝以沉重打擊；班師之后，多爾袞獲馬五匹、銀二萬兩的賞賜。崇德七年（1642年），多爾袞攻下松山，俘獲明朝統帥洪承疇，攻克錦州；松錦之戰后，明朝關外只剩寧遠孤城，清軍入關已成定局。
征服朝鮮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極對朝鮮發動“丙子之役”，多爾袞帶領的清軍勢如破竹，朝鮮屢屢敗退，其他貝勒所帶領的軍隊所到之處：“人家皆燒盡，雞豚鵝鴨無所見，只有犬吠，飽人肉而狂走”，但只有多爾袞所轄之軍隊例外，《清史講義》中記載“多爾袞于征朝鮮時，《朝鮮實錄》記載其舉動，在滿洲中獨為溫雅得體”。多爾袞攻占江華島朝鮮王駐地后，嚴束部眾，保護朝鮮王李及其臣子，送還朝鮮王室一部分被擄人口；崇德二年（1637年）清、朝兩國締結“三田渡盟約”，正式確立清、朝兩國的宗藩體制，盟約規定：朝鮮須把昭顯世子等貴族子弟送到沈陽市為人質。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中旬，朝鮮世子抵達沈陽（當時名盛京）。
輔佐理政
天聰十年（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清，改年號崇德，與明朝形成對等地位；皇太極大封諸王貝勒，多爾袞因在幾次戰役中所立的戰功，地位持續上升；四月，皇太極論功大封群臣，多爾袞被封為和碩睿親王，列六王之第三位，當時年僅二十四歲；七月，皇太極開始仿照明朝設立六部管理國家，從而取消四大貝勒共掌國政制度，架空八旗議政王大臣會議，由多爾袞負責掌管吏部；多爾袞先后提攜希福、范文程、鮑承先、剛林等文臣升遷，建立脫離王爵集團的國家管理集團，同時建議皇太極對國家官員系統進行全面改革，并確定了八衙官制，對加強清朝前期的中央集權起到重大作用。
爭奪皇位
積極爭權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亥時，皇太極驟然逝世于沈陽清寧宮，由于其死亡的突然性，未對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生前也并未冊立嗣子，所以，眾多王公大臣皆在考慮皇位的繼承問題。
此時，最有可能繼承皇位的兩大政治集團——皇太極長子愛新覺羅·豪格豪格和皇太極之弟和碩睿親王多爾袞之間皆在互相爭奪。在皇位繼承的問題上，朝中兩黃旗的大臣皆表示希望由皇太極的皇子繼位，以繼續保持兩旗的優越地位，而豪格居長子地位，屢立戰功，天聰六年已晉升為和碩貝勒，皇太極稱帝之初晉封肅親王，且才能出眾，掌戶部事，與幾位叔輩平起平坐，實力強勁，朝中上下皆認為豪格是皇位的不二人選，所以兩黃旗大臣圖爾格、赫舍里·索尼、圖賴、錫翰等密謀良久，決定議立豪格，并找到貝勒愛新覺羅·濟爾哈朗，謀求他的支持；同時，當時由多爾袞、愛新覺羅·多鐸兩兄弟所率領的正白旗和鑲白旗勢力，極力反對豪格即位，從屬兩白旗的貝勒愛新覺羅·阿濟格和多鐸找到多爾袞，表示支持他即位。
提出擁立豪格的八大臣之一——圖爾格下令其親兵弓上弦、刀出鞘，護住家門，以防多爾袞偷襲；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1643年9月26日），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會討論皇位繼承問題，兩黃旗眾大臣一方面派人包圍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劍柄闖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為帝，被多爾袞以“不合規矩”喝退。之后，阿濟格和多鐸趕來勸說多爾袞即位，但多爾袞觀察形勢，沒有立即答應，多鐸轉而推薦愛新覺羅·代善為候選人，代善以“年老體衰”為由推脫力辭，表達自己中立立場，豪格恐即位機會消逝，以退席相威脅，兩黃旗大臣也紛紛表示如若不立皇子，他們將跟隨先皇而去。代善見有火拼之勢，連忙退出，愛新覺羅·阿濟格也隨即而去，多爾袞見此情形，再考慮到兩紅和兩藍六旗并不支持自己，感到自己為帝已為不可能，迅速提出主張：雙方皆退一步，立皇太極幼子順治帝為帝，其與愛新覺羅·濟爾哈朗濟爾哈朗為左右輔政，待其年長后歸政，這個妥協方案被各方所接受。
輔佐幼帝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年僅6歲的福臨在諸王貝勒、文武大臣的跪迎之下，登上盛京篤恭殿的鹿角寶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順治，由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共同輔政。由此，多爾袞開始走向權力的頂峰；隨后，多爾袞的統治集團處理反對順治帝即位新格局的艾度禮、愛新覺羅·碩讬、阿達禮、豪格及其下屬，穩固新王朝的統治，在客觀上避免八旗內亂，保存清軍內部實力，維護上層統治集團的基本利益走向。
清軍統一
攻占北京
崇德八年（1643年）一月，農民領袖李自成在襄陽市稱“新順王”；十月，李自成率農民軍攻破潼關縣，占領西安市，隨后分兵攻打漢中市、榆林市、甘肅省，在年底以前已據有西北全境，給予明廷以重創；同時，多爾袞派愛新覺羅·濟爾哈朗和愛新覺羅·阿濟格率軍出征，攻克明朝關外據點中后所、前屯衛、中前所，割斷寧遠與山海關區的聯系。
順治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多爾袞雖然試圖與農民軍協同作戰，但未果，直到明朝崇禎急詔寧遠守將吳三桂回師勤王，發現皆事已晚；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帝自縊而亡；四月初四，吳三桂叛歸山海關，內院大學士范文程上書多爾袞，主張立即出兵進取中原，多爾袞接受范文程的建議，并在得到北京為農民軍攻破的確報之后，“急聚兵馬而行”；十三日，李自成親率十萬大軍奔赴山海關征討吳三桂，十九日，兵臨關城之下，在此期間，吳三桂已于十五日向多爾袞遞交請求支援的信函，多爾袞充分利用漢族內部階級矛盾逼迫吳三桂降清，吳三桂只得答應；二十一日，多爾袞與駐守山海關將領吳三桂在山海關以西進行一片石戰役，兩軍聯手擊潰李自成；山海關戰役后，李自成由北京撤軍到山陜一帶，休整力量，以圖再舉，多爾袞則乘勝占領北京城。
一統中原
李自成退入山陜一帶后，原明朝降官降將紛紛反水，但他在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仍積極準備反攻之戰。除此之外，各地的農民軍活動也并未間斷；同時，殘明勢力已于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號為弘光，且該勢力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糧足，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
由此，多爾袞采取先西北，后江南的戰略方針。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六月，多爾袞終于統一諸王、貝勒、大臣的意見，決定遷都北京（清廷以多爾袞為首者認為要“以圖進取”，必須遷都北京，只有占據這個關口才能進而統一全國，“以建萬年不拔之業”），派遣輔國公吞齊喀等攜奏章迎駕；八月二十日，清朝開始遷都，九月，清軍占領山東，順治帝同時自盛京遷都北京；隨后，多爾袞命愛新覺羅·阿濟格愛新覺羅·阿濟格為靖遠縣大將軍、愛新覺羅·多尼愛新覺羅·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率一眾大臣、精騎向李自成所在的西安市進攻；十月，清軍攻陷太原市，包圍陜西省。同時，清皇朝正式入主中原，順治帝在南郊天壇祭天上宣布“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標志著清王朝成為統治全中國的中央王朝，多爾袞受封為叔父攝政王，賜穿貂蟒朝衣；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十二日，清軍攻占潼關縣，李自成自西安向湖廣轉移，關中全為清軍控制，多爾袞認為大順軍主力已敗，遂調整部署：令多鐸轉軍南下，進攻南明，令愛新覺羅·阿濟格追擊農民軍余部。五月初四，李自成率余部勘察時，突遭地方武裝包圍，全部犧牲，清軍追至圍攻，大順亡；同時，多鐸軍攻克揚州市，兵部尚書史可法殉難，接著，清軍渡長江，南京不戰而克，弘光帝被俘，弘光政權滅亡，清王朝在實際上統治全中國。
權傾理國
開國定制
清王朝正式開啟統治中原之路后，多爾袞在管理國家方面也逐漸發展。
在政治體制上，多爾袞沿承明朝現有的政治制度，繼續任用明朝的叛將降臣；中央機構中，仍以六部為最重要的國家權力機關，尚書皆由滿族擔任，但廢除王貝勒親理部事制度；中央機構雖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滿族特有的制度，同時引進議政王大臣會議、理藩院等機構，而且其內院的權力比起明朝內閣要小得多，還對原明臣試圖增大內院權力的努力加以壓抑。此外，清朝入關后百廢待舉，多爾袞還下令撫恤都市貧民，并采納湯若望的建議修訂歷法，將其命名為時憲歷。地方機構中，因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降清的漢官，如多鐸攻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將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別任命各級職務，洪承疇總督江南軍務后，也推薦舊官一百四十九名，這些人都得到多爾袞的批準，當朝為官；順治五年（1648年），多爾袞于六部實行滿漢分任制度，命陳名夏、謝啟光等六漢人侍郎任漢尚書。
對于吏治，多爾袞表示：“衙役害民，從來積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嚴禁重蹈明朝故轍。”十分重視傳統的京察大計，對各級官員嚴格考核。順治七年（1650年）正月，大計全國官員，對謝允復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員分別加以革職、降調、致仕，除整頓舊官之外，多爾袞還十分重視選用新人，重開科舉制度，并于順治三年（1646年）、四年（1647年）、六年（1649年）分別舉行三次會試，共取進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選出四位大學士、八位尚書、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撫，還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內院學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漸、魏裔介、魏象樞、李霨、馮溥等均出自科舉，其他人也都充實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機構中，成為新朝統治的骨干力量。
在經濟調節上，由于明末清初動亂不安，社會經濟十分凋敝，多爾袞批示道：“征輸須循舊額，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并發布“大清國攝政王令旨”，向全國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以發展經濟、減輕民負，安定民心。
權勢攀升
順治帝即位之初，愛新覺羅·濟爾哈朗與多爾袞終止諸王貝勒辦理部院事務的舊例，將權力集中到“攝政二王”——濟爾哈朗和多爾袞手中，代行皇權，統攝大政。
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濟爾哈朗以其只是皇帝的堂叔、親疏有別為托詞，主動避讓，提出群臣奏事以多爾袞領銜，奏事首先需報告多爾袞，文書署名也以多爾袞為先；十月，濟爾哈朗被封為輔政叔王，多爾袞則為叔父攝政王，并賜予冊寶、冊文；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順治帝奏折上寫道：“于叔父上加一皇字，庶上下辨而體統尊”，多爾袞成為皇叔父攝政王。順治帝四年（1647年）七月，多爾袞將愛新覺羅·濟爾哈朗排擠出局，另擇胞弟多鐸晉輔政叔德豫親王，將皇叔父攝政王修改成為獨一無二的“皇父攝政王”，彰顯其突出地位。
自此，多爾袞成為順治帝與天下臣民公認的“皇父攝政王”，順治帝還下諭：“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攝政王行之。儀仗、音樂、侍從、府第，僣擬至尊”。
身死榮辱
墜馬而亡
多爾袞因與明朝的松錦之戰中，勞累過度，元氣大傷，身患三種病癥：第一種是怔忡之癥，第二種是中風前兆，第三種是咯血癥。入關后更是每日疲于各類政務，以至于頭昏目脹，身體狀況十分不好。
順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多爾袞因為自己生病心情不太好，率領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出獵古北口外；十二月初九（公元1650年12月31日），多爾袞因狩獵墜馬，膝蓋受傷，薨[hōng]于古北口外喀喇城（位于今雙灤區灤河鎮），時年三十九歲。順治帝聽聞此事后極為震悼，率領王大臣身著縞服在東直門外五里處，迎接多爾袞的遺體。順治帝追封其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簡稱“義皇帝”，廟號成宗，喪禮依帝禮。
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尊多爾袞正宮元妃孝莊文皇后為義皇后，祔享太廟，因多爾袞無子，賜以豫親王子愛新覺羅·多爾博為后襲親王，其俸祿為其他諸王的三倍；又以多爾袞的近侍詹岱、蘇克薩哈為議政大臣。
身后清算
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多爾袞的貼身侍衛蘇克薩哈向順治帝帝遞上一封檢舉信，揭發多爾袞生前曾與黨羽密謀，企圖率兩白旗移駐永平(今河北盧龍縣)，“陰謀篡奪”，又說多爾袞曾私下制成皇帝登基的龍袍服裝，家中收藏著當皇帝用的珠寶。順治帝隨即召集王爺大臣密議，公布愛新覺羅·濟爾哈朗濟爾哈朗等的奏折，悉數多爾袞的罪狀，稱其“顯有悖逆之心”，最后，多爾袞被撤去帝號，母親及福晉的封典全都被削奪了。接著，當權者又接連處罰了剛林、巴哈納、冷僧機、譚泰、拜尹圖等。多爾袞多年培植的勢力頃刻瓦解。多爾袞死后兩個月，突然從榮譽的頂峰跌落下來，完全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斗爭的結果。多爾袞薨后不到兩個月，被追罪，全面清算，削爵，擢[zhuó]宗室，籍家產，罷廟享，斷其后嗣，掘墓，開棺，鞭尸，多爾袞的嗣子愛新覺羅·多爾博也在其獲罪后被勒令歸宗，并令旨不得去給多爾袞掃墓祭祀。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愛新覺羅·弘歷為其平反，恢復和碩睿親王封號，評價其“定國開基，成一統之業，厥功最著”，明示平反昭雪，還其原爵，成為清代八家鐵帽子王之一，避免日后惹起宮廷是非，上諭中說：“為后世征信計，將從前關于此事之上諭，均不得載入國史。”于是將有關多爾袞的檔案概行銷毀，以至《八旗通志》中的《多爾袞傳》，記他死后的事也只寥寥數筆。
歷史評價
正面評價
軍事實力
多爾袞的軍事實力極強。
《清世祖實錄》記載道，順治帝帝曾經評價過多爾袞：“各處征伐，皆叔父倡謀出奇。攻城必克，野戰必勝。”
歷史學家李治亭評判其道：“在清代開國史上，攝政王多爾袞無疑是決定清朝命運的關鍵人物之一。他在明清興亡的關鍵時刻，毅然決策進關奪權；又在關鍵時刻，指揮關鍵的山海關區決戰，一舉擊敗李自成，清朝順利進關；再決策，定鼎北京；國家初成一統！從一定意義上說，多爾袞之開創清朝歷史新紀元，與努爾哈赤之開國奠基一樣，同具深遠的歷史意義。”表明了多爾袞戰功赫赫的事實，也肯定了他對清朝開國的貢獻。
輔佐作用
同時，對多爾袞的評價中還多為肯定了其對順治帝帝初期的輔佐作用。
《清世祖實錄》中記載，順治帝本人就曾肯定多爾袞道：“叔父幼而正直，義無隱情，體國忠貞，助成大業。又輔朕登極，佐理朕躬，歷思功德，高于周公”。
中國近代清史學家孟森說道：“清入關創業，為多爾袞一手所為。世祖沖齡，政由攝政王出。當順治七年以前，事皆攝政專斷，其不為帝者，攝政自守臣節耳。屢飭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以翼戴沖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為自古史冊所僅見。”認為多爾袞是難得的忠臣。
負面評價
但在其反面，有許多人也認為多爾袞獨攬大權，剛愎自用，作威作福。
四大親王之一的愛新覺羅·濟爾哈朗濟爾哈朗就曾評價他道：“逮后多爾袞獨擅威權，不令濟爾哈朗預政，遂以母弟多鐸為輔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稱皇父攝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攝政王行之。儀仗、音樂、侍從、府第，僣擬至尊。”,極度批判其捷越本分、以下犯上的罪行。
官方史料中也有眾多記載，《清史稿》中：“和碩睿親王多爾袞攝政有年威福自專，歿后其屬人首告定罪除封。念定鼎之初王實統眾入關，肅清京輦檄定中原，前功勞未可盡泯。今其塋域榛蕪，后嗣廢絕殊堪憫惻。交內務府派人員修葺，并令近支王公按時祭掃。”
《清世祖實錄》說道：“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稱詔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悅之人，不應官者濫升，不合伊者濫降，以至僭妄悖理之處，不可枚舉。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皆批判了多爾袞功高震主的行為。
家族成員
父親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1559年—1626年），女真族，父親為愛新覺羅·塔克世愛新覺羅·塔克世，生母為宣皇后喜塔喇氏，多爾袞之父，統一女真、建立后金，是清王朝的奠基人。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死于叆福陵隆恩門雞堡，終年六十八歲，謚號高皇帝，廟號清太祖，尊號聰睿恭敬汗、大英明汗，后累次加謚為承天廣運圣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葬于清福陵（沈陽東陵）。
母親
孝烈皇后烏拉那拉氏（1590年—1626年），名阿巴亥（穆麟德：Abahai），烏拉部滿泰貝勒之女，太祖努爾哈赤的第四任大妃，睿忠親王多爾袞生母。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被逼殉葬，享年37歲。
后妃
福晉
義皇后科爾沁孛兒只斤氏（？—1649年），睿忠親王多爾袞嫡福晉，科爾沁桑噶爾寨貝勒的女兒，博爾濟吉特·明安的孫女。順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卒，謚號敬孝忠恭正宮元妃，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追謚敬孝忠恭靜簡慈惠助德佐道義皇后，附太廟。
繼福晉
繼福晉佟佳氏，建州女真本部尚書孟噶圖之女。
義順公主（1635年—1662年），本名李愛淑，朝鮮成宗的五世孫女、錦林君李愷之女；順治七年（1650年）三月，被多爾袞求娶做續弦；順治十三年（1656年）四月二十六日，義順公主回到漢城，后終身未嫁，于康熙元年（1662年）八月十八日病死，享年二十八歲。
養子
愛新覺羅·多爾博（1643年—1673年），豫通親王愛新覺羅·多鐸第五子，睿忠親王多爾袞養子，生母為和碩豫通親王繼福晉博爾吉濟特氏·達哲，于崇德八年(1643年）出生；康熙十一年(1672年）去世，年三十歲。
人物爭議
下嫁之謎
“孝莊文皇后是否下嫁多爾袞”是清宮最著名的謎案之一，也成為直到現在，史學界依然被熱烈討論的話題。
許多史學家認為孝莊太后確實下嫁多爾袞，有以下依據。一是滿清自古以來就有少數民族間“轉房婚”的習俗，其被稱為“收繼婚”，所以從民族習俗方面判斷來看，孝莊太后下嫁多爾袞是有可能的。二是史學家蔣良騏在《東華錄》中記載的，順治帝帝下詔給多爾袞羅列的罪狀中，指責其自稱“皇父攝政王”，同時還說道多爾袞“又親到皇宮內院”，皇宮內院指的便是孝莊文皇后的宮室。三是《朝鮮仁祖李倧實錄》中也有記載孝莊太后下嫁一事，書中將多爾袞稱為“太上”，太上指的是太后的丈夫。四是南明官員兼詩人張煌言寫的組詩《建夷宮詞》中，有這樣幾句：“上壽觴為合巹尊，慈寧宮里爛盈門；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明確記錄了太后舉行婚事的現場狀況。
但對于這些確定太后下嫁多爾袞之事的證據，否定“太后下嫁”說的學者們也給出諸多解釋：一是滿清當時“叔嫂婚”的風俗確實存在，但是不能成為太后下嫁的確切論證；二是多爾袞“皇父”的稱號由來已久，且之前也有皇帝為表示對大臣的尊敬稱大臣為“父”的，如姬發就稱姜子牙為“尚父”，且多爾袞的稱呼大多出自大臣們的建議，是廷議之后才決定的；至于“私入皇宮內院”一說，只能證明多爾袞于孝莊文皇后的關系比較親密，但不能因此就確定孝莊太后下嫁于多爾袞；并且，如果孝莊太后真下嫁于多爾袞，太后應居住于多爾袞王府，而不是住在宮中，多爾袞也就沒必要犯忌諱去“私入內院”；三是如真有太后下嫁之事，朝鮮《朝鮮王朝實錄》中應該皆有記載，因為當時清代廷的所有詔書都會發給朝鮮一份，但是，《李朝實錄》中并沒有關于太后下嫁的記載。四是張煌言是明代著名的抗清文人，南明遺臣，清軍入侵時，其奮力起兵反抗，后因魯王政權覆滅，隱居江南田縣，后被舊部出賣，據死不降，張煌言作為抗清大臣，對清朝的事務記載和意見不能保持絕對中立，而談及“慈寧宮大婚”，《清會典事例》記載“順治十年，建慈寧宮于隆宗門之西”，即順治十年（1653年）之前孝莊文皇后一直居住在沈陽市，而慈寧宮于順治十年（1653年）建工完成，所以，“慈寧宮大婚”就必須發生于順治十年之后，但順治十年（1653年）時，多爾袞早已于三年前病逝于河北省，因此，所謂的“慈寧宮大喜”并不會發生。
存世追思
死后陵墓
順治八年（1651年），多爾袞被撤去帝號、廟享，家產皆籍沒入官，建設中的墓地被拆除，直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詔令平反，依親王陵寢制度恢復墳塋，多爾袞園寢俗稱“九王墳”。
九王墳坐落在今東直門外新中街附近，占地三百多畝，其中可耕地一百多畝。園寢坐北朝南，最南邊有神橋一座，下邊是月牙河，北邊八九米遠是宮門三間、柵欄門，有圍墻、子墻共兩道。九王墳位于妙高峰下的北安河，九王墳“藏”于樹林深處，碑亭是單檐歇山式建筑，覆綠色琉璃瓦，四周有券門，亭內豎有一通高大的石碑。據記載，順治十年（1653年），順治帝針對多爾袞陵墓下發的一份諭旨：“睿王墳園，因伊罪惡竟行毀壞，似屬太過。其房屋門墻俱著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撥人看守。”也就是說，順治帝在兩年后，意識到自己對于多爾袞的處罰太過嚴厲，承認對“墳園竟行毀壞”較為過分，這就直接證明了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皇帝下令毀壞多爾袞陵墓的事，確實發生過。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躺著也能贏 皇九子福臨.微信公眾平臺.2025-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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