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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入關是指清順治元年（大順永昌元年，1644年）滿洲貴族的軍隊在明朝將領吳三桂的帶引下大舉進入山海關內，擊敗李自成、攻占京師（今北京）開始成為統治中國的中央政府的歷史事件。

滿清統治者在入關前，經過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兩代人的不懈努力，基本上統一了東北地區。順治帝繼位后，愛新覺羅·多爾袞掌權，也一直在尋找時機進軍關內。順治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大順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攻占北京，明朝滅亡。清朝統治階層聞此巨變后，立刻商討應對策略。多爾袞采納了范文程的建議，毅然下令進軍關內。崇禎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大順軍與吳三桂激戰于山海關區，多爾袞率清軍突然參戰，大順軍猝不及防，戰敗退回北京。清軍在吳三桂的帶領下，迅速進入關內。在強敵壓境的情況下，李自成率領大順軍向陜西省撤退。清朝廷遷都北京后，清軍南下消滅李自成、南明等政權勢力，最終統一中國。

清軍入關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其性質屬于國家統一戰爭，清軍入關對實現國家統一，促進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是清軍入關是“征服”還是“統一”中國，在學術界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對清兵入關持否定態度，甚至認為它是“種族的悲劇”。

歷史背景

明室衰頹

大規模貪腐現象，嚴重的自然災害及黨爭派別的斗爭

在經歷200多年的發展后，明朝已經形成一套成熟且被廣泛接受的官僚行政體系，其陋病也不斷積累至最終爆發。即使經過張居正及部分內閣首輔的改革，仍然無法改變王朝的頹廢與沒落。由上而下層層壓迫使得普通民眾對不斷加重的糧餉及稅負不堪其重。同時，官員數量成幾何比例地增加，也使得管理成本更為高昂。對土地的大肆兼并和礦使稅監的瘋狂掠奪，給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而明朝后期戰事頻繁，用度巨大，明朝廷不得不采取“竭澤而漁”的政策。除了“遼餉”，崇禎十年（1637年），與清軍和農民軍兩面作戰的明朝廷，為了一舉消滅農民軍，根據楊嗣昌“因糧加賦”的倡議，再次加派。崇禎十二年（1639年），延臣議練邊兵，楊嗣昌籌劃，東而遼東、薊鎮，中而畿輔，西而陜西三邊，共練兵七十三萬。練兵需餉，遂于天下田土中，畝加賦銀一分，計得七百三十余萬兩。這宗加派稱作“練餉”。此后，“練餉”又成為明朝廷的另一宗常賦。

作為明朝中后期一個顯著的特征，流民成為基層政府組織所面對的一個棘手難題。由于沒有足夠的土地支持，且流民以青壯年居多，導致了流民問題在崇禎年間大規模爆發。同時自天啟末年以來的大面積災荒也對朝代的滅亡推波助瀾，洪水、旱災、蝗災甚至瘟疫都集中在同一時間段爆發，長達近十年的大旱，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動亂，但官員的貪污卻不因此有所收斂，各級政府利益交錯，形成了一張緊密相連的關系網。發展到后期，軍餉軍糧都無法保證。

另一方面，明朝朝臣不重視績效，大批官員開始抱團，并形成嚴重的黨派爭斗。因為黨派爭斗，選擇站隊被大多數朝臣奉為為官準則。尸餐素位的官員，如果投靠了權重的內閣靠山，也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較大幅度的晉升。在天啟年間，這樣的黨派爭斗由于皇帝對閹黨沒有有效控制而迅速達到頂點。同黨相護以及防止自我利益不受損失導致朝臣相互聯手，使得崇禎很多舉措因大量朝臣反對而無法施行，最終導致明朝滅亡。

邊軍處境困難與軍閥化

在明王朝建立初期，朱元璋設立了軍戶制度，以保證其兵源充足。但隨著社會逐步穩定與經濟發展，軍戶世代從軍的限制性，使得大量軍戶子弟逃離，導致了中央政府在后期遇到大規模戰爭時不得不重新聚集一定數量的士兵以補充兵源，進一步消耗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應急能力。隨著后宮的迅速擴張，戶部只能不斷增加糧餉指派份額，甚至挪用西北邊鎮糧餉以填補空缺。同時，萬歷的三大征也使得東北地區兵力因入朝作戰產生空虛，這助長了努爾哈赤所率領部落的崛起。而為應對勢力強大的后金政權，中央政府不得不派遣地方官員及相關武官鎮守遼東。由于明代政府將行省規模縮小，并將省級政府拆分為三司，這導致后來為應對大規模戰事而設置巡撫、總督乃至督師一職，甚至設立了七省總督一職。與此相應，由于戰爭的長時性，導致主將可以在軍中培植自己的勢力，并進一步軍閥化，導致南明軍事在清軍入關后全面崩潰。

崇禎皇帝個人性格因素

崇禎皇帝有著較強的政治智慧與操控能力，然而這也導致了他走上剛愎自用的極端，待人多疑。在他執政以來，17年中更換52名大學士，其中4名被斬首，首輔平均執政年限不超過半年，且凡是不能按期完成下派任務或瀆職者，輕則充軍，重則斬首。在這樣高壓狀態下，原本就已碌碌無為的朝臣變得更為謹小慎微，不敢做事。同樣的優柔寡斷也反映在了他自己身上，比如李自成在即將進入北京之時，曾向崇禎提出封王賜銀的要求，甚至愿意出關助明抗清。但崇禎僅僅因為首輔大學士魏藻德的不表態便放棄了這最后的機會。這也反映出其性格的缺陷性。由于崇禎在一些關鍵事件上缺乏皇帝應有的擔當，使得一些本可能延續明朝歷史的舉措胎死腹中，導致之后的朝代更迭加速。

明末農民起義

晚明時期，社會矛盾加劇，明朝政治逐漸走向衰敗。早在英宗時期，宦官專政、奸當道的局面便已出現。正統末年，因賦役不均，就已出現以劉通、李源領導的荊襄流民起義，楊虎、劉六領導的河北農民起義，葉宗留、鄧茂七等等領導的浙閩農民起義。崇禎十二年(1639年)五月，張獻忠在谷城聯合羅汝才、張天琳等先后再起，破房縣、西、保康，聲勢大振。六月，張獻忠敗左良玉于房縣羅瑛山，殲敵萬人。

崇禎十三年(1640年)閏正月，于太平縣瑪瑙山擊敗左良玉，四月與羅汝才在白羊山會師。明總官兵孫應元、賀人龍等于六月敗起義軍于馬家寨、譚家坪，七月又敗羅汝才于興山，羅汝才遂率殘部與張獻忠匯合。八月，楊嗣昌率主力追擊入川。太監盧元斌敗江北起義軍革、左等。李自成部于九月間被官軍困于巴西魚腹山，遂由鄖、均進入河南省。進而快速增至數萬人.明末農民起義至此時，逐漸由流動作戰轉為集中作戰。此時張獻忠率部攻克大昌，且擊斃蜀中名將張令，攻克劍州、保寧、昭化鎮、等地，赴往巴西，又下綿陽市，漸趨成都市。十一月之時，楊嗣昌率軍進駐重慶市。崇禎十三年底，李自成趕赴河南，適逢河南大旱，災民從者可達數萬，于是自南陽市攻取永寧，攻克偃師區、寶豐縣、新密市。

崇禎十三年(1640年)底，匯合為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為首的幾支農民軍。此時李巖、牛金星、宋獻策等前來歸降。而李自成采納李巖建議，自散財物以救饑民。開始實施“行仁義，收人心”，“據河洛，取天下”的戰略。其在政治上采取“免糧、安民、平買平賣”政策，形成“民皆附賊而不附兵”的局面。

崇禎十四年(1641年)年正月，張獻忠攻克巴州、開縣、當陽市、荊門市之地，楊嗣昌率軍至宜昌市。李自成部攻取洛陽，俘獲官軍3000人，收繳大批武器重，并沒收明福王府中金銀財貨及糧食物資以開倉濟貧，大賑饑民，張獻忠于二月攻克襄陽市，鎮壓明襄王、貴陽王，又攻克樊城區、商城、信陽、光山縣、固始縣等地。李自成與張獻忠相繼攻占洛陽市、襄陽，宣告了明朝圍剿政策的破產。楊嗣昌于三月因明周襄王、弘光帝被鎮壓而服毒自殺。四月之時，明以總督三邊侍郎丁啟睿為兵部尚書，節制陜西省、河南省、四川省、湖廣、江北之地。五月，釋前兵部尚書傅宗龍，命其以兵部侍郎總督陜西三邊，專討李自成。羅汝才因意見不合于十五年七月奔附李自成。此時張獻忠攻取鄖陽區不克，轉而讀取鄖西之地，并于八月被左良玉擊敗前往英山。陜西總督傅宗龍與保督楊文岳會師征討李自成，傅宗龍被李自成所敗擊斃于項城市。明朝廷派遣汪喬年為兵部右侍郎，接替傅宗龍出關鎮壓起義。李自成于十四年底，攻克南陽郡、開封市等地。

滿清的興起

努爾哈赤統一“滿洲”

女真民族曾于1115年，建立過金朝，后1234年被蒙古軍隊所滅，隨即進入元朝的統治之下。明朝初年，女真五個萬戶中的胡里改（火兒阿）城萬戶阿哈出，于1403年到應天（今南京）朝貢，次年被授予“建州衛指揮使”（明朝時“衛”的最高軍事長官，但在此處只是一名號，是名義上的隸屬關系的證明，有此名號才可與明朝交往）”，這是建州衛女真名稱的由來。1412年，斡朵里城萬戶猛哥帖木兒（即前述樊察子孫都督蒙特穆），亦到應天朝貢，被明朝皇帝封為建州左衛指揮使。

1559年，努爾哈赤出生于蘇克素滸河流域，即建州左衛指揮愛新覺羅·塔克世在赫圖阿拉故城的家中。努爾哈赤生下來即是一名領主候補，具有貴族血統，這是他后來能夠建立政權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條件。1583年正月，明朝遼東總兵李成梁率兵攻打建州右衛古勒城主阿臺章京，因阿臺家族與努爾哈赤祖父愛新覺羅·覺昌安、父塔克世具有姻親關系（阿臺妻是覺昌安孫女，努爾哈赤伯父禮敦之女），故兩人先后進入古勒城尋找親人，不幸在陷城后的大屠殺中雙雙被明軍殺害。當努爾哈赤向明朝討回公道時，明人以誤殺為由，朱翊鈞下令賞努爾哈赤三十道敕書、三十匹馬，復給都督敕書，以賠不是。其后，努爾哈赤又要求明朝交出奸細尼堪外蘭時，明朝表示此事已了結，準備建嘉班城，封尼堪外蘭為“滿洲國汗”。接著，當尼堪外蘭又強迫努爾哈赤歸順時，努爾哈赤以“爾乃我父屬民之輩”為由，嚴詞拒絕了要求。于是，1583年5月，25歲的努爾哈赤，帶十三副遺甲，率近百兵，攻打圖倫城主尼堪外蘭。至1589年，努爾哈赤親率軍隊，攻陷兆隹城，殺其城主寧古親章京。1591年，努爾哈赤派兵進攻長白山鴨綠江部，將其攻克。通過軍事征服和接受歸順，至此努爾哈赤大體統一了滿洲諸部。

?后金政權的建立

努爾哈赤在統一女真過程中，把女真人編為八個旗，史稱“八旗制度”。旗，既是一個行政單位，又是軍事組織。每旗下面有許多牛錄，一個牛錄三百人，平時耕田打獵，戰時出兵打仗。這樣既推動了生產發展，又加強了軍隊的戰斗力。為了麻痹明朝，他繼續每年向明朝納貢稱臣。明廷認為努爾哈赤態度恭順，封他為龍虎將軍。努爾哈赤多次到北京，親自察看明朝政府的虛實。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于是就在八旗貴族擁護下，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附近）即位稱汗，國號大金，改元天命，與明朝公然分庭抗禮。為了跟過去的金朝區別開來，歷史上把它稱為“后金”。

努爾哈赤與明朝的戰爭

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興師伐明，開啟女真民族突破地域限制、謀求更大發展之路。后金大軍臨行前，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作為反明橄文，正式向明朝宣戰，明金戰爭隨之展開。

努爾哈赤起兵后，首先攻打明朝在遼東的軍事重鎮撫順市。四月十五日，在撫順一戰中，努爾哈赤俘獲明朝游擊李永芳等人。進攻撫順是努爾哈赤同明軍的第一次正面交鋒，初試鋒芒即取得大的勝利，這更堅定了努爾哈赤對明朝大舉進攻的決心。接著，努爾哈赤又奪取東州、馬根單、撫安、清河堡等周邊城堡，明軍主將兵馬，一時俱沒，明朝在遼東的一些城鎮紛紛淪陷。消息傳到京師，明朝上下大為震驚。

?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十九日，明與后金進行了具有戰略轉折意義的薩爾滸之戰。在此戰役中，后金軍以少勝多，取得全面勝利，而明軍損失慘重。此役后金軍大獲全勝，由守御轉為進攻，由此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這為后金政權的進一步發展，乃至后來的以清王朝為中心的東亞政治格局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役中明軍一敗涂地，死傷慘重，士無守志，元氣大傷，遭受沉重的打擊，被迫由進攻轉入戰略防御，徹底失去了對女真的控制權。

?薩爾滸戰役后，為實現奪取遼、沈的戰略目標，努爾哈赤決定首先攻打明朝在遼東的前沿堡壘開原。后金天命四年六月十日，努爾哈赤率軍進攻開原。在事先派進城的奸細的接應下，后金軍輕易地攻占了開原城。七月十五日，努爾哈赤又統兵圍攻沈陽市北部重鎮鐵嶺。后金軍順利占領開原和鐵嶺，這為努爾哈赤繼續推行其戰略目標掃清了障礙，接下來，后金與明朝展開了更大規模的爭斗。

后金天命六年（1621）春，努爾哈赤發動遼沈之戰。盡管明軍嚴防死守，但在后金兵的強大攻勢下，加之城內的內應配合，沈陽城很快失陷，大將賀世賢、尤世功皆奮戰而死。攻下沈陽后，三月十八日，努爾哈赤乘勢長驅，率軍攻打明朝遼東首府遼陽城。二十一日，遼陽城被后金軍攻下，經略袁應泰拔刀自裁。

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十四日，后金汗努爾哈赤率20萬大軍，首先攻打明朝關外的重鎮寧遠城。寧遠道袁崇煥、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固守寧遠城，以新式的西洋紅夷大炮擊退了強大的努爾哈赤后金軍。后金軍連續攻了兩天，沒有攻下，反倒死傷官兵數千人。努爾哈赤久攻寧遠不下，心情異常郁悶。當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在叆雞堡（今遼寧省沈陽市城南大叆金村）憤而死去。

皇太極與明朝的斗爭

努爾哈赤死后，兒子皇太極繼位，改年號為天聰。皇太極繼承父業，積極地進行侵明戰爭。崇禎二年（1629年）率軍由喜峰口毀長城人關，進逼北京。明廷以袁崇煥為督師，率兵迎戰，暫時解除了金軍對北京的威脅。皇太極用反間計，崇禎皇帝誤殺袁崇煥，明廷抗金的力量削弱。隨后，皇太極攻占遼東半島，明守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相繼投降。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正式改后金國號為大清，定女真族名為滿洲。崇禎十四年(1641年)，皇太極以重兵圍錦州市，錦州失守，明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降清，至此，山海關區外之地全部落人清軍之手。

清崇德六年（1641年），經過一番積極籌備，清太宗率清兵在關外寧遠縣、錦州一線與明軍展開激烈戰斗，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松錦決戰。錦州是明朝在遼西地區的軍事重鎮，是進出關內外的門戶，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早在崇德五年（1640年）五月，明崇禎帝特意征調善于用兵的原陜西省三邊總督洪承疇出任遼總督，聚集十三萬軍隊，在錦州、松山、塔山、杏山一帶嚴密布防。皇太極深知，寧遠、錦州諸城不破，不能攻下山海關區；而山海關攻不下，則難以逐鹿中原，因而皇太極決定，務必攻克錦州。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清朝愛新覺羅·濟爾哈朗濟爾哈朗等統帥軍隊，在明朝降將石廷柱、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的導引下，加以錦州城內蒙古自治區兵的配合，首先占領錦州外城。六月，清太宗遣人致書錦州市守將祖大壽，勸其棄暗投明，以圖大業，但祖大壽并未聽從勸告。與此同時，由于錦州城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明朝不斷派遣援軍增援。七月，薊遼總督洪承疇、總兵吳三桂率領十三萬兵馬，馳援錦州。當月末，洪承疇率軍隊對清兵展開進攻，祖大壽與援軍配合，大敗清兵，明軍重新奪回錦州外城。八月，皇太極調兵遣將，親自率領大軍，加緊對錦州的圍攻。明軍頑強抵抗，使清軍的進攻受挫，于是清太宗轉而進攻洪承疇堅守的松山。崇德七年（1642年）二月，在糧草斷絕、援兵無望的情況下，守松山副將夏承德首先投降，與清軍里應外合，生擒總督洪承疇。松山城被攻下后，相鄰的錦州城守軍軍心瓦解，在“援絕糧盡”的情況下，三月八日，錦州城守將祖大壽無奈率眾出降。至此，歷時兩年的松錦決戰以清勝明敗宣告結束。

皇太極為戰勝明朝，取而代之，不斷提出新謀略、新戰術，“伐大樹”即是其中著名的謀略之一。皇太極不斷發起對明朝進攻，曾先后8次發大軍從長城之龍井關、喜峰口等處突入，攻掠河北省、山東省、河南省、山西省等地，只奪其資財，不占其地。這一切，就是實施“伐大樹”的戰略，不斷給明朝的經濟與政治以重創，用以消耗明的實力致其衰弱。

與此同時，皇太極不斷擴軍，即增建八旗蒙古、八旗漢軍，一如滿洲八旗編制，合三大民族八旗，共24旗，以每八旗兵額6萬人計算，共為18萬人。這是清入關前其兵力的總數。

起因

李自成攻陷北京

崇禎十五年（1642）正月，明朝廷以孫傳庭為兵部侍郎，令其督京軍援助開封市。李自成于二月擊斃陜西省總督汪喬年，攻取陳州、太康、寧陵、歸德等地。明以孫傳庭為陜西總督。十月，孫傳庭出關鎮壓起義軍，于郟縣被李自成擊敗，副將孫枝秀被擊斃，遂而退回關內。閏十一月，李自成攻克汝寧，賀一龍賀一龍、左金王、爭世王、亂世王等皆來歸降。李自成于十二月戰敗左良玉，攻克襄陽市。李自成于崇禎十四(1641年)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間，三次攻伐開封，攻破襄陽，并在汝州之戰中盡殲孫傳庭主力，攻破潼關縣，進入西安市，收編大部三邊官軍。此時，張獻忠亦已攻下漢陽、武昌。戰略形勢發生質變，農民軍開始轉入戰略進攻。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于西安建立大順政權，改元永昌后，便向北京進軍。二月進入山西省境內，攻取太原市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庸相繼歸降，大順軍逼近京師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皇城，崇禎帝自縊，明朝的統治被農民起義推翻。

多爾袞攝政

多爾袞為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天聰二年（1628），多爾袞隨同皇太極進軍蒙古察哈爾多羅特部，因作戰英勇，被皇太極賜以美號為“墨爾根代青”，意即聰明王。天聰九年（1635）二月，皇太極派多爾袞為元帥，往攻察哈爾部林丹汗子額爾克札果爾額哲。由于多爾袞不費一兵一卒，圓滿地解決了察哈爾向清朝的歸服問題，又立奇功，贏得了在滿洲貴族中的威信。

崇禎十六年（1643年），皇太極暴卒。皇太極去世后，滿洲貴族圍繞著皇位繼承問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斗爭。當時滿族貴族中原皇太極所屬的兩黃旗大臣赫舍里·索尼等人，堅決主張支持皇太極長子豪格繼帝位，另一派滿洲貴族則支持愛新覺羅·多爾袞，認為他作戰英勇，足智多謀，在滿洲貴族中素有威望。兩派斗爭異常激烈，相持不下。這時多爾袞為了謀求內部的統一，顧全大局，而采取折中方案，乃立皇太極第三子年僅6歲的順治帝即位，即清世祖，而以自己及愛新覺羅·濟爾哈朗共同攝政，負責實際政務。

范文程鼓動，清廷出兵

多爾袞率領清軍入關，以及入關后的統一大業，是與范文程的襄助分不開的。范文程祖籍沈陽，漢人。天命三年（1618），努爾哈赤攻下撫順，范氏兄弟往見。努爾哈赤非常器重他們。崇德初年，皇太極任命范文程為內秘書院大學士，進世職二等甲喇章京，參與機密。范文程雖系漢人，但屬于清朝元老，他頭腦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統治者信任。順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當愛新覺羅·多爾袞即將率師伐明時，范文程曾向他提出如下幾點看法和建議：明朝腹背受敵，進軍關內的時機已經到來，并且中原地區可一舉平定；其次，李自成農民軍將是角逐天下的對手；進取內地時，應注意軍紀，清軍所過要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最后，要穩扎穩打，即使直趨燕京而一時攻不下，也應該在山海關以西地方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戶。在軍事上有了固定的據點，則進可攻，退可守。范文程的建議，對當時執政的多爾袞影響極大，事實上多爾袞入關前后的行動，均依照范文程的奏疏所擬議，未做大的修改。

多爾袞放棄了皇太極晚年曾設想的聯合農民軍攻明的戰略和政策，斷然作出了關系清朝命運的一項決定：進關奪權。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七，滿洲貴族調滿、蒙、漢兵，由攝政王多爾袞率領南下，進軍中原。

事情經過

吳三桂于農民軍降而復叛

平西伯吳三桂率領三萬大軍鎮守山海關要塞。松錦之戰之后，吳三桂逃回寧遠，明廷將其降三級使用，令其收關外殘兵固守寧遠。后來，京師危急，明廷倚重吳三桂，于崇禎十七年(1644)二月間升任其父吳襄提督京營。三月，封吳三桂為平西伯，命他火速領兵進關保衛京城。但他從個人利害考慮，度時審勢，遷延不進，拖拖拉拉走了半個月才走到豐潤，便停滯不前，觀望形勢。三月二十八日，得知京師陷，帝后殉難，他便在何去何從的問題上權衡利弊，舉棋不定。而農民軍和清軍都看到了這支力量的重要作用，歸己則己之力量大增，天險雄關在握；歸敵則將成為己方之嚴重威脅，失去山海關天險的控制權。所以，吳三桂就成了農民軍和清軍都想爭取的對象。

李自成在占領北京前，于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五日，就派唐通率其部屬，帶著40000兩白銀前往犒師，唐通給吳三桂遺書，說李自成要給他們父子封侯。但是，吳三桂沒有答應。李自成就攻下北京后，京各鎮將皆降，只有吳三桂未降，李自成因此很不安。所以，他進一步積極做招降工作。一方面令諸降將各發書招三桂；一方面令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作書以招子，使速降。還派巡撫李甲和兵備道陳乙持檄招降吳三桂，爾來不失封侯之位。吳三桂終于被打動了，決定投降農民軍。

吳三桂留唐通等人領兵駐守山海關區，自己率所部向北京進發，去見李自成。四月五日，走到永平西沙河驛(一說灤州，今縣)，遇見從京城逃出來的家人，得知父親吳襄遭到農民軍的拷打，逼索錢財，他登時大怒。同時，當他聽說愛妾陳(也叫陳圓圓)被農民軍將領劉宗敏所搶占，一甩衣襟，拔劍向桌子砍去，怒吼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還有何面目見人。立刻調轉部隊，奔回山海關。八日，就趕到了山海關，對守關的唐通部隊發起進攻，唐通大敗而逃。李自成聞訊，派降將白廣恩領兵趕往援救，也被吳三桂打得大敗，全軍覆沒。

吳三桂降清

山海關地勢非常險要，關城一面直接崇山峻嶺，一面涉海，中間一條大路是內外的必經之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明為了防御關外女真人侵襲內地，早在這里構筑了一個完整的軍事防御系統。所以，這里是明清必爭之地。清廷早就想招降吳三桂。松錦戰役后，吳三桂逃歸寧遠，明廷令其收敗兵仍守寧遠時，皇太極就發敕諭招他投降，還令降將張存仁、祖可法等人現身說法，宣揚降清的好處，對他進行勸誘，但吳三桂拒絕了。可皇太極并沒有放棄對他的爭取，半年多以后，又一次致書勸他相時度勢，早為之計，同時利用祖大壽和吳三桂的甥舅關系，令祖大壽致書吳三桂勸降。但吳三桂始終不為所動。

吳三桂與農民軍決裂后，也清楚李自成勢力強大，難與爭鋒。當時吳三桂的部下就有建議吳三桂聯合清兵。他們把清入京看成是幫助明朝復仇的友好舉動，吳三桂很猶豫，就問計于謀士方獻廷，方獻廷也建議他繼續請清軍入關，共同消滅農民軍。于是，吳三掛派副將楊坤和游擊郭云龍等人給愛新覺羅·多爾袞送信，請求出兵援助。他的信表達了三層意思：一是說農民軍罪惡已極，他想興師問罪，但力量不足，向清軍求助；二是關于合兵的安排，清軍直入中協(喜峰口、龍井關等處)、西協(墻子嶺、密云區等處)，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于宮廷；三是對援兵的報答，將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四月十五日，楊坤等在翁后(今阜新市境內)遇見清軍，將求援信遞交。多爾袞得信，喜出望外，立刻召見范文程商討對策。第二天，多爾袞致書吳三桂，答應出兵，但多爾袞在答書中明確要求吳三桂率眾來歸，也就是投降。得到愛新覺羅·多爾袞的回信后，吳三桂就立刻回書，表示愿意遵從多爾袞的意愿，投降清軍。

闖王出兵

約四月初十日左右，李自成得到了吳三桂叛變、山海關被占的消息。經過緊急商議之后，他一面批評了劉宗敏，對吳襄進行了撫慰，并且讓牛金星代吳襄起草了一封給吳三桂的信，努力做挽回工作；一面決定親率大軍往山海關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帶領大順軍從北京出發，由丞相牛金星和少數大順軍將領統率一萬名士卒守備北京。隨軍帶往山海關區的有吳襄和崇禎帝的三個兒子，以及在西安市、太原市俘獲的秦王、晉王。李自成仍希望借助吳襄與吳三桂的父子親情，以及明太子所代表的君臣之義來招降吳三桂。盡管李自成等作了諸多準備，但這一次招降卻沒有達到目的。吳三桂叛亂后，關寧兩鎮兵合在一起只有五萬人，占據山海關一隅之地，根本無法同大順軍相抗衡。為了逃脫覆滅的命運，吳三桂不顧民族大義，決定賣身投靠滿洲貴族。

清兵出師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順軍占領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便急不可待地大舉興師。四月初九日，愛新覺羅·多爾袞和豫郡王多鋒、武英郡王愛新覺羅·阿濟格等，帶領滿洲、蒙古八旗兵員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漢軍大舉“伐明”。進軍路線是采納漢奸洪承疇的建議，準備由薊州、密云區地區破邊墻而入，避免頓兵山海關堅城之下。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后，遇上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副將楊坤和游擊郭云龍，告以山海關區形勢危急，若及此時促兵來救，當開山海關門以迎大王。多爾袞大喜，除留下使者楊坤外，還派妻弟拜然隨郭云龍前往山海關探其虛實。同時下令改變行軍路線，向山海關兼程進發。在給吳三桂的回信里，多爾衰避而不用“合兵”一詞，卻趁機向吳三桂進行招降，吳三桂得到回書后，決定投降，并決心驅迫關遼兵同大順軍惡戰一場，借以提高自己在滿洲貴族面前的地位。

決戰山海關

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大順軍數千騎兵進逼山海關西羅城下，吳三桂只留下少數軍隊和反動鄉紳防守關城，把主力已拉到關內石河，擺開陣勢。李自成除了把主力用于石河西以外，還派出部隊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和北翼城，對吳軍實行包圍。雙方晝夜激戰，當日，城北翼一支明軍起義歸順李自成，吳三桂的軍隊處境愈發艱難。清兵于二十一日晚趕到山海關后，屯駐于距關城十里的歡喜嶺。此時的愛新覺羅·多爾袞并不急于參戰，他蓄銳不發，要等到吳三桂部支持不住、大順軍也疲急時再一鼓作氣奪取勝利；同時，多爾袞也要觀察吳三桂的誠意，以免上當。二十二日晨，清軍進至離關城僅二里的威遠臺（在名叫歡喜嶺的小丘陵上，今名威遠城，實誤）觀戰，此時吳三桂感到形勢嚴重，親自帶領部分兵馬、屬官和鄉紳們出關，至威遠臺見攝政王，請求清軍立即來援。多爾袞隨即讓吳三桂立即回關準備接應，同時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布好陣勢后，即向大順軍陣地發動猛烈沖擊。大順軍雖然奮勇迎敵，但雙方強弱形勢已發生變化，無奈清兵以逸待勞，而且在數量上也占了很大的優勢，故不久便敗下陣來。清軍乘勝追擊，大順軍大敗，陣容大亂，兵員器械損失慘重，大將劉宗敏也負了傷。李自成立馬小崗阜上見敗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時，李自成決定將吳襄處斬。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全家三十四口，這也可見李自成對吳三桂勾引清兵、叛變欺詐的行為極為痛恨。而吳三桂卻在山海關戰役剛剛結束就率領關遼軍民剃發降清，被清攝政王承制封為平西王。這樣，由于吳三桂的背信棄義，大順軍終于被滿漢地主階級聯軍擊敗。從此明末農民戰爭由盛轉衰，進入了以抗清為主的新時期。

事件結果?

大順政權李自成北京稱帝后向西安撤退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帶著敗軍回到北京。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李自成就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墻及護城河旁房屋，說明他曾一度考慮過固守北京，但只過了兩天，李自成卻毅然決定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后立即向渭河平原撤退。當時大順軍在距北京不遠的地方雖然有不少駐軍，但不可能組織起一支足以擋住清軍（包括已經投降清方的吳三桂部）的武裝。其他軍隊則因分駐在西北各省和湖北、河南省、山西省等地，短期內無法調來。在外有跟蹤而來的強敵，內有仇視農民革命的殘余反動勢力，加之城內居民目睹大順軍敗陣而歸的狼狽模樣，訛言四起的情況下，李自成以新敗之余據守孤城，后果是不待龜卜的。大順軍領導人有鑒于此，終于決定了主動放棄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舉行即位典禮，由牛金星代行郊天禮，六政府各頒赦書一道。典禮草草結束后，即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同時下令放火焚毀了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開始撤離北京。一六四四年五至六月，大順領導集團經由山西太原、臨汾市(今臨汾)返回西安市。

滿清進入北京，六歲的福臨在北京登基

李自成撤離北京后，京畿內外，社會秩序相當混亂，人心惶惶，對新入主北京的滿洲貴族懷有恐懼心理。更嚴重的問題是，前經李自成農民軍大量占用糧草，撤離時又將京中糧草運走，造成百姓生活極端困難的狀況。北京屢經戰火，又正值大旱，遠近土地，都被兵馬所踐踏。形勢嚴峻，刻不容緩。穩定北京，站穩腳跟，對清朝未來的發展，能否建立全國統治，關系重大。未及決定遷都，順治小皇帝尚未至京，愛新覺羅·多爾袞就果斷采取措施，實施新政策，力圖扭轉不利局勢。第一，嚴禁軍隊騷擾北京百姓，更不得搶掠，以安定民心。八旗軍隊嚴守紀律，一改昔日人關殺掠的政策，很快贏得京畿內外百姓的信任。第二，與安定民心密切相關的一項政策，即取消發令，允許漢族照舊束發，此舉大得民心。第三，為死于非命的明崇禎帝治喪，贏得故明士大夫的支持。

清軍到達北京后，在是否將首都由沈陽市遷到北京的問題上，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爭論。多爾袞的同母兄八王愛新覺羅·阿濟格等反對遷都，也對多爾袞強調軍紀不滿，認為這是軟弱的表現。他抱怨初得遼東時，就因不行殺戮而導致清人多為遼民所殺。現在雖已占據北京，更應趁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將大兵還守沈陽，或退保山海，可無后患。很顯然，阿濟格是站在保守派立場上說話的。他們反對遷都有一個客觀原因，即因為清兵入關速度較快，補給不足。當時從沈陽（盛京）到北京一線，新經兵火，而公私儲積，蕩然無余，故給清兵造成極大困難，下所仰賴者只是老米，而這些皆積年陳腐之米，糠土居半，觸手作屑，不堪糊口，食輒腹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按照愛新覺羅·阿濟格等人的意見辦事，不應遷都。但愛新覺羅·多爾袞不同意，他在順治元年六月，上書順治帝稱燕京勢據形勝，乃自古興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應遷都于此，以定天下。他是從統一和管轄整個中國的總戰略出發來考慮遷都的，他沒有為暫時的補給問題所難倒。在他的堅持下，清朝終于下定了遷都的決心。順治元年（1644年）九月，順治皇帝到達北京。十月初一日，正式舉行登基大典，順治帝親臨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成為統治全中國的大清皇帝，隨后在皇極門（順治二年改稱太和門）向全國頒布登基詔書，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開始了以北京為都城的長達260多年的統治，大封功臣，論功行賞。以多爾袞功最高，再封為叔父攝政王，賞賜獨厚。吳三桂再封平西王，頒金冊，賞賜白銀萬兩。其他滿、漢諸臣都得到等級不同的封賞。

后續

起義軍覆滅

滿清的統治在北京穩定下來后，愛新覺羅·多爾袞建議遷都北京，并迎順治帝入關，祭告天地，表示他已是全中國的君主。多爾袞加號叔父攝政王，實際上掌握當時的軍政大權。當即決策，由愛新覺羅·阿濟格愛新覺羅·阿濟格率軍進攻李自成，愛新覺羅·多尼愛新覺羅·多鐸進攻江南。李自成自北京撤離后，大順軍內部矛盾不斷發展，軍心渙散。在對抗清軍的潼關保衛戰中，大順軍失利，轉移到湖廣襄陽一帶。1645年初夏，李自成退至武昌，不久又到通山縣九宮山，遭到清軍狙擊而死。在他的余部中，李錦、李來亨的一支堅持抗清，達二十年之久。在四川省建立大西政權的張獻忠，在1646年跟清軍戰爭失利，在西充鳳凰山中箭身亡。他部下的將領孫可望、李定國等率領余部南走云貴，因看到清軍是農民軍更危險的敵人，轉向聯合南明共同對清，成為永歷朝的軍事支柱。

南明政權

明朝滅亡后，一些文臣武將紛紛南逃，他們和當地官員一起，擁立朱姓藩王，先后建立了南京的福王政權、浙江的魯王政權、福建的唐王政權和西南地區的桂王政權（永歷政權）。因為這幾個政權都在南方，歷史上稱為“南明”。南明政權大多十分腐朽，對北方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不慮清朝大軍壓境，只顧內部爭權奪利，看不到威脅南明存亡的已不是農民軍，恰恰是清政權，并繼續與農民軍為敵。福王、魯王、唐王三個政權，很快被清軍消滅，桂王政權由于采取了聯合農民軍抗清的政策，存在時間長一些。1658年派愛新覺羅·鄂扎愛新覺羅·多尼率軍兵分三路進攻云貴高原，永歷軍隊全線潰敗。1659年，清平西王吳三桂進攻云南省，永歷帝逃入緬境避難。1661年緬王將永歷帝全家獻給吳三桂。1662年4月在昆明篦子坡吳三桂用弓弦絞死了永歷帝父子。至此，抗清長達15年之久的永歷朝廷覆亡，南明政權退出了歷史舞臺。

滿清統一中國

清朝統一的歷程，應自入關前計起，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漸次削平女真諸部，通過結盟、聯姻及軍事手段先后收附了科爾沁、內喀爾喀五部、鄂爾多斯、察哈爾等漠南蒙古諸部，并與蒙古喀爾喀部、雄踞青藏高原的蒙古和碩特部建立了政治或宗教聯系。因此在清朝入關前，女真建立的后金政權已經實現了局部的統一，為定鼎中原、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明清鼎革后，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正統王朝，接續傳統，秉承既得中原，勢當混一的方針，康熙朝通過會盟、戰爭等方式將蒙古喀爾喀部、西藏、臺灣統一于清朝的版圖內，雍正朝通過改土歸流強化了對西南地區的管理，乾隆朝結束了對準噶爾割據政權曠日持久的戰爭，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亂，統一了西北地區，實現了大一統。統一多民族的清代，面對多元的邊疆格局，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實施了一系列有效的統治舉措，除了在邊疆地區設立將軍、都統、辦事大臣等職權不同的職官外，在內外札薩克蒙古實行盟旗制度，在新疆兼用札薩克制、伯克制，在西藏重視宗教領袖及其噶廈的作用，等等。同時在邊疆地區廣泛設置卡倫、驛站、軍臺等軍政建置作為維持統一的手段。在大一統格局中邊疆民族地區因經濟、文化存在區域差異的背景下，清朝持齊其政不易其俗，修其教不易其宜的治理理念，通過靈活有效的措施實現了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有效管理，在深度和廣度上超越了歷代王朝。邊疆治理的成功，有效地維系了清代大一統的格局。

影響

積極影響

從16世紀末開始，神州大地上漸成三方面勢力（明朝、起義軍、清軍）鼎立之峙，經過你死我活的爭斗，導致明滅清興的結局。三方面勢力角逐的結果，清軍平定了農民軍，消滅了南明殘余勢力，統一了全國。僅就當時來說，對于保衛和建設偉大的祖國，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在16世紀末到17世紀初，歐洲正處于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向外尋求殖民地。已從南北兩個方面敲中國大門。在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軍官阿爾瓦利斯指揮船隊首航中國，后繼者接踵而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占領了中國澳門。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荷蘭也侵略中國，后來又占據了中國臺灣。崇禎十六年(1643年)，沙俄入侵中國黑龍江流域，從北面叩中國的大門。此時，清軍進取中原，以武力統一全國，從而使中國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力量，舉國抵抗外來的侵略，可免受殖民主義者的統治。

其次，滿族崛起后，先是統一了包括庫頁島在內的東北地區。接著，進關平定了農民軍和南明，奠定了統治全國的基礎。康熙，粉碎三藩之亂，鞏固了對西南各省的統治。康熙帝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派遣施瑯，降服鄭克塽，統一了臺灣。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清政府三.次出兵擊敗噶爾丹，統一大漠以北地區。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政府進軍西藏自治區，驅逐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亂勢力，派駐藏大臣，冊封達賴喇嘛為西藏宗教首領。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兵向烏魯木齊市進軍，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最后平定霍集占兄弟的叛亂，結束了暫時分裂的局面。在統一全國的同時，又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政府與俄羅斯簽訂尼布楚條約，劃定北部的邊界。在清朝全盛時期，中國的疆域，東至庫頁島、臺灣;南到南沙群島;西跨帕米爾高原，西北至巴爾喀什湖;北抵外興安嶺，與西伯利亞地區相接壤，奠定了今天中國版圖的基礎。

最后，由于明末清初的連年戰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北方人民流離失所，土地荒蕪，就是南方富庶地區也呈現一片荒涼景象。清朝統一全國后，天下承平，休養生息。在平定三藩之后，任命靳輔為河督，大規模地治理黃河，尤其是黃、淮、運相交的蘇北地區，作為重點治理地段，以“濟運通漕”，確保北京的漕糧供應。康熙帝的這些措施，取得極好的效果，出現經濟繁榮發展的大好局面。?

消極影響

入關以后的清政權，又是以滿族貴族為核心，聯合其他各族上層分子的共同專政。在這個聯合專政中，滿族雖然居于主要的統治地位，但他們在整個統治階級中，畢竟是少數，何況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又屬后進。清朝統治者為了保持滿族統治的民族地位，勢必要保持滿族貴族的特權。由于征服和維護統治地位的需要，滿族原有的某些比較落后的生產方式殘存，保留了下來。這種保留，反映在清代以至清前期所執行的政策中，就構成了它的保守落后方面。

清初的統治者在推進漢化與保留滿俗的斗爭中，把高度發展的明代封建制度中的“文明的缺陷”，和滿族“舊制度的野蠻缺陷”結合了起來。從滿族貴族來看，這種政治上的統治核心地位與基礎上的落后因素，使清政權這個矛盾統一體在維護清朝的統治中，形成了兩個方面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滿洲貴族要鞏固其統治核心地位，就勢必要維護其統治民族的特權，而這種特權的保持，又往往和保留其落后因素相聯系，從而使清代始終保持著民族統治的特色；另一方面，清代不僅民族矛盾始終消除不了，而且又把階級矛盾復雜化，當階級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以后，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又交織在一起，使清朝的統治也往往遇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反抗，即勞動人民反對階級壓迫斗爭和各族人民反對民族壓迫的斗爭。

在這兩種反抗中，作為統治民族而又是少數民族的滿族，當其統治基本穩固以后，為了維護他們已得的利益，就害怕任何改革，再加上他們原有的落后因素，清朝的統治不能不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同時，在清因明制以及滿族不斷漢化中，已經發展到晚期的封建制度腐朽面，沒落的趨勢，都對滿族封建制的發展有明顯的消極影響。滿族貴族及其基本成員如八旗兵丁，都獲得了不勞而獲的寄生條件，他們由寄生而腐敗，清朝的統治也隨之而更加保守。

評價

積極評價

孟繁勇（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評價清軍入關：清軍入關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其性質屬于國家統一戰爭，清軍入關對實現國家統一，促進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清軍入關是明清鼎革之際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是關系明亡清興的一個分水嶺。它不僅改變了清朝及滿族的歷史命運，也改變了中國未來數百年的歷史進程。

清軍入關，不僅改變了清朝和滿族的命運，也改變了李自成大順的命運，進而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命運。滿族作為一個生機勃勃的少數民族，他的入主中原給中原地區注入了鮮活的動力。一個創舉就是破除了華夷之辨，突破了以往漢族王朝直轄區域只限于內地的局限，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都置于中央政權的直轄之下，實現了國家的“大一統”，奠定了今日中國版圖的基礎。清軍入關，也把滿族文化帶到了中原，促進了滿族和漢族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促進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促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當時，西方殖民者已經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國，荷蘭殖民者侵占了中國寶島臺灣，沙俄侵略者在1643年，即清軍入關的前一年，就已派出遠征隊侵入中國黑龍江省流域。在面臨外敵威脅的險峻形勢下，國內各種政治力量，誰能早日實現國家的統一，都有利于凝聚、整合國家力量，共同抵御外敵入侵。當時的南明和李自成、張獻忠建立的政權，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弊端，都無力承擔統一中原地區的重任。因此，這一重任就歷史地落在了清朝一方。清軍入關，結束了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了國家統一，對抵御西方殖民勢力的侵略，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戴逸（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且滅亡至今僅有百余年，離我們時間最近，對現實生活影響很大。清代創造了輝煌功績，形成了一個凝聚力極強的民族大家庭和繁榮昌盛的經濟文化，但同時它在全球一體化浪潮中以及殖民主義入侵之下，在應對外來入侵時，屢戰屢敗，從輝煌的頂峰一下跌入萬丈深淵，變成了半殖民地。強烈的歷史落差使得后世的中國人刻骨銘心，他們畢生投入到拯救中華、復興中華的斗爭中，努力打造和再造一個強大的國家。

消極評價

顧誠（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認為：清軍入關是對漢族的“征服戰爭”，是對關內的“征服”。??

馮年臻（遼寧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任）認為：清入關之初，滿洲貴族憑借政權力量，推行了掠奪漢民族土地資源和勞力資源的民族壓迫政策，打著照顧東來諸王、勛臣、兵丁等生活的旗號，殘酷無情地剝奪了漢民世代居住的房屋及賴以為生的土地，使之流離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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