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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亭集序》，又名《臨河序》《禊帖》《三月三日蘭亭詩序》等，是中國書法大家、“王羲之”王羲之的行書作品。創作于公元353年，地點為紹興市蘭渚山下。全篇共計28行，324字。

《蘭亭集序》是東晉王羲之于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與友人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會聚蘭亭，賦詩飲酒時所作。王羲之將諸人名爵及所賦共37首詩作編成一集，名為《蘭亭集》，并作序一篇，即為《蘭亭集序》，全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記述蘭亭集會的時間和地點，流觴曲水（今春游宴會）一事，同時描繪了當時的氣候，第二部分則是身處大自然，王羲之感慨人生的短暫與珍貴，尋找心靈的慰藉與安寧。《蘭亭集序》在后世廣泛流傳，有極高的書法價值、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對后世文人集會的形式及內容都有著積極的指導和示范作用。李世民對其推崇備至，曾親撰《晉書》中的《王羲之傳論》，推頌為“盡善盡美”，還將臨摹本分賜貴戚近臣，并以真跡殉葬。《蘭亭集序》是“晉韻”的重要標志，深刻體現了中國書法的發展演變。

《蘭亭集序》用筆遒媚飄逸，字形變幻莫測，獨具匠心又自然天成。凡是重復的字均不相同，在藝術效果上多樣統一，別具審美意義。《蘭亭集序》在書法上有很大影響力，后世多有名家臨摹本存至今，如唐代馮承素臨摹本、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的《褚本》、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孟頫對《蘭亭序》的臨本等。古人評價《蘭亭集序》是中國書法的最高典范，米芾譽之為“天下第一行書”。

創作背景

作者介紹

王羲之（321年-379年或303年-361年），東晉臨沂市人（今山東臨沂），著名書法家，自古以來人們尊之為“書圣”。王羲之出身名門，家世顯赫，其所屬瑯琊[yá]王氏一族曾擁立司馬睿開創了東晉的歷史，是六朝最著名的豪族之一，被譽為“中國第一大官僚家族”。在書法藝術成就上，王羲之自小師從衛鑠，成年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在書法創作上博采眾長，其草書師從張芝，正書得力于鐘繇。其書法備精諸體，但尤擅楷、行、草書，且“俱變古形”，為歷代書者所崇尚，影響極大。王羲之觀摩學習“兼撮眾法，備成一家”，達到了“貴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其代表作品除《蘭亭集序》外，還包括草書《十七帖》、行書《初月帖》《行穰帖》《龍保帖》《上虞帖》《長風帖》《賢士帖》《飛白帖》行書《姨母帖》、行書《快雪時晴帖》、行書《喪亂帖》《平安帖》（行、草書）《何如帖》《奉橘帖》《孔侍中帖》《寒切帖》《遠宦帖》《二謝帖》《雨后帖》《秋月帖》《都下帖》、楷書《黃庭經》《樂毅論》等。其總結和完善了前人的創新之舉，他是新體書法的集大成者，王羲之所確立的新體書法以新的楷書體系取代舊有的篆書體系，從而確立起了中國的今文字系統。

創作環境

《蘭亭集序》創作于晉晉穆帝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與41位友人在紹興市集會，為蘭亭集會，那是東晉永和九年（353）癸丑三月初三，時任右軍將軍、會稽郡內史的王羲之，和司徒姓謝安左司馬孫綽、釋支道林等40余位名士，在紹興市（今浙江紹興）蘭亭舉行流觴曲水之會，即興賦詩吟和。當時王羲之揮毫制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須筆，為這次宴集形成的詩集作序，當時有二十六人作詩三十七首，王羲之為《蘭亭詩》寫序，成就了書法史上的經典。還有一種流傳的說法是永和九年（353年）上巳節蘭亭集會數年之后，王羲之整理并抄錄了與會者名單及其詩文等，有感于往日“欣于所遇”而“俯仰之間，以為陳跡”，且“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因而寫下這篇情真意切，書文俱佳的曠世名品——《蘭亭集序》。正是由于逐漸步入晚年的王羲之深深沉浸于往日“欣于所遇”的追憶之中，才能催生出如此非凡、傳誦千秋的雅集、美景、真情相交融的《蘭亭集序》。

《蘭亭集序》的產生與魏晉這一中國歷史上的重大變化時期分不開。魏晉是中國歷史上相對動蕩的時期，曹魏統治集團出于政治目的，大力籠絡士人名流、知識分子來擴大自己的智囊團，這其中也包括眾多書法家。司馬炎在位時期，專門設立了書學博士，這就給了書法家政治上的地位，一時間，研習書法成為一種社會現象，所以書法在這一時期得到空前的發展。魏晉時期政治的混亂造就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文人士族逐漸走向遠離政治的道路，他們變得厭惡政事、不屑功利，寄情山水田園，崇尚自然。公元322年，王羲之家族中的王敦叛亂，整個王氏家族都受到牽連。自此之后，出身東晉的官宦世家的王羲之逐漸遠離官場，縱情山水，結交清談名士，崇信道教，風情瀟灑，這些都對他的藝術審美導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品內容

原文內容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紹興市之蘭亭，修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怏（同“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譯文

永和九年，正是癸丑年，暮春上巳節那天，我們會集在會稽郡山陰縣的蘭亭，進行修楔活動。眾多的賢士都來了，晚輩與長者聚集在一起。這個地方有群山峻嶺、茂密的樹林和修長的竹子，又有清澈的水激蕩奔騰，輝映著繞過蘭亭兩側。引來清流作為流傳酒杯的曲水，大家依次坐在曲水之旁。雖然沒有絲竹管弦的盛況，但一面飲酒，一面賦詩，也足以暢敘內心深處的情懷這一天，天空晴明，天氣清爽，春風和煦柔暢。抬頭觀看宇宙的廣闊，俯首審視萬物的繁盛，縱目游覽，馳騁胸懷，足以盡情地享受耳目視聽的樂趣，實在是令人歡樂啊。

人與人相處，俯仰之間便是一世。有的人敞開胸懷，與他人傾心在室內交談；有的人托物寄情，無拘無束，放浪形跡。雖然對生活的取舍千差萬別，好靜與好動各不相同，但當他們欣喜于所接觸的事物，獲得暫時的滿足，感到欣然自足時，竟然都不知道暮年將到了。等到對向往的事物已經厭倦時，心情隨著事物而變遷，感慨也就隨之而生了。從前欣喜的事情，轉眼之間，已經成為陳跡，對此人們尚且禁不住內心感念傷懷，何況壽命長短只能聽憑造化，而且終究要歸于窮盡。古人說:“死生也是件大事。”怎不令人悲痛。

每每觀察古人產生感慨的緣由，就像符契那樣相合，于是面對那些文章總免不了嗟嘆悲悼，自己心中也難于將這種感念說清楚。我固然知道把死和生看作一回事是虛無荒誕的，把長壽和短命等同看待是荒謬的。后人看當今，也正像今人看往昔一樣，可悲啊。所以一一記下前來與會的人，錄下他們所作的詩。雖然時世變遷事物變化，但是因為死生而引起的感嘆，其情致是一樣的。后世的讀者，也將對這些詩文有所感慨吧。

內容解析

《蘭亭集序》敘述了王羲之與眾位賢士修禊事的活動，在“莊老告退，山水方滋”的魏晉時代，王羲之用修禊事表達對生命意義的追問；在這種追問之中實現了兩次情感的升華，并借此闡述了他對人生現實狀態和實質意義的深入思考。王羲之在享受自然美景之樂的基礎上，書寫了人生變化無常、人生短暫的悲嘆之情。

摹本信息

主要摹本

神龍本

現存的蘭亭八柱里，未署名的八柱之三一度被懷疑是王羲之的真跡，但經過大量的考證，此作仍為唐代馮承素在貞觀年間奉旨摹自王羲之真跡的摹本，此帖于乾隆被刻于“蘭亭八柱”，列為第三柱。“神龍本”一名是因為卷首有李顯李顯神龍年號小印而得來。此卷前紙13行，行距較松；后紙15行，行距趨緊，然前后左右映帶，錯落有致，通篇整體風格一致，優于其它摹本。用筆俯仰反復，筆鋒尖端銳利，時出賊毫、叉筆，既保留了照原跡勾摹的痕跡，又顯露出自由臨寫的特點，摹臨結合，顯得自然生動，并具一定的“存真”的優點，在傳世摹本中最稱精美，體現了王羲之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藝術風神，為接近原跡的唐摹本。

定武本

“定武本”為石刻本。傳為初唐歐陽詢臨本，據載從五代十國石晉開始流傳（當時不作“定武”之稱），遼朝耶律德光從中原得此，攜于真定。耶律德光死后，此石被棄山中，趙光義趙光義年間被一位“李學究”所得。“李學究”死后，其子為還債取出，被定武太守宋景文收入公庫，因此得名。宋代熙寧年間，定武太守薛師正之子薛紹彭將原石損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區別于翻刻本。宋代大觀年間，原石被收入宣和殿。

褚本

“褚本”為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所臨（列為“蘭亭八柱”第二柱），至明代被陳敬宗鑒定為“褚臨本”。因有的字筆法形態似宋代米芾，故又稱“米臨本”。

題跋與鈐印

題跋

元代的鑒定家郭天錫，他給神龍本蘭亭序寫的跋文原文是這樣的：“此定是李世民朝供奉搨書人直，弘文館馮承素等奉圣旨于《蘭亭》真跡上雙鉤所摹。”宋拓神龍蘭亭序有甲戌四月朔有二日容軒識”及查升、陳奕禧（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曹曰瑛（康熙三十五年）、張廷濟（愛新覺羅·旻寧三年，1823年）等人題跋、觀款。

趙孟頫最為推崇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對其書法《蘭亭序》曾反復臨寫、題跋。根據黃惇的考證，趙孟頫《蘭亭》題跋有“十三跋”和“十六跋”之別。“十三跋”是指趙孟頫書寫在“獨孤本”上的題跋，“十六跋”則是指趙孟頫書寫在“靜心本”上的題跋。

褚摹本字法完備，氣息一以貫之，很多人認為此卷乃是李世民墓中出土的版本，此卷經過后人215人的傳承和遞藏，其中有題跋無數。在褚遂良所書《蘭亭序》卷尾依次有明代許初，清代王澍、賀天鈞、唐宇肩、顧莼、梁章鉅、梁同書、孫星衍、石韞玉、李佐賢、韓崇諸跋。

鈐印

宋拓神龍蘭亭序中“神龍蘭亭”與《蘭亭八柱帖》本“神龍蘭亭”應屬于一個版本系列，兩本字跡略有差別。兩本蘭亭序的刻印名稱和刻印位置多有不同，此本“神龍蘭亭”比《蘭亭八柱帖》本“神龍蘭亭”多“貞觀”等刻印，鈐有“梅花深處”“徐學印”“竹窗翰墨”“小芳軒”等印。

宋拓定武蘭亭序印：雙龍印、“柯九思”“停云”“棠溪審定”“乾隆御覽之寶”等。后附頁有鈐：“寶三編”、“三希堂精鑒璽”、“宜子孫”、“愛新覺羅·颙琰御覽之寶”、“嘉慶鑒賞”等印。木匣裝，匣前側刻適園題字“宋拓定武蘭亭詹東圖藏本”。木嵌錦面，錦上鑲緑色玉石一片，刻“蘭亭序”三字并“古希天子”印一方。

在褚遂良所書《蘭亭序》正文末行“斯文”之下有“芾印”“蘇轍”二朱文印，印文已模糊不太清晰。卷前引首有明代著名書畫家、鑒賞家董其昌題書“墨寶”二字（殘存）。卷中有明代書畫鑒賞家項墨林藏印甚多。

流轉歷史

神龍本

《蘭亭集序》創作于公元353年。最早有關《蘭亭集序》的文本出現在劉峻的《<世說新語>注》中。在公元353年至公元521年這將近170年間，《蘭亭集序》鮮少為人研究，而促使《蘭亭集序》名聲大噪的原因則當屬李世民的收藏。唐太宗從僧人辯才手中得到《蘭亭集序》，將其珍為國寶，并且命當時著名書法家臨摹，由此確立了《蘭亭集序》“天下第一行書”的地位隨著唐太宗離世，《蘭亭集序》真本絕跡。李隆基命工匠將歐陽詢所臨的《蘭亭集序》刻于石上，并藏于學士院，拓片只賜于喜愛的大臣。從《蘭亭集序》版本系統的分類上看，主要表現為墨跡本和傳刻本兩大系統。墨跡本主要為唐代的臨摹本。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馮承素摹本即是唐代臨摹本。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唐代馮承素臨摹的版本，也稱“神龍本”。

定武本

唐末，各地叛亂，五代十國后梁時期，此刻石被轉移到汴都，后遼朝南下，耶律阿保機耶律德光破后晉。公元947年耶律氏北還時攜帶大量中原擄劫的文物中就有此刻石。他們在途經河北欒城時，耶律德光突然病死，其下屬在倉促攜耶律德光尸體北歸時，嫌刻石太重將它遺棄在當地。直到北宋慶歷年間此石刻才被人在發現，因為發現的地方叫定武軍，所以后人將它稱為《定武蘭亭》。《定武蘭亭》刻石再次出現后，先被收藏在當地的縣衙，由于前來索求拓片的人越來越多。為了應對前來索求的人，熙寧年間薛向私下用《定武蘭亭》重新翻刻一刻石。薛向死后，他的兒子薛紹彭將原刻石偷偷運回了開封市。為了把原石拓本和翻刻拓本區分開，薛紹彭把原石上的“湍”、“帶”、“右"、“流"、“天”五字損毀其中一兩個筆畫。于是就有了后來的“五字損本’’和“五字未損本"。大觀年間，薛紹彭的后代把這塊五字已損《定武蘭亭》刻石獻給宋徽宗。宋徽宗將其置于宣和殿。1127年靖康之變，北宋滅亡，此石也不知所終。

褚本

“黃絹本”自完成以來遞藏有序，據說曾先后有超過200位名家珍藏過它，清亡以后，此帖一度下落不明，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才在被重新發現。經過現代科技手段測試和鑒定專家的研究，發現它已有1400年歷史，正是“黃絹本”真跡，目前它被寄存于蘭千山館。

館藏信息

北京故宮博物院

從《蘭亭集序》版本系統的分類上看，主要表現為墨跡本和傳刻本兩大系統。墨跡本主要為唐代的臨摹本。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馮承素摹本即是唐代臨摹本。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唐代馮承素臨摹的版本，也稱“神龍本”。

臺北故宮博物館

定武蘭亭真本。宋拓紙本。為定武五字已損本，或稱柯九思藏本。縱高26.9厘米、橫寬66.5厘米。上有康里夔、柯九思、趙孟頫、王文治等多人題跋。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湖南省博物館

現藏湖南省博物館的這卷原托名為褚遂良所書《蘭亭序》，正文質地為絹本，黃褐色，亦稱“黃絹本”，其縱24.5厘米、橫65.6厘米。在正文末行“斯文”之下有“芾印”、“蘇轍”二朱文印，印文已模糊不太清晰。卷前引首有明代著名書畫家、鑒賞家董其昌題書“墨寶”二字（殘存）。

藝術鑒賞

王羲之書風的內容豐富，“有嚴肅，也有飄逸；有對比，也有和諧；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則，也有自由。”歷代崇尚王羲之書風的書法家們在王羲之書風中汲取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并且以不同的審美與視角，發展著王羲之體系的風格，“形成了或自然天真，或大樸若拙，或工巧精細、或雄渾精細、或雄渾剛健、或秀逸瀟灑等諸多美學元素整合在一起的多樣而統一的藝術風格”實現了書法的多元化風格。可以從形式層和意蘊層兩個角度來鑒賞《蘭亭集序》。

形式層

《蘭亭集序》成書于永和九年，是王羲之書法作品中的典范之作。書法藝術形式是書法作品的最直接呈現，線條筆畫則是書法作品的基本存在形式，《蘭亭集序》的藝術審美價值正在于其點畫結構之美、運筆使轉之法、線條與形態變化之法、風神氣韻特點所在、格局章法自然協調之美等方面。王羲之的筆法以“八面用鋒”著稱，這一特點使得《蘭亭序》的點畫、結構及章法均呈現千變萬化的形態。

字形包括點畫和結構兩個部分。就單個字看，《蘭亭》中每個字的筆順和連綴都有其微妙精微之處。其中的典型筆畫：點、橫、豎、撤、捺、勾、折等在字中都得到靈活精準運用，成為構造每個字的基礎成分，同時，運筆使轉方法的嫻熟，使之形成和諧靈動，結構優美的字體。

書體變革

王羲之變革原有的書寫特征，創立新體，消除了書體中的隸書痕跡，形成了一種俊逸流美的書風。王羲之變革的成功引起了朝野各階層人士的心理共鳴與崇尚，包括那些士大夫家族的子弟。人們紛紛改變原來那種“飛揚縱橫，橫七豎八的筆勢和字形”，而學習類似《蘭亭集序》那樣“安詳嚴肅，如斜反正，若斷還連的新體”。

在《蘭亭集序》字體特征問題上，眾多書法家曾有許多爭議，有人認為王羲之字體“古風”尚存，帶有隸意；也有人說王羲之的字“全無隸意”是“梁陳后之新體”。作為新體誕生之時產生的《蘭亭集序》從分類上看，肯定是一部行書作品，但無可避免的或多或少還留有篆隸痕跡，繼承了隸書中的風神氣韻，古風尚存。而楷書則始于漢末，成于東晉，盛于唐，由“隸變”而成。《蘭亭集序》中文字以筆畫、橫、豎、點、撇、捺、勾為基礎，通過調整部首偏旁的多與少、大與小、有與無、增與減及空間結構的配合進行靈活變化，使得其字體形態得到優化。所以在《蘭亭集序》中魏晉高古之風仍存，從將具象的“形”中提煉出抽象的“意”。

字形變化

《蘭亭集序》中有一特別之處，即為字形的“變化”。蘭亭全文共28行，324個字，其中54處有重復的字。如“人”、“為”、“亦”“也”皆出現四種不同形態，“一”字只有簡單一筆，也在起伏變化中出現七種不同形態。同時，“所”“以”二字是左右部分交錯變化，也出現七種形態。序文中同字異性的還有很多，大多從筆畫、偏旁、起伏、轉折、體態姿勢等方面構字變化、形成一字兩態、三態、多態的藝術特征。《蘭亭集序》中重復最多的是“之”字，文本中“之”字的形態截然不同，變化多端。“之”字僅僅兩三筆畫，變化余地并不大，但王羲之通過改變筆畫的長短、點線的粗細、筆鋒的方圓、點畫的連續、姿勢的斜正等方面，形成“之”字的20種形態變化。《蘭亭》的高明之處就在于線條與字形的變化多端，呈現出一種靈動的藝術魅力。

意蘊層

《蘭亭集序》在意蘊層面呈現出文學、文化、歷史、哲學品格。中國書法以漢字為載體，而漢字自身的性質決定了它可以集優美的文章辭句與高超的筆墨藝術與一身。書與文的共通、共融是中國書法能夠在漫長歷史風塵侵蝕下，不斷傳承、發展、創新的重要因素之一，書法作品的藝術形式美與文學內容美相互融合，產生了雙重美學價值。《蘭亭集序》不僅在書寫技法上具備高超的藝術形式美，同時在文章辭句、意蘊情感方面也極具文學研究價值。其作為一篇序文，文采斐然、字字珠璣，是一篇寫景抒情的優美散文。

山水之樂

東晉時期在文人士大夫之中流行賞玩山水之間，怡情自然之中。文人們以虛靜超脫的態度，審美山水，擺脫塵世俗物之束縛，在與天地造化之契合中蕩滌靈魂，從而達到人生的至真、至善、至美。王羲之對時事政治的厭煩，對動蕩黑暗社會的失望，促使他選擇回歸自然，縱情山水之樂。其中《蘭亭集序》在開篇對會稽郡山的秀麗風景進行了細致描繪：“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天人合一

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一文中感物吟志，觸景生情，感受宇宙萬物、天地造化，感慨人情事理，時空瞬變，是一篇典型的表達魏晉文化精神內涵的哲學散文。同時，《蘭亭集序》的創作發生于天朗氣清的環境中，王羲之處于微醺狀態并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時。其創作既包含天時、地利、人和的偶然因素，更源于王羲之深厚書法功力的長期積累，以及長期積淀的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這種創作狀態突破了刻意的技法雕琢，呈現出渾然天成的自由境界。《蘭亭集序》體現出來的是王羲之個人風度和人格魅力，也自然而然折射出魏晉時期的時代精神與氣質風貌。在《蘭亭集序》中，王羲之展現出當朝當代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風貌：“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這是魏晉時期文人士子們兩種最常見生活狀態。士子們無論高談闊論，還是放浪形骸，其實只是因為對國家政治的不信任與極度失望，才放棄了對政治理想的追求，轉而推崇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理念。作為江南士族第一大家庭的貴族公子，王羲之同樣摒棄世俗事物，轉而追求高雅的精神生活、藝術人生。

《蘭亭集序》的書寫技法形式美與文章內容所表現的自然美景、哲思人情之間相互融通、文章內容情感的生發變化正與書法點畫線條的曲折起伏完美統一，表現出豐富、深厚的審美內涵。

價值與影響

作品價值

藝術價值

《蘭亭集序》在后世廣泛流傳的主要因素在于其書法價值。在古代“六藝”中，“書”居其一，關于“書”的發展，從最初的書寫漢字的基本技能演變為書法藝術。肇始于三代、先秦，歷經秦漢，到魏晉達到高峰。因此王羲之的時代也是書法藝術的時代。總之，一篇《蘭亭集序》涵蓋和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它不僅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更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歷史悠久的春天節日上巳節在其中得以生動體現，由此而引出后世更多的節慶詩文，千古傳頌。每當節慶到來，文人雅士聚集在一起，共同吟詠詩文，使節日的氛圍更加濃烈，也賦予了后世節日更多的活動內容。文人雅集繼金谷雅集之后，更具新的內涵和意義，對后世文人集會的形式及內容都有著積極的指導和示范作用。

文學價值

《蘭亭集序》及《蘭亭詩》已開啟晉宋文人將情懷寄于山水，在自然中感受生命意義的先河。雖然仍以玄言為主，但對南朝山水詩文之興盛無疑起到先導作用。因此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也非常重要。歷來對玄言詩之作評價不高，原因復雜，但其強大的生命力可以說明其價值。在現在的文學作品選本中，《蘭亭集序》不可或缺。

社會價值

《蘭亭集序》給后人以繼承與創新的啟迪，開創了一代新書風，是“晉韻”的重要標志，深刻體現了中國書法的發展演變。《蘭亭集序》是王羲之書法藝術的代表作，是我國書法藝術史上的一座高峰。《蘭亭集序》為歷代書法家所敬仰。其中有歐陽詢、褚遂良、蘇軾、黃庭堅等人，這些歷代書法名家都對王羲之推崇備至。趙孟頫曾稱此帖為“天下第一法書”。《石渠寶笈》收晉人三帖，號稱“三希”，此帖列于首位。

后世影響

王獻之的繼承

王羲之開創的新書體成為了帖學發展的源頭，后世把他當做經典范式，其中王獻之又發展了這種新書體，使之體系內容越來越豐富。王獻之是王羲之第七子，在書法的造詣上頗具其父遺風，其特點一是自信，二是創新。王獻之書法藝術的成就，在于他對書法體勢的創變，創制了行草書，王獻之感悟到晉人務簡、求美、求變之心，于是把民間書法的“偽略”與章草的縱放很好的結合起來，追求一種順暢、婉轉而又奔放宏闊的新書體。與王羲之的書法相比較，王獻之則更注重技巧，也更流美，所謂“逸氣過其父”。這也是王獻之行草書的得失所在。王獻之的書法藝術成就與東晉的文化風尚有著很密切的關系，他是魏晉風韻的創造者之一，他在東晉后期開啟了行草書法之門，很好的繼承了王羲之書風也就是“帖學系統”的特質，從而取得了與王羲之并列的藝術地位和聲望。王獻之的書法不僅是對王羲之的繼承和補充，更是對王氏書法的完善和發展，他們父子二人共同開創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二王”書法體系。

趙孟頫的復古

1271年孛兒只斤·忽必烈入主中原，統一了中國，由于異族的統治使得漢文化遭到了衰落，孛兒只斤·忽必烈去江南求賢，趙孟頫便是其中之一。趙孟頫反對沿襲宋人學書的理念，推崇回歸晉唐書法，他將書法的形式與技法加以梳理，使書法的形式恢復到晉唐的嚴謹、恢宏、俊逸中去，開創了具有元代特色的平正妍麗的書風，這種繼承與創新在歷史與時代的矛盾中，在趙孟頫的身上得到了和諧統一。趙孟頫學書上溯晉唐，主攻二王書法，特別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他想借助二王書風的高度來振興元初的書壇。趙孟頫專攻《蘭亭集序》的同時，還參考褚遂良、虞世南等人的筆法。趙孟頫的行書深受王羲之書風的影響，追求筆法的精到與超凡脫俗，其風格尤如他所臨寫的《定武蘭亭集序》，融入了二王書風中所有書家的書法技巧。他晚年的代表作《玄都壇歌》，筆意滋潤、流暢、氣勢跌宕，融匯了諸多大家之筆法，與二王筆法相交叉，表現十分和諧，絲毫沒有硬湊之感。

王鐸的創新

王鐸青年時期受到明末個性解放思潮的影響，審美意識發生了轉變，當時的書壇形成一類豪放的書潮，而王鐸的書法也有明顯晚明變革色彩的書跡，這對于當時滿族統治者的需要是背道而馳的，其風格和賴以發展的文化環境消失后，他選擇臨摹或者抄寫古人作品來表現自己的風格，顯示自己的書法功力。他的書法獨宗王羲之、王獻之，學理于古，創新于己。王鐸的主要的作品有《弘月館帖》《龜龍館帖》《擬山園帖》，他的書法給人以雄健沉著之感，其字結體險峻，且節奏明快。王鐸一直強調自己的書法是屬于“二王”正統一派，他在很多方面突破了“二王”的束縛，特別是在書法個性的表現上。王鐸的書法到后來，不野不拘，縱斂合度，給人以雄健沉著之感，經過他創造性的發展，達到了從心所欲而又不逾規矩的自由境界，形成了晚明變革書派特有的藝術風貌。

作品爭議

自宋代起，學界就開始了對《蘭亭序》帖真偽之辨的學術爭論，其后在清代，民國和文革時期形成了三個高峰。

宋代《淳化閣帖》沒有收《蘭亭序》《宣和書譜》記載，宋徽宗內府藏王羲之書籍計243種，唯獨沒有此帖。這使后人懷疑東晉時期是否出現《蘭亭序》。清朝乾嘉年間，隨著北碑的大量出土，書法家大多崇拜碑抑帖，對二王書法提出懷疑。蘭亭真偽論辨開始拉開序幕。

乾隆至民國這一時期的參與論者有趙魏、阮元、何紹基，趙之謙、李文田，楊守敬，繆荃孫、姚茫父、姚大榮、張伯英等學者，他們否定《蘭亭序》是右軍所作。其中趙魏懷疑《蘭亭序》帖是“嚴慶澍臨本”，或是“傳摹失真”。清代至民國年間，楊守敬、姚大榮等均對此帖的真偽持否定觀點。但也有持肯定論者，如歐陽輔在《集古求真續編》和《補正》中，曾斥否定論者“匪夷所思”。他從書體發展的交融嬗遞角度指出了書體在各個時代的互存現象，認為“漢族隸書，多雜篆體；六朝真書，多參隸勢，蓋由遞相變更，未能盡改。故隋以前真書，甚有似楷似隸，莫可區別者”。

1958年至1965年在南京市出土的謝鯤和王興之、宋和之夫婦等系列東晉墓志銘，書法古樸，與“二”相近，成為懷疑傳世《蘭亭》書跡非真的新實證。此一時期論辨的參與者多為國內文史專家，持否定論者有郭沫若、宗白華等，但陣營內部頗有分歧。持肯定論者有高二適、章士釗等。此一論辨時間界定為1965年6月（郭沫若《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之文發表）至1977年10月（文物出版社集輯出版《蘭亭論辨》）。特點為雙方都重實物考證，重古籍鉤沉；持論甚嚴，多配以插圖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