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幼名永燾，字行嚴，別號秋桐、孤桐、青桐，無卯，筆名黃中黃、青桐子、秋桐子、爛柯山人。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是中國著名社會活動家、學者。
1881年3月20日，章士釗生于湖南省善化縣（今長沙市），父章錦，家中兩兄一姐一弟，本人行三，早年娶吳弱男為妻，生有三子，后又收奚翠貞、殷德貞為太太。章士釗早年在長兄擔任先生的私塾讀書，后前往武昌、南京求學。1903年，章士釗在上海任《PHY蘇報》主編，7月該報被查封。同年11月，受民主主義革命影響，他在湖南與好友黃興等創建“華興會”。因反對清朝封建統治、鼓吹革命被捕入獄，后經調查后確實與刺殺案無關，流亡海外。
辛亥革命爆發后，章士釗積極參與革命，1924年投向北洋軍閥，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及秘書長等職位。抗戰勝利后，參與國共和談。解放戰爭后期，應李宗仁之邀，于1949年春代表南京參與國共和談。
新中國成立后，章士釗積極參加各項政治活動，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1973年于香港特別行政區去世，享年92歲。
章士釗善文辭，一生發表文章、撰寫著作數量頗豐，如《中等國文典》《初等國文典》《甲寅雜志存稿》《柳文指要》《邏輯指要》等，其文章因邏輯嚴密而被稱為“邏輯文”。此外，他為國家的統一大業，不辭勞苦、鞠躬盡，主張立法權集中于中央，推崇中華傳統文化，秉持革命成國民，國民可行政，行政方救國，在反滿的基礎上要建立國民觀念的救國思想。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章士釗于1881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善化縣（今長沙市）東鄉和佳沖的一個“耕讀之家”，家族世代為農，到了曾祖父一輩才積累了一些財富成為地主，但至父輩家業衰落。其父章錦曾在鄉里擔任里正，兼行中醫，壯年時出游南京十年，未能求得一官半職，負債累累而歸。家有五子，長兄章年，二哥是位殘疾人，章士釗行三，四弟為章勤士，另有一位姐姐。章士釗在十七歲前都在長兄任教的私塾讀書，1898年17歲時，和四弟在姐姐的資助下前往武昌求學，因耽誤招考日期未能進入自強學堂，只得寄讀于武昌兩湖學院。1901年，在兩湖書院結識黃興，一見如故成為知己。1902年，受譚嗣同等人反滿、平等思想的影響，章士釗逐漸萌發強烈的反滿思想，開始尋求富國強兵的道路，于是帶著章勤士前往南京報考江南陸師學堂。
1903年，章士釗因不滿學堂壓制學生、干涉言論自由而離校，4月3日，與同學30多人前往上海市，加入愛國學社。在完成軍事課程的學習外，積極利用課余時間撰寫文稿投寄《PHY蘇報》，受到上海《蘇報》主辦人陳范的賞識，受聘為主編，倡言革命，自此走上廢學救國的道路。其間章士釗結識了上海愛國學社的章太炎、鄒容、張繼，四人志同道合相談甚歡，故結為四兄弟。1903年6月，清政府伙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了章太炎。7月1日，鄒容自動投案。7月7日，清政府查封《蘇報》，由于一方面章士釗發表文章時未用本名，清政府不知道其存在，另一方面查辦《蘇報》的正是他的老師余明震，在他的幫助下，章士釗得以逃脫。《PHY蘇報》被封后，章士釗與張繼等人創辦了《國民日日報》，并擔任編輯，控訴清政府對章太炎、鄒容等人的迫害。同時，章士釗還在上海市創辦了一所東大陸圖書譯印局，出版了《皇帝魂》《孫逸仙》等革命宣傳冊子及革命傳單。
此后，章士釗開始著手實際革命工作。經醞釀籌辦后，1904年2月15日，章士釗同黃興在長沙市成立華興會，黃興任會長，設“同仇會”和“愛國協會”，謀劃刺殺和起義。后由于形勢變化，活動均失敗。11月20日，章士釗被捕，四十余天后，在蔡鍔、龍硯仙等人的鼎力營救下，才作為嫌疑犯交保釋放，于12月31日出獄。
留學時期
1905年1月，章士釗東渡日本，黃興隨后而至，與其在東京同住。章士釗抵達東京后即進入正則學校學習英文。在楊度的推薦下，孫中山同黃興見面商談革命事宜，章士釗亦在場。但對于孫中山、黃興革命之事，章士釗并非積極贊成。一方面，他認為自己只是一介書生，暴動、暗殺等工作非己所長，另一方面，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后的繁榮景象，章士釗愈發感到教育的重要性，從“廢學救國論”轉為“苦學救國論”。故章士釗謝絕了孫中山、黃興之約，并未加入中國同盟會，而是一邊獨自苦學英語，一邊在東京實踐女子學校任教。
1908年4月20日，章士釗同楊守仁、蒯光典從上海出發乘船前往愛丁堡大學深造，勤奮攻讀。在英國，章士釗不但系統地學習了西方的民主憲政理論, 而且深入了解了英國的政治制度。為此，他在英國寫了不少介紹歐洲憲政制度的文章寄交北京的《帝國日報》發表。1909年4月6日，章士釗同吳弱男在倫敦舉行結婚典禮，次年1月4日，長子章可出生。
武昌起義成功后，革命黨人在南京建立起政權，請尚在海外的孫中山先生盡快回國。孫中山自美國過英國時，吳稚暉向其舉薦章士釗，稱章士釗近年來對革命事業較為關心，可助其一臂之力，孫中山欣然答應，并允諾國民政府秘書長之職。得到了孫中山的器重和資助，再加上二兒子章用的出生帶來生活負擔的加劇，章士釗決定棄學回國。1911年12月24日，章士釗攜一家四口歸國。由于晚到一步，政府已經組建完畢，各處要職暫無空缺，章士釗表示愿意繼續從事報社工作。1912年2月，章士釗到同盟會在上海創辦的《民立報》走馬上任。章士釗堅持言論獨立、辦報獨立，不僅堅持拒絕加入同盟會，而且在主筆《民立報》后，對同盟會、南京臨時政府的決策都會根據自己的認知客觀地予以評價，亦提出嚴厲的批評，激烈的局面下，引起了黨內眾多的反對和指責，同年8月底，章士釗離開《民立報》，接著又與王無生創辦《獨立周報》。
革命時期
軍閥混戰時期
1912年，袁世凱意圖瓦解革命力量，派孫少侯到南方勸說章士釗到北京，并授意教育總長范源濂任命章士釗為北京大學校長。章士釗隨黃興抵達北京后，深受袁世凱青睞。章士釗帶著袁世凱的親筆信回到上海，但吳弱男對此并不感興趣，甚至勸說章士釗不要依附袁世凱。1913年3月20日，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轉嫁禍給革命黨人后，章士釗意識到袁世凱消滅革命勢力和稱帝的意圖，立即逃離北京。
章士釗回到上海市后，同孫中山、黃興會面，受命聯絡岑春煊、黎元洪討伐袁世凱。7月，章士釗被任命為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部秘書長，隨黃興赴南京舉事。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敗后，章士釗隨黨人逃往日本。在黃興的支持下，章士釗創辦了月刊《甲寅》，討論國事、反對專制、主張革命、評議時政，不僅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進行抨擊，而且宣傳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陳獨秀、李大釗的文章也在《甲寅》上發表，章士釗也因此與胡適結下友誼。
1915年7月，章士釗以參議員的身份進入北京，受蔡元培的邀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經歷了張勛復辟事件后，章士釗對政治失去信心、感到厭倦，遂往日本一心鉆研學術，因未攜帶家眷，大約兩三個月后就回國了。1917年春天，應北大校長蔡元培邀請，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章士釗應陳獨秀邀請，任北大教授哲學系之下的倫理學，兼圖書館主任，講課頗受學生歡迎。任圖書館主任一段時間后覺得不適，便推薦李大釗擔任圖書館主任。同年，又推舉楊昌濟到北大任教。
1918年5月，任護法軍政府秘書廳廳長。次年在上海舉行南北和平會議，當選南方代表。和議失敗后，仍在上海和各方聯系，尋求和平解決國事的途徑。1920年新年即將到來之際，章士釗應約在《中華新報》元旦號上發表《裁兵與造法》的文章，評價南北軍政狀況，引起廣州國會議員的不滿，被廣州國會除名。但在岑春煊的支持下，章士釗仍在為軍政府工作。同年春天，章士釗和汪精衛籌謀建立一所西南大學，然因時局變遷未能如愿，但此后一直關注教育事業、人才培養。
1920年夏，毛澤東急需一大筆錢用來籌備成立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和資助部分革命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他與蔡和森找到了章士釗。章士釗立即答應了毛澤東的請求，親自出面向社會人士募捐，幾日后便籌到兩萬銀元，如數交給毛澤東。
出國考察
岑春煊下臺后，章士釗賦閑在家，回望、反思過去的政治活動，并在《中華新報》上發表《論敗律》。1921年2月17日，乘法國郵船離開上海市，赴歐洲考察政治，在倫敦訪問了英國學者赫伯特·威爾斯（Wells）、蕭伯納（Bernard）、潘悌（Panti）等人，向他們請教“救治中國之道”。章士釗在與眾人的交談中，認識到農業國與工業國不同。同年秋天，章士釗在歐洲考察期間，離法去德的前三天晚上，收到了周恩來的求助：希望持有外交護照、各方面都受到禮遇的章士釗能夠將一臺印刷機和一些學習資料由法國運至德國，給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章士釗欣然答應。1922年8月，因父親去世，章士釗離開馬賽，于9月16日抵達上海市，隨即返回湖南省。10月8日上午，章士釗在長沙市出席了湖南省趙恒錫總司令舉辦的宴席。席間，章士釗講述了自己此次西方考察的收獲，認為中國應當走農業立國的道路，并介紹了他為湖南設計的農治方案。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
1923年6月離京赴上海。10月曹錕賄選為總統，章士釗時任上海《新聞報》主筆，撰文痛斥受賄議員。1924年9月，北洋軍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段祺瑞上臺。章士釗因“江浙戰爭”爆發避亂到天津市，又因反對曹錕而偏向皖系，便接受段祺瑞之約參與組建政府。章士釗主張采用“執政”名號、毀棄約法及國會之主張正合段祺瑞的心意。11月24日，段祺瑞以“臨時執政”之名兼任總統與總理之職，任命章士釗為司法總長。
任教育總長
1925年4月14日，章士釗又被任命兼任教育總長。章士釗受命后，提出了一整套“整頓教育”的計劃，受到各方批評。幾日后，北京學界爆發為紀念“五七”國恥的學生愛國運動，執政府采用粗魯暴力的手段鎮壓學生運動，禁止集會結社，造成大量傷亡。4月9日，各校學生聚會請愿罷免章士釗，態度堅決。4月12日下午，章士釗辭職赴津，6月17日，經段祺瑞挽勸，復任司法總長之職。
章士釗先是積極通過外交途徑，同女王陛下政府交涉，希望能夠收回主權并廢除不平等的領事裁判權；后恢復《甲寅》周刊，借此發表自己的政治、文化觀點。因《甲寅》雜志作為整頓學風的言論陣地，而《甲寅》封面繪有一虎，當時人們稱之為“老虎報”，稱章士釗為“老虎總長”。
7月底再次出任教育總長，繼續“整頓”學風，撤換了一批反對他的大學校長。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裝警察護送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楊蔭榆到校就職，后下令解散“女師大”，鎮壓愛國學生運動。1925年8月12日，因魯迅支持北平女師大學潮，章士釗開除了魯迅在教育部的公職。魯迅于同年8月15日到平政院起訴章士釗，發起行政訴訟官司，并于1926年3月最終勝訴，成就了中華民國一起“民告官”的經典案例。
“三一八”慘案后
1926年，“三一八”慘案時，章士釗任段政府秘書長。后被國民軍驅逐下臺，章士釗出走天津市，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批評南方國民黨以黨治國的方針，發表《論業治》，表現自己對基爾特主義（Guild 社會主義）的崇拜。1927年3月18日，北京學生為“三一八”慘案舉行一周年紀念活動，被當局暴力鎮壓，數十名學生被捕。章士釗對此表示關切，公開發報呼吁釋放學生。4月6日，李大釗被捕后，章士釗夫婦為營救李大釗四處奔走呼號。李大釗犧牲后，章士釗對北京政府心灰意冷，《甲寅》也停刊了。
停辦《甲寅》后，章士釗投身于學術研究，并積極為出國留學做準備，1928年4月，一家四口前往英國倫敦。在倫敦住了一段時間，并到比利時等地游覽，最終定居在德國哥廷根市。章士釗一邊學習德語，一邊進行學術研究，研究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學，將弗洛伊德的學說應用到語言文學研究中。
考慮到經濟問題，1929年冬，章士釗獨自一人回國。1930年4月，應張學良來函，前往沈陽東北大學講課，擔任文學院教授，次年任院長。九一八事變后，章士釗回到上海市，為杜月笙賓客，不久正式掛牌當律師。
1932年10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各界人士紛紛奔走營救、呼吁公正審判。章士釗雖與陳獨秀早已分道揚，但自請為陳獨秀辯護，請求法庭宣布陳無罪。其辯護詞著力闡述政府應當容忍不同政黨之理論，轟動一時，中外報紙競相登載，被選入多所大學法學系教材。1934年，任上海法學院院長，并先后擔任北京明德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上海法政學院院長。1937年4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法制委員會主席。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
1938年，南京“維新”偽政府成立，梁鴻志想讓章士釗擔任司法院長，他拒絕了，之后攜家人逃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章士釗在香港生活安定后，他便著手整理自己在北京大學、東北大學任教邏輯學時的講稿，大約半年后，受到重慶市方面國民參政會的通知，前往重慶出席會議，被選入憲政期成會，擔任參政員。1938年至1942年，章士釗歷任第一、二、三、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3年6月，其著作《邏輯指要》在重慶出版。
1945年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前往重慶與中國國民黨談判戰后問題。和談后期，毛澤東有一次找章士釗敘談，就當時形勢征詢他的意見。章士釗認為蔣介石沒有和談的誠意，重慶情況復雜不是久留之地，便在毛澤東手上寫了一個“走”字，并輕聲耳語“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勸毛澤東早日離開。毛澤東也很重視章士釗的意見，雙十協定簽訂后第二天便乘坐飛機返回延安市。正因如此，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戒心，在審查舊政協代表名單時將章士釗的名字勾掉了。
1945年11月攜夫人返回上海市，任職于《申報》館，1946年1月在《申報》上刊登《章士釗律師復業通告》，脫離《申報》館重操舊業；
1947年5月，國民參政會四屆三次會議在南京召開，章士釗積極呼吁和平，他擬就的《安定天下”》在《天文臺》雜志上發表。
解放戰爭后期，他作為“上海和平代表團”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非正式代表，為國共合作奔走。4月22日和談破裂，嗣后去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年6月，程潛派程星齡赴港，會晤了章士釗、劉斐。章士釗向二人轉達了毛澤東對程潛和平起義的期待和中共對陳明仁將軍的熱誠態度，勸說二人起義。此外，章士釗赴港另一目的，乃動員杜月笙重返大陸，但杜月笙與蔣介石聯手“反共”多年，已無退路。
1949年9月21日，章士釗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國大典之后定居北京。
新中國成立后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的討論修訂開始后，章士釗參加政協組織的討論會，提出許多自己的意見。1955年，章士釗積極與臺灣方面進行聯系，參與國共和談。醞釀一年的和談因蔣介石的停滯而無疾而終。后于1958、1960年，再三奉命赴香港，與臺灣方面連絡，會商兩岸統一問題。
1956年，整風運動開始，章士釗在政協發言中因“物必自腐而后蟲生”一語，被責令不斷檢討，寫信向毛澤東反映后，經毛澤東批示方得解脫。1959年4月，章士釗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并擔任常務委員，9月，章士釗應聘到中國人民大學漢語教研室講授柳宗元文選。10月，被任命中央文史館館長。
1961年，我國經濟處于困難時期，毛澤東用稿費以“還債還利”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兩千元給章士釗以解其困，送滿十年。停下一年后，1973年又派秘書送去兩千元。
1963年，毛澤東七十壽辰，設家宴邀章士釗、程潛、葉恭綽、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攜子女一人到席，章士釗攜章含之赴宴。
1965年，就《蘭亭集序》真偽之辯，高二適所寫的反駁郭沫若觀點的文章發表受阻。章士釗得知后表示愿意幫忙，即于7月16日寫信給毛澤東，向毛澤東推薦高二適的文章并介紹相關情況，希望可以發表。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文章得以通過。
“文革”初期，紅衛兵抄了章士釗的家，砸壞了不少文物，焚燒了許多古籍，將章士釗帶走批斗，逼迫其認罪認錯。回家后，章士釗連夜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收到信后回信安撫，表示已交總理處理。周總理依照主席指示，嚴厲批評了有關人員，責令當即送回抄走的全部物品，并派人保護章老。1967年，聽聞劉少奇之事后，章士釗多次致函毛澤東、劉少奇，表示可能存在誤會，希望兩位能赤誠相待，不要“打倒劉少奇”。事態發展嚴重后，章士釗深感無力回天，便集中精力整理祖國文化遺產。
1971年，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柳文指要》出版。學術愿望達成后，最為期盼的仍是祖國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1973年，章士釗自請第四次赴港，欲與臺灣方面會談兩岸統一事業，恢復同臺灣的聯系而奔忙，最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病故，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大業作出最后的貢獻。
1973年7月1日，章士釗在香港與世長辭，享年92歲。7月12日，在京舉行追悼會時，鄧小平、葉劍英等均到會行禮致哀。
人物思想
革命思想
章士釗在青年時期，受譚嗣同等人影響，具有反封建、反壓迫、報國救國精神。暗殺王之春失敗后，章士釗隨革命黨人逃往日本。一方面，章士釗反思失敗原因，認為實行革命并非自己的長處， 自己的特長應在文字宣傳方面。另一方面，目睹日本教育的發達后，章士釗深感知識學問和經驗對救國大業的重要性, 故從“廢學救國”轉而力倡“苦學救國” 。
在日本留學期間，時值孫中山、黃興等籌建同盟會，章士釗建言革命黨人應該一部分搞革命，另一部分發揮所長學習理論，以便指導革命后的建設問題，并作了一篇題為《歐洲最近思潮與吾人之覺悟》講演，竭力主張知識救國。他堅決拒絕了好友邀請加入同盟會的請求，一心文學，絕口不談政治。后又赴英國留學，贊同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逐漸由一個極端的革命論者轉變為一個平和的調和論者。
在反滿與革命的關系上，章士釗認為反滿只是中國人應該做的事情之一 ，單純的改朝換代并不能推進社會進步，可能會引發二次革命。章士釗的救國思路為：革命成國民，國民可行政，行政方救國，在反滿的基礎上要建立國民觀念。
政治思想
政治理論上，早年章士釗推崇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和內閣制度，試圖將這一制度移植于中國。為此，他在英國寫了不少介紹歐洲憲政制度的文章寄交北京的《帝國日報》發表。
在政府形式上，相較于總統制，章士釗希望中原地區采取內閣制。他認為針對中國目前混亂的局面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而總統制下，行政部與立法部兩者鼎立，互相牽制，行政部 (總統 ) 往往受國會掣肘，政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不斷侵犯內閣權力，章士釗在《民立報》上發表了一系列社論，反復強調責任內閣制下總統不負責任的原則。
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章士釗認為，只要立法權保持集中，行政權分散于地方并不妨礙國家的統一和政令的貫徹，不會損害中央的權威。因此，他主張的中央集權，指的是立法權集中于中央，而非行政權集中于中央。中央做出決定后，地方不容反駁、執行即可。
推崇傳統
章士釗是中華傳統文化極大的推崇者。在面臨中西文化相融相斥的局面時，章士釗并非一味地走極端，而是宣揚新舊調和。五四運動前后，陳獨秀、胡適等人領導新文化運動，大力引進西方政治學說，意圖打破傳統思想的梏，促進社會大眾思想意識的革新。
章士釗在歐期間，親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蕭條的現狀，而且所接觸的幾位英國學者都對英國的民主政治產生懷疑，加上國內憲政的頻頻破產，章士釗逐步意識到西方政治制度實際上不適應中國國情。因此，自1922年再度歐游歸來后，他的保守思想更趨系統，不僅公開抨擊代議制，鼓吹以農立國，還主張復興禮教，反對新文化運動。他認為，中國是農業為文化本源的國家，有著悠久的“以農立國”的傳統，西方文化則是在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釀造出的工業文化，因此，忽視中國的傳統，將西方文化一味移植到中國的做法行不通。章士釗正式提出了“農國論”，主張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導向，將中國建設成為農業強國，并多次在公開場合作相關演講。
同時，他多次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說抨擊新文化運動，不僅多次與陳獨秀等人展開論戰，而且所辦報刊時也明確要求不接受白話文投稿。他曾立志以學救國，在學術界素有名望，希望以自己所學貢獻于社會，同意加入段祺瑞執政府正是為了推行其保守思想主張。
學術思想
章士釗曾在北京大學擔任邏輯學教授，他留學英國時，專門研究過邏輯，后又致力于整理中國古代的邏輯思想，尤其是整理墨學中的邏輯思想。他曾指出“人名學”"辨學”“論理學”都不足以概括“logic”這一詞所指的內容，他反對“以義譯名“，力主”以音譯名”，主張把logic譯作“邏輯”。章士釗認為“邏輯之名，起于歐洲，而邏輯之理，存乎天壤”，他通過其著述《邏輯指要》以及其他相關文章，采用了獨有的敘述方式，系統整理和闡述了中西邏輯思想。他聚焦于中華古代名辯學，并深入研究了該學科，同時對中西邏輯體系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建立了獨特的邏輯體系。章士釗經常采用考證訓的方法對 《墨經》中的經條進行考證，他是使用橫向比較法把中原地區古代名辯學與西方傳統邏輯相比較，并依據這一方法，將兩種思想體系合流，形成了獨特的邏輯思想體系。
人物評價
關于章士釗，毛澤東評價道：“這位先生是我的同鄉，湖南長沙人，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論家，除擔任《PHY蘇報》主筆外，還給其他許多反清報刊寫文章。其后赴歐洲游學，回國后在北洋政府任過教育總長等職。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讀，沒有那么古奧、怪僻，也較梁啟超謹嚴而有條理。抗戰中，一直同我黨保持聯系，新中國成立后同我黨合作，他自己說他‘反動而不反共’。”
香港特別行政區學者陳萬雄在《跋章士釗<將軍嘆>》一文中說:“章姓一生善文詞，乃近代一個時期的文宗。他一生交識政學各界人物既廣，閱歷又深,常身預政局風潮的核心。所以他的詩文，時涉人物故實，頗具史料價值。”
章士釗以撰寫政論文擅長，層次清晰，說服力強，同時感情色彩濃厚，情理兼重，錢基博稱其政論文“邏輯文”。《柳文指要》出版后，葉圣陶贊其“文心并名理，時復涌如泉”，趙樸初“嘆浩汗，精嚴無右”。
章士釗一生致力于民族繁榮復興，祖國和平統一。郭沫若在悼詞中說:“他為國家的統一大業，不辭勞苦、鞠躬盡瘁，始終懷念在臺灣省的故舊、時刻關心臺灣省的解放,盼望早日實現祖國統一。”
家族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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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后世紀念
章士釗故居
章士釗故居51號宅院位于史家胡同中部，是章士釗在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的住宅。章士釗于1949年11月舉家由滬遷京，并沒有向政府有關部分提出解決住房問題，而是應友人朱啟鈐先生之邀住在他家中，即東四八條住宅后院的北屋。1959年，周恩來總理探望章士釗時，發現兩家人居住擁擠的問題，便親自出面解決。
該宅原為三進四合院，章士釗一家住前兩院，將第三進院落分出去，由北面內務部街另辟門。現存建筑坐北朝南，廣亮大門一間，硬山頂合瓦皮條脊屋面。一進院大門西側有倒座房五間，硬山頂合瓦皮條脊屋面，北房為三開間的過廳，后出廊，硬山頂筒瓦過壟脊屋面。二進院正房三間，前廊后廈，兩側帶有耳房各一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均為硬山頂筒瓦過壟脊屋面，抄手游廊連各房。院內四隅種有木瓜、蘋果等果木。正房北面抱廈部分的隔扇由兩座八方屏門組成，其頂部為一個樓閣式書櫥，上帶朝天欄桿，書櫥由西面次間內的一架樓梯上去。室內還有一槽碧紗櫥。
1960年，章士釗入住此院。章士釗去世后，該宅由其女章含之及女婿喬冠華居住。
參考資料 >
周恩來助許德珩巧斷“聚義錢莊”案.金臺資訊-今日頭條.2024-03-05
揭秘中國最后一個名媛:曾是毛澤東的英文老師(組圖).鳳凰網海南頻道.2024-03-05
換了人間 (2018).豆瓣電影.2023-04-14
覺醒年代 (2021).豆瓣電影.2023-04-14
【名人故居】章士釗與史家胡同51號.文旅北京微信公眾平臺.2023-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