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昫（887年-946年），五代時期政治家、史學家，字耀遠，涿州歸義（今河北保定雄縣）人。
年輕時，劉昫以文才風度聞名鄉里。李存勖時，任太常博士，不久升任端明殿學士。明宗時升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年），兼主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末帝即位后，急需軍費，當時王枚掌管財政，末帝查問府庫虛實，王枚回答有數百萬。經查，不過3萬，末帝大怒，撤王枚，推劉昫代任。劉昫令屬官核對賬目，發現許多租稅并未實收，只虛系賬上。劉昫建議能繳納的督促征收，無力繳納者予以免除。百姓非常高興，稱頌他的功德。劉昫卻受到主管官吏的忌恨，不久，被罷相，代理右仆射。后晉天福初年（936年），劉昫任東都留守，兼任河南事，不久又兼管鹽鐵。開運初年（944年），任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又兼主三司。遼朝攻進中原后，不改其職。劉昫托辭眼病請求離官，契丹主任命他為太保。
劉昫在后唐、后晉均受命監修國史，開運二年（945年）《唐書》（因北宋時又有《唐書》之修撰，故稱此書為《舊唐書》）成，由其進呈，故題名為該書修撰人。
生平簡介
劉昫風度儀容優美，和他的哥哥劉暄、弟弟劉，都以好學聞名于燕、一帶。后來，劉昫的哥哥劉暄被仇家殺死，劉昫于是避難到滄州市。李存勖即位，拜任劉昫為太常博士，任命為翰林學士。李嗣源時，多次升遷至兵部侍郎任職。唐明宗素來看重劉昫而喜愛他的風韻，升任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以獲得這些為榮耀。
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句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為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敝尤甚，乃句計文簿，核其虛實，殘租積負悉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并罷之，以昫為右仆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為居儉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為笑。及為仆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仆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為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后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仆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
石敬瑭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于洛陽市，乃以昫為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遼朝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署名撰書
五代十國后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錄唐朝歷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書》，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新唐書》問世后，才改稱《舊唐書》。《舊唐書》共二百卷，包括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
唐朝歷代修有實錄。自唐初以來便在實錄基礎上撰寫國史，以吳兢、韋述所撰最為有名。吳兢撰成《唐書》六十五卷（一說九十八卷），韋述又補遺續缺，撰成國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續作。但李炎實錄不全，以后歷朝實錄沒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兩代都曾下令廣泛征集唐史資料。后晉時，賈緯以所搜集的遺文和故舊傳說等，編為《唐年補錄》六十五卷。
石敬瑭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命修唐史，由當時的宰相趙瑩負責監修。他挑選文士，擬訂了完整而龐大的搜集資料和編寫工作的計劃。寫作是在唐國史的基礎上，利用當時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綴補而成。趙瑩即從兩個方面著手組織編。其一，根據史館所缺史料，奏請下詔購求李炎會昌元年至李曄天元年“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事、史館日歷、制詔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其二，與張昭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計劃，并提出若干具體措施：司天臺自李淵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為轉年長歷一道，以憑編述諸帝本紀”；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敘累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勛狀一本，如有家譜、家牒，亦仰送官，“以憑纂敘列傳”；太常禮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臺、御史臺、兵部職方、秘書省等部門“備錄”、“條列”各相關材料，以憑撰述禮、樂、刑法、天文、律歷、五行、職官、郡國、經籍等志。
兩年以后，趙瑩出任晉昌軍節度使，離史任，未竟其業。但是，編纂工作在張昭遠的具體主持下，仍然依計劃繼續進行。因此，史稱趙瑩“監修國史日，以唐朝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首有力焉”。到出帝開運二年（公元945年），全書修成，歷時僅四年多。
《舊唐書》從后晉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晉開運二年（945年）完成。因為書成時劉昫正在執政，按當時的規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國家修史的主編（監修），因此 劉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了。
《舊唐書》僅流傳了一百年左右，從趙禎慶歷年間起，北宋朝廷認為《舊唐書》蕪雜不精，另命宋祁和歐陽修編撰唐書。《新唐書》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寫成，開始“布書于天下”，從此，署名 劉昫所編的唐書遂不再流傳。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劉昫唐書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為區別這兩種唐書，把后晉 劉昫所著稱為《舊唐書》，而將宋祁等后修的唐書命名為《新唐書》。《新唐書》行世后，《舊唐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幾乎被人們廢棄。
個人貢獻
劉昫明宗時為端明殿學士，不久拜相，兼判三司，當政期間，曾改革財政弊端。后晉時，受封為譙國公，后唐、后晉兩朝，都奉命監修國史，開運二年(945年)領銜上《唐書》二百卷，即《舊唐書》。
劉昫領銜編寫的《舊唐書》在如實保存史料方面，有著它巨大的功勞。在 劉昫領銜編寫的《舊唐書》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歷史中，屢經戰亂，尤其是安史之亂和唐末軍閥混戰，致使“向時遺籍，尺簡無存”。幸而有李亨時韋述編纂的國史，到后晉時，便成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據，肅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別是李炎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十國，連“實錄”也都沒有存下，只因有張昭和賈緯等人在“喪亂之際”，雜采各家傳聞和小說編出的《唐年補錄》和《唐末三朝聞見錄》諸書，使史實略有所補。編撰《舊唐書》時離唐亡僅三十多年，許多史料直接從唐人得來。《舊唐書》使這些難得的史料保存了下來。這是它的一大好處。例如某些傳里的“今上踐”、“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語句，便明顯是從當時國史和實錄直錄下來的痕跡。唯其直錄當時人的記錄，史料價值就尤其可貴。有些列傳，還采用了唐朝當時人寫的“行狀”、“家傳”。這些家傳，常常是唐代的名家所書，不僅如實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筆上也很有特色。趙翼《二十二史札記》評論說，《舊唐書》中的《封常清傳》，“郁勃悲涼”，“千載下猶有生氣”；裴垍所寫的《郭子儀傳》，“首尾整潔，無一釀詞，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學也”。《舊唐書》的紀傳里，還大段大段地引錄唐朝君臣的詔令、手札、奏章，這些原始資料后來有的已蕩然無存，卻賴《舊唐書》的收錄而得以保留。正由于《舊唐書》有上述這些長處，司馬光等在修《資治通鑒》時，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另一方面，唐朝是中國一個強盛的朝代，多民族統一國家有所發展。在《舊唐書》里記錄了大量的中國少數民族的史料，以及他們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親密關系。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婚姻的記實，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跡，以及突厥、回紇汗國、吐蕃、遼朝等北方、西北、東北地區、西南許多民族的歷史記錄，都在《舊唐書》里有較多的記載。在唐朝和鄰國日本、朝鮮、印度的關系史方面，《舊唐書》記載也較為詳細。其分量比起別的同類正史來要多得多，史實也較可靠。
劉昫領銜編寫的《舊唐書》在研究中國土地制度、賦稅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書。關于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調制和兩稅法，都有比較翔實的記載，給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條件。尤為可貴的，是《舊唐書》的志里，保存了內容相當豐富的中國科技史的資料。在《歷志》和《天文志》里，有著名天文歷法家李淳風和一行制定的《麟德歷》和《大衍歷》的比較完整的內容。《五行志》一卷，列舉各地不同的自然災害，其中還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業狀況和國內外交通方面的資料。
《地理志》四卷，記載了全國邊防鎮戍的分布和兵馬人數，并以天寶十一載（752）疆域為準，分道敘述了各地州縣設置和戶口等情況。《職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并記載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時官品的變革。《輿服志》一卷，記載了唐代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級規定的車輿、衣冠、服飾制度，用以區別貴賤士庶，是封建等級制度的體現。《經籍志》二卷，以開元盛世為準，記錄了經、史、子、集四部的存書。志序還扼要敘述了安史之亂后直至后梁遷洛期間國家書籍的殘損情況。
《食貨志》二卷，比較集中地記載了唐朝田制、賦役、錢幣、鹽法、漕運、倉庫乃至雜稅、等有關經濟史資料。《刑法志》一卷，記載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見律令格式）的制訂過程，并有關于執行情況的概略敘述。《舊唐書》諸志集中了不少有價值的歷史資料，但也存在著錯訛和重大遺漏。在《賈耽傳》里記錄了他所著作的《隴右山南圖》和《海內華夷圖》等地理學上極為珍貴的資料，這是中外地理學家研究古地理學的難得的記錄。但《舊唐書》的缺點也很明顯。因為它出自亂世，又出自眾手，成書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時轉抄的痕跡也很明顯，甚至一件公文，在紀和傳里同時抄進，造成了不應有的蕪雜。因為編史隊伍的不穩定以及互不通氣，竟至出現某些人物同時并列兩傳的情況，如《楊朝晟傳》就同時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兩處；《王求禮傳》和《丘神績傳》也有類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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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劉昫.豆瓣讀書.2024-01-31
劉昫.保定地方志.2024-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