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珍（1861年8月19日－1930年7月1日），正定縣人，字聘卿，號冠儒，中華民國政治家，將軍，先后擔任軍政要職，直至北洋政府國務總理，與段祺瑞、馮國璋一起并稱為“北洋三杰”。
清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861年8月19日），王士珍出生于河北省正定縣牛家莊村，出生后便過繼給了伯母。王士珍早年在正定城內的私塾讀書。1878年（清光緒四年）王士珍考入正定鎮總兵學兵隊，五年后，移防山海關區。光緒十一年（1885年）王士珍進入天津武備學堂炮兵科，畢業后任炮隊教習。次年，王士珍率兵到朝鮮鎮壓東學黨起義并于日軍作戰。回國后，王士珍任命為督操營務處，會辦兼講武堂總教習，不久升任工程營管帶、德文學堂監督，并在小站鎮練兵。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王士珍任軍事參謀，鎮壓了義和團運動。兩年后，北洋常備軍成立，王士珍擔任北洋常備軍左鎮翼長，不久后任北洋陸軍第六鎮統制，隨后又任陸軍部右侍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王士珍任江北提督，次年，參加太湖秋操活動并鎮壓安慶馬炮營起義。宣統三年(1911 年）王士珍任袁世凱內閣陸軍大臣，清帝退位后，王士珍辭官回鄉。民國初期，王士珍任陸海軍大元帥統帥辦事處的六大辦事之一，后任陸軍總長。1917年，王士珍曾協助丁巳復辟，但失敗。同年，王士珍在被委任為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次年面對倒閣壓力稱病引退。隨后王士珍曾出任軍事善后委員會委員長、臨時維持治安會會長，并協調軍閥間的斗爭。1930年7月1日，王士珍因病去世，享年70歲。
王士珍在任江北提督時，曾進行改革以整頓地方財政，晚年時出任故宮保管委員會委員，參與故宮博物院管理事務。他行事低調，注重個人修養，胸中深藏城府而不露，善于謀略而不爭權勢。
人生經歷
早年經歷
清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861年8月19日），王士珍出生于河北省正定縣牛家莊村的一個沒落書香門第，其祖上是從山西省逃荒來正定牛家村的。其伯父王松如沒有兒子，王士珍出生后便過繼給了伯母。王士珍幼年時家境艱難，其嗣父死后，跟隨嗣母劉太夫人搬到正定城內，9歲時進入私塾讀書。清光緒二年（1876年），王士珍15歲時，被正定鎮臺葉志超看中，收在屬下當勤務兵。兩年后，王士珍考入正定鎮總兵學兵隊，光緒九年（1883年），王士珍移防山海關區。
光緒十一年（1885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市建立天津武備學堂，王士珍進入天津武備學堂，在炮兵科學習了三年，畢業后仍回山海關駐防。后該軍設立了隨營炮隊學堂，王士珍任炮隊教習。他采用了西方的教學方法，贏得了總兵和上司的贊揚。
朝鮮作戰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農民戰爭爆發后，朝鮮政府請求清政府派兵協助。當時，日本政府為了加快侵略朝鮮的步伐，尋找發動戰爭的機會和借口，也盡力慫清政府出兵。同年6月，直隸提督葉志超奉命前往朝鮮助戰，王士珍則率領炮隊學兵奔赴朝鮮，駐守在牙山。日本也出兵朝鮮，兵力不斷增加，遠遠超過駐朝清軍。隨后，豐島海戰爆發后，清軍損失慘重，王士珍與葉志超撤退至平壤，而葉志超則被任命為平壤清軍總指揮。
9月12日，日軍兵臨平壤城下，王士珍所在的牙山清軍負責防御從大西門到七星門的陣地。王士珍在仔細觀察地形后，強烈建議在城外山上設置奇巧的防御設施，以便抵抗敵軍進攻。但葉志超認為王士珍年輕缺乏實戰經驗，沒有采納這個意見。9月15日，侵朝日軍分成四路進行了猛攻。中國官兵和朝鮮軍民進行抗擊，王士珍率領炮隊學兵在城上堅守，重創日軍。在戰斗中，王士珍的左手無名指被炸掉，而額頭左上部被彈片擊中，留下了一寸多長的傷口。敵人四面合圍，炮隊學兵與王士珍一起殺出重圍。雖然平壤失守，清軍潰退，但是王士珍跟隨著葉志超連夜奔馳，依靠手中的地圖，成功指導殘軍在黑夜中疾行，安全到達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回國后，王士珍仍統率山海關區炮隊，《馬關條約》簽訂后，隨新任直隸提督聶士成一起移居到蘆臺街道（隸屬今天津市寧河區）。
小站練兵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后，清政府意識到不能依靠原有八旗、綠營、巡防營清軍來維持統治，應效仿西方訓練軍隊，于是命袁世凱在小站鎮練兵。袁世凱到天津市后，在小站成立了“新建陸軍督練處”，并讓天津武備學堂總辦蔭昌為他推薦軍事教學人才，王士珍被推薦任命為督操營務處，會辦兼講武堂總教習，不久升任工程營管帶、德語學堂監督。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北洋政府大臣直隸總督瓜爾佳·榮祿在小站檢閱新建陸軍，王士珍用工程營設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和各種武器一一進行演習，受到榮祿贊賞。對他贊不絕口，認為王士珍具備治國之才，并派他代表清政府去日本閱操。次年2月，榮祿再次檢閱，王士珍利用特制的帆布搭建橋梁，讓榮祿的步兵、騎兵、炮兵通過。等到檢閱完畢回去再過海河時，王士珍仍為他架設帆布橋，榮祿擔心天已漸暖冰川解凍，存有危險，王士珍勸他不必擔心，三天后冰河才會解凍。榮祿佩服王士珍料事精確。同年，袁世凱創設了隨營武備學堂，王士珍任工程隊學堂監督，同年冬又經瓜爾佳·榮祿推薦赴日本閱操。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袁世凱委派王士珍去山東省巡視，他在一個月內將沿海各要隘、軍營情況全部勘察清楚，并安排好了駐兵計劃。袁世凱贊賞他的能力，指派他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揮新建陸軍依次從小站開赴山東。
鎮壓義和團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冬，袁世凱臨時擔任山東巡撫，王士珍則被任命為軍事參謀。此時，山東的各個州郡都正在掀起義和團運動，，王士珍向袁世凱提出了一套對付義和團的策略，主張先通過勸解化解危機，然后以武力相威脅，如果不奏效，就捕殺首犯，解散其余成員。 袁世凱接受了王士珍的建議，讓他參謀山東省全省軍務，最終各路團民死傷慘重。而此時端郡王愛新覺羅·載漪主張利用義和團運動來對抗洋人，袁世凱對義和團運動的鎮壓引起了端郡王載漪和愛新覺羅·碩塞愛新覺羅·載勛的不滿。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6月，端郡王和莊親王派一個義和團首領，拿著清政府的令箭，來找袁世凱，要求袁世凱允許他們設壇繼續操練。袁世凱便招集群僚商議，王士珍提出由他對義和團的首領進行審問。最終，王士珍以盜竊端郡王、莊親王的令箭的罪名將義和團首領斬首，隨后把令箭封存還給端郡王和莊親王。避免了義和團重新在山東省設壇，又堵住了端莊王的嘴。
此外，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由于袁世凱奉行大力剿殺義和團、保護傳教士的政策，許多外國傳教士和商人紛紛逃往山東避難。王士珍指使手下士兵組成便衣隊，為逃難的人群提供保護，并協助租賃車船，提供糧食、衣服和現金等援助。當八國聯軍大舉進犯京津地區時，王士珍下令山東全省靠近直隸邊境的村鎮，在墻上用白灰寫上了大字：“此山東境！”八國聯軍看到后便不再進犯。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黃河山東段發生兩次決口，其中第二次在章丘南岸陳家窯。王士珍帶領工程營參與堵口，日夜巡視并調兵平凹凸荒灘，加固堤壩。命河官儲料，五日后合攏，成功讓荒灘變成沃壤。此外，王士珍還出謀劃策，與袁世凱共同制定堵口方案，成功堵住了決口。
北洋常備軍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政府大臣。王士珍任步兵第一協統領，兼理全軍操防營務處。次年，王士珍奉袁世凱之命前往正定縣、大名縣、冀州區各縣招募壯丁6000人，編組成北洋常備軍。隨后，王士珍擔任北洋常備軍左鎮翼長，并參與編訂了常備、續備、后備各軍章制，并編訂營制、餉章。后來袁世凱又編練京旗常備軍，王士珍任第一任統制官。次年12月，清政府批準袁世凱在北京成立練兵處，王士珍被任命為練兵處軍學司正使。王士珍在當時深得袁世凱的信任和重視。凡是有重要文件需要處理，袁世凱必定要讓王士珍參與并提出意見或建議。王士珍還參與上奏或下發的文件的起草或修改工作，因此被稱為“龍目”。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設立練兵處，督練新建陸軍，愛新覺羅·奕劻奕劻為總理，袁世凱為會辦。同年冬，王士珍被袁世凱舉薦為軍學司正使。而奕不懂練兵之事，練兵處事權落在袁世凱一人之手，又間接為王士珍等人把握。
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凱以北洋軍左右兩鎮為基礎，組建了北洋陸軍6個鎮，王士珍任第六鎮統制。同年十月，清政府在直隸河間府組織了一場規模宏大的秋操活動，抽調了2萬余名北洋陸軍士兵參加，王士珍則被任命為總參議兼操練處軍政司正使，負責指揮操練。次年，清政府把兵部與練兵處合并成立陸軍部，王士珍被任命為陸軍部右侍郎。
任江北提督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王士珍以陸軍部侍郎銜外放江北提督，執掌軍政，統轄諸鎮，兼理鹽漕事務。次年，王士珍的母親去世，他請假三個月回鄉治喪。守孝期滿后，王士珍被授予正黃旗蒙副都統，賞頭品頂戴，并繼續統率第六鎮，回江北提督任上。王士珍在任江北提督期間，撈到大量銀子在牛家莊蓋起一座家宅和家廟，后在正定縣城內西里街購置宅基地，建起村鄰二套宅院的寓所，又在正定城南購買土地10余頃。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王士珍率領江北新軍參加了清政府在太湖舉行的秋操活動。出發前，他讓士兵們抬了許多標注著“無鉛箭”“餅餌”的箱子，并親自蓋上封印，而里面實裝子彈和銀元，王士珍吩咐下屬得到軍令才可以打開箱子。此時，安徽出現了一個名為“岳王會”的革命團體，安徽新軍炮營隊官熊成基與革命志士聯絡，在太湖縣秋操期間于安慶市發動了起義。兩江總督端方飛請求王士珍出兵鎮壓。而當時帶兵的將官無子彈和兵餉，王士珍下令打開箱子，穩定軍心，隨后率兵堵截、追擊，最終安慶馬炮營起義失敗。同年，光緒帝和慈禧相繼去世，溥儀繼位，其生父醇親王愛新覺羅·載灃被任命為攝政王執掌朝政，勒令袁世凱回原籍“養病”，隨后王士珍也稱病請辭，于宣統二年（1910年）獲準辭職。
辛亥年間
宣統三年(1911 年），武昌起義爆發前后，清政府被迫重新啟用袁世凱，王士珍奉袁世凱之命襄辦湖北軍務，添募新兵一萬二千五百名，編為湖北巡防營駐守京漢鐵路沿線，以鞏固北洋軍的后路。同年9月，王士珍署理湖廣總督，不久后因病解職。宣統三年（1912年），以袁世凱為總理的責任內閣形成后，王士珍任陸軍大臣，仍坐鎮上、組織前線戰事。同年2月，宣統退位。王士珍為忠于清廷，決計辭職。他稱自己身任陸軍大臣，決不愿署名于皇帝退位詔后。辭官后退居家鄉正定縣城里。
民國初期
袁世凱擔任大總統后，屢次致函致電請王士珍擔任要職，都被王士珍婉言謝絕。1914年，袁世凱派其子袁克定及北洋政府同僚數人專車至正定請求王士珍出山，王士珍再次拒絕。隨后經陸軍軍長段祺瑞的設計，王士珍前往北京，被袁世凱任命為海軍統帥辦事處坐辦、模范團籌備處處長，授陸軍上將軍銜。同年5月，王士珍又任陸海軍大元帥統帥辦事處的六大辦事之一，實權最大。1915年，段祺瑞不滿袁世凱便裝病請假辭職，王士珍署理陸軍總長，并在段祺瑞辭職后正式接任。同年冬，袁世凱宣布帝制，護國運動爆發。次年，王士珍等人被袁世凱召集來商討撤銷帝制案。不久后，袁世凱去世，黎元洪接任大總統制，王士珍被任命為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
協助復辟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因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府院之爭”，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職位，王士珍被任命為京警備總司令，并任臨時國際政務評議會評議員，以控制北京局面并為黎元洪對德宣戰制造聲勢。隨后段祺瑞組織督軍團，要用武力趕黎元洪下臺。同年5月，王士珍在北京召集軍事會議，主張和平解決時局，即以和平對抗段祺瑞的武力統一。隨后致電各省，轉告黎元洪解決的時局辦法，要求各省不要發動軍隊。王士珍還要求解散國會，并派員赴津與段祺瑞的“總參謀處＂磋商調停方案，但總參謀處堅持要求總統退位。此時，安徽督軍張勛借進京調停之命趁機擁清廢復辟，6月14日，張勛帶著辮子軍進京，王士珍下令步兵統領江朝宗用電話通知守城軍隊打開城門，辮子軍涌入城內。7月1日，王士珍還跟隨張勛等人把12歲的溥儀抬出來宣布清帝復辟，隨后任內閣議事大臣，并被任命為參謀部尚書。7月3日，段祺瑞在馬廠宣誓討伐叛軍，各省軍閥也改變了態度，從支持復辟變為支持共和。復辟派隨之潰敗，但王士珍還留在京城。這場復辟運動僅持續了12天便收場。段祺瑞重新擔任國務總理后，認為王士珍維持北京城內秩序有功，要他繼任參謀總長。
擔任總理
段祺瑞上任后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引發了護法運動，隨后被迫辭職。1917年11月30日，王士珍被副總統馮國璋委任為北洋政府國務總理，仍兼陸軍總長。王士珍組閣后，段祺瑞通過報紙對王內閣大肆攻擊，又唆使新交通系進行倒閣活動。1918年，王士珍呂振羽其他閣員對抗，拒絕懲戒將軍李純，也不同意發出電報訓斥李純。此外，他還公開反對副署罷免馮玉祥的命令。隨后，在巨大的倒閣壓力下，王士珍于1918年2月稱病引退。同年，王士珍被馮國璋封為德威上將軍，管理將軍府。不久王士珍辭去所有職務，退出了軍政界。之后曾任月薪500元的北京電車公司董事長。
晚年與逝世
1925年，段祺瑞重新執政后，召開善后會議，邀請王士珍出任議長，但被王士珍拒絕。隨后王士珍出任軍事善后委員會委員長，不久后段祺瑞下臺，善后會議隨之結束，王士珍主張和平的心愿并未實現。次年5月，軍閥張作霖、吳佩孚、閻錫山聯手討伐馮玉祥，馮玉祥的軍隊退出北京后，王士珍被北京各知名團體推薦為臨時維持治安會會長、京師救濟聯合會會長，以保持北京的治安秩序，并一度調解直奉之間的爭端。此外，王士珍晚年時還擔任故宮保管委員會的委員，參與故宮該博物館的管理事務。
1928年5月，北伐軍向軍閥張作霖發動全線攻擊，王士珍組織了和平運動。張作霖退出北京后，王士珍再次擔任治安維持會會長，拒絕韓復榘的武力進駐，并電請國民政府迅速和平接收北京。
1930年7月1日，王士珍在北京堂子胡同因病去世，享年70歲。
人物成就
江北提督時期的改革
王士珍在任江北提督時，采取了一系列改革舉措。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王士珍都請設立督練公所，又積極懇請財政撥款。次年王士珍在太湖秋操時平定了岳王會起事。宣統元年，王士珍整飭地方財政賦稅等，竭力籌集軍費，他鑒于漕捐、河務、蕩務以及防營陸軍各項糧餉歲入歲出分門別類，并奏請選派江北陸軍正參議許貞干、現辦淮海巡防營務處江蘇省候補道汪詠沂總辦江北陸軍糧餉局，直隸試用道朱照為會辦，負責設局開辦諸項事宜。
訓練清末新軍
王士珍在清末曾跟隨袁世凱，參與組建北洋軍，并參與編《訓練操法詳晰圖說》及《兵略錄存》等兵書。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政府大臣后，王士珍任北洋常備軍左 鎮翼長，兼理全軍操防營務處，專司訓練。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王士珍赴粵協助訓練新軍，不久后，參與籌備新軍大操事宜，并擔任新軍大操總參議。宣統元年，袁世凱被清廷罷免后，王士珍作為北洋新軍中有一定影響力和號召力的人物，被清朝官員愛新覺羅·載灃等人籠絡。
保管故宮博物館
王士珍晚年時由于在北京的地位，因而在故宮博物院方面，無論是杜錫珪內閣成立的故宮保管委員會，還是各方名流自發組織的“故宮博物院維持會”，王士珍均列名為委員。1926年夏，王士珍擔任治安維持會會長，直至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和平接受北京。不久后，國民政府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案，博物院領導人員展開行動，反對該提案，并開放故宮，邀請黨政軍要人參觀，以求得幫助，最終使得故宮博物院得以延續。
人物評價
清朝末年，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被稱為“北洋三杰”，王士珍還被報刊贊譽為“三杰之冠”，又稱為“三杰之龍”。
現代學者彭秀良：“進入民國后，王士珍行事低調，盡力遠離政治漩渦，并為調節軍閥間的戰爭出力頗多，其悲天憫人的精神確實值得敬仰。”
近現代學者尚秉和評價王士珍“性恬淡，平生薦舉不使人知”，“性至孝”。
近現代改良派人物康有為評價王士珍對待袁世凱稱帝的態度：“然忠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后，即已拂衣高蹈，今雖強率而出，聞其在陸軍部上奏，于臣字必加涂抹……”
現代學者章宏偉：“王士珍是北洋軍閥中的重要人物，他注重個人的修養，不大喜歡弄權，也不大愿意介入大規模的政爭。”
近現代學者徐青、劉紅、巫紹泉：“王士珍這個人，并不把功名利祿看得很重，一生淡泊寧靜，胸中深藏城府而不露，善于謀略而不爭權勢，在政治舞臺上時隱時現，滑若蛟龍。”
近現代學者丁中江：“王士珍神龍見首不見尾，故曰龍，其實他在北洋政府三杰中官位不及馮的代總統和段的執政，也未抓過實權，也許正因為如此，人們才尊他為龍，因為中國士大夫傳統風格以讓為德。”
人物軼事
取糧封銀
光緒二十年（1894年），王士珍出兵朝鮮，在士兵饑渴難耐時，某士兵發現了藏有衣物和面粉的兩個大缸，但王士珍禁止動用百姓財物。后來，一個士官來哀求王士珍允許取些面粉充饑，王士珍應允。拿取面粉后，王士珍又讓勤務兵準備銀子放進缸里，原樣封掩好，然后率隊離去。
夜宿懲惡吏
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派遣王士珍擔任江北提督，執掌當地的軍政事務。王士珍只帶了一名仆從輕裝前往巡視該地區。在途中有一天路過一村鎮，王士珍命隨從前去找客店，準備休息一夜，然而，他的隨從找遍了所有客店，都告訴他們客滿不能留客，最終隨從找到了一處草棚，并報告王士珍因有知府到江北上任路過此地，下戒嚴令，今夜不準任何過路人在此留宿，所以他們才找不到客棧。二更時分，來了一隊公差查店，發現草棚里有人，便要拿他們主仆二人示問。王士珍只好亮明身份，并將一盞寫有江北提督的宮燈打了出來。公差趕緊回去匯報，隨后知府前來謝罪。王士珍見那知府言談舉止粗俗不堪，便詢問他是否是捐了銀子才當上官，對方回答說是。王士珍說他在還未到任的時候就騷擾百姓，以后怕是不能為民辦事，并勸他回家好好過太平日子吧。
制止拆城墻
宣統四年(1912年)，溥儀退位后，王士珍隨即辭去了官職，回到家鄉正定西門里公館隱居。他經常在茶余飯后到附近城墻邊散步，有一天他發現幾個新駐防兵丁正在拆城墻，于是上前詢問。這些拆墻的士兵是奉系軍隊的，他們并不知道王士珍是什么身份。由于王士珍在穿戴和言談舉止上看起來像平民，所以這些士兵并沒有把他放在眼里，只是粗魯地咒罵了一句。盡管如此，王士珍依然用和氣的口吻勸說這些士兵。但這些士兵不聽，反而揚手打了王士珍一個耳光。王士珍沒有辦法，只好默默地離去。王士珍回到家后立刻聯系該駐軍的上司，說明了城墻防洪和軍事上的重要性，要求停止拆城墻。盡管他已經不再擔任官職，但他的經驗和名望較高，因此駐軍上司得知此事后，為了避免出現更多的意外，立即調走了駐扎在正定的兵丁，成功地保住了正定城墻。
智救銀號
王士珍任江北提督期間，江北的一家銀號發生了金融擠兌，待支取銀兩的儲戶堵住了周圍的街道。這種情況持續了數日，并導致銀號門幾次被擠壞。銀號虧空了十萬兩銀子，其尚未兌換的儲戶因此情緒激動，騷亂不斷。銀號老板找到了王士珍的師爺蔡壽山，希望用官衙庫銀抵押。蔡壽山知道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并馬上請示了王士珍。按照大清律，私自動用官庫銀兩罪加重懲罰。然而，如果不管銀號的問題，也會損害正常經濟和社會秩序。王士珍略加思索便吩咐蔡壽山道不能動用庫銀，但可以打開庫門，讓儲戶們來看一看。當儲戶看到庫銀充足之時，便紛紛離去，金融風波在王士珍的指揮下迅速消失。
處理醉兵
有一次，駐扎在正定縣的奉系軍隊中有一些士兵因酗酒而鬧事，其中一個不理智的士兵大聲宣稱要去找娼妓，其他士兵故意誘導他去王士珍家，說那是個對娼妓開放的地方。他仗著是駐防兵有恃無恐，到了王士珍的公館，闖入后他被人抓住并遭到毆打。得知這個消息后，王士珍急忙趕到現場，命令停止毆打。之后，王士珍詢問事情的詳細情況，這時駐防軍官的副官得知此事后趕來，向王士珍道歉并表示要嚴懲那個醉酒的士兵。王士珍則表示要嚴格管理士兵，不能讓他們騷擾百姓，并說那個醉漢也被送到了縣衙接受懲罰。隨后，王士珍把這個醉漢叫到大廳，詢問了他的家庭情況。醉漢深感后悔，王士珍告訴他，他要么被送到軍營，要么被送到官府接受懲罰，但是這樣都會影響他的家人，于是勸他不要回營，并給這個醉漢一些盤纏，讓他回家過安穩的日子。
綁架風波
1917年6月29日深夜，丁巳復辟之際，王士珍任陸軍總參謀長兼京畿警備司令。當時，王士珍找到步兵統領江朝宗，向他提及即將復辟的消息。江朝宗建議他們立即去報告總統。兩人上了汽車，但就在這時，迎面來了一輛汽車，二人被持槍的士兵包圍。一名副官下了車，手持黑幫頭目“萬繩拭”、刺客雷報春、張振芳的帖子，要求他們跟隨著他去見張勛。二人被帶到南池子張勛的住處，進入張勛的密室，張勛要求他們下令打開城門，隨后放二人離開。
還鄉不擾民
王士珍每次回老家牛家莊，不管是騎馬坐轎，一過五里鋪便下來步行，一是因為村東口立有梁夢龍神的神道碑，他對梁閣老十分敬重；二是因為自己在王氏家族輩分較低，所以逢鄉親們便熱情打招呼。有一次家族要舉行隆重的典禮，特地準備了大量的樂隊和人群迎接他的到來。可是當他到達時，已是中午時分，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到來，可是他卻已經悄悄地從小道進入村莊了。族長很不高興地責問他為什么這么做，他說自己在外面做官，看到了官場的險惡，深知什么是真正的忠誠和真誠，我并不想展示自己官員的身份，并稱沒有什么比樸實和謙虛更加重要。族長聽了他的話，夸贊他明事理，有出息。
戲院設“總理”席
王士珍擔任總理后工作十分繁忙，每天都有大量文件需要處理，常常工作到深夜。他身邊的人勸他出去走走放松一下，但他總是不愿離開，回頭繼續處理文件。王士珍并沒有其他的嗜好，他的秘書郝立齋嘗試說服他去看一場戲，后來他勉強同意了。到了晚上，王士珍來到了戲院，發現前排空蕩蕩的，一個牌子上寫著“總理席”。但戲院管事的誤認為他不是總理，大呵一聲攔住了他。王士珍本來就對這場戲沒有興趣，他與秘書郝立齋離開了戲院。郝立齋覺得事情很奇怪，去問前臺發生了什么事情。管事的稱剛才來了一個土里土氣的老頭，自己把他趕走了。郝立齋告知那個老頭就是總理，怒斥管事的不該這樣做，并把戲院停業。次日，報紙上刊登了一條新聞，說總經理看戲不成封了戲院。王士珍看到這條新聞后責備了秘書并要他通知戲院照常開戲。
為民尋牛
在牛家莊村，農民杜煥成的牛被偷后失蹤，他求助于當時的北洋政治人物王士珍。王士珍立即派人到警察局請警察幫忙尋找。警方采取了多項措施，最終在城墻根的一葦地坑處找到了黃牛。警方將黃牛送到王士珍處，杜煥成對此非常感激，王士珍也立了一個規矩，凡是鄉親找上門來，不論是大事還是小情，都要盡全力協助。
人物故居
王士珍故居建于1912年，為民國時期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大院原有東、中、西3個院落，現僅存中院。清帝退位以后，王士珍退隱鄉間，多數時間住在這里。其樣式為典型的清末民初結構，具有非常高的藝術價值和觀賞價值，1982年，正定縣人民政府確定其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由縣文物保管所負責對其進行保護和管理。自2010年以來，王士珍故居以中式飯店“王家大院”的身份出現在公眾視野。
人物爭議
王士珍是否時冒名頂替進入的天津武備學堂歷來說法不一。學者陶菊隱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冊記載：“聶士成編練武衛新軍時，曾向朝陽鎮總兵楊瑞生（楊度的伯父）調用軍事人才，楊總兵開了一張保單，有個守備王士珍在內。王士珍因老告退回籍，而保單又己送了出去，楊總兵就叫一個姓王的馬弁冒名頂替到武衛新軍，不久又由武衛新軍選送到武備學堂肆業三年。他曾經參加甲午年中日戰爭，戰后跟隨聶士成駐軍蘆臺街道。他后來一直冒用王士珍的名字。那個真王士珍卻因年老失業，晚年在湘潭市楊瑞生家做燒飯司務。”常年從事王士珍研究的王發敬認為光緒十一年（1885年）直隸總督兼北洋政府大臣李鴻章在天津市建立武備學堂后，葉志超部下以為王士珍的福建籍軍官被選入冊，但臨近入學時，王士珍不辭而別，于是王士珍頂替福建籍王士珍進入天津武備學堂。此外，《中華民國史》中也記載福建籍王士珍因年歲大不愿去武備學堂，便由正定縣王士珍頂替他入學。
而學者彭秀良的《王士珍傳》中認為上述說法存疑，一來陶菊隱解釋假王士珍頂替真王士珍入學時稱，假王士珍早年曾是楊瑞生的馬弁，因為機靈勤快受到主人賞識，遂保薦其入北洋武備學堂。而為王士珍作行狀的尚秉和根本未提到過王士珍給楊瑞生當馬弁的事，王士珍自己也說從軍開始就在正定鎮標，跟隨葉志超。因此彭秀良認為，楊瑞生保薦王士珍的說法無法成立。二來，彭秀良認為葉志超的部下竟然有兩個同名同姓的王士珍十分奇怪，因此對該說法也存疑。
家族成員
參考資料 >
“北洋三杰”之一王士珍故居成飯店.人民網.2023-06-01
作家：要認清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目的.中新網.2023-04-12
河北正定修復北洋政府總理王士珍故居.中新網.2023-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