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家軍，又稱義烏兵、浙兵、南兵等，為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組建統率的軍隊，主要由浙東義烏一帶農民及礦工組成。
明朝嘉靖年間，戚繼光參與平定倭寇的戰爭，因衛所兵員戰斗力低下，戚繼光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于浙江義烏募集農民、礦工4000人組成軍隊，后增至6000人，從思想、武藝、營陣和紀律等方面展開訓練，配備精良軍械，人稱“戚家軍”。在戚繼光的統領下，這支軍隊開赴抗倭前線，轉戰浙閩，馳騁于東南抗倭戰場，先后九戰全捷，取得臺州之戰、橫嶼之戰、牛田之戰、平海衛之戰、仙游之戰等勝利。隆慶二年（1568年），戚繼光北上薊州后，再次招募浙兵三千人編練成軍，跟隨戚繼光鎮守薊[jì]門，防御蒙古。戚繼光去世后，“戚家軍”繼續為國戍邊，參與萬歷朝鮮戰爭，在游擊吳惟忠的統率下取得平壤之戰。自戚家軍成軍至萬歷十一年（1583年）戚繼光去職，戚家軍擊敗的敵軍總數已超過十五萬。天啟元年（1621年），童仲揆、陳策與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率三千浙兵前去救援沈陽市時，在渾河遭遇滿清八旗軍，最終全部戰死，“戚家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明史·戚繼光傳》評價，認為義烏等地民風彪悍，戚繼光募兵三千人，教授他們陣法及武藝，訓練出一支精銳，后來名聞天下。而崇禎版《義烏縣志》也又評價，認為義烏兵的武勇之名天下聞名，無論是南御倭寇，還是北御蒙古，全都征募義烏兵。
創建背景
政治因素
孛兒只斤·忽必烈東征日本失敗后，日本政府便禁止與中國交流，但私人經商無法斷絕，日本商船往來于中國及朝鮮海岸，同時也兼做海盜。日本南北朝時代（1333-1392年）私商逐漸盛行，南朝衰落后，南朝的遺民武士結合商人海盜，最先向朝鮮半島侵擾，后來轉入中國沿海，甚至占據一些小島。元末時期，方國珍、張士誠被朱元璋擊滅后，部分部屬逃亡海外，勾結倭寇進犯山東省沿海地區，進而轉向浙江省、福建省沿海地區。明太祖朱元璋曾利用戰船追捕倭寇，并修建衛所防守山東到福建沿海，使得倭寇不敢前來侵犯。后朱元璋允許日本國王正式朝貢，設立寧波市舶提舉司，專門管理朝貢事務。朝廷為獨占全部的貿易利益，允許外國利用朝貢名義定期帶來額外的貨物，然后由市舶司評定價值。為了獲得更大利益，日本屢次請求增加貢船，但明朝規定貢船不得超過三艘，因此兩國之間合法商貿受到阻礙。而明朝因日本貢使禮貌不恭，欲通過停止貿易迫使日本恭順，于是朱厚熜朱厚裁撤市舶司。
此外，嘉靖皇帝繼位后，針對正德年間明朝海禁松弛的局面，重新嚴格執行海禁政策，廢市舶司，驅逐葡萄牙人，甚至暫停廣東省地區的朝貢貿易。經過林富上疏后，廣東地區的朝貢貿易得以恢復，使得海禁政策有所放松，但因為葡萄牙人在廣東被驅逐，于是北上前往福建省和浙江省一帶，使得福建、浙江一帶的私人海外貿易迅速發展起來。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因為日本商船經常出沒沿海地區，于是明世宗朱厚熜任命朱紈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明朝軍事，朱紈上任后，下令實施海禁，禁止商民通商下海，禁止建造兩桅之上的大船，私自與倭寇結交的人，一律斬首。但此舉得罪浙江、福建依靠“走私”獲利的豪紳，最終朱紈在陷害中自殺，海禁廢弛。于是豪紳掌控“走私”貿易，欺壓日本商人，使得部分日本商人破產，便與中國失業商人汪直、徐海等人占據海島，聚眾劫掠沿海地區，形成了倭患。
經濟因素
沿海地區的貧瘠的土地不適合農業生產，田不足養，百姓只能向海洋進軍，靠海洋生存。當時私人海外貿易可以獲得高昂利潤，由于明朝對去日貿易一直十分嚴格，使得去日貿易利潤特別高，而海禁政策的推行，完全不顧及沿海百姓的生活，徹底斷絕當地百姓的生活，使得大量百姓被朝政推向“倭寇”。而明朝中后期，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起來，已經出現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成為中國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之一，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提供大量可供交易的商品，也培養了當地百姓的商品意識，進而促使海外貿易繁榮起來。但海禁政策卻限制了海外貿易的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因素萌芽的梏，尤其是江浙兩省尤其明顯。海禁政策本意在于防倭患，但它也將一切正常貿易全部都禁掉了，造成商貨不通的狀況，此外政府官員默許地方豪紳從事走私貿易，獨占巨大利益，卻不允許中小商人進行合法海外貿易，他們為追求利益也選擇加入走私貿易。同一時期，北方蒙古威脅明朝邊疆的安全，明朝政府為增加軍費，加重賦稅，也使得部分江南百姓生活負擔達到極限。
抗倭戰爭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浙東地區、福建省沿海的“倭患”驚動了明朝政府，于是任命朱紈出任浙江巡撫，同時兼管福州市、興化、漳州市和泉州市等地的軍事。朱紈死后，浙江省巡按御史董威請求放寬海禁，并得到朝廷支持，但因走私力量強大，明朝海防工事年久失修，士兵缺乏訓練，面對倭寇只能被動防御，這便使得倭寇四處蔓延，胡宗憲擔任直浙總督后，先后誘殺“倭寇”頭目徐海、汪直（一說王直），引得其同黨的瘋狂報復，福建、浙江、江蘇（明朝為南直隸）、廣東等地受壓迫的百姓，跟隨倭寇作亂于東南沿海地區。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主要侵擾的地區由此前的江浙一帶擴展到山東地區，在沿海局勢緊張時，戚繼光被調到抗倭前線。
同年，倭寇在汪直、徐海等人聯合下，進犯臺州市、攻破黃巖區（今浙江臺州黃巖區）、侵掠象山縣、舟山島等地，主要侵擾浙東地區、浙西及長江南北一帶。這年秋天，王忬奉命提督明朝軍事，巡視浙江省及福州市、莆田市、漳州市、泉州市四府，并重用俞大猷等人與倭寇激戰，但因東南沿海一帶地方官縱敵“養寇”，嚴嵩黨羽趙文華排擠愛國將士，使得明軍雖然與倭寇不斷激斗，但未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秋，戚繼光調任參將，鎮守寧波市、紹興和臺州三府。后戚繼光率部于龍山所三戰三捷，大敗倭寇，明軍乘勝追擊，倭寇且戰且退。但明軍追到雁門嶺時，誤中倭寇的埋伏，明軍卻顯得不知所措，拋下武器四散而逃。戚繼光和譚綸指揮部隊保持陣型，這才震懾倭寇不敢進攻，而這也是三大抗倭名將譚綸、俞大猷和戚繼光第一次并肩作戰。
發展歷程
上疏練兵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10月，戚繼光與俞大、譚綸率部于龍山之戰（一作山之戰）中三戰三捷，打敗倭寇。雖然此戰取得勝利，但戚繼光認為明軍存在缺乏訓練，臨陣畏縮的弱點，遂向胡宗憲上疏《任臨觀請創立兵營公移》，提出練兵的建議。戚繼光從創立兵營、選兵和練兵三個方面，系統地闡述其練兵主張，但因抗倭戰事吃緊和練兵費用籌措困難等問題，戚繼光的練兵建議未引起胡宗憲的重視。
次年春，戚繼光再次向上司胡宗憲提出練兵建議，除繼續重申第一次的練兵建議外，增加立足浙江省，招募當地百姓的建議。此次練兵建議，雖然未被全部采納，但得到浙江巡撫和浙直總督胡宗憲的同意，后胡宗憲將兵備事曹大佑麾下三千士兵劃撥給戚繼光操練，練兵開始不久，便因沿海戰事緊張暫時停止了。
此后戚繼光率部取得岑港和溫州、臺州之戰的勝利，但勝利未能掩蓋明軍暴露出來的問題。胡宗憲劃撥給戚繼光訓練的三千士兵，雖然經過訓練，在戰場上獲得不少戰績，但依舊暴露出軍紀渙散、驕惰怯懦的問題。于是戚繼光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第三次提出練兵的建議，在譚綸支持下，胡宗憲同意戚繼光自行招募新兵，而此時義烏知縣趙大河也建議招募當地礦工當兵，于是胡宗憲便派遣趙大河協助戚繼光辦理募兵之事。
義烏募兵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九月，戚繼光與北京薊西統兵千總陳伯俸一起來到義烏縣城，拿著胡宗憲的批文找到縣令趙大河，募得三千人，又迫于人心難得，違令增選一千。戚繼光根據應募者的出身、武藝等方面，經過嚴格選拔，剔除浮滑的、在官府服役過、沾染壞習氣的人，組建起三千人的新軍。
戚繼光根據新兵的年齡、身材，分別分配不同的軍械后，便展開軍事訓練，教授他們武藝及長短兵器的使用方法，同時因為南方多湖泊水澤，不利于軍事作戰，便根據地形制作陣法，配備精良的戰艦、火器及兵械。由于這支義烏兵多為農民和礦工，組織嚴密，經過一個月時間便已經入門，兩個月后軍事訓練便取得顯著成績，足以以一當百。
臺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舉進犯浙江省，象山縣、奉化區、寧海縣、瑞安市和樂清市等地先后遭到倭寇的攻擊，后倭寇由象山至奉化西鳳嶺登岸，接著攻向寧海，欲將明軍牽制在寧海，以便乘虛攻打臺州市。戚繼光在臺州府留下部分兵力，然后帶著新晉編練的“戚家軍”趕赴寧海。幾日后，倭寇分別由桃渚鎮（位于今浙江臨海市）、新河（位于今浙江溫嶺）、健跳（位于今浙江三門）登陸，戚繼光分析敵情，認為新河情勢更加危急，但進攻新河的倭寇較少，攻打寧海的倭寇人數較多，于是他親率主力在寧海正面攻打倭寇，派遣唐堯臣率領部分軍隊去救援新河。因新河守備森嚴，倭寇攻城未能成功，后在明軍圍攻下向樂清一帶逃走。
攻打桃渚的倭寇卻趁戚繼光主力前往寧海的空隙，欲取道花街攻取臺州府城。戚繼光獲悉消息后，親率戚家軍前往臺州支援，戚家軍抵達臺州城下后，在花街與倭寇展開大戰。戚家軍面對倭寇的“一字陣”，直接以火器攻擊，朱鈺連續斬殺七個倭寇先鋒，于是倭寇分為左右兩路攻打戚家軍的左右哨，這時戚家軍變陣，全軍出擊殺向倭寇，在戚家軍的強大戰斗力下，倭寇大敗而逃。戚家軍右哨陳大成、王如龍率部追殺到瓜陵江邊，而左哨丁邦彥等人也率領戚家軍追殺倭寇四十余里。此戰戚家軍斬殺倭寇三百零八級，生擒倭寇首領二人，其余倭寇全部淹死在江水中。
花街之戰發生三天后，位于健跳衛所的倭寇欲南侵臺州市府城，后行至臺州東北的大田，威脅臺州的安全，此時戚繼光身邊只有戚家軍一千五百人，在經過一番士氣激勵后，戚繼光率部抵達大田，欲設伏倭寇，后因大雨所致，雙方未能交戰。倭寇知曉臺州不易攻取，便從小路逃走，打算由仙君轉攻處州。戚繼光料定倭寇一定會經過上峰嶺，于是率領戚家軍走近路提前設伏，待倭寇隊伍行過一半時，戚家軍居高臨下沖出，陳大成為先鋒，陳子鑾、王如龍為左右翼，陳京、童子明為后應，使用“鴛鴦陣”發動攻擊，倭寇全線潰退，死亡無數。殘余倭寇逃往小山繼續抵抗，但在戚家軍四面圍攻下，倭寇繼續逃往上界嶺，因上界嶺僅有一條小路，戚家軍手持盾牌、長矛猛攻，最終倭寇被戚家軍包圍在白水洋朱家院落，全部被燒死。臺州大捷期間，戚家軍連戰連捷，先后共斬殺倭寇一千四百余人，焚死、溺亡四千余人，后戚繼光因功升任都指揮使，而戚家軍也徹底名聞天下，隨后戚繼光又新增義烏兵三千人，使得戚家軍數量達到六千人。
臺州大捷前后，戚繼光著成《紀效新書》，這是他根據在浙江省沿海抗倭的經驗總結而成，并作為訓練和教育戚家軍的教本。他主張重視古法，通曉古法，但又反對迷信古法，墨守古法，同時《紀效新書》也吸收同時代其他人的經驗。戚繼光以《紀效新書》中的軍事理論和行軍作戰方式方法訓練軍隊，提升戚家軍熟悉各種行軍作戰方法，以及自身武藝及膽量等方面的能力。
福建御倭
收復橫嶼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因倭寇進犯福建省沿海，于是胡宗憲派遣戚繼光率領六千戚家軍及都指揮使司戴沖霄部一千六百人入閩征剿倭寇。戚繼光率部由溫州市出發，走海路抵達平陽縣（今浙江平陽），后由平陽走陸路入閩，當時寧德市已被倭寇多次攻陷，而橫嶼島（位于今福建寧德）便是阻擋在戚家軍前進道路上第一個目標。橫嶼島位于寧德縣東北二十余里，距離海岸約為十里，島上被倭寇修筑了堅固的防御工事，地勢險要，漲潮時一片汪洋，退潮時污泥成灘。駐防福建的明軍攻了幾次都因無法渡過這一段海域而告失敗，明軍攻打十分困難。當時橫嶼島上有倭寇一千多人，外加散在寧德周圍的倭寇一萬多人，實力不容小覷，戚繼光先是了解地形，分析倭寇的實力，然后激勵士氣，制定作戰計劃，他主張先攻橫嶼，攻破橫嶼后，再乘勝救援福清市。
張灣位于寧德市縣城十里處，為橫嶼島倭寇在大陸上設置的重要據點，戚繼光率領戚家軍率先攻取張灣。進軍張灣前戚繼光縣張貼招撫告示，戚家軍兵臨張灣時，一千多敵人選擇投降。占領張灣后，戚家軍便趁凌晨退潮時越過蘭田渡，距離海岸五里處，戚繼光派王如龍率部據守路口，防止倭寇逃走，然后戚繼光親率戚家軍主力，每人背負一把草，結成“鴛鴦陣”前進，遇到爛泥便將草鋪上去后爬行過去。抵達橫嶼島岸邊后，面對倭寇的嚴密戒備，戚家軍奮勇沖殺，吳惟忠率部攻打木城，陳子鑾、童子明攻打倭寇南線，陳大成沿山麓攀登到山頂從背后包抄，而王如龍看到對岸戚家軍與倭寇相持不下，便指揮部隊渡過海灘投入戰斗。在戚家軍的猛烈攻勢下，僅花費三個時辰便收復橫嶼島，取得斬殺三百四十余人，淹死六百余人的戰績。
牛田大捷
戚家軍在寧德市度過中秋節后便行軍南下，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9月27日抵達福清市縣城。戚繼光將進軍目標定為倭寇在福清市的最大巢穴龍田鎮（今福清市龍田鎮），出發前他將軍隊分成三路，一路由都指揮使司戴沖霄帶領，由倉下進攻，一路由戚繼光親自帶領，由錦屏山進攻，另外一路分成兩部分，一部于林木嶺設伏，一部扼守田原嶺等處，阻斷倭寇退路。次日戚家軍趁夜輕裝襲取杞店，擊殺哨兵后將倭寇包圍，趁倭寇熟睡之際，攻取并消滅全部倭寇。戰斗結束后，戚繼光帶領戚家軍來到錦屏山扎營，后獲悉倭寇欲來偷襲，便設伏再次大敗倭寇，繼而戚家軍乘勝直取牛田，王如龍居中猛攻，連破牛田、上薛等倭寇巢穴，后與戴沖霄部匯合，擊破倭寇取得大勝，但因扼守田原嶺的明軍大意，未能實現全殲倭寇的戰績。
林墩大捷
牛田之戰結束后，倭寇余部據守林墩，戚家軍再次出擊，在戚繼光帶領下攻打林墩（今福建荔城黃石鎮）。10月10日，戚家軍經過急行軍，抵達興化府（今福建莆田），當天夜晚，戚家軍便輕裝向林墩出發，天亮之際逼近倭寇巢穴時，才被倭寇察覺，于是展開激烈戰斗。因地形令戚家軍無法展開兵力，初攻不利，部分倭寇繞到戚家軍陣后展開夾攻，戚家軍陣勢動搖，后隊退卻。戚繼光親自堵住路口，手刃退縮兵士十余人，才令士兵重新鼓起勇氣拼殺，在戚家軍的勇猛拼殺下，倭寇四散而逃，打死或淹死一千余名倭寇，并解救出兩千多百姓。戚家軍在福建作戰多有傷亡，外加水土不服，有很多士兵都生病了，于是戴沖霄率領部分戚家軍在牛田之戰后返回浙江，戚繼光麾下的戚家軍僅有三千余人，因此戚繼光決定先回浙江補充新兵，于11月中旬也返回浙江，后戚繼光因功升任分守臺、溫、福（州）、興（化）、福寧中路等處副總兵官。
戰平海衛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冬，倭寇再次包圍興化府，后于次年攻陷興化府及平海衛（位于今福建莆田秀嶼區）。2月，新任福建總兵俞大猷趕至福建，招收漳州農民武裝六千多人，在平海衛與劉顯會師，駐守秀山等候戚家軍到來。5月初，戚家軍抵達福清市，后福建巡撫譚綸匯合戚繼光、俞大猷與劉顯三人，商討作戰計劃。戚繼光統率中路軍，以哨兵胡守仁為前鋒，趁夜行至五黨山，天亮后展開戰斗，戚家軍猛攻敵營，面對倭寇的分道出擊，先以火器猛烈射擊，后展開惡斗，最終三路明軍合力大敗倭寇，倭寇余部逃往許家大巢死守，于是戚家軍等明軍追至許家大巢，并將倭寇包圍后放火攻破巢穴，最終明軍收復平海衛，殲滅倭寇二千二百余人。戰后譚綸上報軍功，戚繼光居首，其次為劉顯和俞大猷。戚繼光因平定橫嶼之功，晉升為都督僉事，后再被授予都督同知，獲封世系千戶之職，并取代俞大猷擔任福建總兵官。
解圍仙游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11月21日，二萬余倭寇圍攻仙游，戚繼光麾下僅有六千余人，在譚綸支持下展開軍事部署，派遣守備胡守仁和把總蔣伯清率部縣城附近的鐵山，牽制倭寇，同時挑選勇士伺機偷襲倭寇，而戚繼光大營以鳴炮的方式迷惑倭寇。12月20日，仙游被圍困一個月時，倭寇再次發動猛烈攻勢，集中攻打西北的水關，爬上城墻，在守城勇士的拼死血戰下，打退倭寇的進攻。次年1月6日，浙江省換防的明軍抵達后，戚繼光展開軍事部署，準備解救仙游之圍，戚繼光派遣守備王如龍率領中左路，代理守備胡守仁率領中右路公共攻打倭寇南巢，把總陳率領右翼攻打倭寇東巢，游擊李超率領左翼攻打倭寇西巢，把總金科率領大營正兵策應，指揮呂崇舟與副總兵金文秀率部在鐵山牽制倭寇北巢，而代理把總傅應嘉統率本部從背后抄襲倭寇西巢。
1月8日，明軍分道出擊，當夜大雨不息，次日黎明后各路明軍乘霧摸索前進，倭寇采用“呂公車”攻城，仙游城萬分危急時，明軍從東、南兩路趕到，雙方展開激烈戰斗。明軍中左路猛沖倭寇南巢，中右路配合猛攻，大破倭寇南巢，后中右路匯合右翼夾擊倭寇東巢，雖然童子明中伏犧牲，但未影響明軍攻勢，很快東巢被明軍攻破，隨后中左路乘勝攻取西巢。戚繼光親督中軍大破北巢，在各路明軍的英勇戰斗下，倭寇全線崩潰，至此被圍困近兩個月的仙游全部解圍，戚繼光統率戚家軍等明軍取得仙游大捷。此后戚家軍先后兩次大敗倭寇，使得倭寇余部逃往廣東省，福建省境內倭寇全部肅清。
清繳吳平
吳平原是漳州市詔安縣梅嶺人，起初跟隨倭寇劫掠潮州市一帶，后自立黨羽不斷壯大。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夏，廣東總兵官俞大猷消滅潮州和惠州一帶的倭寇，后招降處于孤立無援的吳平，但沒過多久，吳平再次反叛，于是次年春，戚繼光聯合俞大猷征討吳平。戚家軍水師由嶼（今福建龍海港尾鎮）出發，陸軍由漳浦出發，水陸匯合后攻占梅嶺，吳平率領余部逃往廣東。五月，戚繼光部將傅應嘉與俞大猷部將湯克寬合兵再次擊敗吳平余部，后吳平占據南澳島（位于廣東南澳縣），修筑堡壘營寨，并派人四處劫掠。八月，戚家軍聚集于漳州市，等待俞大猷部前來配合，次月戚家軍不等廣東省兵到來，率先抵達南澳，并將南澳島徹底封鎖起來。
十月，戚家軍率先進攻南澳島的龍眼沙，這里距離吳平“老巢”大約為三十里。戚繼光將軍隊分為中、左、右三路進攻，每路戚家軍都配備沖鋒正兵與策應奇兵，此外還設置“老營”，監督后陣，于是各路戚家軍按照次序出發。十月十五日凌晨，颶風平息后，戚繼光親自監督陸兵渡海登岸，并成功搶灘修建木柵城。次日，吳平派遣兩千部眾設伏誘戰，在戚家軍猛烈攻擊下，敵人棄甲而逃。十八日，吳平親率部眾反攻，戚家軍正面迎敵，戚繼光命人將事先準備好的檄文當眾散布，勸告脅從部眾放下武器，由此吳平部眾軍心動搖，戚家軍乘勢猛攻，最終大獲全勝，吳平潛入深林隱藏起來。
俞大猷部眾與戚家軍會師后，重新制定了下一步作戰計劃。二十七日，颶風停息后，戚家軍與俞大猷部眾便于次日凌晨全力進攻南澳島。戚家軍陸兵中路率先登陸，并直取吳平本寨，左右兩路攻取后巢與土圍，最終幾乎全殲吳平部眾，而吳平僅率八百余人駕駛四十艘小船逃脫。吳平逃出南澳島后，流竄于潮州市與饒平縣一帶，后遭到當地人民抵抗，并逃往雷州市（今廣東雷州市）、廉州鎮（今合浦縣）一帶，又被戚繼光部將傅應嘉與俞大猷部將湯克寬擊敗，最終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被俞大猷部將和戚家軍徹底消滅，而吳平也選擇投海自殺。
北上鎮薊
隆慶元年（1567年），戚繼光北上被任命為神機營副將，后新任薊遼總督譚綸舉薦戚繼光前往薊州，征調三千浙兵由其負責訓練，得到朝廷的準許。次年，經譚綸推薦，戚繼光以都督同知的官職負責薊州、昌平區和保定市三鎮練兵事宜，后戚繼光向朝廷上疏建議改修長城，在譚綸支持下，主張從兩個方面加強長城防御力量，一是加高、加厚城墻，并于兩面設垛口，二是沿長城線修筑敵臺（也叫空心臺），最終戚繼光的建議被采納。隆慶三年（1569年）春天開始，戚繼光便調配士卒修筑長城，但因北方士兵缺乏嚴格紀律訓練，很難完成任務，于是調募三千浙兵北上薊州。三千浙兵抵達薊州后屯兵郊外，當時天降大雨，從早晨下到午后，但三千浙兵全部絲毫不動，此舉震懾北方明軍。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戚繼光率領浙兵修筑完成全部敵臺，期間他還增加薊州鎮的兵力，使浙兵由三千增至九千，后又續增至二萬，經過整頓，增強了薊州明軍的戰斗力。
鎮守薊州期間，戚家軍也多次戰勝蒙古。隆慶二年十二月（1569年1月），蒙古朵顏部酋長董狐貍及其侄子長昂聯合扎薩克圖圖們汗，欲侵擾薊州鎮，戚繼光獲悉消息后，率兵奔赴青山口（位于今天津市薊州東北），擊退敵軍前哨，后引兵追擊，將董狐貍和長昂趕跑。隆慶五年（1571年），戚繼光著成《練兵實紀》，成為他在薊州鎮訓練士兵的教本。戚繼光對于訓練士兵，強調平日訓練的重要性以及練兵需要循序漸進，此外對于將領的培養，也提供了理論支持，認為優秀將領，必須德、才、識、藝四者兼備，尤以德最重要。萬歷元年（1573年）春，董狐貍和長昂在喜峰口索賞不得，便大肆搶掠，并在長城附近活動，欲引誘明軍出戰。戚繼光出兵再次擊敗董狐貍的蒙古國武裝部隊，后董狐貍再次侵擾桃林，長昂率部侵犯界嶺，戚繼光出兵又擊敗他們，最終董狐貍請降。萬歷三年（1575年），董狐貍與長昂逼迫長禿（董狐貍弟弟）進攻董家口關城，戚繼光督軍分路出擊，活捉長禿，迫使董狐貍與長昂請降，并保證不再劫掠漢族百姓，最終朵顏部與明朝恢復通貢互市關系。萬歷七年（1579年），扎薩克圖圖們汗統率四萬騎兵進犯遼東，明朝從俺答汗處獲悉消息，于是命令遼東鎮總兵李成梁堅壁清野，令圖們汗無法劫掠物資，同時命令薊州鎮出兵聲援，于是戚繼光親率精銳趕赴山海關區外，分別于狗兒河、石河墩擊敗韃，最終圖們汗主動撤退。
東征朝鮮
萬歷十一年（1583年），大學士張居正去世后，受到反對派的攻擊，戚繼光因受到張居正支持受到牽連，于是被調任廣東省，后于萬歷十三年（1585年）因病請辭回鄉養老，最終在萬歷十五年（1587年）十二月突發疾病去世。薊州軍民曾請求朝廷留任戚繼光，但未獲得允許，此后“戚家軍”依舊鎮守北疆。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因日本入侵朝鮮，明廷下詔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市和山東省諸軍東征朝鮮，“戚家軍”隨軍出征。明軍抵達朝鮮平壤后，便在李如松指揮下攻打平壤，游擊吳惟忠率領“戚家軍（史書上稱為南兵）”攻打迄北牡丹峰，此戰吳惟忠身先士卒，在攻城時中彈受傷，血流不止，但吳惟忠仍舊指揮部眾作戰，在包括“戚家軍”在內的明軍的奮勇拼殺下，攻克平壤，戰斗吳惟忠率部鎮守慶州，此戰朝鮮人都被“戚家軍”折服，認為南兵（即戚家軍）不顧生死，一直向前沖殺，這其中吳惟忠的戰功最高，后吳惟忠駐守慶州期間，因在安康積極迎戰日軍，遭遇埋伏致使明軍有所損失，違背上司的意圖而被處罰。
石門增餉
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戚繼光曾經招募的薊州鎮三協“南兵”，從朝鮮戰場上撤回到石門時，因不滿朝廷的餉銀發放，于是集體請求增加月餉，卻被王保誘騙到演武場，以“南兵”謀反為借口，擊殺數百人。事后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認為“南兵”并未謀反，是王保縱容手下擊殺的，請求朝廷懲罰王保。但巡關御史馬文卿庇護王保，認為“南兵”犯下十條大逆之罪，尚書石星也認同“南兵”謀反，于是王保因平定薊鎮兵變而晉升官職。
渾河落幕
天啟元年（1621年），巡撫袁應泰欲派兵攻打清河與撫順市，于是商討明軍分成三路出擊。清軍還未出發，八旗軍已經逼近沈陽市，于是童仲揆和陳策率部緊急馳援，大軍抵達渾河時，獲得沈陽已經被八旗軍攻破的消息。于是周敦吉請求與石都指揮使司秦邦屏率部渡河鎮守橋北，而童仲、陳策及副將戚金、參將張名世統率三千浙兵（即戚家軍）鎮守橋南。秦邦屏等人還未完成結陣，八旗軍便以反動進攻，最終周敦吉和秦邦屏等明軍全部戰死。副將朱萬良、姜弼見死不救，八旗軍再攻橋南的三千浙兵，浙兵利用火器殺敵，后因火藥耗盡，陳策戰死，童仲揆欲逃走，但遭到戚金的阻止，最終童仲揆、戚金、張名世、袁見龍、鄧起龍等人全部戰死，“戚家軍”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軍制
營制
戚家軍是由水師、步兵和騎兵等幾個兵種混合組成的，而水師和步兵師戚繼光在東南沿海抗倭是倚重的兩大主要兵種。為加強沿海防務，戚繼光親自督造大量戰船，主要有福船、海滄和大蒼山船。為更好發揮各種類型船只的作用，進行協同作戰，戚繼光以福船二只、海滄船一只、大蒼山船二只，編成一哨，設立哨官一人；左右二哨官為一營，設立領兵官一人。同時戚繼光在松門官設立右、后二營，在海門關前設立前、左二營，分別設立指揮一人，這便是戚家軍的水師系統。
而戚家軍的步兵設置為兵士十二名為一隊，分為火器隊和殺手隊，其中火器隊設有隊長一人，鳥銃手十名，火兵一人；殺手隊設立隊長一人，長槍二人（槍手兼弓箭），鈀二人（鈀手兼火箭），大棒二人（大棒手兼弓箭）和火兵一人。三隊為一旗，設立旗總一人，每旗37人，而三旗為一局，設立百總一人，每局共有112人。鳥二局加殺手二局為一司，設立把總一人，每司共有449人，而二司為一部，設立千總一人，每部共有899人。三個千總為一營，設立將官一人，中軍一人，每營共有2699人。
車營是戚繼光在薊州練兵時設計而出。每車以四人推行，戰時便結成方陣，馬軍和步兵放在中央。此外利用拒馬器遏制敵軍騎兵，等到敵軍臨近時，以火器壓制，待敵人靠近便以拒馬器排列在前，中間擺放長槍和狼筅。每座車營擁有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使用兩頭騾子，車上安裝大佛狼機二架，每車擁有軍士二十名，分為奇正二隊。每隊正兵，有軍士十名，兩人專門管理騾車，六名負責兩架佛狼機，每架三名，車正一名，負責掌管旗子，舵工一名，專管運車。而每隊奇兵，有旗士十名，鳥銃手四名仍兼長刀，藤牌手二人，镋鈀手二人，火兵一名，專管各隊伙食。
訓練方式
戚繼光訓練“戚家軍”，主要從思想、武藝、陣營和紀律四大方面進行系統訓練。首先，戚繼光從思想上訓練部隊。他認為練兵最重要的便是鍛煉心性，他的“練心”與俞大猷的“練膽”主張不謀而合。戚繼光認為只有士兵訓練出同仇敵愾之心，才能在戰場之上勇猛殺敵，因為他向士兵進行愛國教育，宣傳軍隊是為保障民生，捍衛地方的工具。
其次，戚繼光重視武藝和陣法的操練。戚繼光認為武藝訓練，是為使士兵學好本領，防身殺敵，立功報國，他主張練習真武藝，反對練習花槍之類的武藝。進行武藝訓練時，按照士兵年齡、身材、體質不同，分別授予不同的兵械，如年少敏捷者教授藤牌，年富力強、老成持重者教授狼筅，有勇氣、精神的健壯者教授長槍，其他條件稍差者教授叉、棍等短兵器。士兵不僅要進行單個武藝訓練，還要結合營陣練習，做到個人與集體戰斗的統一。此外戚繼光還重視士兵的體格鍛煉，平常訓練士兵要身穿重物訓練體力，要使用重于作戰時的兵械訓練手力，要腳裹沙囊練習跑步訓練足力。
戚繼光認為陣法訓練時營陣特別重要，在陣法訓練上要注重實效。為了適應江南水鄉和倭寇的作戰特點，戚繼光有針對性地演練了“云里月陣”“鳳蝶總科陣”和“鴛鴦陣”等陣法，在諸多陣法中，尤其以“鴛鴦陣”最為著名，是戚繼光針對江南多湖泊沼澤，不便于馳騁的地形特點創造發明的一種全新陣法。“鴛鴦陣”要求各種長短兵器俱用，每隊由十二人組成，隊中共有長牌、藤牌手各一人，狼兵二人，長槍手四人，短兵手二人，火夫和隊長各一人。要求在作戰時，兩名牌手并列，隨時根據地形變化變換陣法，如果路窄時將并列隊形變成縱隊，路寬時又要變成橫隊，將“鴛鴦陣”靈活演變成為“兩儀陣”“大三才陣”和“小三才陣”。
賞罰條例
臨陣連坐軍法
戚家軍針對各種行為都有明確的賞罰規定，如臨陣退縮者，甲長處罰士兵割耳，隊長處罰甲長割耳，哨長處罰隊長割耳，把總處罰哨長割耳，回營后，處斬無耳者，不肯割耳者，處罰不肯割耳者。外出埋伏敵人時，遇敵不起或早起者，處斬伏兵隊長，士兵扣除工食。陣亡一人，本甲沒有敵人首級，全部扣除一月工食，優恤亡者家屬。對敵作戰一人先退，斬殺甲長，如果甲長不退而士兵后退，甲長陣亡后加重優恤，剩余士兵全部斬首，如果甲長退走，或者各甲全部退走，斬殺隊長等等。
軍中禁令
戚繼光認為軍中要緊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不許喧嘩說話，并制定一系列軍中禁令。如無令開口說話者，加重處罰；士兵逃走，同隊之人全部受罰，分一半堅守，另外一半去捉拿逃走的士兵，如果未能抓獲，全部監禁一年，扣除工食；征住地方時，每隊十二人全部在一家休息，時刻不許分離，如果一家不能全部住下，分對門或者隔壁房間居住，不允許間隔多間房屋，如果不跟隨本隊一起居住，隊長與士兵全部軍法處治等等。外出作戰時，戚繼光也有明確軍令禁約。如行軍途中，遇到疾病，由把總檢驗，然后稟報并送公文前去調撥醫士治療，傷愈后，要立刻前往部隊，如果詐病推脫，以軍法懲罰。分兵多路時，臨行前要做記號，如果與敵人相遇，不論晝夜，各隊互相以記號辨別真偽等等。他教導官兵不得侵擾百姓，對踐踏莊稼、燒毀房屋、奸淫作盜和妄殺無辜者，都制定了嚴格的軍法，同時還做到“賞罰分明”，在戚家軍中，賞和罰都有嚴格的標準。戚繼光認為武藝訓練與紀律訓練同等重要，經過這套訓練法則，戚家軍在較短時間內，被訓練成為一支紀律嚴明、組織良好、勇敢善戰的常勝軍。
比武賞罰
比較武藝，初試評定為上等三級，中等三級，下等三級。再次比較，仍評定為原等級者，不賞；增加一級，賞銀一分，增加二級，賞銀二分，增加一等，賞銀五分。一次評定仍為原等，免責，二次評定仍為原等，處罰五棍，三次仍為原等，處罰十棍，五次以上者，處罰四十棍，并直接開除。鳥銃三槍打中一槍者，無賞罰，三槍打中兩槍者，賞銀一分，三槍全中者，賞銀五分，此外一次不中者，打三棍，兩次不中者，打六棍，三次不中者，打九棍，五次不中者，打四十棍，然后開除等等。
武器使用
馬兵的武器有弓矢、鎲（tǎng）鈀、線槍、大棒（馬兵也可用，但不能雙手齊打）、腰刀，其他如斧、、錘、撾、大刀、鉤鐮之類的武器，膽量大武藝高強，能夠獨自騎馬出入軍陣的士兵，可以使用，但不可以教給普通士兵。步軍武器有狼筅、藤牌、長槍、線槍（也可用于步兵）、大棒、夾刀棍（大棒加入利刃）、無敵大將軍（又名神飛炮）、佛狼機（能連續發炮）、虎蹲炮、鳥銃等。
相關爭議
招募人數爭議
戚家軍最初組建時招募人數，根據《明史》《明通鑒》記載是為三千人，但戚繼光于《止止堂集·橫稿》下《祭王參將》中記載，戚家軍招募四千人。在嘉靖三十八年秋九月《往募義烏兵》中也是記載四千人。學者范中義考釋的觀點也認為是四千人。
《紀效新書》時間爭議
《紀效新書》史書上未有明確記載著成時間。根據《戚少保年譜耆編》記載，《紀效新書》是戚繼光于嘉靖三十九（1560）年著成，但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謝承仁在《戚繼光》中認為，嘉靖三十九年的《紀效新書》為十四卷版本，實際上它卻有十八卷，而卷首《紀效或問》與卷八《操練營陣旗鼓篇》提到嘉靖四十年發生的臺州大捷，但他認為這段材料值得懷疑，而他的觀點認為戚繼光于嘉靖三十九年正月正式編寫，不久后完成14卷，等到臺州大捷后補充新內容，最終成為現在常見的18卷版本《紀效新書》。
學者范中義認為，根據《戚少保年譜耆編》的記載，《紀效新書》就是著成于嘉靖三十九年，但這本《紀效新書》與另一部14卷的《紀效新書》及現存18卷版本在內容上不同。他認為《紀效新書》成書確實只有14卷，而卷十七與前十四卷同時完成，原為十四卷《紀效新書》的附卷，沒有列入正文。此外三卷與卷首，約成書于嘉靖四十年，而現存十八卷《紀效新書》最遲不遲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
歷史評價
《明史·戚繼光傳》評價，認為義烏等地民風彪悍，戚繼光募兵三千人，教授他們陣法及武藝，訓練出一支精銳，后來名聞天下。
崇禎版《義烏縣志》也又評價，認為義烏兵的武勇之名天下聞名，無論是南御倭寇，還是北御蒙古，全都征募義烏兵。
明朝將領戚繼光在上疏奏請練兵時認為，即便是僅有十戶人家的城鎮，也會有忠信之人存在，難道整個浙江省會無勇士，他愿意招募三千浙江士兵，親自訓練，三年時間便會讓這支軍隊抵御強敵。
平壤之戰時，朝鮮人對“戚家軍”的評價，認為戚家軍不顧生死，一直勇猛向前沖殺，其中游擊吳惟忠戰功最大。
《明史·兵志三》中評價“戚家軍”，認為浙兵（指戚家軍）中義烏兵戰斗力最強，善于使用狼筅，戚繼光創制鴛鴦陣大破倭寇，后誰之鎮守薊州，是鄉兵中最有名的一支。
主要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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