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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郭布羅·婉容（1906年11月13日—1946年6月20日），字慕鴻，號植蓮。滿洲正白旗人，達斡爾族，出生于北京東城的鼓樓南帽兒胡同，祖籍內蒙古東布特哈莽屯（今黑龍江省訥河縣龍河鄉新生活村）。“婉容”二字及她的字“慕鴻”語出《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游龍。”

婉容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皇后，她出身旗人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西式教育。與溥儀成婚后，起初感情恩愛，后因種種波折逐步降溫。在隨溥儀寓居天津期間，婉容也曾以“皇后”身份為災民捐款，受到輿論的稱贊。溥儀出逃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后，婉容被封為偽滿洲國的皇后。由于遭到溥儀的厭棄，婉容逐漸染上了抽大煙的惡習，后來更因精神壓力過大而崩潰。偽滿洲國垮臺后，婉容被游擊隊俘虜，最終死于吉林省延吉的監獄中，尸骨下落不明。

人物經歷

出身名門

1906年11月13日（清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郭布羅·婉容出生于北京，她的父親郭布羅·榮源是郭布羅氏莽鼐支的第八代。婉容的曾祖父郭布羅·長順是清代三朝重臣，曾出任吉林將軍，鎮守東北邊疆。據《黑水郭氏家乘》載，“郭布羅氏者……自清初隸旗籍，代有聞人，文事武功，俱稱于世”，意即婉容先祖中曾有多人為清廷效命疆場，建立殊勛。據偽滿洲國所編《滿洲紳士錄》記載，榮源曾先后出任北洋政府考察商務官郎中、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兵部行走、光緒帝陵工監修等職。婉容的生母愛新覺羅氏是定郡王愛新覺羅·溥煦的孫女、毓[yù]長的第四女，人稱“四格格”，在生下婉容時因產褥熱而故；繼母愛新覺羅·恒馨，則是宗室大臣愛新覺羅·毓朗的次女。

在被溥儀選為皇后之前，婉容曾隨父母在天津市租界居住多年。郭布羅·榮源雖是遺老，卻因經常奔走南北、交游廣泛，為人十分開明，對子女的教育一視同仁，在婉容很小的時候，就為其聘請了家庭教師，讓她與家里的兄弟一起讀書習字、彈琴繪畫，后來還安排婉容到一所美國教會學校就讀，并為她先后聘請了美國人英格拉姆（中文名任薩姆）姐妹擔任英文教師。據她的弟弟潤麒回憶，婉容學過英語，會彈鋼琴，還能跳舞，喜愛爵士樂。

成為皇后

1921年（民國十年）6月1日，溥儀的生身父親愛新覺羅·載灃在醇王府主持了溥儀訂婚事項的商討會，眾人先后推選出七名皇后候選人，其中就有婉容。當這七名女子的照片被擺在溥儀面前時，溥儀先是圈定了額爾德特·文繡，但立刻招致端康皇貴妃（即光緒帝瑾妃）的反對，溥儀在重選時選中了婉容。1922年（民國十一年）3月10日，溥儀傳旨將婉容定為皇后。

起初，溥儀對于這位他所圈選的皇后頗有好感，婉容還未入宮時，常常接到來自養心殿的電話，與溥儀絮絮長談。1922年12月1日，是清遜帝溥儀的大婚之日，這天溥儀同時娶了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繡。這時溥儀已遜位11年，中國已進入民主共和時代，然這位遜位皇帝的婚禮仍依然十分隆重。在經過了一系列繁文縟節之后，婉容終于與溥儀成婚，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皇后。

宮中生活

入主儲秀宮后，婉容西方化的思想傾向與溥儀不謀而合，二人都熱衷于西方的“新式教育”。在溥儀的首肯下，婉容在宮中有兩位來自教會學校的師傅，負責給她教授英文、歷史、藝術以及世界各地的情況，內務府給她們的報酬則是“每人月薪洋三百元”的高薪。在宮中，婉容用英文給溥儀寫過大量的信，落款也總是用溥儀給她取的英文名“伊麗莎白”。

1923年（民國十二年）6月27日，宮中發生了太監縱火的事件，自此以后，溥儀擔心受到太監謀害，甚至到了不敢安心睡覺的程度。為了安心，溥儀睡覺時，便讓婉容坐在旁邊給他守夜，直到他決定將絕大多數太監遣散出宮為止。

在宮中，婉容的日常生活由騎自行車、打網球、玩相機、養鸚鵡、彈鋼琴等種種愛好構成，每天為此要用去一二百兩銀子的生活費。然而由于溥儀很少到婉容的寢宮“合房”，婉容心中的郁悶依舊難以排解，進而染上了抽大煙的惡習。對此溥儀并不阻止，還派了一位名叫趙榮的太監專門服侍婉容抽大煙。據趙榮陞回憶，婉容每頓飯后要吸八個煙泡，每次時長都在二十多分鐘。侍候婉容抽煙時，太監要“跪在地上，皇后（婉容）左邊吸四口，在她倒過身子的時候，把煙具隨著捧過去，再服侍她右邊吸四口”。

寓居天津

1924年（民國十三年）11月5日，馮玉祥的軍隊進入紫禁城。當時擔任北京衛戍司令的鹿鐘麟帶著二十幾名警察來到內廷，逼迫溥儀的小朝廷接受修改后的“優待條件”，且當天就要離開紫禁城。面對威脅，額爾德特·文繡同意退讓，婉容卻態度強硬。但在槍炮面前，遜清小朝廷無力改變被驅逐出宮的現實，在經過一番波折后，婉容隨溥儀回到了她熟悉的天津。

從寓居天津起，直到文繡與溥儀離婚前，婉容和溥儀的感情還是比較融洽的。據婉容的貼身侍女崔慧梅回憶，“溥儀爺”與婉容經常自己駕駛小汽車兜圈子，或者去散散步、看電影、聽戲，溥儀還常常賞賜婉容一些小玩意兒。二人在天津租界盡情追求、享受時尚的西式生活。

另據婉容兒時的好姐妹舒蕓回憶，婉容當時經常約她一起乘車到各處游覽，也去過萬國賽馬會、西湖飯店舞廳。遠離了高聳的宮墻，婉容的生活空間自由、寬廣了許多。

然而隨著文繡于1931年（民國二十年）8月因與溥儀感情破裂而公開離婚，婉容與溥儀的感情也變得冷淡和疏遠。溥儀將對文繡離婚一事的仇恨，幾乎全部加罪于婉容頭上，溥儀晚年在自傳中也承認，由于文繡的事情，他很少和婉容說話，對二人間的感情亦不上心。而在溥儀這本自傳的最初版（即《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中，溥儀的說法更為直接：“婉容固然是在當時，總算是得到了所謂的‘勝利’，而拔去了她所認為的‘眼中釘’，但是我對婉容的感情，反而一天壞似一天。”

出逃偽滿

九一八事變后，溥儀在日本人的謀劃下從天津市潛逃至東北地區，此后不久，婉容也在肅親王的女兒川島芳子（愛新覺羅·顯）的誘騙之下，于1931年（民國二十年）11月28日抵達大連市。她住在清朝遺臣王季烈的家中，沒多久便聽到了兩個關于溥儀的謠言：一說溥儀被日本人軟禁起來了；另一種說溥儀被日本人殺害了。婉容聽到消息后歇斯底里，要求與溥儀見面，川島芳子被婉容鬧得無法應付，只得到旅順去找日本人工藤忠，工藤忠又買通了日本憲兵，才允許婉容在旅順和溥儀見上一面。

1931年（民國二十年）12月，婉容和溥儀一同移居旅順的肅親王府，在大連的星海公園，婉容問東問西，跟溥儀說笑不停，從沙灘的這頭溜到那頭，撿起來的許多貝殼、石子，自己拿不動了，還撒嬌讓溥儀想辦法。但對于溥儀而言，婉容的存在與感情無關，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政治欲望，他需要的，是婉容承擔起“執政夫人”乃至“皇后”的責任。

隨著時間推移，婉容也逐漸看清了偽滿洲國的本質，她對“滿洲國”傀儡皇后的身份既不認同，又無力擺脫。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5月，國聯調查團到達大連，婉容派人化妝成古董商，秘密會見中國代表顧維鈞，要求顧維鈞幫助她逃離東北，但最終沒有成功。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8月到9月，偽滿洲國立法院院長趙欣伯的妻子準備赴日，婉容也曾托她把自己帶到日本，但此事被溥儀的三妹愛新覺羅·韞穎察覺，韞穎寫信告知溥儀，婉容的這次逃跑計劃也成為了泡影，從此婉容再也沒有找到逃脫的機會。

陷入瘋狂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3月9日，溥儀在長春市正式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婉容的身份也隨之產生了變化。起初的兩年里，婉容的物質生活還算愜意，日本人為她在長春修建了園林，還在千里之外的湯崗子為溥儀夫婦修造了一座溫泉（盡管二人從未有機會享用）。但婉容與溥儀的感情并沒有因為離開天津市而好轉，她的脾氣也變得更壞，無處發泄時，她只能在自己的屋中砸東西泄憤，使人難以伺候，這也是婉容后來精神失常的發端。

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3月1日，溥儀第三次登基稱帝，舉行了即位大典，婉容卻沒有露面的機會。平時參加儀式或接見外賓，溥儀也不讓婉容參加。這種政治上的壟斷，加上日本人對溥儀一家的人身束縛，徹底擊垮了婉容，導致她徹底陷入精神崩潰。溥儀后來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發言時，稱此時的婉容“盡管做了最后一次爭取自由的搏斗，但她已經沒有了退路”。婉容每日以淚洗面，除了睡覺就是抽大煙、看雜志，房間里繚繞著鴉片的煙霧。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后，溥儀與婉容的矛盾徹底公開化（一說是因為婉容私通侍衛，詳見“出軌侍衛”部分）。據溥儀的護軍王慶元回憶，“1934年‘康德登極’前后，溥儀和婉容還有時在一起交流片刻，飲食也由茶、膳房統一安排。1935年以后，雖仍然同居一樓，但不相往來了。婉容的飲食，也由她的侍奉太監和老媽子制作了。”溥儀還“將婉容用腳鐐手銬腳鐐鎖住，囚禁起來”，旁人從房邊經過時，常聽到從屋內傳出的鐵鏈拖地的聲音，過了很長時間后，溥儀才給婉容拆掉鐐銬。

溥儀也曾下定決心“廢后”。他授意婉容的老師陳曾壽辭去“皇后師傅”一職時說：“將來皇后必廢，于師傅有礙……這是保全（陳曾壽）之意”。當時婉容要求最后見陳曾壽一面，但遭溥儀拒絕。事后婉容一連哭了幾個晝夜，甚至自己剪去頭發，溥儀卻始終不理不睬。然而日本人擔心偽滿洲國的宮廷秘聞被公開，會影響溥儀作為偽滿皇帝的尊嚴和權威，始終不準許溥儀“廢后”。無奈之下，溥儀干脆將婉容打入冷宮近十年之久。在此期間，婉容的病情逐漸加重，她不知道梳洗打扮，給飯就吃，給煙就吸，從花容月貌的皇后，變成了蓬頭垢面的瘋女人。到最后，婉容的兩條腿已經不會走路，眼睛也幾乎失明。常年被關在屋中，使她的雙眼不能見光，看人的時候需要用折扇擋住臉，從扇子的骨縫中望過去。

香消玉殞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戰敗投降后，溥儀匆匆宣讀了“退位詔書”，決心出逃日本。在路上，溥儀將婉容等人扔在了通化市臨江縣的大栗子溝車站。在溥儀侍從趙蔭茂、嚴桐江等人的照料下，婉容等人在大栗子溝躲藏了一個月，直到蘇聯紅軍進駐。從蘇聯人口中得知溥儀已被俘虜后，婉容提出要給溥儀寫一封信，但此時的她已經拿不動筆，只得由太監代為執筆。在信中，婉容向溥儀報了平安，希望能與溥儀早日團圓——這是婉容寫給溥儀的最后一封信。

不久后，蘇聯紅軍將李玉琴（溥儀的“福貴人”）、嵯娥浩（愛新覺羅·溥杰的妻子，日本華族）以及剩下的少數仆人，伴同婉容一起押送到臨江市，移交給東北民主聯軍。鑒于他們的身份特殊，民主聯軍便將這些人轉送到了通化市公安局集中收容管理。被關押期間，李玉琴和嵯娥浩共同照顧婉容的生活起居，使婉容的精神狀態大有好轉。然而到了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4月，李玉琴被釋放，嵯娥浩也于同年6月被轉送到牡丹江市，婉容身邊再沒有人時常照顧和陪伴，她的病情也急轉直下。

在獄中孤獨一人度過了一生中最后的十天后，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6月20日，末代皇后婉容在延吉市的江北監獄中默默死去，年僅41歲。她的尸體被監獄的看守草草埋葬于延吉市的南山，具體的位置無人知曉。

人物軼事

政府支持的大婚

清末民初時，為了促成清帝和平退位，民國臨時政府與清廷簽訂了《清室優待條件》，給予了清帝諸多特權和特殊的政治地位。出于遵守優待條件，約束各方人士的目的，對于溥儀和婉容的婚禮，除了夫妻雙方的家庭外，北洋政府也給予了高度關注。

1922年（民國十一年）3月16日晚，清皇室通過電話，得知皇后婉容定于17日上午八時由津乘專車回京后，一面派遣內臣備車到火車站迎接，一面致函京兆地方的軍警機關，請他們選派軍警沿途保護。民國政府不但照辦，而且為表尊重，還派出了兩隊軍警，在榮源的府邸旁守衛，直到大婚結束才撤退。

依照傳統，婉容在大婚前還要接受三項重要的禮節，即納采禮、大征禮和親迎禮。因為行禮隊伍要行經紫禁城至皇后府邸之間的諸多交通要道，需要民國政府予以支持。總統徐世昌在內務府確定日程并行文呈遞后，當即承諾盡全力給予幫助。據溥儀回憶，大婚當日，民國政府在東華門、婉容宅邸等地派駐了六百一十名步軍統領衙門的官兵維持秩序，憲兵司令部除派出八十四名官兵外，還抽調了許多官兵沿途站崗放哨，警察廳也派出了七百四十七名官兵維持秩序。

除此之外，民國政府還向清廷支援了軍樂隊，與皇室樂隊一起充當起演奏禮樂的重任。正如莊士敦所言，民國政府參與溥儀大婚無論在內容上或形式上，都尊重民國與皇室之間協議的優待條例，以如同對待一個在中原地區領土上的外國君主一般的禮節，對待溥儀和他的婚禮。

與文繡的爭斗

早在入宮時，婉容就因溥儀免除了文繡的跪迎之禮而頗有情緒。再加上溥儀并不常到婉容宮中，婉容更是懷疑文繡爭寵或是從中作梗。盡管事實并非如此，但二人之間的嫌隙也因此種下。

被趕出紫禁城之前，婉容和文繡常有書信往來，她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在這些書信中也有體現。例如下面這封婉容寫給文繡的信：

愛蓮（文繡的別號）女士惠鑒:

昨接來函，知you之蘭現以(已)痊愈，甚欣慰之。至諸君勿怕me錯誤，是于(與)君互相立誓，彼此切不得再生誤會。不拘何事，切可明言等，若有何獲罪之處，還望明以見告為幸。不過自嘆才德不足，難當君之佳偶耳。

請罪人植蓮（婉容的別號）啟

在天津市時，因為比在宮中更為自由，婉容和文繡的矛盾也更為多樣。例如婉容買了什么東西，文繡也一定要。溥儀給文繡買了，婉容就又要買，而且花的錢更多。這種競賽式的購買，使得溥儀后來不得不規定她們的月費定額。

但后來文繡因為不贊成溥儀輕信日本人，逐漸失去了溥儀的信任，在與婉容的“爭寵”中也落于下風。婉容經常讓溥儀發誓不愛文繡，連扶（中國民間的一種迷信活動）也要求一個“皇帝（溥儀）與端氏（文繡）并無真心實意”的“吉利語”。太監或某些婢女見到文繡在溥儀面前失寵后，也會時不時給予文繡歧視，或施以虐待。

昔日恩愛

雖然婉容的感情最終以悲劇收場，但她與溥儀在天津市時，也曾有過一段如膠似漆的恩愛生活。根據檔案記載，1926年（民國十五年）2月20日，溥儀賞給婉容“新照相片四張”，5月6日賞給婉容“黃絲圍巾一件”；8月5日又賞給婉容帶寶石頭的唱機一件，這些都是在“依例節賞”之外的饋贈。

婉容的侍女崔慧梅在回憶文章中，提到過一段溥儀給婉容送禮物的往事。有一次溥儀獨自逛街，買了一塊鉆石手表送給婉容，還找人在表的背后刻了一行英文字“I LOVE YOU”。第二天，溥儀讓太監去商店取表，太監發現背后多了一行英文字，職員只告訴了太監拼讀的發音，卻沒有解釋意思。這個太監拿著手表回來后，便急不可待地喊道：“皇上，皇上，您買的I LOVE YOU牌子手表十分標致，奴才已帶回來了！”溥儀因自己的秘密被拆穿而臉紅，婉容則十分開心。

對于婉容的家人，溥儀也都給予禮遇。1929年（民國十八年）9月，婉容的外婆（愛新覺羅·毓朗的福晉）病重，溥儀先后于5日、12日、13日多次親往探望，26日婉容外婆病逝后，溥儀又給他們家撥了一筆治喪的費用。

即便是婉容的朋友，溥儀也非常包容。在天津時，其他的滿清遺老舊臣在見溥儀時，都要恭恭敬敬地行君臣叩拜大禮，但婉容的朋友舒蕓等人卻并不受要求和限制。據舒蕓自述，她每次見溥儀時“只請蹲安，溥儀伸出雙手，連道‘勞駕！’態度相當謙遜”。

捐珍珠賑災

1931年盛夏時節，長江沿岸數省發生嚴重水災，主持賑災的國民黨監察院委員朱慶瀾為籌措資金向溥儀尋求支持，溥儀捐出了坐落于天津日本租界的一座樓房，婉容也獻出了自己心愛的一串珍珠以賑災民。此事經各大城市報紙報道，一時間傳為美談。《大公報》在對于此事的報道中，詳細介紹了婉容捐獻的這串珍珠，稱“此珠串計有一百七十二顆，當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購得”，并稱贊婉容“為災民續命，仁心義舉，足為末俗矜式。”

出軌侍衛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在談到他為何對婉容如此絕情時是這樣寫的：“自從她把額爾德特·文繡擠走之后，我對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說話……只知道她后來染上了吸毒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為。”溥儀這里所說的“不能容忍的行為”，就是大眾熟悉的“婉容私通侍衛”一事。

據溥儀的二妹愛新覺羅·韞龢稱，事情發生時她正在英國，“回國后過了一些時候，溥儀才告訴我……婉容臨產之前，溥儀將天津市的德國大夫——白大夫請去，專門打胎。打下就死了，死后燒了。”溥儀身邊的隨侍李國雄的回憶和韞龢所述相近，他稱“婉容曾誕下一女，陰尸被婉容的哥哥送到西院南大墻護軍宿舍附近的鍋爐房，扔進爐膛里燒了。”

然而也有婉容身邊的近侍都曾公開發表文章，就此事為婉容鳴冤。崔慧梅就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家報紙上發文稱，偽滿洲國的“內宮”除了“皇上”和太監，根本沒有男人可以進入，而且受到日本人的嚴密監視，婉容根本沒有機會與人偷情。雖然崔慧梅當時并不在婉容身旁，許多地方可信度有限，但她的文章發表后頗具影響，王慶元（溥儀的護軍）在看到崔慧梅的文章后，也寫了一篇題為《不為呼冤為正名》的文章。在文中，王慶元不但支持了崔慧梅的說法，還稱婉容的起居行止都與外界隔絕，哪怕是上樓下樓都要有太監開道，除了溥儀之外的一切男人都要回避，入夜后至少要有兩名以上陪寢人員呆在寢宮中，還有一名太監專門記錄婉容的夜間活動，私通者根本找不到與婉容接觸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