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語》，簡稱《家語》，是記錄孔子及孔子弟子言行事跡的著作。最早有二十七卷本見于《漢書·藝文志》，已亡佚。今本為西漢孔安國整理、魏王肅注本，共十卷四十四篇。
《孔子家語》主要內容圍繞孔子的治國理念“德”“禮”“樂”展開，提倡仁德治國，主張刑政相兼。其要求君主修身立德，尊賢重能，提出禮、樂既是修養，更是作為治理國家、教化民眾的重要工具。
王注本《家語》的成書問題，有偽書說、非偽書說、增刪說等觀點。三國時馬昭、唐代顏師古等人都主張《家語》中有王肅的添加；宋代朱熹、清代陳士珂主張《孔子家語》并非偽書。偽書說自宋代王柏提出，直到明清時期仍為主流看法，又因近代疑古思潮興起幾成定論。因其被視為王肅偽作，歷代對《孔子家語》的評價普遍不高。宋代王柏認為《弟子行第十二》粗細不分、前后不連貫；清代崔述認為《家語》中后入竄入的部分顯得更為粗淺；近代顧頡剛提出《家語》是東拼西湊的偽書。
直到上世紀70年代，隨著八角廊、西漢汝陰侯墓文獻的出土，其價值也得到重新的認識。學術界逐漸認可《家語》在解釋、補充、校訂其他傳世古籍方面有重要作用，認定其為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思想的珍貴材料。當代學者楊朝明認為《家語》比《論語》等書內容更為古樸、完整。
成書過程
《孔子家語》的材料來源
孔子設教授徒，身邊聚集了許多弟子。這些弟子對孔子講學、周游行跡進行了整理和收錄。其中有專門負責記載的弟子，如叔仲會“執筆記事”，隨侍在孔子身邊（《七十二弟子解》）；其他弟子出于學習的目的也會進行記錄，如顓孫師得到孔子的教誨后，“遂退而記之”（《入官》）；卜商說道“弟子敢不志之”（《論禮》）。除了孔子弟子主動的書寫行為，孔子也常提醒弟子對一些關鍵問題的注意和記錄，如《正論解》中，孔子提醒端木賜要記下“苛政猛于暴虎”的道理。可見，早在孔子在世時，孔子言行的書寫材料就已經出現了。這和《孔子家語》孔安國序的內容相合。據序中所載，《孔子家語》是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相互問答的記錄，和《論語》《孝經》是同時期的作品。“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余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據學界楊朝明等人的研究，《孔子家語》是以孔子孫子思為主導的編成果。
《孔子家語》的早期流傳
《孔子家語》的成書年代或在先秦。從孔子弟子對孔子言行記錄的習慣來看，在戰國時已經有相關的資料。在孔子去世之后，孔子弟子聚集在孔子舊宅中進行緬懷或講演等活動，同時對先前的記載文書進行匯總，編纂成《孔子家語》一書。據孔安國序，孔子言行記錄的書籍由荀子帶入秦國獻給秦昭襄王，后免遭秦始皇焚書之害。可見《家語》的成書或在先秦戰國時期，在當時已經流傳于世。秦國滅亡之后，《孔子家語》被呂雉收藏。呂姓既亡，《孔子家語》遂流于民間，期間有后人竄入改動的部分。到了劉啟末年征求天下書籍時，《家語》已經不是原來的面目，多有增損錯雜。
孔安國寫定《孔子家語》
劉徹元封年間，孔子后裔孔安國出仕京師，出于保護先人材料免于亡佚，孔安國通過私人關系收集了這些材料，以事類進行整理排序，編成《孔子家語》四十四篇，即為今本。據孔序所載，孔安國整理資料時，取書中較為真切的事件編成《論語》，其余的都合為一本，也就是后來的《弟子行第十二》。后序的后半部分記述子襄藏書《家語》《孝經》《尚書》《論語》，孔安國因孔子舊宅被毀得到墻壁中的《詩》《書》，又將《孔子家語》編為四十四篇。孔安國孫孔衍為博士，孝成帝命劉向校訂書籍，孔衍上書，稱孔安國讀而訓傳其義，編纂《家語》，又稱此書與當時流傳的更為典雅正實。當代學者胡平生認為孔序對《家語》流傳過程的描述真實可信。胡平生透過漢代尊儒的社會背景，認為《家語》的成書是漢代推崇孔子以及孔學的時代產物。而孔姓后人中，孔安國正好與這一時間吻合。
“偽書”問題
《孔子家語》從三國魏王肅注解之后，引起人們的懷疑，或以為《孔子家語》出自王肅。偽書說直到清代仍是主流觀點，在近代疑古思潮中“偽書”的觀點幾乎成為定論。
《孔子家語》的孔氏家傳
根據《孔子家語》的兩篇序文，可知此書的流傳過程。秦始皇焚書之時，子襄擔心經書被毀，于是將《孝經》《尚書》《論語》等書藏在孔子舊宅的墻壁上。后來孔安國得到了這些藏書并進行校訂，其中就包含了《孔子家語》。由于巫蠱之亂，孔安國離開京師。此書傳到孔安國孫子孔衍時，孔衍上書希望劉驁能夠收錄《孔子家語》“記錄別見”，但成帝、劉向相繼去世，《孔子家語》并沒有進入官方圖書中。三國時，《孔子家語》傳到了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手中，孔猛又將此書介紹他的老師，即當時的經學家王肅。
王肅注解《孔子家語》
王肅從學生孔猛手中得到家傳的《孔子家語》之后，注意到其中的言論與自己相合，可用以駁斥當時流行的鄭學。王肅擔心此書亡佚，著手進行注解。王肅對《孔子家語》的注解使得此書得以流傳于世，王注本也是首個《孔子家語》的注本。據王肅所說，鄭氏對經書的注解存在諸多缺陷，使得圣人典籍遭到誤讀，孔子的學說又充斥著蕪雜錯亂的成分。王肅認為自己有責任為孔子學說掃除荊棘。王肅得到《孔子家語》時，對其中部分記載表示懷疑，或對存在的訛誤進行勘正。從這一角度來看，《孔子家語》也是經過王肅的編輯的。
今本《家語》的流傳與研究
自王肅注本問世以來，人們對此書多以抱著懷疑的態度。最先提出質疑的是和王肅同一時期的馬昭。馬昭是鄭玄后學，他在王注本問世后就提出，《孔子家語》中有王肅的添加，認為并不可信。唐代既有懷疑《家語》的，也有人認同《家語》并大量引用其書。唐顏師古在《漢書·藝文志》中“《孔子家語》二十七卷”下注說，并非今本《家語》。顏師古所說的今本就是王肅注本，也就是說顏師古認為王肅的注本《家語》不是漢代流傳的原本《家語》；顏師古的說法影響了后世部分人的看法，如宋代章如愚《群書考索》中引顏師古的說法質疑王肅的注本。現代學者楊朝明則認為顏師古所見的二十七卷本是和孔安國四十四篇本不同的另一版本的《孔子家語》，應是漢劉向等人藏在秘府的版本。當時官方收錄天下書籍時，《孔子家語》就與其他書籍相雜。劉向等掌管圖書的官員在整理時沒有進行梳理，因此這本混雜有其他書籍材料的《孔子家語》就成了二十七卷本。孔衍在奏言中對此表示了不滿，稱劉向等人對《孔子家語》的整理是“滅其原而存其末”。清代錢馥受到馬昭影響，認為王肅的四十四篇是在原本二十七卷的基礎上，增加了十七篇。清代沈欽韓則指出《家語》中嫁娶、喪葬、祭祀等出自王肅。
馬昭、顏師古等人都認為《孔子家語》有王肅的添加。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孔子家語》出自王肅，是偽書。到了宋代，人們開始質疑《孔子家語》的真實性。最先提出王肅偽造的是宋代王柏。王柏認為王肅將《左傳》《國語》《荀》《孟》《二戴》等書中關于孔子的資料進行裁剪編織成《孔子家語》一書，并托名孔安國。他提出《孔子家語》和《中庸》存在不同記載，認為王肅的《孔子家語》在雜取其他書籍時既有增加又有刪減。偽書說在宋代疑古思潮中興起，以王柏為代表，此說法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明代何孟春補注《弟子行第十二》時在《孔安國序》前注明“魏王肅序”，他認為孔安國本已經遺失，《家語》和孔序都出自王肅。到了清代，清代陳鳣以三個理由指出王肅作偽，一則此書王肅以前不見引用，二則孔序對此早有說明，三則攻訐鄭學過于明顯。清代范家相《孔子家語證偽》將《孔子家語》與其他材料逐一比較，認為《家語》中的記載都出自其他書籍，“每事必有所出”“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清代孫志祖《家語疏證》也支持王肅偽書說。他認為王肅為了攻擊顯肅皇后之學，博采眾書偽造《家語》。清代四庫館臣同樣認為《孔子家語》出自王肅之手，是他割裂他書而成的作品。四庫館臣認為《家語》中的《冠頌》即取用《大戴》中的《公冠》一篇，并且將《公冠》中的“先帝”“皇帝”刪去。近代顧頡剛認為《家語》早已遺失，王肅將各種書籍中關于孔子的事跡采集出來，并加入自己用以駁斥鄭學的觀點最終寫成《家語》一書。屈萬里認為從《家語》和王肅學說相合之處看來，很有可能是王肅攻擊鄭學的作品。因為按孔衍奏中所說，孔安國編纂《弟子行第十二》后遇上巫蠱之亂，據考證當時孔安國已亡故，可見孔安國序和孔衍奏也是偽作。
除了增刪說、偽書說，還有一種認為《孔子家語》確為先秦古書。從唐代對《家語》的大量引用可見當時人對此書的認可，唐代《隋書·經籍志》則認為《家語》和《論語》《孔叢》等書，都是孔子弟子集錄而成。同時如張守節《史記正義》、司馬貞《史記索隱》對《家語》的引用說明唐代也有人認為《家語》是真正的古書，并不是王肅偽造。宋代朱熹雖提出《孔子家語》蕪雜等缺陷，卻認為此書并非王肅偽造，而是孔子弟子記錄時就流傳的書。朱熹將《孔子家語》與《中庸》對比，認為《孔子家語》的記載更為詳細，可能是孔伋的補充。宋代葉適也認為《家語》雖然是孔安國編排，實際上出自孔子弟子當時集錄的書籍。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記載有一種十卷本的《孔子家語》，是王肅注本。明代陸治認為《孔子家語》從孔安國傳到孔猛，后又為王肅所得，是依次傳遞的結果。清代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收集、列舉了廣泛的材料，得出《孔子家語》并非偽書的觀點。時人陳詩在其序中提出漢初諸子書籍中孔子言論多有重疊互見，或有增損的現象，是一種普遍的問題，不能作為《孔子家語》偽書的證據。
疑古思潮與《孔子家語》
中國的疑古思潮，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王充對經典傳書的質疑。疑古這一概念出自唐代劉知幾《史通》，其中《疑古》《惑經》等篇也對儒家典籍產生懷疑。他雖批評了《家語》存在的缺點，并指出其書為世人所譏諷，但并沒有提出《家語》是偽書的看法。宋代出現了“經學變古時代”，人們質疑經學以及其他傳世經典。宋代興起考辨經學書籍的熱潮，到了晚宋，疑古思潮演化為兩種學說，一種崇尚實事求是，力求客觀考據；另一種則是以王柏為代表的唯理派，以主觀的懷疑質疑古書。王柏對其他書籍如《尚書》《詩經》等的質疑和改動引起后人的批評。到了明清時期，宋代的疑古思想仍在影響人們對《孔子家語》的看法。到了近代，以學者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思潮再一次興起。顧頡剛提出了歷史是層累而成的觀點，他在《孔子研究講義》中提出了《家語》連同三篇序都出自王肅之手，是王肅對古書進行拼湊偽造出來的作品，偽書的觀點遂成為主流。
出土文獻與《孔子家語》
雖然歷代也有認為《家語》并非偽書，并對其做出肯定評價的學者，也有人針對疑古思潮的弊病提出過質疑。但對于《孔子家語》卻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作為不可推翻的證明，直到古文獻的陸續出土，為人們研究《孔子家語》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通過出土的簡帛木等出土文獻，學者們圍繞《孔子家語》的成書過程、材料來源、流傳經過、作者等問題，開啟了新一輪的研究。
河北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西漢晚期40號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簡，定名為《儒家者言》，由此引起了對《孔子家語》真偽問題的再討論。《儒家者言》其中的內容與《孔子家語》相關，但《孔子家語》的材料是否來自這批竹簡，尚無定論。李學勤認為《儒家者言》與《論語》出自同一墓葬，與《漢書·藝文志》將《家語》放在“論語類”相合。
據序中所載，孔安國對《孔子家語》進行梳理編排的時候，對于不屬于《家語》的材料進行刪減，其余都編入《孔子家語》中。比如孔安國得到的材料中有《曾子問禮》一篇，但他認為“本不存乎《家語》”，因此沒有收錄。有學者認為這是《儒家者言》中部分材料沒有在《家語》中出現的緣故，不能以此懷疑《家語》的真實性。但不見于《孔子家語》中的部分材料卻見于《說苑》中，則劉向當年看到的《家語》材料可能比孔安國更多，這也是《漢書·藝文志》著錄《家語》有“七十二卷”的一種可能性。
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木牘
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早期1號墓中出土三塊木牘，另有與之相關的殘簡。其中保存最為完好的1號木牘有正反雙面文字，每一面分為上、中、下三欄。1號木牘上面有現存章題47個，匯集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事跡，類似《孔子家語》體例。大部分章題與傳世文獻的內容相合，并見于《孔子家語》中，如“子曰北方有獸”“孔子臨河而嘆”“衛人仲由”等。
據考，此墓為西漢第二代夏侯嬰夏侯灶之墓。夏侯灶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可知簡牘大約是“漢初遺物”。這些木牘的出現，說明早在西漢之前，已有關于孔子及其弟子相關材料的流傳。因此有學者將其與《孔子家語》《說苑》《韓詩外傳》以及諸子書籍進行比較，分析了1號木牘第29號章題“曾子問曰□子送之”，認為《家語》的成書有原型材料，兩者關系密切。由于阜陽雙古堆木牘年代較早，可以作為研究《孔子家語》成書問題的重要參考。從木牘內容見于《弟子行第十二》的現象，有學者認為出土木牘即是孔序所說散落民間的百余篇，后進入秘府。這也是孔安國和劉向所見的資料。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上博竹書中，《民之父母》一篇與《孔子家語·論禮》以及《禮記·孔子閑居》相同。學者通過研究楚簡與《孔子閑居》中的虛詞，提出楚簡“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閑居》后有“矣”字；楚簡“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孔子閑居》前有發語詞“夫”字。學者認為西漢時語氣詞的使用比戰國時期更多，可見楚簡早于《禮記》。通過比較楚簡、《家語》與《禮記》三種文獻，學者提出三者或出于同一批材料的不同傳抄，楚簡為戰國傳入楚地的《家語》傳本，與經過漢儒選編的《禮記》等書同樣存在文字的修飾問題，但后者更為明顯。三種文獻對比之下，《家語》更為“完整、古樸”，對于事件的記載如前因后果等更為詳細。學者認為孔安國整理的今本《家語》“更為近真”。龐樸則通過上博竹書與《家語》《禮記》所體現的思想，認為《家語》“確系孟子以前遺物”。
英藏敦煌寫本《孔子家語》
英藏敦煌寫本《孔子家語》，編號S1819，現存七十三行，其中兩行有殘損情況。據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介紹，該寫本七十三行，其中的十二行為今本《家語》中《郊問》的篇末部分，其余為完整的《五刑解》一篇，題為“五刑解第”，與今本《家語》相合。下有“孔子家語”“王氏注”字樣。其中注解格式與今四庫叢刊本《孔子家語》相同，都是正文“同一行內用雙行小字注釋”。寫本《五刑解》后有“家語卷十”字樣，可見該寫本分卷在十卷以上。據學者研究，該寫本可能為二十七或二十一卷本。王重民通過寫本不避諱“民”字，提出該寫本早于李世民時期，為六朝古籍。
存在問題
潤色問題
任何資料的重新整理，都需要整理者的理解與消化，不可避免地帶有整理者的思考。匯編時對材料的重新審視也會帶入整理者的編輯思維，為了使材料更為完整、統一和準確，孔子弟子可能會對敘述過程或首尾進行潤色。由于記錄者不同，各自的思想以及他們的記載、敘述方式自然存在差異。原本《家語》各篇章的質量也有高下之別，在匯編的時候，又經過編輯者修飾，呈現出的作品就帶有潤色痕跡，但并不意味著該書就不真實。
增損問題
按《后序》，戰國時期荀子將《家語》帶到秦國，當時流傳的《家語》已經存在改動的情況，“游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家語》在呂姓覆滅以后流于民間，也多有篇卷與文字的篡改。通過比較出土文獻、《孔子家語》以及其他傳世古籍中相同的部分也可以發現這一問題。孔安國主動說明其整理行為也有增損情況，其目的在于去除一些本不屬于《家語》中的篇章。這些篇章很可能是流傳中不慎被雜在一起的。如《家語》本身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混雜。孔安國對資料進行了梳理分析，對一些資料不予錄取。因此《家語》在傳抄過程中，不免會有后人的或增或損的改動。
誤排問題
任何資料在民間流傳過程中，都會有散佚、損壞或缺失的可能。孔安國得到這一批資料的時候，也存在這種情況，因此孔安國首先按事類將其重新排序。今本《家語》在流入劉知遠手中的時候，“皆載于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可見人們在傳抄時也存在將古文字改為今文字的情況，是古書流傳過程的普遍問題。另外，孔安國在整理《家語》的順序上存在偏誤。《家語》中關于孔子與各國國君、與弟子的問答在先后的問題上并不容易處理。因此孔安國雖然對材料進行了分類，但由于材料內容相近或分散等問題，在排序時不能做到完全合理。
??版本
《孔子家語》的版本有兩個系統，一為《漢書·藝文志》所載的二十七卷本，已亡佚；一為漢孔安國整理、三國王肅注解的十卷四十四篇本，即今本《家語》。宋代刊印以后版本雜多，有宋蜀大字本、元至正二十七年劉祥卿刊本、明何孟春注明圣府永明書院校刻本、明嘉靖覆宋本、黃魯曾刊本、明隆慶陸治校刻本、明崇禎刻本、明崇禎毛晉汲古閣刊本、明刊校宋本袁漱六藏書、日本寬永十五年刻本、日寬保二年（1742）日本江都書肆嵩山房刻本等。
宋蜀大字本
宋代刊印，清藏于安徽桐城蕭敬孚處。?九行十七字，白口，注文左右雙行。有蘇軾折角玉印（毛扆《汲古閣珍藏本書目》）。據莫友芝所見，汲古閣北宋蜀大字本家語注十卷，頁十八行，行大字十六七八字不等，注文雙行。據傅增湘所言，南宋蜀大字本，光緒十八年上海埽葉山房已經影印發行，至于莫友芝所說的蕭敬孚藏本，后來被劉世珩燒了。此說又見于《藏園群書經眼錄》。
劉祥卿刊本?
元代清泉劉祥卿家。十行十九字，黑口，單欄，小字雙行，兩截樓版式。卷一首頁第二行題有并依王肅注詳義注解等字（“并依王肅注義詳為句解”《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五后有木刻的“清泉劉祥卿家丁未春新刊行”，首見“孔子七十一世孫□印一方。南洲印一方。”
覆宋本、黃魯曾刊本?
明嘉靖三十三年會稽郡，九行十六字，前有王肅《序》，末有“歲甲寅端午節望吳時用書，黃周賢、金賢刻（據丁丙考，與《四庫全書總目》《二十六家唐詩》同）”。卷端有“宋景濂圖書”，末有“愛新覺羅·旻寧甲午耕蘭氏從宋本再校”。后有吳郡黃魯曾《序》（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毛氏汲古閣刊本?
明代江蘇毛氏毛晉，九行十七字 白口，左右雙邊，有圖，每卷首頁有“汲古閣毛氏定本”字。此本為清《四庫全書》所用版本。毛晉跋文稱此本是兩個版本的整合。一是北宋板王肅注本，二卷十六頁以上因蟲蛀殘損；一是從錫山酒家所得宋刻王肅注本，兩冊正好相互補充。
日本嵩山房刻本?
1742年日本江都，共四冊。九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同，下黑口，四周雙邊。卷末有“寬保二年壬戌春正月吉江都書肆崇山房藏板”牌記。有“逢阪田中家藏”“豐華堂書庫實藏印”等印。
玉海堂本
毛氏毛晉刊本?自汲古閣流之后，輾轉為桐城蕭穆所得，后轉售貴池劉世珩，劉姓立即著手，請著名刻工陶子麟影刻于武昌，輯入《玉海堂景宋元本叢書》之中。民國七年，蜀大字本不幸毀于火，使得我們今日無法得見原本面貌。玉海堂本為光緒二十四年劉世珩據汲古閣舊藏宋蜀大字本《孔氏家語》 影刻，反映了毛晉鈔補完成后的此本面貌。
清徐祚錫刻本
魏景侯王肅注，明隆慶六年（1572）江蘇長洲。九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
內容概要
主要思想
修身與尊賢
《王言解》孔子曾子關于王道的對話。王道首先要求為政者修養自身高尚品格，樹立道德標準，從而使君王的行為成為民眾的模范。君子，以修身為要，主要內容為“六本”，一為立身之義，孝為本；二為喪紀之禮，哀為本；三為戰陣之列，勇為本；四為治政之理，農為本；五為居國之道，嗣為本；六為財富之時，力為本。修身的境界，從士人到君子，最高境界為圣人。君王若能敬老愛幼，樂善好施，重視賢能，厭惡貪婪而謙遜待人，百姓自然能夠行孝道，寬仁有羞恥之心，無爭斗之心。《大婚解第四》指出若是君王不正，則百姓沒有一個典范可以參照，各行其是。如果國家沒有施行正確的政治導致無道的話，臣子就應該退隱（《正論解》）。《致思》中孔子對管仲表示肯定，公子糾失敗后，管仲可以輔佐齊桓公，建功立業，而不必為公子糾自殺。可見孔子的忠心是較為靈活的。孔子在君臣關系上，對臣子忠心的前提是有道，如果國主昏庸不能成事，臣子可以離開。《子路初見》中魯國君主好美色，政事荒廢。于是孔子離開了魯國。
《哀公問政》主張尊賢，君王需要靠人才治理國家，因此需要培養重視賢能、體恤臣民的心態。人才是國家能夠推行仁政的關鍵，如何辨別選擇，《五儀解》提出五個類別，即庸人、士人、君子、賢人、圣人。庸人對事物缺乏清晰的看法，甚至對自己要做的事都無法掌握；士人有一定的才能和品格；君子忠君愛國，躬行仁義，如顏回、端木賜等人。賢人德才兼備，能夠制定法則，并教導百姓；圣人就是最好的，圣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學識淵博而能融會貫通，而且具有高尚品質。真正賢能的君主，就會善于辨別重用人才。《賢君》對衛靈公舉賢任能做出肯定。衛靈公善用渠牟、林國等人處理政務，而且對人才保持一種謙遜尊重的態度。
德治與刑罰
周室衰微，孔子要治理天下，他的方法是用仁德治國。“仁”，即施以仁政，以仁愛民，減賦省役，教善棄惡。仁也指愛惜百姓生命，以及鼓勵臣民進諫。《入官》治國的要點就在“德”字，施行仁德之政，百姓可以遵循國家的教育，改正不良習慣。《執轡》將治國比喻為駕馭馬車，既要驅使馬車的韁繩，又要和馬匹合為一心。這就是德法能夠實現的治國工具。從而實現不需要刑罰就能使百姓順從，可以更好地治理國家。否則就像桀紂一樣，凌虐百姓，百姓不服，最后導致亡國。《家語》崇尚愛民保民的德治理念，同時以刑罰作為輔助治國的工具。《正論解》分析了鄭國過于寬松的政治導致了強盜現象。政治應該寬猛相結合，如子產一般，可以將社會引上一條和諧之路。寬指的是德治，猛指的是刑罰。《刑政》指出圣人通過道德教育百姓，通過政策的施行引導百姓，并通過刑罰禁止百姓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始誅》將教化放在首位，《始誅》中孔子處理父子案件時，首先是將父子二人關在一起，讓他們自行檢討自己的錯誤。《相魯》中記載了孔子誅殺少正卯的事情，少正卯亂政，其罪當誅，孔子秉公執法并將尸體公開陳列，以示警戒。
禮的思想
禮”，即以禮為政，崇禮修身，是調和各種人際關系以及社會事務的行為準則。禮，既是自身修養的要求，又是君主和圣人用以治理國家與人情的工具。《孔子家語》中涉及禮的起源、重要作用以及禮在各方面的具體措施。《問禮》中孔子探討了禮的起源。最早的禮源于用熟食、歌舞表達對鬼神的敬畏。原來人們茹毛飲血，圣人教會人們用火制作熟食，用泥土燒出器具，教會人們織布、釀酒。人們開始用這些東西供奉鬼神。
《禮記·禮運》指出禮是圣王順應天道用以治理人間、祭祀鬼神的種種制度，包括祭祖、喪葬、婚聘等方面。只有遵守禮儀制度才能符合人情，國家才能走上正道。《問禮》強調了禮的重要性。對于君主來說，禮即是他自身的修養，又能夠引導百姓。禮制所需要的服飾、器物、座位、祭品都有相應的規格，祭祀同樣要符合禮的制度，一切喪葬、聶氏宗祠的禮儀制度都需要君主和百姓共同遵守。《問禮》中孔子還指出君主缺乏禮儀制度的后果，往往是貪婪無度、暴虐百姓的政治。《禮記·禮運》也指出禮是國君用以治國安民的工具，如果禮制荒廢、法度松弛會失去賢人與民心。遵守禮制，才能與民同樂。
在《禮運》中，孔子描述了一種大同市的理想社會。人們尊重賢能、講究信用、和諧相處。尊老愛幼不止對自己的親人，對社會上的人也是一樣。因此老人能夠有晚年的保障，孩子寡婦殘疾有人的照顧。社會上風氣淳樸，無奸無盜。《禮運》強調了歷代圣賢用禮治國才能達到大同的社會境界。《禮運》中還談到了禮與人情的關系。天道生人，而后表現為陰陽與形體的本性，人性道德也由此而生。人性，有“情”與“欲”，人情指七情，人欲指美惡，人有情感有欲望，通過禮的規范使兩者調和，則為“人義”，表現為夫子、兄弟、夫婦、長幼、君臣十義。人是天地之精華孕育而生，生來具有七情，而十義則需要后天的培養。君主要參照天地規定法令與禮制教化天下，使官民各司其職，從而引導百姓修養品德、遵守禮儀。百姓通過禮培養誠信、與人和諧相處；能夠過好生活、合理安排喪葬。圣人通過禮的制度治理人情、順應天道。
禮具體執行有各種規制。《子貢問》中提到葬禮事項順序，依次為謚號的商議和確定、占卜下葬的具體日期和位置、完成聶氏宗祠儀式。一切由臣子主持完成。《問禮》中記載了祭禮的儀式。首先是用具，祭品準備酒、牲畜血肉和樂器如琴瑟等；其次是行禮的人有各自的位置和順序；再者是禮儀的步驟，從吟誦開始，主持祭祀的人和夫婦依次供上祭品。祭祀后烹煮、肢解祭品，再將食物盛放在器皿中。最后吟誦祝辭以結束祭禮。《家語》并沒有拘束于禮制，而是追求禮制的合適。《子貢問》中指出富人與窮人所用的喪葬用度不一樣。同時強調喪葬禮儀的完備不如內在的恭敬之情。
樂的思想
禮樂是孔子對君子修身的要求，又是用以教化民眾的工具。音樂的作用，在于仁和。運用音樂來培養人的倫理道德，調節人的情緒，從而更好地服從禮制的要求。《儒行解》在提出儒者的要求時，就談到了仁的各種問題。一個平和謹慎、寬厚待人的儒者，必定遵循禮節的要求，謙遜愛人，并通過音樂達到一種和諧。《辯樂解》記載孔子向師襄學琴，從技巧、內涵、作者精神層層深入，從彈琴追溯到周文王高尚的節操，表現了樂教對于道德的陶冶作用。音樂能作用于人的心性，也能反映出一個人的品行。音樂有南北地區的差異，而不同的音樂有不同的作用。南方的音樂平和溫柔，可以排憂解難，陶冶情性。北方的音樂渲染暴躁的動亂，不是君子之樂。舜演奏五弦琴，創作的《南風》是一首歌頌教化的詩，表現了舜的教化如同溫和的南風疏解百姓的憤憤不平。而帝辛沉迷于北方不雅的音樂，紂的亡國結局很快就來到了。這是由于他們各自的品德修養不同，舜原來是平民出身，但他懂得積累德行，修行自己的平和寬仁的態度，可以成就帝業。紂不尊行道德操守，荒淫無道，自取滅亡。舞樂還有記載史實、重現歷史、歌頌圣賢的作用。《辯樂解》記載了孔子對《武》舞的規則細節做出評論。比如開頭激烈的手舞足蹈象征著姜子牙討伐商的決心和志氣。結束的時候表演者都正襟危坐，象征周公和邵公奭共同輔佐王室。同時，《武》中還表現了姬發成功滅商之后，解除武裝，崇尚和平的事跡。武王還規定穿戴、祭祀、朝覲、尊卑等各方面的禮儀制度，以推行教化天下。重視禮樂的作用，是武王能夠平定天下、治理萬民的原因。
王肅的注疏
《孔子家語》中王肅的注解共1068例。涉及的內容包括字義、注音、名物解釋、禮儀制度、史實補充、辨疑勘正等多方面。以解釋字詞的含義為主，如《辯物》“尺下”注說，尺八寸；另有對山川國名如“汪芒”為國，“封”是山的解釋。《仲由初見》“駟”下注，四馬也。《入官》“蘊”，王肅注“滯積”；《正論解》中“天子一圻，列國一同”王肅注說“圻”指的是千里，“同”指的是百里。《辯物》炎帝以火下注神農氏，大昊以龍下注包；《入官》中注說，入官指的是負責治民的官職。
王肅在涉及書中制度或背景時進行了詳細的解釋或補充說明，以便更好地理解文中的內容。《辯物》中在“嘉事不體”下注，朝聘也是嘉事，不體指的是不符合禮儀的要求。端木賜針對朝見一事，對邾隱公和魯定公的儀式做出批評，認為雙方都不符合禮制。《郊問》中對郊祭的“迎長日之至”，王肅對周的習俗進行了補充說明，由于冬至以后日照時間逐漸變長，周人就將祭天時間定在冬至之月。另外，《家語》中對史實發表議論時，對該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歷史背景進行補充。如《好生》孔子讀到楚國恢復陳國一事，肯定申叔的勸諫和楚莊王善于納諫的品質。王肅注解說到，陳國夏徵舒殺死了國君陳靈公，楚莊王以夏徵舒不義為由趁機滅了陳國。當時申叔勸楚莊王恢復陳國，以彰顯仁義。王肅的注解補充了詳細的經過，對理解孔子的評價起了重要作用。《正論解》王肅對僖子遺命注說，僖子臨終前囑咐兒子去向孔子學習禮儀，對事件的前后進行補充，使得情節更為完整。
值得注意的是，王肅注解中共19處對《家語》表示懷疑。《為官》中“富而能供”王肅解釋“供”應是“恭”的古字。《正論解》中“施生戮死”王肅注說，“施”應該是“與”，是行的意思，是生者之罪。《六本》中“榮聲期”下，王肅注“聲”應當作“啟”或“益”，榮啟（益）期是人名，和孔子同時代人；“怵于待祿”中“待”應為“持”，意思是得到俸祿的時候很害怕。另外，王肅在注解時根據《家語》指出其他書籍中的錯處。《顏回》中“置六關”，其他書籍中作“廢六關”是錯的。這里王肅解釋為文仲設置六關收取過路人的關稅，是孔子認為文仲不仁的一種表現。王肅注解《家語》同時駁斥其他學說。如《正論解》王肅注說以周的封地制度，伯為七十里，子男為五十里，學者所說七百里是錯的。《五帝》中王肅對“五帝”的解釋為五行之神，輔助天地萬物生化之神，王肅指質疑五帝是名字的觀點以攻擊讖緯之說。
相關研究
歷代對《孔子家語》的研究，有辨別真偽、注解、成書流傳、版本、文獻價值等方面。魏晉南北朝，主要是王肅對《孔子家語》進行注解，《家語》也因此傳播更廣。馬昭的研究則針對《家語》的內容，認為其中有王肅的添加。唐代顏師古研究《家語》的版本，認為當時王肅注本不是《漢書》中所載的原本。宋代王柏對此書進行完整的源流考證寫成《家語考》，并提出偽書說。宋代的朱熹則認為《孔子家語》所載雜而不純，但并沒有否定其真實性。宋代葉適考察《家語》的來源，以及《家語》與《論語》《孝經》等書傳世的時間，認為確實出自孔安國。元代王廣謀則對《孔子家語》加注；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記載此書。明代何孟春對王廣謀注本進行補注，他認為此書不是王肅偽造，但孔序卻出自王肅。黃魯曾通過考察孔姓后人及弟子的作品，對《孔子家語》進行研究。清代圍繞《孔子家語》真偽問題，提出諸多觀點。清代孫志祖和范家相都對王肅偽書的觀點進行論述說明，各成《疏證》《證偽》兩書。孫志祖從三方面論證，一是《孔子家語》在王肅之前沒有引用的記載；二是偽孔安國序已經說明書中增刪的意圖；三是王肅開篇就在攻擊鄭學，意圖過于明顯。范家相考察《孔子家語》部分材料來自大小戴等書，如郊祭廟制，說明確是王肅偽書。清代陳士珂從質疑顏師古的角度，提出非偽造說。他認為顏師古既然沒有見過舊本，斷言王肅注本不是舊本，顯然沒有說服力。另外，陳士珂還考察與《家語》同時代的其他古籍，也存在類同或增損的情況，以此說明《家語》不是王肅偽造。清代錢馥則從篇章考察，認為其中有十七篇是王肅增加的。
近代顧頡剛否定了《孔子家語》的價值，將其視為拼湊而成的偽書。在疑古浪潮中，王肅偽作的觀點一直占據主流，直到70年代在河北、安徽等地出土了竹簡、木牘等材料，人們才開始重新審視王肅注本《孔子家語》。李學勤發表的《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一文中提出《家語》的成書是一個歷史過程，很可能先后經過孔安國、孔僖、孔季彥等人的編輯，可以確定的是出自孔氏家學，王肅的改動只在少部分。李學勤將竹書與《家語》對比研究，得出許多珍貴的結論。胡平生在《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中認同孔安國是《家語》及序言的作者，他提出書籍經歷時間流傳下來，不免會有缺失或冗余的部分，是一種常見的問題，不能作為偽書的依據。胡平生同樣研究了出土文獻和《家語》的關系，認為孔安國集錄《家語》是用的正是出土的材料。楊朝明認為研究早期儒學，除了《論語》等書，《家語》作為補充文獻的價值很高。王承略也從文獻價值的角度論述到，《家語》中的罕見資料，本身就是研究孔子及其弟子、后人的重要來源。另外，《家語》的資料可以用來對其他古籍進行對比，從中發現錯漏問題。
從魏晉、唐、宋、元、明、清到近代，關于《孔子家語》的研究包含成書過程、注解、辨疑等多方面。從魏晉開始，王肅偽書的觀點一直流傳，直到清代仍然占據主流地位，近代疑古思潮加劇了此種觀點。經過先秦文獻的出土，《孔子家語》得以獲得一種客觀的研究視角，并逐漸發揮其重要的文獻價值。
?影響價值
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材料
《家語》中關于孔子的德政、禮制、刑罰、樂教等方面的記載，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材料。《家語》中豐富細致的材料也可以補充《論語》的不足，作為孔子相關研究的重要文獻。《家語》中對孔子生平、周游各國的記錄，比《論語》更為詳細具體；相比《論語》言簡意的結論，《家語》對德治、禮制、樂教、刑罰等進行了長篇深入的論述，可以從中尋找理論的變化推演過程。另外，《家語》不僅論及治國理念，還列舉各種事例為證。《端木賜問》《問禮》不僅論及禮的重要價值，同時列舉禮在各方面的具體做法和規制，如器具用度、儀式順序等。
孔子的德治觀，見于《入官》等篇。孔子將德作為政治的基礎。施行德治，民眾才會聽從教誨。孔子的刑罰觀，見于《執轡》《正論解》等篇，其中將刑罰作為一種輔助工具。首先還是教育，教而不改，才用刑罰。德與法就是孔子為政的工具，孔子既反對酷刑又反對過于松弛的政治，因此提倡德法兼備、寬猛相濟。孔子關于禮的思想，見于《禮記·禮運》《問禮》《端木賜問》等篇。禮作為修身要求，也是國君治理天下的工具。通過“七情”“十義”以通曉人情，有利于社會的和諧。孔子的禮制思想還表現在秩序上，君臣、父子、夫婦、男女等等尊卑有序、親疏有別。孔子對禮的具體執行做出了細致的陳述，包括喪葬前后事宜、喪葬規格用具以及祭禮用品、儀式進行順序等。孔子對禮的態度并不刻板，而是一種靈活的內在修養。孔子的樂教思想見于《儒行解》《辯樂解》等篇。溫和的音樂有助于調節人的情緒并培養人的情操。同時可以通過音樂教化民眾，創造淳樸的民風。春秋時社會動蕩，民生不安。孔子周游列國，勸說國君進行德治仁政，試圖通過禮樂治國恢復人君及百姓的品德和修養，從而將社會導向一個和諧的大同境界。作為早期儒家思想的結晶，對于后世研究孔子與儒家各方面思想提供更為細致的資料。
其他學術價值
從懷疑到重新審視，《孔子家語》的價值不斷被發現與重視。例如其他傳世典籍中的文句用《家語》參照可通曉其義。如《禮記·哀公問》中“不閉其久”，《家語》王肅注解中說，“不閉”指無極。陳認為“不閉”猶如日月相接，而光芒可以長久地照耀大地，其中包含著變化貫通的道理；鄭玄認為日月相繼出現，猶如君臣朝夕忙于政務而不知疲倦；朱熹認為當作《家語》“不閉而能久”理解。還有一類，如竇犨是人名，鳴犢是其字。據明代楊慎考據，此名在《戰國策》《說苑》《史記》的記載都有訛誤，而《家語》和《索隱》則是正確的。其次《家語》中記載的史料可以作為其他書籍的增補。如顏回的年齡，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回比孔子小三十歲，按孔子生卒年推斷顏回大約死于四十一二歲。并不符合行文中早死的說法。按《家語》中記載顏回死于三十一歲，更為合理。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左傳·哀公十一年》，齊魯交戰時，樊遲三十二歲，顯然不符合季孫說的年紀小。按《家語》則樊須此時二十二歲，較為可信，可見《史記》的記載不如《家語》嚴謹可靠。
《孔子家語》與其他經典古籍相比，更有利于勘定其他文本以及史實的錯誤，對相關資料有補充作用，宋代朱熹就曾就《家語》《大婚解》辯證《禮記》中不正確的地方。清代俞樾根據《家語》認為“梁君”為“宋君”之誤。另外，《問玉》《王言解》等篇包含了一些遺失的片段，對后世的資料補充非常重要。其影響力可用《四庫全書總目》的話說明，從唐以來，人們明知是偽書的情況下還十分依賴此書，正因其中的遺文軼事，是其他書籍不可替代的。
?評價
特色
語言
形象化
《執轡》中孔子要論說為政的道理時，就形象地將治理國家比喻為駕馭馬車，其中德法就是馬首用來控制的工具，刑罰是鞭策馬匹的鞭子。駕馭馬車，就要控制馬匹的韁繩和鞭子，同時與馬力、馬心相互協調，同樣君主治理國家，就要任用人才，又要與民同心，能夠了解民情，還需要刑罰作為補充工具。《執轡》中通過這種比喻，形象地描述了為政的關鍵。在《子路初見》中，孔子連續用了三個比喻來說明接納別人諫言的重要性，如飛馬狂奔時不能將繩子放下；要使用弓箭就要用檠去矯正；切割木料需要用繩子去衡量才能使其筆直，人只有善于聽取別人的建議才能更正自己的錯誤從而不斷地學習。《六本》中孔子用氣味來論說與人交往的好壞。和賢德之人相交，如同進入有蘭花的房屋，一開始沒有感覺，時間久了就能聞到蘭花的香氣；和品行不端的人相交，如同長久地生活在賣咸魚的地方，習慣了就聞不到咸魚的臭味了。晏嬰勸說曾子要善于做出正確選擇時，用浸泡過鹿肉的蘭草根更加好吃的例子說明環境對人的影響，勸曾子選擇住的地方、輔佐的君主都要小心謹慎。這些比喻通常都和日常生活相關，用來比喻深刻抽象的道理，既能切中要害，又更為通俗易懂。
層層遞進的說理
以《大婚解》為例，魯哀公問治理國家中最重要的事情，孔子先從“政”字說起，“政”即“正”，身為國君，要培養自己的品質，作為道德標桿，百姓也會跟隨君主成為品德優良的人。接著孔子提出了三個具體方面:君臣、夫婦、男女。男女之間要維持禮儀，夫婦之間要相敬相愛，君臣之間也要相互尊重。面對魯哀公的困惑，孔子繼而論述這三方面的重要性。夫婦婚配是后代的根基，夫婦陰陽交合以繁衍子孫，丈夫敬愛自己的妻子，夫婦愛惜自己的子女。人們奉行敬、愛、禮的道德標準，子孫才得以延續繁榮。孔子進一步以圣王為例，天子尊敬憐惜自己的妻子兒女，從而維系了家族的傳承。天子善待妻兒推及天下百姓，國家就可以平順和諧，這也是與天道相契合的。魯哀公關于治理天下的問題，孔子是從理念開始論說的，接著從理念轉為具體事例的分析，并剖析大婚行為中蘊含的道德要求如敬、愛、禮，指出君王從自身出發進一步推及到天下百姓。從抽象到具體，從事例一步步推進推遠，孔子透徹地解析了治理國家的要點。
口語、通俗化
用語更晚近，帶有西漢口語，更為通俗易懂。如不說“防川”而說“防水”。以及“不可得見者”，《家語》多了一個“再”字，是從《說苑》而來，與先秦“再見”的用法不同。“頭”字見于西漢口語，東漢《論衡》有“頭似堯”，或是《家語》出處，《韓詩外傳》《史記·孔子世家》皆作“顙”。
敘事
細節豐富
《家語》中記錄了許多孔子事跡，這些事跡本身包含著豐富的信息和生動的描寫，具有小說特性。比如《致思》一篇，孔子在農山與仲由等人的對話，寫了子路、子貢之后，寫顏回往后退被孔子叫出來回答志向，是一個敘事細節，重現了當時場景，也表現了顏回的性格。《好生》里面寫了魯國人和一名寡婦的對話。魯人和寡婦是鄰居，暴風雨毀壞了寡婦的房子，她想去隔壁躲雨。但魯人把門關緊了不讓她進。寡婦又跑到窗口質問魯人，魯人以男女有別為由。寡婦不死心，又說柳下惠懷抱女子而沒有遭到國人的指責。魯人卻說自己不能像柳下惠那樣，但沒有破壞道德，是自己的修養。故事細節豐富，如寡婦隔著窗戶質問魯人，且兩人的對話生動有趣。結尾還記錄了孔子對魯人的贊賞。
動作刻畫
《王言解》中，曾子聽到孔子說到王言之道時，突然站了起來，離開席子向孔子請教。孔子沒有回答，曾子再度問詢，孔子再次沉默。于是曾子心生疑懼，提了衣服就退出來，對著席子獨自站著。其中，在席間坐著忽然起身問詢孔子，這一動作表現了曾子對知識與治理天下的關注。被拒絕之后對曾子連續的動作描寫凸顯了他對于孔子的敬畏之情，也表現了孔子對王言的重視與思考。
虛構、夸張
另外，《家語》中還有虛構、夸張的成分。如孔子觀看麒麟；如《致思》中寫孔子從衛國回魯國的路上，經過一道瀑布，高三十仞，水流湍急長達九十里。水中魚鱉尚且難以立足，一名男子卻能輕松渡河。孔子問他秘訣，男子說渡河前懷著忠信，從水中出來也懷著忠信，是忠信渡他過河而不受傷。渡河之事，本是熟悉水性的技能使然，與忠信無關。夸大河流艱險的程度，也是為了稱頌忠信的作用。這種夸張描寫為情節與人物增添了神奇色彩。
文體
語錄特征
《孔子家語》是孔子及孔門弟子言論、事跡的匯編作品。其中包含著大量的對話，包括孔子和子貢、子路等弟子、孔子與魯哀公等國君的討論。這些對話往往圍繞德治、仁政、刑罰、修身、選材、禮樂展開，涵蓋甚廣，內容宏博，表現出篇幅較長、論述較多的特點。和《論語》平均三十字為一小節的特征相比，《家語》就冗長多了。全書的字數對比，《家語》也比《論語》多出四倍。這和《家語》成書相關。《家語》與《論語》來自同一批原始材料，其中甄選簡明切實的部分編成《論語》，其余的部分集錄為《家語》，因此《論語》更為精要，《家語》更為全面、繁雜。
匯集特征
《孔子家語》在對孔子及其弟子事跡記錄方面更為詳細，包括事件背景與發生過程的諸多細節，比如孔子與門人對抗費人的反叛，還寫明孔子迅速登上武子臺的細節。同時對孔子的介紹也更為全面，包括孔子的生平、家世如《本姓解》、仕途經歷如《相魯》、臨終及死后喪葬情況如《終記解》，涵蓋了孔子的一生重大事件。同一篇章中有時還容納幾個小故事，如《辯物》中收集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有季桓子挖井挖到的是狗還是羊、殺死隼的箭是肅慎氏的箭等等，另外還有一些趣聞如《好生》，記載了寡婦屋子漏雨想去隔壁躲雨卻被拒絕，寡婦用柳下惠懷抱女子對答，屋內人卻說自己不能像柳下惠那樣坐懷不亂。《家語》中故事很多，內容廣泛，涉獵多面，有很強的可讀性。
?名言
參考資料 >
孔子家語.書格.2023-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