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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公元前806年—公元前375年），是始封于西周晚期，后隨周代遷居中原新鄭地區立國的姬姓王畿[jī]諸侯國，共歷二十四位國君，立國共計432年，為春秋初年的強國。

《史記·鄭世家》載“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姬靜依照周代分封制，封其弟友（即鄭桓公）于都城鎬京附近的棫[yù]林（今扶風縣和鳳翔府一帶），封號鄭伯。姬宮湦時，王室政權不穩，鄭桓公遂遷寄寶器和部分民眾到新鄭市十邑之地的虢[guó]國和鄶國。東周初年，鄭武公先后滅虢與鄶[kuài]，舉國遷都新鄭。鄭武公與其子鄭莊公相繼任姬宜臼卿士，扶持東遷的周代，同時以王命討不庭，制服附近諸侯，并一度打敗北戎，使鄭國成為春秋初年的強國。姬林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免去鄭莊公卿士職務引發了周、鄭間的戰爭，鄭與王室交惡。鄭莊公去世后，諸子爭位，國勢漸衰。鄭國先是依附于崛起的齊國，至春秋中期以后，地處中原要地的鄭國常為晉楚兩霸擴張爭奪的對象，備受戰爭和大國剝削。公元前543年至公元前522年，首卿子產在執政期間施行改革，名相子產治國有方，使得鄭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鄭國出現短期和平。進入戰國時期后，鄭國處境維艱、內憂外困，姬喜元年（鄭康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75年），鄭國終被韓國所滅。

鄭國在政治、經濟、法律、軍事制度等方面在春秋時期較有代表性，是中國法治和法家思想的重要起源地之一。鄭國較早越諸侯之制建立了三軍，成為春秋初期的軍事強國；鄭國的軍力在魯國之上，內戰用的軍隊已達二百乘，三軍外并有徒兵和臨時添置的軍隊。春秋中后期，子產進行作封洫（確定土地所有權）、作丘賦（收軍賦）、鑄刑書等方面的改革，鄭國出現了中國第一部成文法；鄭國初立時就與商人訂立盟約，為商業發展提供便利條件，使鄭商與國家相得益彰；鄭國擁有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農產品與手工產品在諸侯中頗有盛名；文化方面，鄭國思想上重視周禮，維護禮制，文學以《詩經》中的《鄭風》為代表，共有二十一首，在十五國風中為最多；音樂方面，鄭國青銅編鐘多一鐘雙音，代表了春秋時期音樂的較高水平；鄭國后期，為了求得生存，遂實行唯強是從的對外策略，隨形勢變化時常改變與強者的關系，實行與強者結盟的搖擺之術，先后依附齊、楚、晉等強國。戰國時期，鄭國國勢日益衰弱，隨著諸侯之間兼并戰爭的日益激烈，終被覆滅。

國號

周政權建立后，實行分封制，對親屬子弟分封建國以藩屏周室，鄭地是西周重要的“五邑”之一。《史記·鄭世家》記載“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姬靜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姬靜依照周代分封制，封其弟友（即鄭桓公）于都城鎬京附近的棫林（今陜西省渭南市華州區），封號鄭伯，“鄭”即成為國號，有鄭重嚴肅忠孝仁義之意。不久鄭桓公遷徙部族到京兆鄭縣（今陜西省渭南市華州區），《史記·鄭世家》載“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漢書地理志》載京兆尹屬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宋代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載“鄭故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鄭桓公友之邑”。至鄭武公東遷新鄭后，仍用“鄭”舊稱。

歷史

初封于鄭

周代進行分封時，實行兩種分配制度：畿內封邑與畿外封國。王畿之內主要授予在王朝任職的公卿大夫。王畿之外主要分封給親屬、功臣，建立諸侯國，為周王朝統轄下的行政國家。畿外諸侯的主要職責是“藩屏周”，拱衛王室。其擁有軍隊，抵御外敵，統治諸侯國內的臣民，并按規定向周王定期繳納貢物，一般不參與王朝內部事務。

姬靜時期，鄭桓公友在王朝任職，經常率領軍隊對外征戰。姬宮湦二年（公元前780年），曾率軍“伐，克之”。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鄭桓公被任命為周代的司徒。《史記·鄭世家》載“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國語·鄭語》韋曜注田午“幽王八年為司徒。”司徒為周代的重要官職，早期金文中也作“司土”，主要掌管藉田、征役等。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鄭桓公友被周宣王封于鄭后，其封地成為周代分封較晚的一個王畿性質的采邑，為畿內小國。分封鄭國時，周天子畿內的居民已不多，便易外地居民而賜之。畿內采邑設有獨立的官吏機構，其主要是以官吏俸祿形式分封，周天子對采邑具有支配權。

東遷新鄭

姬宮湦時期，王室政權不穩，鄭桓公遂遷寄寶器和部分民眾到新鄭市十邑之地的虢國和鄶國。《左傳·昭公十六年》載“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嵩蔡藉而共處之”，鄭桓公和商人訂立盟約，取得其擁護和支持，又實行獎勵生育政策，增加人口，著手在此經營。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族攻陷豐鎬遺址，鄭桓公死難，《史記·鄭世家》載“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鄭武公。”鄭桓公之子鄭武公與秦、晉、衛三國聯軍擊退犬戎，受封卿士。次年，隨著周代實力衰退，鄭武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洛邑，得到周王的信任，從而擔任王室司徒之職。

姬宜臼二年（公元前769年），鄭武公滅鄶國。周平王四年（公元前767年），再滅虢國。鄭國滅取鄶、虢二國后，順勢滅掉其他各邑，還掠取了虎牢關以東的大片王畿土地，于周平王六年（公元前765年）舉國遷至中原，立新都于中原新鄭之地，由畿內采邑轉變為列土封疆畿外諸侯國，鄭武公仍在周王朝擔任卿士，打破了畿外諸侯不在王室任職的慣例。周平王八年（公元前763年），鄭國攻打胡國。胡國地處淮河流域，西周時期為淮夷范圍，胡國被占領后，成為鄭國向外擴張的重要基地。

春秋初霸

周代東遷之后，實力繼續衰落。東周初年，周王朝分封的大國，如齊、楚、晉等都還沒有興起，秦國則在西部抵御犬戎族、發展經濟，無暇顧及中原地區。鄭國遷滅鄶、虢、胡等國，吞并十邑后，在春秋早期率先發展起來。

肅清內政

《史記》《左傳》載姬宜臼十年（公元前761年），鄭武公娶于申國之女武姜。周平王二十七年（公元前744年），武姜欲立小兒子段為太子，廢長立幼，被鄭武公拒絕，同年，鄭武公去世。次年，其長子鄭莊公繼位，是為鄭莊公。莊公繼位后，武姜為小兒子段請制，“制”為鄭國初居中原的立足之地，原為虢國之邑（今河南省滎陽市境內），地勢險要。鄭莊公則把鄭國的重要城邑“京”封于段。段被稱為“姬段”，在京地修建城池，發展生產，擴充軍備，進而又把勢力擴充至延（今延津縣北而稍東，周時為黃河上的重要渡口）。莊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段密謀反叛，被鄭莊公鎮壓，《公羊傳》載“鄭伯克段于（今鄢陵縣北而稍西）”，段戰敗逃亡走共國，武姜被流放于“”。

周鄭交質

鄭國與周代的關系特殊，本為王室近親，在平王東遷時，晉國、鄭國是周王室的主要支持者。繼鄭桓公、鄭武公之后，鄭莊公繼續作為周王朝卿士，在諸侯國中具有重要影響力。東遷后的鄭國與周王畿相鄰，鄭伯以卿士之名掌握著王朝的政權與軍權，常“以王命討不庭”，四處征戰，以王師謀私利，如對鄰國許國攻擊打壓，鄭莊公時以許“不共于王”滅掉許國，建立傀儡政權，并派鄭大夫駐守。周天子的王權逐漸與鄭國國君的專權產生矛盾，《左傳·隱公三年》載“鄭武公、莊公為姬宜臼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周平王五十一年（公元前720年），周平王欲逐步削弱鄭莊公的權力，讓虢叔也擔任卿士，鄭莊公遂與平王對質，于是周、鄭交換人質，史稱“周政交質”，周代天子式微。

霸權小成

周平王五十一年（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后，姬林分權給虢公，鄭莊公命卿士祭仲率領軍隊奪取周王室溫地和洛邑的麥、禾兩邑，以報復周王室，鄭、周矛盾加劇。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免去鄭莊公卿士職務引發了周、鄭間的戰爭。鄭莊公因免職而不朝王，周王集結蔡、衛、陳等國分兩路討伐鄭國，鄭莊公迎戰，雙方在繻葛擺開戰場，戰斗中鄭國部將祝聃射中周桓王肩部，王軍潰敗，鄭莊公派祭仲慰問周桓王及部下，周代威信盡失。周、鄭繻葛之戰后，鄭國勢力大盛，鄭莊公又聯合齊、衛討伐周王室的盟、向二邑的叛亂，周王不得不把其民眾遷出，鄭國的霸權戰勝了周王權。姬林十八年（公元前702年），鄭國聯合齊、衛兩國侵伐魯國，在今山東曲阜近郊開戰。次年，齊、衛、宋和鄭國在惡曹會盟。此時，鄭國的國勢已達極盛，鄭莊公實際上成了春秋初期中原地區的霸主，史稱“春秋小霸”。

國勢衰落

王室動亂

周桓王十九年（公元前701年），鄭莊公去世，重臣祭仲掌權，《史記·鄭世家》載“祭仲甚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鄭昭公”，太子忽繼君位，為鄭昭公。次年，因莊公娶宋國雍姓生子突，雍氏在宋國受到宋莊公的寵愛，所以宋國迫使祭仲立鄭厲公為鄭國國君，是為鄭厲公，昭公逃奔衛國。鄭厲公繼位后，宋國多次索要賄賂，使鄭國不堪忍受，鄭厲公便請魯桓公調節，被宋莊公拒絕。隨后，鄭國會同紀國、魯國打敗了齊、宋、衛、燕聯軍。姬林十四年（公元前698年），鄭厲公繼續加強與魯國的關系，與魯桓公會盟于曹，又派鄭子人至魯國尋盟，修曹之會。同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鄭國慘敗。

同時，因祭仲專國政，引起鄭厲公不滿，于是密謀殺掉祭仲，結果失敗，鄭厲公逃到鄭邑櫟（今河南省禹縣），祭仲迎接鄭昭公回國復位。鄭昭公做太子時與卿士高渠彌不合，高渠彌在一次陪同昭公外出打獵時，射殺了鄭昭公，祭仲和高渠彌立昭公之弟公子亹為君，史稱鄭子亹。姬佗三年（公元前694年），鄭子亹參加齊襄公在衛國首止召開的會盟，被齊襄公所殺，祭仲又立姬嬰為君。周厘王二年（公元前680年），鄭厲公帶兵自櫟地入鄭國國都，至大陵時，俘虜鄭國大夫傅瑕，傅瑕為保性命與鄭厲公盟誓，回首都后殺死了國君鄭子嬰及其兩個兒子，迎接鄭厲公回國，鄭厲公重新繼君位。

淪為弱國

鄭子嬰在位期間，沒有足夠實力殲滅在櫟地據守的鄭厲公，一直固守國都。鄭國君不敢出兵征伐，不去與諸侯會盟，窩居國內，地位漸從諸侯小霸國家淪落為弱勢小國。鄭厲公復位時，齊桓公已經稱霸，其他大國如晉、楚也都發展起來，實力大增，此時的鄭國加入齊國陣營。周厘王三年（公元前679年），齊、宋、陳、衛鄭會盟于，承認齊國的霸主地位，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同年，鄭乘諸侯為宋伐之機，入侵宋國，破壞鄄之盟。齊桓公稱霸的同時，南方的楚國亦開始強大，基本上統一了江漢流域，楚文王之后楚成王繼位，以公子子元為令尹，對外欲往中原地區擴張。

鄭國地處中原交通要道的重要地理位置，國力衰退后，開始成為強國爭霸的對象。周僖王三年（公元前679年）冬，楚國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因鄭國加入齊國之盟而出兵討伐鄭國。周厘王五年（公元前677年），“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齊桓公以尊王名義伐鄭。周僖王七年（公元前669年），鄭國迫于楚國壓力，獲成于楚，兩年后，鄭國重歸齊盟，與齊、魯、宋、陳、鄭“同盟于幽，陳、鄭服也”，楚國即率軍征伐鄭國，楚國令尹子元帥大軍伐鄭，興師動眾，攻入鄭國都城，齊、魯、宋出兵救鄭，最終楚軍無功而返。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57年，楚國連續三年討伐鄭國，楚國俘虜了鄭大夫伯，鄭國已無力與楚國抗衡，鄭文公欲投降楚國。姬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齊、鄭、魯、宋、陳、衛、許、曹各國聯軍南下攻楚，楚國退讓，以納貢周室為條件，達成與齊國的暫時和解，齊、楚訂盟，稱為“召陵之盟”。

依附強國

齊桓公稱霸以來，打“尊王”之旗行周王之權，周惠王欲借助楚國來打壓齊桓公的氣勢，授意鄭國背齊向楚。鄭國不參加齊國召集的盟會，投楚。周惠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54年），齊桓公率魯、宋、陳、衛、曹等聯軍伐鄭，圍新城（今河南省滎陽市密縣）。楚成王親自率師攻伐許國以解鄭國之圍，齊與諸侯轉而救許，鄭圍解，鄭國正式倒向楚國陣營。次年，齊國繼續伐鄭，此時齊桓公霸業正盛，同年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示臣服。姬閬二十五年（公元前652年），鄭國參加齊國主持的洮會盟，擁立太子鄭繼王位，是為周襄王。此后的十余年間，鄭國一直是齊國的追隨者，再無背齊行為。

齊桓公死后，王室內亂，國力不濟。齊國霸主地位喪失后，宋襄公意欲繼承齊桓公之霸業，楚國與宋國在泓水大戰，楚國大獲全勝，鄭國立即向楚示好。春秋中期，晉、楚相繼發展成實力雄厚的大國。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晉、楚兩國在衛國城（今山東鄄城西南）地區進行了爭奪中原霸權的首次大戰，楚軍大敗，晉國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霸，楚的盟國紛紛參與晉盟。晉與魯、齊、宋、蔡、鄭、衛、莒盟于踐土（今河南省滎陽市），周天子策命晉文公為＂侯伯”。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晉文公卒，秦穆公偷襲晉國失敗，雙方進入敵對。此后，鄭國在晉、秦、楚大國的對抗中，追隨強大的晉國，如周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625年），鄭國參加晉國的垂隴之盟、又隨晉伐秦等，期間偶私通于秦，但多是采用依附強晉的戰略。楚莊王繼位初期，楚國因內部派系斗爭及南部不穩不能全力北上，在與晉國爭奪鄭國的斗爭中，勢均力敵，鄭國只好晉來服晉，楚來服楚，實行搖擺戰略。

楚莊王在平定國內形勢后，意圖北上稱霸中原，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春，楚國伐鄭，完全降服了鄭國。晉國派荀林父救助鄭國，晉、楚兩軍在（今河南省滎陽市東北地區）展開了一場惡戰，史稱“邲之戰”。邲之戰，楚國取得了對中原霸主晉國的勝利，周簡王元年（公元前586年），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晉、鄭、魯、齊、宋、衛、曹、、杞等國盟于蟲牢（今河南省封丘縣北），“鄭服也”，鄭國背楚投晉。晉、楚長期的戰爭給本國造成了極大耗損，于是，晉、楚兩國在宋國調解下，達成弭兵盟約，處于夾縫中艱難生存的鄭國暫時得以喘息。周簡王十一年（公元前575年），因鄭再次叛晉，晉欒書認為“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出兵伐鄭，晉、楚兩軍發生鄢陵之戰（今鄢陵縣）。此戰晉國俘獲了楚王子公子茷，楚共王受傷。從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562年的十多年間，鄭國作為南北兩強爭奪的焦點，戰事不斷。

短暫中興

子產改革

姬泄心七年（公元前566年），鄭僖公被把持鄭國國政的“穆族諸卿”之子駟謀害，此時繼任國君鄭簡公尚幼，鄭國政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穆族諸卿把持。公元前543年至公元前522年期間，鄭穆公之孫、首卿子產（亦稱“公孫僑”）當國（兼任執政、司徒），先后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子產先是率軍平定了司氏、堵氏等四族作亂。周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冬，陳國會楚伐鄭，次年，子產與子展率軍伐陳，攻入陳國都城，陳哀公投降。

子產執政期間，實行改革，整頓田地疆界和溝洫，發展農業生產；后又創立按“丘”征賦制度，將“刑書”（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公布；子產不毀鄉校，以聽取“國人”意見，為政寬猛相濟。面對強國進攻，子產力圖改變鄭國“唯強是從”的外交策略，他據理力爭，譴責晉國政令無常；并申明利害，寫信給晉國士匄，勸其減輕鄭國對盟主的幣賦負擔；子產執政期間，從晉和楚，竭力擺脫兩面受敵的窘境，維護小而四面受敵的鄭國地位，暫時取得其他諸侯國的尊重，保持了鄭國的短期和平。

終至滅國

姬匄十六年（公元前504年），鄭國滅掉許國，又趁周王子朝叛亂之際，伐周的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邑。齊結盟于咸，征會于衛，欲擺脫晉國的制約。次年，鄭與衛又盟于曲濮，欲共同反叛晉國。但晉國還是強大，叛晉的行動終不能得逞。同時，鄭國因連受晉、楚兩國軍事和經濟上的壓迫，以致民窮財盡，盜賊蜂起，甚至殺執政，威劫國君。同時卿族專橫，互相嫉視，內亂迭起。鄭國內部卿族矛盾尖銳，穆族卿士聯合執政于春秋末年走向破裂，駟、罕二族突大，其他則已破落。罕氏子陽一度奪取鄭國君主位。《史記·鄭世家》載鄭繻公終把子陽殺死，重新奪回政權。子陽死后，鄭國又經歷了三年的分裂內戰，“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姬驕六年（公元前396年），子陽之黨聯合國人弒繻公，幽公之弟乙被立為國君。

鄭國進入戰國時期后，鄭國處境維艱、內憂外困。晉分三家的韓，從西南進攻鄭國，魏則從西北包抄鄭國。韓國時常進攻鄭國，韓武子伐鄭時殺掉鄭幽公。此后鄭繻公時期，鄭、韓多次交鋒，姬午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韓景侯伐鄭，攻下鄭國的杞縣（今河南省杞縣）、京地。次年，鄭國伐韓，在負黍（今登封市西南）打敗韓軍，奪得韓國的負黍，取得暫時性勝利。鄭繻公時期，楚國也多次攻打鄭國。《史記》載楚悼王三年，“歸榆關于鄭”，楚國俘虜鄭國軍隊，其中包括鄭國“四將軍”鄭皇子、子馬、子池、子封子，他們皆鄭國當權世族，引起鄭國統治階層的內亂。此時鄭國國勢日益衰弱，無力抵擋韓國的進攻。姬驕十七年（公元前385年），韓國攻伐鄭國，攻取陽城（今河南省登封市東南），姬喜元年（鄭康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75年），鄭國終被韓國所滅。

疆域

關于鄭最初封邑所在，歷史上大多數學者認為是秦漢時的鄭縣，即今陜西省渭南市華州區，如《史記·鄭世家》載“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一年‘初縣杜、鄭’是也”；《漢書地理志》載京兆尹屬鄭縣，“姬靜弟鄭桓公邑”；宋代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載“鄭故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鄭桓公友之邑”。近現代歷史學家唐蘭認為，西鄭本在鳳翔府到扶風縣一帶，鄭桓公始封之鄭，是在涇西的棫林，后來遷到京兆鄭縣；學者尚志儒就鄭、棫林之地進行了考證，認為鄭國初封地位于周畿腹地的西部棫林，其地望當以今鳳翔區為主，包括陽、麟游縣的一部分；學者盧連成據秦都大鄭宮的考古發現，認為鄭最初在風翔地區，臨近渭河流域的西端，岐邑之西；學者李仲操亦認為鄭之地望在今鳳翔縣。

學者竇思忠、張維華認為西鄭原在涇河之西，后世學者不知京兆鄭縣并非鄭桓公始封之地，而誤以鄭縣（今陜西省渭南市華州區）當作棫林。學者吳愛琴認為鄭最初在風翔地區（今鳳翔縣一帶），臨近渭河流域的西端，岐邑之西。鄭桓公始封之鄭位于涇西棫林（涇水以西，今陜西鳳翔雍水北），原是西周周穆王至厲王時期的重要都邑，周王多次在此執事。鄭桓公建國后曾遷于“拾”，為今陜西省渭南市華州區拾城。鄭國舉遷新鄭后，經過前幾代國君經營擴張，疆域逐步擴大，鄭莊公時期，鄭國疆域擴張至頂峰。

位置

鄭國在今河南省中部一帶，地處中原腹地，氣候溫暖，交通便利。其四周諸侯國密布。西鄰周代，其他幾面則鄰宋、魯、衛、曹、陳、蔡、許等諸侯國。大約包括今鄭州市市區及周圍縣市，南到許昌市北部，西南至平頂山市一部分，對東遷后周王室的都城洛邑形成半包圍之勢，扼守諸侯國與周王室聯系的東西交通要沖，東方諸侯國如宋、齊、魯、蔡、陳、杞等，與京城的道路都要經過鄭地。

變遷

鄭武公時期，鄭國遷至中原腹地，定都新鄭地，版圖為“前華后河，右洛左濟，主、而食溱、”，期間滅虢、鄶等十邑，大致為：虢，在今河南滎陽；鄶，在今河南密縣附近；鄔，即河南偃師；補，在今河南汜水縣；歷，即櫟，今河南禹州，為鄭國大邑，鄭厲公曾居櫟，鄭國曾納周王于櫟；莘，位于今鄭州市管城區一帶，弊、舟、依幾地當在鄭州、洛陽市一帶；華陽，故城在新鄭市區北郭鎮華一帶。

鄭武公時期疆域為北起鄭州，西北至虎牢，西到偃師區南部，西南達禹州，南至郾城區，北與宋國相鄰，居于今河南省中部地區。鄭莊公時期，國勢昌盛，積極對外擴張，其疆域大致為：東至滑（今河南省睢縣），東南至扶溝縣、鄢（今鄢陵縣、扶溝一帶），西北達今沁陽市、濟源市；南至潁（今臨潁縣）；西南至魯山縣（今禹州市），西至潁河上游（今鞏義市），北至虎牢接黃河，整體在今河南省中心地區。

政治

官制

鄭國起于西周晚期桓公友受封的鄭地，屬王畿采邑性質。桓公作為王室近親，任周王朝卿士，在鄭地則為采邑主，或稱“內諸侯”。鄭地采邑內官制和其他采邑一樣，有自己的一套官職，如設“宰”來總管事務，設司徒、司馬、大夫等職管理各項具體工作。鄭地處于王畿，較其他諸侯國內采邑不同，其與周王室保持密切的一致性。鄭東遷中原后，成為諸侯國性質的國家，設立了較為完善的行政機構保持國家的運行，但仍是周王朝分封的諸侯國，鄭武公及鄭莊公都任王朝卿士，鄭國行政機構與周王室還是臣屬關系。

國君，是鄭國的最高首領，具有最尊貴的地位。國君制定的行為規則即是最高法律，全國人民都要遵守。國君對官吏有隨意任免權，對人民有生殺予奪權。國君處于行政官僚機構的最高端。國君之下，鄭國實行卿貴族專制。鄭國前三位國君桓公、武公、莊公都任周王朝卿士，為周天子所命之卿。鄭國國內之卿為鄭國國君所命，七穆集團形成后，卿位有世襲性質，不再由國君任命，形成世卿世官制。卿，“諸侯之上大夫曰卿”，分為上卿和下卿，據《左傳》載，鄭國共有六卿，配有六種官職：當國、為政、司馬、司空、司徒、少正。

上卿為最高長官，即當國，又稱為正卿、上卿，主持國政；聽政，也稱執政、為政，是位于當國下的第二重要位置的官職，相當于“宰”，具體事務有賞懲、制定政策法令、外交等；司馬，掌軍政和軍賦，包括兵役及組織訓練，軍法的執行及軍用物資的籌備供應等；司空，掌管土地，農田水利、工業技術等；司徒，主管田地耕作及征發徒役；司馬、司空、司徒為國之重卿，是聽政下的三個重要官職，稱為三公，掌握著國家政治經濟命脈，與當國、聽政都是掌握國之重權者，稱為大正。鄭國三公皆由穆氏宗族擔任。鄭國高級官職雖為七穆壟斷，但有時也實行選拔制。子產執政時，任用官吏“擇能而使之”，選舉有才能之人而任之政事。

田制

西周時期實行井田制，土地所有權屬于周王，天子分封諸侯，并賜予一定數量的土地和人民。鄭于中原立國后，與周代保持一致，實行井田制，向農民征收地租和勞役。春秋時期，由于金屬農具的使用，鄭人大量開墾荒蕪的土地，這樣于公田以外又增加了大量私田，并且貴族還不斷侵吞公田據為私有，使原來井田制下的田界和灌溉系統遭到破壞，國家收入日益減少，出現了“私門富于公室”的現象。子駟當國時，實行“為田洫”的改革，即在田地上造水溝以正公田、私田之疆界，收繳大貴族多占田地，后遭貴族抵觸而廢止。

子產執政后，對田地實行封洫制度。即耕田上作大小水渠，改變地塊疆界，實際上對土地所有權進行重新確定，維護井田制，對貴族階級盜竊公田、侵占官地進行打擊；同時對私田進行妥協處理，實行“廬井有伍”，不改變私田所有權，但把土地連同居民戶口按“伍“編制，加以管理，征收賦稅，實際上是承認了私田的合法性。而后，子產又實行”作丘賦”，按“丘”征收軍賦，不再按照井田數量來征收。鄭國井田制進一步瓦解，被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代替。

軍事

軍制

西周公國時期沒有“軍”字，“師”為軍事編制中的最大單位。周代有宗周六師和成周八師兩大軍隊；諸侯國擔負著“以藩屏周”的作用，自建立之日就擁有自己的軍隊，地方諸侯“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春秋時期，王權衰落，諸侯紛起，爭霸戰爭引起諸侯國的軍備競賽。各諸侯國都注重增加軍事力量，“軍”作為軍隊最高單位開始出現。周天子還是名義上的宗主，諸侯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紀念日體制上仍遵守西周以來的原則，數最上不能超過王師。按周制，只有天子和蔡元侯才可建軍，侯國只能建立衛兵，伯、子、男等級的國家只有地方武裝。鄭國為小國，最多為一軍建制，但因和王室關系特殊，春秋初年即擁有“三軍”建制，《左傳·隱公五年》載“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淺駕以三軍軍其前”，鄭國出動三軍打敗衛、燕聯軍。

鄭國軍隊編為左拒、中拒、右拒三軍，是較早建立地方軍隊的諸侯國家。春秋早期，鄭國公室力量強大，對軍隊擁有絕對掌握權。國君是最高軍事統帥，常親率大軍指揮作戰或委派公室成員率軍出征。春秋中期后，鄭國公室衰微，世卿專政形成，軍事領導權也被七穆掌握，當國和執政成為軍隊的主要統帥。春秋初年，鄭國軍隊兵士來源主要為國人，軍隊主干由國人中具有士身份以上的貴族子弟擔任。后隨著戰爭的頻繁和擴大，國與野分界的逐漸消失，子產推行“作丘賦”改革，按每丘出軍賦，丘中野人同國人一樣服兵役，野人成為主要兵源，兵數增加。

鄭國軍隊的作戰形式，主要是車兵及徒兵混合，有時也單用徒兵。《周禮》載周代軍事編制為“軍師旅卒兩伍”六級，鄭國軍隊編制和定制一致。編制中國中車集團兵結合組成的“乘”，為兩車協同作戰的主要核心編制單位。《司馬法》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中“士十人”為中堅力量，車上有御手、弓箭手、擊手各一人，車下武士七人；“徒二十人”指隨車徒兵十五人和雜役五人。《周禮·地官·司徒》載“五人為伍，五伍為輛”，即每輛車為二十五兵士，加雜役五人，構成每車三十人編制，春秋中期后，每乘擴充至七十五人；“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偏，為戰車編制單位；伍，為步兵編制單位，“先編后伍”即戰車在前，步兵居后，步兵夾于兩列戰車之間。

律法

鄭國東遷之前，史伯對鄭桓公分析鄭地形勢之后，就提出“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的建議，認為鄭國位于中原小國包圍的地區，要想治理好，就要修典刑才可稍微牢固。春秋以來，各國都修訂有典刑，只是這些法律條文并不公開，而是掌握于貴族階級內部，鄭國亦如此。鄭國于春秋早期典刑已初具規模，桓公與商人訂立的盟誓，即有法制的性質，然而貴族們往往利用隨意輕重的刑罰來壓迫商人，對鄭國來說很不利。鄭國中后期，身為小國在南北受敵、四面圍困的情況下，進行了法制改革，出現了中國最早的成文法及解釋法律條文的私人刑法。

子產時期，鄭國外臨強敵，內有大族專權，禮制損毀殆盡。鄭國為了國家利益，對外交往重禮，對內統治則重法，并且進行了法制上的重大改革——”鑄刑書”，即把刑法條文鑄于鼎上，打破以往刑法密不示眾的慣例，使士、民能明白法律條文。子產所鑄刑書，是中國的第一部成文法，有別于夏、商、西周時期所作《禹刑》《湯刑》《九刑》，即“三辟”，對其他諸侯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繼子產鑄刑書后，各國紛紛仿效，相繼進行公開律令的改革，如東晉“鑄刑鼎”。

子產鑄刑書在民眾與貴族相爭時，還是維護鄭國大貴族的利益，遭到鄭國大夫鄧析的質疑。鄧析以“懸書”形式來對抗官府，即仿春秋以來的“布法象魏”，將文書懸掛在城闕、門樓之上或張貼于鬧市之中，公示于眾。鄧析編《竹刑》，以表示對子產刑書的不滿。《竹刑》主要是教人理解法律，因子產所鑄刑書開成文法的先河，有許多不完善之處，鄧析則利用這些漏洞，與官府作對。《竹刑》中的許多法則與子產刑書相違背，主張不應完全效法先王或遵從禮義，“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應有所變通，依法行事，提出“事斷于法”，即以法為判斷人們言行是非的標準。鄧析利用熟知的法律知識為民獄論辯護，為中原地區較早的辯護律師。

外交

前期

在中原立國并崛起的鄭國，經歷了從強盛到衰落的變化，身處大國包圍之地，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采取了不同的對外政策。鄭國強盛時期為鄭武公、鄭莊公時期。鄭武公先后滅鄶、滅虢、滅胡，使鄭國在中原立足，并向外擴張，為鄭國強盛創造了條件。鄭莊公繼位后，平定國內段叔之亂，繼任王朝卿士。面對周代衰微、諸侯叛離的情況，鄭國制定出扶挾周室、外討不庭的外交政策；同時對中原諸侯列國，采取遠交近攻、結強制弱的方針，兩方面都取得成效，實現了鄭國利益的最大化。鄭國屢以王命討不庭之行為，使鄭國勢力大增。周鄭交惡時期，鄭國在對周王室軍事勝利的前提下，保持了外交主動權。事后，鄭國積極主動地和好周王室，修繕間隙，彌合矛盾。

春秋初期的中原諸侯國，實力較強的有齊國、魯國、宋國、衛國等。鄭莊公聯合齊、魯，進攻宋、衛、陳、蔡。鄭國首先與齊國結盟，魯與宋本為盟國，鄭國利用宋、魯之間的矛盾，派使者去魯國示好。之后，鄭、魯結為盟國，瓦解宋魯聯盟。此時，鄭國主要敵國是宋國，宋國聯合衛、陳、蔡對抗鄭國。鄭國為孤立宋國，首先通過一系列手段和措施，與陳國聯姻和盟。對于蔡國，鄭國也利用其與宋、衛的矛盾進行拉攏，最后瓦解宋與他國聯盟，取得對宋國長期戰爭的上風。

后期

鄭莊公死后，鄭國陷入諸子爭位的內亂中，大諸侯國齊、楚、晉等相繼崛起，實力大增。內亂后的鄭國實力大大下降，鄭國地處諸國中間的交通樞紐位置，成為列國爭霸的降服對象。鄭國為了求得生存，遂實行唯強是從的對外策略，隨形勢變化時常改變與強者的關系，實行與強者結盟的搖擺之術，先后依附齊、楚、晉等強國。子產執政時期，外交上堅持據理力爭，改以往的被動應付為積極主動，以理服人，盡可能地爭取本國利益。春秋晚期，晉楚勢力衰弱，在無強國壓制情況下，鄭國對外策略較多地表現為武力征伐，放棄子產時期以禮外交的方針，聯合齊、魯、衛等國以尋求新霸主，舍棄與晉或楚的同盟，主要以戰爭為主，而少聘、享、會、盟等外交活動，使鄭國實力大減。晉國國內六卿爭權時，鄭國以武力支持范氏、中行氏，被晉綏軍所敗，鄭國對外好戰使國力再次受損。

經濟

農業

鄭國位于黃河流域，大部分領土為豫西山地向東部平原的過渡地帶，形成國土西部為高地、東部為平原、河流縱橫的地勢。鄭人入住后，開荒種地，加上適宜的氣候溫度，農業很快發展起來，糧食有黍、稷、菽、麥、稻等。鄭國農產品豐富，盛產桑、麻等經濟作物。春蠶業和絲織業是鄭國重要的手工業，高檔的絲織品還可作為商品。鄭國多種植桑樹，大量種植苧麻，產有扶蘇（小木）、荷花、松樹、勺藥、杞樹、黃檀、栗樹等。農業是鄭國的支柱產業，鄭故城手工業作坊遺址中常有農具出土，有青銅、骨質及石質等；鄭國制骨手工業作坊遺址大量骨制工具及半成品，有石斧、碩石、銅刀、蚌鐮等生產工具；祭祀遺址東南部有青銅農具、范出土，顯示當時青銅農具的使用應有一定規模。

鄭國注重水利灌溉，水利灌溉技術較別國發達，子產執政后，實行“田有封洫”，整頓田疆，開挖溝渠，取得顯著成效。鄭國飼養業發達，六畜齊全。《周官》載豫州之地宜六擾，即馬、牛、羊、豕、犬、雞六種家畜。鄭國的馬數量較多，見于文獻記載，如《詩經·鄭風·將仲子》“叔適野，巷無服馬。”鄭國飼養的家畜還有牛、羊、豬、狗、雞等。牛、羊、豬常用于祭祀，這些動物的骨頭還出現于制骨作坊遺址中。雞也是鄭國普遍飼養的家畜，《詩經·鄭風·風雨》載“雞鳴”“雞鳴膠膠”“雞鳴不已”，表明鄭國養雞的普遍性。

手工業

鑄銅業

春秋早期，手工業延續西周公國模式，鄭國的官營手工業在春秋時期處于先進地位，鄭故城東城中有多處手工業作坊遺址。根據后世考古發現，鄭國手工業門類齊全、工藝先進，手工業產品是鄭國對外的主要商品。鄭國對手工業的管理也較完備，設有專職管理官員。鑄銅業是鄭國手工業的支柱，鄭城有多處鑄銅作坊，鑄銅業設施完備先進，已使用煉爐、鼓風管、骨制工具、陶范等鑄銅器具；從出土青銅器看，已采用分鑄法、失臘法等先進工藝，在新鄭市開始采用層疊鑄造工藝來鑄造農具，同時也創造出翻沙工藝制造泥范，鄭國出土的青銅器有禮器、樂器、兵器、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等，品種多樣，數量豐富，表明鄭國鑄銅業在諸侯國中處于領先地位。

制陶業

春秋時期，陶器仍是生活中的主要器具，諸侯國都重視制陶業，鄭國設有專職進行管理，即陶正，主掌陶器之官。通過鄭國制陶遺址、墓葬發掘所出土陶器來看，鄭國陶器種類繁多，制作精美，質地優良。生產工具類有紡輪、拍子、杵頭及鋤、刀、鏟、鐮、镢、錢等；建筑材料類有磚、井圈、板瓦、管道；生活用具類有鬲、盆、璽、豆、顫、盂、盤、缽、碗、壺等；禮器類有鼎、壺、豆、盤、等。陶器以灰陶為主，裝飾紋飾多為拍印花紋和壓印暗紋，繩紋常見。有的陶器上印和刻寫陶主姓名，如“呂穆”“君晉”“馬句”“呂倫”等，表明當時已有一批匠人專事制陶業。

制骨業

鄭國制骨業作坊位于鄭故城，面積7000多平方米，開始使用時間為春秋中期，至戰國時仍繼續使用。鄭國墓葬中經常有骨器出土，春秋時期地層中出土骨器有骨簪、骨環、骨錐等，還有一些骨器半成品及骨料，出土有石斧、碩石、銅刀、蚌鐮等生產工具。新鄭市出土的骨器種類有生產工具、生活工具、裝飾品等。其中生產工具數量較多，顯示鄭國勞動生產中延續使用傳統工具，骨器仍廣泛應用。

織染業

春秋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統治者對紡織品的需求量增大，紡織品成為重要商品，紡織業成為國家重要的經濟支柱，是富國強兵的基礎，各國統治者都重視紡織業的發展。黃河流域是紡織業的中心。鄭國氣候適宜，利于桑、麻生長，為紡織業發展提供了條件。鄭國紡織業發達，是中原地區重要的紡織大國。鄭國的錦織造得較好，故有奴隸主以錦為衣、以錦為裳的奢侈行為。《左傳·襄公八年》載“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帛，為絲織品總稱，鄭國絲織業發達，以帛為珍貴禮品。《晉語》載晉國攻打鄭國，軍于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納女工向晉求和，“女工妾”為“有巧伎者也”，也被認為是紡織的女奴。鄭國的染業也很發達，《詩經·鄭風》多次提及染料及衣著顏色，當時鄭國普遍使用藍草、茜草等植物為染料，衣服顏色已是絢麗多彩。

商業

春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農業和手工業日益發達，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促使商品生產、交換的繁榮，商業逐漸發展起來。春秋中后期，金屬貨幣在商品交換中正式流通，各國集市貿易繁榮，已經形成了大的商業都市。城市設有專門的商業市集，專業的自由商人大量涌現。“商人”原專指商朝舊族，后來成為專事商業貿易人員的專號。鄭國是工商業發達的國家，鄭桓公和商人曾訂有盟約，商人不背叛公家，公家也不干涉商人的經營，商業已提至與農業、手工業同等重要的地位。

鄭國政府與商人間都履盟誓，互相支持。首先，商人要以不背叛國家為前提，商人手中的商品要先用來滿足國家需要，在得到國家許可后，才能把商品出售給他人。另外，商人可以建立相當于工會的組織，保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鄭國對商人實行“不強買”“不乞求”“不掠奪”的商業政策，對商人經營商品不過問。商人得到國家政治上保障的同時，鄭國的商業經濟也走向了繁榮。子產執政時，實行“市不豫賈”，不干涉商品買賣市場。

鄭國國土狹小，資源有限，傳統的農業很難創造更多財富，因此其借助有利的位置條件，大力發展商業，交流四方物資，依靠過境商品的稅收、市場所繳的市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鄭國政府對商業給予優惠政策，提倡發揚鄭國經商傳統，使鄭商與國家相得益彰。鄭國商業發達，國內有眾多的交易場所，稱為“市”。鄭國是東周列國商品交易的重要基地，首都即是商業都市，市場規模大，設有專員進行管理。除都城中設有市外，其他邑中也有市。鄭國的市場設置普遍，并且規定有營業時間；鄭國商品除有與日用品外，還有裝飾品，如玉器等。春秋時期雖然戰爭頻繁，但商人往來自由，不但鄭商去外地經營，外國商人也來鄭國經商。

春秋時期，商業的興旺擴大了對貨幣的需求，金屬貨幣產生后，在貿易中的優勢明顯，逐步取代其他實物貨幣以及貝幣，成為統領商業貿易的獨一貨幣。各諸侯國鑄幣各不相同，黃河中下游晉、洛中原區域為布幣區，齊國濱海區域為刀幣區，楚國區域為蟻鼻幣區，鄭國屬于布幣區。鄭國故城中行祭祀遺址東南的坑井中發現有鑄錢遺物，從出土錢范來看，鄭國錢幣形制為大型空首平肩弧足，屬周王區域體系。

文化

鄭國發達的商業，增強了國力，也利于思想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其地理和生存環境，對鄭國人的思想、文學、藝術、音樂等都有較大影響，使鄭國思想文化兼具有特點。

思想

重視周禮

鄭國是重視禮的國家，鄭國開國君主鄭桓公、鄭武公都為周代卿士，擔任司徒之職。司徒不僅掌內政軍政，還掌教化。司徒所教化民眾內容涵蓋整個社會生活，意在使民眾懂禮識節，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是維護統治的重要手段。鄭桓公維護周王室尊嚴地位，帶兵征討叛亂周王之淮夷、西戎，以身殉國。鄭武公護周王東遷，也被任為卿士，雖然借司徒之名為謀己利而攻伐他國，但總體上是尊崇周王、維護禮制的。在周、鄭交惡中，鄭國的作為雖然多與周禮相沖突，但仍有遵禮之舉。如鄭莊公與周王繻葛交戰后，周王受傷而莊公不去追趕，晚上又派人前去慰問，保留周王尊嚴。鄭國伐許國后，遵守禮制“滅國不絕祀”的原則，不毀其社稷，因而“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鄭莊公為知禮之人。

鄭國衰弱時更講求禮制，姬泄心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晉人征朝于鄭，子產慷慨陳詞，數次提到“禮”，認為晉人違禮征朝于鄭，是“政令無常”的表現。子產在與大國交涉時，常常以德為依據，指出大國做法不符合德之處，為鄭國贏得利益。如周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晉國士匄執政，對弱國強征重幣，子產去信勸告“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認為德是國家的基礎和根本，只有用德治理，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奉勸范宣子務德、明德，不要一味聚財。《左傳》作者借君子之言評“子產于是乎知禮。禮，尤毀人以自成也。”

文學

詩歌《鄭風》

春秋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大變革時期。鄭國獨特的政治氛圍、地理位置、經濟形態使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學面貌。鄭國文學包括詩歌、辭令及行人問答等，詩歌主要以《詩經》中的《鄭風》為代表。《詩經》是周代禮樂教化的產物，約于公元前六世紀編定成書，分為風、雅、頌三部分，經過樂師潤色、配弦，用于祭祀、宴享、朝聘等場合，主要功能是典禮、諷諫和娛樂，目的是歌頌盛德、警戒得失、教化人民。其中《鄭風》共有二十一首，在十五國風中為最多，其中五首為頌贊、諷諫詩，男女愛情詩十六首。

《鄭風·緇衣》為贊頌武公所作。鄭國建立初年，二位開國之君作為王室司徒，掌于禮制，教化人民，所以人們盛贊其德；《鄭風·叔于田》為諷刺莊公之作，＂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鄭風·清人》為諷刺鄭國高克只會練兵養馬而不能實戰的詩。《鄭風》表達男女情愛的詩歌有《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兮》《狡童》《裳》《豐》《東門之墠》《風雨》等，形式有女性情詩，男性情詩，男女互答情詩，主要反映的內容有家庭、擇偶標準、約會。

賦詩辭令

春秋時期，《詩經》廣泛運用于諸侯卿大夫朝聘、宴享等場合，作為各種外交、規勸、贊美的辭令，稱為“賦詩言志”。是否熟諳《詩》及靈活運用，是衡量外交公卿才能的標準之一，賦《詩》成為一種外交手段，《左傳》中記載賦詩共有六十九次，其中鄭人賦詩有五次。鄭人參與的五次賦詩活動中，賦詩共十八首，其中賦《鄭風》最多，達八首九次，另賦《小雅》四次，《召南》二次，《唐風》一次，所賦《鄭風》有《緇衣》《將仲子兮》《野有蔓草》《羔裘》等，反映鄭人賦詩具有地域色彩。

春秋時期鄭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處千大國之間，成為列強稱霸爭奪的焦點，常被無端征伐。外交辭令成為保護國家利益、捍衛國家尊嚴的重要手段。《左傳》中記載了鄭國公卿大夫在重大的外交、宴飲場合所作辭令，頗具巧辯及感染力，較典型的為“燭之武退秦師”。《左傳·僖公三十年》載，秦、晉借口鄭國對晉文公無禮并且親近楚國，討伐鄭國。鄭文公派能言善辯的燭之武出使秦國交涉，最終燭之武說服秦伯與鄭訂立軍事同盟，并派將領為鄭國守城。《左傳》中記敘鄭人辭令有五十八處，皆為飾言巧辯、情理兼備、據禮、據德、據義之言，在外交中起到了較好的效果。

文學名人

春秋中后期，鄭國形成了穆族專權政治，穆氏子孫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出現了一批以子產、子太叔、子展、子羽、公子歸生等為代表的穆族子孫，除政治外交才能，也頗有文學素養。其中，政治與文學兼備的代表人物是子產，其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政治外交活動中，《左傳》中多有記載，如對晉征朝、勸宣輕幣、戎服獻捷、舍不為壇、壞晉館垣、論尹何為邑、不毀鄉校、令公子圍館外、平丘爭承、拒宣子環等，都有出眾的辭令創制。外交場合下的賦詩，《左傳》記載有《隰桑》《羔裘》。

鄭國文學成就除政治名人外，其他代表人物是列子。列子，名寇，又名御寇、圓寇、國寇等，春秋末年戰國初年鄭國蒲田（今中牟縣）人。列子的思想主要匯集于《列子》，又名《沖虛經》，是列子及其弟子及后世學者的著作匯編。列子是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史載他曾師于關尹子、壺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四位皆為道學家。列子善于用淺顯的故事喻義玄虛的道理，《列子》一書中有寓言故事、哲理散文、神話故事、歷史故事等一百三十四篇，如《兩小兒辯日》《愚公移山》《杞人憂天》《夸父追日》等流傳較廣。

音樂

東周以來，王室衰微，禮崩樂壞。禮、樂是維護周政權的重要工具，禮是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樂是傳播禮的重要手段。春秋時期社會變革，音樂領域發生的變化即是新興音樂即“新聲”，鄭國音樂成為新興音樂的代表。新鄭之地是夏商文化的中心區域，在鄭東遷之前，此地已有先民生活，形成了悠久的文化傳統，音樂也保留有夏商音樂格調。鄭武公遷國于新鄭之后興起的音樂稱為“鄭聲”，鄭聲還包括衛、鄴、等地的音樂，即“鄭衛之音”，也稱為鄭音。編入《詩經》中的《鄭風》，是鄭地原生民歌經過樂官或編者的文字雅譯，消除方言歧異后的民歌，具有詩樂性質。

鄭聲形成了完整的七聲音階，因而節奏快，變化多，多以絲弦樂為主，突破了正常中和之音的標準。鄭聲的另一個特點是哀怨、纏綿、憂傷。鄭地自古以來就有聲淫之傳統，春秋以來，隨著禮制的破壞，鄭聲呈現出漫延擴展之勢。鄭聲的流行及傳播，對社會風氣影響較廣，使西周以來占據統治地位的禮樂制度之根基受到動搖，當時諸侯國都存在有聲之淫的情況，對此孔子發出“惡鄭聲之亂雅樂”的言論；《呂氏春秋·本生》載“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鄭性之斧”；《荀子·樂論》“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斥鄭衛之音為淫樂。

鄭國是音樂水平較高的國家，常把樂師、樂工及樂器作為禮物贈送他國，《國語·晉語》載“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及寶”，其樂器多為演奏雅樂。鄭國是諸侯列國中出土青銅編鐘最多的國家，其出土編鐘在舊制基礎上，增加了編鐘套件數，增加到24件套為一組；編鐘已具備高、中、低三音部，上面二層懸掛的鈕鐘為中高音區，為演奏主旋律用；下層懸掛的縛鐘為低音區，是掌握節奏配合聲用；鄭國編鐘音列結構規范，一鐘雙音，擴大了舊有音域。

世系

鄭國于姬靜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受封于鄭，至姬喜元年（公元前375年）為韓國所滅，共歷二十四位國君，凡四百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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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號

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