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是漢字的一種書體，主要指鑄造于殷商至周代青銅器上的銘文，又稱吉金文字、鐘鼎款識、青銅器銘文、鐘鼎彝器銘文（簡稱鐘鼎文）。古人稱銅為金，因此，后人把先秦鑄刻在各種青銅器上的文字叫作“金文”。金文早在漢代就已不斷出土，被學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殷商、西周、春秋、戰國文字的主要資料，也是研究先秦歷史的最珍貴的資料。
金文可略分為四種，即商朝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東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漢金文（前221年～前219年）。青銅器上鑄文字是從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紀一前15世紀中葉)開始的，最初為族徽文字，后期內容多是記述重要的戰事、王室的祭祀活動等。西周時期，周天子主持代表王權的最高祭祀，諸侯、卿、大夫次之。周代用禮器敬事鬼神，青銅禮器的普遍使用促使金文迅速走向成熟。開始出現長篇銘文，記述的主要內容是廷禮冊命，其次是有關戰爭、土地獄訟等方面的事情。春秋時期，銘文內容主要為諸侯、大夫的社會活動、聯誼婚姻與典章制度、夸耀祖先等內容。戰國時期，銘文內容只簡說明單鑄器的事由與器主。戰國中期，隨著集權政治的發展，政府對與兵器、度量衡相關的手工業加強了控制，銘文中出現了“物勒工名”。戰國后期，文字應用日漸廣泛，要求帶字的東西要便于攜帶，簡冊和帛書逐漸盛行起來，金文的地位日漸衰弱。
據容庚《金文編》記載，金文的字數共計3722個，其中可以識別的字有2420個。金文包括了小篆以前的大部分篆書形體。它既是研究上古社會的寶貴文史資料，又是研究古代書法的重要實物資料。
歷史沿革
商代
盤庚遷殷以前的銅器一般都沒有銘文，盤庚遷殷以后的銅器也只有少量的有銘文。最初的銘文也是一器一字，多為族徽文字。這些族徽文字來源于圖騰崇拜，具有濃厚的圖畫意味。
商朝中期，銘文從兩個字增加到三四個字。這個時期的銘文主要是用來記載青銅器的主人或作器的目的，如婦好方鼎和后母戊鼎上的銘文。
殷商晚期，銘文的字數漸多。銘文的內容大多是記述重要的戰事、王室的祭祀活動，以及王室與貴族的關系，如戍嗣子鼎，器內有銘文3行共30字。
周代
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的貴族，大多因為輔助周文王、武王伐商獲得了重要職務，處于顯赫的地位。他們為了顯示自己的地位，于是就把自己的功勞或祖父輩對王室的貢獻以及周王的賜命，鑄刻在青銅禮器上，長篇的銘文開始出現，姬發時期的《天亡銘文》就是其中之一，上面記述的是武王滅亡了商朝，西歸之后，舉行大封典禮，謚文王和雅威的事。到了姬釗、姬瑕時期，長篇銘文就逐漸變多，記錄的仍是有關戰爭、政治、封賜等事情。
西周中期
西周中期，長篇銘文更為普遍，如姬繄扈時期的《永盂銘文》《墻盤銘文》，姬囏時期的《師虎簋銘文》，周孝王時期的《大克鼎銘文》等，這時期的銘文，內容也比以前的廣泛了，有些銘文還記載了西周中期有關土地轉讓和買賣的情況。
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的銘文，篇幅進一步增長。記述的主要是廷禮冊命，其次是有關戰爭、土地獄訟等方面的事情，如厲王時期的散氏盤，姬靜時期的毛公鼎、季子白盤等。
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早期，金文中原來常見的有關廷禮、冊命、訓誥[gào]的銘文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反映諸侯、大夫的社會活動、聯誼婚姻與典章制度、夸耀祖先之類的銘文。此時金文被廣泛使用，堪稱全盛時期。
戰國早期，銘文中頌揚先祖祝愿家族團結昌盛之類的套語減少了，一般只簡單地說明鑄器的事由與器主；戰國中期，隨著集權政治的發展，政府對與兵器、度量衡相關的手工業加強了控制，銘文中出現了“物勒工名”。戰國后期，文字應用日漸廣泛，要求帶字的東西要便于攜帶，簡冊和帛書逐漸盛行。秦始皇統一六國后，頒布“書同文”詔令，在各地立碑時均使用小篆。此前常見于鐘鼎的金文不再作為主要銘刻文字，僅在特定場景（如“長信宮燈”銘文）中使用，其地位日漸衰弱。
金文制作
殷周金文被鑄在青銅器的內側，金文制作的手法主要是澆鑄，少數刻劃。澆鑄金文，一般先把要鑄的文字書寫在陶土制成的坯胎上，刻出文字、制成范模，然后把燒熔的銅液倒入范中。澆鑄的金文，雖然經過刻范和澆鑄的工藝過程，與原來書寫在泥坯上的文字有所損益，但卻仍能保留當時書寫時的筆意。
藝術特點
形式
殷、周青銅器銘文統稱金文。青銅器起源干商代早期，盛行于西周公國。人們在進行祭奠、錫命、田獵、征伐、簽契約等活動并鑄造相應使用的器皿時，在這些器皿上鑄造文字，以記錄當時的人事情景和造器原因等。這些銘文大多文簡字少。屬于大篆系統，包括了小篆以前的大部分篆書形體。
字體
商朝的金文最初亦是從象形字蛻變而來，故其帶有強烈的象形性質，近乎圖畫，同甲骨文形體接近。周代的青銅器，一開始便有長篇銘文出現，其風格豐富多樣，有的凝重，有的恣放，有的質樸隨意，有的雄奇嚴整，其初期和末期差別較大。如周初的銘文筆畫中間粗重，兩頭較尖，間或有明顯的捺刀形；而至昭穆之后（西周后期），書風漸變，筆畫由粗細相參而趨于均勻劃一；收筆與起筆亦由方圓不一，而變成圓筆；行款演成方格之形式，書風極為嚴謹端正。春秋中期以后，筆畫變細而字體加長；到戰國以后，銘文有鑄有刻，筆畫纖細淺小。
代表作品
《天亡簋銘文》
器內底鑄銘文8行78字，記錄了姬發姬發在伐紂滅商后舉行祭祀大典，祭奠多虧祖先和父親周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紂成功，確立周代的統治地位。《天亡簋》是西周早期銘文，此時文字尚未成熟，銘文大小不一，筆劃似斷又連，欲放還收，線條無固定運行軌跡。
《西周伯矩鬲》
蓋內及頸部內壁鑄有相同的銘文共15字：在戊辰，匽侯易（賜）伯矩貝，用乍（作）父戊尊彝。銘文大意為：在戊辰時，燕侯賜貴族伯矩一筆錢，伯矩用這筆錢鑄造了這件銅器，以此表示對其父的紀念。
《西周逨盤》
盤是一個銅盤，原是盛水器，盤內底鑄銘文21行，約360字，記載了單氏家族8代人輔佐西周公國12位王（周文王至姬靜）征戰、理政、管治林澤的歷史。
后世影響
書法
金文不僅是中國書法藝術的源頭，而且是中國書法產生和發展的基石。在書法藝術中，金文書法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金文書法作為一種附鑄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形式，其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進行書法藝術創作的產物。在青銅器上鑄銘文，其始于商代，盛行于兩周。中國進入理性文明階段始于西周，其主要以禮樂文化為標志，禮樂制度也更為嚴格。青銅器不僅是各種禮儀活動的重要器具，而且是使用者身份等級和地位的象征。因此，通過青銅器上的銘文可以了解到當時的社會文化現狀等。金文書法主要是指從書法藝術的視角對鑄在青銅器上的銘文進行審視的形式，其是漢字的早期形態。西周公國金文書法中記錄了當時貴族祀典、征伐、田獵以及契約活動等等，從某種角度來說，西周金文書法是直接反映當時社會主流文化的重要視覺材料。
文字
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啟篆文，學術界公認它為漢字發展鏈條中承上啟下的重要一環。金文比甲骨文字跡大，筆畫粗，圓筆多，方形極少。
相關著作
對于金文的研究，歷代學者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如宋代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的《宣和博古圖》、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嘯堂集古錄》、王厚之《鐘鼎款識》、楊南仲《皇三館古器圖》、劉原父《先秦古器圖》等。清代乾隆，欽定將皇家青銅器的收藏編輯成《西清古鑒》《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等四部青銅器著錄。若干學者也競相編，如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吳式《古錄金文》、吳大《齋集古錄》、劉心源《奇室吉金文述》、方益《綴遺齋鐘鼎彝器款識考識》等。
民國時期又有鄒安《周金文存》、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圖錄》、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善齋吉金錄》、于省吾《雙劍吉金圖錄》、容庚《武英殿彝器圖錄》等。
尤其是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收錄商周青銅器銘文4800余件，在當時是一部金文資料的集大成著作。1956年于省吾所編《商周金文錄遺》、1963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與《三代吉金文存》三書，大體包括了新中國成立前流傳于世的金文資料。
其后，徐中舒主編的《商周金文集錄》，收錄了新中國成立后出土和征集的金文資料。在《殷周金文集成》出版之前，臺灣省學者編著了兩部青銅器著錄：嚴一萍《金文總集》收7823器；丘德修《商周金文集成》收8974器。
金文著錄的經典力作《殷周金文集成》于1984年8月開始出版，到1994年12月（實為1995年4月）全部出齊，計十八巨冊（八開本精裝），共收銅器銘文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三件。
2012年吳鎮烽編著的金文著錄的集大成之作—《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出版，，全書共分35大冊，著錄的時間下限到2012年2月，共收錄傳世和新出土的商周有銘青銅器16704件，其中有700余件系首次著錄，共收錄銘文20449幅，是目前最完整的古文字詞典性工具書。
參考資料 >
漢字尋蹤(上).紅網.2025-04-14
古今漢字之?金文.今日頭條.2025-12-12
翰墨雅韻，亙古長青：195件禁止出境文物系列（11）書法篇.百家號.2023-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