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1197年-1274年），字會之，婺州金華人，謚號為文憲。金華朱學的代表人物，與何基、金履祥、許謙，并稱“金華四先生”。主要弟子有金履祥、王賁、周敬孫、楊、及弟子王相、族子王侃等。
王柏年輕時仰慕諸葛亮，自號長嘯，三十歲后認為長嘯并不是圣門持敬的理念，就改號魯齋。學習何基的哲學思想，以教授鄉學為主業，曾受聘主麗澤、上蔡縣等書院。王柏擅長詩畫，著作很多，有《詩疑》《書疑》等，大多數失傳，包括詩文集《甲寅稿》。明正統間六世孫王迪裒集為《王文憲公文集》二十卷，由義烏縣正劉同于正統八年（1443）刊行。
王柏承襲程（頤）朱（熹）理學的“理一分殊”論，重“分殊”甚于言“理一”，認為“統體一太極者”，即謂“理一”。作為北山學派傳人，王柏在哲學思想上也傳承了朱熹的思想，基本沿襲朱熹的理本論，與何基雜張載與朱熹的思想不同的是，王柏在本體論上融合了朱熹、周敦頤二人的觀點，他認為太極是理，是宇宙最高的本體。王柏推崇“四書”，稱之為“經天緯地之具，治世立教之書”，致力于闡釋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是朱子“四書學”的傳播推廣者，被列為理學正宗。
人物經歷
王柏（1197-1274）字會之，一字伯會，金華人，瀚子。王柏的祖父王師愈，是程頤大弟子楊時的及門弟子，曾官至崇政殿說書。王柏十五歲時，父親離世。王柏的父親王翰，授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年輕時仰慕諸葛亮，自號長嘯，三十歲后，王柏與友人汪開之（呂祖謙的弟子汪獨善之孫）一起讀四書，取《論孟精義》別以鉛、黃、朱、墨，求朱熹去取之意。當讀“居處恭，執事敬”處，認為“長嘯”之名“非圣門持敬之道”，將號更換為“魯齋”，由此轉向理學。他多次拜訪朱子門人王夫之楊與立、?堂劉炎、克齋陳文蔚，請教朱子道統之傳。至后得知何基從黃干得朱子的正傳，經楊與立的推薦而向何基學習。何基授以“立志居敬”為宗旨，作《魯齋箴》鼓勵王柏。之后幾十年，王柏汲汲于研討理學，對《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資治通鑒綱目》標注點校。除此以外，王柏還以教授鄉學為主業，曾受聘主麗澤、上蔡縣等書院。趙禥咸淳十年離世，享年七十八歲，謚號為文憲。金華朱學的代表人物，與何基、金履祥、許謙，并稱“金華四先生”。主要弟子有金履祥、王賁、周敬孫、楊玨、及弟子王相、族子王侃等。
主要作品
王柏擅長詩畫，著作很多，有《詩疑》《書疑》等，大多數失傳，包括詩文集《甲寅稿》。明正統間六世孫王迪裒集為《王文憲公文集》二十卷，由義烏縣正劉同于正統八年（1443）刊行。
思想主張
理學思想
王柏在了解家學淵源后，對程朱理學產生興趣，真正開始接觸理學則是與朱子門人楊與立交往期間。楊與立佩服何基學問，將王柏推薦給北山先生，端平二年（1235）王柏從學何基于盤溪，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與王柏一道受聘麗澤書院，相互學習并傳播理學思想。王柏在政治上注重實踐，關心國計民生，在科舉制度、理財制度等方面都有相應主張。他認為學者不能只讀書，“與圣賢相與周旋于簡冊”，而要關心社會利病，因此他與以梅竹清風自賞的何基不同，更加注重社會事功，將理學思想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王柏多次受聘于書院講學，宣傳政治主張。作為學者的王柏的最主要的功績并不在政治，而是在他對北山學派學脈的傳承，對朱熹學術的發展上。王柏延續北山學派推崇朱熹學術的傳統，維護程朱理學確立的道統論就是重要表現。程朱理學提出的道統觀念，為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王柏對此非常贊同，在《跋道統序》中說：“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于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后世也深矣。”他認為朱熹等樹立道統之名，是闡發圣人仁義設教的表現，是依據“天理”而存在的，道統不明則學術不行。王柏的道統觀念延續了程朱理學的觀點，道統觀的延續實際是為了樹立程朱理學的學術權威。
王柏承襲程（頤）朱（熹）理學的“理一分殊”論，重“分殊”甚于言“理一”，認為“統體一太極者”，即謂“理一”。如以《易》言，《大傳》曰“易有太極”，此為易之理一，及生兩儀、四象、八卦，又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各具有一太極；四十九策之中，每揲每變各具有一太極，即所謂易之分殊。又以人身而言，四肢百骸，疾痛癢，莫不相關，猶理一。然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維，不可以通用，謂分殊，并提出“理一易言也，分殊未易識也”。認為圣人于天下之理，無一物不知，故能于日用之間，應接事物，無一理不當。學者不盡心于格物致知，究其分殊，則不能識其理一，只有在“理一”前提下，通過“分殊”才能歸于“理一”。他還從“理一分殊”的觀點出發，主張不得無故毀壞草木蟲魚等生物，應“立法定制，品節禁戒”，“著書立言，開導勸止”，并把“分殊理一”的認識論用于學術上，主張“由傳以求經”，重視儒家經傳，但懷疑精神又使他不拘守經傳教條，不輕信盲從。認為圣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其因是漢代經學各主其傳，訓之義各是其說，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故有執其詞而害義者，有襲其說而誣其義者，使圣人之道反而晦蝕殘毀，不得大明于天下。所以必須恢復被漢儒所割裂破碎 的經學本來面目，故探討經學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能無所辯。
哲學思想
作為北山學派傳人，王柏在哲學思想上也傳承了朱熹的思想，基本沿襲朱熹的理本論，與何基雜糅張載與朱熹的思想不同的是，王柏在本體論上融合了朱熹、周敦頤二人的觀點，他認為太極是理，是宇宙最高的本體，他說：“維天巍巍，維地回族，人于其中，參為三才。雖曰三才，同一太極，渾合無間，是謂理一。”天地人“同一太極”或“理一”，太極即是理，是最高本體。而在解釋世間萬物各異的問題上王柏與何基一樣沿用了朱熹的“理一分殊”的觀點。王柏表示：“統體一太極者，即所謂理一也。事事物物上各有一太極者，即所謂分殊也。”所謂“理一”即天下只是一個理，這個理是超越一切存在的絕對本體。而所謂的“分殊之理”便解釋了萬事萬物為何不同，因為萬物中各具一理。王柏在理學思想上的創新集中體現在其“疑經”思想。王柏對先賢的觀點并不是盲從，而是勇于提出質疑，這一點他與其師何基并不相同，何基認為：“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后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對先儒典籍深信不疑。但是王柏并不這樣認為：“柏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師徒二人對此有過多次辯論，由此可見王柏善于獨立思考，對經典疑問頗多。王柏一生著作頗豐，其作《書疑》《詩疑》《中庸論》《大學沿革說》等文，對儒家經典進行辨疑討論。作為朱熹學脈的傳承者，在其懷疑的經典中也包含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王柏的疑經思想并非固守門戶之見，而是在合理的疑點下進行公允的推斷。雖然也有因審慎不足而造成的偏頗言論，總體對于北山學派理學思想的發展是有利的。王柏的疑經思想對其弟子金履祥影響頗深。
推崇四書
王柏推崇“四書”，稱之為“經天緯地之具，治世立教之書”，致力于闡釋朱熹的《四書集注》，是朱子“四書學”的傳播推廣者，被列為理學正宗。王柏著述繁富，計八百余卷，大多數失傳。詩文集《甲寅稿》亦已佚，明正統間六世孫王迪裒集為《王文憲公文集》二十卷。
疑經思想
王柏對傳統的儒家經典多有質疑，認為《詩》三百篇不是一個時代的作品，亦不盡出于周公所定，孔子所刪。周公時詩不滿百篇，孔子所刪之詩乃是周公以后龐雜之詩，經秦楚書之后，今之所謂三百篇，是否周公、孔子之舊，更值得懷疑。又以“正道”身份，把其中的愛情詩視為“淫”詩，主觀斷定這些情詩早被孔子刪去，是漢儒又把這些詩雜進《詩經》，不合圣人測經本旨，因此，要求“有力者請于朝而再放黜之”，以一洗千古之蕪穢，他以駁斥所謂“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之說，論證《尚書》可疑，而《今文尚書》同樣值得懷疑。因漢初伏生已年老，口不能言，使其女傳言以授晁錯，伏生其女為齊人，晁錯為潁州區人，語音各異，所以錯訛甚多，故應糾其謬。他以此作《書疑》九卷重訂錯簡，移易補綴。其書雖不嚴謹，紕繆甚多，然也頗具學術成就。指出姚方興所增二十八字中“劉備”二字不見于《六經》，是晉代老莊之言，揭露《偽古文尚書》之偽。在《堯典疑》中提出對上古史的懷疑。在《大疑》中，批判了宗教神學思想。他推崇《四書》，稱之為“經天緯地之具，治世立教之書”。然而對《四書》及朱熹的集注也有不少疑論，疑《大學》《中庸》出于《子思》二十三篇之內，疑《論語》出于古《孔子家語》，疑《孟子》是自著之書，他疑經的目的是為發展理學，王柏的“分殊理一”和疑經思想，進一步促進了理學 的發展。因推廣朱學有功，受到后世封建統治者的褒揚，列為理學正宗。著，作繁多，計八百余卷，但大部分散佚。現存有《魯齋集》《書疑》《詩疑》《研幾圖》等。
主張考選制
王柏希望統治者改弦更張，挽回頹勢。曾指斥科舉“一次于三日之虛文”，無以治理天下，主張恢復古時的考選制，指出國貧民病，是國吏治腐敗，“勢家巨室”不輸王賦。提出“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為本”。強調“理財無巧法，止得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卿大夫始”（《魯齋集》卷四《送曹淑序》）。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