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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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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章句集注》,又稱作《四書集注》,是南宋哲學家朱熹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所作的注釋,是朱熹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宋明理學的權威性著作。

《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為了繼承并發展傳統的儒家思想、復興儒學、重振儒家的綱常倫理,在北宋理學家程頤、程顥解經的基礎上,參照各家之說,集四十年之功輯合而成的。此書以求“四書”義理為最高原則,在此前提下把義理與訓考據相結合。在注釋四書時,朱熹將自己的理學思想滲透于其中,所以《四書章句集注》中的理學思想是成體系的,并且具有許多以往經歷史學上所不曾有的新的范疇、新的觀念和新的解釋方法。該書定本于慶元五年(1199年),包括《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序說》一卷、《孟子集注》十四卷、《序說》一卷,共二十八卷。后又有三十卷、十九卷、四十卷等版本。

《四書章句集注》被中國歷代王朝統治者和學者所推崇,成為南宋、元、明、清等多個朝代的官方及民間教材,也是元、明、清科舉考試的答卷標準。朱熹用四書中的哲理來構造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形成了義理解經的系統模式,極大地推動了儒家典籍精髓思想的傳播。《四書章句集注》上承經典、下啟群學。不僅是儒家學說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學體系的基礎,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巨大的影響。趙昀下詔盛贊《四書章句集注》“有補治道”。南宋官員黃潛認為,四書的“義”都在于朱熹的“注”中。朱子的言辭簡約,含意卻深遠。北京大學古文獻學家顧歆藝認為,《四書章句集注》是唐宋以來儒學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時代精神的體現。

書名釋義

“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學”是朱熹經學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朱熹以“集注”方式匯集北宋諸儒學說,并增加自己的注解,形成《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所謂“集注”,意即集眾人之注釋;所謂“章句”,則是根據文章中每句每段的內在含義加以銓[quán]釋完成解經的目的?!端臅戮浼ⅰ芳词菍ⅰ洞髮W》《中庸》《論語》《孟子》簡約為“四書”,再將為《大學》《中庸》所作“章句”,為《論語》《孟子》所作“集注”拼合成“章句集注”,并補入“即物窮理”等134字完善《大學》文本結構。宋代書目著錄中,并沒有《四書章句集注》這個名稱?!对贰ぴS謙傳》的行文中,出現了“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的說法,這是較早出現的《四書章句集注》之名。

作者簡介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晚年號晦翁、遁翁、滄州病叟、云谷老人,別號紫陽鎮,徽州婺源人(今江西省婺源)。南宋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儒學集大成者,學者尊稱朱子。因長期寄居福建省,朱熹的學術被稱為“閩學”,又因他于建陽建考亭精舍講學,所以也稱為“考亭之學”。

朱熹19歲中進士,22歲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后罷歸。31歲正式拜北宋理學家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逐漸發現了佛、道之說的破綻,于是專心儒學。隆慶元年(1163年),朱熹上書反對南宋與金朝議和,被趙昚召見,朝廷屢次委任朱熹以官職,朱熹皆辭不受。淳熙五年(1178年)開始,朱熹先后任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地區茶鹽公事、提點江西省刑獄、兵部郎官漳州市知州、湖南省安撫使、煥章閣待制、侍講等官職。趙擴慶元二年(1196年),因監察御史史繼祖彈劾其偽學欺人,朱熹被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追謚“文”。

朱熹繼承了二程的思想,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后人稱之為程朱理學。他一生著作頗豐,主要有《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資治通鑒綱目》《易學啟蒙》《朱子語類》等。從政與著述之余,朱熹親自執教,從事教育達50年。朱熹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子廟的學者,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成書

成書背景

宋朝建立后,為了維護穩固統治,采取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非?!皟灤氖俊?,文臣地位比較高。趙匡胤明令“不欲以言罪人”,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文化環境相對寬松,有助于文化思想的交流,促進了宋文化的繁榮。唐末、五代十國以來,儒家的倫理道德在社會動亂中被摧毀,倫常掃地,削弱了維系社會穩定的思想準則,嚴重動搖了社會統治的思想基礎。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宋代的思想家繼承了唐代思想家韓愈提倡道統、重整儒學的作法,主張復興儒學、統一道德、重整倫常,強調人道、人理之義理規范。不同于漢唐經學重章句訓詁的治經之法,宋代學者研治儒家經典,不再局限于文字聲韻、名物制度等表面文字的考證,而是深入到了經典內部,探討儒家經典內在的義理,將其體現的儒家倫理綱常發揚光大,為社會治理和穩定服務。這些做法得到了統治者的大力支持,開始提倡和表彰儒學及其倫理綱常,展開了尊孔讀經的活動。

趙匡胤“重文輕武”的基本政策雖然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和文化的繁榮,卻削弱了軍隊的戰斗力。在金的步步緊逼下,南宋政局動蕩,國家支離破碎。為了求得國力強盛,宋朝開始推行王安石變法,這使得以學校教育和書院教育為主的文教事業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成為朱熹經學產生和發展的重要背景。朱熹一邊教學授徒,一邊著書立說。把理學教育和經學教育有機結合,以理學和儒家經學為主,以四書學為授課、學習基礎?!端臅戮浼ⅰ肪褪窃谶@樣的時代背景下創作出來的。

思想淵源

唐中葉以來,出現了舍傳求經、疑經的新風氣,《孟子》《大學》《中庸》開始受到重視。宋代以來,疑經惑經思潮又有了新的發展,北宋理學家孫復、思想家石介、史學家歐陽修提倡道統,推崇孟子,孟子的地位進一步提高。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后,將《孟子》與《論語》并列,規定《孟子》為科舉考試的科目,再加上《大學》《中庸》從《禮記》中獨立出來,使得“四書學”得以確立。宋代的儒學復興運動引發了理學思潮的興起。在吸收了佛老之學之后,帶來了傳統經學上的革新,形成了新儒學——理學。程顥、程頤把四書作為儒家學說的基礎,逐步確立了四書以及四書義理之學的主導地位,對朱熹四書學的成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南宋初期,民族危機、社會動蕩等現實社會問題,激發了士大夫的社會使命意識和歷史憂患意識,促使他們思考和探索家國長治久安以及個人安身立命的問題,他們的關注點轉到主體道德塑造的內在功夫上,力求“明道求理”,以儒家傳統尋找萬事萬物的本體之根,澄明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本,澄清一切事物的本質規律。宋代“明道求理”的理學思潮主要體現為對“五經”“四書”“易傳”等傳統經典義理的內省上。講求儒家經義,探究儒家經義之理的義理之學,形成朱熹四書學的重要思想淵源。

成書過程

紹興十四年(1144年),15歲的朱熹見到南宋禪學巨匠大慧宗的弟子道謙禪師,泛濫佛老時期自此開始。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與北宋理學家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會面,“逃禪歸儒”自此開始。后來朱熹正式拜李侗為師,逐漸發現了佛、道之說的破綻,專心研究儒學。隆興二年(1164年),朱熹與南宋哲學家張面論湖湘“中和”之說,此后開始參究“中和”問題。與此同時,朱熹孜孜不倦研讀儒家經典,并開始編輯整理北宋、南宋初期的儒學關于四書的注疏。這不僅使他對經典的文本章句有了深刻理會,而且對其哲學義理有了徹底參悟,為他今后集理學思想之大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的理學思想,為朱熹的經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是朱熹“四書學”思想的重要來源。在二程的影響下,朱熹對四書更為重視。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編訂《論孟精義》,前《四書章句集注》經學體系由此形成。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著成《論語集注或問》《孟子集注或問》《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中庸輯略》,《四書章句集注》經學體系由此誕生。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將《章句》《集注》合刻于婺州,這是史上首次出現“四書”之名,也是《四書章句集注》最早的版本。其后,朱熹又先后做了多次修改,慶元五年(1199年),《四書章句集注》定本刻于建陽,這是朱熹最后的晚年定本。

內容

朱熹特別尊崇《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使之與《論語》并列。四者結合起來,代表了由孔子經過曾子、孔伋傳到孟子這樣一個儒家道統,而二程和朱熹則是道統的繼承、發揚者。朱熹為四書分別做了注釋,對《大學》還區分了經傳并重新編排了章節。此書以求四書義理為最高原則,在此前提下把義理與訓詁、考據相結合,從而發明圣人之道,系統地闡發理學思想。書中排列了四書的先后次第,作為入道之序,是一本以義理解經的代表作。

《四書章句集注》的章節目錄如下表:

以上參考資料:

版本

朱熹生前版本

現存主要版本

宋、元、明刻本

以上參考資料為:

清刻本

以上參考資料為:

主要思想

朱熹作為一位理學家,哲學思考的主旨是回應和化解時代所面臨的挑戰和沖突,其撰寫《四書章句集注》的主要目的在于繼承并發展傳統的儒家思想,復興儒學、重振儒家的綱常倫理,擔當起重建價值理想和精神家園的責任。在注釋四書時,朱熹將自己的理學思想滲透于對四書的注釋之中,所以《四書章句集注》不同于一般的古籍整理之作,它具有明顯的思想傾向性,其思想是成體系的,并且具有許多以往經歷史學上所不曾有的新的范疇、新的觀念和新的解釋方法。“理”是朱熹哲學邏輯結構的最高范疇。朱熹所闡述的“理”是形而上者,遠早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他認為“理”是事物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也是倫理道德層面的基本準則?!端臅鹿澕ⅰ返乃枷虢Y構可從世界觀范疇和倫理道德范疇兩個角度進行剖析。

世界觀范疇的“理”的思想

朱熹認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精神實體,世界萬物只能由“理”派生?!袄怼笔?a href="/hebeideji/7893440430145174678.html">宇宙之所以成為宇宙的總原則,具有“天”那樣至高無上的地位,逆理就要獲罪于天,人只能順理而行。孔子孟子在《論語》《孟子》中,只言“天”而未言“理”,沒有朱熹的“理”的概念。而朱熹在他對四書的注釋中,把哲學領域作為世界觀范疇的“天”與“理”緊緊聯系起來,這樣就把傳統的儒家思想用做注釋的方式進行了發展。

朱熹還認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氣”是朱熹理學體系中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疇,它具有情、狀、跡及凝聚、造作的特征,是鑄造萬物的質料?!袄怼笔菑男味系慕嵌日f的,“氣”是從形而下的角度說的,“理”是萬物之本,“氣”是萬物成形的具體質料。無“理”則無萬物產生,無“氣”同樣沒有萬物的產生?!袄怼币尸F自身,就只能通過“氣”的運動變化及其形成的具體事物。離開“氣”及其構成的具體事物,“理”就無從顯現。唯有“理氣”共同參與,共同起作用,二者渾淪一體才有萬物的生長發育。“理氣”關系中最為重要的是“理一分殊”,是“理”通過“氣”的具體展現。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朱熹用“理一分殊”的概念來闡述“一理”與“萬事”的關系?!耙焕怼奔础按蟮隆?,可分化出無窮的事物,即“萬殊”。從而將“理”從宇宙自然領域擴展到人類社會的政治、道德領域。“理”無所不包,無所不在。

倫理道德范疇的“理”的思想

朱熹認為,人性的善惡也是“理”與“氣”共同作用的結果。“理”在人身上形成“天命之性”,“氣”形成“氣質之性”。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朱熹將“理”與“三綱五?!苯Y合起來,“三綱”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封建社會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原則,“五?!敝浮叭省⒘x、禮、智、信”,是封建社會人與人關系的準則和個人修養的原則和方法,它們都是封建教化的重要內容。朱熹將“三綱五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是人人必須遵守的準則。對封建社會的禮樂政刑,不能有絲毫的偏離。一旦偏離,就會受到上天的懲罰。這樣一來,就很自然地將封建統治天物理化學、合法化。而物欲、人欲是以某種特殊的“氣”作為質料才存在的,被置于形而下的層面。朱熹認為,妨礙人們履行政治倫理規范的最大障礙是人們心中存有物欲、人欲。他明確指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存天理,滅人欲”是朱熹人生哲學的最高境界。他認為達到這個境界的關鍵在于“學以明倫”,學習的目的是明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所謂“人之大倫”。只有在完全弄明白君臣、父子、夫婦等基本的人倫關系,并將其鉻鑄于每個人的靈魂深處,身體力行,才能不逾規矩,修養成統治者所需要的人??梢?,《四書章句集注》之所以受到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在政治上產生重大的影響,根本原因在于它適合統治者塑造臣民的根本需要,為封建統治提供了系統的理論支持。

特色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是在解釋的基礎上進行了其哲學建構,在話語體系、哲學解釋框架、概念詮釋、文獻征引、語文解讀等方面非常具有特色:

評價

趙昀寶慶三年(1227年)下詔盛贊《四書章句集注》:“朕觀朱熹集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發揮圣賢蘊奧,有補治道。”他又在淳祐四年(1244年)再次下詔說,朱熹精思明辨,融會貫通,使《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要旨清楚透徹,孔子之道也因此廣為流傳。

南宋理學家何基認為,四書應當以《四書章句集注》為主,以《朱子語類》為輔助。《朱子語類》出自眾人之手,不無失真,應當以《四書章句集注》的精妙細微之處,來完善《朱子語類》的疏密之處,以《朱子語類》的詳細直白之處,來研究《四書章句集注》的曲折之處。他還認為,《四書章句集注》義理自足,熟讀即可,不宜有過多的詮釋,以免破壞原本義理脈絡。

南宋官員李性傳非常推崇《四書章句集注》,他認為,朱熹的其他著作及語類與《四書章句集注》存在矛盾的,應以《四書章句集注》為準。

南宋學者王柏認為,《四書章句集注》包含無窮之味,即使深入鉆研其中所蘊含的意味,也不能夠了解得非常清楚,就不要再說了解它的言外之意了。

南宋官員黃潛認為,讀《四書章句集注》,有《叢說》二十卷,講述義理,非常務實。每次他告誡學者時都會說,士人求學,當以圣人為準。至于進修的情況如何,要看自己的能力。然而要先了解圣人的心意,就要學習圣人的書。圣賢的心意都在四書中,而四書的“義”都在于朱熹的“注”中。朱子的言辭簡約,含意卻深遠,要不斷研習,才能知道其中的要領。

北京大學古文獻學家顧歆藝認為,《四書章句集注》是一部宋學特色明顯的古籍整理之作,它繼承了北宋以來學術研究特別是經典注釋的風格和特點,注重對經典總體思想的把握,獨立性強,少有約束。而其思想內容就是對傳統儒家學說有所發展的成熟的理學思想。《四書章句集注》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它是儒學對以佛學為代表的外來思想挑戰的一種回應,是唐宋以來儒學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時代精神的體現。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郭齊勇認為,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甚至超過了清代漢學家的貢獻,借用一句話可以說是:“先立乎其大者”,即從整體的聯系的觀點把握了四書的精髓,也是先秦儒學的精髓,并在宋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創造性地詮釋了儒學的精義。

當代哲學家、哲學史家陳來認為,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在主觀上力圖使讀者能夠切就經文來理解經文的義理,引導讀者就經文去理解它的意義。所以他是即經求理,不是離經說理。實際上,朱子解經的很多地方也是發揮了經文里面沒有說明的義理,這是一切義理派解經學共有的一種必然的歸趨。但是,朱熹沒有忽視訓詁、音讀和名物的解釋,注重經文自身的脈絡,所以他的《四書章句集注》能夠經得起漢學的批評,同時彰顯出義理派的優長。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朱漢民認為,朱熹宋儒通過集結四書,分別為《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作序,重新構建從孔孟到程朱的道統脈絡,完成了宋儒的道統論思想體系。在《四書集注》諸篇序說中,朱熹集中表達了他希望繼承孔子整理、詮釋《六經》而確立儒家道統的思想傳統。他通過結集、詮釋四書而建構理學,同時推動儒家道統論思想的成型。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束景南認為,朱熹的四書學體系中具有不可克服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他呼喊著復歸善的人性,另一方面卻把人倫綱常這些最悖人性的封建道德當作最人性的東西;一方面強調張揚主體性,實現道德氣節人格的超越,另一方面卻用幾乎近于禁欲主義的倫理道德規范的制約使人繩行矩步,道貌岸然,又走向了主體性的喪失;一方面猛烈抨擊統治者的道德腐敗,人性墮落,另一方面他要人做存理滅欲的內向修養功夫,卻在另一極上又走向了道德與人性的反面;一方面他用樂觀理想的色彩盡情描繪著彼岸建立在人性之上的仁政王國,另一方面卻又對這個仁政王國在非人性的此岸的建立感到悲觀絕望;一方面他用“理一分殊”痛批人性異化成佛性的宗教愚昧,另一方面他的“理一分殊”的辟佛體系卻又同禪宗、華嚴宗有著天然的精神相通。朱熹四書學中的人本主義,是一個人性與非人性、人本與非人本、道德與非道德的矛盾體系,滲透著他四十年來大半生不停息的自我反思與精神探索艱辛之路的全部思想矛盾。

影響

《四書章句集注》被中國歷代王朝統治者所推崇。南宋趙擴嘉定五年(1212年),《論語集注》《孟子集注》被定為官學教材。淳祐元年(1241年),趙昀正式下詔確定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太學教材。元朝延祐二年(1315年),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下詔以“四書五經”取士,程朱理學成了科舉取士的標準,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就是官方欽定的權威注解。洪武十七年(1385年),朱棣規定鄉會試四書義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經義亦以程朱等注解為準,程朱之學成為官方學術。明成祖銳意提倡程朱哲學,下詔修撰《性理大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永樂十三年(1415年)修成后,明成祖親自為三部《大全》作序,頒行天下,成為科舉取士的欽定用書。其中,《四書大全》即是在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的基礎上輯錄了明永樂年前為四書注解者計106家編撰而成。從此,以朱熹為核心的理學被正式確定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和意識形態。從明成化開始,科舉考試采用八股文文體,題目主要摘自四書,所論內容則依據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清代基本上延續了明代的教育與考試制度,特別推崇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八股文命題必須出之于四書,答卷必須要遵照朱熹的注釋。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從官方到民間的普遍使用的教材,對后世思想家產生重大的影響,其話語體系塑造了后來理學家們普遍的思維方式與問題意識。

《四書章句集注》經過朱熹反復研究,頗為完整,條理貫通,無所不備。在注釋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漢唐學者的作風。漢唐學者的注釋注重經書的原本,文字的訓詁和名物的考證分量很重。朱熹的注釋則注重闡述四書中的義理,并加以引申,巧妙地集訓詁與義理于一體,將理學思想恰當地“嫁接”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的義理中。朱熹用四書中的哲理來構造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形成了義理解經的系統模式,極大地推動了儒家典籍精髓思想的傳播。《四書章句集注》上承經典、下啟群學。不僅是儒家學說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學體系的基礎,對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巨大的影響。

名言章句

1、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繆。

【今譯】求利的心,產生于物與我的相互接觸、比較,是人欲的私念。遵循天理,不求利益自然就不會不利。陷入人欲,所求的利益還沒有得到,危害就已經跟著來了,所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2、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于己也。

【今譯】仁者必定愛他的父母,義者必定把君主的事當作應該先辦的急事,所以君主親自實行仁義而沒有求利的心,臣下就會受到感化,自然而然就會親近和愛戴君主。

3、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

【今譯】學習應該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就會積少成多。學習中途而止,則前功盡棄。

4、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今譯】積極行善,別人就會相信你、認可你,而且能使自己心里感到快樂,這種和樂之氣散發在身體之外,容易讓人感受得到。

5、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今譯】一個人開始學習,學識和學問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和境界,承接的天理就會符合客觀實際情況,從而心就不偏斜,合于道德法則,就會心正,也就是說意誠然后心正。

6、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亦,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于如此,此學問之極功、圣人之能事。

【今譯】天地萬物和自己是一體的,自我心正,則天地之心正,自己氣順,則天地之氣順,這就是做學問的最大收獲,也是圣賢最大的本領。

7、為人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為外,則不可不遜。”

【今譯】如何做人全在于自己,有自我的風格,無所謂謙遜。但有了善名后,個人行為就有了社會效應。就一定要謙遜。

8、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于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于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p>

【今譯】內心忠誠有信用,行為合乎禮法,在待人接物時小心謹慎,即使處在卑微的地位,也能以謙虛的態度自我約束,而不會因為位卑,在品德方面有所放松。忠信的品德雖修于內心,但是品德修養好了,人人都會信服你,所以你的行為就不會受到阻礙。

9、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于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儀,是以尊君親上而樂于效死也?!?/p>

【今譯】如果國君行仁政,百姓盡力于田壟,有閑暇時間可以修禮儀,那么百姓就會尊敬國君,像對待親人一樣,甚至甘于為國君賣力而不惜性命。

10、言眾人雖有不忍仁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圣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今譯】眾人都有憐憫和同情心,然而物欲損害了它,保留它的人很少,所以不能明察和識別進而用到政事中。唯圣人有憐憫和體恤別人的心,所以施行的都是仁政。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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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與“境界”:《四書大全》中“北山學脈”義理詮釋之考察.中國孔子網.202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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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朱子文化:守正開新,他們怎么說?.閩南日報.2023-09-11

中唐《春秋》新學開啟宋代新經學.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202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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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齊勇:四書學的過去與未來——序新版《四書章句集注》.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2023-09-10

陳來:傳承與訓解——《論語》引論.中國孔子網.2023-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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